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4年3月30日星期日

852郵報: 「開明左派」是這樣煉成的──曾鈺成今昔大比拼





說起「開明左派」,你會想起誰?一眾建制派議員當中,你覺得誰人(相對上)最有良心?誰人說話最易令人接受?以至誰人最能夠和民主派溝通?

沒錯,相信大家第一時間想起的,八九不離十,都會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曾鈺成今日談及普選問題時再次展現其「開明」本色。他重申,很多人將「愛國愛港」看成是建制派陣營的標籤,但中央官員與他討論時認同,如果有參選人民望高,即使不屬於這個陣營,都不應隨便篩走他。他又指,立法會上海之行是各方面溝通對話的其中一步,每一個對話的機會都很珍貴,希望各方可以「坐低傾」,云云。

其實,類似的「開明言論」近年經常出自曾鈺成之口。例如去年他曾表示,只要中央在普選問題上解除「心魔」,不任意排除某些人參選,普選便能「海闊天空」。這番話的「開明程度」,甚至引起左報的不點名批評,最終令到曾鈺成要「縮沙」表示深切反省。


近年常發表開明言論


去年10月的電視牌照風波中,曾鈺成又表示,如果政府甚麼都不做,每次出來都只說沒有新交代,這不會是公眾想見到的情況,政府亦不可漠視上街的市民。對於政府以行會保密制作為擋箭牌,他又強調,行會制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就算行會所有人反對,行政長官都可以唔聽」,句句都衝著梁振英而來。如果不看樣貌只聽聲音,還差點以為這番話是出自民主派。

然而,這位在1992年有份創辦民建聯的黨主席兼左派學校校長,過去曾先後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及行會成員,加上做了17年建制派議員,曾鈺成真的會是一個開明的人嗎?還是只因時勢使然,以至還想在政壇上更上一層樓,所以才在近年「突然開明」?

852郵報》翻查資料,就發現曾鈺成過往和其他建制派一樣,都曾發表相當「左」的言論。

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反23條立法,時任民建聯主席的曾鈺成就指,很多市民反對立法或有所保留,「相信都係被誤導」,更指「今日係假日,大家去完嘉年華,去完遊行,聽日又會回復正常」,還表明無論有幾多港人遊行,都絕不會改變民建聯支持立法的投票意向。

網站《維基語錄》則顯示,曾鈺成曾在19926月曾經讚賞共產黨,表示:「我所認識的共產黨,都是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專門利人,毫不利已,共產黨的形象是很好的。」

19934月,他又指:「如果九七年後有人寧願做英國殖民地的子民,而不肯做所謂中國的奴隸的話,九七年後他們可以到其他殖民地繼續做殖民地的子民。」


以前常叫泛民作「反對派」

至於近日經常呼籲「泛民主派」要多跟中央溝通的曾鈺成,其實以前不是統一叫「泛民主派」的,而是跟左報一樣,經常稱他們為「反對派」。

例如200711月,他還未擔任「德高望重」的立法會主席前,就於報章撰文評論陳方安生與葉劉淑儀的選戰。曾鈺成寫道:「對於這次立法會補選,反對派原來的打算是把它渲染為『民主與非民主的對決』、『對二一二雙普選的公投』……然而形勢比人強,陳太也不能發揮反對派期望的神奇效應;反對派的如意算盤,決計很難打響了」。不看作者只看文章的話,還差點以為這是左派報章的社評。

在另外一篇談及選舉的文章,曾鈺成就說:「其實,嘴裏經常說着『相信市民』、『尊重民意』的泛民政客們,恰恰正是對市民最沒有信心,對民意最不懂尊……說穿了,他們並不是真的想見到市民成熟、理智,因為成熟、理智的市民,不會任由政客愚弄。」這段話,也很有「左王」卲善波的影子。

對於政協常委李家傑炮轟鍾庭耀的民調為泛民提供彈藥,曾鈺成日前在電台訪問中就為鍾庭耀辯護,表示在「十大議員」的民調中,建制派議員都是名列前茅,笑問:「咁你話鍾庭耀係幫邊個呀?」盡顯其「開明本色」。然而,其實曾鈺成早在20078月一篇題為〈政改民調,政治工具〉的文章上,就暗諷港大民調是政治工具。


「開明左派」大有市場

他當時寫道:「港大的政改民調,是受泛民委託進行的;其中向受訪者提出的問題,自會按委託人的需要來擬定;一次調查結果『不理想』,可以把問題修改調校,務求得到委託人合用的結果。讀者不妨自行瀏覽『香港大學民意網站』,看看『政改專頁』裡有關行政長官選舉提名『篩選機制』的問題,是怎樣一再修改的,必然忍不住會心一笑。」

他又指:「反對派似乎很重視民調,其實他們不是真的要藉民調找出民意所在,以之為行事依歸;只是利用民調作為政治工具,打擊對手,為自己造勢。」如此看來,他以前明顯不太尊重鍾庭耀主理的民調,今天卻能在電台談笑風生地替鍾庭耀辯護,幾年間就立即「變臉」,速度之快令人嘆為觀止。

說到底,現時嚴重左傾的政治人物愈來愈多,早已是供過於求,反而「開明左派」有更大的市場,也是部分中央官員所樂見的「政治對沖」。更何況,曾鈺成已貴為立法會主席,本來就不方便發表太多個人意見,所以順勢搖身一變,走開明、支持民主、不盲目保皇的路線,絕對有助自己提升民望,說不定甚至可挾民意問鼎特首寶座,怎看也是利多於弊的決定。挑通眼眉的曾鈺成,豈會不懂選擇?

練乙錚: 抗爭學台灣?發啷厲學大陸!韌性社會.《弈》

台灣人關注反《服貿》,害怕一旦「在陸台商」再加上「在台陸商」夾攻,美麗島就要淪陷;大陸人盯着失蹤航機搜索,強
國上下指着馬拉小國開罵,日本討了個便宜;香港人擔心政改搞不成,反失去言論自由;國家紛亂、思緒難平的時候,或可從經典中尋智慧;筆者選了《馬太福音7:8》推薦給大家。



台灣的「紅金政治」近了

台灣學生為反《服貿》「佔立」十多天,終於昨天在首都北市政治中心的中正區達到高潮。有史以來參與人數最高、號稱五十萬以上的「黑潮」,從大台北乃至整個台灣的四方八面湧至,表達了反《服貿》的憤慨與激情。所謂「黑潮」,本指常年由台灣東南面海域一直沿岸流往沖繩的太平洋環流;從南至北的流向,多少隱含着馬政府受到的壓力的來源。

輿情大比數站在學生那邊,連大企業家站出來說話,也是要政府和學生好好溝通,以至國民黨的公開立場不能不稍為軟化,但說她會真正讓步,為時尚早。港人隔岸觀火而港媒報道多着眼於「暴力」、「違法」等枝節問題上面,也許未能充分看到台灣人面對的危機有多深。

一回總統大選前夕,中共在台灣東南部沿海一帶的漁村裏以高於市價的錢,買起所有漁獲;此外,不少大陸有投資的台商,不論本省外省,在選戰關鍵時刻回到台灣,齊聲唱好國民黨。這些動作,無異幫助了國民黨繼續執政,卻同時令當選的馬英九染上「外來」色彩,並埋下導致今天台灣民主「脫序」、「出軌」的種籽。

起漁獲是一回事,全面的《服貿協議》則是更大的另一回事。協議通過之後,台灣商界得益者的錢更多是在大陸賺;大陸既成為台商衣食父母、更深更廣的利之所在,亦必會順勢進一步影響台商的兩岸政治取態。另一方面,從大陸來台開設大大小小服務企業的大陸人成為台灣勞工的僱主、台灣消費者的供給者,逐步掌握全台民生經濟命脈。在陸台商和在台陸商這兩股力量,將以其愈發雄厚的財力,分別尋求更多北京的「讓利」,以及台灣政府的更大程度、更全方位向大陸開放,形成「紅金政治」的惡性循環。影響所及,不會只是限於台灣東南部而是遍布全島,最終替北京貫徹「先經後政」。這個發展途徑包含的危機,台灣人很清楚。

權的外來成分加上「紅金」力量,勢將從台灣民主體制的內部將其瓦解;如此,台灣僅剩的健康力量只能從體制外反制。推動《服貿協議》,國民黨在議會裏予取予攜,直接反映形勢之惡劣,而學生「佔立」運動,就是這個形勢之下的第一步體制外反制行為。換句話說,爆發以「佔領」為主軸的「太陽花學運」,實在無可避免,因為體制很大程度上已經淪陷。

北京由胡錦濤開始,推行「以經圍政」對付台灣,當地商界和傳媒的一大片,已經成為俘虜。任何人在這兩年裏到過台灣、曾經和當地人深入交談過、感受到當地氣氛的,大概都會知道矛盾衝突很可能無可避免。有些港人認為,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近年所作所為,再加上大
水貨客淹沒香港,無疑對台灣提供了「示範單位」的作用,引發台人恐懼,於是爆發運動。香港的這種示範作用不是沒有,但影響頂多是邊際上的;主要的問題在於台灣內部的正負能量已經在短兵相接,《服貿協議》提供了這個攻防戰的第一個戰場。


然而,北京不可能沒有估計過「以經圍政」會有反彈,只不過以為會是由已經軟了一截的民進黨主導,難成氣候,沒想到敢站出來喊停的,竟是一批乳臭未乾的娃娃。

台灣這次發生的事,港人興趣甚濃,人大代表羅范卻很擔憂,馬上以大和尚身份勸喻香港的小和尚閉起眼睛不看不學,但恐怕已經無效。去年,「佔中」運動派人到台灣向施明德取經,香港左派指謂勾結台獨,盡情撻伐,氣勢如虹。不過,經過一年來的本土運動洗禮,港人心態已有微妙變化,向什麼人取經,不再由得你管;台港兩地的反陸心理連線已經打通,在年輕人當中尤甚。看台灣,一般港人也會漸漸覺得多有可學之處。學什麼呢?不一定只是學搞社運上街佔領。

《服貿協議》在台灣國會裏長期膠着甚或拉倒,可能性很大,但這都還不是結局,今年稍後的直轄市市長和市議員選舉、2016年初的總統大選,才會見真章。筆者認為,國民黨這次要退得夠,才能釋民眾的疑慮,「賣台」之說才會減弱,選舉才有望不失或小失。退得夠不夠,繫於接不接受學生四個訴求中的最關鍵一個:先進行《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有了這個法,台灣人才可安心一些,更會有信心和大陸重開《服貿》談判。這一步走出了,台灣對香港便多一個示範作用。泛民政黨和議員尤應爭取的,就是一個能夠有效規管港陸「融合」、有助守護香港的法例;追求這個切身利益,無異比搞絕食自殘有效,會獲得更多市民支持。


MH370博弈日本PR勝中國

MH370班機失蹤事件中,難客數目按來源地區計,以中國大陸最多;生命等價,故大陸博得最多的世人同情,港人亦可同聲一哭。不過,由於這些難客家屬及其他無直接相關的人士反應愈來愈激,已上升成為大國民族主義情緒,於國際上開始失分;日前發生大陸網民「發啷厲」,對居台灣馬籍歌手梁靜茹作各種不堪入耳的無端謾罵之後,東南亞華人圈裏更出現不利的反彈【註1】,助長大陸人這次得理不饒人的強國態度的,當然還有擺出同樣高姿態的政府官員。

國在這次航空事故中的表現的確差勁,世界各國輿論對此亦多所批評。不過,因為事件的確棘手,所涉資訊的高科技含量高,介入的國家數目多(維基百科算出提供搜救援助的國家一共22個,連孟加拉也出動兩艦一機),提議在不同地區進行海空搜索的國家不下半打,搜索海域三時五刻就換一個,馬國國內則還有政府領導、民航局、航空公司、機場指揮、文職人員與技術人員乃至與波音飛機公司之間的溝通問題。小國大概無此經驗,主事官員顧此失彼手忙腳亂說話前後矛盾,亦非不能理解,何堪指罵之為「真正兇手」?

馬國與北京因「南海九段線」有領土糾紛,關係早已存在問題,這次北京官民惡言相向,馬人更不是味道;坐享漁人之利的,明顯是好整以暇、於這次事件並無人命損失的日本。

馬關係本來就不錯。二次大戰時期,日軍入侵馬領土,但當時的「馬來亞」是英國殖民地,日本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驅趕霸佔亞洲的西方列強為名,竟得到當地民眾不少支持。二戰結束後的1962年,「大馬之父」馬哈蒂初次訪日,見日本舉國上下齊心搞經濟,國家管理井井有條人民彬彬有禮,完全為之傾倒【註2】。1982年,馬哈蒂為抗衡西方的影響力,提出「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與日本和韓國建立特別密切的關係,要求人民以日、韓兩國為榜樣,並特別向日本派遣大量留學生。2012年,兩國大事慶祝「東望政策」推出三十周年,進一步加深關係。筆者的日本學生當中,也有好幾個曾經選擇到馬國的大學交換學習一年,回來寫的長篇報告都非常正面。

近年,馬國大事開發油汽田,日本投資很重,更成為該國出產的天然氣的大買主。北京提出南海領土要求之後,日本有機可乘,更積極拉攏馬國。這次馬航事件,本與日本完全無關,但日本大打溫情牌,三日之內便答應派出自衞隊和海上保安廳的海空搜救力量,馬國對此十分受落。

「強國」無外交,北京的強硬取態,殊為笨拙。這次事故,有國民遇難的國家不止十個,包括美、法、加、奧、俄等大國,大陸最聰明的做法是「四両撥千斤」,就算自己默不作聲,這些國家也會給足壓力,馬國何敢怠慢?遇難者親屬情緒失控,人之常情;四周的網民暴露強國心態喊打喊殺,亦可視為愚昧之失,國之常情。但搞外交的官員也掌握不了分寸,在南海也讓日本乘虛而入割禾青,則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太高氣燄太低能也。


韌性社會

台灣民主列車因遇上路軌上的「大陸沙石」而脫序出軌,導致(輕度)流血,有人因此嘲笑民主制度不靈了。的確,民主遇上中共因素,不一定能夠及時抵擋於體制內,故體制之外的行動,或時有需要;問題是制度能否有足夠韌性,把經驗變成補救不足處的解方,讓社會重回一個改善了的體制。上面提到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便可以是解方之一。

說到社會脫序出軌,其實最常發生的是大陸。且不說近年在黨中央發生的權力鬥爭如「胡江鬥」、「習薄鬥」,就看大陸各地頻繁出現的「群體性暴力事件」便很清楚:按百度百科提供的資料,1995年全年發生的群體性暴力事件約為一萬起;至2009年,已突破一年10起的超高數字。筆者粗略一算,十四年期間的年增幅為17%,遠高於同期間的「奇蹟GDP增幅」【註3】。據此,如果有一個全世界暴動之邦的排名,大陸恐怕
是龍頭大哥。引致這些暴力的原因,不外官商剝削、官逼民反。專制之下,大陸社會缺乏韌性,小事也會引致硬傷,只不過中共官方掩飾得比較好,百度也只是提供乾巴巴的數字而已。想圖文並茂看群體性事件實情,最好是上《大紀元》【註4】。

《弈》.前言

筆者最新的一本文章集,快將由天窗出版社出版。書的序言先放這裏跟讀者見面:

知不覺,放下《信報》主筆的工作到日本教學,已經五個年頭。期間,一直用「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為《信報》寫稿。起初,平均每周一篇,不定期。去年中,因為打算逐步淡出日本的教學,往後的時間會充裕一點,所以和《信報》約好,改為平均每周兩篇,見報時間也成為比較固定的周一和周四。本來想多元一點寫社會現象、生活體驗和經濟分析,另加一些其他題材,無奈政治逼人,結果超過一半的文字和香港政治問題有關。

兩年來的生活性文章,主要歸入去年出版的《臺灣騎乘記》;這一集裏的,於是或多或少都和政治有關。所涵蓋的時段,約為2011年特首選舉至今年年初。期間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唐梁之爭、梁振英上台、特首私居僭建、「佔中」運動發起、廉署湯顯明不當開支、圍繞提委會的政改爭議、泛民分裂、港人身份認同與本土運動勃興、言論自由響警號,等等。

於所有有關議題,筆者都不缺席,唯獨是在特首梁氏僭建和廉署湯顯明瀆職二事上面,在對事件不齒和對港人不忍之間,竟無法下筆。 

說是評論當下政治,何嘗不也是做着一點歷史工作。

法國史學家托克維爾能夠寫出它的巨著,有兩個易為世人忽略了的原因:他利用史料眼光之獨到,以及他發掘史料之勤。關於後者,今人RobertT. Gannet Jr 的著作Tocqueville Unveiled: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urces for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竟得用整整一百頁即接近全書一半的篇幅,逐點羅列托克維爾的《舊政權與大革命》原文裏的資料出處。事實上,托克維爾自己,亦在自己的那本書的序言裏,用了
四段文字周全地講出所用的資料從哪些方面蒐集得來,其中一段的開頭這樣說:「為了穿透到舊政權的心臟,……,我不僅讀了所有十八世紀的重要著作,還仔細看了很多不見經傳的書;這些書欠缺文采非匠心獨運故不能傳世,然其質樸無華不事雕琢之處,卻往往能更真確揭示那個時代的特質」。

回想起托克維爾這段文字,筆者一再悟到,每寫一篇評論、每查證一筆資料、每下筆寫好一個句子,其實都是不自覺地在為歷史見證。當今天的特區政府成為「舊政權」之後,史家要好好寫這段歷史,也會需要搜羅像筆者寫的這些「欠缺文采非匠心獨運故不能傳世」的文字做材料。然則,從事評論工作,雖枯燥無味而成效堪虞,亦豈能不費煞心力力求精確!

兩年來,筆者寫的評論文字,要比這本書裏選錄的多得多,天窗出版社的編輯去蕪存菁,獨具慧眼,編排組合,尤顯功夫。此外,成書過程裏,於少數個別文章的取捨,確曾有過某種誤會、遇到一些波折;可幸《信報》終歸善意滿盈,於版權事上尤其慷概,問題一一解決。對此,筆者心懷感激。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馬太7:8)。

《氣短集》之三十四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報道見《主場新聞》的《不滿大馬政府處理馬航失蹤大陸網民遷怒梁靜茹》
【註2】馬哈蒂對此事的回憶見其FB網頁文章TheLook East Policyhttps://www.facebook.com/notes/d ... y/10151211087122529
【註3】數字見百度百科「群體性事件」條之「特徵」部分(http://www.baike.com/wiki/群体性事件)
【註4】「法輪功」辦的網站《大紀元》,在大陸的線人覆蓋面極廣,報道大陸群體性暴力事件可謂日日鮮(此類獨家消息,難有獨立第二來源佐證,用時要小心);寫此文時,即日(27日)新上網的是325日在大陸發生的45起事件的組圖(http://www.epochtimes.com/gb/14/3/27/n4116970.htm组图-大陆地方政府抢地--与村民冲突不断.html;十天之前(17日),則是這個http://www.epochtimes.com/gb/14/3/17/n4108533.htm组图-大陆多地发生抗强征强拆冲突事件.html?p=all。兩組圖片並無重複。

丘亦生:央企實驗室


中信集團取道注資中信泰富(267)變相上市,事成後市值將大躍進,隨時是另一隻和黃(013),我見內地媒體開始將兩者作比較,更隱隱然有取而代之的意味。雖然我覺得,中信與和黃根本是不同品種的企業,但由於中信集團將連中信泰富的恒指成份股地位都會照單全收,故此不少
港人還是要被動增持在恒指比重大增的中信集團。

市值大 佔恒指比重增

中信集團今次注資兼把總部遷冊香港,被視為習李政府下的國企改革再啟動,但實際操作,可能只是把2006年後沒有再批准的紅籌上市重開綠燈。不過,由於涉及注資規模近3,000億港元,日後市值很可能超越長實(001)及銀娛(027),中信集團在恒指的比重,肯定會較中信泰富大增。

是次大動作被視為央企改革的先頭部隊,代表之後可能有更多央企效法,港股多了生意當然叫好,但對投資者來說又意味着甚麼?

現時在恒指中,已有不少份屬央企的成份股,我利用
Webb-site.com的總回報(計入股價升值及股息因素)數據,統計了這些央企過去5年的複式總回報,原來只有11.3%,較所有成份股的平均總回報18%低出不少。

這些央企,普遍市值龐大,好像在恒指成份股中十大市值裏,央企便佔其四,但在總回報榜上卻剛好相反,只有昆侖能源(135)一隻上榜,國壽(2628)更加位列成份股總回報榜末,5年計入股息都要輸1.4%。又如工行(1398)雖然賺過3,000億港紙,但5年股價總共只升12%,遠遜恒生(001161%及滙豐(0005)的90%


央企有包袱 跟着政策走

這幾年恒指跑輸美股及不少股市,與幾隻央企如中移動、工行、建行、國壽等巨無霸表現乏善足陳,恐怕脫不了關係。

做得央企,當然蒙國策照顧,有特權及各種顯性或隱性補貼,但另一方面,又要背負不少的任務及包袱,股東回報很多時並不是首要考慮。
中央一吹雞,央企便要跟着政策主旋律走,借錢的放水,「走出去」的便要做海外收購,又或要根據中國外交的風向簽訂合同,這些決定多少是考證過回報及風險後出手,內裏的策略考慮,是基於公司自身,還是國策的要求?

那些年,一眾央企上市,都說要透過上市推動企業改革及管治,釋放生產力,但這場實驗已做了很多次,又有多少能突破自身的框框,把品牌及產品推向另一層次?

香港打開門做生意,當然歡迎各式千億實驗,但恒指基金及盈富基金(2800)是很多人主動或被動的投資選擇,所以呼籲編製恒指的大佬不要來者不拒,令恒指被這些實驗的種種風險折騰,限制一下這些央企佔恒指的比重,保住這個代表港股Q嘜標誌的指數及散戶的荷包。


 Stephen S. Roach: The End of Chinese Central Planning


That was the question I asked Chinese Finance Minister Lou Jiwei this week at the 15th annual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which brings together top Chinese officials and an international delegation of academics, leaders of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and business executives. Having attended the CDF since former Premier Zhu Rongji initiated it in 2000, I can attest to its role as on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platforms for debate. Zhu welcomed the exchange of views at the Forum as a true intellectual test for China’s reformers.

It was in that spirit that I posed my question to Lou, whom I have known since the late 1990’s. In that period, he has been Deputy Minister of Finance, founding Chairman of China’s sovereign wealth fund,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and now Minister of Finance. I have always found him to be direct, intellectually curious, a first-rate analytical thinker, and a forward-looking advocate of market-based reforms. He is cut from the same cloth as his mentor, Zhu.

My question was se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thrust of Chinese reforms announced at last November’s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emphasized the“decisive role” of market forces in shaping the next phas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 prefaced my question by underscoring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a target and a forecast in framing China’s major economic objectives. I argued that the former embodied the obsolete straitjacket of central planning, while the latter was far more consistent with market-based outcomes. A target perpetuates the image of the all-powerful state-directed Chinese growth machine – a government that will essentially stop at nothing to hit a predetermined number.

While it may seem like splitting hairs, continuing to frame the economic goal as a target sends a message of determined and explicit guidance that now seems at odds with the government’s market-oriented intentions. Wouldn’t dropping the concept send a far more powerful message?Isn’t it time for China to let go of the last vestiges of its centrally planned past?

Lou’s response: “Good question.”

China, he went on, is in fact moving away from its once single-minded emphasis on growth targeting. The government now stresses three macroeconomic goals – job creation, price stability, and GDP growth. And, as evidenced by the annual “work report” that the premier recently submitted to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current emphasis is in that order, with GDP growth at the bottom of the list.
This gives China and its policymakers considerable room for maneuver in coping with the current growth slowdown.Unlike most Western observers, who are fixated on the slightest deviation from the official growth target, Chinese officials are actually far more open-minded.They care less about GDP growth per se and more about the labor content of the gains in output.

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light of the important threshold that has now been reached by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 the long-awaited shift to a services-led growth dynamic. Services, which now account for the largest share of the economy, require close to30% more jobs per unit of output than the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sectors combined. In an increasingly services-led, labor-intensive economy,China’s economic managers can afford to be more relaxed about a GDP slowdown.

Last year was a case in point. At the start of 2013,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 was targeting ten million new urban jobs. In fact, the economy added 13.1 million workers – even though GDP expanded by “only” 7.7%. In other words, if China can hit its employment goal with 7.5% GDP growth, there is no reason for its policymakers to panic and roll out the heavy counter-cyclical artillery. That, in fact, was pretty much the message conveyed by a broad cross-section of senior officials at this year’s CDF: Slowdown, yes; major policy response, no.

Zhou Xiaochuan, the head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was just as emphatic on this point. The PBOC, he argued, does not pursue a single target. Instead, it frames monetary policy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he called a “multi-objective function” comprised of goals for price stability, employment, GDP growth, and the external balance-of-payments – the latter factor added to recognize the PBOC’s authority over currency policy.


The trick, Zhou stressed, is to assign weights to each of the four goals in the multi-objective policy function. He conceded that the weighting problem has now been seriously complicated by the new need to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financial stability.

All of this paints China with a very different brush than was used during the first 30 years of its growth miracle.Since Deng Xiaoping’s reforms of the early 1980’s, less and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numerical targets of central planning. The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evolved in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though it is still housed in the same building on Yuetan Street in Beijing.And, over time, economic managers succeeded in drastically curtailing sector-by-sector Soviet-style planning. But there was still a plan and an aggregate growth target – and an all-powerful NDRC hanging on to the levers of control.

Those days are now over. A new “leading committee” on reforms is marginalizing the NDRC, and China’s most senior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makers – Lou Jiwei and Zhou Xiaochuan – are close to taking the final step in the long journey to a market-based economy. Their shared interpretation of flexible growth targeting puts them basically in the same camp as policymakers in most of the developed world. The plan is now a goal-setting exercise. From now on, fluctuation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policy responses that those fluctuations imply,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that vein.

Stephen S. Roach, former Chairman of Morgan Stanley Asia and the firm's chief economist, is a senior fellow at Yale University’s Jackson Institute of Global Affairs and a senior lecturer at Yale’s School of Management.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new book 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



2014年3月22日星期六

852郵報: 戀殖歸英情意結 揭港人身份認同危機




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日重臨訪港,惹來部分港人被指有「戀殖」甚至「歸英」心態復興,也令大家再度深思,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

香港是個移民城市,「香港人」這概念一直頗為模糊。自1841年開埠以還,出現過多次來港移民潮;但他們初時一律都有共通點,就是只視自己為移民,總會有回鄉的一天。對於香港早期移民來說,香港不是他們的家,是以大家用「廣東人」、「福建人」、「上海人」自居,同鄉宗親會的會所比比皆是。

及至戰後嬰兒潮,香港增添了大量本土人口。按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高馬可(John Carroll)著作《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的說法是,「香港人」身份認同於1970年代以後,開始逐漸加強,在此期間,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比內地迅速,令香港人從中產生一種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得以讓香港躋身國際。

不過隨著近年所謂的「強國崛起」、「北望神州」、「中港融合」,在內地文化差異及經濟強勢的衝擊下,香港人的身份彷彿受到衝擊,如是生於斯的地方卻有感陌生。不少人既不認同內地,卻不得不承認跟兩地愈趨融合,在這種拉鋸的情況下,只能從過去的光輝中找回自己。

事實上,「戀殖情意結」在幾年間漸漸成風,每逢示威活動,一曰「驅蝗行動」和「闖軍營事件」云云,都不難發覺港英旗幟屢見不鮮,用以提醒大眾過往的光輝歲月。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勳爵昨日訪港,便有申訴人士把握機會,趕到他面前大喊「我好掛住你」、「歸英」之類的口號。

對於這種行徑,不少親中及 建制派人士指出,高舉殖民旗幟有如分裂香港、是「搞港獨」的先兆。然而這群「親英人士」表面是掛上殖民旗號,骨子裏他們或許不是那麼親英,其目的旨在不滿 中央干預香港自主,繼而做出一些宣洩行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今晨在電台節目中,便正好補充了這個觀點。她表示,昨日跟彭定康晚飯後談論事件,指有人高 舉「港英」旗幟,「並不代表有人要求港獨」,只是「很多人懷念當時的政府及社會較公平、公正、公義。」


身份認同出現危機


凡此種種,都說明了香港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身份認同危機。這種危機,除了生活習性的差異外,亦涉及歷史、文化,還有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箇中因果關係複雜,為此《852郵報》請教了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由他向讀者分析近年在香港出現的戀殖現象。

鍾劍華表示,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近年屢創新低,但諷刺的是,根據香港大學的民調,在回歸初期香港人是愈來愈接受「中國人」此一身份的,所以他認為現在的落差,可以訴諸於自回歸而來香港人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有兩個層面:

首先,在政治上中央及本土的環境窒礙,令人尤其不滿,例如侵犯人權的劉曉波事件、李旺陽事件,無不令香港人反感,加上特區政府施政不濟,令大眾有冤無路訴。

其次,是現實的問題導致中港矛盾,不論是搶病床,或買貴樓,或走水貨,統 統令民怨沸騰;更甚者,是部份自由行旅客不遵守本地的行為準則,肆意於公眾地方面斥不雅,令香港人從回歸初期高漲的「中國人」情緒,變為今天的逆道而行。 身處這種被迫磨合的情況下,反感情緒只會愈來愈強,遂不惜以任何機會表達不滿,高舉港英旗幟就是一個例子。


戀殖人士非真心戀殖


鍾劍華坦言,在龍獅、港英 旗幟的海洋中,他不認為是有團體正醞釀「港獨」。據他的理解,這撮人是想表達一種很不抒懷的鬱結,而每逢六四、七一遊行,都不難見到他們。因此彭定康來 港,「香港人優先」、「港人自決」這類團體更會抓緊時機,張揚殖民時期的標誌,因為這種行為最能作出對比,挖苦現時的不濟。鍾劍華認為這行為的本質是,他 們寧願回望殖民的過去,亦不想放眼在這特區領導下的將來;而參與示威的人,不少都很年輕,都是八十後、九十後,換句話說,在回歸時,他們不過是學童,是以 鍾劍華相信這群人對殖民年代的概念根本不深,更遑論認識「肥彭」管治下的香港。

論及早前的「驅蝗行動」以及「愛國愛黨大遊行」,鍾劍華覺得,只要是不侵 犯他人、不人身攻擊,不論是「拖喼」或「舉旗」,都是可以接受的。香港是自由社會,在「自由建基於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示威者選擇怎樣做,則悉隨尊 便。反而他直指香港現時當務之急,是要處理社會這種不安的躁動情緒;這種情緒不屬個人、不屬小眾,而是大多數人都有。如果現在做個民意調查,對現時處境感 到不快的人,相信人數應該不少。由是之故,他指政府或社會人士均不應公開過份指責,因為在二元對立的局面下,這種衝突只會愈鬧愈激烈,正中示威者本想挑起 矛盾的下懷。


身份認同非處於對立局面

人類是群居動物,需要身份 認同。但任何人的身份認同,都不會固定不變,亦不會單一認同,而且在不同的處境下,在不同的場合,都有不同的身份認同:例如北京奧運時,北京人會較傾向認 為自己是北京人;在上海世博時,上海人會較傾向認為自己是上海人。不過兩者都沒有排斥自己是中國人。

現今社會淪落至非黑即白,說自己是香港人,其實不代表自己不是中國人。現 在的問題是,很多人在承認自己是香港人的同時,否定自己是中國人,這才是政府要留意的問題,要認真反思背後的原因,而不是去指責有人「搞港獨」,浪費光陰 之餘,亦無補於事。對很多年輕人來說,目睹中國近年發生的事,從中衍生出價值取向的不同。他們一時之間,或許不想承認自己與中國同出一轍,從而以港英身 份,重新塑造自己的優越感。


沙盤推演:香港會出現「佔領立法會」嗎?




台灣學生及民眾為阻止國民 黨政府推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佔領立法院」,已經連續第四天。或許愈來愈多港人會想像,香港往後也會出現同類情景,佔領立法會或其他重要設施嗎?假若出 現如此情況時,特區政府以至幕後的北京當局,又會否像近日的台灣當局一樣暫且容忍,還是不惜摧毀「一國兩制」的招牌,毅然大舉武力清場,不容民氣坐大,好 及早阻遏所謂「外部勢力」,往後在港更加有恃無恐?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陳樹暉已經表明,香港學生可以效法台灣,若日後立法會強行通過假普選方案,就佔領立法會議事堂抗爭。但查實,早在2010年親建制派在舊立法會大樓強行通過極具爭議性的669億元高鐵撥款,大批民眾已曾圍堵立法會,更有部分示威者一度衝過警方防線,闖入大樓範圍之內,當中包括社會民主連線成員曾浚瑛(金鷹)。

曾浚瑛回覆《852郵報》查詢時稱,其實即使當時大批民眾到來立法會大樓外抗議,但警方早已架起鐵馬,亦只有前排數十名示威者試圖衝擊警方防線,更唯獨他一人試圖跨越鐵馬。


港人未慣佔領行動

曾浚瑛坦言,當時大部份示威者反應都較為冷淡,相信主因在時機未成熟。反高鐵事件由08年醞釀,到那時候仍只有約兩年時間。包圍立法會在香港社運中更屬罕見例子,群眾尚未能習以為常。

事到如今,台灣成功佔領立 法院,香港也愈來愈多人膽敢以各式示威手法挑戰北京權威,香港也會否出現佔領立法會?曾浚瑛就回應指,按照香港目前民情,自己想法較為悲觀。他以「和平佔 中」為例,即使已經歷漫長討論,但尚未能有實質行動。就連「爭取公民提名」等具體議題,也未能激發大型群眾運動爭取。當連和平佔中成事也成疑問,佔領立法 會就恐怕更加困難。


投身社運太多考慮

曾浚瑛續稱,香港與台灣情 況有別,一般港人生活成本高,投身社運的代價較大,隨時擔心連工作也不保。反觀台灣,台灣有自己的本土經濟,生活成本低,維持基本生計相對容易。另一方 面,台灣有民主普選,社會上論政氣氛較強,即使台灣學生有較激烈的行動,群眾亦能理解及接受,就連執政國民黨為免流失選票,也不會貿然對學生採取強硬措 施。但香港缺乏民主政制,社會上支持穩定的更可能佔多數,「佔領立法會」未必取得大眾支持。

曾浚瑛又表示,就算在技術層面,相較於台灣立法院,現時香港立法會大樓的內部結構更為複雜,要成功長時間佔領,技術上也有一定困難。

852》 郵報亦訪問過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新聞傳播課程)助理教授譚志強,及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兩人均坦言,香港出現佔領立法會的機會不 大。其中馬嶽更指出,即使香港出現大批民眾在外圍包圍立法會,特區政府也有足夠經驗,早已調動警力戒備,不會等待示威者聚集成形後才行動。

安裕周記﹕殘陽如血


 黃耀明在音樂會唱出Simon and GarfunkelThe Sound of Silence,現場背景打出一張接一張幻燈片,從美國到香港,從追求民權到新聞自由的爭取,光影之間,今昔相對,恍如昨日。很多人以為TheSound of Silence是一九六八年為了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而撰,其實是一九六四年舊歌:Paul Simon在一九六三年深秋甘迺迪遇刺後埋首寫作,一九六四年二月寫下這一不朽作品,到今天足半世紀。


 這歌與今天的香港在多重切面上是有機的結合和回應,細味歌詞即能明白是這刻的人心夕照——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那是空洞無物的社會感懷。Paul Simon冒出頭時是美國戰後最富足年代,也是美國大眾文化所說「好日子」(good old days) 的具體時刻。於香港社會而言,則是精神上親切的相若時代,美國是世界上大學生人數超越農民數目的第一個國家,是汽車成為個人必需品的消費時代,是總統就職 禮請出詩人朗讀作品獻禮的新人類。在新舊觸動時刻,美國另一面卻是守舊不前,大眾傳播媒介掌控在少數企業手上,就像社會學者Todd Gitlin指出那樣,傳媒機構以其經濟利益及政治興趣為基礎,「界定了『新聞報道』,塑造領導人及其所持的觀點,並定議出對他們的態度」(definethe story, identify the protagonists and the issues,and suggest appropriate attitudes towards them)。

The Sound of Silence正是在於如斯複雜年代誕生的時代謳歌,然而真正打出紅旗挑戰建制的卻是同一部電影的另一首歌,準確而言那是《畢業生》真正主體思想體現,《羅賓遜夫人》(Mrs.Robinson)——「周日下午坐在沙發,看
候選人辯論,當要作出抉擇時,笑罵由心」(sitting on sofa on a Sunday afternoon, going to candidates debate, laugh about it,shout about it, when you've got to choose)。


  香港社會的無力感來自政府的「不作為」,所說的並非政策上的不作為,而是面對社會變遷帶來的悸動的遲緩反應,人們看到的都是被動回應﹕香港電視的發牌,普 選意析和爭辯,新聞自由的體現,這些牽涉到核心價值的辯論沒有得到正面體待,尤其是官僚的回應只會令社會躁動加火添柴。面對無反應的衙門高牆,社會逐漸隱 現棄守心態,人們開始把視角聚焦於移民甚至更遠的馬航失蹤,最新是台灣立法院抗爭成為話題,可就是無意再趁香港這趟渾水;人們企圖在日常生活找到「香港」 的替代品,不欲糾纏於所謂「人所關心」的政策,例如樓價。


 找尋香港的替代品


 正如The Sound of Silence中的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這種冷感充斥香港上空,難以闡明一個充分就業、工商業暢旺的海港大城巿為何會如此踟不前。《畢業生》面世之時是美國出兵越戰高峰期,超過五十萬大兵在中南半島灼熱陽光下生死未卜。徵兵令只要寄到,一個家庭馬上愁雲慘霧生離死別;每晚電視台的新聞報道滿是前線的死傷實,打過二戰的父親認為到亞洲「剷除共產主義勢力」是國命不可違,一九四五年之後出生的嬰兒潮卻感到美國毋須也沒有必要千軍萬馬去越南改變別國政治軌。社會學者所說的「晚餐桌上的戰爭」在每個家庭的客廳爆發,結果是人們欲語無言,之後是社會沸騰,laugh about it, shout about it, when you've got to choose,旨哉斯言。


  一九六八年對美國是重要的一年,民主黨的詹森總統放棄連任,長敗將軍尼克遜翌年強勢入主白宮,數以十萬子弟兵在越南不知歸期,越戰就是社會的一切。然而當 大學生佔據教學大樓,青年從開小差逃避兵役到公開焚燒徵兵證,奄奄一息的美國開始燃燒,對尼克遜政權的政治冷感轉為熱火朝天的社會反抗運動。尼克遜執政頭 四年,如今檢視其實政績不少,訪問中蘇緩和冷戰是其一,設立環保部門是其二,越南戰場上呈現撤軍可能是其三,但他始終沒有正面面對人心思變的美國。在朝是 如此的不諳人心,在野的則從冷漠變成熱切,這一過程的觸媒是大型社會運動引領出的新社會文化,政治活躍分子「上山下鄉」,克林頓當時在耶魯大學法學院,他 為參議員麥高文助選;更多的人是走上街頭,呼籲人們登記選民,用手上的一票實現政治及社會目標。


 上山下鄉對付政治冷感


 這一過程歷盡萬水千山,不少民歌歌手義無反顧投入其中。YouTube有一段攝於一九七二年大選年的電視錄影片段,民歌手JohnDenver在節目邀請女歌手Cass Elliot到場。唱歌前的一段對話,頗能說明美國由靜而動的變化,在距離尼克遜爭取連任只有三個月的當年八月,Cass Elliot說她過去一年多巡迴大學校園演說,發現人們充滿冷感,似是對當下局勢或當下一些人的不滿,卻又沒有做出任何行動。她呼籲人們登記選民,把票投給信任的人,這樣才可以改變人與事。當然,相對於更激進的左翼組織如黑豹黨,呼籲選民登記是和平得近陽春白雪的理想主義,然而說到底這都是全民運動的一種。

 香港的社會運動無法如美國反戰或法國學運那樣發展,絕非由於老左派論調那種沉溺濃厚理想色彩的自我滿足,而是香港無法儲有足夠土壤培育這株奇葩。美國能夠在越戰十年通過社會運動自我檢視及蕩滌心靈,在於這個國家的上層建築奇厚,社會元素調節機能活躍。以Todd Gitlin所說傳媒機構的保守價值觀影響新聞報道內容為起點,美國傳媒及後在事實面前自我調整,尤其是一九六八年初越共震動世界的春節攻勢,美國記者體會到美軍長勝不敗的歷史勢必結束。哥倫比亞電視台(CBS)主播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到南越採訪,判斷美軍不可能言勝;《紐約時報》駐華府特派員賴斯頓(James Reston)則在報道中質問「這場殺戮值嗎」(what is the end that justifies this slaughter)。


 傳媒自我調整的機能


 當時《紐約時報》論壇版編輯,是其後擔任該報總編輯的法蘭克(Max Frankel),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越戰結束之後四年,美國舉國上下對這場戰爭仍處於沉澱,就在此時,法蘭克在接受訪問時說到《紐約時報》於越戰期間的變化。法蘭克的這段話,足以說明一國上層建築的自我調整功能,過程足以影響國家方向。他談到該報對反戰運動的報道變化時是這樣說的:


 「我們是變化的一部分。隨抗議活動由左派、反戰派,轉到參議院的富爾布賴特、格魯寧以及另外一些人並成為主流意見,對此的新聞採訪自然增加,接報道的基調也自然出現變化。由於我們是上層建築,當你所在的社會出現意見改變之時,自然你也會改變。」


 法蘭克在這短短的回答中三次用上「自然」(naturally),美國口語裏naturally是 極普遍的副詞,一般用法的具體意義不大,但法蘭克是記者出身的編輯,一字一句用得準確,三次使用「自然」,強調的是當新聞記者面對事實,只得報道不可篩 選。自由派傳媒兩大重鎮的《紐約時報》及哥倫比亞電視台,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至二十七日之間,對越戰的報道及評論出現較溫和批判態度,情開 始出現根本變化。三月三十一日,詹森公開宣布不會尋求連任。當時詹森的黨內主要對手是明尼蘇達州參議員尤金麥卡錫,民意調查是詹森以百分之四十九領先對手 的百分之四十二。若干年後,終於證實了原來在哥倫比亞電視台播出「美國不可能勝出越戰」報道後,詹森知道大勢已去,對幕僚說了一句話,If I've lost Cronkite, I've lost Middle America.(倘是我失去克朗凱特(的支持),我便失去美國中產階級(的支持))。


 越戰是美國政治學者及社會學者到今天仍未能完全清理的歷史寶庫,尤其是社會運動與政治決策者之間的互動。尼克遜下令美軍撤出越南,是由於軍事上的師老無功,抑或是越戰對美國社會的戕害可能最終無法修補,致令這個外號「蠱惑狄克」(Tricky Dick) 的總統引刀成一快,一直是無法得出結果的論爭。然而,在這場延綿逾十年的戰爭當中,美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客觀上帶動更多壓力團體出現,而這些壓力團體在運 動過程對上層建築帶來一重又一重的衝擊,包括傳媒。相對於此,香港過去多年的社會運動,並無得到狹義的上層建築全力支援,建制勢力水波不興之下自我感覺良 好,任何具爭議的討論在保守社會氛圍及民主弱化的制度下逐漸消音,包括核心價值的討論。


音樂會帶來的自我質問


 黃耀明的音樂會在殘陽如血的今日香港帶出人們的自我質問:如何從消極的soundof silence走向shout about it的抗爭。Todd Gitlin指出,美國是第一個大學生多於農民的國家,用意在於證明這一改變,不僅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性結構,更重要是其本質特性(texture),從而建構一種嶄新的文化工業,最終導致政治運動本質的轉變,表徵之一、或者應該說最重要的是話語權的爭逐。這位昔日柏克萊加大的學運健將說得精準無比——這亦將是未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同樣也是大學生多於農民的香港社會運動所面對的命題。



2014年3月15日星期六

古德明: 粵語是法定語言嗎?


香港教育局最近給粵語下了個注腳:「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注釋一出,不少香港人即群起而攻,教育局惟有暫避風頭,道歉了事。但那注釋可謂實事求是,批評者不解事而已。

今天,大陸以至香港的法定語文是現代漢語,不是中文或各地中文方言。中文不可能寫出現代漢語的風標格調,詞彙也和現代漢語大有逕庭。

謹先說風格。我國的中文,尤其是廟堂文字,以禮為骨,以義為筋。唐朝貞觀 八年,西域吐谷渾「寇涼州」,並拘繫唐朝使者趙德楷,太宗皇帝親撰《討吐谷渾詔》說:「吐谷渾蕞爾小蕃,剽掠邊鄙,拘我使人。內外百僚,華夷兆庶,同心憤 怨,咸願誅討……」這樣的文辭,典雅可誦,有雷霆之怒,而無罵街潑婦之怨毒,和名將李靖大破吐谷渾的武功,並垂千古(《全唐文》卷五、《新唐書》卷二)。

唐朝聲討敵國,文詞如此; 新中國送別「戰略夥伴」美國的駱家輝大使,用字鑄詞,卻截然不同。這個駱家輝駐北京期間,生活儉樸之外,每天公佈北京空氣污染實況,並曾保護失明中國國民 陳光誠,頗得中國百姓好感。新中國官方網站於是在他離任前夕,發表《別了,駱氏家輝》一文說:「駱氏放着珍饈美味不吃,偏要吃快餐,賺中國人的眼球,和有 錢人去農家拍照作秀有什麼不同?他還收留所謂民權律師陳光誠,發揮了導盲犬作用。駱氏來了,北京霧霾也來了;駱氏走了,北京晴空萬里。」這就是香港教育局 說的法定語言典範,中文絕對無可比擬。

而論詞彙,法定的現代漢語更和中文截然不同。「作秀」、「賺眼球」等,分明是英文to make a show、to attract one's eyeballs的方塊字寫法,非法定的中文只會說「惺惺作態」、「惹人注目」等;又新中國官方《人民日報》二月十二日有鴻文介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 本內容」,新香港則有官方廣告呼籲「大家的願景一起去實現」,那「核心價值」和「願景」,也分明是英文corevalues和vision的變體,非法定 的中文只會說「社會主義要旨」、「大家攜手實現理想」之類。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那裏有人會說甚麼「核心價值」、「願景」、「持份者」 (stakeholder)、「正面」(positive)、「負面」(negative)、「優質」(quality)、「跟進」(follow up)、「正能量」(positive energy)等數之不盡的法定詞語。

今天,中共現代漢語當道,中文無論是文言、白話還是粵語等方言,都不可能是法定語言。至於那些開口閉口不離「核心價值」等等的香港人,痛斥教育局「矮化(dwarf)粵語」之餘,根本不知道傳統粵語已給他們戕賊得體無完膚。他們日夜說的,無非粵語發音的現代漢語而已。

 古德明: 他們的野心

《左傳》卷七載:楚國若敖氏兄弟子文、子良一掌朝綱,一掌軍政。子良生子越椒,子文一見,主張殺卻:「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養)乎?」子良不聽,後來越椒果然作亂,招來滅族之災。《三國演義》第十六回曹操論呂布,也說:「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

中文「野心」一詞,向來帶貶義,指不知檢點或貪得無厭之心。例如《西遊記》第四十三回觀音菩薩說紅孩兒:「這妖精已是降了,卻是野心不定。」梁啓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說拿破崙三世:「拿破侖第三,正野心勃勃,欲樹威域外,以固其位。」

現代漢語「野心」的意思,卻明顯和中文不同。請看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香港《頭條日報》一篇《企業管理達人》論經營之道:「要訂立非常有野心的目標。」

同年三月三日,大陸人民大 學榮譽教授溫天納發表《踏入投資銀行的第一步》,教求職者說:「不可以讓人覺得你完全沒有野心。」今年一月十六日,臺灣《今週刊》也有《創業者敢要、能 做》一文說:「臺灣創業者野心不足,夢不敢做大。」上述三個「野心」,顯然都不是貶語,而是褒詞。

當然,稍懂英文者,都會知道現代漢語所謂「野心」,無非英文ambition 的方塊字寫法。《牛津簡明英漢雙解詞典》ambition條下注釋是:「drive to succeed or progress事業心,野心,志氣,抱負。」可見英文的ambition可褒可貶,毛澤東奴役萬民的野心以至梁啟超救民水火的壯志,英文都可稱為 ambition。現代漢語人把「野心」當作ambition的同義詞,於是在他們下流筆之下,梁啟超、孔子等抱負不凡人物,毫無疑問都是「野心家」。

宋朝蘇軾有《白帝廟》稱頌西漢末年割據益州(今 四川)的公孫述:「遠畧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夔州,在今四川省)?」《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蔡 東藩《民國通俗演義》第十回說孫文:「中山先生,發宏願救國。首建共和之纛,奔走呼號於專制淫威之下。」這「宏願」、「大志」、「雄心」等,英文都可稱為 ambition,中文卻不會詆為「野心」。

但是,現代漢語人不屑學中文。所以他們不說「要訂立雄心勃勃的目標」、「不可使人覺得你胸無大志」、「臺灣創業者缺乏遠志宏圖」等。現代漢語人最大的「野心」,就是做天下第一洋奴。


諷刺的是……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香港《文匯報》有鴻文抨擊民權運動者向高官擲雞 蛋:「諷刺的是,這些人自稱爭取民主,但他們煽動暴民政治,恰恰是民主的大敵。」擲雞蛋假如是「暴行」,那麼,驅坦克車剿民一定就是「仁政」。現代漢語實 在不能按中文詞意解釋。《文匯報》所說的「諷刺」也是一例。

「諷刺」一詞,中文指「用含蓄的話相諷諭」,出於《詩經關睢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這「風刺」後來多作「諷刺」,例如《文心雕龍書記》說:「詩人諷刺。」這「諷刺」和現代漢語的「諷刺」完全不同。

現代漢語的「諷刺」,無非英文irony 的方塊字寫法;而irony除了解作「諷刺」,還有另一個意思,見《柯林斯英文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a situation or result that is the direct opposite of what was expected or intended(與預期恰恰相反的情況或結果)。《文匯報》那一句的「諷刺」,分明就是這個irony的化身,和中文的「諷刺」了無關係。這裡試舉一個 irony的典型例子:希臘神話裡有個悲劇人物伊迪帕斯(Oedipus),不知道自己是被收養的,為了逃避「殺父親,娶母親」的命運,離家遠走,結果卻 殺了自己的生父,娶了自己的生母。英文可以說:It is ironic that, to escape the fate of killing his father and marrying his mother, Oedipus ended up killing his father and marrying his mother。現代漢語會說:「諷刺的是,伊迪帕斯為了逃避殺父娶母命運,結果卻不免殺父娶母。」這「諷刺的是」或It is ironic,中文應怎麼說?

《鏡花緣》第六十七回才女 陰若花歎息世事難料:「天道不測,造化弄人,你又從何捉摸!」宋朝朱彧《萍洲可談》卷一說人言可畏:「讒口可畏如此,既不得笑,又不得哭。」伊迪帕斯的遭 遇,就可以說是「天道不測」或「造化弄人」;爭取民主者成為「民主大敵」,則大可說「令人哭笑不得」。可是,現代漢語人只會說不中不英的「諷刺」。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大陸《南方週末》有《遠離顛倒夢想》一文說,昆明西山太華寺從前俯臨昆明湖,主殿因有「海不揚波」一匾:「諷刺的是,現今山下不過一片荒地,曾經的波光無 限,已被填了。」今年一月二十三日,臺灣《中國時報》引述企業家張忠謀的話,說鄧小平開放人才、技術等等,只不開放政治:「諷刺的是,臺灣除了政治,其他 都不開放。」我不知道他們在「諷刺」甚麼,只知道現代漢語真是無字不下流。


光譜分析

二月十二日,香港商業電臺突然辭退時事評論員李慧玲,另一著名評論員吳志森撰文痛言:「香港輿論光譜越收越窄。」這樣的文字,實在令人痛心。

「輿論光譜」不是中文,而是英文the spectrum of public opinion的方塊字寫法。英文因「光譜」(spectrum)有七彩,往往用以比喻「一系列」或「包含不同部分的整個範圍」。第二版《朗文當代高級英 漢雙解詞典》以下一句的翻譯很好,只是必須刪去「眾說」二字:「There’s a wide spectrum of opinion on this question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中文不會說:「在這個問題上,意見光譜很闊。」

《大宋宣和遺事》利集戴: 北宋末年,每逢金兵南犯,形勢危急,城門緊閉,朝廷就會下詔廣徵民意,求治國之道;到金兵稍退,進言者就不獲理會。所以當時有民謠說:「城門閉,言路開; 城門開,言路閉。」「路」和「光譜」都是比喻,而「香港言路越縮越窄」比「香港輿論光譜越收越窄」更能達意:路窄了,自然就難容人;光譜收窄了,依然還會 有七彩,而那七彩的大小比例也不會變,否則就不能稱為「光譜」。可見「輿論光譜越收越窄」八字,根本不能表達吳志森的意思。

大陸、臺灣的現代漢語人, 同樣喜歡說「光譜」。請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大數據時代的輿情研判和輿論引導》一文:「正派老百姓的命運,受分據社會光譜兩頭的少數人──最優秀的人和最 低劣的人所左右。」臺灣《遠見雜誌》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八日舉辦的一個論壇則名為「不同政治光譜透視兩岸和平共處法」。按光譜一律只有紅、橙、黃、綠、青、 藍、靛青、紫七色,怎麼可能有「不同」的光譜?那樣下流的文字真難明白。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哲宗皇帝年間,正派朝臣分為三黨,互相排斥:「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史家不會說:「群賢在朝、不能不分政治光譜。」

《孟子離婁章句下》說,賢者必須教育不肖者,否則兩者就沒有多大差別:「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孟子不會說:「社會光譜兩頭的人──賢和不肖的人之間,只會餘下分寸的距離。」

中共新聞網不說「正派老百姓受社會上賢不肖兩股勢力左右」,《遠見雜誌》不說「各政治黨派論兩岸和平共處法」,原因我只能想到一個:他們要誇示自己懂得spectrum一字。


南轅北轍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香港律政司長袁國強發表《公民提名非普選唯一途徑》紅文,力言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候選人不可由公民提名。紅文第一段作客觀狀說:「社會上,對這種提名方法能否符合《基本法》,有南轅北轍的看法。」袁國強講法律?他連自己在講甚麼都不知道。

袁國強明顯以為,「南轅北轍」是「截然不同」的意思。這是小學高年級學生都不應犯的錯誤。

《戰國策》卷二十五魏王準備出兵伐趙,臣子季梁進諫,說魏王要取信天下,卻四出征伐,就如有人要往南方的楚國,卻「方北面而持其駕(驅 車北行)」。後世於是有「南轅(車前木杆)北轍(道路)」一語,說所為和所求相悖,徒費氣力,例如《長生殿》第四十六齣道士楊通幽奉唐明皇命,升天入地尋 覓楊貴妃魂魄,兩處都不見芳蹤,最後獲織女娘娘指點,才知道楊妃魂魄在東海蓬萊山。他向織女道謝:「多謝娘娘指引。枉了上下俄延,都做了北轍南轅。」這 「北轍南轅」,就是指走了冤枉路。

當然,新中國人亂用中文 的,比比皆是。二零一三年七月四日,臺灣《自由時報》有一篇《華山論劍》,說民進黨頭目游錫堃、謝長廷對中國大陸的態度迥然不同:「兩人的中國政策見解即 南轅北轍。」同年七月二十日,大陸新華網有《成品油價格與市場為何南轅北轍》一文,解釋油價和油市場表現較然不同的原因。

說差別巨大,中文除了「截然不同」、「迥然不同」、「較然不同」等詞語,還有其他說法。《莊子逍遙遊》論高士接輿:「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後世因以「大有逕庭」或「大相逕庭」說較然不同,例如《鶴林玉露》丙編卷一比較唐朝狄歸昌《題馬嵬驛》以及杜甫《冬狩行》二詩說:「(杜甫)詩意與狄歸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又《文明小史》第五十七回余小琴自覺家境比不上衝天炮:「他是制臺的少爺,有財有勢;我的老人家雖說也是個監司職分,然而比起來,已天差地遠了。」同義詞語還有「天壤之別」、「天淵懸隔」、「相判雲泥」等等。

袁國強可以隨意解釋《基本法》,卻請不要隨意解釋中文成語。謹試擬「南轅北轍」例句,供這位律政司長參考:「要按中共指示實行普選,何異於南轅而北轍。」


三地直擊

《莊子田 子方》有一個故事:孔子久欲一見溫伯雪子,見到了,卻不言而去。門人子路問原因,孔子說溫伯雪子道行見於儀容,不待多言:「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 可以容聲矣。」據《莊子集解》注釋,「目擊」即「目觸之」;後人因以「目擊」說「看見」,例如《嘉定屠城紀畧》作者述說滿清軍隊三屠嘉定情況:「予目擊冤 酷,不忍無記。」

《戰國策》卷八蘇秦盛稱齊國首都臨淄富庶:「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所謂「轂擊」,即「車輪相觸碰」,極言馬車之多。

但是,現代漢語的「擊」字,意思顯然和中文不同。香港衛生防護中心網站有《傳染病直擊》雙周刊,英文名為Communicable Diseases Watch,那個「擊」,分明是「看」或watch的意思;「直擊」並非中文「旁敲側擊」的反義詞,而似乎是「直接看」的同義語。

在大陸以至臺灣,「直擊」同樣大行其道。臺北市政府交通局網站上,有「直擊事故現場」文字十篇,講述「酒後駕車」、「搶黃燈」等交通安全問題;大陸《中國環境報》二零一三年五月下旬,有報道題為「直擊霧霾中的京城百姓生活」。

中文沒有「直擊」一詞,而「目擊」之外,我們還有其他說法。《後漢書》卷十和帝駕崩,有宮人乘機偷去珍珠一篋,鄧皇后「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偷珠者心虛,自首請罪。中文不會說「直擊宮人」或「直擊顏色」。

《桃花扇餘韻》蘇崑生唱一曲《哀江南》,寄託亡國之哀:「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現代漢語人則會說:「直擊他起朱樓,直擊他宴賓客………」

《夜雨秋燈續錄》卷八真州 士人詹石琴臨終,見上帝使者前來,敕封他為昭陽靈應侯。有外地士人因事要到真州,路上見詹石琴高車駟馬,往昭陽而去,電掣風馳,倏忽不見。他不知道詹石琴 已經去世,來到真州,還說他發了達,去了昭陽:「此吾所目睹者。」這一句,譯做現代漢語,就是「此吾所直擊者」。

「傳染病直擊」、「直擊事 故現場」、「直擊霧霾中的京城百姓生活」等,中文似應作「傳染病觀察」、「目擊事故現場」以及「細看霧霾中京城百姓生活」。當然,「直擊」確實是甚麼意 思,即使現代漢語人,恐怕都說不清楚。《現代漢語詞典》就沒有這個詞,而「擊」怎麼可以解作「看」,我不夠下流,實在想不透。


陳雲: 古雅粵語,倒裝言詞

日本器物有宋朝之清貴,韓 國人有燕趙之豪邁,廣東有中原士族之高雅。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中原文化受胡族干擾而雜亂之後,唯有寄託於域外保存。嶺南漢人來自秦漢時期,東晉、宋朝 也有漢人士族南渡,粵人保存漢文唐音,乃境外流傳。再者,此地有原住南方土族,又有北來之士官,粵人講起唐話,難免故作高雅,自驕身價。

廣東話比起北方話在聲韻、語法和語彙上,更為古雅,是由於存留中古漢語,也由於面臨土族與外省人,於是故意提升「語域」(英 文register),避忌鄙俗,抬舉自己。光臨寒舍、有失遠迎、卻之不恭、府上、尊姓大名、閣下貴庚、歡迎之至、有何貴幹、何足掛齒、何罪之有、仁兄、 賢弟、令尊翁、貴公子、令千金、貴寶號………此等高貴言談,並非古裝戲對白,而是香港直至八十年代的日常用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政府和本土人面對大 陸難民,也提高語域,刻意區隔。只是九十年代之後,因中產移民而文化離散,粗人不避鄙俗,才夠膽在公共車廂高談粗言穢語。

港人今日掛在口邊的豈有此理、求之不得、唯你是問,俱是古語。傾偈、投契是禪話。茶餐廳的「菠蘿油」(菠 蘿包夾牛油),用的也是古語的倒裝詞序,近代語的詞序是「油菠蘿」。港人講「飯盒」,不講北方的「盒飯」,用的也是古語詞序。飲飽食醉(飲醉食飽)、帆布 床「朝行晚拆」(朝拆晚行)亦然。倒裝的用處,一般用作加強語氣、調和音韻,例如一盒飯的盒與飯盒的盒,讀音不同。食物,口語叫「嘢食」,也是倒裝。當 然,廣東保存古代詞序,也與南蠻土話也有倒裝詞序有關。

平日講的「騎呢」,本作「奇離」,是「離奇」的倒裝及音轉。粵語頗多倒裝古詞,如人客(客 人)、擠擁(擁擠)、宵夜(夜宵)、緊要(要緊)、心甘(甘心)、配搭(搭配)、韆鞦(鞦韆)、蹺蹊(蹊蹺)、油漆(漆油)、警員(員警)、士兵(兵 士)、弟兄(兄弟)、銜頭(頭銜)、取錄(錄取)、私隱(隱私)、手把(把手)、覺察(察覺)、阻隔(隔阻)、憤怨(怨憤)、緊貼(貼緊)、旨意(意 旨)、地道(道地)、裙褂(褂裙)、攤檔(檔攤)、要訣(訣要)等。

好多普教中的課本,將粵語的古詞貶斥為方言詞。某些成語,由於粵語與北方話的用典和語音不同,粵語另有版本,如急不及待(迫不及待)、標奇立異(標新立異)、坐食山崩(坐吃山空)、隻手遮天(一手遮天)、承先啟後(承前啟後)、靈機一觸(靈機一動)等 ,也被北方人斥為方言詞。


「普教中」敗壞中文

香港用普通話教中文,課文用漢語拉丁拼音注音,語彙用北方土話,語法用現代漢語。往日香港用的正楷漢字教學、粵語漢音教學及文雅詞彙教學的傳統,灰飛煙滅,保存王朝時代傳統中文教學的基地,從此消失。華夏的廣闊天下沉沒,新中國的狹隘共和國冒起。

傳統中文教學,以正楷漢字及書面語(文雅語言)為本,用何種漢語的語種(方言)來教學,甚至用越南話、朝鮮話的發音來教學,也不妨礙中文教學。中文成為東亞及南洋的天下通語,華夏文化流布亞洲,是因為傳統中文教學以字形和文言為本,不以當代語音和語法為本,根基在歷史傳統,而不在地域差異。

漢字文書首先是用來看的, 其次才是用來讀的。漢字文書語言簡潔,句子要短,虛詞要少。中文教學依附於普通話之後,我手寫我口,普通話的聲韻偏偏又以輕清居多,虛詞尤其讀得輕,例如 甚麼、怎樣、可、不,都是輕讀,平日講慣了,寫文章如果不加刪削,就變得囉囉唆唆。寫愛情小說、電視劇本還可,寫實用文書、公務文章,卻變得虛文一大堆, 不忍卒讀。粵語由於傳承隋唐古音,虛詞多是重讀的,例如可、何、怎、的,都是重濁或尖銳的音,聽來「梗耳」,故此廣東人寫公文,虛詞可免則免,文書變得簡 潔通順。

在香港推行普通話教中文(普 教中),最令人心寒的地方,是這套教學法排擠了廣東話的傳統中文詞彙和中文語法。普教中的課本,將廣東話的面善、一世、每日、人客等詞,稱為方言詞,而要 改成:面熟、一輩子、每天、客人等詞。天可憐見!這些根本不是粵語的地域詞彙,不是所謂「方言詞」,這些其實是古老的中文詞彙,遠自唐宋,是「古今詞」。 普通話教中文,就將粵語的古語淘汰,以今代古,劣幣驅逐良幣,斬斷了中文在各省各地的歷史養分輸送,令中文變成於一九四九年的、貧乏的「現代漢語」。

普教中用北方的土語鄉談, 取代文雅語彙。例如香港的普通話課本不許學生講番薯,要講地瓜,不許講薯仔,要講土豆,炸薯餅變成「炸土豆餅」。論歷史,閩粵一帶接通西洋,番薯是廣東引 入的,番薯比地瓜的名詞要早出,命名也比地瓜合理,番薯是薯類,不是瓜類!而最離譜的,是地瓜根本是華北的土話,並非見於文獻的雅言。番薯的雅言是「甘 薯」,明朝《本草綱目》寫為「甘藷」。

普教中的課本不服氣,不隨廣東人講「番薯」,沒所謂,可講「甘薯」,但這群北方人卻要迫香港學生講「地瓜」。古今南北匯聚的天下,變成華北獨大的中國。


天下通語與華北方言

周朝建立的雅言、明清兩朝 的官話、民國的國語,變成中共的普通話之後,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一般的災難。原本是歷朝、各地的漢語匯合而成的天下通語,變成新興的民族共和國政府創立的民 族方言。普通話不再是中文,而是北方土話,它不是華夏民族口頭交流的雅言,大家可以互通意義的文雅言談,而是華北甚至是東北的粗鄙方言。

從中共官方高壓推行的語 音、語法和語彙來判斷,普通話實質上是華北的土話,而不是中國話。中共是仿效俄羅斯的獨尊莫斯科的文化政策來建立政權的,從它高壓實行的「推普運動來 看」,中共建立的只是華北民族的共和國,不是中華人民的共和國。中國一旦陷於動亂,必會南北分立,中國在南方的烏克蘭(粵 語地區),將會脫離北方的俄羅斯(北方土話地區),中共推行的錯誤普通話政策,要負上最大的罪責。故此,我呼籲港府懸崖勒馬,停止普教中的錯誤教學政策, 並呼籲中共吸收教訓,放寬普通話的語音規範和語句內涵,容納各地的語彙和語法,使普通話重新變成華夏的雅言,變成天下通語,接通華夏的語文傳統。

普通話的中共官方定義,是 民族當代語言的定義,是為了建立狹隘的民族語言——現代漢語而作的準備。據一九五五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通過了普通話的 定義:「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京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個標準,包括了語音、詞彙、語法三方面。普通話的語音就是「以 北京語音為標準音」;詞彙就是「以北京話為基礎」;語法就是「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普通話不是北京話,它是經 過學術規範的民族語,而中共規定普通話的語法規範,卻是「現代白話文」,而不是源自唐宋、成熟於明清兩朝的白話文,各地和歷代都有參與的白話文。五四時代 到現在那種現代白話文,語法、語彙都不成熟,也摻雜傳統的古文和明清白話而令文句不協調,必須經過長期的地區語文及文學匯合才可以成熟起來,然而這個成長 過程被中共的公共語言規範僵化了、終止了,普通話事實上變成了用中央廣播和學校教育制定的人工語。

當初在制定普通話的時候,本意是要去除北京方言的地方音調和鄙俚詞彙,變成各種漢語的共同語。然而,擬定了語音標準之後,中共任由北方語系的官員、教師,高舉兒化詞(如一點兒)、輕聲詞(如車子)和地方語彙(例如地瓜、脖子等)與方言語法(例如我讓車子給撞了),使普通話又變回地方土談。

 

方志恒﹕北京愈維穩香港愈不穩


——港人身分是對內地介入的自我保衛意識


1984年6月,中英談判大局底定,香港社會人心惶惶。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鍾士元、鄧蓮如及利國偉,跑到北京會見鄧小平,向中國政府反映港人訴求。當時,鍾士元作出了這一段發言:

 「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有 三個主要擔心。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中國表面上不派幹部來港,但治港的港人都由北京控制,港人治港變得有名無實;香港人第二個擔 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 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的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國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香港回歸 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75頁)

30年後的今天,這一段說話,大概是當前香港政局的最佳註腳。


 上星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其首份《政府工作報告》中,沒有提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立即引來各方關注。無論李克強總理是有心抑或是無意,北京加強介入香港事務,香港自治空間日漸萎縮,已經是不爭的政治現實。這也是近年中港矛盾愈演愈烈、香港政局急速惡化的主因。

2003年後北京對港政策已變



 港人治港是寫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憲制承諾。回歸初年,北京的確給予首任董建華極高自主度,各個駐港機關都恪守《基本法》第22條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條文。

 但2003年七一遊行,令北京驚覺特區政府無力駕馭局勢,遂決定改變回歸初年的無為而治,開始積極介入香港事務。初期,北京對香港事務的介入,主要還是在幕後發揮作用,並派出各種中間人來港收風。

2008年1月,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於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撰文,指香港回歸後有「兩支管治 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兩支管治隊伍」之論,為北京全面介入香港事務做好理論準備。此 後,中聯辦官員日趨高調,不但協調各級選舉工程,甚至參與議會箍票及月旦時事;而北京領導人的公開言論亦愈來愈強硬,不斷強調要維護好中央權力。


2012年3月,政治背景深紅的梁振英,在中聯辦的支持下勝出特首選舉。選舉後,梁振英高調到中聯辦謝票,港人驚覺第二支管治隊伍(中聯辦)已直接領導第一支管治隊伍(特區政府)。

 
內地介入激起港人自我保衛意識


2003年後北京開始介入香港事務,以至近年中聯辦高調問政,大抵緣於北京領導人的「維穩思維」——北京認定了「特區政府總是搞不好,中央還是要管的」,於是以維穩之名將干預之手愈伸愈長。

 但10年下來,北京卻陷入了「愈維穩、愈不穩」的怪圈,加強介入不但無法穩住香港管治局面,反而激起了前所未見的本土運動。

 追本溯源,香港人的本土意識緣於五六十年代土生土長的「嬰兒潮世代」,並在1970 年代隨著經濟起飛、本地大眾文化興起(廣東歌、港產片及免費電視)而落地生根。八九十年代,前途談判、六四事件,以至彭定康政改,連串的政治衝擊反鞏固了 港人的身分認同——「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的差異,不再單指經濟、教育及文化上的差異,而愈來愈體現在政治制度及價值上的巨大鴻溝。

 回歸初年,北京恪守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原則,曾經令港人對中央政府建立了信任(圖一),加上愛國宣傳充斥公共論述(公民教育、金牌運動員、太空人及北京奧運等等),「港人身分」一度被淡化,「中國人身分」及「混合身分」曾經成為了主流(圖二)。

 但2008 年後,北京對香港事務的介入日趨高調,港人開始擔心高度自治不再,巿民對中央政府信心大幅下挫(圖一)。梁振英上台後,港人一方面擔憂高度自治名存實亡, 西環治港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另一方面,中港經濟融合的負面影響全面浮現,雙非孕婦、水貨客、自由行,內地因素的介入不再只是停留在政治層面,而是深入巿 民的日常生活——搶位、搶奶粉、搶學位、迫爆地鐵等等。

 各種政經因素糾纏之下,終於激起了港人的自我保衛意識——西方學術研究早已經指出,身分認同往往是在外來威脅之下得以興起,而在今天的香港,正正是在北京政治介入及中港經濟融合的雙重威脅下,一度被淡化的「港人身分」乘時再起,「中國人身分」則江河日下(圖二)。

 北京介入反激起中央與本土之爭

 一種以抗拒內地政經介入、擔心失去香港原有制度、核心價值及生活方式的自我保衛意識,構成了當前本土運動的政治基礎,並迅速擴散到議會選舉(2012年立法會選舉政黨紛紛打出本土旗號,例如公民黨的「拒絕赤化」、人民力量的「守護香港」、新民主同盟的「港人優先」)及各式社會運動(反國教運動、D&G事件、蝗蟲廣告、agnes b.簡體字餐牌事件、反粵港自駕遊、光復上水站、廣東道驅蝗行動等等)。

2003年後北京一手介入香港日常政治、一手推動中港經濟 融合,以為能夠穩住香港局面,但10年下來的結果,卻是適得其反——北京全面介入後,以往特區政府與巿民的矛盾,逐漸轉變為中央與本土之爭,香港主體意識 在自我保衛的心態下高唱入雲,北京念茲在茲的「人心回歸」,反而變得愈來愈渺茫。

 如果北京尚有所謂的「中 間理性力量」,就應該清楚認識到港人身分的根本內涵,並非追求政治上的獨立,而在於保持香港原有制度、核心價值及生活方式不變。因此解困之道就是返回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軌道上——例如推動改革讓特區政府建立足夠管治能量全權處理在《基本法》下的自治事務、敦促各個駐港機關恪守《基本法》第22條不得干預香港事務、全面檢討中港經濟融合保持兩地適度區隔等等。只有如此方能消弭港人的自我保衛意識,讓中港關係在港人治港的基礎上重回正軌。

 但在今天期盼出現「中間 理性力量」,卻無異於緣木求魚。當前大國崛起自信滿滿以我為主的北京領導人,又豈會再把小小香港放在眼內?那些依靠維穩費生存的中低級幹部,又豈會輕易把 干預之手縮回去?一眾刻意逢迎權貴處處揣摩上意的建制精英,又豈會向北京犯顏直諫痛陳事實?香港政局的發展方向,恐怕是北京進一步加強維穩及全面介入,並 且以國家安全之名,將所謂的港獨勢力消滅於萌芽狀態;而面對北京的全方位維穩及介入,港人的自我保衛意識只會繼續膨脹,各種本土運動必將風起雲湧。
 
中港矛盾已經如脫韁野馬,難以回頭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劉進圖感言

劉進圖感言之一:換了一身熱血擋住無情冷刀
(2014年3月10日)



遇襲送院,手術前後醫生為我合共輸了10 包血,總量大約4000cc。4000cc的血是什麼概念?一般人全身血液加起來也就大約5000cc,我個子比較小,體重較輕,醫生估算我全身血液大概 4000cc,輸了接近4000cc的血,意味全身的血換了一遍,這一身新血,全靠萬千血液捐贈者的愛心,我向每一位捐血人士表示謝意。手術後身體起了微 妙變化,晚上不蓋被子也大汗淋漓,我跟親人說笑,換了一身熱血。

失血多是今次遇襲的主要風 險之一,很感謝救護車第一時間到達,把我火速送到東區醫院,沒有錯失搶救的寶貴時間,東院醫護人員的精準判斷,把我從危險邊緣迅速拉回來。有朋友來探病時 問,我身中多刀,怎麼還能夠自行報警召喚救護車呢?其實,當時我並不覺得很痛,只是雙腿發麻乏力,背部隱隱作痛,幾滴血濺到手上,一直到了東院急症室,人 還是清醒的。

一些有經驗的醫生從我的傷 口判斷,行兇者的目的相信是懲罰與威嚇,不是奪命,所以沒有直捅要害,而是揮刀砍背斬腿,但刀砍進了背部會造成多大的傷害,可以差之毫釐相去千里,我在病 床上一直狐疑,為什麼刀鋒到了肺臟和脾臟的邊緣便突然煞住,沒有真正傷及器官,令我上半身的傷勢可以迅速康復,出事三天後便能搬離深切治療部?

外科醫生後來告訴我,那柄刀相當鋒利,把一小片胸骨也削去,但被堅硬的腰 骨擋了一擋,這才沒有傷及內臟。醫生的話解開了我內心的謎團,不是刀手仁慈,刻意刀下留情,只是電光火石之間,冷刀鋒遇上了硬骨頭。對於沒有信仰的人來 說,這是幸運之神眷顧,但我作為基督徒卻深信,是上帝施恩保護,願榮耀歸與祂。


劉進圖感言之二:每天長1毫米的神經線(2014年3月11日)

遇襲受傷,下半身的傷勢和 上半身截然不同。胸背的刀傷因為沒有傷及內臟,可以迅速復元,左邊和右邊大腿的刀傷卻手尾極長,會造成永久損害,因為刀手割斷的是坐骨神經線,那是控制雙 腿行走的神經系統,雖然醫生已經把神經線駁回,但神經線不同電線,電線斷了只要駁回,馬上就能通電,神經線卻要重新生長,慢慢從大腿斷裂位置長到腳趾,整 個系統才算復元。神經線的生長有多快?骨科醫生們說一般每天只能長1毫米,我的腿從傷口到腳趾超過700毫米,意味需要兩年時間。

神經線未長回去腳趾前,是 否無法行動?周肇平教授安慰我說,神經系統的未用潛能很大,三成的神經系統修復,有可能發揮七至八成的系統設定功能,傷口拆線後,我一邊等待神經線從大 腿、小腿一直長下去,一邊就可以同步開始各種康復治療,先是坐輪椅,鍛煉腿部各處肌肉,然後用輔助器械嘗試走路,然後是逐步減少輔助器械,只靠拐杖協助, 整個康復過程非常漫長,要急也急不了。

好幾位骨科醫生朋友告訴我,我雙腿同時受傷,膝頭以下幾乎沒有知覺,站不了走不動,不能一下子從急症醫院出院便回家,否則會無法適應,單是上床下床、去洗手間等就應付不了,應該先去復康醫院,一邊做物理治療,一邊學習出院回家後如何生活,這個中途站是必不可少的。

為了應付日後的治療要求,我今天便得鍛煉雙手和大腿的力量,否則單是把自己從床搬到輪椅上就做不到。物理治療師在我床頭綁了兩條橡筋帶,教我呼氣時向前拉或向下拉,模擬未來雙手壓床把身體升起。除了鍛煉手力,雙腿的肌肉也要每天運動,以保持力度和彈性,避免枯萎。

腿部運動這件事說來容易,做起來卻不簡單,其一是必須做好保護工作,因為 膝蓋以下許多部位沒有知覺,受傷了也不知道;其二是小腿、腳趾等不聽指揮,所謂運動其實是思想運動,大腦集中精神下達指示,幻想腳趾在打拍子,希望大腦的 信號另闢蹊徑,搭建起新的信息橋,這種看不見動作的運動,需要格外的專注和耐性。


劉進圖感言之三:深切治療部的劍膽琴聲 (2014年3月11日)



遇襲翌日早上,麻醉藥力消退,人清醒過來,發現全身插滿喉管,雙腿包裹得嚴嚴實實,只上半身可稍微轉動。醫生告訴我,如果覺得痛,可以按手上的控制器,止痛機會馬上把止痛藥(微量的嗎啡)經喉管直接送到血液,幾分鐘內就能止痛。我緊緊抓着控制器,心想這個morphine-on-demand的設計相當新鮮,但怕痛的病人會否濫用,愈按愈多?後來有醫生告訴我,按多了每劑藥物分量會減少的,醫生也會介入。

過了幾個小時,身體平躺得 有點僵硬,護士來為我翻側身體,方法是雙腿平躺不動,以免影響傷口的包裹,上半身向右傾側,然後用一個長形枕頭墊着左邊背,形成半側睡姿勢。醫護人員告訴 我,每隔若干小時為行動不便的病人轉身是必須的,否則他們的背部或臀部會因為長期受壓而長出壓瘡。

又過了幾個小時,護士來為 我再次轉身,這次是向左轉,但我的傷口在左背,向左側身難免牽動傷口,我開始按動止痛掣,但又不想太倚賴嗎啡,設法忍耐着,這時候聽到病房外響起一把熟悉 的聲音,是港大三年級那年住大學堂宿舍的同房好友譚劍明,本來我念法律他學醫,風馬牛不相及,但大家都喜歡文學,閒時愛寫作投稿,所以一見投緣,在宿舍內 不時高談闊論,從文學到世局,以至自身經歷,無所不談。

聽着劍明與為我守夜的弟弟 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彷彿聽到悠揚的琴聲,引領我的思緒輕輕地飄走,從東區醫院的深切治療部病房飄到薄扶林,回到那飛揚跳脫的青裢歲月,回到港大學生會大 樓外的長廊,那裏貼着一張海報,是內地民運人士王希哲俊朗憂鬱的臉龐,海報上有兩行大字:「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劉進圖感言之四】腰板挺直的感覺多好 (2014年3月13日)




離開深切治療部後兩天,我終於拆除了上身的所有大小喉管,雙手回復自由,可以隨意活動,我立即向醫生反映,我希望離開病床,坐到梳化或輪椅上,感受一下腰板挺直的滋味,我覺得這對我往後學習重新站起來走路非常重要。

太太有點擔心,希望我再睡幾天床,等休息夠了才搬動身體。我跟太太和醫生說,整整一個星期了,一天24小時都困在一張床上,非常折磨人,病床雖然是電動的,床背可以升高降低,但斜度有限制,我只能斜躺着坐,不能真正挺直腰板,躺得久了腰間很痠很累。更重要的是,我需要感受一下正常人是怎樣坐的,讓我看到希望。

翌日,院方用小吊機幫我達 成心願,這個小吊機是專門用來搬運病人的,從病床吊到輪椅或其他設施上,操作原理很簡單,把一幅帆布墊放到病人背部,帆布四角交叉綁上吊機的橫臂,形成一 個布籃子,把病人全身包裹吊起來,吊機底部的輪子橫向移動,到了梳化把人緩緩放下,抽走背後帆布,我便突然置身另一個空間。

我慢慢感受着背部沒有枕墊、沒有倚傍、完全獨立自主的滋味,原來腰板挺直的感覺是如此美好,原來能夠像正常人那樣隨隨便便在一張椅子上坐下,是這麼幸福的事情,過去我每天都能這樣坐,為什麼不曉得感恩?

自由是有代價的。在爭取離 開病床的過程中,我也有所付出,我放棄了止痛機,換取左手回復自由。這部止痛機打從住進深切治療部起,就與我形影不離。手術後胸背的傷口難免疼痛,尤其咳 痰或翻身的時候,每次感到痛楚,甚或預計即將有痛楚,只要按止痛機的手掣,微量嗎啡就會經喉管進入血液,幾分鐘內就發揮作用,速度遠較口服止痛藥快。我其 實有點捨不得止痛機,但為了早日實現離開病床的心願,只好向這部可愛的機器說再見。


【劉進圖感言之五】昨天晚上睡得好嗎? (2014年3月14日)



遇襲受傷住院,朋友來探望時,往往會問﹕「昨天晚上睡得好嗎?」這麼簡單的一條問題,我卻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行動不便的病人長時間躺在床上,理論上有非常充足的睡眠時間,但現實上我們很難持續睡上3個小時或以上,因為我們無法像常人那樣,隨意轉換睡姿。任何一個睡姿,固定不變兩個小時後,就會腰痠背痛,而且喉嚨會乾澀和積痰,緊貼床背的部位也會冒汗,睡姿不變令汗水無法揮發,這些都是令我無法安睡的原因。怎麼辦?

除了禱告和吃安眠藥,我的 應對方法是先平躺着睡,這是最舒服最放鬆的睡姿,但壞處是較易積痰,背部出汗面積也較大。一個多小時後,痰來了,腰也痠痛了,我按掣把床背盡量升高,半坐 半躺着,用力把喉嚨的痰咳出來(要預先服了止痛藥,並用手捂胸,以免牽動傷口),用紙巾包了放進身旁的小垃圾袋,然後倒小半杯熱水,紓緩喉嚨乾澀和痕癢, 理順呼吸,用手撐床側身,讓背部的汗水揮發,再用手撐床向另一邊側身,讓整個背部因接觸涼空氣回復乾爽。

如果上述步驟奏效,我會再試一次平躺着睡,否則就把床背稍稍調高,形成斜 躺着睡的姿勢,這個姿勢不是很理想,就像坐長途飛機的經濟艙,座椅怎樣往後推,也不及商務艙座椅躺平舒服,但好處是不易積痰。至於冒汗的問題,解決辦法是 在床邊放一把風扇,用風吹乾汗水,同時用一個三角形枕頭墊背,使上半身保持接近側身睡的姿態,減少背部貼床面積。

連日來的經驗顯示,如果大部分時間可以平睡,小部分時間可以斜睡,只偶而要坐起來清痰和喝水,這一晚就算睡得不錯。連續睡上6個小時?入院後只試過一次。其實,像我這樣碰到睡眠問題的人,城中有很多很多,包括傷殘人士、長期病患者、老人院舍宿友等等,過去我並不理解他們的苦,如今有了切身體會,原來有一頓好睡是如此難得,但願我們對這些需要關懷和協助的人,有一顆更敏銳的心。

 【劉進圖感言之六】受苦的意義  生命的反思 (10:15)


一個新聞工作者無辜遇襲,引起了社會巨大迴響,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

有朋友來探望時,憶述得知我遇襲消息時,感到悲痛、憤怒、哀傷;悲痛是香 港的法治和新聞自由受踐踏,憤怒是正直無辜的人受傷害,哀傷是好朋友險遭不測。我完全理解朋友的心情,換作是我的好朋友遇襲,我的反應可能也是這樣,但奇 怪的是,作為當事人,這幾種情緒我都沒有,可能我內心深處被更強烈的思緒抓覑,沒有空間留給悲痛、憤怒和哀傷,也可能像臨脇心理學家為我診斷時說的,創傷 後遺現象還未浮現。

出事第二天,我在深切治療部病房蘇醒過來,說話還有點困難,我掙扎覑用筆在紙上寫了「錄口供」3個 字,希望盡快履行報案人的責任。警方為我錄口供時,我同意授權警方翻閱我的兩部手提電話,裏頭有過去數星期我與各方人士的原始通訊紀錄(不涉及受保護的新 聞消息來源),我並不認為當中有兇襲的線索,但至少可以讓警方看到,應該不涉及錢債、桃色、私怨等個人因素,從而集中調查力量於我報社的工作上。

除了協助調查,我在病榻上比較上心的,是求問上帝,容許我遇上這一劫,到 底有什麼深意?我和太太都是基督徒,相信「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但無端被斬傷,要花很多個月才能重新行走,這樣的事對我有什麼益處?盧龍光 牧師是我和太太的證婚牧師,他來病房為我祈禱時說了一句話,希望上帝讓我在病房內學會人生更深刻的一課,這句話讓我反覆咀嚼,正是我內心深處的渴求。

到了周末,來探病的朋友告訴我,周日有遊行,左中右的新聞團體破天荒聯合 行動,一起反暴力。又有朋友說,這次事件喚醒了港人,關注新聞及言論自由,他認為我這一次受苦有很大的積極意義,可能比我過去的新聞工作貢獻更大。我理性 上知道這位朋友為什麼這樣說,他的看法有一定的客觀基礎,但情感上我很難接受,因為他這說法顛覆了我一貫的人生觀。

我從少年時期就返教會,學會人生目標應是榮神益人,努力事奉。過去我一直 認為,事奉是奉獻自己的才智、能力和時間,做有益於社會的事情,自然就能榮神益人。例如,我努力讀書,考取好成績,便是向世人作好見證。又例如,我捨棄較 賺錢的法律專業,為興趣和使命跑去當記者,還盡量抽時間教學及服公職,這就是努力事奉、榮神益人。

如果我承認今次我遇襲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意義,那就意味我是通過一個非自願 的、被動的、與個人才智能力全不相干的途徑,單純靠承受傷害和痛楚來造就別人,這完全違反了我一貫的概念。其實,我這個人頗有點精英主義,上司曾批評我恃 才傲物,我從來沒有想過,放下聰明才智,不再勞心勞力,人還能做什麼?我從來不曾明白,所謂無權勢者的權力、受苦的事奉,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大半生走過的 所謂榮神益人努力事奉的路,到底當中有多少真實而深刻的意義?有多少其實是為了滿足自我的虛榮?這一連串的問題,在靜夜無眠的晚上,折磨覑我的心。

我沒有答案。但我學會一件事,我需要謙卑下來,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和意義。




【劉進圖感言之七】給中大新傳系學生的信 (09:05)

各位同學﹕

自從遇襲受傷住院,我心裏最放不下的,就是周六給你們上傳播法的課。報社的工作較容易放下,因為公司有很多熟練的同事,可以暫代我的職務,而且新聞工作是持久戰,每天都有新的戰場,稍事休息再赴前線,問題不大。但我們的傳播法課程剛上了一半,剩下不雅、私隱和版權3個大題目未教,等到我康復出院時,課季可能已完結,必須勞煩學院找老師臨時接手,為此我感到十分過意不去。

蘇鑰機教授和馮應謙教授來探病時,告訴我已邀請李立教授代課,我對李教授很有信心,數年前我去北京工作,也是李教授接手教傳播法,可謂駕輕就熟,希望同學們用心上課,學好傳播法這門知識,對於你們日後投身傳媒行業將會非常有用。

我遇襲受傷,你們義憤填胸,第一時間出來聲援,打出了They Can't Kill Us All的 標語,在集會上又發表了許多慷慨激昂的話,這些事情都一一傳到我耳中,我很受感動。本來我最擔心的是,遇襲事件會令有志加入新聞行的年輕人卻步,令薪火無 法相傳,你們的昂揚鬥志,讓我稍稍安心,但我仍會密切留意,未來數年幾家大學傳理系的收生水平會否下跌,以及畢業生加入新聞行的比例會否降低,這是觀察香 港新聞自由前景的重要指標。

在你們感人肺腑的言詞裏,有同學引述我在課堂上說的一句話,意思是正因為 目前新聞工作的環境變差,更加需要學好傳播法,來保護自己。我很高興你們聽懂了我這句話的意思。是的,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環境正面對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挑 戰,如果你們選擇入行,就要有心理準備,新聞工作一點也不浪漫,尋求真相的過程異常複雜困難,但你們要相信,只要你發掘到的是有新聞價值的事實,在互聯網 高度發達的年代,沒有人能壓制這些事實發表。就算對方用違反保密責任向法院申請禁制令阻止你發表,應對的方法我也在課堂上教了,他們阻不了的。

真正讓我擔憂的,不是你們的鬥志與激情能延續多久,而是你們學習的態度與 方法。有時候,我會後悔寫了傳播法手冊這部小書,這部書是為沒有學過傳播法的在職新聞工作者而寫的,是典型的「雞精書」、工具書。每當我看到你們拿覑這本 書上課,靠這本書去找答案,回答我在課堂上的提問,我的心就揪緊,寧願自己沒有寫過這書,因為我害怕你們貪便宜走捷徑,光看這書不讀法庭判決原文。

普通法制度下,法律如何演繹和應用,是由一個又一個案例積累而成的,沒有東西可以取代研讀經典判辭,教科書不可以,教授講義不可以,雞精書更加不可以。你們必須學懂看判辭,才算真正學過一點法律。過去兩個月,我們以小組研習、堂上答問的方式,一起研讀了9份判辭,我希望你們記住這個過程,更盼望你們享受由博學睿智的大法官帶領覑遨遊法律汪洋的快樂。

最後,如果你們選擇入行,但父母親擔憂反對,怕你們有朝一日受到傷害,我建議你們這樣回應,遇襲受傷通常是做到總編輯才會發生的,只要不當老總,危險就很有限。這個答案雖然不好,但如果爸爸媽媽心裏疼你,想成全你的志願,可能會睜一眼閉一眼,接受這個解釋。

祝你們鬥志與學業齊頭並進,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一起為香港的新聞事業打拼。

【系列暫完】

《經濟學人》:香港「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榜首





今期《經濟學人》的封面主題,是「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在全球的影響力正日漸上升。根據《經人》所言,所謂裙帶資本主義,是指某些行業如賭博、地產、伐木、能源及礦業等,商人在從事相關 生意之時,必須與政府官員商議地權安排及專營權事宜。在這些商討的過程中,關係與貪污等金權政治容易出現,變相造成不公平的競爭關係,並形成所謂「財閥」 的出現。

《經人》指出,「財閥」透過政治聯繫獲得經濟利益行為,在印度、烏克蘭及俄羅斯等國均非常嚴重。這些國家的建設及開發計劃,大多不透過公開的拍賣或商討分配,而是透過貪污、關係及利益輸送,令一眾財閥取得這些令人垂涎的計劃。《經人》認為,這些「尋租行為」(rent-seeking)對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首先,這些行為令財閥得以壟斷資源,並向市民提供劣質或價格過份高昂的公共服務。更重要的是,財閥的壟斷,使有朝氣有活力的新興資本家難以長足發展,形成「金權政治」制度化的不良格局。


香港大有空間出現裙帶資本主義


《經人》更特別為此設計了 一個「裙帶資本主義指數」。這個指數的計算方法,是先列出公用事業、地產及電訊等必須與政府合作才能開始生意的行業,然後根據《福布斯》的資料,計算在這 些行業的富豪,到底佔該地的國民生產總值多少,從而推算該地是否容易形成「金權政治」、財閥當道。

令人詫異的是,香港在這個調查中獨佔鰲頭。香港在這些行業營商的億萬富豪總財富,竟佔了香港國民生產總值達60%, 遠遠拋離第二名俄羅斯的18%左右。不過我們必須指出,容易形成「金權政治」,與實質形成金權政治並不相同。以南韓為例,雖然在排名中位列尾二,但當地電 子業巨頭如三星、LG等的政治影響力,可說是舉足輕重。香港方面則雖有不少富豪壟斷公用事業,但因現行法治制度尚算健全,貪污及利益輸送等行為,至少未如 俄羅斯及印度等國般的明目張膽程度。

但無論如何,香港在這個指 數上遙遙領先,其實也是一個提醒,說明香港政府只要在土地安排、資源調配的透明度、以及在清廉程度上保持水準,則香港應能免於金權政治。否則。一旦如紅灣 半島、新界東北等疑似利益輸送的事件不斷出現以至惡化,則香港隨時有潛力是把裙帶資本主義、「金權政治」發揮得最極致的地區。


The Economist: The New Age of Crony Capitalism

Political connections have made many people hugely rich in recent years. But crony capitalism may be waning




AS THE regime of Viktor Yanukovych collapsed in Ukraine, protesters against it could be found outside One Hyde Park, a luxury development in west London. Their target was Rinat Akhmetov, Ukraine’s richest man and a backer of the old regime. “Discipline your pet”, they chanted.

Ukraine’s troubled state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its oligarchs. But across the emerging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business has become fraught. India’s election in April and May will in part be a plebiscite on a decade of crony capitalism. Turkey’s prime minister is engulfed by scandals involving construction firms—millions of Turks have clicked on YouTube recordings that purport to incriminate him. On March 5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vowed to act “without mercy” against corruption in an effort to placate public anger. Last year 182,000 officials were punished for disciplinary violations, an increase of 40,000 over 2011.

As in Americ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century, a new middle class is flexing its muscles, this time on a global scale. People want politicians who don’t line their pockets, and tycoons who compete without favours. A revolution to save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is under way.

The kind of rents estate agents can only dream of


“Rent-seeking” is what economists call a special type of money-making: the sort made possible by political connections.This can range from outright graft to a lack of competition, poor regulation and the transfer of public assets to firms at bargain prices. Well-placed people have made their fortunes this way ever since rulers had enough power to issue profitable licences, permits and contracts to their cronies. In America,this system reached its apoge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a long and partially successful struggle against robber barons ensued. Antitrust rules broke monopolie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s Standard Oil. The flow of bribes to senators shrank.

In the emerging world, the past quarter-century has been great for rent-seekers. Soaring property prices have enriched developers who rely on approvals for projects. The commodities boom has inflated the value of oilfields and mines, which are invariably intertwined with the state. Some privatisations have let tycoons milk monopolies or get assets cheaply. The links between politics and wealth are plainly visible in China, where a third of billionaires are party members.

Capitalism based on rent-seeking is not just unfair, but also bad for long-term growth. As our briefing on India explains(see article), resources are misallocated: crummy roads are often the work of crony firms. Competition is repressed: Mexicans pay too much for their phones.Dynamic new firms are stifled by better-connected incumbents. And if linked to the financing of politics, rent-heavy capitalism sets a tone at the top that can let petty graft flourish. When ministers are on the take, why shouldn’t underpaid junior officials be?

The Economist has built an index to gauge the extent of crony capitalism across countries and over time (see article). It identifies sectors which are particularly dependent on government—such as mining, oil and gas, banking and casinos—and tracks the wealth of billionaires(based on a ranking by Forbes) in those sectors relative to the size of the economy. It does not purport to establish that particular countries are particularly corrupt, but shows the scale of fortunes being created in economic sectors that are most susceptible to cronyism.

Rich countries score comparatively well, but that is no reason for complacency. The bailing out of banks has involved the transfer of a great deal of wealth to financiers; lobbyists have too much influence, especially in America (see article); today’s internet entrepreneurs could yet become tomorrow’s monopolists. The larger problem, though, lies in the emerging world, where billionaires’ wealth in rent-heavy sectors relative to GDP is more than twice as high as in the rich world. Ukraine and Russia score particularly badly—many privatisations favoured insiders. Asia’s boom has enriched tycoons in rent-seeking sectors.

Wanted: emerging-market Roosevelts


Yet this may be a high-water mark for rent-seekers, for three reasons. First, rules are ignored less freely than they used to be. Governments seeking to make their countries rich and keep people happy know they need to make markets work better and bolster the institutions that regulate them. Brazil, Hong Kong and India have beefed up their antitrust regulators. Mexico’s president, Enrique Peña Nieto, wants to break its telecoms and media cartels. China is keen to tackle its state-owned fiefs.

Second, the financial incentives for businesses may be changing. The share of billionaire wealth from rent-rich industries in emerging markets is now falling, from a peak of 76% in 2008 to58% today. This is partly a natural progression. As economies get richer,infrastructure and commodities become less dominant. Between 1900 and 1930 new fortunes in America were built not in railways and oil but in retailing and cars. In China today the big money is made from the internet, not building heavy industrial plants with subsidised loans on land secured through party connections. But this also reflects the wariness of investors: in India, after a decade of epic corruption, industrialists in open and innovative sectors such as 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s are back in the ascendant.

The last reason for optimism is that the incentives for politicians have changed, too. Growth has slowed sharply, making reforms that open the economy vital. Countries with governments that are reforming and trying to tackle vested interests, such as Mexico, have been better insulated from the jitter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There is much more to be done. Governments need to be more assiduous in regulating monopolies, in promoting competition,in ensuring that public tenders and asset sales are transparent and in prosecuting bribe-takers. The boom that created a new class of tycoon has also created its nemesis, a new, educated, urban, taxpaying middle class that is pushing for change. That is something autocrats and elected leaders ignore at their peril.

 Our crony-capitalism index

Planet Plutocrat




AMERICA’S Gilded Age, in the late 19thcentury, saw tycoon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industrialise the country—and accumulate vast fortunes, build palatial mansions and bribe politicians. Then came the backlash. Between 1900 and 1945 America began to regulate big business and build a social safety net. In her book “Plutocrats”, Chrystia Freeland argues that emerging markets are now experiencing their first gilded age, and rich countries their second, with the world’s wealthiest 1%, who benefited disproportionately from 20 years of globalisation, forming a “new virtual nation of Mammon”.

Inventing a better widget, tastier snack or snazzier computer program is one thing. But many of today’s tycoons are accused of making fortunes by “rent-seeking”: grabbing a bigger slice of the pie rather than making the pie bigger. In technical terms, an economic ren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people are paid and what they would have to be paid for their labour, capital, land (or any other inputs into production) to remain in their current use. In a world of perfect competition, rent would not exist.Common examples of rent-seeking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illegal) include forming cartels and lobbying for rules that benefit a firm at the expense of competitors and customers.

Class warriors and free-market devotees alike are worrying about rent-seeking. American libertarians fear an elite has rigged their country’s economy; plenty of ordinary Joes reckon the government and Federal Reserve care more about Wall Street than Main Street. Many hedge-fund managers sniff that China is a house of cards built by indebted cronies.

To test the claim that rent-seekers are on the rampage, we have created a crony-capitalist index. Our approach builds on work by Ruchir Sharma of 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 Aditi Gandhi and Michael Walton of New Delhi’s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and others. We use data from Forbes to calculate the total wealth of those of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who are active mainly in rent-heavy industries, and compare that total to world GDP to get a sense of its scale. We show results for 23 countries—the five largest developed ones, the ten largest developing ones for which reliable data are available, and a selection of eight smaller ones where cronyism is thought to be a big problem. The higher the ratio, the more likely the economy suffers from a severe case of crony-capitalism.

We have included industries that are vulnerable to monopoly, or that involve licensing or heavy state involvement(see table 1). These are more prone to graft, according to the bribery rankings produced by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an anti-corruption watchdog. Some are obvious. Banks benefit from an implicit state guarantee that lowers their cost of borrowing. When publicly owned coal mines, land and telecoms spectrum are handed to tycoons on favourable terms, the public suffers. But the boundary between legality and graft is complex. A billionaire in a rent-heavy industry need not be corrupt or have broken the law. Industries that are close to the state are still essential, and can be healthy and transparent.






A galaxy of riches

Billionaires in crony sectors have had a great century so far (see chart 2). In the emerging world their wealth doubled relative to the size of the economy, and is equivalent to over 4% of GDP,compared with 2% in 2000.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ribute 42% of world output,but 65% of crony wealth. Urbanisation and a long economic boom have boosted land and property values. A China-driven commodity boom enriched natural-resource owners from Brazil to Indonesia. Some privatisations took place on dubious terms.




Of the world’s big economies, Russia scores worst (see chart 3).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saw political insiders grab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1990s, and its oligarchs became richer still as commodity prices soared. Unstable Ukraine looks similar. Mexico scores badly mainly because of Carlos Slim, who controls its biggest firms in both fixed-line and mobile telephony. French and German billionaires, by contrast,rely rather little on the state, making their money largely from retail and luxury brands.



America scores well, too. The total wealth of its billionaires is high relative to GDP, but was mostly created in open sectors. Silicon Valley’s wizards are far richer than America’s energy billionaires. It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where rent-seeking fortunes grew only in line with the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which explains its improved position since 2007. Despite concerns about vampire-squid financiers, few of its billionaires made their money in banking. Even including private equity as rent-seeking, on the grounds that it benefits from tax breaks and cheap loans,would make little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Larry Ellison of Oracle, Stephen Schwarzman of Blackstone is a pauper.

Countries that do well on the crony index generally have better bureaucracies and institutions, as judged by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But efficient government is no guarantee of a good score: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re packed with billionaires in crony industries. This reflects scarce land, which boosts property values, and their role as entrepots for shiftier neighbours. Hong Kong has also long been lax on antitrust: it only passed an economy-wide competition law two years ago.

Another surprise is that despite its reputation for graft, mainland China scores quite well. One reason is that the state owns most natural resources and banks; these are a big source of crony wealth in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Another is that China’s open industries have fostered a new generation of fabulously rich entrepreneurs, including Jack Ma of Alibaba, an e-commerce firm, and Liang Wengen of Sany, which makes diggers and cranes.

One of the most improved countries is India,which moved from sixth place in our ranking to ninth. Recent graft scandals and a slowing economy have hurt many of its financially leveraged and politically connected businessmen, while those active in technology, pharmaceuticals and consumer goods have prospered. Turkish billionaires in rent-seeking industries have been hit by their country’s financial turmoil. By contrast most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saw their scores get worse between 2007 and 2014, as tycoons active in real estate and natural resources got richer.

Who are you calling a crony?

Our crony index has three big shortcomings.One is that not all cronies make their wealth public. This may be a particular problem in China, where recent exposés suggest that many powerful politicians have disguised their fortunes by persuading friends and family to hold wealth on their behalf. Unreliable property records also help to disguise who owns what.

Second, our categorisation of sectors is crude. Rent-seeking may take place in those we have labelled open, and some countries have competitive markets we label crony. Some think America’s big internet firms are de-facto monopolies that abuse their positions. South Korea’s chaebol, which sell cars and electronics to the world, are mainly in industries we classify as open. But they have a history of bribing politicians at home. China’s billionaires, in whatever industry, are often chummy with politicians and get subsidised credit from state banks. According to Rupert Hoogewerf of the Hurun Report, a research firm, a third ar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ectors that are cronyis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y be competitive in rich ones: building skyscrapers in Mumbai is hard without paying bribes, and easy in Berlin. Our index does not differentiate.

The third limitation is that we only count the wealth of billionaires. Plenty of rent-seeking may enrich the very wealthy who fall short of that cut-off. America’s subprime boom saw hordes of bankers earn cumulative bonuses in the millions of dollars, not billions. Crooked Chinese officials may have Range Rovers and secret boltholes in Singapore—but not enough wealth to join a list of billionaires. So our index is only a rough guide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in opaque industries compared with more competitive ones.

Despite the boom in crony wealth, there are grounds for optimism. Some countries are tightening antitrust rules. Mexico has many lucrative near-monopolies, from telecoms to food, but its government is at last aiming to improve regulation and boost competition. India’s legal system is trying to jail a minister accused of handing telecoms licences to his chums.



Encouragingly, there are also hints that cronyism may have peaked. The share of billionaire wealth from rent-seeking industries has decline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a high of 76% in 2008 to58% (see chart 4). That partly reflects lower commodity prices. But now that emerging markets are slowing, investors are becoming pickier. More are steering clear of firms in opaque industries with bad governance. The price-earnings ratio of firms in crony sectors is now at its biggest discount to firms in open sectors for 15 years. That suggests that the highest returns to outside investors are to be found in open industries.

Perhaps when growth picks up again in emerging markets, rent-seeking will explode once more. Or, as countries get richer, the share of great wealth that is made in crony industries may naturally decline. In 1900 American tycoons became rich by building and financing railroads. By 1930 the action had shifted to food production,photography and retailing. Cronies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take 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