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1個月＝3320小時」計算法

民政事務局以七折八扣價錢，把四百七十五公頃土地續租與城中豪貴作私人俱樂部，一租就是十五年。而這正是無數小民立錐無地的時候。

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為續租辯護，說這些俱樂部會向公眾開放：「The total number of hours of access ranges from 161 to 3320 per month（每個月的總開放時間由161小時至3320小時不等）。」有讀者讀不懂這句英文，來函垂問一個月怎麼有三千多小時，我請他問政府謊言局，不料接到民政事務局來示，解釋說：「會所設施，或數以十計，而開放時間按各設施計算。如某會所有十項設施，每天開放三小時，一天的總和，即超過二十四小時。」怪不得他們算出來的數字那麼漂亮。

這計算方法，和新香港廉政計算法異曲同工。近年廉政公署人員以公帑吃喝玩樂，把吃、喝分開計算，這樣，每次玩樂花費，就不會遠遠超過廉政規定。他們向中共幹部餽贈食品，不算入「送禮」開支，也是同一道理。總之，官方數字，小大由之，怎樣計算都可以。

不過，你無權無勢，可不能仿效。例如吹口哨「襲警」的紀鎮基，被判入獄四十二天，可不能捱一天就出獄，說食指、拇指等各項設施，都捱了一天監禁，一天的總和，即超過四十二天。這種計算法，做官的可以說得振振有詞，做民的卻不可以。

古德明: 面對

問：以下兩句，哪一句正確？（1）We are faced with water leakage problem。（2）We are facing water leakage problem。

答：這兩句的problem都應改為problems，或在water leakage problem之前加一a字，此外文法就沒有問題，意思同樣是「我們有漏水問題」。

英文動詞face，現代漢語一律譯做「面對」。這個動詞可用主動（active）或被動（passive）語態，意思往往差不多，只是一帶主動含義，一帶被動含義，例如：（1）The physically handicapped face / are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when trying to get a job（身體殘廢者求職，有不少困難）。（2）This is a problem you must face（這個問題，你必須正視）。（3）If we do not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now, we will be faced with calamities beyond our imagination（現在不好好保護環境，將來會出現無法想像的災難）。讀者示下那一句，face用主動或被動語態都可以。

不過，「我們有漏水問題」英文一般會說We have a water leakage problem，不用face一字。現代漢語人寫英文，往往濫用face，因為現代漢語喜歡說「面對」，例如面對工作、愛情、生命（即中文「人生」）等等等等。其實中文固然沒有「面對」一詞，即使英文，雖然是現代漢語的親生父母，也只是偶然用用face一字，和現代漢語無事不「面對」完全不同。

古德明: 千古罪言、須放這裏

問：前港督彭定康說：But I do not admire or look up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y more than of old I admire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這是不是說，蘇共還值得一點尊敬，中共卻完全不值得？Of old是指「以前」嗎？又用but或and起句好不好？

答：英文句子用but或and開端，十分常見，拙欄也曾舉例說明，恕不覆述。簡而言之，「不宜用and、but起句」的傳統說法，沒有根據。只要和前文緊扣，起句就可用and或but。

Of old的確是指「以前」，例如：（1）Macao was a lovely little town in days of old（從前，澳門是個可愛的小鎮）。（2）People of old did far less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than we do（古人破壞環境，遠遠沒有今人那麼厲害）。

彭定康那一句，那位讀者誤解了下半截。I don't like A any more than I like B直譯是「我對Ａ的喜愛，一點都不比對Ｂ的喜愛多」，也即「兩者我都不喜歡」。所以，千古罪人彭定康那句千古罪言是說：「但我並不欣賞或尊敬中國共產黨，一如我從前對蘇聯共產黨也沒有好感。」

問：以下一句，哪個選擇正確？──The door is required to place there / to be placed there（根據指示，門要放在這裏）。

答：這一句當然要用被動語態（passive voice）to be placed，正如以下一句，to be closed不可改為to close：The door is required to be closed for security reasons（為保安全，此門必須關閉）。

陶傑: 油尖多士——「怕被比下去」

中國習總偕妻訪美，總統奧巴馬單拖見客，第一夫人米歇爾並無隨行。中國網民猜測：因為中國的習夫人「美貌」出眾，風頭強勁，美國總統夫人怕自己「被比下去」，故意避席。

「以貌取人」是普世人性，中國網民如此推論，也不一定是「小肚雞腸」，而是很人性化的表現。

習夫人生得「美貌」，加上黃皮膚亞洲人種，女人若保養得好，過了五十，依然肌膚吹彈可破，可以把同年紀的「鬼婆」妒死。但奧巴馬夫人，一向爭強好勝，讀書時代樣樣拿第一，連嫁老公，也選了一個潛質無窮，可以當美國總統的男人，可知心頭有多高。

元首偕妻外交，表示尊重自己的另一半，也是西方「特有」文化，並非由中國人發明。

奧巴馬訪問唐寧街時，夫人即無避席，更與英國首相夫人一起在花園裏野餐、吃雪糕，交足戲。因為兩對夫婦「聯誼」，即使只是外交工夫，無論如何要有一點交情，否則四人面面相覷，話不投機，氣氛僵冷，何苦受罪？奧巴馬夫人的訊息很簡單，不必瞎猜：兩國不夠「交情」而已。

但中國網民也沒有說錯，習夫人端莊得體見得人。如果由她帶起風氣影響，令所有中國人在外，都懂得反思，至少知道做人要檢點外表，注重儀容，顧及整體中國人形象，對這個世界也未嘗不是一大功德。

陶傑 ：美國例外

美國中情局叛諜史諾登在香港公然洩密叛國，指控美國入侵公民的私穩，並聲稱香港的「言論自由」，行為可笑。

首先，中情局就是為了美國和文明世界的安全向全世界收集情報的組織，這位年輕人不可能當日在應徵工作的時候，以為自己應徵的是幼稚園教唱遊的男教師。

加入了中情局，又不滿中情局入侵私隱，正如當初應徵屠房，進去之後，才宣佈自己是素食者，見到屠牛宰羊的場面，會昏倒。

中情局如果近年招聘氾濫，連史諾登這種天生的弱者，也要招攬入局，付年薪二十萬美元，這就不是這個幼稚園學生僱員的問題──是誰當年面試史諾登，誰決定聘用？中情局應該徹查他的主管。

美國中情局打進網絡和電郵，天公地道，不構成「侵犯人權」，因為美國例外。

美國為什麼例外？因為美國是全球公認的世界警察。美國不止是西方文明國家的老大，美國的科技和軍事超強，還守護人類的地球：從宇宙飛來的隕石到外星人的侵略，你平時可以詛咒美國，當人類在宇宙中受到重大的威脅，人類命運在生死邊緣，連卡斯特羅和金什麼的，也要閉嘴，祈求美國的拯救。

正如今日許多親中愛國人士大罵香港的九十後：香港毗鄰中國，如果對中國諸多不滿意，你可以移民。一樣的邏輯：你已經降生在這個星球，美國就是地球的警察，警察絕不完美，但這支警隊，是民選的，她擁有全世界的數據。為了領導。如果不滿意，敬請移民月球。

美國領了特別的執照，因為美國例外，沒有得不服氣──當中國成都唱紅崇毛的公安頭目王立軍走投無路的時候，走進美國的領事館乞庇；「六四」鎮壓的北京前市長陳希同死前想知道多一些準確的新聞，在病床上，他要聽「美國之音」。還有無數貪官轉移去美國的子女和資產──美國不掌控全世界的通訊，美國何來權威來保護中國貪官和中國人子女的安全？

史諾登叛國，應該投奔的，不是香港，也不是冰島，而是北韓。北韓最尊重人權，最保障私隱，早點上路吧。

陶傑: 史諾登的鬧劇

美國叛諜史諾登向國家叫陣，聲稱不滿美國政府截聽國民通訊。

選擇香港這個城巿爆料，這個美國年輕人十分無知。太過年輕，做情報這一行很危險。占士邦電影「智破天凶城」，主角占士邦在國家畫廊遇到年輕的間諜科技專家，雙方在水彩畫家端納的戰船作品面前，占士邦說，年輕的Q，臉上有暗瘡，年輕人做這一行，感情衝動，經歷不足。現在果然。西方情報機構最大的危機，不是高科技不夠，而是人力資源不足。

歐美和英國，每天有超過三十億個電話和電郵流通，還不算手機短訊。假設其中有百分之零點零零一，來自恐怖組織及其外圍，及視美國為敵的國家的人，每天即有三十萬條通訊，需要跟蹤監察。

要重點關照這三十萬條通訊，西方需要大量精通阿拉伯語、巴基斯坦文、中俄文的僱員，他們必須忠誠保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美國不可以由少數族裔移民中聘用太多這樣的人，只能由後天學會這些語文的白人中招聘。

但在歐美的大學，這樣的學額有限。而且，年輕的白人，思想以左傾為時髦，對世界的殘酷一知半解。史諾登以為中國香港是一個比美國更「自由」的地方，可見美國下一代水準之稚拙。但白人是信任的最後防線，中情局卻連如此重要的工作也要外判，有一天，連總統貼身保鑣也要外判吧？

人手不夠，工作量大為增加，聘來的人，自然質素低劣。思想左翼的人，絕不可以為美國情報機構聘用，喜愛約翰連儂、素食、讀社會系畢業、家裏有非洲工藝品裝飾，平時左一句「包容」、右一句「為弱勢社羣發聲」的，可以做「文化人」或嬉皮士，讓他們到尼泊爾去朝聖，絕對不可以加入政府的情報機構。連競選時滿口左腔的奧巴馬，上台之後也不會撤退阿富汗，史諾登跟不上現實，引渡回國審判，是唯一的歸宿。

為了這件事，香港可以樂一陣，因為連美國的一個白人原來也抬舉中國人社會比他們更有「自由」，如同你告訴一個盧旺達的非洲人，他們的首都，比法國巴黎更浪漫，他們的非洲烤鷄，比北京填鴨更美味。真的？不錯，千真萬確。你若如此回答，盧旺達的非洲人也會亢奮得圍着你載歌載舞。

但開心過後，不要忘記，中國為香港的定位是經濟城巿，中國的內政你不要干預，美國的家事更與香港無關。不要亂搬龍門，向美國引渡交人，是香港唯一的選擇。

鍾樂偉:「端午」又出自韓國？— 淺談中韓聯合國申遺爭議

       
在中國的歷史裡，端午節是為著紀念楚國詩人屈原於端午節投江自盡，而建立的節日。如是者，每年的農曆五月初五，在中國和華人地區就會舉行划龍舟比賽，喻意民眾競相划船希望找到他的屍體。
       
其實，端午節的傳統習俗與紀念，更可遠追至遠古時代時，源於對五月惡日 (傳統五月屬入夏之際，瘟疫爆發時期) 中，希望透過節慶習俗，包括驅毒、驅瘟、祭龍和划獨木舟，以求來年風調雨順、大豐收。
       
近年，這個本已欠缺節慶氣氛與關注的「端午節」，卻因為中韓之間就著把該節日，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成聯合國無形文化遺產一事而引起的爭議，衍生成兩國民間互相指罵的新矛盾。
       
當中，屬端午節發源地的中國，一些團體對「以韓國起源的節日的名義在無形文化遺産登錄」進行強烈反駁，韓國方面卻多次澄清並無把「端午節起源自韓國」的論調向聯合國申報。
       
雙方曾經各執一詞，雖然最終在2009年9月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也同樣收錄了中國湖北的端午節，與韓國的江陵端午祭並列為世界無形文化遺產，但中韓間就文化遺忘爭奪之聲，卻一直未有停止下來。

江陵端午祭與韓國文化
       
韓國的傳統節日以農曆為基準，當中有三個屬重要節日，包括春節、端午節與仲秋節。這三個受韓國社會重視的節日，與其發源地中國的節日相比，無大分別。其中 的端午節能夠進而成為三大節日之一，是因為它時間界乎於春秋兩季之間，是農民下田播完水稻之際，對傳統農民社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而且，由於時值初夏，需要注意預防各種疾病。所以，就在端午節時，農民會向主管農耕或守衛鄉村的神靈祈福保平安與豐收，而他們也會透過端午節，與家人與其他村民大肆慶祝一番。
       
江陵端午祭的由來可追溯至統一朝鮮半島三國時代 (高句麗、百濟、新羅) 的新羅名將金庾信。金庾信少時候曾在江陵留學，學習武術，死後變成江陵地區大關嶺的山神，因為有求必應，所以每年五月都會舉行山神祭。
       
除山神外，大關嶺也有一處叫「大關嶺城隍」的廟堂，祭祀兩位神靈，其中一位叫泛日國師，他曾在壬辰倭亂時爬上大關嶺施展法術，江山和草木都變成兵卒，讓倭 寇不敢靠近，成為保護鄉土的功臣，傳說死後變成大關嶺城隍神。另外，還有一個「大關嶺國師女城隍」，與大關嶺國師城隍供奉在不同的城隍廟堂。後來大關嶺城 隍的端午祭，成了一種祈求村民平安的洞祭。
       
在江陵地區，端午祭有著繁瑣的祭祀儀式，當中包含了祭祀、演戲和遊戲等內容，整個祭祀儀式，嚴格來說可從農曆四月的「釀神酒」活動開始，直到五月初的「送神祭」為止。這種慶祝方式，通行於以韓國江陵市為中心的嶺東地域，直到平昌郡的大關嶺。
       
在眾多韓國至今仍然保留的傳統節慶中，江陵端午祭是現存保留較完整的傳統節日習俗之一。原來，在韓國許多地區都有端午習俗，只是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漸漸消 失，唯獨江陵地區完整地保存著。每年江原道江陵在接近陰曆5月5日端午時，都會舉辦江陵端午祭，展開各種傳統節日遊藝與民俗文化活動，包括自古流傳下來的 盪鞦韆、摔角、菖浦水洗頭、品嘗山牛蒡糕等端午時所進行的傳統民俗遊藝等等。
       
近年，擁有千多年歷史的江陵端午祭，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有韓國民俗特色的活動體系，它把民族歷史和江陵生活的傳統活動結合，如祭禮、端午巫、假面劇、農樂、 農謠等各種藝術混為一起，成功吸引上百萬來自韓國和世界各地的觀光客到江陵欣賞節慶表演，是保育傳統習藝與擴大旅遊商機的一大成功案例。

端午祭申遺的爭議
       
江陵端午祭也有曾經失去國家關注的時代。韓國人二戰與韓戰戰後時期，嚮往現代化與工業化為國家帶來的經濟改變，到1960年代，韓國經濟開始起飛時更加重 視西方文化，對傳統文化失去昔日的重視。那時，一些有識之士憂心民族文化將逐漸枯萎失傳，呼籲政府和民間為此共同努力，於是開始重視民俗文化的蒐集及研 究，並且將民族文化的遺產加以維護。江陵端午祭便是他們極大維護的主要文化遺產之一。
       
因而，韓國於1961年制定出《文化遺產保護化》，一直為保護擁有歷史、藝術和學術價值的重要無形文化遺產不遺餘力，並且把主要無形文化遺產的技能保有者指定為「人間文化財」，對其加以援助。
       
1960年時，韓國中央大學的任東權教授發現江陵市舉辦的端午祭活動規模最大，且很有特色，於是寫了調查報告，向韓國文化觀光部申請確認其為「重要無形文 化遺產」。經過多年的爭取，最終江陵端午祭在1967年被指定為韓國第13號無形文化財產，當中包含了官奴假面舞、盪鞦韆、角力、農樂比賽大會、農謠高唱 大會等民俗活動。
       
為獲得國際社會對江陵端午祭的認同，1995年，韓國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把江陵端午祭納入為世界上重要的無形文化遺產之一。在過過多番審視後，200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確定韓國申報的江陵端午祭，獲得「人類口傳和無形文化遺產」的地位。

中韓端午節的不同
       
在中國，端午節仍是一個十分盛行的節日，也是國家法定假期。2006年5月20日，它更獲民俗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因而，當江陵端午祭於2005年11月25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後，這一消息給擁有這個節日起源的中國大為「震怒」，認為韓國人盜用了 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虛報」是韓國本國的文化，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騙取」世界文化遺產的稱號。當時，這種民族情緒在中國不斷發酵，產生一鼓極高漲的反韓 情緒。
       
不少學術討論會上，就中韓間的「端午節申遺爭議」也算有明確的定案：首先，兩地學者都認同江陵端午祭的慶典及內涵與中國端午節是不同的。
       
韓國江陵端午祭不吃粽子、不划龍舟，除了時間上相近外，中國端午節和韓國端午祭幾乎已是兩回事。此外，中國端午節起源於紀念楚國詩人屈原，而江陵端午祭則由來於祭拜新羅金庾信將軍、新羅末期高僧泛日國師、化身大關嶺山神的鄭家女，也是不同的。
       
另外，學者群也認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的，並不是「端午節」的本質與源頭。江陵市在申請聯盟教科文組織登記時，也表明江陵端午祭是大約1500年前由中國傳入，申請的只是在江陵市展開的一系列「傳統區域風俗」而己，而不是端午節本身。
       
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中國湖北省慶祝端午節的習俗，也其後同樣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成為世界無形遺產，並於2009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可。因而，從此江陵端午祭與湖北端午節也能並列成為世界形文化遺產。然而，中韓就文化習俗的爭議，卻未有因為此事而告一段落。

韓國起源論的爭奪
       
其後，兩國不斷就其他文化習俗、傳統文化與領土的「擁有權」繼續你爭我奪，例如不少內地網民對韓國的歷史教科書中提到山東省古代為韓國的國土、曾有韓國學 者宣稱孔子祖先起源於朝鮮半島、韓劇《大長今》中說針灸是韓國人的發明、有韓國人的網站宣稱漢字為北方阿爾泰語系的韓國人所創、韓國乃是豆漿發源地
       
和宣稱白頭山是韓國的領土等其他文化爭議大為忿怒。
       
以上所提及的爭議，都曾經與一種「韓國起源論」扣上一定關係。這種說法是指某些韓國學者，基於韓民族優越主義的觀點，將其他國家文化等的發源地說成是朝鮮半島的現象。
       
這套觀念，的而且確曾經在韓國人忍受亡國之痛之時，大受學術界與社會歡迎，他們曾經把很多文明成就都歸結到「起源於韓國」，目的是想強化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然而，並非所有韓國人都贊同。
       
況且，經不少網絡考證，那些在網上流傳的，如「孔子是韓國人」、「韓國人發明漢字」與「孫中山擁有韓國血統」的言論，全都是網民虛構的。當然，有關兩國間 的領土與歷史詮釋，如「高句麗古國屬中原王朝，還是朝鮮民族的」與「白頭山與長白山」的領土討論，是較複雜民族與歷史課題，當然有互相尊重的學術討論空 間。所以，中國端午節與江陵端午祭的共存經驗告訴我們，在相互尊重各自文化習俗的環境下，才是對保護世界傳統文化最佳的土壤。
      
(原題為〈「韓國出品」：端午節的爭議〉，現題為編輯所擬。)

古德明:習公無夢到華胥

■習近平日前訪美，告訴美國總统奧巴馬中國夢和美國夢相通。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訪美，告訴美國總統奧巴馬：「我們有一個中國夢，求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跟美國夢相通。」其實習近平只是向美國人學舌，何「靈犀一點通」之有。

American Dream（美國夢）一詞，一九三零年代初葉出現，《牛津英文字典節本》（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解釋說：The ideal of a democratic and prosperous society, regarded as the aim ofthe American people（「美國夢」者，社會民主、繁榮之理想是也。據云美國人奉此為圭臬）。習近平創造「中國夢」或Chinese Dream一詞，無非發揚現代漢語本色，詞彙跟英文看齊。

中國人和中共不同，歷代追求的，是華胥夢。《列子．黃帝篇》載：黃帝即位之後，最初十五年，縱情口腹耳目之歡；其後十五年，留心天下萬民之治。前後兩個十五年的結果，是形神勞累不堪。他於是退居陋室，摒絕慾念，養性修心。有一天，黃帝晝寢，夢入華胥國：「其國無師長（沒有長官），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親己，不知疏物。」黃帝因此領悟治國之道，睡醒之後，連聲說：「朕知之矣，朕知之矣！」其後二十八年，他垂拱無為，與民休息，「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以至他去世時，百姓無不慟哭。宋朝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言，表達了中國人尋覓華胥路的願望：「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

華胥夢帶濃厚道家色彩，那「無師長」理想，固然不可能實現，但其中含義，正是今人崇尚的民主。至於國民不講嗜欲親疏，現實固然也不可能，但其中精神，多少可以體現於不徇私阿貴的法律。所以，民主、公平兩大原則，無疑是華胥夢和美國夢的共通點。

習近平不識中國經典，不可能懂得華胥夢。而除了學美國人穿衣，學美國人說話，他也不可能懂得美國夢的真諦。他那個中國夢是怎樣的，近日三件小事說得很清楚。

六月九日，北京小民劉暉因「詐騙三百萬元」，被判入獄十一年。法庭上，指證他「詐騙」者，承認證詞是屈打而成，但法官毫不理會，因為劉暉是劉霞的弟弟，而劉霞是中共眼中釘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哭道：「對這個政府，我絕望了。」

六月四日，丁子霖、張先玲等六四死事者的母親發表宣言，說二十四年已經過去，還看不到民主改革的蹤影，看不到兒子雪寃的機會：「絕望感正從四面八方向國人襲來。」

六月三日，重慶小民周萬樹在北京西火車站引火自焚。他多年來為求申寃，四處奔走，最後也只能用火燒出「絕望」兩個字。

華胥夢已矣。今天，十多億中國人的絕望，只造就了共產黨的中國夢。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李平：斯諾登是中國五毛愛不起的英雄

美國中情局前技術人員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是英雄，還是叛國者？這種爭議不只出現在美國，也出現在中國。只不過，斯諾登能獲得西方輿論、美國部份民眾支持，是因為他「不想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記錄的世界」，是因為他被視為維護公民自由的英雄。但是，中國五毛黨呼籲當局保護斯諾登時，是視他為批判美國式民主、背叛美國的英雄，是視他為支持中國封殺網絡自由的重要證人，恰恰與斯諾登的志向背道而馳。

斯諾登踢爆美國政府監控民眾電話及上網紀錄，還逃到香港以求保護自身安全，在令美國政府尷尬之餘，也削弱美歐支持中國網絡自由的道德力量。但同樣引人矚目的是，為甚麼美國國會共和、民主兩黨與白宮對此案罕見地步調一致，共和黨籍的眾議院議長博納也指摘斯諾登是叛國者？為甚麼美國民調顯示逾半民眾覺得政府監聽可接受？可以說，當局在處理通訊監控、網絡監控涉及的國家利益與公民私隱平衡問題的機制是關鍵。

中國五毛黨盛讚斯諾登的英雄義舉，並不是因斯諾登為維護公民自由而捨得一身剮，而是因他們認為斯諾登「把美國邪惡的一面真實地告訴全世界人」、因為他們認為「當今世界很需要斯諾登這樣有勇氣背叛美國的人」、因為他們可以藉此批評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和美國政府對中國妨礙網絡自由持雙重標準。在他們的邏輯裏，誰背叛了美國中情局，誰就是受中國歡迎的英雄，只要能證明美國也在實施網絡監控，就能為中國的網絡監控找到合理化理由。

其實，中國網絡監控的「防火長城」之所以臭名昭著，至少在監控手段、約束機制、監控目標等方面都有異於美國。其一，中國無論是屏蔽海外網站，還是搜尋網站、微博等設立敏感詞屏蔽，都是為着阻撓民眾取得公開的政治訊息，如此妨礙資訊流通自由，完全無關反恐等公眾利益。如果美歐的網絡監控出現這類情況，毋須斯諾登踢爆內幕，主政者早已被轟落台。

其二，中國通訊監控、網絡監控缺乏法律和公眾制衡機制。國安、公安等專政機構，甚至主管網絡的宣傳部門，都可以隨意截取網民資料、上網紀錄，毋須經過法庭批准，連接受人大或政協等所謂民意機構的監察都欠奉，毫無忌憚地侵犯人權。而博納之所以在斯諾登事件上力撐奧巴馬，是因為國會早已得到通報，相關監控得到國會批准與限制。

其三，中國網絡監控屢屢犯下以言入罪的惡行，截取網民批評當局的言論，作為檢控網民顛覆國家罪或煽動顛覆國家罪的證據。湖南《當代商報》編輯師濤被判囚十年、江蘇副教授郭泉被判囚十年、湖北作家杜導斌被判囚三年，都只因為在網上發表異議文章。

由此可見，中國網絡五毛黨再如何讚賞斯諾登背叛中情局、再如何以泥漿戰術拖美國落水，也改變不了中國濫用網絡監控以侵犯人權、為一黨專政服務的事實，也堆砌不出中國繼續毫不受制衡地濫用網絡監控的理論依據。無論斯諾登最終會否被引渡回美國、最終會否被定罪，但他始終會是眾多輿論與民眾支持的勇於維護公眾私隱的理想主義英雄，始終會觸動西方國家更慎重地平衡國家利益與公民自由，始終是中國五毛黨愛不起的英雄，除非五毛黨為英雄斯諾登歡呼時，是在呼喚中國的斯諾登式英雄的誕生。

蔡子強: 鳴笛示警，揭發劣行

 

英國經典政治小說《Yes, Minister》一書中，有如此一句名言：

Official Secrets Act is not to protect secrets but to protect officials.

《官方機密法》不是用來保護機密，它只是用來保護官方。

不錯，所謂保護國家機密和國家安全，往往只是政權的遮醜布而已。

近日因為大爆美國政府廣泛監控國民通訊黑幕的前中央情報局人員、國防承包商僱員Edward Snowden，因為選擇香港這個他口中認為尚算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作為其爆料基地，並且正藏身於此，不單讓香港登上環球媒體的版面，亦讓這種僱員泄密行為是否正當，在本地引發一些議論，有人視他為英雄，亦有人視他為叛徒，甚至是賣國賊。

公眾利益與「whistle blowing」

這種為了公眾利益，僱員因而不惜違反機構、組織規定而泄密的行為，英文稱之為「whistle blowing」，有人譯作「鳴笛示警」，更傳神的可譯作「泄密揭發劣行」，香港人則慣之稱為「爆料」。它源於英式社會，人們見到罪案發生，便會鳴警笛示警，目的是警示執法者及公眾，犯罪行為現正出現，對社會構成危害。

但在今天，whistle blowing在政治學上則已通常收窄，指的是員工對機構內發生的不道德、濫權、瀆職，以至違法行為看不過眼，為了讓公義和公眾利益得到伸張，不惜牴觸內部紀律和保密原則，向外間（如傳媒、監管機構及國會等）泄漏風聲，揭發劣行，阻撓有關行為，以防問題變本加厲。

在美國，為了公眾利益而泄密揭發劣行，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五角大廈文件》案。

美國的《五角大廈文件》案

1967年，美國國防部組織了一群專家學者，秘密編寫有關美國捲入越戰的來龍去脈，以供執政、決策者，在未來有需要檢討時可以拿來參考。Daniel Ellsberg是當時其中一位參與者，過程中他發現，美國政府其實是因決策錯誤，才會墮入越戰的泥沼，更甚的是，為了掩飾這些失誤，政府向國民說了大量謊話。在嘗試過其他方法無效後，為了制止謊言及早日結束越戰，他遂把有關文件（後來被美國人稱之為《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交給記者，期望讓有關資料曝光後可以喚醒公眾，繼而向政府施壓，結束這場錯誤的戰爭。

1971年6月，《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先後轉載了這些文件，立時引起尼克遜政府恐慌，遂立即就此申請禁制令，官司最後鬧上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6月30日判決，以6比3宣判政府敗訴，並撤銷了禁制令。這便是美國歷史上有名的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案件。

最高法院認為任何類似形式的禁制，都有違反憲法賦予之新聞自由的嫌疑，因此須特別謹慎，必須由政府負起繁重的舉證責任，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來證明禁制之必要。但在今次案件中，政府明顯達不到這個嚴格要求，它不能證明有關報道為國家安全帶來「一個清晰及迫在眉睫的危險」（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最高法院法官Potter Stewart在其個人判辭中更指出，問題是否出於政府業已習慣把太多事情也列為機密﹖當政府漸漸把鑄有機密字樣的圖章，慣性蓋在所有文件上時，這難道不是荒謬的嗎﹖特別是當政府官員包括總統自己，常常選擇性地向外界泄露這些所謂機密資料，以為自己博取政治分數時，這不是進一步顯示制度的荒謬嗎﹖另一位法官Byron White亦持相同意見，更說了一句著名說話：「當所有事情都是機密的時候，那麼就再沒有什麼事情真的是機密了。」

法官Douglas亦指出：「政府的所謂機密，往往都是反民主的，只是用來持續官僚的錯誤。因此公開的討論對國家的健康發展是必須的。」

時間證明，《五角大廈文件》公開，對國家安全的危害可說是微乎其微。18年後，尼克遜政府的首席檢察官終於也良心發現，肯承認當時他們是過慮了，他甚至說，很多時把資料列入機密範圍的官員，通常不是真的為了國家安全的考慮，而是為了避免政府部門的尷尬和難堪。

就在尼克遜執政期間，美國同時發生了「水門醜聞」，當時《華盛頓郵報》記者在政府內部一位「線人」供料的情下，展開了深入的調查報道，最終揭發了水門醜聞，尼克遜因而下台，他的幕僚長H. Haldeman及總統顧問J. Ehrlichman甚至因此被判監。《華盛頓郵報》的管理層給泄密者一個代號「深喉」（Deep Throat）。「深喉」的真正身分一直諱莫如深，是美國政圈和新聞界的一個最大謎團，30多年後，兩位記者終於證實，「深喉」的真正身分就是聯邦調查局前副局長W. Felt。

《Insider》

有關whistle blowing的例子，甚至上過大銀幕，這是1997年上映過的一套電影《Insider》。影片由兩大巨星阿爾柏仙奴（Al Pacino）和羅素高爾（Russell Crowe）主演，故事根據美國王牌新聞節目《六十分鐘時事雜誌》的一個真實個案攝製，主角真有其人。

《六十分鐘》的王牌製作人Lowell Bergman（阿爾柏仙奴飾）收到一個匿名包裹，當中有有關煙草公司其實知悉香煙對人體有害的文件，遂希望Jeffrey Wigand（羅素高爾飾）這位煙草公司的前僱員幫助他剖析該文件，但Wigand卻受到煙草公司甘辭厚幣游說以及百般阻撓，並提醒和威脅他與公司簽署的保密協定，不能公開任何有關香煙的研究。一方面，Wigand不想失去醫療保險等對家人生活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卻又受良心譴責，陷入了一片茫然失措之中。結果，他選擇了向良心交代，即使違反了有關保密協議，亦向外界剖白一切，並出庭指證該煙草公司。但後者豈是善類，對有關節目的播放申請了禁制令，亦對他展開一場抹黑攻勢。Wigand的妻女承受不了巨大的壓力而離家出走，只剩下他一人孤身奮戰，但在心靈深處的正義所支持下，他一直沒有退縮。

幾經波折，足本的訪問結果最後爭取到在《六十分鐘》節目中播出，雖然兩位主角都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煙草公司最終受到法律制裁，須為吸煙受害者付出數以千億美元計的賠償。Wigand在美國亦成了「whistle blowing」的經典代表人物，亦顯示公眾利益和知情權，實在應凌駕和超越狹隘的機構內部保密需要。

英國福克蘭戰爭的案例

在英國，亦發生過一宗十分轟動的whistle blowing案件，那就是1985年的所謂Belgrano affair。當年任職國防部的Clive Ponting，因為知道國防部長正準備對國會撒謊，因此故意泄露了一份有關英軍在福克蘭戰爭期間無理擊沉阿根廷軍艦Belgrano號的機密檔，給予一名在野工黨的國會議員。後來東窗事發，Ponting被保守黨政府引用《官方保密法》檢控，但結果泄密者Ponting被陪審團裁定無罪。在重大事情上，公眾利益和公眾的知情權，應該凌駕於一些狹隘的法規之上，而僵化地堅持所謂員工應該遵守機構規定，只會帶來道德真空，並將他們「政治閹割」而已。

前述美、英案件的共同教訓是，時間往往證明當時政府是過慮，有關揭密和報道，對國家安全影響微乎其微，國家機密往往只是官員的遮醜布，掩飾其決策及行為失當，甚至貪污舞弊。如果沒有一些大無畏的員工，基於公眾利益而揭發劣行，這些內幕將永遠無法曝光，社會將欠缺健康的討論，劣行到今天仍大有可能繼續還是積習。

因此，賠上了高薪厚職，犧牲了美好的愛情，承受巨大壓力，仍然決定揭發美國政府劣行的Edward Snowden，其勇氣和決心，無疑值得大家尊敬。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