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11月30日星期六

時令讀物﹕不怕你是香港市長,只怕……



文:何雪瑩

我得承認,由香港電視到李慧玲的事,我都一反常態沒有多大反應,不熱中討論,遊行也是逼自己才去,對我這種過分熱血的人而言是絕對不尋常。

這幾年大家都說this city is dying,已不知死了幾多次,只知死完還有得再死。

我終於感到disenchanted,寧願埋首讀外國新聞。

不是我有國際視野,只是遠方再悲慘,說穿了被觸動的都只是氾濫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不是憤怒絕望的神經。

城市研究成了我的避難所。

我想,如果香港有天淪為天朝大國南邊其中一個海港城市,抑或689事事聽命於天朝,職權「只是」市長一名,香港是否什麼也做不成?
哈佛大學都市經濟學教授Edward Glaeser年前出版的暢銷書為城市平反,力銷人口集中的石屎森林其實遠比不斷擴張的urban sprawl來得環保,呼籲大家別再將鄉郊生活浪漫化。Benjamin Barber數月前的一本著作名為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提倡城市將會取代國家,成為更活躍的political actors,能更有效解決當前面對的問題。今天城市人口已佔全球人口一半,未來三十年更可見發展中國家城市的高速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鄉村人口而言,城市代表機遇、財富和希望,及至現代性的後期,城市卻成了過度消費和污染的同義詞,一些有閒階級努力在城市內外尋找出路,搬到郊區自是一途,一些人卻選擇將郊區的特式移植至城市。

城市結盟回歸傳統

我們習慣國家作為國際政治的單位,但城市在全球的重要程度逐漸趕上國家其實只是回歸傳統,並非新事:回想二千多年前的燦爛輝煌的希臘文明,正是在細小的城邦孕育出來。尤其是當科技不發達,汽車飛機電話互聯網電視只是這一百年來的事,在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以來,一生人生活的距離可能只有方圓50公里左右,人與人的面對面接觸幾乎是知識交流的唯一方法。直至百多年前火車出現,一天內可由倫敦到達伯明翰,人類對時間和空間的概念以倍數被壓縮下來。同時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國際政治也是直到1648年的Westphalia條約才正式確立。今天不少歐洲的民族國家緣起,也是來自城市和公國的頻繁交流:直到18世紀末期「意大利」只是個地理概念,人們只知道威尼斯、佛羅倫斯和薩丁尼亞王國;19世紀中期之前只有普魯士王國跟其他王國的經濟聯盟,沒有「德國」。如果說今天城市結盟起來,在不同方面合作交流,也只是回歸傳統而已。

人們可以面對面交流新知的城市,一直是孕育新思想的溫,更是民主的發源地。

今天全球最有名的市長可數即將離任的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他的財富遠遠把奧巴馬比下去,名聲亦相當不錯,可是他一早表明無意選美國總統,因為市長比總統更能「做實事」、更容易「成功爭取」。Barber強調市長並非意識形態信徒,不囿於左中右,只眼解決問題,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也許作者有點天真,畢竟大多數政治人物都有其意識形態信念,雖然以CEO頭腦管理紐約的彭博政績不錯(彭博首次當選時為共和黨員),但本月的市長選舉竟然選出民主黨中間偏左的Bill de Blasio為繼任人,並以73.3%擊敗共和黨對手,是開宗明義的自由派,跟彭博對社會的願景完全不同,難說市長都沒有意識形態。

當「國」與「城」面對環保議題

可是城市跟國家截然不同的是,現代國家立國其中一個基礎正是主權,講的是獨立,不應受外國干預(所以天朝大國才整天把國內事務不容外人說三道四掛在口邊);但接觸、溝通、經商和inter-connectedness卻是城市「自古以來」的本質,它們追求的並非獨立,而是交流。所以當聯合國在環保議題一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美國作為全球最強大主權國家,因為堅持「主權不能受損」而退出京都條約及其他跨國協議;201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高峰會一如以往以失望作結,全球12個超級城市(megacities)卻組成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互相取經,採取實質行動解決污染問題。


想投訴?歡迎致電府上

倫敦市長Boris Johnson的民望直迫英國首相卡梅倫,有保守黨人甚至高舉他作為下任保守黨黨魁人選,但倫敦畢竟是個發展運作成熟的多元化城市。要說超越意識形態鬥爭,怎能不提耶路撒冷前市長Teddy Kollek。耶路撒冷是以巴衝突的中心、世界三大宗教的聖地。Teddy Kollek於1965年被選為市長,曾6度當選,出任市長竟長達28年!他當選後兩年,以色列在1967年戰爭後佔領東耶路撤冷,雖然令耶路撒冷這個名城被強行「統一」(這項舉動並未得到國際認可),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心卻沒有統一,Teddy Kollek面對重要難題:城市建設到底應否以以色列人為中心?他的想法卻非常實際,很多人認為只要強硬對待巴勒斯坦人,他們便會離開耶路撒冷,他認為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以色列軍隊進駐後數小時,他旋即向巴人伸出友誼之手,向阿拉伯孩子派鮮奶;成立阿拉伯人聯絡辦公室,解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社區在教育、交通和其他公共設施的不平等;他堅持不同宗教和平共存,確保巴人能暢通無助進出聖殿山。有人說他是堅定的左翼和親阿拉伯,他卻說自己只是務實主義者。
Benjamin Barber認為成功市長其中一個特點是親和力和幽默感,Kollek任內幾乎每天在街上散步,卻堅持五天工作,假日投入耶路撒冷基金會的社區工作。耶路撒冷基金會資助興建劇場、公園、博物館等文化設施,舉世知名的以色列博物館亦是基金會和Kollek的傑作。每天早上6小時他都開車在市內兜風,在筆記本上記下哪裏的路要整修、哪裏要多種樹,哪裏的垃圾未清理。政府電話簿上能找到他家的電話號碼,市民能隨時致電投訴。1993年82歲高齡的他終於在選舉中失利,被後來出任以色總理的奧爾默特擊敗。但奧爾默特從Teddy Kollek手上接過的,已非當初那個寧靜但潛伏宗教衝突危機的古老山城,而是以文化多元活潑見稱的現代都會。
城市要民主小即是美

以城市為單位的全球城市網絡近年如雨後春筍。Benjamin Barber認為目前民主面臨重大問題:民主建基於共同生活,但國家作為民主的基本單位卻大得令人們難以達成共同意識。民主起源於希臘城邦,雖然女性和奴隸沒有政治權利,但當時實行的是直接民主,而非今天大部分民主國家實行、所謂人民只有在四年一次投票時才當家作主的民主。直接民主在人口眾多的地方難以實行,Benjamin Barber等則認為城市的規模更能有效實現民主真義。今天城市規模愈來愈大,亞洲城市如東京、首爾人口已超過1000萬,未來30年城市發展將會集中在亞洲發展中地區如中國、印度等。這些亞洲超級城市的人口比北歐國家的全國人口更多。到底城市是否真的夠細來實行民主還是疑問,但肯定的是要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實際問題,國家實在大到無法提供及時答案。空氣污染是各大城市都面對的貼身問題,不少歐洲市政府提供單車及相應設施,這些都是比「綠公仔延長三秒」來得重要也實際解決問題的措施。

雖然書名為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但無人會天真以為市長萬能,作者也說到跨國資本對城市和國家的影響至巨。可是雖然問題來自全球,卻愈來愈多人認為一些問題的解答在於本地,small is beautiful,城市甚至本土社區雖未能直接打擊問題根源,卻能提供解決生活問題的辦法。韓國經濟多年來被大財團(chaebol)如三星、現代等壟斷,和國家政府的官商勾結黑暗程度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經濟和社會問題叢生,「韓國長毛」朴元淳脫離社會運動,前年當選首爾市長後大力推動共享經濟,支持社區規模的社會創新,從資源和理念上支援社區自助。

彼市長-此市長=落差

Benjamin Barber的立論建基於市長能摒棄意識形態,以務實主義解決實際問題,說到意識形態又怎能不提中國?習近平在八一九講話把意識形態說成是「重中之重」,做好意識形態宣傳才不會步蘇聯後塵;也不要忘記被打倒的重慶市長薄熙來正是以「唱紅打黑」見稱。假如,我說的是假如,李飛為我們帶來的信息是一國兩制和自主權只是空話,香港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你們的特首不過是香港市長,根據Benjamin Barber的說法,其實市長也能大有作為,也能解決社會問題。只是現在這位「梁市長」,連發個免費電視牌、對電台節目主持人也似乎以維護黨的意識形態行先,解決問題為後(實質令問題惡化),想到這裏,我這個為了逃避香港現實政治困局才讀城市研究的urbanist,還是忍不住長嘆一聲。

陳嘉文: 假如重頭來過?




李嘉誠說,如果可以重來,他或者會從政。

說完這話,他沒有解釋什麼,好像是很純粹的一種回首前塵的自我檢視,可是我們聽起來又覺得有弦外之音。於是,沒法追問的我們,都興致勃勃從他的說話裏自行解讀,各取所需。

訪問當中,惹人迷思的說話很多,我們這天找了十來人,聽聽他們如何解讀。沒誰知道什麼答案才最正確,但至少我們摸出了,他老人家想在人們呈現怎樣的一個李嘉誠,和人們看到的,又是怎樣的一個李嘉誠。

根據南方報系的專訪原文,

1. 李嘉誠說,香港不能人治。你怎樣解讀這句話?

2. 李嘉誠又說,撤資和地產霸權是笑話,你會怎樣回應他?

劉慧卿

1. 唔能夠人治,我都唔知佢唞乜。一係唔同意,但又覺得現在好多,佢覺得好錯。但佢又好似唔係咁講。我根本唔明白佢講乜,評論唔到。

2. 唔係喎,唔淨止佢,那幾個地產家族都係有霸權。而我都同意部分,政府政策係令佢哋有地產霸權。唔止係依家嘅事,我做記者時,已有議員同我講,咁辛苦賺錢,只為養幾個地產商!

葉劉淑儀

1. 我哋無人治吖,香港從來都是法治,跟程序跟規矩,我唔覺得有改變。

2. (撤資是笑話)佢可以咁講嘅,佢的確比其他地產商globally invested,電訊呀,科技呀,佢都有。(地產霸權是笑話)佢同巿民嘅睇法可能唔同,巿民會覺得地產嘅比重好重,打工為供樓,成世就幫地產商打工咁,尤其雙辣招之前,樓價每日兩三個percent咁升,完全同社會脫節,所以香港人先講地產霸權。地產商自己覺得唔係咁樣,佢哋的確都有貢獻。責任可能喺政府度,如果政府不偏重任何一個行業,咪唔會有霸權可以出現。

田北俊

1. 好簡單,香港以前注重法治,規矩最緊要。人治呢,就似係內地,以前鮋內地,現在內地都愈來愈唔人治。我都有同感,香港反而好像變回十年前的內地。

2. 作為議員,我都做地產,我好同意佢。地產霸權最勁的是政府,晒鱓地,一路以來用公平公正的原則賣地,當然就是價高者得,所以有高地價囉。地產商只是「運財童子」,把錢從巿民手中運到政府,運來運去,當然中間會賺少少。

田北辰

1. 以我的理解,他自己的判斷是以前政府比較依賴顧問報告、程序等,但現在梁振英政府似乎脫離了公眾對此的期望。但這是否人治呢?若只以顧問報告做決定,就唔使有政府啦?但若只以主觀判斷,蓋過專業看法,唔理顧問,咁人懐又會話人治。這是兩個極端,公眾覺得要拿個平衡。但好像限奶令咁,順應民意解決了一些問題,又無人話人治喎。即係企喺飱你那面,就唔會有事囉。

2. 我同意嘅,因為有高地價政策,價高者得嘅原則就會造成樓價高。政府鍾意一忽忽咁拿地出來賣,鍾意控制供應,人們看上去就好似是地產霸權,但不是地產商偷呃拐騙呃地回來,地產商都想要多啲地嘅。

郝鐵川(昨接受傳媒訪問時說)

不予評論。

何秀蘭

1. 我個人好簡單,唔想揣測佢本來是否鍾意人治,又或者他的敵人是不是我的朋友。字面意思,就是要跟程序,唔似得CY唔跟程序,隻手遮天,好似電視發牌咁,完全唔交代。尤其怎可以刑不上特首?佢屋企僭建,現在如何?你叫公務員如何執法?

2. 撤資又真是一個笑話。當時傳得咁行,為何當時唔澄清?我相信,裏面當中一定有商業考慮,但政治形勢也是商業考慮之一。而無地產霸權,更是笑話!這是香港人的悲劇。

戴耀廷

1. 香港之為香港就是香港有法治。現在有些人常把法治放在嘴邊,但實際上卻是以人治換法治。李先生或許是對這些人發出警告。

2. 第二條無意見。

葛珮帆

1. 任何一個做生意的人,都注重一個地方的法治,因為他們要投資在一個地方,最重要是那地方穩定,而要穩定就要有法治。朝令夕改,有人治,就會令投資者卻步。

2. 撤資是笑話,是可以接受的,就算賣了屈臣氏、百佳,因為佢在香港仍有好多投資。佢可能覺得被冤枉。但說地產霸權是笑話,佢忽略了小巿民的角度。對生意人來說,做生意梗要賺多啲,合法就得。但衣食住行都在地產商控制之下,樣樣加價,樣樣賺到盡,不是霸權,是什麼?

李卓人

1. 香港不能人治,就是香港不應有李嘉誠治港!自從他與江澤民第一日勾結起,差不多就以此治港好耐。近來不知道是否江澤民失勢,抑或佢同阿習握唔到手,抑或人哋無住佢間酒店,於是就開始轉指梁振英人治。佢應該反省一下。若佢唔支持人治,係咪支持民主先?咁佢去佔中啦,佢肯去佔中,我就原諒佢咁多年人治香港。

2. 佢話笑話,這根本是風涼話,佢不是受害人。(但他說在訪問裏說地產商也是受害者?)可能因為佢畀人話咗咁耐,覺得自己被冤枉。他好明顯是霸權之最,綜合霸權、多元霸權,零售又係佢,屈臣氏、百佳,碼頭又係霸權,仲有酒店。

沈旭暉

sorry i'm occupied by my wedding and haven't followed news, hope i can help next time.(Congrats !)

姚松炎

1. 制度是香港最珍貴的,不可以放棄,他非常正確。

2. 但對於霸權,他是錯的。地產霸權,政府和發展商都有份。不如問他為何盈動可以不用競投就拿到數碼港的項目?這可以反映他的說話有多錯。

王慧麟

1. 九七前,英國佬殖民管治,法治包裝人治,土豪巧取豪奪,法治是一張包裝紙。1985年Winfat Enterprise一案,從此新界農地盡變貨櫃場,土豪賺到笑,政府拖到1991年才改例禁止,2004年規劃署才有執法權。尊重法治嘛!所以改例改得遲,誰躲在法治下得益,不言而喻;九七年後,政府連包裝紙也不要,遠有胡仙案及人大釋法,近有電視發牌,上有飛主任政治語言解釋基本法,下有貪曾貪湯許仕仁。香港從來都沒有法治,何時轉變了成為人治?乜香港素來唔係人治咩?港督/特首權傾天下,沒有制衡,難道就是法治?

2. 97前,英國佬散水,扶植華資,特別係地產商,壟斷各行各業,華資老闆被捧為商界神話,英資敗走香江。英國佬撤資?怕什麼?有華資頂上。97後,華資景氣不再,中資氣勢如虹,騰籠換鳥,隨時日後獱車搵蜆殼加德士入油,仲難過搵中石化中石油。地產霸權是英國佬扶植出來的結果,但沒有銀行推波助瀾,80年代的華資怎會有米蛇吞象?沒有銀行大做按揭利誘市民上車炒樓,地產商如何資金回籠?地產霸權是果,銀行放水是因,政府高地價是因也是果。誠伯在意地產霸權之負面標籤,因為要佢食晒所有責任,唔公道。但是,為什麼我們不去批評銀行的巧取豪奪?為什麼我們不去奪回屬於我們的金融秩序?今天,「英資」中電賣盤,南方電網入股,融資機構,哈哈,竟然係獅子銀行。九七前,諸殖民地銀行(包括獅子)操盤,捧華購英,成全華資進取各行各業。97後,又係諸前殖民地銀行捧中購華趕英,成全北水南購。香港人不去追究銀行家幕後操縱,反而為他們搞的馬拉松爭崩頭,究竟香港人幾時至願意醒呢?

石禮謙

1. 香港是法治起家。每個地方都不能夠人治。他沒有說香港有人治。

2. 地產霸權在哪裏呢?在最大的地主,即是政府。地價是政府定,樓價都是跟地價;地產商跟條例起樓,條例是政府定的;樓如何賣,也有法例監管。地產商循規蹈矩,唔係強搶土地回來,跟法例做的話,點樣有霸權?

李慧玲

1. 李嘉誠一語中的。香港現在正由一個「不能」的「人」管「治」!

2. 爛gag一個,除了講的人自己笑,其他人笑唔出。

陳健民

1. 李可能不滿CY獨斷獨行的作風。特別是房屋政策出台前未有與地產商有詳細溝通。可以見到,今屆政府相當孤立,一方面與利益集團有矛盾,另一方面又因為政治原因無法獲取民間的支持。但假如政府在房屋問題打退堂鼓,則民怨隨時爆發。結果是落入現時兩面不討好的狀態。

2. 地產霸權在曾蔭權時期形成,它當然是在政府政策配合下才能發生,所以是官商勾結的產品,而不是地產商單方面造成,所以李覺得怪地產商沒道理。在他眼中,誰也不夠CY霸權。我覺得香港很可憐,在地產霸權與行政霸道中不斷輪迴。我相信民主有助對抗這兩種霸權。

周日話題﹕李慧玲,不要氣餒,香港需要您!



文 × 程翔

認識李慧玲,是2008年我出獄之後。

出獄當天的晚上,太太縷述了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如何動員起來營救我,其中提到商業電台一個非常打動人心的節目《聲音黃絲帶》,這時我才知道有李慧玲這位行家。從太太口中,知道她在營救我的過程中,盡心盡力,除了設計了非常有創意的《聲音黃絲帶》節目,讓全港人士長時間地、持續地關注我的狀和處境外,還獨家專訪了被誣衊為我的「二奶」的當事人,有力地戳破某些人對我進行所謂「包二奶」的抹黑行動。此外,她還全場廣播了一場跨越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宗教祈禱會,以凝聚廣大教友對我的支持。她對我可以說是恩重如山。

於是我找了《聲音黃絲帶》來聽。這個聲帶在商台「左右大局」每天開播時,都在節目開頭播一次:「這是程翔失去自由的第xx天,我們請來他的朋友/家人/同事/行家……某某人,在電台呼籲一下,希望他能早日恢復自由」,繼而就播出朋友們的錄音,表達祝福及懷念,也呼籲中共早日釋放我。雖然每條「聲音黃絲帶」只有一分鐘左右,但往往都是充滿感情,十分動人的話語,聽之令人動容甚至落淚。

每天一分鐘柔性訴求 化解傲慢

難得的是,李慧玲把這個節目堅持了將近一千天,直至我出獄為止,這就非常不簡單。這期間要找來幾百位朋友/家人/同事/行家來錄音,才能把這條黃絲帶延續下去。我自己是記者,深知沒有堅定的信念和持久的韌力是無法堅持下去的。每天一條黃絲帶,就恍如每天一個提示,提醒當權者,去及早解決一件政治迫害的冤案。這對當權者來說,天天一段話,可以說是一種極大的無形壓力。

我聽了幾集後,不覺失聲痛哭,實在太感人了。感人者不唯朋友們表達了對我的關注,感人的還有李慧玲小姐的擇善固執。黃絲帶只有一分鐘,表達的只是柔性的訴求。但即使是短暫而且柔軟,日積月累,它仍然產生了強大的力量,去化解強權者的傲慢。老子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又說「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信哉!

為了面謝她,我約她見了面。我問她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壓力,她坦承有,但她照樣做。很多朋友都替她擔心,勸她不要「去到盡」,畢竟她以前並不認識我,我究竟是好是壞她也未必有把握。「去到太盡」會令自己「沒有彎可轉」。這些都是很善意的規勸。

我問她為什麼敢「去到咁盡」?她說,憑她對人的直覺判斷,憑對案件本身的邏輯分析,憑對「程翔事件關注組」的成員們的信任(因為他們都是學有所長、業有所專,都是這個社會公認的棟樑人才,但平素卻又十分低調的謙謙君子),她選擇相信我。

這個答案道出了李慧玲過人之處。她有準確的主觀判斷力,又有邏輯力極強的客觀分析力,而且還具備鍥而不捨的持續力。更難得的是,她選擇把這些獨特的能力,用來維護社會公義而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對某些人來說,這樣的人,其「殺傷力」實在太大了。

商台領導 何以告慰林彬在天之靈?

李慧玲最近被調職,實在讓人唏噓!令人太息的,除了是因為她在維護公義的過程中遭到了打擊,更因為我們社會所珍惜的新聞自由,日漸式微之勢似乎難以逆轉。商業電台似乎忘記了他們在1967年左派暴動時為維繫香港人心而曾經作出的傑出貢獻。當年,由林彬先生領銜負責的抗暴播音,有力地揭露了左派搞亂香港的圖謀。林彬先生個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他被左派暴徒活生生燒死後,商台領導人何佐芝先生把他的遺像高高掛在商台辦公室凡30年,直到1997才迫不得已的拿下來。當今商台的領導人,何以告慰林先生在天之靈?而何老先生的風骨,難道也就此棄如敝履嗎?

李慧玲被調職後,一位在《文匯報》時期的90高齡的舊同事致電給我,要我轉告李小姐:「不要氣餒,要堅持下去,因為香港需要您」。對!一切不願見香港沉淪的人,都會支持您。
 

安裕周記﹕東海上空的八月槍聲



遺憾的是,美國社會紀念甘迺迪遇弒五十周年的焦點仍流於「誰殺甘迺迪」層次,希望從巿民錄下的粗糙八米厘短片再找出更多蛛絲馬跡,以證風華正茂的年輕總統之死是牽涉更大陰謀,包括古巴殺手中情局內訌聯邦調查局滅口等。事過半世紀,可以猜想的陰謀論大概已經猜想得七七八八,恐怕無法跳出人們的想像空間;睽諸歷史,其實甘迺迪留給後世的遺產不止於這一麟半爪,人們在陰謀之說塞滿腦子的時候,忘了古巴導彈危機。

古巴導彈危機是人類在全面核彈對決邊緣的生死之戰,美國和蘇聯核武上膛,每個等於幾百萬噸黃色炸藥的上千核彈頭轉移到戰略轟炸機和越洲導彈,諷刺的是,這次對決形成後來美蘇止戰於戈的「相互毁滅保證」(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用《尚書》的一句話來說,這是「余與汝皆亡」,誰撳下核按鈕,保證隨之而來的核戰令雙方從此灰飛煙滅,輻射流散全球,人類滅絕。

美國二戰後打的大仗小仗,七十年間只有一次把戰爭狀況提升到第二級,距離第一級「全面戰爭」只一層之隔的就是古巴導彈危機。這場兩強眼睛瞪着眼睛的決鬥帶來的政治後遺症,是從此美國任何一黨上台當總統都不可以在戰爭面前示弱,蘇聯的教訓是膽識不如人的只有政治敗退一途——古巴導彈危機兩年後,危機年代蘇聯一把手赫魯曉夫在宮廷政變被攆下台,更強硬的勃列日列夫取而代之。



說這些舊事,是因為東海的防空識別區危機。

防空識別區是沒有國際法根據的空間,反映出來的純粹是國力折射,美國雷達夠多戰機精良,有條件巡邏它劃下的防空識別區;日本南韓因為是美國附庸的原因得以搭這趟便車,也摻上一腿搭建了本國的防空識別區。解放軍空軍過往因為條件太差,就算劃出防空識別區都無法巡邏,人家來去自如,二○○一年南海撞機事件,美國偵察機最近時距離大陸陸地據說只有幾十公里,如果那時有防空識別區的話,這區也是中門大開,外人自出自入。

這次北京劃出防空識別區,美國第二天就派出兩架B五二長驅直進,轉一個大圈回到關島,所謂「早已安排的訓練」誰都知是假話,一向視東海上空如自家後園的美國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過兩天,美國糾結日韓一同呼嘯進出,北京能做的是戰機緊急升空查證。因為識別區不同領空,查證是單方面的事,除非進入領空就有權打下來。當然,像美俄這些玩慣戰爭邊緣策略的老手,厲害之處是不會笨得讓你逮着,俄羅斯對此道最精通,冷戰年代至今天天都在玩一種叫「西伯利亞快車」的戰爭遊戲——從堪察加半島派出長程偵察機南下,沿着日本防空識別區西側外緣出出入入,日本空中自衛隊緊急起飛趕到前一刻,偵察機挨着對馬海峽大轉彎飛回北上。這些日俄都玩到精通嫻熟,日本戰機趕到,拍一張照片,之後各自歸家。

日蘇之爭不同中美之爭

所不同的,日本對蘇俄玩的防空識別區戰爭遊戲,是在不對稱的戰爭實力下的貓捉老鼠,就是打下哪一方,日俄都不可能爆發全面戰爭,退一步說,日本有此意願,仍要看美國臉色。相對於此,這次東海防空識別區之爭是中美間的爭逐,日韓澳是塘邊鶴座上客,也就是說,中美後面沒有後台老闆,打與不打,自主決定,少了第三重,直接面對面,擦槍走火機會大增。古巴導彈危機最恐怖的便是美蘇直接對抗,沒有中間代理人如今天的日本這種介體,一旦計算錯誤,後果可以極為嚴重。其實,中共也曾面對類似危機,一九六九年中蘇激戰珍寶島後,蘇聯從東歐戰線調動大量兵力到遠東地區,最眾之時,蘇軍在中蘇邊境的軍力達一百五十七萬,勃列日夫一度計劃向中共發動核突襲,通過駐美大使、蘇聯第一號美國通杜布里寧(Anatoly Dobrynin)向美國總統尼克遜放風,試探華府反應。尼克遜看穿蘇聯陰謀,因為蘇聯打了中共,東北亞定必大亂,朝鮮半島和日本難逃戰火焚城,於是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基辛格把消息捅了出來,蘇聯陰謀瓦解。中共出了一身冷汗,發出「一號命令」,高官出京南移,全國人民挖防空洞。

美國在古巴導彈危機得出教訓:戰爭面前不能擺出退讓姿態,否則連談判的籌碼都沒有。這是有根有據有歷史的總結。古巴導彈危機發生於一九六二年十月,此前十六個月的一九六一年六月,也就是甘迺迪上台僅五個月,甘迺迪和赫魯曉夫在維也納舉行峰會,該役,甘迺迪雖然嘴硬,仍被紅軍出身的大老粗赫魯曉夫打得一敗塗地,赫魯曉夫咄咄逼人,「力量必會碰上力量,如果美國要戰爭,那是你們的事。是戰爭是和平,由你們來決定」(Force will be met by force. If the U.S. wants war, that's its problem.It's up to the U.S. to decide whether there will be war or peace.)。甘迺迪是太子黨,父親老甘是前駐英大使,對希特勒綏靖主義的支持者,甘迺迪被認為是怕死的二流子後代,美軍的軍頭很看不起他,《紐約時報》著名記者賴斯頓(James Reston)當年採訪峰會,他在《柏林.一九六一》說,甘迺迪說被赫魯曉夫「打得好慘」(He beat the hell out of me),對賴斯頓說那是「人生最慘一役,把我蹂躪不堪」(worst thing in my life. He savaged me)。

甘迺迪在古巴危機的策略

到了古巴導彈危機爆發,軍方由於老甘迺迪的背景和維也納峰會的慘痛教訓,認定甘迺迪不敢面對蘇聯,軍方意欲先下手為強,先炸古巴再在歐洲動干戈,自信必能一次過把蘇聯從地球上抹掉。甘迺迪面對軍方壓力,痛苦得難以自持,天天找胞弟、司法部長羅拔密談。羅拔起初也是鷹派,然而經過了解情况,明白美國表面上絕不能退讓,但也不能貿然打一場核戰,於是才有所謂暗通曲款之說,通過蘇聯大使館與赫魯曉夫拉上線。二○○一年美國電影《驚天十三日》(Thirteen Days)描劃此一過程比較貼近歷史事實,其實赫魯曉夫也陷入甘迺迪的困局,軍方壓力巨大,把蘇聯逼近戰爭邊緣。結果,美國以暗下答應拆除駐土耳其的導彈為條件,蘇聯則公開拆走古巴導彈,結束瀕於人類滅絕的生死兩星期。相鬥到最後一刻,美蘇兩對互相瞪着的眼睛,赫魯曉夫眨了一下,勝負即分,兩年後他從蘇共總書記淪為階下人,放逐鄉間。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世界決鬥的最後分野,在於人人都怕死,但前者領袖失敗後可安享晚年,後者若失敗是永遠失蹤。



東海防空識別區會否是古巴導彈危機的復刻版,此一階段無人有觀瞻未來的水晶球,但這確是古巴導彈危機後,世界最強兩個國家劍及履及短兵相接的第一次。美國自古巴導彈危機之後,歷任總統皆無法逾越甘迺迪「勝利」法則而在戰爭前低頭而過,况且,以美國戰後猛漲的霸權主義,更不能雙手拱讓經營百年的西太平洋霸業;至於中共過去十年經濟激富下的底氣,亦令軍方有躍躍欲試的氛圍,雖不能與古巴導彈危機直接相比,但其歷史背景及意涵則極為接近——核大國的爭逐、地緣政治的較量、誰是天下第一的比併,皆與一九六二年的世界七分相似。東海灑下第一滴血,不管是美國人的還是中國人的,類似一九七九年中共「教訓」越南的局部戰爭勢無可能重演,一旦要演,便是跡近「余與汝皆亡」的一回。

戰爭是無法預計結果

在我們曾經走過的歷史長河,在古巴導彈危機之中也曾有過確鑿的經驗和教訓,解決之道不是靠飛機大炮,羅拔甘迺迪在回憶錄稱,甘迺迪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一直讀着美國女作家塔克曼(Barbara Tuchman)的《八月的槍聲》(The Guns of August),這是當年新出版的歷史著作,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成因,甘迺迪甚至買了幾本送給幕僚細讀。美國專研冷戰的政治學者阿里森(G.Allison)以及香港學界熟悉的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 ,Jr.)認為,甘迺迪不至於先發制人全面攻擊蘇聯,此書或起一定作用。是耶非耶,甘迺迪墓木早拱,無以求證,不過,《八月的槍聲》確實把戰爭販子自忖可計算一切、世局軍事皆依其設想的無知愚昧擊潰。本書僅五百頁,行文明快不艱澀,值得細讀的是第二章及最後一章,今天在戰雲密佈的東海前沿再讀此書,當會明白,就算任何民族主義和地區霸權取得最後勝利,皆不及在自由和平的空氣下活着可貴。



《八月的槍聲》第二章講的是德國,法國,英國,俄國俱以為自己手上的是周詳精密無與倫比的攻守戰略,都自信戰爭可以在一個月內結束。事實當然並非如此,槍聲一響,所有戰前推斷全部無法實現,包括所謂「速戰速決」。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打了四年,死傷三千七百萬人。在該書的最後一章,塔克曼是這樣總結:

“The war's opening produced deadlock on the Western Front. Sucking up lives at the rate of 5,000 and sometimes 50,000 a day, absorbing munitions, energy, money, brains, and trained men. The nations were caught in a trap... . With time such a war would become intolerable. Men could not sustain a war of such magnitude and pain without hope--the hope that its very enormity would ensure that it could never happen again.”

(戰爭的爆發,在西線帶來了死局。生命的淪喪是一天五千人,有時是一天五萬人。它帶走了彈藥,能源,金錢,大腦以及久受訓練的軍人。各國都在困局裏不能動彈。這樣的戰爭實是難以承受,人們不可能承受這樣巨大痛苦的戰爭而不存希望,那種希望是大得人們決不想戰爭再次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