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 政壇世家的宿命與哀傷

上星期五是美國已故總統約翰甘迺迪被刺殺50周年，美國舉行了隆重的紀念，讓這個傳奇政壇世家，再次置於傳媒鎂光燈之下。

一門多傑的政壇世家

甘迺迪世家一門多傑，父親約瑟曾任美國駐英大使，四個兒子，大兒子小約瑟不幸在大戰中陣亡；二兒子約翰是總統；三兒子羅拔當過美國司法部長；四兒子愛德華當過參議員。

父親老甘是一位成功商人，也是家族中首位涉足政壇的，曾幫過小羅斯福選總統，後來獲投桃報李，被委任為美國駐英大使，但因親納粹德國，支持綏靖政策，所以當英國的主戰派邱吉爾取代溫和派張伯倫上台後，唯有黯然回國，政途從此畫上句號。但老甘沒有因此死心，反而把希望押在兒子身上，希望當中有一位最終可以當上美國總統，為他出一口氣。老甘便曾私下說過，自己已經登上了財富的極峰，將來就要讓兒子登上權力的最高峰。但諷刺的是，這也成了甘迺迪兄弟的宿命和悲劇。

老甘安排孩子從小就過覑斯巴達城邦式的生活，哪一刻起脇、集合、跟體育老師做早操、游水、打網球等，都有清楚規定。在放學後，每個孩子都要讀一小時報紙，到了吃晚飯時，老甘就會親自考他們，要各人講講從報紙讀到些什麼，自己又有何看法，做父親的更會即場作出詰問，亦會要他們發表飯桌演講，評論世界局勢，以及作出美國政壇人物點評等。他又把孩子介紹給各式各類的政壇、社會，甚至是影壇、體壇人物，擴大他們的生活圈子及眼界。

望子成龍的嚴厲老父

老甘又要兒子從小就習慣競爭，崇尚和追求第一，第二就是失敗。他為他們安排的不單是簡單運動，而是各種競技比賽，要孩子爭勝，目的就是訓練他們的鬥志和好勝心。他的一位女兒曾說：「無論是帆船、滑雪、網球、還是壘球比賽，我們都必須擊敗對手，爭取第一不可。否則，父親就會發怒，是非常、非常的憤怒那一種。他清楚要求我們，凡是比賽就得全心全意的投入。」

1940年，老甘更斥資為老二約翰出版其畢業論文《為何英國沉睡不醒﹖》（Why England Slept﹖），令他聲名鵲起。其實書中很多原始資料，是父親作為美國駐英大使所擁有。

大學畢業後，老二原本體檢不合格（他天生脊骨有問題），但經老父安排，最後都加入了海軍。入伍後，經妹妹介紹，認識了丹麥小姐，旋即打得火熱並且同居，但因為從事記者的女方曾訪問過納粹第二號人物戈林，亦被傳言曾私下見過希特勒，所以被指同情納粹或甚至是間諜。雖則沒有真憑實據，但為了兒子的政途，老父還是介入了這段感情，首先派人說服女方離開兒子，再被安排遠赴南太平洋打仗，拆散鴛鴦。

1943年，老二在太平洋遇險，所屬魚雷艇被日本驅逐艦撞沉，但他卻死命挾覑嚴重燒傷的其中一位戰友，漂浮了半天到達一個海島，後來得到救援。老父看準這個機會，立即開動友好的宣傳機器，大肆宣傳約翰的英勇事舻，最先在《紐約客》周刊發表，但老父仍未滿足，再找來《讀者文摘》再次宣傳，約翰遂名揚全國（這篇文章後來在約翰競選國會議員時被當作選舉刊物般廣為派發）。

但在甘迺迪四兄弟中，政治野心最大的，其實是老大小約瑟，他一直是家庭的中心，對政治十分主動，並視自己為家族參政的必然代表；而相反，老二對從政興趣其實並不是那麼大，只是被動地服從父親的擺佈，以及希望完成父親心願。

沉重期望害死兒子

因此，在老二因太平洋戰爭而名揚全國之後，老大便心急如焚，他知道老二將從此成了家族的公關大使，要扭轉形勢，自己必須要做些驚天動地的大事。最後他選了當海軍航空兵這個危險兵種，更從比較安全的佛羅里達州海岸巡邏隊，自動請纓到槍林彈雨的歐洲長空，與納粹對抗。到了倫敦後，他更揀上極危險的任務，那就是轟炸荷蘭、比利時沿岸的德國V1導彈基地。如果任務成功，這當然比起老二的戰績更具傳奇性，但可惜任務失敗，他也以身殉國。老大可以說是被自己的自尊心和父親的沉重期望所害死。這也是老甘要兒子從小就追求第一，第二就是失敗的惡果。

老大的悲劇沒有改變老甘的心態。大戰後，老甘正式大張旗鼓為老二鋪路入政壇，在波士頓為他設立競選總部，競選國會議員，亦為兒子找來公關公司、助選經理。他更要親自作老二的政治導師，以及真正的助選經理，他甚至幫兒子定下每天的大選日程。

甘迺迪兄弟的宿命

老二約翰私下曾說自己之所以參選，是因為哥哥死了，他曾經說：「我的哥哥是一家人中從事政治的當然人選。如果他活覑，我會繼續當作家……如果我死了，我弟弟老三羅拔會當參議員。如果他出事，另一弟弟老四愛德華會為我們競選……」結果，不幸一語成讖。這或許就是甘迺迪兄弟的宿命。

到了約翰當選國會議員後，老甘更常常向兒子「轟炸」，教他要向什麼人請教，與什麼人結盟等。他甚至收買兒子的行政秘書，以當自己的耳目。他又特地向波士頓大主教捐贈一張60萬美元的支票，修建兒童療養院，但卻由兒子（當時是候選人）在奠基儀式上，當覑一眾記者把支票交給大主教。如燃燒金錢的火焰，是兒子的選舉快車其火車頭之動力來源的話，那麼，這位老父是毫不會吝嗇為此不斷添上燃料的。

1960年，約翰終於擊敗尼克遜，當上總統，並在1961年就職，但諷刺性地，在同一年，老甘中風癱瘓，或許，因為他潛意識上覺得自己終於心願已了。

噩運不斷的家族

可惜，約翰在1963年遇刺身亡，老甘再次把老三羅拔推上台前，承繼遺志，但後者卻在1968年競選民主黨總統提名期間，正當在民主黨黨內初選勢如破竹時，遭槍手射殺；接覑希望落在老四愛德華身上，但他卻因拈花惹草（雖然其實由老父到他幾兄弟整個家庭也是如此），1969年醉酒駕車墮進河中累死女伴，因而總統夢碎。

到了家族的第三代，仍然是噩運不斷，例如老二的兒子小約翰1999年便駕機神秘墮海死亡；其餘的還有過量吸毒死亡；滑雪意外撞樹死亡；患癌症被截去右腿等等，令到家族在政壇上無以為繼，於是有作家便煞有介事的著書，探討甘迺迪家族的魔咒，可參考Edward Klein著《The Kennedy curse : why America's first family has been haunted by tragedy for 150 years》。

到最近老二的女兒卡洛琳當上美國駐日大使，甘迺迪家族才重新有了亮點，但大家都知道她材料和能力有限，所以亦不敢寄以厚望，料將會行人止步。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古德明: 是何世界是何年

香港政制改革大戲開鑼，中共特使李飛率先踏上氍毹，唱一段家門引子：「二零一七年，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候選者必須愛國。愛國卽不可不愛黨中央，普選卽不可不選黨中央屬意之候選人。猗與盛哉！」戲臺兩邊是一副對聯：「如此河山如此日，是何世界是何年。」

統治集團等於國家，這條硬邦邦大道理，今天西方民主國家固然沒有，就是中國帝王時代都沒有。周朝開國帝師姜子牙兵書《六韜》卷二指出，國家非一人一姓所有，統治者更可能是國賊：「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治理）之。」

我國道家始祖老子說：「以智（巧詐）治國，國之賊。」儒家亞聖孟子說：「民為貴，社稷（國家）次之，君為輕。」可見儒、道兩大家，都不把統治集團和國家混為一談。漢成帝年間，天下災變頻仍，北地太守谷永進言，談到朝代興替：「天生蒸（眾）民，為立王者，以統理之，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今天，誰人主張「不私一黨」，誰人就要蒙上「叛國」罪，輕則入獄，重則處死；但是，當年成帝讀了谷永的奏議，却「甚感其言」（《漢書》卷八十五）。

究竟中共是「國家」還是古人所謂「國賊」，看看三件小事就很清楚。

第一，《人民日報》十一月八日發表萬言書，表示要「理直氣壯推崇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同時，《中國社會科學報》也發表鴻文，把毛澤東大躍進餓殺百姓三千萬的歷史，改寫為「三年困難時期，營養性死亡人數不過二百五十萬」。對他們來說，殺民三千萬，也許稍稍多了一點；改為二百五十萬，就完全微不足道，就可以理直氣壯頌歌。

第二，山西平順縣政府一次會議的紀錄片，最近流傳互聯網。影片裏，交通局長說：「一旦有水災，淹了他媽的馬家岩，淹了河南，只要不淹我家，干我鳥事！」縣長點點頭說：「我明白。這段話，記者不准報道。」

第三，中共國營企業焦煤集團董事長白培中私邸，去年給偷去財物五千萬元。兩名小偷被捕之後，一判處死刑，一判處終生監禁。大賊白培中則「留在黨內，觀察一年」，算是受賄的處分。

要是「愛國」必須遵從李飛的解釋，那麼，我寧願亡國。事實上，蔣介石當年假如不抗日，中國人做幾年亡國奴，未必不勝於過去六十多年做這樣子的「國家主人翁」。日寇南京大屠殺，也不過殺了三十多萬人而已。

《封神演義》第七十四回西周姜子牙伐紂，商朝氾水關守將韓榮質問他說：「元帥何故動無名之師，以下犯上？」姜子牙笑道：「將軍之言差矣。君正，則居其位；君不正，則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天命豈有常哉，惟有德者能君之。」那時候，韓榮還不會問：「元帥何故不愛國？」那時候，國賊還未敢自稱為「國家」。

盧峯：湯顯明是破壞廉政的罪人

甚麼叫做恬不知恥，「唔知醜字點寫」？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就是個人辦。

昨天，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發表有關廉署及湯顯明的聆訊報告，仔細羅列這位「貪湯」任內如何違規分單買酒以便享用貴價烈酒及餐酒，如何在沒有向特首申報下出外訪問，如何不必要餽贈禮物及紀念品予個別內地官員，如何肆意跟非業務相關單位拉關係……等。可以說，超過四百頁的報告把湯顯明的過失、貪婪、漠視規矩制度說得清清楚楚，稍為用心翻一下甚或看看摘要已能知道有甚麼過失或違規行為。

誰知道這位「貪湯」居然透過律師發表聲明，一方面說「難為」了議員花時間調查他的問題；另一方面則說希望帳委會能精確指出所指的違規項目是如何違了規，違了哪些規。聽「貪湯」的語氣，他根本不認為自己有錯，立法會花很長時間聆訊及傳召證人也找不到甚麼確切的罪證。最後「貪湯」再次強調自己「無說謊、無隱瞞、無私利」，並與貪字無關。這種賴皮、睜眼說謊的表現，除了恬不知恥、「唔知醜字點寫」外，還能是甚麼呢？

要精確的指出湯顯明違規實在容易得很。單單是沒有向特首清楚申報就擅自外訪已經違反了主要官員外訪的規定及官場倫理。試想想假如主要官員都自把自為，隨意改變或延長外訪時間，部門運作肯定受影響，甚至政府部門間協作也受拖累。至於在酬酢的時候利用分單買酒更是公然違規。政府部門、官員宴請有工作關係的客人是有很多規限的，包括宴請必須為了公事，不能用以款待友好或建立人脈關係。宴會費用更有多種限制，包括每次宴會每個人定額四百多元到六百元左右，不能隨便超額，也不能以旁門左道的方式如把酒水分單以增加可動用的開支。更重要的是，很多相關規定都由廉署的防止貪污處提議以至制訂。作為廉政專員的湯顯明及社區關係處處長的穆斐文沒有理由不知道有關規定，更沒有理由任意違反有關規定。

至於湯顯明堅持自己沒有說謊，沒有私利同樣是一派胡言。隨意改變外訪行程，加插觀光項目受益得利的除了是湯先生自己以外還有誰呢？違反「廉署常規」以貴價烈酒如茅台招呼內地官員，甚至沒有直接工作往來的官員也大宴一番，也大手筆送贈貴價紀念品。拉攏了這些人脈關係得益的可不是廣大市民而是湯顯明自己，他能成為全國政協委員跟大量違規飯局、酬酢、餽贈有沒有關係更是天曉得。他還好意思說自己沒有私利！

當然，湯顯明對廉署、對廉政最大的傷害不僅僅是違反個別的規定，而是他的刻意逢迎，而是他毫不掩飾的貪婪相。自從七十年代成立廉政公署以來，歷任專員不管任期長短，不管是外籍還是土生土長港人都盡心捍衞廉署的形象，都嚴格按規則制度辦事，沒有濫用權力，沒有亂用資源，更沒有貪佔甚麼大小便宜。正是在一位一位專員努力下，廉署才贏得公眾的信心及信任，那句「勝在有ICAC」才說得響亮。可在湯顯明任內，從專員到一些高層視規則如無物，為了逢迎討好內地官員不惜扭曲向來的做法，為了拉攏權貴不惜大手筆送禮，彷彿要把內地官場的做法移植的香港一樣。要知道廉潔社會、廉潔政治是香港跟內地城市最重要的分別，廉政公署則是這個香港基石的捍衞者，偏偏身為專員的湯顯明甘心自毀長城，帶頭把內地官場私相授受，拉關係走後門的做法引入廉署，帶入香港，他實在罪大惡極，實在是損害廉署及香港的大罪人，不管是立法會及執法機關都應該對他的惡行追究到底。

林行止: 父母何辜當問誰 公民抗命誰之過

一、遭法庭頒令捉拿的人叫「通緝犯」，以一般人如筆者的理解，被通緝者行藏一旦敗露，執法者將之逮捕是唯恐不及的事；可是，吾爾開希以「陰謀顛覆政府」與「反革命煽動」的戴罪之身，周一過境香港，主動投案，要求送返內地受審，卻遭特區政府關員「禮貌遣返」台灣。

多元一體，五族共和，回疆維吾爾族的吾爾開希生於北京（父母在中央民族出版社工作），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一九八九年他剛成年（二十一歲），因為參與那場被中國政府定性為「風波」的「天安門事件」，從此成為中國通緝犯，到明夏便足有四分之一世紀！

從英氣青年到望五（十）中年，吾爾開希「亡命天涯」的日子，先到美國進修，結婚生子，定居台灣，有家庭有工作，毋負青春長進，不算無着失落。由於老家歸不得，思念父母，當然有憾；不過，比起朝思暮想兒子，長期擔驚受怕，不准離開國境的雙親，他倒算活得不錯了。

吾爾開希曾三番四次向不同國家的中國領事館投案，想藉被解回內地受審以探求看望父母（或父母獲准探監和他相會）的機會，可是所有領事館都不受理；這次台灣嬌客過境香港想回北京的故技重施，就是助他自首的律師亦深明會白走一遭。可是，他這台前一轉，兩岸三地的政治風景，便讓人看得顛三倒四。拒納通緝犯的不合邏輯、罔顧法律的法政，是荒唐還是荒謬？達成三通的中國和台灣，血濃於水的一家親氛圍，還是掩不了各設邊防、分隔分治的真相。儘管通商、通遊、通航早成事實，通到台灣的國人或是通到大陸土壤的台胞，實際生活裏，不通的情況仍然多得是。連投案自首亦不行、通不過，還說什麼其他？

當年吾爾開希年少氣盛，衝擊當權者貪腐失公，遭北京拒諸門外，至今仍未解禁，還算有個緣由；難道他的雙親因為有個沒當順民的兒子便一直受罰不准外訪探親？在交通這麼方便的時代，不許兒子請罪回國、不許兩老到外地看望隔別二十多年的兒子和從未見過面的孫兒、媳婦，那不是不人道、沒人情、乏人性的野蠻權威又是什麼?!山東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出國不久，他的母親兄長尚可往美國探親，是否因為沒有「美國施壓」，北京便不准吾爾開希與父母重聚！

二、接替喬曉陽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及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的李飛及其副手張榮順，去周「高姿態」訪港三天（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就《基本法》與特區體制的有關議題，對港府官員與政界中人曉以「正統」大義。由於是十二月啟動政改諮詢前夕，認為李氏是為先行定調而來的港人，數不在少。

李飛與政府高官和社會各界進行交流，在演說中提出的「五原則、三立場」，可說全無新意，只是重申喬曉陽在位時一再表達過的觀點。他指出香港普選行政長官不能不防「巨大風險」，所以中央會予「特殊」對待。京官估量的「巨大風險」是什麼？他們準備了什麼「特殊對待」香港選舉的板斧？那是李氏留給港人的「謎思」，未着定調的痕迹，所以此行大可看作一位與香港事務大有關連的北京幹部，在榮升為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及其下一個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後，應港府邀約，來港接受迎新祝賀之餘，申明一下《基本法》就香港選舉定下的基調，並不隆重，亦不嚴重。

李飛離港返京後不兩天，港澳辦證實傳媒透露的新聞，公告其於二○○八年退休的前常務副主任陳佐洱，將牽頭成立總部設於北京的「全國港澳研究會」，網羅中港學者，研究港澳問題；這個名義上與智庫相近的非權力組織，由於陳氏過去對香港事務曾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如今把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法列為「首要課題」，便不能不令關心香港事務特別是政改的人們，警惕起來。籌備中的研究會，將以會員制，邀請內地及港澳地區的專家學者參與，初步估計人數在二百上下，香港將有數十人加入，具體人選尚未公布，香港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卻表明他已接受邀請。

陳佐洱當年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負責特區主權移交事務時，曾經炮轟港英政府的福利開支花費過甚而將導致「車毀人亡」的言論，給港人留下「不易相與」的印象。他的出現，對爭取「真」普選的泛民中人而言，是更煩更亂的兆頭。

有人認為中央是準備透過快將成事的研究組織，在政改上架空特區政府，扭曲、淹沒港人意願，為北京務求一切受控的鳥籠政改鳴鑼開道。那不是沒有可能的推測。人大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是權力機構，港方委員劉迺強將出任研究會的顧問，可見智庫也者並非純然民辦，而是與權力機構若即若離，取向自是不說已明。香港的政改諮詢，行政長官遲疑閃縮，北京的退休幹部統領民間學者一哄而上，香港再無河水不犯井水的煩惱，因為這裏只餘一淌渾水！

特區政府，一屆比一屆難以服眾，制度傾斜，治事失準，令一班仍有政治識見的港人，認為未必能夠完全依靠《基本法》的保障，議會投票機制的機關算盡；加上議員選舉的愈來愈不乾淨，管治向來稱善的香港，愈來愈沒有秩序規矩，所以有人感到政改諮詢不能推敲出一套較為有效、較為真誠、較為接近真實民情的方法的話，即使明知衝撞基本法是觸犯規條，亦要公民抗命，而佔領中環行動就是由此開始構思。

所以李飛再三申明《基本法》有關選舉行政長官的基本考慮，還有他日港澳事務研究會的指指點點，準備公民抗命的人，其和平示威遇上鎮壓的話，亦早有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任拉任鎖的準備是將要付出代價。那是不少港人既賦予同情同時亦甚為害怕將會出現的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