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5年5月19日星期二

李怡:以自由的勇氣回應社會生態改變



因拒絕赴記協餐會並寫下〈鄙視〉一文,又就曾俊華的記協講話寫《蘋論》,想不到引起社會特別是新聞行業內的議 論。日前收到一個不具名的短訊,說「你的傲慢黑(乞)人憎,千年道行一朝喪」,並附一段電台就此事訪問當時同桌的有線新聞執行董事趙應春的錄音。趙認為筆者文章過份了,不喜歡跟甚麼人同桌,不去就是了,不必高調寫出來踩邀請者以示清高。他又認為做新聞工作不能只取自己合意的人採訪,意見不同也應該接觸,才 能夠兼聽。


趙兄關於做新聞的看法筆者完全認同,而且也是筆者過去依循的做法。採訪跟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不知凡幾,寫文章批評後又摸酒杯也不勝其數。但如果鄙視的是一個 沒有個人意見一味幫689塗脂抹粉而且人格滿身污穢的人,尤其是這人據說在餐會到處找人拍照,出於自愛和不想委屈自己,也不想被利用作宣傳(儘管傳媒本不 介意被利用),「傲慢和黑人憎」其實是不得已的。只須看看把與此人合拍的照片鋪上面書有何反應就知道了。何況筆者既沒有甚麼「千年道行」也不在乎「一朝 喪」。


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香港傳媒的生態已與前不同了。記協餐會中政經界名人與掌第四權的記者握手言歡的時空已今非昔比。
冠蓋滿華堂過時且示弱

「輔 仁網」有一篇筆名「竇蓉」寫的文章講到這個變化,文中說:「記協ball的意義,在於表示記者與大企業、政府、高官針鋒相對,只是各司其職,一年一度的記 ball,就讓大家放下立場,歡聚一堂。這種邏輯的大前提是,整個社會還遵守舊的遊戲規則,即是說,政府怎樣憎記者,也不會下令企業抽廣告、搵大陸流氓 搞蘋果、縱容黑社會打前線記者、打記者的暴徒獲警察不合理地包庇,凡此種種,多不勝數,政權無所不用其極地消滅傳媒,以官媒、黨委取代,記協中人卻仍陶醉 在港英年代,罵完督爺,跟着和新聞專員在外國記者俱樂部喝啤酒的美好時代?」因此,作者說:「記協ball在今日的環境下,是過時及示弱的做法……。當參加辯論比賽的中學生也懂得舉起黃傘,表達抗爭之心,記協在這個行業存亡之秋,還只懂搞這些冠蓋滿華堂,為主辦者、嘉賓貼金的活動,實在令人恨鐵不成鋼。」


筆者是記協幾十年的會員,參加過無數次記協ball,從來不覺得有甚麼問題。但這次的主禮嘉賓面對689政府要消滅獨立媒體的形勢,居然在發言中批評新聞 工作有甚麼話語霸權。因此,儘管不去記協ball是基於對某人的鄙視,但設想若在場,是否就會與其他人一起為財爺談話鼓掌哄笑呢?


一位資深傳媒人在筆者刊出評財爺講話的文章後,傳來短訊說:「我們在前線的文章經常被和諧,記者還有甚麼權力?有權力的是中央,把香港媒體的老闆擺平了, 天天來censor,把負面新聞的影響減到最低。曾俊華在記協場合不撐記者,至少也該鼓勵或感謝一下記者的辛勞,他卻用此場合來教訓記者,卻還有人 笑。……那些笑的人,根本不會體會到現在做記者多麼沒有尊嚴,多麼沒權力。」
自由是十分重要的養份

行業生態的改變不只是新聞界。早前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其失禮、垃圾、低劣也慘不忍睹,《蘋果》刊登陳沛敏及時的批評文章獲30多萬點擊,網上對頒獎禮更罵 聲四起。但有資深電影人對筆者說,香港金像獎頒獎禮從來都是這樣垃圾的,為甚麼這次引起這麼大反應呢?原因就是香港電影生態變了。香港電影界一窩蜂去大陸 拍片,爭奪大陸比香港大幾十倍的市場、高製作費用,以致香港本土電影萎縮,成龍更說,沒有港產片,只有中國電影。地方小、資源少、市場小,沒有關係,但小 也有小的尊嚴。至少創作自由是香港值得展示的力量呀?沒有創作自由之下的港產片,有成龍嗎?竇蓉早前有另一文章說:「黃秋生那段我不知大家為何一面倒讚 好?香港其實還有點點言論自由,不需要打擦邊球,如果明知業界藍絲帶多,無謂夾硬講我要真普選,但卻可以說:『電影從來都是夢工場,創作人要有將不可能變 成可能的視野和勇氣,雖然香港電影界資源現在不及大陸,但對創作來說,自由亦是十分重要的養份,只要我們擁抱夢想和自由,香港電影都不會死。』如果連擁抱 夢想和自由都不講,一句『我要真係做司儀』這樣走精面的說話,為何值得大家興奮呢?」


新聞,電影的生態改變,是政治、經濟、社會、民生都已受到大陸侵凌的個別影像。面對這種改變趨勢,守護香港原有價值的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希望有關行業能夠 挺起胸膛,維護新聞自由和創作自由,顯示勇氣,隨着生態的改變也要改變我們典禮與歡宴的形式。「自由的秘密就是勇氣。」這是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