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貧窮線終於面世。用住戶入息中位數排列，香港有約一百三十一萬窮人，佔總人口五分之一。即使加入福利轉移，貧窮人口也有近一百零二萬。特首梁振英說，扶貧不能只眼金錢援助，又強調自己不是要搞福利主義社會。是的，直接派錢給窮人，也不見得是好事。投放資源在公共服務，讓基層（以至所有市民）容易取得，才令他們免於匱乏。
我相信顧汝德也會認同。他同情本地的窮人。相對於過往在物質匱乏生活，今天的窮人是生活在富裕及有能力滿足所有人基本需要的社會，因此稱他們為新貧（New
Poor）。具體來說，新貧是指失業者、低薪工人、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欠缺足夠教育機會的兒童、怕被標籤而不領取綜援的長者、收入足夠但未能應付昂貴藥物的人士、在惡劣地方居住的家庭等。
由顧汝德和他的新書《繁華底下的貧窮：香港施政失誤》（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道盡當今貧窮狀，為窮人說話，足夠令我詫異。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顧汝德是港英時代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過往的工作也跟宏觀的政治財經有關，著作圍繞政商精英的結連，本地銀行體系在二戰前後如何在東西冷戰的夾縫冒起，以及香港的銀行業有嚴謹的監管制度，安然渡過金融海嘯。今天，他用歷史文獻，加上過往的官場商場經驗，論證貧窮是港英和特區政府政策失效，以及偏袒商界，不願承擔社會福利的惡果。他多番引用數據，力證香港有這麼多的窮人，並非是懶惰、不事生產、或者是政府福利太優厚所致。當然，這個詫異是預期之內的。今年他在不同場合分享以上見解，而他的太太曾任社會福利署副署長，多少也有點影響。不知道選擇本月出版，是否特意來湊熱鬧。
香港缺錢是神話
香港幾十年來從不缺錢。葛量洪和彭勵治分別跟英國政府和立法局表示不乏財政儲備。即使面對金融風暴，首屆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足以維持二十二個月開支。所謂的不夠資源，是政府和商界的神話。郭柏偉在一九六四年批評免費教育，稱此舉會加稅一倍。同期，他領導的一個小組，批評社署執意引入西方福利模型，破壞華人家庭文化，令香港破產。顧汝德猜測，商界近年抗拒保障工人的政策，是因為他們在八九十年代北上營商後，地方政府要提升工資及加強環保政策，令港商開支增加，甚至倒閉離場。商界有前車之鑑，在回歸後大力阻止政府擴張福利。
政商關係緊密，在回歸後愈來愈受重視，數碼港事件和反對落實公平競爭法是主要例子。顧汝德還提醒我們，現時房屋用地不足，是政府把土地控制權讓給地產界。在二○○一年八月，早餐派議員跟政府會面，反對政府在三十八幅土地興建房屋，議員稱該批地皮價值四百六十八點三億元。同年九月，房委會停售居屋。到了二○○二年三月，房委會撤銷二十五幅原本用作興建居屋土地的計劃，將其中十七幅地交還政府作私營房屋發展，包括北角。該批土地本來預計興建的四萬一千一百五十二個居屋單位。政府相信私人市場才是處理住屋需要的理想。結果，不受控制的私人市場，造就一群負擔不起樓價租金的家庭。
當然，並非所有官員也抗拒社會保障。我們會舉出麥理浩是個例外。大部分人認為他有決心加強社會福利開支。這也是事實。不過，顧汝德指出，其上任港督戴麟趾已經提議推行社會保險、最低工資、清拆寮屋等，只是下屬們不接納。在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認為社會和勞工問題是動亂原因，官員們以求社會穩定，再沒有理據反對增加開支。一九七一年推出公共援助計劃，即綜援的前身。
麥理浩再強，也敵不過商界和下屬。他再推銷社會保險，但面對政府內部和商界巨大阻力而告吹，只能擴充公共援助計劃至失業人士。其中一位反對者，是當年任立法局議員譚惠珠，她抱怨勞工保障的責任放在僱主身上。再者，正如呂大樂指出，麥理浩致力改善市民生活，最終目標是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增加英方的籌碼。
政府採納商界思維
政商關係的緊密，同時在於政府接納商界的思維。顧汝德認為，新貧在九十年代冒起，一個原因是來自那時政府推動私營化、外判工作，帶頭製造低薪工人。經過工會多番爭取後，才不情願地實施最低工資。
另一個例子，是政府在八十至九十年代仿效外地政府推行新公共管理模式，社署和其他政府部門一樣，要吸收商業運作，終止按需要撥款的政策，轉為向受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推行整筆過撥款，加強競爭和和控制成本。社工為了爭取外間資源，減少花時間幫助弱勢社群。
顧汝德質疑政府體系改革的效用，他用的指標，是弱勢社群得到的服務有否改善。在二○○七至二○一一年間，長者在輪候長者院舍平均時間要兩至三年，有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人在輪候期間死亡。在二○○七至二○一二年間，輪候嚴重弱智人士宿舍時間維持約七年，同期輪候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由四十個月減至三十一個月，仍然超過兩年半。昨天的扶貧高峰會指出，領取綜援（也許是以失業或單親人士為主）者不一定在貧窮線之上，反映制度需要檢討。
顧汝德用了整整一章討論綜援制度。一九九八年政府面對經濟衰退，急削減開支，於是向福利制度下手，改革綜援。社署指綜援金額太高，要削減約百分之五。市民隨即認同。顧汝德點出其中一個政府的把戲，即政府用綜援住戶入息中位數跟總體個人入息中位數比較（兩者相若），而非跟高得多的總體住戶入息中位數比較，造成「領綜援較工作好」的錯覺。可惜，負面標籤已深陷社會。作者引用統計處數據，指有七萬三千一百人有經濟需要而沒有申領綜援，當中有四萬四千七百人聲稱不願意申領。他認為在市民生活有困難時，政府應該提供更多援助，而非削減。
工人福利力量弱勢
對，貧窮不只是缺錢，還有社會力量太弱。這是其他學者少有評論的一樣東西。捍衛福利制度力量較醫療和教育不濟，是由於以下幾個因素。香港在金融風暴前幾十年，經濟大漲小回，充分就業，工人容易尋找工作應付生活（即使薪金不高），間接認同自力更生的原則，發動工人和福利運動的力量有限。而香港的工會陣營分成親北京和支持民主兩派，本來較強勢的親北京工會，在六七暴動後退潮。到了金融風暴，工會未能回應經濟衰退和失業，難以得到工人支持。
另外，七八十年代，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行業專業化，高學歷而關懷社會的人士走進這些行業，認同並爭取更公義的社會。這種趨勢在九十年代消減，政府抓資源，社會服務機構的首要目標是生存。最後，在回歸前後，政治和經濟佔據香港最重要的議題，福利和民生措施只是次要。
寄望國策？
貧窮線有助界定貧窮人口，但扶貧不只在劃線及派錢。顧汝德建議政府在增加現有教育、醫療、房屋和福利開支外，還要加強勞工保障，推出多方供款的社會保險，字裏行間也表達不反對加稅。
回歸之後，董建華強調儒家精神和孝道，香港應維護自由經濟體制，審慎理財和小政府方針，限制政府開支。曾蔭權認為香港的貧富差距難以徹底消除。梁振英昨天也指出資源應集中「最有需要的人」，以及財富差異必然存在。有趣的是，他估計特區政府未來會投放更多資源，因為中央政府在努力改革醫療和社會保障，減少貧窮人口。特區政府大抵會跟從國策，提高社會福祉優次，而並非首要顧及商界。為了追求經濟增長帶來沉重的社會成本，內地已認定這是「政治不正確」。顧汝德這樣想有點過分樂觀（或者有點諷刺）。縱使中央政府政策方針轉變，地方政府未必跟從。在民間福利運動未成氣候前，政府推出更多扶貧和福利措施，大抵是為了挽救民望，維持社會穩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