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不相信的東西

林鄭月娥為了爭取通過政改，說希望泛民議員拿出政治勇氣，玉成這個她稱之為「一步之遙」的「普選」；多次被問到政改被否決她會不會辭職，她說做人最要緊憑良心。

現在很多人都講憑良心做事，但何謂良心？許多人也講勇氣，但何謂勇氣？筆者且在此作一些釐清。

中國孔孟所說的良心，就是仁義之心。朱熹就孟子說的「良心」作註：「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但儒家對「仁義」也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西 方的良心亦指道德心，英文Conscience有道德範圍的共同認識之意，因此較為明確的意思是指人類辨別對與錯的價值觀；所謂良心，指一個人所做的事與 自己內在價值觀不合時，感到自責之心。

尊重事實，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價值觀。因此，如果你所寫或所講的違反眾所周知的事實，就很難認為這是良心話。比如特區政府向中共提交的「民情報告」，在結 語中說，「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讓香港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 這怎麼可以說是事實？若非香港市民（至少相當部份市民）對人大決定不滿，豈會有延綿兩個多月而仍未停息的街頭抗爭？說出違背眾所周知事實的話語，很難說是 良心話，作出這樣的不實報告，決非憑良心做事。

再說政治勇氣，在佔領運動前林鄭就呼籲過立會議員拿出「政治勇氣」通過「袋住先」方案。倘若林鄭所指的「政治勇氣」，是泛民議員要冒2016年失去議席風 險的話，豈不是正好證明否決政改才是選民的「共同願望」？對泛民來說，反映選民意願是他們的義務，違反選民意願除非考慮有其他延後利益。利益交換談不上勇氣。

通常我們說勇氣，是指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堅持事實、堅持己見的勇氣，即屈原所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1963年，甘迺迪總統 把百年來規模最大的民權法案送進國會，他私下說：「這真的會毀了我，讓我輸掉連任機會。」這需要勇氣。最後他竟然連命都輸掉。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日本三一一 地震及輻射洩漏之後，決定德國全面禁核，她估計有可能因增加電費而在下次選舉不能連任。這也需要政治勇氣。據實向老闆、上司表達不同意見，需要勇氣。中國 古代有這種傳統，比如《資治通鑑》寫唐太宗事：皇帝（李世民）問諫議大夫褚遂良：「卿知道起居注是記載皇帝每日言行，可以拿來看看嗎？」褚遂良說：「史官 的職責是紀錄為人君者的言談舉動，備記善惡，使人君不敢胡作非為。未聽說過君上可以自取起居注來看的。」皇帝說：「朕有處事不善，卿也一併記下嗎？」回答 說：「臣的職責所在，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說：「即使遂良不記，天下百姓也會記下的。」皇上說：「倒也是。」

可是這種傳統，在中共建政後就失傳了。唐朝時說「天下百姓會記下」只是概括言之，現在傳媒及網絡發達，不須記下也足以盛傳矣。港共政權卻背時而進，照中共建政後的政治辦事，於是在雨傘運動兩個多月後，還寫出按照人大決定落實普選是「香港市民共同願望」這種鬼話。

在專權政治的淫威下，我們不能期望港官回復唐朝的諫議傳統，但至少可以解釋一下雨傘運動的肇因是基於市民（哪怕只說是部份市民）對人大落閘不滿吧，何須迎合「上意」而寫出甚麼「共同願望」呢？當自己對於勇氣缺氧到如此程度，還有甚麼資格要求別人有政治勇氣？

林鄭以「機不可失」來呼籲泛民和公眾對於按人大框架定下的普選方案「袋住先」，表示日後還有「改善空間」。但她不可能不知道，人大框架沒有指定只是針對 2017年普選，而是指所有的普選，加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過，「不能留有與中央對抗的權力空間」，「那怕只是縫隙」。而任何香港市民的真正民主授權，都 是可能削減中央權力的「縫隙」。因此「袋住先」比原地踏步更倒退。因為小圈子選特首，至少市民知道沒有認受性；一旦接受了「袋住先」方案，中共欽點的性質 沒變，而因為市民投下了一人一票，賦予了特首的認受性，香港也就淪為中國式的一黨提名的假選舉了。

在香港及西方受教育的梁振英、林鄭月娥、袁國強等人，怎麼可能沒有這種基本認識？筆者想到的是美國十八世紀思想家Thomas Paine的一段話：「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所不相信的東西，那麼他已做好了幹一切壞事的準備。」

林鄭有沒有勇氣承認這句話？

洪清田 ：從「上海慘劇」看中國之政治矛盾與對立

去年9月28日，十多個小時的警民對峙抗爭和突然撤警、之後持續兩個月的大規模社會和政治矛盾衝突，自發動員或「被動員」的，均守住較高的質素底線，可以相對和平，無意間以較低代價運作「個體、自由、矛盾、對立」秩序。上海大除夕這次沒有政治和社會矛盾的一團和氣歡樂活動，這種性質的自發活動的共享空間卻也不能順順利利。中港和港滬的政經人文差距多大？先進落後和正方向怎定、誰定？

中國維穩就是深怕群眾性社會和政治對抗衝突失控，不論軟硬都只在於維持一個集體主義大一統權威「聽命」秩序，視現代的「自由秩序」為邪路，唯心主觀否定和妖魔化「個體、自由、矛盾、對立」秩序；源於歷史、超越歷史，以歷史上最完整、全方位的官方組織操控個人和自發組織，要消滅於萌芽時期，進而設計一個中西結合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無所不包和無所不管，叫每個人由出生到入學和工作的一生進程都「合模」，不把人當人，只當「維穩」工具，於是愈壓抑愈不穩，只養肥了大中小的個別和集團「維穩貓」。

又一次糟蹋反省機會

如今連「非政治」的活動也釀成悲劇，以後面對內外矛盾對立對抗衝突的群眾性社會和政治活動時，中國怎麼辦？會怎樣？「中國模式」會怎樣界定和處理「個體、自由、矛盾、對立」這一連串個現代化核心問題？經二百年的下挫，如果中國現在正走向中西古今結合的復興盛世，將會是什麼樣的「復興」和「盛世」？

上海人踩人慘劇，給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黨政經商體建制及領導層、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又一次慘痛機會深入 heuristic 反思：

一、一個現代化（擠擁）社會是什麼、由什麼人和怎樣組成（官民和政府特性和質素），平時和危難時怎樣運作和管理，危機怎樣處理和事後怎樣反思檢討改正；

二、中國現狀和一個正常現代社會有多大差距，中國怎樣現代化，現代化二百年是怎樣走過來的，如今應╱可以如何轉型、如何向中外台港的「國際經驗和標準」觀照；

三、有形「實」的體制的結構和運作之外，還有什麼從個人到群族的無形、「虛」的人文觀念和境域須要進入。從這些反思中，可以梳理出很多現代社會「讓人做人」的基本條件。

「有什麼人民有什麼政府╱國家、有什麼政府╱國家就有什麼人民」。

一個災難後封鎖訊息和壓抑難屬表達哀思的政府╱國家，是來自怎樣的人民？從慘劇後官民的反應和對這類反思的反擊可見，這個反省機會大有可能又一次糟蹋。

中國二百年來的現代化千年變局，很簡單，一句話：「讓每個人做人、由『實體性』的個人（個體）組成新型體制、秩序、社會、群族、國度、文化、生活形態、人種」；核心是肯定和尊重「個體、自由、矛盾、對立」的正當性（legitimacy）、必要性（necessity）和必然性（normalcy）。

這是和天地人合一集體主義中國的社會及文化千百年計的差距，甚而本質相反相悖。但今天中國，絕少人會認為「讓每個人做人」是什麼問題，五千年前中原大地已全面、完全、圓滿解決了「每個人做人」的問題，產生耀古爍今的「體制、秩序、社會、群族、國度、文化、生活形態、人種」。

李鴻章等建制精英傳統主義保守派的「千年變局」，是指這個自命連綿五千年文化命脈的「大清╱中國」面對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危機，不但是改朝換代的事，而是五千年文化命脈中斷的事。他們並未進入問題，只知要失去什麼，不知前面是什麼，不知往下世界是怎樣、中國怎樣進入那世界、那世界還有沒有「中國」，五千年文化命脈會不會亡、自己和子孫後代會不會變「無主孤魂」。

保守先進兩極搖擺二百年

中國走過極封建保守和極超愈先進階段，兩極搖擺二百年，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黨政經商體建制及領導層、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空喊哀號，今天還未認識「千年變局」是什麼一回事。二百年的現代化，因為這問題「太簡單」，所以要麼誤以為易，認真處理起來根本無從入手，要麼本能反應記「不存在這問題」，在忽視、無視、輕視、蔑視、鄙視之間反反覆覆，給自己困住，最簡單最無知、最無知連無知也不知卻不能不認真處理，結果愈搞愈糟、愈搞愈難，「被折騰」，也「自折騰」。更大的危險是因對現代世界認識錯誤而用錯誤方式（像德國日本上一、二世紀）「走出去」。

現代與傳統之別，是中外傳統都是由上而下權威統治的社會╱國族，由「實」的軍旅和組織強制力和「虛」的神話、原始宗教巫術、哲學宗教及道德倫理維持集體主義式總體性和秩序；現代是個人解放、人人較具實體性（「每個人做人」），以「個體」為基礎單位由下而上組成社會╱國族，集體的權力、知識、利益、訊息、感情和思想、認同意識和存在意識來自毎個人。

中國五千年是早熟的農牧「人本」文化，沒有西方「人、神」（二元）分際，天地人合一由天子一人上承於天、替天行道，下哺天下萬民，承諾人人按集體主義五倫道德標準成為「人」（違者「非人也」），得享無限封閉體裏的渾圓一元化太和秩序、大同世界。經三十五年開放改革和十多年來的「五千年復興」，中國似開始進入「（現代）中世紀」，內地歡欣鼓舞，香港則驚慌失措。

香港可能是第一個在異族（西方）經營和管理下、有足夠時間形成完社會和文化，在中國千百年大一統「一元」宙觀中另成「一元」，從而把中國「多元化」。

香港的「自發秩序」並非由於人類（少數領導由上而下先驗）預見到其益處、從而有意識地、自覺地設計、規劃及創建出來，而是無數人按自己的計劃追求各自之目標的自由人的無意識的結果。

根本沒條件學香港

大陸網上近日很多「香港是二戰後和1949年成為中國與世界的中轉站才有大發展和上到世界級大都會」論述，香港和台灣及海外也有人響應，似是從另一角度系統化建構「香港命運在中國手」論調（可能是出口轉內銷、內銷轉出口）。香港奇迹是開埠一開始（法治之下，每個人是一個獨立實體、可以做一個「現代人」）和之後百多年的累積、沉澱所奠下的根基。香港幾種社會形態及歷史階段漸變和重疊而成一個自流自然淘汰的continuum，能西方和中國（五四）所不能，免除中國那種幾個極端之間的搖擺折騰，避免六十五年來歷史冤枉路。

大陸旅客和學生常問為什麼香港人可以自動自覺排隊，而大陸由文革到現在開放、不論政府怎樣軟硬兼施搞運動和宣傳都成效不彰。

我說自動自發排隊除了體制建設，還須「人心建設」（人人自視自由自主的「人」，相信那一刻時空的社會和體制的公正、有效，願意從本身做起，不但為了功能性方便，而是成一種值觀、美學和自我身份、認同和形象—「我是會自動排隊的『人』」）；在中國，要自發排隊，不啻農業社會「只有集體、沒有個體」的國家和國民按現代化「國際標準」和「普世價值」的「質」的轉型。

除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短短十年，中國一直不面對這個中港差距事實，一如百多年來一直反反覆覆、不面對西方主導現代世界的事實，不願改變自己跟西方，幾經危急存亡，到了「最後的一次」卻又全盤跟西方（西方中的東方：蘇聯），走向另一極端。

上海慘劇事後封鎖訊息和阻截難屬，處理手法較之香港蘭桂坊慘劇，已不但是一次事件、不但是上海的問題，根本沒條件學香港。

今天香港做得到「自由自發秩序」，中國、上海從國家到國民不知什麼時候做得到、能不能做得到。

鄭永年: 中國形象工程為何適得其反

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似乎越來越不理解中國。當中國已經活動在世界舞台中心的時候，世界對中國的「不理解」必然對中國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從根本上說，國家形象工程是一個國家軟力量建設的需要。這一點，中國社會是具有相當共識的。

因此，中國出台了諸多大型國家形象工程，花費著大量的人、財、物，希望為國家塑造出一個正面形象，至少是一個世界可以接受的形象。

不過，塑造國家形象不是容易的事。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這些工程不是說沒有任何效用，但一些工程經常是適得其反。中國越推動，外界的反彈就越大；中國的投入越大，外界的阻力也越大；中國的努力越大，國家形象就越差。這其中也並不都是中國的問題，各種因素包括文明和文化差異、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不同、世界對一個崛起中國的不確定性甚至恐懼等等，都在影響著中國的國家形象塑造。但作為主體，中國也必須對自己的努力深刻反思。

先說最大的國家形象工程「孔子學院」。這些年可以說是遍地開花，在不長的時間裡已經擴展到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績不小。不過，孔子學院從一開始 就是各國爭議的話題，尤其在西方。在早期，這樣那樣的爭議可以歸咎為人們不了解。但那麼多年下來，爭議越來越大。這不能說僅是因為人們不了解，或者人們有 「偏見」的結果。對這樣的文化工程，人們的「偏見」不可避免。但為甚麼「偏見」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在增加。這是需要反思的。最近海外一些名牌大學中止了和 孔子學院的合約。儘管背後有很多複雜的因素，但孔子學院的運作方式是主要原因。

就孔子學院來說，有太多的領域需要反思：要不要遍地開花？學習漢語應當不應當成為其核心？要不要資助發達國家的學生來學習漢語？越來越龐大的工程是 否具有可持續性？如果是注重學界精英階層(例如台灣的蔣經國基金會)是否效果會更好？如果有一個由專業人才組成的團隊來管理，要比官僚來管理會否更有效一 些？如果採用政府「收購社會服務」的方式，會否更具市場精神？對諸如此類問題的思考，能夠幫助人們改進已經成為制度的孔子學院，使得其發展更具有可持續性。

媒體走出去是國家形象工程的另一大領域。這裡也出現了諸多不小的問題。為了讓海外理解中國，把一些黨政理論刊物翻譯成英文或者其他文字，不僅可以， 而且必須。問題在於，這些刊物，人家看中文就很吃力了，甚至看不懂，翻譯成外文之後，除了換了一種文字之外，沒有人看得懂，甚至更看不懂了。一些海外機構 甚至把此類刊物作為垃圾來處理。這是典型的浪費人、財、物，沒有一丁點附加值。如果容許一個專業的團隊來做，重新改寫文章，就可以把聲音傳達出去。

「走出去」了的媒體問題更大。現在也有不少媒體「走出去」了，但不知道「走出去」的目標是甚麼，是影響中國讀者還是外國讀者？至少從現象上看，還是 中國讀者。新派出去的傳媒工作人員，和原來中國媒體的駐外記者有甚麼區別？他們同樣還是寫些中文的報道，同樣刊登在中國媒體之上，和當地的民眾沒有一丁點 關係。這是人走出去，不是媒體走出去，並且服務對象仍然是中國民眾。

為了增加在海外的影響，有關部門也收購了海外當地的一些小媒體。但這些媒體大多同樣是華文媒體，本身並沒有甚麼影響力，收購與不收購沒有甚麼區別。 更有甚者，收購這些小媒體之後，很多文章都是中國記者寫好了，發到這些小媒體上的。(很多又被中國的媒體當成海外產品轉摘回來。)這種做法實在叫人找不到 任何理性。

中國的媒體喜歡轉載引用外國媒體的產品。關注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是應當的，引用外國人的看法也是中國開放的一種態度。美國人就自以為是，從來不關心他 國對美國的看法。作為新興大國，中國和美國不一樣，這是好事。但這裡也有問題。無論是對中國正面的評價還是負面的批評，不難發現中國的大媒體經常引用一些 只有中國人才知道的外國媒體。這些媒體在海外毫無影響，主流社會並不知道它們的存在。

「文化」走出去方面也存在這個現象。例如，維也納的「金色大廳」幾乎被中國藝術家包下了。中國送出去一個又一個的演唱家或者演唱(演奏)團。那麼頻 繁，哪來的聽眾？因此，一次一次地免費送票。當地的一些華僑已經變得不厭其煩了。幸好，這個現象最近已經被有關部門注意到，在糾正或者阻止其延續。

還有一個是「炒股」現象。中國這麼一個大國應當具有包容性，容許人家的批評，甚至攻擊。但有關當局體現不出來這種包容性，結果導致甚麼樣的小事情都 要反應。本來一件小小的事情，引不起人們的興趣，但經中國高調的反應，變成了大事情。這是「炒股」現象。本來這隻股票沒有任何價值，但經過中國用一國之​ ​力來炒作，就大大抬高了股價。很多海外的反華「英雄」，就是這樣被製造出來的。

新疆的熱比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有關部門屈從於美國的壓力，把她放了出去，還把她塑造成一個英雄。本來海外疆獨勢力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需要一個 領袖。有關部門的做法就滿足了這個條件。熱比婭好不容易出去了，必然要做些反華的事情。但她每走到一個地方，每說一句話，有關部門必然全力反擊。官方媒體 甚至高調發表文章，視她為一個「達賴喇嘛式」的人物，把她從一個無名小卒抬高到達賴的地位。因此，不僅疆獨馬上把她視作為領袖，各國的一些「反華」勢力， 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團體，紛紛邀請她。很簡單，因為她有「影響力」，她所到之處，必然引起中國的全力關注。很顯然，對有關部門來說，「放」她出去是關乎國 家形象，而「關注」她也是國家形象問題。但結果不僅國家形象蕩然無存，而且大大損害了國家利益。

類似現象極其普遍，體現在國家形象各個工程之中。隨著國家的崛起，這方面的投入已經很大，也會越來越大。也就是說，這是一塊很大的利益，不僅既得利 益要追求更大的財政投入，而且也吸引著更多的新利益來加入分享。更為重要的是，這個領域大多屬於意識形態和政治性比較敏感的，各種利益都可以高舉所謂的 「愛國主義」旗幟。愛國有理，出了一些問題又怎麼樣？「愛國主義」是這個領域人們的保護傘。沒有人會質疑批評。但現狀在於，投入越大，越是適得其反。人們 或許不容去質疑這個領域的「愛國主義」，但結果是在大大損害國家利益，是「害國主義」的表現。

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這裡僅僅舉一些容易觀察得到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專業主義精神，過度政治化。國家形象工程當然是政治，不講政治不行。問題在於，怎樣講政治。可以通過專業主義來講政治，也可以通過政治方 法來講政治。在中國，人們習慣了用政治方法講政治，也很自然把它延伸到了海外。這種高度政治化的形象工程一到海外，要不到處碰壁，要不效果不好。如果專業 主義精神不能弘揚，國家形象會越來越不好。其實，如同所有其他領域，提高中國人所說的「文化精神」的是專業主義精神，絕對不是官僚政治。去掉國家形象工程 領域的官僚主義便是要務。這方面，中國可以從其他國家學到很多很寶貴的經驗。

其次，GDP主義也一直主導著國家形象工程，已經成為衡量國家形象工程是否成功的標準。對GDP主義者來說，質量不重要，重要的是數量。結果，第 一，國家形象工程要多。每一屆領導要做，各個部門要做，各級政府也要做。第二，數量擴張也表現在每一個具體的項目上。對孔子學院來說，是學習漢語的人數和 各種項目的數目；對海外宣傳來說，是文字和篇數的數量(撰寫、發表、轉摘等)；對文化走出去來說，是演出的數量，等等。

再次，中國機構不協調。國家形象工程幾乎已經成為全社會工程，不知道有多少部門和機構在做。在眾多的部門和機構中，沒有一個有權力的機構來協調。結 果，大家都互相競爭、內鬥，誰都不去重視質量，而從事誰都可以做的、低層次的、毫無附加值的東西。數字一大堆，就是毫無質量。再者，無論是國家形象的塑造 還是國家形象的「走出去」，都要求具有充分的海外知識。但那些懂得外部事務的部門和機構沒有權力，不懂的卻權力大得驚人，這就造成了「外行領導內行」的局 面，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國家形象工程迫切需要一個有權力的協調機構。

從更深層次看，這種現像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中國仍然沒有走出近代以來接二連三被列強打敗的「國恥」感。中國從前受其他國家欺負，現在崛起了，這些 國家不能接受中國的崛起。包括一些領導在內的很多國民不能超越「國恥」感，國家因此不能體現出大國的容量和氣度。海外甚麼樣的對華反應，只要不是正面的， 都要回應和反擊。這就導致了一種局面：越反應和反擊，雙方的衝突就越嚴重；衝突越多，國家形象就越不好。美國是大國，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罵美國，但美國 從來就不回應。做大國就是要被挨罵的，中國的國民顯然還沒有這種心態。

中國剛剛崛起，在學做大國，很多不想要的事情的發生，也具有必然性。任何大國在其走向大國過程中，都會發生這樣那樣的事情。學做大國需要交很多學費。但是，對中國來說，要盡量少交學費，尤其是要避免交了學費還導向反面效果的情形。

丁望: 滬民悼亡魂 官令搶鮮花

上海外灘元旦事故的應急處理，在北京、上海等地仍在議論中。其中，干擾受難家屬悼亡魂的「強亮劍」，爭議特別大。

所謂強亮劍，是在家屬以鮮花悼亡魂的現場，官方「維穩」人員下令迅速撤走鮮花，避免路人拿起白菊、黃菊「沿街散步」，引發「聚眾鬧事」的「菊花革命」。這是茉莉花革命恐懼症下的「亮劍」。

北京財新網發表記者的上海現場調查，記述目睹的「場景」：

「環衞工人比以往更勤快地清掃着地面，市民們帶來致以哀思的鮮花總是被他們迅速收走，並扔入一個巨大的垃圾箱。身着便衣的負責人用對講機下着命令： 今天人要多安排，小的垃圾不要迅速掃走，可以留一些在地上，但看到鮮花要盡快撤走。小規模的衝突持續上演，七八位市民圍住環衞工強行奪下鮮花，有圍觀的女 士淚流滿面。隨後，鮮花地點被統一安排在陳毅塑像前的一塊用柵欄圍起來的區域。」

對於撤走鮮花的「強亮劍」，上海等地的網友頗為感慨。多位網友在財新網轉貼上述「場景」，有位網友留言：「上海政府簡直沒有人性，你要知道靈魂還在階梯上而不是柵欄處，這種（事）也影響了上海國際形象？」

滬民在事故現場悼亡魂，類似香港的路祭，鮮花只是表達哀思的載體，絕不應想像為「可能變成革命火花」。以「維穩」之名下令清潔工撤走鮮花，是擾民侵權。

意外事故的應急處置，必須以人為本，珍視人的生命價值。最為緊迫的措施，是救人、搶救生命和公布相關訊息；其次，是協助受難者家屬處理後事，讓他們有紓緩哀情的空間。干擾和平的哀思活動，既不近人情，也是藉「維穩」之名監控民眾，只會積聚民怨。

多年來各地的應急處置，暴露體制的弊端：各級官員缺乏以人為本的施政觀，在「維穩」的口號下，任意剝奪民眾合法的知情權甚至人身自由權。

由醫院直接公布死傷名單，就會妨礙維穩？就可能被敵對勢力利用來「煽動群眾鬧事」嗎？

中共十八大後，毛的「階級鬥爭論」又來了，「強軍強警強維穩」和「強亮劍」的口號叫得響。不少的地方官員，往往把意外事故、上訪事件乃至官員腐敗行為扯到敵對勢力。

上海幾個高級法官嫖娼曝光後，有政法官竟說敵對勢力「乘機」如何。北京網民文〈敵對勢力到底是誰？〉，謂：「曝光、批評、譴責法官嫖娼，成了『攻擊 黨和政府、攻擊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攻擊上海黨政幹部隊伍』，成了境內外的『敵對勢力』。……『敵對勢力』是個殺傷力極大、同時也是一個極為虛無縹緲的 詞，……已被炒成了一句極具蠱惑力的魔咒語。」

家屬以鮮花悼亡魂的現場，官方「維穩」人員下令迅速撤走鮮花。(法新社圖片)

任慧文: 反腐重點在於常與長

中共新高層強力反腐、清除「四風」的整黨治吏新舉措已實施兩年，整治效果如何、存在什麼問題、未來有何部署等等，無不令人關注。無可否認，反腐敗鬥 爭遭遇重重阻力，顯示這場鬥爭具有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決定了必須在「常」、「長」兩個字上着力。正因如此，中共高層最近已對未來如何深入反腐作了新 的部署，期能兌現「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

反腐阻力 五個方面

反腐敗、除「四風」遭遇的阻力，專家學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些黨政官員頂風違反八項規定，繼續享樂奢靡。如湖南、福建有些官員繼續到「權貴俱樂部」狂歡，更有甚者，位於首都北京市中心故宮附近的嵩祝寺 和智珠寺，作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仍然內設豪華餐飲、住宿服務，部分區城甚至成為只對小部分人開放，可以燒香、「坐龍椅」的私人化高檔消費場所。

二、有些貪腐市級官員扮成「兩面人」，一面高唱緊跟中央反腐的調子，一面繼續出入吃喝玩樂的高檔豪華會所，公款消費。有些副省級官員因私公款消費，大量喝酒致陪酒人員死亡，有的圖謀外逃。總之，有些貪腐官員正以各種方式對抗反腐。

三、央企高管薪酬改革遭到抵制，國務院相關部門聯合出台中央管理企業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將於2015年1月開始實施，改革首批涉及包括中石油、中 石化、中移動，以及金融、鐵路行業在內的72家央企。方案公布後，反對高官降薪的聲浪不斷撲向中央，有的甚至威脅要過檔私企。可見，改革觸及既得利益時， 舉步維艱。

四、有些地方買官賣官、帶病提拔的問題時有發生，有的是市縣組織部長賣官鬻爵、有的是一二三四把手賣官、有的涉案資金達數千萬元。買官者，有的借錢 買、有的貸款買、有的拉贊助買（讓民營企業大老闆幫忙掏錢買，將來升官予以回報）、有的挪用公款買；賣官者，有的暗示賣（即在幹部調整之前先放風）、有的 半推半就（嘴上說不賣，實際卻接收）、有的直接索取（明碼實價，錢不到位，不予提拔）。買官賣官，相互依存，早已出現「劣官驅逐良官」現象，若不嚴懲，必 然更加猖獗。

五、從王岐山最近的講話可以看出反腐鬥爭任重道遠。王岐山說：「現在不是反腐敗收不收手的問題，而是腐敗根本未收手，頂風作案，大有人在」；「反腐 虎蠅齊打，打虎不止於目前，拍蠅更無止限」；「多行腐敗必自斃，腐敗者須付出代價」。這是明示「反腐遠未成功，反腐永遠在路上」。

為了深入反腐、深挖虎蠅，中共高層認為必須加強黨內監督、深化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是以決定由中紀委在中央辦公廳、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 統戰部、全國人大機關、國務院辦公廳、全國政協機關等中央和國家機關新設七個派駐機構。這在12月11日出台的《關於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建設的意見》中有詳細說明。

專家學者指出，由於中紀委今次是向國家中樞機關派駐紀檢組，《意見》特別明示派駐機構的主業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主要職責是監督、執紀、問 責。這說明「信任不能代替監督」，派駐機構要充分發揮「駐」的優勢。《意見》還突出派駐機構「派」的權威，派駐機構負責人可以參加或列席駐在部門領導班子 會議，經批准可以查看駐在部門有關文件、財務賬目、領導幹部財產申報資料等。派駐機構有了這些權力，猶如有了「尚方寶劍」，有利於為捉拿「老虎」清除障礙。

教育幹部 為官之道

怎樣才能遏制貪腐，是人們一直關注的問題。習近平在十八大當選總書記後，就對這個問題作出回應，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 「要堅持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決不姑息」；「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 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並付諸實踐，才有今天這樣的「新常態」。

不過，專家學者認為，長遠觀之，還應使廉潔成為幹部的覺悟，使道德成為幹部的要求，才能形成「不易腐」的局面。為此，當前起碼應先向幹部灌輸習近平的三個為官之道：

一是「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即是說絕不能選擇通過當官來發財；

二是算算三筆賬，利益賬、法紀賬、良心賬，想想當幹部有穩定收入、工作待遇，退休後還有各方面的不錯待遇，如果貪贓枉法，一失皆無，還要受黨紀國法 制裁，既對不起組織，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家人，違背了做人的良心，三筆賬歸結為一點，別幹得不償失的事情，珍惜來之不易的事業和人生；

三是自覺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人民群眾榜樣典型和制度標準等中汲取營養，形成人格魅力，彰顯道德力量，方能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一言以蔽之，對幹部的「廉潔、道德教育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