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八十年代》第六期社論以楊萬裡的詩開場，結尾則是半勸誡、半警告的口吻：“如果國民黨再不知順水推舟，因勢利導，引導這股洶涌而來的社會力量到一個正常的出路，我們相信，這股社會自生的力量，終有一天要走上自己出路的途徑，到那時，國民黨就會覺悟‘潮流真是抵擋不住’的。”
這溪水的比喻是對最後一期《自由中國》社論的回應，雷震用“大江東去擋不住”來形容民主浪潮，他則因組黨的努力隨即入獄。這浪潮被阻擋了整整19年，而時代改變了嗎？
他這溢於紙面的樂觀與浪漫沒能持久。高雄事件的沖擊迅速擴散，包括《美麗島》在內的15份雜誌被關閉，標榜溫和姿態的《八十年代》也難逃噩運，在出版了七期之後，它被勒令停刊一年。危險不僅於此，誰也不知針對美麗島人員的逮捕，是否會涉及到整個黨外。倘若資深立法委員黃信介都可能被捕，康寧祥與他的總編輯江春男也可能面臨同樣的命運。
“我想過逃到山裡去，還設計了路線，最後還是作罷”，江春男回憶說。這可能是出於他對國民黨系統的了解，也可能是他實在無處可去。
大逮捕沒有繼續擴散，超越想象的殘酷卻發生了。1980年2月28日，尚關押在監獄中的《美麗島》的核心成員、也是省議員的林義雄家中發生凶殺案，他的父親及兩名7歲的雙胞胎女兒被刺身亡。江春男是最早抵達現場的幾個人之一，他是林義雄多年的朋友，對他的“性格剛硬”印象深刻。現場的血跡與慘象，深深震驚了他。在《自立晚報》撰寫了文章《妻兒、政治和歷史》，他說“字典上的所有字，均不足以形容我心中的痛恨”。
不過，黨外的韌性令所有人大吃一驚。國民黨希望借由逮捕、審判與血案震懾反對者，卻激發起更強烈的反抗精神，也贏得了普遍的同情。在1980年底的選舉中，《美麗島》事件成為了話題中心。丈夫們被捕了，妻子們站到了選舉舞台上，當充滿悲情的《望你早歸》、《望春風》的音樂響起，即使她們一句不說，就贏得了台下聽眾的同情，人們用“代夫出征”來形容她們。辯護律師們也集體登場，他們代表了日漸興起的中產階級的力量。
他們在選舉中的勝利，也象征了台灣社會的成熟。儘管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保持了驚人的停滯，但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與社會已經誕生。公路取代了泥路，城市日漸繁華，人們的教育程度迅速提高，商人們提著箱子前往世界各地洽談生意，台灣創造了舉世震驚的經濟奇跡。也因此，政治制度滯後也愈發顯著。日漸豐沛的社會，也為反抗者提供了新的空間與能量。
倘若以二二八肇始的反對運動算起，社會的彈性日漸增強。抓獲了雷震、查封了《自由中國》、關閉《文星》，六十年代就陷入了沉默，直到七十年代《大學雜誌》的出現，但現在，《美麗島》事件發生不到一年，人們就已喊出了“黨外再出發”。
它也影響了江春男的命運。因為黃信介的入獄，康寧祥成為了最富號召力的黨外政治人物，他的“議會路線”獲得在上風。而江春男則發現自己因此成為了黨外力量的代言人。
《八十年代》被查封後兩個月，他們創辦了《亞洲人》，接下來還有《暖流》雜誌，再加上八十年出版社，它們構成了一個出版集團。倘若這本被查封，他們就使用另一個刊名。讀者、審查者都知道這些雜誌的內在連續性，把它統稱“八十年代系列刊物”。江春男是這個出版集團的靈魂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最初幾年，《八十年代》處於他的影響力頂峰，江春男期待的溫和反對聲音，似乎主導了黨外的聲音。這個雜誌群常繞過黨禁、報禁、戒嚴等最敏感問題，關注具體的新聞事件與公共議題，把國際報道引入台灣視野，它報道黨外人物與事件，卻不局限於此，它要扮演一名勸誡者、啟蒙者，而非挑戰者的角色，它期望的是制度內的改革。
不過，溫和的聲音不意味著不受壓制，審查與查禁從未停止過。政權帶來的恐懼在減少，卻並未消失。
在一家黨外雜誌中，從採訪、寫稿到印刷發行，都是秘密的過程。他們必須假設，他們一直被監視與竊聽。他們要經常更換印刷廠，打電話時使用暗語。曾經在《八十年代》工作的徐璐記得，當她約稿時常這樣說——“我要向你借一本書”、“有一罐茶葉要送送給你”，而當她向《自由中國》昔日的主編傅正約稿時，更是要以喝茶吃飯的名義，在他的家裡“一個字一個字的把稿子抄下來帶走”。
即使如此，被迫撤換稿件的情況也不斷發生。這是“編輯室啟示”欄目常會出現的景象——“第六期《亞洲人》預定刊載《虎落平陽的郭雨新》一文，故列於封面要目之中，後因稿擠臨時抽出，不及向讀者說明。”
印刷是另一項挑戰，警總可能隨時來查抄。於是，年輕貌美的徐璐被派去印刷廠門口對著查封者撒嬌以拖延時間，其他人則把雜誌從後面的窗口運出去。當雜誌被運到在重慶南路的一帶的書包攤後，也要通過暗號，攤主才會把藏在下面的雜誌拿出來。這些攤主中最著名的一位叫周夢蝶。
他們也找到了應對方式。警總查封雜誌時，每查封一本就可領取10元的獎金。他們就先印兩千本，當查封者領取獎金後，他們在印剩下的。每當一期雜誌被查禁時，它的銷量會特別好。禁忌總散發出魅力。
不過，現場必定不似日後回憶的那樣浪漫輕鬆。《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這些交替使用的刊名與不斷被查禁的雜誌，表明了這種西西弗斯式的荒唐過程。在一期雜誌中，江春男寫道：“七年來，我們發表了幾次發刊詞、復刊詞和停刊感言，我們把我們的理想、抱負、挫敗困難和原則立場，反復陳述……經過這麼多年的奮斗，我們更體會到，一切理想來自實踐，一切原則來自堅持。在各種挫敗與打擊中，我們學會了真正的戰斗。”
二
“台灣雜誌與審查者玩貓鼠游戲”， 1985年2月4日的《紐約時報》以此為題報道黨外雜誌，文章所配的照片正是在江春男，他正在翻閱《亞洲人》。
在照片上，他有一張英俊的方臉，身體健壯，一頭濃密的黑發，有著介於青年與中年之間的氣質——端莊而自信。
不過，照片掩蓋了他日常生活的調皮，他臉上常挂著一種頑童式的壞笑，對所有權威保持著嘲諷，當然，他也嘲諷自己。
他已是明星人物，他在台灣島內被稱作“黨外傑出的記者”、“政論雜誌的祭酒”，一些人說他編輯的雜誌為開創了台灣政論雜誌的新面貌。而對於那些關心台灣事務的外交官、新聞記者與學界人士來說，你要了解台灣真實的聲音，他是必經一站。倘若新聞局長宋楚瑜代表著官方的聲音，他是“地下新聞局長”。對於很多西方媒體來說，他是無所不知的Antonio Chiang，是“異議編輯中的頭領”。對於來訪者說，他的雜誌結合了學術界與新聞界，提升了黨外運動的理論與文化水平。與大多數黨外運動者不同，他理性，站在一個中間地帶，既批評國民黨，也與新興的反對派保持警惕。而且英文講得漂亮，他在東海大學的教育、世界各地的旅行都變成了優勢。
不過，他很少浪漫化自己，更不願意變成某種符號與象征，這必然與他自由自在的性格發生沖突。他拒絕給自己貼上“黨外”的標簽，與康寧祥保持著某種曖昧的距離，他總提醒自己的編輯同仁，不要把雜誌辦成政治人物的傳聲筒。
不過，他的風格與價值觀也遭遇到越來越強烈的挑戰。除去國民黨當局，挑戰也來自反對派內部。
時代變化得真快。當康寧祥在七十年代崛起時，他被視作嶄新、耀眼的新力量，但如今他的聲音卻被更年輕的一代妥協與投降，他太試圖在體制內進行改變，而回避台灣正在興起的政治參與熱忱。因為美麗島事件而暫時終止的“群眾路線”因一群青年反對者的到來而再度興起。這其中當然不僅是“路線之爭”，它也與權力與代際之爭。既然康寧祥是黨外領袖，打倒這個領袖則是確立自己位置的最迅速、有效的方式。
同樣的，江春男的新聞觀也招致了這樣的攻擊：“似乎有點錯把黨外雜誌當作學術刊物或中立刊物，所以才會有這種要求，實際上，現階段黨外雜誌的目標絕不是在辦一份純新聞刊物，而是必須以黨外的立場與去分析事物、剖析國民黨、爭取民眾的職稱，成為一份真正的黨外的雜誌，因此了有了立場的刊物就不是客觀的刊物，對事情必須有選擇性，不該迷信客觀的神話。”
江春男不喜歡這股激進浪潮，他也發現一些黨外分子口口聲聲尋求民主，卻經常表現得比國民黨更獨裁。更致命的是，他素來推崇的思想、分析的力量，在這個越來越激越、越來越嘈雜的時代，變得不合時宜。
他想追隨的是知識分子論証的傳統，是從《新青年》、《獨立評論》到《自由中國》、《大學雜誌》的思想承接。但如今的黨外雜誌，越來越直接卷入現實政治活動，成為政治力量的附庸，它也因財務問題而越來越迎合消費者，超然的知識分子立場再難維持，思想使命被迅速淡忘。
而社會情緒也再度發生變化。時代變得越來越急促了，人們似乎期待更直接的行動。一個大眾消費時代也來臨了，在壓抑多少之後，欲望被不斷激起，禁忌逐一打破，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開始了。你經常發現，在黨外的競選活動的場中，除去黨外雜誌、違禁書刊，同時叫賣色情雜誌與錄影帶，政治與情欲完美的聯合在一起，表達出被壓制的渴望。這一切變化也都與黨外雜誌的常年努力有關，他們不停地批評國民黨，揭露被遮蔽的歷史，這些報道或許常犯錯誤、夸大其辭，卻有效的消除了政治權力的神秘性，降低了人們的恐懼感。
對於這新局面，江春男多少會同意俄國作家蒲寧對於即將到來的俄國革命的感受：“當時差不多所有革新者的力量和才能的素質都相當低，帶有先天的缺陷，混雜著鄙俗、虛假、詭辯、迎合市井的東西”……(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