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衆議院通過 《安保法案》，在法律上解禁集體自衛權已不可逆。此舉有否違憲？從憲法第9條的文字上看確如此。但從歷史角度，內閣通過解釋憲法來突破第9條早有先例：最 初吉田內閣解釋為「放棄一切自衛權」，由美國完全負責日本的防衛；但在美要求下，1954年轉而解釋「（僅）不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並不禁止「個別自衛 權」，遂成立自衛隊；1972年田中內閣再解釋：《聯合國憲章》第51條確認成員國擁有集體自衛權，故日擁有此權，只是憲法把此權自我限制了。可見，安倍
內閣的所為並非沒有先例。
美一直是日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推力
日本以前自我限制了集體自衛權，故被視為「非正常國家」。日本右傾的政治家多以令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為夙願。這並非不可以理解：哪個國家願意永遠「非正常」呢？但中國一些人不失「挑撥」地告誡美國就不免令人啼笑皆非了，因為美國其實一直是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推力。
美 日在1951年簽訂對美不平等的《互助安全條約》：日本受到攻擊時，美國有義務幫助日本；但是即便美艦在日本鄰近的海域受到攻擊，只要是在日本領海外，日
本就無權亦無義務援助。戰後，日本一直獲美國安全保障，全力發展經濟，軍費開支長期低於GDP的1%，是相對軍費開支最低的大國。
自波斯灣 戰爭開始的歷次美國主導的戰爭中，美國一直希望日本能夠為盟軍行動提供實質性的幫助，但屢因後者無集體自衛權而作罷。1993年，美參議員Bill Roth最早提出把日本完全行使國際責任作為美國支持其入常的先決條件。美國政府及智庫也反覆強調日本解禁的必要性。日本政府2011年承認，集體自衛權 問題是美日之間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可見，近幾年的中日矛盾並非美國推動日本解禁的直接原因。
日本遲遲未能滿足美國的要求，其原因並不在外國
反對（外國無權干預日內政，集體自衛權也只是聯合國成員都有的權利而已），而在於日本內部：即便是解釋憲法，也存在巨大爭議，令政府有心無力。最大的障礙 來自左派和平主義者，他們認為一旦解禁，就存在被捲入戰爭的可能。他們一來擔心日重行軍國主義；二來擔心日須為盟國作出犧牲。日本絕不能重走軍國主義舊
路，但把解禁集體自衛權等同軍國主義並無道理，否則其他所有國家豈不是都有軍國主義之嫌？且以日社會現狀，軍國主義亦不可能。左派的顧慮同時也反映了他們 希冀永享美國所給予的安全保障而不承擔出對等的責任，試問一個大國怎能永遠搭便車？
然而，近年中國外交幫了安倍大忙：中國公務船頻繁進入釣
魚島海域、軍艦高調穿越琉球群島以及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都引起日人恐懼；放任反日行動和激進反日言論引日人反感；《人民日報》高調發文稱「琉球地位可以再 議」，令日擔心中國的目標是要肢解日本。這些行為和言論將日本廣大親華派推向反面，使安倍得到通過議案的足夠票數。民間反對聲音雖仍強大，但已不足以牽制
執政黨，這是安倍成事的決定性因素。此外，中國在南海及陸上的多面出擊也營造了對安倍有利的國際輿論氣氛。
中日應坦然接受對方強大
日解禁集體自衛權為緊張的東亞政治增添了不明朗的因素。最直接的後果是日可以把與中對抗從本土延伸至南海：日本在南海巡航成為可能，將形成與中國在南海造島
「現狀」抗衡的另一「現狀」。雙方的應對不外乎上中下三策：下策是不斷製造新「現狀」，令局勢螺旋式惡化；中策是雙方止於現狀，增強管控；上策則是改變思 維，爭取共贏。
日本成為正常國家是無法阻擋的趨勢，正如中國騰飛一樣。因此而將其貶斥為軍國主義復活，並繼續用戰爭責任等施壓手段既不合時
宜亦無濟於事，李顯龍和阿基諾等領袖都已表達此觀點。其實，東亞足夠大，足以容納中日兩大國，兩國亦有長達2000年的和平史。中日應坦然接受對方的強 大，加強與各方的溝通合作，以國際法解決東海和南海的問題，開創共贏局面。
作者是歷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