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三十年一覺維基夢

文 × 安徒

政府拒絕向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發出免費電視牌照，引起全城轟動。短短數日，網上支持撐發牌的群組人數，直撲五十萬大關，一場「電視革命」一觸即發。筆者不會天真到預期梁振英政府會因此倒台，然而這場運動會帶來香港深層及長遠的文化意識的轉變，則是可以期待。

日前王維基在中大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參加講座，有近三千人出席，不期然令筆者想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筆者與王維基份屬同期同學，他也是學生組織的活躍分子。他的活躍範圍在聯合書院學生會，筆者出入於中大本部的范克廉樓。一九八二年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中英雙方展開外交談判，中大校園內學生對這問題反應熱烈。論壇與講座往往座無虛席，而持不同立場的同學，也積極利用張貼大字報的形式，各抒己見，煞是熱鬧。

大學時代的廣義自由派

印象之中，王維基雖然不是寫大字報的常客，卻是在大字報上批註小字報的知名評論家。一個意見，引發連番相互辯駁，各方可以銜戰數日，甚至催生新的大字報出現，循環不息。他當時的立場屬於廣義的自由派，與持民主回歸論者每每針鋒相對。當時大學校園內說理爭辯，關心家國的氣氛，既孕育了王維基，也孕育了那「後嬰兒潮時期」的一代。我們或可稱之為見證香港踏上「過渡及回歸」路途的「六十後」一代。

「後嬰兒潮時期」的一代香港人，充滿了理想主義。他們既沒有「嬰兒潮世代」那種分享「和平紅利」的福蔭，也沒有受冷戰時代僵化的意識形態對抗所束縛。他們更相信香港晚殖民時期的務實思維和自由主義，也誠惶誠恐地認為鄧小平的「開放改革」年代，是新的理想中國的寄望所在。所以，雖然那個年代有過民主回歸和王維基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批評者之間的爭辯，這一代人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都沒有依戀前朝的退縮心態。而是各奔前程，用各自的方式為自己，也為香港的前途打拼。

賺錢為樂卻非人生目標

三十載塵土功名。當日和王維基論戰的，一些反成了人權鬥士，民運先鋒，一些成了新朝新貴，而王維基就成了百億巨富，當過浙江政協，也是當下的風雲人物。

三十年來，王維基的「魔童」之名不脛而走，無可置疑地是因為他不靠庇蔭，獨闖天下卻又屢創奇蹟。從這個意義上，他是典型的「香港仔」，一個不難找相近例子的港式「成功企業家」。但他也是非常獨特的「六十後」世代，因為比起那些香港「富二代」，王維基是一個敢玩敢輸，充滿專注和敬業樂業精神的人物。他既體現了韋伯所講的「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也展露一種典型的「波布族」（Bo-bo）的輕灑。他以賺錢為樂，但錢卻非他的人生目標。他拒絕要為自己建立家族的商業王國，卻選擇浪遊南極、深海，結合了波希米亞和布爾喬亞這兩極。雖然，這不代表他就是一個完美（或者仁慈的）資本家，但他的確擁有一份如神話人物一般的氣質，走進新一代香港人的夢幻世界。

如果說，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五十後」要靠建立一種「獅子山下精神」為自己造像，自我敘述為在艱難的環境下掙扎，刻苦奮鬥，並且能同舟共濟、守望相助。那麼，「六十後」所要為自己描述的精神世界，就需要一種更加強調不依庇蔭、獨立思考、公平競爭，更加個人主義，能夠出入於物質世界，兼有務實精神的理想主義者造像。作為個體的王維基，的確是這種「後嬰兒潮」香港人的代表。

失敗的不獨王維基一人

可是，歷史表明，追求特立獨行的香港人一直都只能「戴着腳鐐跳舞」，沒有一點世故，沒有一點識做人、識講說話的技巧，沒有一點親中人脈，很容易就會「輸在起跑線」上。而王維基也長袖善舞，雖早早就有自由主義者疑慮回歸後前景的深層意識，而面對八九年的六四巨變，他也務實而靈活地決定遠走加國彼邦。（雖然事後證明，原來他這一驚一走，卻是天賜給他的一個創業良機，藉開拓「長途回撥」服務而創了電訊業奇蹟，從而邁向致富之路。）他為平衡家族人脈，親中關係之不足，他不會充當民主鬥士，甚至也隨大流，當過一個地方政協。

可是，就是連這一種充滿了務實平衡的考慮、戒慎恐懼的個人創業夢想，今天也仍然被政府和權貴封殺。失敗的就不是王維基一人，而是整個見證過渡與回歸的一代「六十後」香港人。

電視行業，本就是一個產製夢幻的行業。夢幻之為當權者所用，是為「意識形態」。電視之服務於製造夢幻，乃因它是逃避主義者的安樂窩。香港人在人心動盪的一九七○年代，如非靠急劇興起的電視文化、歡樂今宵式的大眾娛樂的安撫和發泄，早早就熬不下去，起來造反。可是，當社會不單大量消費夢幻，以致人們以夢幻的方法去看待社會本身，用夢幻的尺度去檢視周圍的事物，就會更期待在社會現實中出現夢幻式的英雄人物。因為只有這樣，社會才能不斷以「讓夢幻理想成真」的方式延續下去。當代資本主義的秘密，就在於繼續讓社會如夢如幻般延續下去，以致到達一個程度，延續夢幻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一種責任，因為創造夢幻英雄，證明奇蹟是可能的，已經變成大眾的期待，視為理所當然。

從熒幕走上街頭的真人騷

王維基踏足電視這個造夢的行業，試圖充當白武士，扭轉乾坤，打破壟斷，把昏睡了三十年，接近沉悶至死的觀眾叫醒，這本身就是一齣蕩氣迴腸的浪漫戲劇。九億投資，四年苦待，就只欠一個大團圓結局。可是，一聲「叮走」，理由「無可奉告」，這又是如何可以收拾的anti-climax。如果任何一個選拔遊戲的真人騷可以如此輕易地更改遊戲規則就一聲把人叮走落幕，觀眾不把電視機也摔破才怪。

所以，香港當前所面對的，與其說是一場醞釀中的「電視革命」，不如說是一場從熒幕走上街頭的、穿了「崩」的「真人騷」，危險的不再是摔破誰的電視熒幕，而是政總的那幾塊玻璃。

當世界上第一個人因為電視節目結局荒謬而摔破電視機，上帝就向我們透露了一個關於人類的秘密，那就是：做（造）夢原是人的基本權利。當然世界最荒誕的是，雖然真實世界比一個爛透的電視節目還要荒誕，人們卻只會去摔破一部電視機。

王維基要去為香港人造更好的夢，卻同時是在真實世界認真地演繹着一個關於哥利亞可以打倒財閥家族巨人的「香港人夢」，這樣，他就悲劇地注定像《真人Show》（Truman Show）裏面那個要揭開電視機背後真相的人，結果，就是把夢幻的現實結構（或者現實的夢幻結構）瓦解掉。

王維基的「罪」與「過失」，正正就是他過分認真地演繹這種「英雄香港人」的故事。

我們面對的是赤裸裸的在夢幻結構瓦解掉後的「現實」，赤裸裸地面對連造夢／做夢的權利都被剝奪和嚴密監控的令人難堪的「現實」。如果，現實就僅如一部只會重複播演「維基叮走錄」的電視機，敢問你會不會把它摔到地上？

三十年一覺維基夢，夢醒之後，香港人往何處去？

阿果: 我哋個遙控唔見咗

周二傍晚，坐在電視前面，一邊以手汗洗臉，一邊目睹蘇錦樑出場，提起籃子，亮出篩子，內心極難受。不忍再看，想關掉電視，卻找不着遙控器。

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與香港電視毫無關連，跟王維基素未謀面，許多人讚好的《警界線》，我也談不上十分喜歡。但政府公布發牌結果那一刻，真的心情沉重，如失至親。

電視劇教落，痛失至親，一定要報仇。往後幾天，身邊人人咬牙切齒，握緊拳頭——在網上，我發現有從不看電視、不理政治的友人加入四十萬大軍行列，肉緊誓言「周日政總見」；在新亞圓形廣場，我目睹學生攀上天台，危坐斜坡，仰天長嘯：「為何機會是留給hea做的人？為何我們還要看雞汁？」在茶餐廳，我聽見向來不咬弦的順嫂與三姑，同仇敵愾，痛罵政府「蠢過隻豬」……毋須蔡子強提醒，我們都知道這個局面，叫「群情洶湧，民意沸騰」。不過，群情何以洶湧如此？香港人為何忽爾為電視肉緊，為王維基着急，甚至要怒火街頭，粉碎黑箱，奪回公仔箱 ？

因為我們手中的遙控器，已經失蹤。

電視，曾經是港人至親。四十多年來，我們目擊家變，欣賞狂潮，感受真情，流鱷魚淚，見大時代，晚晚皆大歡喜，歲歲歡樂今宵；我們聽見「浪奔」會唱「浪流」，看見「阿燦」想起新移民，明白「善惡到頭終有報」、「做人最緊要開心」這類人生哲理，都有賴電視。這些年來，香港制過水，停過電，但小箱子帶來的娛樂、牽動的情緒、訴說的故事，卻幾從不間斷。

不過最近十年，情有變。我們看《獎門人》時的表情，由捧腹大笑，變含蓄微笑，再變無奈苦笑；對待黃金劇集的態度，由「不看無話題」，變成「唔睇無所謂」，再變成「睇都唔敢提」……曾經與平民生活、百姓情緒緊扣相連的大眾電視，逐漸成為人人得以誅之的過街老鼠。有人從此與電視絕交（收視率由全盛時期的過半人口，跌至現在的兩三成），剩下來或呆若木雞，維持慣性；或高舉遙控，嘗試轉台，結果發現——撇除那苟延殘喘、不堪入目的亞視，我們要轉台，選擇竟只有翡翠台和J2。香港的觀眾，要從電視獲得娛樂，根本無得揀！

主打劇集製作的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申請成功的有線與電盈始終專注新聞資訊。這代表什麼？在未來日子，我們的電視遙控，將會繼續失靈。作為渴望被電視娛樂至死的香港人，我心痛。

失去的，還有創意火苗

港視失牌，我城失去的，除了轉台遙控，還有創作的可能。電視台是一間規模龐大的文化工廠，其生產制度如何，往往決定產品質素。無綫在七八十年代曾出產好些膾炙人口的電視劇，亦因當時工業初生，制度尚未成形，創作人不理後果，誤打誤撞。此後工廠成形，生產規章逐漸建立，創作人從此成為車衣女工，拿着分場，各自回家「集體創作」，終於令劇集質素低落，情節對白因循。我記得半年前走進電視城，訪問《老表，你好嘢！》劇集監製黃偉聲，當時他提到該劇之所以好看，全因挖角潮令創作被迫外判，可以漠視原有的編劇制度，整支團隊通宵達旦，設計對白，商量笑位，為作品注入活力。

除了偶爾的意外，香港的電視工業一直缺乏閃光。直至這幾天，緊貼香港電視動態，我發現閃光四起——編審細訴自己做copy scene學習美劇拍攝手法的經歷，頻說「學到好多嘢」；編劇回憶以往在無綫，做的只是按照指示，設計分場、撰寫劇本，到了港視後，卻可以「設計題材、賣橋、casting、參與演員圍讀、跟場、就剪片提供意見、打字幕、參加focus group聆聽觀眾反應」；有年輕員工甚至分享，公司的規矩，就係「畀細嘅講先」……很明顯，這是文化生產制度的一場革命。

我肉緊香港電視，不是因為想看《警界線》，而是因為它將製作的遙控，由利潤行先的電視台高層，重新交到創作人手中。三十多年前在無綫發生的文化故事，看似即將重演——到時師奶也許會高呼救命，年輕一代也許仍會埋怨其質素難敵，但畢竟它作過嘗試。一旦成功，它更有可能逼令無綫反思制度，改革生產。

可惜行會一聲令下，變革戛然而止。這宗事先張揚的命案，被謀殺的，除了是王維基的雄心壯志、廣大市民的集體民意，還有香港碩果僅存的創意火苗。

這些年，被罔顧民心高官遙控

當然你可以說，年輕一代老早嫌棄電視，轉戰網上，看半澤直樹以牙還牙，聽中國好聲音繞樑三日，遙控失蹤，已無影響；王維基既已明言餘生只做創意工業，那創作變革，今後仍然可期……那為何星期日還要上街？我不看電視，缺乏創意，這事又與我何干？

因為這個年頭，香港人就連生活的遙控，也逐漸遭到褫奪。關乎全港市民娛樂福祉的免費電視牌照決定，竟可不理沸騰民意，漠視程序公義，純粹遵照高層心意，就此了事？幾天過去，我們情緒仍然激動，但政府依然繼續以「行會保密協議」為名，多番推搪，拒絕向公眾解釋究竟王維基為何落選。如此缺乏透明度的施政手段，你能夠接受嗎？這些年來，我們不單唔見咗自己的遙控，更加開始被人遙控。行政會議除了能決定免費電視牌照誰屬，還有權決定港鐵加價幅度、最低工資水平、郊野公園發展計劃……你甘心香港的遙控，因為「保密」的緣由，從此落在那些罔顧民心的高官手中？

看到那反對專頁人數直逼五十萬，我心情亢奮，又有顧慮。一年前，《ATV焦點》抹黑學民思潮，不也是人人在facebook反對，令通訊局接到數萬宗投訴嗎？但為何時至今日，這節目仍然在（重）播？這幾年我們或愛恥笑May姐，惡搞子珊，或在facebook埋怨，用電話投訴……除此以外，我們做過什麼？香港人素來奉電視為至親，但數十年來，平民百姓又何曾集體發聲，試講自己與電視機情深交往的舊事，表達對它恨鐵不成鋼的怨憤？為了電視，你可以去到幾盡？

除了讚好，除了遊行，我們還有什麼可做？網上那四十萬人當中，不少都應該是年輕人，為了捍衛公義、守護選擇，我們相約三五知己，結伴上街。然而，在走上街頭的同時，請你惦記家中的長輩，他們也許出於慣性，也許缺乏選擇，於是繼續安坐電視前面，扔掉遙控，永不轉台。他們或者態度頑固，但要講述王維基何方神聖，無綫如何無賴、政治為何可以遠至中環，又可以近至客廳……作為下一代，我們其實責無旁貸。

為了電視，為了創意，為了香港，我們得立足街頭，扶老攜幼，直視生活中的政治，重奪香港人的遙控。到時見。

香港，即將來一場變革

文圖 黃宇軒

 

「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翌日王維基在記者招待會上，面對三十餘條問題，幾乎有問必答；到了星期四訪中文大學，參與早早約定了的論壇，跟師生校友對談兩小時，絲毫不閃躲。這年來聽慣了「不存在論」、「不評論個別事件論」、人肉錄音機的香港市民，也許份外動容。久違了，久違了的，跟公眾交心的誠意。最應該現身開誠布公的官員與制訂政策方向的行政會議，本來就沒有民意授權，更沒有向市民交代政策理念與原則的誠意。

我想起一句在西方社會廣為流傳，在抗爭行列中時常見到的標語：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電視不會播放革命」！這句本是美國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的重要口號，當時自電視出現之後，人們還在摸索現代政治跟這個公仔箱的關係。後來著名樂手與詩人Gil Scott-Heron以此為題寫詩，配以簡約節拍，成為膾炙人口的唱片。作者提醒我們，電視畫面永遠無法捕捉到我們社會的脈動與改變，要真正感受，一定要走到街頭。後來，這句話更多被用來鼓動人們親身參與社會運動和抗議行動，不要只留在家中對着電視做個旁觀者，而且電視本身可能就是讓人安坐家中的引誘。

電視會來一場革命

放在香港的環境，我卻想起這十年來公民社會對電視台如何呈現社會運動的批判不絕於耳，我們看到的新聞角度和諧不已。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之於香港，是種悲哀，假使真有一場變革在外發生，受如今的電視台傾向影響，對着電視的大眾會接收到多少真相？有沒有會播放革命的電視台，可在我城出現？這點，亦是大家幾乎認命而不再宣之於口的政治因素。Scott-Heron 2011年辭世，饒舌歌手Lupe Fiasco向他致敬，寫下The television will not be revolutionized，「電視不會有革命」！對許多文化評論者來說，電視即使不是為當權者服務，也有愚民的意識形態，尤其當電視台連「娛樂大家」的任務也敷衍了事。電視可能有一場革命？

中大學生在論壇上向王維基說，這次事件證明了「機會留給不預備的人」，王異常冷靜地回答，「我會繼續證明你是錯的」！但願星期天，港人也走在街上，證明電視未必不可能來一場革命，也讓在黑箱之中閃躲的三十位行政會議成員知道，他們欠港人一個交代。港人站出來，是要像王維基般不認命，The television will not be revolutionized不是我們的宿命。香港人如果相信，電視會來一場革命，也許就能相信，香港也即將來一場（被電視播放或不被電視播放的）變革。

安裕周記﹕風起了

中國大陸有一個電視行業會議「中國電視發展年會」，今年是第三屆，會議由中央電視台承辦，全國各省巿電視台長都參加。既是中央台牽頭，年會主旨當然不是吃喝玩樂，今年的主題包括「服務社會發展的基本職責」；上屆年會主旨則是「探討在紛繁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下及競爭態勢日趨激烈的媒體格局中，電視媒體如何進一步增強責任意識，維護改革發展的良好局面」。

　

之後，找到人民網一條消息：〈央視名嘴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今年四月開始，中央電視台在全台展開「信念，理想，責任」為主題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活動，至今已有七百多人參加，主播級人員三百多人更是第一批接受培訓。這條消息有意思的是 ，那些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國臉」紛紛寫下學習心得。第一篇是芮成鋼，他就是那位在記者會對美國總統奧巴馬說I think I get to represent the entire Asia的英文台主播﹕

　「作為中國的播音員主持人，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如何做到呢？一要有正確的基本定位，二要有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三要加強修養、加強學習，四要正確看待名利問題，五要提高業務水平、增加思想厚度，六要增強創新能力。此外，在屏幕上與屏幕下，播音員主持人的形象應該是一致的，要善用、會用新媒體傳播形式。而作為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思想覺悟、政策理論水平和政治敏感性都有更高要求，這就要求我們把這份責任和要求更嚴格紮實地落實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香港電視在行政會議取態遽變之下黯然落敗，新聞報道說，去年底政府仍是倡議發出三個免費電視牌照，到如今揭盅獨缺王維基。社會上各種看法紛紜，有說是為了維護另一家現存的電視台，所以不得不把香港電視的申請立斬於馬下；也有說是政治原因，中央一句命令，就把「不聽話」的篩走；也有持相反意見，認為不是政治問題。香港好就好在這，人人都可以發表意見不礙事，是偽命題抑或真議題則是後話。在把這些意見分析之前，鄧小平在六四事件後的「氣候論」或可作為註腳：六四事件「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的」。把鄧講話中的「國際」改為「中國」，把「中國」改為「香港」，也許更能在另一個角度析義這次牌照事變。

　

鄧小平的大小氣候論

　

說出來也許會令支持香港走向更自由民主開放的朋友氣餒，但客觀的情確是令人悲愴。全世界的電視台都是宣傳機器，極權國家電視台大門外更是槍桿子上刺刀武裝衛兵，一旦內亂，所有黨派都搶攻電視台電台，因為誰抓住這些，就能通過電波號令天下或蠱惑人心。對於今天重新溫習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中共而言，電視台及電台為什麼要服膺「增強責任意識」這要求，也是簡單不已的原因︰從一個政權的穩定以至於一個地方政府的安穩，如果控制不了電視電台，如果這個台及其從業人員不能做到芮成鋼所說的「思想覺悟」，豈不是養虎為患。這一鐵律無分黨派國家，從希特勒年代的國民教育及宣傳部長戈培爾，至斯大林時代的宣傳鼓動部長亞力山大洛夫（這兩個官銜說明一切：一個是「國民教育」及宣傳，一個是宣傳加上「鼓動」）俱係如此。戈培爾是「謊言說一千次變真理」，亞力山大洛夫則是推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把蒸汽機到無線電的許多科學技術成果的發明權及首創權攬到俄國科學家身上。高壓思想控制以及廉價民族主義，這兩個在二戰期間生死搏鬥的死對頭竟是如此殊途同歸，說明儘管意識形態迥異，卻不一定在執行上各走各路，都是天下一家，不惜一切維護政權。

　

中央電視台的主播接受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培訓，很能在側面說明今天的大氣候。從實務操作而言，求真是最根本的要求，但扯到「思想覺悟」就明顯脫離了求真基本原則，因此，近期中共大舉拘捕微博活躍分子的底蘊便不言而喻。這是中國大氣候，一河之隔的北方既然如此，香港可以走得出小氣候的影響不免讓人懷疑了，尤其是如今聲聲向北看，人員錢財都可以在這邊那邊之間來往自如，看不見摸不到的意識形態更容易越山而來。一九六七年的暴動是最佳例子，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狂飆處處，不旋踵來到香港鬥垮港英黃皮狗，極左大氣候帶動了香港的小氣候。今天大陸左傾思潮乍現，中央台帶頭學習馬克思主義是一個不能比這更貼切的實例，香港早已沒有一河之隔的心理障礙，能避得了那股左風嗎？

　

一河之隔的香港能頂住嗎

　

說左風，最近北京《求是》雜誌有一文，很有閱讀價值，隱隱然會讓人覺得這是另一次極左思潮先兆。或許有人會爭論說作為思想探索，無不可言之物，可是當微博大V講幾句都被公安找個藉口說他嫖娼捉將官去，「學術自由」真的可以如此自由，並且自由得發表與過去三十年絕大部分時間中共主流思潮相悖的文章？這些人也許忘了，毛澤東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也只是從一張大字報而起。這篇文章題目很大，殺氣騰騰：〈歷史虛無主義歪曲國史須旗幟鮮明反對〉，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引言開宗明義「近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打『學術反思』的旗號，借『還原歷史』、『重寫歷史』之名，否定黨史、歪曲國史，這種歷史觀無視歷史現像的內在聯繫和因果關係，無視歷史規律，不僅對我國的歷史學研究造成危害，而且通過大眾傳媒對廣大幹部群眾思想造成干擾」。

　

先炮打歷史學者，再把傳播這種歷史觀的「大眾傳媒」揪出，前者是挑戰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是把矛頭指向傳播媒體。鄧小平七十年代末重新掌權後，《決議》可被視為中共亟欲重新出發的證言，雖然鄧在批毛這一環拖泥帶水，沒有全面否定毛澤東，但也算實事求是在《決議》指出五十年代末大躍進及反右的錯誤，指出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決議》在中共黨史的意義是摒棄意識形態爭端，同心同德發展經濟，可如今大陸極左歪風冒起，對傳媒的控制趨緊，這股思潮全國流竄，會不會對深圳河以南的香港及澳門帶來影響，值得細緻觀察。

　

中共在極左思潮下對社會的控制，不是一般人可以掌握其力度及覆蓋廣度，這裏頭更不存在「以樸素的階級感情代替黨的政策」，而以更加嚴厲的政策及更加虛無的中央精神取而代之，對裏對外一併如是。一九七二年，意大利共產黨黨員、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應周恩來邀請到中國拍攝紀錄片Chung Kuo, Cina（《中國》）。安東尼奧尼是意大利新寫實主義大師，作品包括至今仍然堪稱經典的《春光乍泄》（Blow Up），他在中國跑了五個城巿，拍成二百一十七分鐘的紀錄片，以一個西方人的視角說明中國社會人與家庭、人與群體的關係。香港國際電影節前些年曾放過這片子，如今網上也有這片的意大利語版。觀眾印象至深的，包括片子開始時以複雜、緩慢的長鏡頭朝向假日的天安門廣場，留著辮子的少女等待著拍照和啃雪條，寧靜之中透現文革年代中國人民對攝影機和外國人的好奇及矜持，細膩圓潤，確是大師出手。

　

宣傳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這部紀錄片一年後被中共猛烈批評，指摘安東尼奧尼「沒有拍出中國人民美好的一面」，而是專挑中國落後的鏡頭包括紮腳老太太，以當年《人民日報》的用語是「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香港一些親中共雜誌也有幾篇類似文章，全國一年之間，宣傳機器眾口一詞譴責這個意大利人是「反華小丑」、「是對中國人民的猖狂挑釁」。五年之後的一九七九年，外交部向國務院及中共中央提交《關於肅清「四人幫」在批判〈中國〉影片問題上的流毒，撥亂反正的請示》；再一年後，文化部長向安東尼奧尼道歉。

　

作為意共黨員，我猜安東尼奧尼會明白宣傳（propaganda）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框架中的重要角色。基辛格訪華的驚訝，除了隆冬北京街頭白雪全無，便是中美談判拚到昏天暗地之時，周恩來仍要抽時間看翌日見報的《人民日報》清樣。這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播報內容對革命有利抑或對革命不利，這或會有助拆解今天七百萬港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謎團——這件事出來，到底對誰有利？改革開放至今三十年，中共仍難脫列寧式政黨本質，巨大經濟成就的經驗主義更使得它缺乏勇氣出走。閱讀今天的中共，必須閱讀過去的中共，此一框架一九九七年之後延伸到香港。職是之故，要理解今天香港的一些人一些事，就必須知道中共刻下在想什麼、做什麼，以及颳什麼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