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湯專的悲劇

梁班子將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揪出公審。湯專（大陸叫張導、陳總、李局，跟從導演、總裁、局長的職銜，所以叫湯專）一臉委屈，外人看了，確實覺得是寃案。

去大陸，喝茅台，跟祖國親人搞內交，本來天公地道。國家給你送禮物，留一份感情，滿載着當地老百姓情誼送行，山連山水接水的，想不到都變成罪行。梁班子時時叫香港人學習中國模式嗎？湯專學了，很努力的融入祖國，但是學做中國人，體驗酒文化，卻變成了犯罪。

湯專的悲劇，也是中國人亂搬龍門偽善的悲劇。英國人最高明，留下一個「收受禮物不得超過價值五百元」的上限，這就像孫悟空給你在地上用棒畫下一個金圈子，豬八戒沙和尚什麼的都困在裏面。

還有一條罪更可笑：湯專接受國家招待，去大理麗江旅行。證人頂證：他在雲南，是遊玩。

到了祖國，壯麗河山，何謂「遊玩」？心情很難定義。薄熙來去年兩會期間去雲南昆明滇池餵海鷗，圖片所見，薄總胸有朝陽，躊躇滿志，餵着海鷗，好像遊玩的樣子，原來其實在為天下百姓勞心思考。

中國人民的毛主席，一九六五年，曾經去井岡山「遊玩」一次，並有詞為誌：「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岡山。千裏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

毛主席是去遊玩嗎？不，他老人家回井岡山，一面散步，一面在心中部署偉大的文化大革命，清除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如果我是湯專，我反問：我去雲南，你怎知道人家純是遊玩呢？我一面散步，沒有一邊抱着一個小姐在狎摸，我在賞覽國家的風光，一面感受赤子找到母親的心情，心中想着怎樣替國家改進貪污，我哪裏遊玩了呢？

湯專學習中國國情，跟國家交流，沒有想到原來受到魔鬼誘惑，祖國成了魔鬼，而湯專忘記了英國人留下的十誡，英國人就成了上帝。這是湯專受審最搞笑的地方。或許在許多人的潛意識裏，包括起訴湯專的梁班子，英國人留下一副廉政守則的聖經十字架，祖國真的是一隻僵屍。

陶傑 ：金色大廳

在歐洲住過一點時日，都會知道維也納的「金色大廳」（Golden Hall），是可以出租的，只要中國人有錢，阿貓阿狗都可以登台。

在維也納的Golden Hall演出過，回到中國，可以嚇唬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人口，以為這就是「國際地位」。中國人崇洋，奧地利不是不知道，付了鈔票，讓你登上「金色大廳」的演奏台威水一把，奧地利人絕不介意。

你登台唱「茉莉花」也好，「月亮代表我的心」也罷，只吸引歐洲的華人餐館業人士與許多閒坐家中無聊的「僑領」，他們會開兩個鐘頭的汽車來聽中國音樂，「聊慰思鄉之情」。奧地利的白人避得遠遠的，不會出席，這樣一來，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獻藝唱過歌，回到大陸就升為「國際級」。

現在，突然由大陸官方新華網爆出，「金色大廳」沒什麼了不起，有錢就可以租來唱Ｋ。明眼人一看，又是與共產黨內鬥有關，有一派，故意要掃一位曾在「金色大廳」表演過的「國母」的面子。

不但維也納這一座，倫敦的皇家阿爾拔堂（Royal Albert Hall），唐人街哪家同鄉會出得起錢，也可以出租。八十年代許多香港藝人去倫敦，演唱於皇家阿爾拔堂，香港的娛樂報紙一報道，香港人還以為座上的賓客是查理士王子或英國的白人中產觀眾，而不知道是一群新界飲食業人士來捧場。

香港人經歷過的，今日大陸從頭做一遍。維也納的金色大廳，建築風格古雅，每年元旦的音樂會，是歐洲的盛事，演奏莫扎特和巴哈，這才叫衣香鬢影。歐洲和日本的電視台直播。

西方建立的歷史名聲，中國人一旦富起來，也想叨光搭一程順風車。薄總如果沒有出事坐牢，順利進了中南海，也一定會在這座西方文明國家的音樂殿堂演一台毛歌唱紅助興，將中國人的毛主席陰魂抬進來。若是如此，留下一陣異味，維也納的市民倒霉了。幸好至今唱過「茉莉花」之類，唱完了就走，劇院的清潔工人打掃乾淨，白人又進來聽莫扎特了。奧地利雖然排外，也向錢看，中國人的錢容易賺，這個世界，畢竟好玩。

易汶健: 政商攜手締結新貧階級

 香港的貧窮線終於面世。用住戶入息中位數排列，香港有約一百三十一萬窮人，佔總人口五分之一。即使加入福利轉移，貧窮人口也有近一百零二萬。特首梁振英說，扶貧不能只眼金錢援助，又強調自己不是要搞福利主義社會。是的，直接派錢給窮人，也不見得是好事。投放資源在公共服務，讓基層（以至所有市民）容易取得，才令他們免於匱乏。

我相信顧汝德也會認同。他同情本地的窮人。相對於過往在物質匱乏生活，今天的窮人是生活在富裕及有能力滿足所有人基本需要的社會，因此稱他們為新貧（New Poor）。具體來說，新貧是指失業者、低薪工人、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欠缺足夠教育機會的兒童、怕被標籤而不領取綜援的長者、收入足夠但未能應付昂貴藥物的人士、在惡劣地方居住的家庭等。

由顧汝德和他的新書《繁華底下的貧窮：香港施政失誤》（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道盡當今貧窮狀，為窮人說話，足夠令我詫異。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顧汝德是港英時代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過往的工作也跟宏觀的政治財經有關，著作圍繞政商精英的結連，本地銀行體系在二戰前後如何在東西冷戰的夾縫冒起，以及香港的銀行業有嚴謹的監管制度，安然渡過金融海嘯。今天，他用歷史文獻，加上過往的官場商場經驗，論證貧窮是港英和特區政府政策失效，以及偏袒商界，不願承擔社會福利的惡果。他多番引用數據，力證香港有這麼多的窮人，並非是懶惰、不事生產、或者是政府福利太優厚所致。當然，這個詫異是預期之內的。今年他在不同場合分享以上見解，而他的太太曾任社會福利署副署長，多少也有點影響。不知道選擇本月出版，是否特意來湊熱鬧。

香港缺錢是神話

香港幾十年來從不缺錢。葛量洪和彭勵治分別跟英國政府和立法局表示不乏財政儲備。即使面對金融風暴，首屆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足以維持二十二個月開支。所謂的不夠資源，是政府和商界的神話。郭柏偉在一九六四年批評免費教育，稱此舉會加稅一倍。同期，他領導的一個小組，批評社署執意引入西方福利模型，破壞華人家庭文化，令香港破產。顧汝德猜測，商界近年抗拒保障工人的政策，是因為他們在八九十年代北上營商後，地方政府要提升工資及加強環保政策，令港商開支增加，甚至倒閉離場。商界有前車之鑑，在回歸後大力阻止政府擴張福利。

政商關係緊密，在回歸後愈來愈受重視，數碼港事件和反對落實公平競爭法是主要例子。顧汝德還提醒我們，現時房屋用地不足，是政府把土地控制權讓給地產界。在二○○一年八月，早餐派議員跟政府會面，反對政府在三十八幅土地興建房屋，議員稱該批地皮價值四百六十八點三億元。同年九月，房委會停售居屋。到了二○○二年三月，房委會撤銷二十五幅原本用作興建居屋土地的計劃，將其中十七幅地交還政府作私營房屋發展，包括北角。該批土地本來預計興建的四萬一千一百五十二個居屋單位。政府相信私人市場才是處理住屋需要的理想。結果，不受控制的私人市場，造就一群負擔不起樓價租金的家庭。

當然，並非所有官員也抗拒社會保障。我們會舉出麥理浩是個例外。大部分人認為他有決心加強社會福利開支。這也是事實。不過，顧汝德指出，其上任港督戴麟趾已經提議推行社會保險、最低工資、清拆寮屋等，只是下屬們不接納。在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認為社會和勞工問題是動亂原因，官員們以求社會穩定，再沒有理據反對增加開支。一九七一年推出公共援助計劃，即綜援的前身。

麥理浩再強，也敵不過商界和下屬。他再推銷社會保險，但面對政府內部和商界巨大阻力而告吹，只能擴充公共援助計劃至失業人士。其中一位反對者，是當年任立法局議員譚惠珠，她抱怨勞工保障的責任放在僱主身上。再者，正如呂大樂指出，麥理浩致力改善市民生活，最終目標是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增加英方的籌碼。

政府採納商界思維

政商關係的緊密，同時在於政府接納商界的思維。顧汝德認為，新貧在九十年代冒起，一個原因是來自那時政府推動私營化、外判工作，帶頭製造低薪工人。經過工會多番爭取後，才不情願地實施最低工資。

另一個例子，是政府在八十至九十年代仿效外地政府推行新公共管理模式，社署和其他政府部門一樣，要吸收商業運作，終止按需要撥款的政策，轉為向受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推行整筆過撥款，加強競爭和和控制成本。社工為了爭取外間資源，減少花時間幫助弱勢社群。

顧汝德質疑政府體系改革的效用，他用的指標，是弱勢社群得到的服務有否改善。在二○○七至二○一一年間，長者在輪候長者院舍平均時間要兩至三年，有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人在輪候期間死亡。在二○○七至二○一二年間，輪候嚴重弱智人士宿舍時間維持約七年，同期輪候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由四十個月減至三十一個月，仍然超過兩年半。昨天的扶貧高峰會指出，領取綜援（也許是以失業或單親人士為主）者不一定在貧窮線之上，反映制度需要檢討。

顧汝德用了整整一章討論綜援制度。一九九八年政府面對經濟衰退，急削減開支，於是向福利制度下手，改革綜援。社署指綜援金額太高，要削減約百分之五。市民隨即認同。顧汝德點出其中一個政府的把戲，即政府用綜援住戶入息中位數跟總體個人入息中位數比較（兩者相若），而非跟高得多的總體住戶入息中位數比較，造成「領綜援較工作好」的錯覺。可惜，負面標籤已深陷社會。作者引用統計處數據，指有七萬三千一百人有經濟需要而沒有申領綜援，當中有四萬四千七百人聲稱不願意申領。他認為在市民生活有困難時，政府應該提供更多援助，而非削減。

工人福利力量弱勢

對，貧窮不只是缺錢，還有社會力量太弱。這是其他學者少有評論的一樣東西。捍衛福利制度力量較醫療和教育不濟，是由於以下幾個因素。香港在金融風暴前幾十年，經濟大漲小回，充分就業，工人容易尋找工作應付生活（即使薪金不高），間接認同自力更生的原則，發動工人和福利運動的力量有限。而香港的工會陣營分成親北京和支持民主兩派，本來較強勢的親北京工會，在六七暴動後退潮。到了金融風暴，工會未能回應經濟衰退和失業，難以得到工人支持。

另外，七八十年代，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行業專業化，高學歷而關懷社會的人士走進這些行業，認同並爭取更公義的社會。這種趨勢在九十年代消減，政府抓資源，社會服務機構的首要目標是生存。最後，在回歸前後，政治和經濟佔據香港最重要的議題，福利和民生措施只是次要。

寄望國策？

貧窮線有助界定貧窮人口，但扶貧不只在劃線及派錢。顧汝德建議政府在增加現有教育、醫療、房屋和福利開支外，還要加強勞工保障，推出多方供款的社會保險，字裏行間也表達不反對加稅。

回歸之後，董建華強調儒家精神和孝道，香港應維護自由經濟體制，審慎理財和小政府方針，限制政府開支。曾蔭權認為香港的貧富差距難以徹底消除。梁振英昨天也指出資源應集中「最有需要的人」，以及財富差異必然存在。有趣的是，他估計特區政府未來會投放更多資源，因為中央政府在努力改革醫療和社會保障，減少貧窮人口。特區政府大抵會跟從國策，提高社會福祉優次，而並非首要顧及商界。為了追求經濟增長帶來沉重的社會成本，內地已認定這是「政治不正確」。顧汝德這樣想有點過分樂觀（或者有點諷刺）。縱使中央政府政策方針轉變，地方政府未必跟從。在民間福利運動未成氣候前，政府推出更多扶貧和福利措施，大抵是為了挽救民望，維持社會穩定而已。

李怡：中共心魔是不放心任何組織力量

無論發起佔中者如何一再強調「愛與和平」，在中共指揮棒下，梁振英、中聯辦、北京傳媒、香港左派喉舌、「幫港出聲」的所謂學者與名嘴，都一迭連聲地說佔中是「暴力」，是「動亂」。中聯辦郝鐵川寫一篇反佔中文章，官媒《環球時報》即引用港媒一篇「解讀」，指駐港部隊隨時準備應付反對派佔領中環。渾忘了《中英聯合聲明》明文規定駐港部隊是「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的。

再怎麼講和平，都被解釋為暴力，於是時事評論員練乙錚就撰文提出參與和平佔中者「自綁」的建議：「由全體簽名參與『佔中』的人士逐一繫住雙腳、反綁雙手，然後才進場，被捕之後，始由警方鬆綁」。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表示會考慮練乙錚建議，認為可以顯示參加者自我約束抗拒暴力的信念。

參與者「自綁」，總不能說是暴力了吧。但中共及其應聲蟲既發出抹黑佔中為「暴力動亂」之令，是不講邏輯都要把這種話說下去的。講到底，中共並非怕「動亂」，怕影響經濟民生，而是藉動亂之名，目的在反佔中。

英國外次和美國駐港總領事支持香港在《基本法》之下實現真普選，美總領事讚賞北京決心推動2017年普選特首和2020年普選立法會，認為政改「能加強香港政府的執政能力」。這些難道不是北京的目標嗎？倘若這種支持《基本法》所定普選目標的話，在中共剛公佈《基本法》的時候說，中共豈會不拍爛手掌？當年中共還把《中英聯合聲明》拿到聯合國註冊，廣邀世界各國講好話呢。但今天，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卻一再指摘英美官員「說三道四」，左報及中共應聲蟲說英美干預香港內政。這種反應，只能說明中共不同意英外次所說：「任何方案應予香港人一個真正的選擇」，也就是說，中共腹稿的方案不是給香港人真正的選擇了。對於佔中，夏千福表示不會支持任何組織，但會支持言論、集會和示威自由等原則，認為社會保持上述自由會運作得更好。中共指夏說三道四，莫非認為社會沒有這些自由反而運作得更好？中共要否定《基本法》所定的這些人民權利嗎？

回顧當年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中共一直最堅持的是直接與英國當局對話，而最反對的是所謂「三腳凳」。「三腳凳」的說法是當時輿論提出來的，就是認為香港前途問題，如只由英國和中國去談判解決的話，那是站不穩的兩腳凳；必須加入最受影響的香港人這隻腳，才是立得穩的三腳凳。但中共反對「三腳凳」，鄧小平在84年6月會見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三議員時，劈頭就說：「所謂三腳凳，沒有三腳，只有兩腳」。

這反映了中共最根本的權力觀，就是要獨掌權力，不容許民間形成有組織的力量。談判只同執掌權力的英國當局談，不承認當時被指為代表香港民意的兩局議員的地位。1986年，香港市民反對建大亞灣核電廠，滙集了過百萬簽名，送上北京，中共連簡單答覆都欠奉，完全漠視香港滙集起來的民意。在制訂《基本法》時，定明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目的是不容許香港形成有組織的力量。中共永遠要用有組織去對付人民的無組織。

中共對公投極敏感，因為公投意味着制度化的民意，是被公眾確認的數量化意見，它與民意調查的抽樣意見不一樣。

中共對佔中的敏感，不在於他們自己都不會相信的「暴力」、「動亂」，影響經濟民生。中共掌權以來何時擔心過這些？佔中最讓北京擔心的是組織性，也就是一次商討、二次商討凝聚出組織性的對真普選共識，這是中共最不想見到的組織性的力量。一百萬人上街都是鬆散的，一萬人有組織地佔領中環卻是一股具凝聚力的力量。

中共並不願給香港人一個真正的普選，因為一旦特首有香港民意授權，即使選出的是目前的建制派，中共也認為會形成與中央對抗的力量。中共設計的所謂普選，必須是中共能控制提名權、即在中共掌握中的普選。因此，英美支持的普及平等的普選，和佔中標舉的真普選，當前受廣泛討論的公民提名權，都直接挑戰中共要貫徹「有中國特色的普選」的構想，也就是挑戰中共的牢牢控制香港的權力。

曾鈺成認為中央對香港政改的「心魔」是要篩走中央不喜歡的人選。他的想法稍嫌簡單了些。筆者認為，中共的心魔是對於掌絕對權力的堅持，以及對任何不受中共控制而形成的政治力量決不放心。反佔中的要害是滅絕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從近來中共對佔中、對英美的反應，香港人真是除了抗爭，沒有別的出路。

何清漣：小販的人權是國家的尊嚴——對夏俊峰事件的思考

  

今天，“A Chinese street seller”（一個中國街頭小販）的故事成了英文媒體的一條重要中國新聞。這個詞可能會讓英文讀者聯想起2011年突尼斯那位因不堪警察侮辱自焚抗議的那位street seller。我當然知道，這兩位街頭小販之死引發的社會反應不會相同，突尼斯那把由小販點燃的火焚毀了幾位獨裁者的寶座，中國街頭小販夏俊峰之死，卻只能與其他同類小販的各種非正常死亡，繼續見證著中國人的人權飽受踐踏的屈辱生活。

*印度墨西哥的小販的權利與地位*

小販這個職業，是人類自有商品交換以來就有的古老職業，無數人依靠這一職業養家糊口，也從這個群體中走出極少數豪商大賈。但如今小販這一職業在中國卻很不幸，且不說與發達國家的小販相比，即使與中國同屬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墨西哥也無法相比。

印度據說有1000多萬街邊小販，與警察和小販之間的衝突不斷。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印度各邦、市、鎮都成立了街邊小販聯合會，還組合成印度全國街頭小販聯合會。這個街邊小販的自發組織代表著街邊小販的利益，可以爭取在城市政策制定過程中為本群體發聲。在其努力促成下，2012年9月，印度議會通過了《街邊小販2012法案》。根據該法案，任何年滿14歲的公民，都可以向當地的城鎮售賣委員會注冊，繳納一次性費用之後，就能正式成為街頭小販。2013年1月，一名小販在躲避孟買警務助理處長瓦桑特的巡視時，因心髒病發作去世。全國街頭小販聯合會為此發起了抗議，孟買的小販們集體走上街頭，要求瓦桑特為小販的去世負責，瓦桑特因此被移送審查。

7月22日，墨西哥東南部塔瓦斯科州首府比亞埃爾莫薩市發生了一件事，一位居住在鄉村的十歲印第安男孩曼努爾，因家貧無以為生，暑假期間來到比亞埃爾莫薩市姑媽家，打算在暑假打工攢點錢，為秋季開學購置學習用品——墨西哥的教科書是免費的，但是鉛筆、作業本和校服等都需要自己准備。曼努爾很不幸運，在擺攤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城管迭戈•洛佩斯，迭戈逼著曼努爾把筐裡的東西都扔到地上，為那些小商品花的錢就算曼努爾賣一星期也賺不回來，曼努爾傷心之下蹲在地上傷心地哭了起來。這一情景被一位路人拍下之後上傳至網上，引發了全國性的批評。網民們為城管迭戈欺負十歲男孩曼努爾並順走了曼努爾的三包香煙感到憤怒，由此引來墨西哥媒體介入並報導。事發地塔瓦斯科州州政府迅速做出回應。7月25日，比亞埃爾莫薩市政府宣布開除城管迭戈；26日，塔瓦斯科州州長阿圖羅•努涅斯發表聲明，宣布塔瓦斯科州政府將為曼努爾提供一筆獎學金，同時為他提供醫療和心理幫助。

墨西哥這一事件有個因素值得注意：墨西哥法律禁止兒童買賣香煙。但當地政府官員表示，迭戈對小男孩的懲罰太過分了。塔瓦斯科州兒童福利委員會發言人魯皮亞•聖地亞哥表示，曼努爾雖然沒有受到身體上的折磨，但“受到了侵害”，因此，該州兒童福利委員會將為曼努爾提供“所有必要的幫助。”

以小見大，中國讀者也許可以從這個故事中知道，為什麼世界對印度與墨西哥政府不是害怕而是尊重，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引起的害怕遠大於尊重。

*中國城管與小販發生衝突的深層原因*

近十余年來，中國城管與小販的衝突成了中國的常態性社會事件，越到後來，由肢體衝突演化成死亡事件的越多，僅今年以來，就發生了數起，如7月湖南瓜農鄧正加死亡事件與福建漳清村民林順利死亡事件、9月12日烏魯木齊市維族小販與城管發生衝突，被到場的警察槍擊事件。

城管被小販殺死事件也有發生，3月19日，湖北黃岡市城管隊長段金寅因阻止小米畈村村民熊某違章施工建房，發生衝突，被熊某的兒子突然舉鋤擊中頭部死亡。7月29日，內蒙古瓜農辛某與城管發生衝突持刀砍死一城管傷一城管。

對於城管暴力執法現像成為常態，中國社會輿論屢有批評。總結的原因是：各地對城管執法部門的管理各異，人員身份、經費保障都不統一，大量臨時工、低學歷、低素質人員進入城管執法隊伍，又缺乏相應培訓，使得城執法過程問題頻出。

真正的原因應該不在於城管人員素質，而在於管理體制，這種管理體制只考慮了政府的方便：收費、市容整潔，卻全然沒有考慮小販的謀生需要。這種管理體制的形成，深層原因是藐視底層社會的基本人權，如就業權、平等權（受其他社會階層的尊重），廣州市的一項調查說明了這一點。

在各大城市中，廣州的流動商販很多，官方估計約有30萬流動商販，為了減少衝突，廣州城管部門曾呼吁商販自律。今年8月，《南方都市報》聯合中山大學和凱迪數據研究中心，共同發起“廣州市流動商販調查”，歷時1個月，調查範圍覆蓋廣州除增城和從化之外的10個區，通過深度訪談和觀察，分析流動商販群體的人員構成及行為模式，其中近80%的受訪者來自農村。

調查結果是，遇到城管執法，約90%的受訪者會選擇主動離開；約7%的受訪者會經勸說後離開；先求情，如果城管態度強硬，再離開的約占2%；“硬碰硬”，就是不離開的占比不到1%。其中有一項受訪內容城管部門可作為重要參考：小販最不能容忍的城管行為中，“罵人或打人”約占比75%；“收繳暫扣物品”占比約52%；“破壞經營工具”約占44%。小販對城管執法態度總體感覺中，認為“執法粗暴，會動手打人”的占比近10%。

也就是說，城管執法過程中是否尊重小販的人格，毀損其經營工具，決定衝突是否會升級為肢體衝突。而是否尊重對方，從表面上看來，是城管素質低，個人修養差，但深層原因還是中國的官本位文化視民如草芥，民眾沒有任何權利，因此，一旦穿上了“官衣”，同樣出身底層、身為臨時工的城管們也覺得高人一等。

*國家的尊嚴來自於國民是否有尊嚴*

中國政府正在推行新城鎮化，苦於不能提供足夠多的就業崗位，街頭小販這一職業可以解決不少人的生計。為了減少城管與小販的衝突，中國應該學習印度，制訂保護小販權利及責任法律；允許各地小販組織街頭小販聯合會，讓這些小販有利益訴求管道並實現自我管理；與此同時轉變城管部門的職能，讓其專門負責街邊小販的銷售攤位管理。降低攤位的收費標准，任何年滿14歲的公民，不論是常住還是流動人口，向當地相關部門繳納一次性費用之後，就可以正式成為街頭小販。

這樣做的好處有二：第一，通過賦予權利，讓小販自我管理，從而提升其責任感（自律意識）與參與社會的能力。如果各地的小販能夠自行組織，並通過這一組織與政府部門保持溝通，就可以逐步做到第二點，減少城管人數，降低行政成本，減少對小販的壓榨。這是一個長期過程，但無論是政府還是小販，都值得為此努力。

夏俊峰事件帶來的傷痛，從家庭層面說，是為三位死者家屬留下永遠 的傷痛；從社會層面說，則是往官民矛盾這個無法愈合的社會傷口裡撒上一把鹽。從國家層面說，則關系到國家尊嚴。因為一個國家的尊嚴，不是依靠消滅了小販的“干淨”城市裝點，也不是依靠強大的軍隊與政府大把撒錢外援，更不是依靠網絡水軍顛倒黑白胡言亂語硬撐出來的。這個國家的國民是否有尊嚴，才是一個國家獲得尊嚴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