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峯: 等待不是辦法 「佔中」才是出路

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發動的大規模不合作抗爭運動不但成功改變歧視有色人種的種族分離（Segregation）政策及法律，也為民間抗爭行動作了良好示範。只是，馬丁路德金的行動絕不是一帆風順的，他不僅因為不遵守歧視有色人種的法例而被捕下獄，身邊一些朋友、神職人員也批評馬丁路德金挑戰法律的做法「不明智及操諸過急」（Unwise and untimely）。為了回應這些質疑，他在獄中寫了一封長信作回應，解釋為何有必要發動不合作抗爭。信中有這樣幾句話：

"We know through painful experience that 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For years now I have heard the word 'Wait!' It rings in the ear of every Negro with piercing familiarity. This 'Wait' has almost always meant 'Never.'"

（沉痛的經驗說明，自由從來不是由壓迫者賦予的，自由是要爭取的……多年來很多人叫我們耐心等待，每一位黑人都聽夠了，聽厭了，因為所謂「耐心等待」意味自由永遠不會來臨！）

花了些篇幅介紹馬丁路德金是因為他當年的掙扎跟當前香港的困局很相似，是因為他的回應對我們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從八十年代開始，北京對港人的民主訴求一味使出拖字訣，讓我們等了又等，等了又等。八五年港英政改急煞車，八八年立法局直選中途變卦，北京都推說《基本法》未草擬好，要大家耐心等待。到《基本法》草擬的時候，香港市民明確表示希望加快民主發展步伐，盡快可以引入全面直選。北京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及建制派又祭起「循序漸進」牌，要市民接受蝸牛般的政制發展步伐，要市民接受回歸十年後才可以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

好不容易回歸接近十年，市民期盼二○○七、○八年可以真正當家作主，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誰知人大常委會又再祭出「等」字訣，粗暴否定○七○八雙普選，只肯提出時間表，讓香港可以在二○一七年及二○二○年有雙普選。到現在距離二○一七年特首普選不過四年，大家滿心期盼遲到的普選終於可以來臨。只可惜，北京還是不願意兌現諾言，反而提出新的條件來卡壓不同政見的候選人，反而要讓選舉委員會這個小圈子繼續享有凌駕市民的特權，讓它可以先篩選候選人。可以說，幾十年的等待換來的不是真普選，換來的不是人民可以當家作主，而是民主永遠不來，而是「德先生」（democracy）的身影越來越遙遠。

面對這樣的困局，我們難道還是只能等待？面對這種一再破壞承諾的做法，我們難道只能啞忍？當然不！

為了真正當家作主，為了落實真普選，我們必須發出更強力的民主呼聲，我們必須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由戴耀廷先生等幾位學者及社運人士發起的「佔領中環」運動正好發揮這樣的作用。透過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我們可以有力的向北京表明，我們要的是貨真價實、合乎國際公認標準的普選制度。透過非暴力抗爭運動，我們可以清楚向北京及國際社會表明我們絕不接受七折八扣的偽民主選舉。透過「佔領中環」，我們可以響亮的向所有人說，我們不想再當「二等選民」，不能再忍受小圈子特權。

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言，所謂「耐心等待」只意味民主、自由永不到來，只有奮起抗爭才能讓香港踏上民主坦途。

王永平: 小心處理碼頭工潮

貨櫃碼頭工潮持續多日，沒有解決跡象。工人以罷工作為爭取加薪的工具，是慣常手法，亦是《基本法》容許的自由。今次工潮引起廣泛關注的原因，除了是影響香港經濟重要支柱的貨櫃業外，還包括兩個與以往不同的因素：一是有不少工會以外的組織和人士，包括學生聲援工人訴求。二是雖然僱主是有關的外判商，但貨櫃碼頭公司的大老闆是香港首富李嘉誠，於是成為工人針對的對象。

近年香港參與各式各類社會活動的人數增加了很多，部分原因是社交網絡自由興旺，造成一呼百應的效果。另外，香港富者愈富，工人階級感到不公平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兩者加起來，令今次罷工的工人鬥志頑強，不願輕易妥協。

貨櫃碼頭公司對工潮的立場中立得來強硬。它強調這次勞資糾紛是工人與外判商的事，與它無關。為了保持碼頭運作無阻，公司曾表示政府，例如警方在有需要時應該介入，維持秩序。跟著它登記進入碼頭的人士，表示不接受碼頭成為長期鬥爭場地。最新情況是貨櫃碼頭公司向法庭申請禁制令，要求罷工工人及聲援人士撤離碼頭(編按：高院昨晚已頒臨時禁制令)。有外判商發出最後通牒，工人不復工便辭退，永不錄用。

從法律角度看，貨櫃碼頭公司的做法沒有錯。但公司的負責人心中應該明白，外判商在工潮上會否讓步，例如同意增加多少工資，一定會考慮自己的利益，而外判商的利益直接或間接與貨櫃碼頭公司有關。

勞資糾紛最終能否解決，不是看雙方的公開講話或靠法律行動，而是透過背後談判。貨櫃碼頭公司不會坐在談判桌上，但它的態度和予外判商甚麼訊息卻是非常關鍵。

工潮持續對各方都沒有好處。希望有財力解決問題的人小心處理事件。

黃英琦: 企業的三條底線

讀過碼頭工人罷工的新聞後，我想的是，為何某些資本家一定要露出如此猙獰的面目？香港是個如斯繁榮和進步的國際都會，為何有些工人仍要接受如此不人道的工作條件？

這幾年，學術和評論界都在著書討論資本主義的嚴重形象問題。不要搞錯，他們不是放棄資本主義，就像民主般，這可能是個最不壞的制度。學者想像的，是如何令資本主義的運作包含社會和環境責任。

「三條底線」的倡議，是其中的論述。21世紀的創業者，除了為股東創造利潤，更要遵守「三條底線」，盈利是第一條底線之外，還有「社會」和「環境」兩條底線。企業的長遠發展建基於它對社會和環境的責任。

能夠嗎？這建議相當理想化。我最欣賞的是美國戶外時裝品牌Patagonia，它的創辦人決定把「環境底線」計入成本，在生產過程中減少污染，改革採購政策，採用有機或循環再造物料，尋找公平貿易供應商，減少碳足跡，更主動回收舊衣物，讓「環境成本」成為其品牌的組成部分。環境成本對不少企業來說一向是事不關己，是政府需要負責的開支，這些年來，只是「污染者自付」的概念已引起不少爭議。

在假期間我參觀了以深圳為基地，在全中國開設了三十多家子公司，僱用近萬名殘疾工人的「殘友集團」。工人大部分是肢體殘障，但他們獲得了有尊嚴的工作，為不同客戶開發軟件或設計動漫程式。公司為他們安排宿舍，每天有車接送，關心員工發展，決策層年輕化。這是「社會創業」的營運模式：鐘擺傾向員工福利和社會責任，盈利與「社會底線」並行。

這幾天來，貨櫃碼頭負責人與外判商劃清界線，道德形象很低，涼薄發言引來網民謾罵。要知道，社交媒體是受害者的發聲平台，把這些不公義都曝光放大了，企業得不償失。

許多香港的公司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發財立品」，每年支持某些慈善活動。但反過來說，「立品」可在營運過程中實踐，例如縮小社會的不公義，人性化對待僱員，承擔對地球資源的傷害，不是更好嗎？剝削思維已落伍，只會造成社會分化，貧富鴻溝，更會令整個社會都要負上沉重的代價。

紀曉風: 金針集 - 普選假作真時真亦假 諮詢無為有處有還無

如果要為「情是何物」找答案，都已經夠煩，但若果要問的是「愛國」為何物，則實在令人覺得只會愈「愛」愈糊塗，愈愛愈不知所措。

不過，由2013年3月初至今，僅僅四個星期，這種「愛」，卻只會令七百萬人是一家的香港人想起「愛你愛到殺死你」。

 這一次，中央爺們彷彿要把醜話說在前頭。四日前，港人「被知會」普選只能是假普選。昨天，港人更進一步「被知會」，既然普選只能是假普選，諮詢也只能是假諮詢。

就是因為要談普選，所以「兩會」期間颳起了「新愛國論」。時序上，先傳出的是特首選舉須「篩選」（或所謂的「預選」），繼而提升到「憲制危機」層次，然後有行政會議成員李慧琼的解說。

再來，四日前，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委喬曉陽「澄清」，指出要「愛國」的特首，意思就是「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當特首。

及至昨天，則輪到全國人大代表、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引述「權威人士」指出，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以及要求中央實行三權分立，都屬於與中央對抗之所為。

這還未止。昨天傍晚，中聯辦發表喬曉陽日前會見親北京立法會議員時的講話內容，指出普選行政長官有兩個前提：（一）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 定；（二）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講話並強調，兩個前提不確立、不得到香港社會多數人認同，不適宜開展政改諮詢。

這等於說，行政長官梁振英連月來聲稱有足夠時間就普選諮詢公眾，是因為根本就不會有真諮詢。既然棋局未開已如此設限，要港人先行後撤，那還剩下些什麼值得諮詢？既然諮詢同普選一樣都是A貨，又何須擔心時間是否足够呢？

北京爺們的如意算盤自然是，只要界定好誰是「香港愛國者」，做好期望管理（即是令大部分香港人無奈接受泛民成員不能選特首），再開展諮詢，就不會出現「意外結果」，然後再選舉行政長官，就更加可以「定過抬炸彈」。

事實上，諮詢的結果已經寫在牆上，就是香港人必須接受「愛國」的人方有參選資格。而「不與中央對抗」的意思，除田北辰同日早上以「清理跑道」姿態，引述「權 威人士」指出的不得要求中央實行三權分立外，自然亦包括不得提出結束一黨專政。試問，一直取得近六成選票的泛民成員有否資格？

怪不得梁振英接受鳳凰電視訪問時亦要強調，香港會滿足國內對奶粉的需要。若然他不這樣說，豈不是與同樣倚靠水貨奶粉的高幹家屬對抗？豈不是與「中央」對抗？由他及其政府所做的諮詢，已可預見會是跟「港人港地」、「港人港產科牀位」、「港人港奶粉」一樣的「偽術品」。

由此路進，實在難怪港澳辦主任竟可在行會討論買家印花稅（BSD）之前一晚接獲特區行政長官「知會」，甚至能夠公然抱怨「禁奶令」影響到其孫女。行政長官星 期二以BSD「徵收的對象是香港以外的買家」為由試圖解脫；但其實他根本已毋須解釋亦毋須掩飾什麼：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港人的「全方位回歸」（當中自 然包括北京爺們自我感覺良好的「人心回歸」）做定熱身。

由1984年簽訂《聯合聲明》至今，原來不經不覺間，香港人已活在謊言和出賣之間凡 29年之久。昨天發表「佔領中環信念書」爭取真普選的法律學者戴耀廷，在這29年間，經歷過8964、臨立會、沙士、23條、7.1……，由當年的學生變 成今天的中年人。這一輩香港人，又會否在未來的29年與真意相遇？

19世紀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指出「愛國主義就是永遠要支持你的國家，同時在政府值得你去支持的時候支持政府。」（Patriotism is supporting your country all the time, and your government when it deserves it.），而20世紀美國史學家和民權人士侯活．津恩（Howard Zinn）則曾提到「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

可是，為了假普選，港人都學曉了，在港式（更確切的描述是「中國香港」式）的「愛國」論述中，港人在「愛國」的前提下並無評核政府的權利，更不能以最高形式去真正愛國。

金針集 : 釋法似無還有 雙非似去還留

如果說政府藉「Vallejos案」（外傭居港權案）致使終審法院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是解決雙非嬰兒居港權的一次「契機」，那麼，這次擦身而過的 所謂「契機」，實在是「襄王有夢，神女無心」。既然如此，特區政府還打算怎樣去處理雙非問題？這些處理辦法又會否「汲取教訓」，着意地顧及法治？

終 院昨天頒布的判詞，基本上沒提及雙非嬰兒的居權問題。而且，終院是在技術層面考慮到三項條件（conditions），其中兩項都未能符合，加上《基本 法》第24(2)(4)條中「通常居住」的涵義清晰，毋須參照任何外在材料以協助解釋該條文，所以得出毋須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結論。

然而，熟讀特區短短16年的歷史，已足令筆者對終院昨天的判決是否「終局」結論，不得不抱持懷疑態度。

14 年前，即1999年1月29日，終院在「吳嘉玲案」中裁定港人內地所生子女擁有居港權。當時，大家還天真地以為，終審法院，顧名思義，所作的裁決，理應是 最終結果。更何況，翌日就有某親北京報章在社評指出，該判決「是本港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下，按照《基本法》有關規定，行使終審權 力的一次充分體現，是司法獨立精神的一次高度展現」。

當時，又有誰會料到，幾個月後，該案竟會以特區政府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建議國務院提請 人大常委會釋法（即「6.26釋法」），推翻終院的終審判決而告終？大家翻遍《基本法》，都只會找到由終院在審理涉及中央事務或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案件時尋 求人大常委會釋法之機制，根本就沒有列明特區政府可藉釋法上訴。

昨天，判決頒布後，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對判決表示歡迎，但仍不忘留下伏筆，指出如果能夠解決雙非問題的話當然最好。新民黨主席、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更稱，可考慮以本地立法解決雙非問題。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則籠統地表示，會着重以本地法律制度方法解決，卻未有交代細節。

事實上，親北京人士近月曾多番表示由法院尋求釋法甚或「自我糾正」，是解決雙非問題的辦法。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以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都曾提出過如此意見。另外，外交部副部長、全國人大會議新聞發言人傅瑩亦曾指，就雙非釋法無損司法獨立。

由此可見，釋法的陰霾一直籠罩香港，現在實在難說會否隨着終院裁決而消散。再說，無論是觀乎袁國強司長昨天在電視鏡頭前的公開回應，還是將其就釋法發表過的言論立場與其前任黃仁龍相比較，都教人擔憂此屆特區政府會否再藉着民粹，以解決雙非問題之名，行毀壞香港法治之實。

律 師會昨已發表聲明，尋求釋法有損法治，呼籲政府不要因為本案，而另行主動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大律師公會更明言，若特區政府仍自行請求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 會釋法的話，將對特區法治產生極為負面的影響，望特區政府三思。兩份聲明正好顯示，就連法律界對特區政府能否捍衞法治都沒甚信心。

或者，歷 史會記住3月25日這一天。去年3.25，梁振英當選為新任特首。今年3.25，終院卻暫時擋住政府要他們為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背書」，暫時守住了法 治。但要真正地守護着法治，香港人就必須先搞清楚哪些解決雙非問題的建議，是符合《基本法》，符合「一國兩制」，符合關愛與公義。

首先，香 港市民必須力阻特區政府自行請求中央提請釋法，否則就是1999年釋法的翻版。此外，大家必須留意解決雙非問題的措施是否合法合憲。短期而言，行政措施包 括執法行動尚且還能奏效，但始終治標不治本，因此還須着手研究修改《基本法》，以至探討應否一刀切，連祖父母為港人的雙非嬰兒都排拒在外。

終 院裁決說明法治何其脆弱，而在特區政府結合民粹面前，則恐怕更加脆弱。路人皆見，終院不接納尋求釋法守住法治的同時，亦駁回了兩位為港付出大半生勞動力的 家庭傭工Evangeline Vallejos和Daniel Domingo的上訴，容許制度性職業歧視繼續存在。大家或可奉法庭為法治和價值的守護者，惟單靠法庭，卻遠不足以守護法治和價值。

紀曉風: 有線重頭節目乍現零收視 調查公司出錯暴露三漏洞

收視率一直是電視廣告定價的重要依據之一。本地的電視台及廣告業界，往往透過「電視收視率」評估廣告時間的價值，因此收視研究數據對電視台的廣告收入及電視節目的編排極為重要。可以說，收視的高低，代表收入的多寡，絕對關乎電視台的生死存亡。

然而，老紀近日收到一個消息，就是收費電視之一的有線電視（有線），其收視率被嚴重低估，個別重頭節目更錄得零收視，故未能反映有線節目之實際表現。

老紀發現負責收視調查的尼爾森公司（Nielsen），其方法至少存在三大漏洞，包括隨機抽樣方法調查的樣組代表性低，以及其採用的人員測量儀（People Meter）測試亦存在漏洞。有業界人士就批評，其調查方法存在不少根本性漏洞，是「完全不科學」。

有線寬頻早前公布全年業績，截至去年12月底全年營業額為21.27億元，按年升幅不足1%，虧損則由2011年的1.8億元擴大至去年的2.8億元。有線電視於上年度電視客戶更減少1.7萬戶，至108.9萬戶。

總括而言，有線於上年度可謂受傷不淺。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近日另一個問題，亦令有線相當頭痛，就是部分重頭節目竟然錄得零收視。

日前，老紀有朋友收到一封來自有線給予客戶的信件，內容是有關有線在本年1月1日起，由尼爾森公司（Nielsen）接手本地電視收視調查工作。然而，信件 中提到，有線發現，「由尼爾森提供關於有線電視收費電視服務的收視調查結果，自1月1 日起出現嚴重偏差，部分主要頻道收視率，更錄得極不合理的大額跌幅，個別重頭節目更錄得零收視」。

有線又表示，接獲尼爾森公司的通知，「在收集收視數據的過程中出現某些技術問題，受影響頻道的收視被大幅低估，需要重新發放由2013年1月1日至2月6日的收視數據」，信件最後亦提到，「惟尼爾森公司至今仍未能妥善解答我們的疑問及解決有關問題，本公司深表遺憾」。

須知道，廣告客戶對電視台的營運十分重要，客戶是根據電視頻道的收視實際表現而收費，或讓廣告客戶評估廣告的播放時段。這次「零收視」事件，對有線絕對是一大打擊。不過，追本溯源，原來一切源於尼爾森的收視調查方法。

要解開收視調查之謎，老紀問過免費電視包括無綫、亞視，以及主要的收費電視包括now、有線。亞視早於2011年脫離傳統的收視調查，改委託「香港大學民意 研究計劃」進行收視調查，因此不受尼爾森的調查影響。而now亦未有聘請尼爾森負責收視調查工作，他們內部會根據機頂盒的統計數字計算收視，準確度極高， 因此並不存在任何有關收視調查的苦惱。如此一來，現時接受尼爾森服務的，就只有無綫和有線。

有業界人士向老紀透露，有線有別於now，其內 部技術未能作收視統計，「因為他們沒有returning path」，只是輸出訊號而不能接收，「不像now，有出有入，可以做到互動之餘，又能準確記錄收視」。亦即是說，有線基於技術問題，不得不聘請收視調查 公司「代勞」。

問題是，怎樣的收視調查才是公平、公正？一般而言，現時全港約有238.44萬家庭戶，而全部家庭皆有免費電視頻道。當中有 108.9萬戶同時有安裝有線，佔總用戶大約四成半，亦有118.3萬有安裝now，佔總用戶接近五成。而在擁有收費電視的用戶中間，亦有用戶是同時安裝 有線及now。

業界人士指出，要較為準確地調查收視，就要確定研究的數據中，「擁有收費電視的population（人口）比例必須反映社 會實際情況」。換句話說，在調查的樣本當中，要有約四成半的樣本是有安裝有線，五成人有安裝now，以及當中重疊（同時安裝有線及now）的比例亦要相 符，這樣才叫比較有代表性的收視調查。

有見及此，老紀嘗試了解及整理尼爾森調查收視率的方法，發現其方法實值得商榷，亦不禁令老紀有以下三大質疑：

首先，是尼爾森的隨機抽樣方法。其實不只是尼爾森，就算上一任服務供應商 CSM（ CSM Media Research），兩者所採用的調查方法基本上相似，亦存在同一問題。尼爾森發言人指，他們收視調查樣本的2300人，均是「隨機抽樣」而來，是「統計 隨機」（statistically random），只要抽樣夠「random（隨機）」，便可反映「整體家庭用戶的分布」。不過，尼爾森發言人並沒有詳細解釋如何抽樣，只是不斷重複只要抽 樣夠「均勻」，每個家庭戶均有機會被抽中，就能反映香港整體家庭用戶分布，或者是當中有安裝收費電視的用戶，說來說去，始終沒有正面回應能否反映實際比 例。

老紀就此請教過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高級數據分析師戴捷輝。他指出，如何抽樣、抽樣方法、怎樣得出抽樣架等問題，在在影響抽樣結果，不能說是「統計隨機」就無問題，要深入了解調查抽樣才能斷定抽樣是否合適。然而，尼爾森發言人解釋模糊，其抽樣是否沒問題？答案似乎呼之欲出。

業界人士直言，有關公司的調查方法其實不能反映實際用戶之比例，是「完全不scientific（科學的）」。他又質疑，尼爾森所說的「愈random（隨 機）愈好」，只是適用於免費電視的調查，對於「收費電視並不公平」，「因為pool（研究對象）裏面嘅ratio（有收費電視用戶的比例）會被低估」，出 來的收視率就會有偏差，亦即是很大機會低估收費電視的收視率，而尼爾森亦未能清楚解釋其研究方法，「是不負責任」。

其二，調查的樣組代表性 低。尼爾森聲稱，為了確保收視調查獨立、公平、公正，並符合業界的要求及國際標準，在研究展開之前，尼爾森已進行了「多項精密和嚴格的前期籌備工作，包 括：完成高達8000樣本的基礎研究、選取及成立約2300人的固定樣組（來自最少800個家庭戶）」。

但是，全港一共有238.44萬 戶，這800戶的樣組，其實只佔總戶數的0.034%，連千分之一也沒有（只得萬分之三），試問又怎能代表全港數百萬家庭戶？即使免費及收費電視的用戶比 例正確，亦未必如尼爾森所言，「充分反映本港電視人口的特徵及收看電視行為」。事實上，大部分香港人看到這裏恐怕都會忍不住追問：尼爾森談何「充分」？

其三，尼爾森採用的「人員測量儀」（People Meter）測試，亦存在漏洞。尼爾森發言人表示，測量儀會給予固定的抽樣家庭，用以記錄家庭各住戶的電視行為，例如某個時段是「媽媽在看電視」，媽媽就 要在測量儀上按上屬於自己的類別，「用以記錄這個時段，是誰在看」。雖然尼爾森發言人指，如某用戶打開電視而忘記記錄，他們都會知道，但是這個測試要全靠 抽樣家庭的自覺性，忘記記錄，甚至記錄錯誤，都有可能。

以上關於對尼爾森的質疑對電視台皆十分重要，收視率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廣告客戶的取 向，繼而影響廣告收入，而觀眾亦有機會被誤導。更何況，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現時已有不少人是利用電話及互聯網觀看電視。雖然尼爾森有為網上電視統計，但是 手提電話仍未能覆蓋到。可想而知，除非調查收視的方法與時並進，否則現時調查收視率的方法，不見得有多少說服力。

達時製作 (On Time Production): 誰比民建聯更危險？

香港的民主進程已經拖了二、三十年，但一直停滯不前，罪魁禍首當然是大陸共產黨一次又一次欺騙香港市民，不過香港人對政治冷感、不願覺醒，只求經濟 繁榮和社會和諧、安定，卻也需要承擔責任。而正正因為香港人對社會事務、政治知識一知半解，所以他們很容易被誤導。因此，筆者認為，有兩個政黨比民建聯– 這個眾所周知是「禮義廉」的政黨，更加危險，更加容易欺騙市民手中的一票，對香港民主發展不利。


一、工聯會。此組織一直與民建聯關係密切，部分成員兼屬民建聯成員。工聯會一直宣稱為基層服務，以建立公義社會為宗旨，協助工人（基層）爭取合理權 益。他們會跟泛民一樣，提倡訂立標準工時、最低工資等保障工人利益的政策，而且往往在特首發表政政報告後，狠批一番，指出報告只惠及富有的人，而對基層權 益隻字不提。

正因為這樣，加上該組織設立了不少服務中心為基層提供廉價進修課程、康樂設施等，所以工聯會在不少香港基層眼中，是一個「幫得手」、「有著數」的政 治組織。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工聯會有著一個「優良」傳統– 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口口聲聲為基層爭取權益，但每一次在立法會投票的時候，卻總會及時歸邊，多次支持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為政府的惡法護航，一心 為特區、中共政府服務。究竟投票的時候，他們將工人（基層）的利益放到哪裡去？只不過，很多基層市民卻懵然不知，仍堅信工聯會是真心為他們服務。

 二、 新民黨。這個由前高官葉劉帶領的新興政黨比工聯會更危險。他們本著「服務中產」的宗旨，成功吸引不少認為香港太多「吵吵鬧鬧」，我們應建設一個和諧、理性 社會的中產、公務員。他們不像民建聯、工聯會那樣「擺明親共」，而其“偽中立」的立場也十分容易瞞過大眾，以為是講道理，真心為香港人服務。最要害的是， 經過幾年到美國「讀番書」後，葉劉真的成功「洗底」，不少人都忘記了十年前她是如何力推「廿三條”。

事實是，新民黨並沒有反對推行國民教育科，也多番表示為了不讓菲籍家庭傭工得到香港居民的身份，要求人大釋法，拋棄香港的司法獨立精神，將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核心價值置之不顧。這個政黨，真的為香港中產服務嗎？還是只不過是一個走中產路線的民建聯？

我們要做什麼？

作為對社會、時事略有認識和關心的年輕人及鍵盤戰士，也許下一步我們應該將戰線轉移至這兩個政黨上，讓不太認識政治的游離選民認清工聯會及新民黨的 惡行、歪理連篇。民建聯嘛，我們根本說服不到「五毛」，而大部分游離選民已對民建聯的「轉軚偉史」，以及其黨員如樹根、元秋等「經典金句」深入民心，他們 大多明白民建聯是為中共服務，而背棄香港人的利益，所以也不用太擔心這批人會投票給民建聯。

未來幾年，筆者認為，大家應該為工聯會、新民黨這兩個政黨多加「宣傳」，如設計更多「惡搞圖」，讓更多市民認清工、新兩黨其實跟民建聯一樣邪惡，喜愛「轉軚」、說歪理。投他們一票，對香港整個社會，是百害而無一利。

陶傑: 條條是財路

在香港，大學報讀什麼系，關乎生計，不是講理想的事情：中文、歷史、哲學、藝術，全部要避免，最好的職業保障，還是讀醫科。

不錯，殖民地時代，讀醫科除了可以發大財，還能進行政局，做馬主，像李樹培、方心讓，還有最近逝世的曹延棨，都是中環社會名流。

今日特區，做醫生，受高永文局長領導，上有梁班子，政府醫院工作負擔重，開醫務所，租金奇貴，只一個「苦」字。有人說醫科生的黃金奇蹟不再。

但是讀醫還是有最大的保障，今日勤奮用功的港孩，如想讀醫科，我會勸喻：將來專攻兒科，一定發大財。

因為請放眼神州：北京空氣長期污染，山西煤礦天空也一片黑，整個華北，空氣和水土，已經「玩完」，這就是醫科學生無限的商機。

美國專家取得大陸數據，調查山西省十年來中國嬰兒出生狀況，跟美國嬰兒比較，發覺美國每一萬名新生嬰，只有七名有先天的神經管缺陷，而在山西，比例高十八倍，共一百四十名。

美國專家以收買中國醫護人員的方式，十年來收集了八十個中國死嬰的胎盤，發現他們在子宮裏，已經吸收了過度農藥、工業溶劑，也就是說，這些中國嬰兒的胎毒，令他們還未生下來之前，提早往生輪迴。

神經管缺陷，導致大腦不正常，頭骨與脊椎連接畸形，即使存活，長大後糖尿病與心血管病風險增加。

發展是硬道理，中國總理李克強的大學畢業論文就是「中國農村的工業化」，因此，山西的今日，即是全國各省的明天。鄰近地區下一代，肯定不夠兒科醫生，香港的中產父母，看準此一趨勢，培養子女向這個方向催谷，一定不會錯。

正如北京的天空越灰黑，高幹有錢人會逃跑，香港的房地產必然越漲價，所以梁振英上台半年多，樓價上升兩成半，仰觀北京氣象，必知香港地產走勢。

北京空氣越差，在香港買了房產的業主，越眉開眼笑。

讀醫科，主攻兒科，中港融合，CEPA搭好了橋，十年後都有得賺大錢。看通了，不悲觀，香港還有生機財路的。

盧峯 ：要求北京兌現普選承諾也是錯嗎？

北京政府高層顯然被市民爭取真普選的決心弄的手足無措，顯然被「佔領中環」運動越來越強的聲勢弄的有點害怕。於是派出幾位重量級護法包括人大法工委主任委員喬曉陽先生及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來一番訓話，提醒港人北京的底線；還找來《環球時報》發表殺氣騰騰的社論，以十三億內地人民的名義批評泛民主派的行動是傲慢及對中國指指點點。

可惜，不管是兩位護法的發言還是《環球時報》的社論都內容空洞，毫無說服力，反而令香港市民看清楚他們詞窮理屈，不守承諾的真面目。

先說《環球時報》的社論。香港市民包括泛民主派政團對內地的錯誤政策、做法提出批評絕不是甚麼傲慢與偏見，而是基於對內地人民的關心，而是基於對內地可能走歪路的擔心。事實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希望中國在經改以外開展政治改革是大部份人的願望，中共內部較開明的官員如已故的胡耀邦先生、趙紫陽先生更嘗試身體力行啟動政改。只因為中共內部保守勢力，既得利益太頑強，力量太大才令他們功敗垂成，被迫下野。到近幾年中國經濟力量顯著上升，民間維權意識抬頭，要求政改的呼聲只有更響，要求讓人民發聲的趨向更明顯，著名經濟學者吳敬璉等就已公開表示沒有政改的話，經濟改革將難以走下去。香港市民及泛民主派政團聲援劉曉波、劉霞，為李旺陽討公道，要求內地政府尊重人權跟內地民眾的要求基本上沒有分別，跟歷史潮流、世界潮流也是一致的。這算甚麼傲慢或指指點點呢？難道港人希望內地政府尊重公民權利及自由也是錯嗎？

至於喬曉陽及王光亞兩位高官的觀點或所謂堅持要不是對市民不信任就是對香港的情勢不理解，就是錯判形勢。以「愛國愛港」論為例，喬曉陽先生搬出中共元老鄧小平八十年代的講話來說明這個要求不是新近提出，而是一貫政策。然而「愛國愛港」從來是個政治性的概念，不是法律概念，更不可能用法律語言說清楚。不管是鄧小平或甚麼人曾經這樣說都不可能把「愛國愛港」變成客觀、嚴謹的法律語言並用以規定候選人是否合乎資格參選。另一方面，對於甚麼叫愛國中共高層本身也常常變來變去，莫衷一是。五十年代初中共政權一面倒投向蘇聯陣營懷抱，接受史太林及蘇共的領導，那時到蘇聯學習及受訓成了愛國的象徵。到六十年代中蘇鬧翻，跟蘇聯有聯繫的人成為叛徒、工賊、內奸或「蘇修分子」，受批判迫害。由此可見，所謂「愛國愛港」根本連北京領導層也說不清楚，更不要說拿來篩選特首候選人了。

至於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所說的幾個堅持論同樣言辭空廢，不值一哂。例如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及基礎根本已由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確定，根本已成了香港的憲制框架；回歸十五年來沒有人包括泛民主派政團否定這樣的安排，也沒有人否定香港是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市民爭取雙普選不過是在進一步落實兩制，不過是希望北京兌現在《基本法》許下的承諾，根本不存在挑戰一國或北京的問題。王光亞有甚麼理由拿這一條來責難港人及泛民主派爭取真普選的運動呢？難道要求北京兌現對港人的莊嚴承諾也是錯誤嗎？

明報社評: 佔中非抗中 戴耀廷式公民抗命的啟示

回歸16年來，香港歷經數以千計的遊行示威，更曾有激進的示威者於遊行之後佔領中環馬路，阻塞交通，但這類示威者人數不多，而且口碑不佳，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不大。不過，學者戴耀廷今年1月倡議公民抗命「佔領中環」卻一石激起千重浪，在香港有如星星之火，迅速燒起來，其光和熱令到遠在北京的官員及媒體都有所回應。我們應如何看待戴耀廷的倡議？

戴耀廷早在兩年前撰文已經提及「佔領中環」的想法，但有如在空無一人的教堂傳道，連一聲回應也沒有；到今年1月再在文章提出同一想法，社會反應強烈，醞釀至3月27日，更與另一名學者陳健民及朱耀明牧師召開記者會，公布《信念書》，並為運動命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不少人擔心他們的做法會搞亂香港，然而，只要了解他們的倡議和過往的言行，就可知道他們苦口婆心，這3個人與搞亂香港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他們書生論政，令「佔中」易被騎劫是真實的風險；但更值得擔憂的是，2017年普選特首落空，香港將進一步激進化，政府更難有效管治，這才是搞亂香港的禍根。此外，還有3點特別值得注意：

（1）戴耀廷只是冰山一角，標誌溫和中產忍無可忍——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都不是堵路抗議的激進示威者，他們可謂典型的中產者：溫和，說理，雖然深信民主自由，但推崇和平理性，主張對話溝通；這些中產以香港為家，為社會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也是社會非常重要的穩定力量。如今，這3名溫和中產發起佔領中環，並引來巨大迴響，恰恰反映他們只是冰山一角，代表覑更大的中產群體的躁動不安。

佔領中環引起社會共鳴，是因為港人爭取民主至少已有30年，3名倡議者亦早有參與其中，並且不同意激進行動，如今3人計劃公民抗命把民主運動推上新台階，反映溫和中產的無奈和忍無可忍。

中產者渴求社會穩定，非不得已也不會走向激進，可惜溫和路線在2010年做了好事卻無好報——當年的溫和民主派（以民主黨為主要代表）雖為香港爭取到政改往前行了一步，但其後遭到左右夾擊，付出慘痛代價，苦不堪言；現在，眼見中央承諾了的2017普選特首也變成政治篩選，縱使是最溫和的力量，耐性也有耗光的一天。

（2）港人爭取普選特首並非理念之爭，而是為了解決現實管治問題——香港回歸16年了，歷經商人出身的董建華、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與傳統左派關係密切的梁振英出任特首，都未能有效解決香港的管治問題，因為管治不善不完全是個人問題，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政治制度出了嚴重問題，普選特首是有效解決政制問題的重要一步，而且也是《基本法》所同意的。現在的爭議焦點在普選方法，但是若用一個非民主的選舉方法來普選，屆時選出來的特首同樣面對現時「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所面對的問題，於事無補。

（3）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旨在建構真正和諧的社會——佔領中環《信念書》開宗明義：我們相信只有公義的政治制度，才能建構真正和諧的社會。事實上，管治者常把和諧二字掛在口邊，但在一個不公義的政治制度謀求社會和諧是緣木求魚。對症下藥當然是革除不公義，3名倡議者採用的手段不是暴力抗爭，而是和平非暴力抗爭，藉此「顯示選舉制度不公平、不公義的地方。我們以違法公民抗命，去顯露公義未能彰顯。我們以身試法，突顯背後藏在以為合法的框架裏制度的不公義」。參與者都要有犧牲個人自由的準備，甚至有被捕、入獄的思想準備。所以，這不是暴力抗爭，而是一場苦行式的道德感召運動，目標是爭取2017年普選特首，為建構和諧社會創造有利條件。

無妄齋: 喬曉陽的潛臺辭

二零零四年，人大就《基本法》附件一及二涉及香港政治體制改革的部份進行第二次釋法，一方面扼殺了零七零八年舉行雙普選的可能，同時為選舉產生辦法更張的法律程序增加兩道手續，令中共從形式上的批准與備案，銳變成掌握實際的啟動及決定權，剝奪本地推動政改的自主能力。其時為人大常委副秘書長的喬曉陽就此議決初試啼聲，強調推行政改必須求真務實，自此其針對政制發展的言論遂為港人所注意。

繼上年政改方案出爐，喬曉陽發表對普選定義的見解後，今年初對普選前景憂慮的學者終於提倡「佔領中環」抗爭運動，促使官方如期實施雙普選。日前中聯辦公布喬氏於會見親建制派議員的對談內容，旋即引發政壇震動。可惜多數論者除了埋首推敲發言中「愛國愛港」的定義，及不滿特首人選「不能對抗中央」而令泛民主派被拒諸門外，幾近完全捉錯用神。

之所以確立「不與中央對抗」為政改前題，喬氏言辭間的主要暗示 (Innuendo)，實關乎泛民政圈中流傳已久的「民主回歸論」。此項論述，建基於他們對中國民主發展的道義責任，及政權移交後政治現實的限制：一國兩制保留本港政制步向民主的可能，故可實踐民主為中共政權垂範，從而推動國家整體民主化；但香港民主發展必須兼顧中共內部體制改革，不能操之過急，方能達到潛移默化的良性效果。從每年六四集會綱領內的「建設民主中國」，關注大陸各地的維權人士及群眾運動，以至民主黨提出較為溫和的政改方案修訂，均反映此乃主流泛民派系素來的共願。斟酌損益，他們傾向不採取激烈抗爭行為，以不與中共直接對峙為上，務求透過柔性改革實現本地體制更迭。

可惜無論他們如何努力，甚至削足適履，在中共權力核心的眼中，他們都是英美勢力下的代理買辦，或盲與反抗中央權威的頑固份子。他們所恐懼的是一旦反對派在香港得勢成為執政黨，旋即以此為反動基地，企圖動搖國本，從根源顛覆中共的意識形態、政治體制與憲政。文中第五節開宗明義言及：

    愛國愛港是一種正面的表述，如果從反面講，最主要的內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與中央對抗的人，再說得直接一點，就是不能是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世界上單一制國家中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會任命一個與自己對抗的人、要推翻自己的人擔任地方首長。有的朋友說，香港反對派中的一些人與西方國家的反對黨不同，後者能遵守一個遊戲規則，就是尊重國家憲制，而前者無視國家憲制，挑戰國家憲制。

毛澤東在中共正式取代國民政府前夕，曾撰寫建國方略《論人民民主專政》，闡釋其構思從舊有體制過渡至共產政體的「新民主主義」。其中一句至為關鍵，對中共政權日後的體制與管治哲學影響深遠：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施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祇讓人民有發言權。

民主集中制對中共自有其無可比擬的優越性。首先是制度上的保障：表面上維護國家利益，實然乃黨國共同體下黨內領導階層的私利，其執政地位永遠不受挑戰之餘，權力亦因無條件地絕對集中而不受公民及憲法制約。更有甚者，即便由管治核心干犯大錯或決策失誤造成全國性災難，他們依舊可名正言順地集大權於一身。

綜觀往後的歷史發展，紙上文宣式的人民專政不過是後帝制專制政權的代名辭。宣稱某特定階級專政則演化成一黨專政，終結於個人獨裁。即使爾後鄧小平上臺，在改革開放之初曾提及政治體制改革，但春夏之交一場慘烈的腥風血雨徹底粉碎政改的希望。自此以後的寒蟬效應，鮮見有大陸學者積極研究政治體制與普世價值接軌，以至日後歷屆統治階級亟言法治、反貪腐等制度改革，但如何奠定司法獨立、憲政民主等公民社會的討論全然束之高樓閣，從來未見根本體制以至意識形態上有何實質變化，至今尚停滯於毛氏的陰霾之下。內部改革尚且不能發生，他們更不欲由外部力量引發的任何體制變化。

按此，無論是強調普選法源在《基本法》而非國際公約、必須以之作為訂立普選的框架，藉引用文章示意泛民主派放棄參選特首、作為交換取締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條件，抑或在特首提名委員會以民主程序集體決定另行篩選，實際上是設立重重關卡，以防止香港「改朝換代」引火燒身，出現「西風壓倒東風」的境況。至於何故僅集中於行政長官選舉，祇因立法會內地區選舉結果早成均勢，大可放任為之；而特首之責涉及行政會議及司局長的任命，既操有生殺予奪之權，中共務必不惜一切掌控人選。

梁延強：二 樓 書 店

香 港 的 書 店 因 貴 租 已 陸 續 被 迫 遷 上 二 樓 ， 使 人 感 嘆 。 搬 上 樓 上 後 ， 雖 然 有 些 不 便 ， 但 生 意 還 是 有 的 ， 不 少 自 由 行 人 士 都 喜 歡 到 這 些 書 店 購 書 ， 因 為 這 裡 可 以 買 到 一 些 國 內 買 不 到 的 書 刊 如 一 些 大 爆 國 情 內 幕 的 書 籍 期 刊 等 ， 當 然 這 些 書 的 可 信 程 度 是 適 隨 君 便 ， 還 有 這 些 書 過 關 時 會 否 出 現 問 題 更 不 得 而 知 了 。

二 樓 書 店 雖 然 是 時 興 產 物 ， 不 過 也 有 老 書 店 也 是 設 在 二 樓 的 ， 我 所 知 的 便 有 一 間 二 樓 舊 書 店 是 立 足 於 寸 金 尺 土 的 中 環 旺 地 上 的 ， 而 且 已 經 營 了 很 長 的 時 間 ， 是 家 傳 的 生 意 吧 。 店 主 是 一 對 五 六 十 歲 的 夫 婦 和 一 位 親 戚 店 員 助 理 ， 老 闆 夫 婦 除 了 料 理 店 務 ， 也 要 應 付 客 人 的 查 詢 等 ， 十 分 忙 碌 。 聽 老 闆 與 客 人 的 對 話 ， 相 信 他 們 應 該 不 單 是 老 顧 客 ， 還 是 老 朋 友 了 。 估 計 書 店 的 運 作 情 大 致 上 是 老 闆 定 期 往 內 地 挑 選 書 刊 ， 然 後 運 回 店 內 出 售 ， 所 以 同 一 本 書 都 只 有 二 三 本 ， 賣 完 便 沒 有 。 老 闆 選 書 的 眼 光 不 錯 ， 大 路 的 如 剛 獲 諾 貝 爾 獎 的 書 當 然 會 選 ， 一 些 比 較 冷 門 及 有 趣 味 性 的 書 刊 如 天 文 地 理 、 科 幻 數 理 等 題 材 他 也 不 會 放 過 。 店 中 有 專 櫃 放 置 占 卜 命 相 、 書 法 字 畫 、 中 國 古 典 文 學 及 一 些 文 娛 活 動 如 象 棋 武 術 等 的 書 籍 ， 相 信 與 老 闆 的 興 趣 不 無 關 係 。

這 老 店 位 於 黃 金 地 段 ， 左 右 兩 邊 都 正 在 興 建 新 商 廈 ， 老 舖 的 命 運 相 信 也 難 逃 同 一 遭 遇 ， 所 以 現 在 要 把 握 機 會 多 上 去 看 看 ， 說 不 定 明 天 便 關 門 大 吉 。 我 想 老 闆 的 心 態 已 不 是 專 注 賺 錢 ， 而 是 守 老 店 ， 清 茶 淡 飯 過 日 子 ， 繼 續 與 書 為 友 ， 替 客 人 找 書 及 與 他 們 閒 聊 一 些 荒 謬 好 笑 的 時 事 。 有 一 次 與 老 闆 娘 聊 起 ， 她 承 認 連 電 腦 也 不 懂 ， 所 以 很 難 在 科 技 世 界 競 爭 ， 他 們 只 能 一 如 以 往 ， 腳 踏 實 地 把 書 店 的 工 作 做 下 去 ， 繼 續 服 務 一 班 愛 書 的 老 友 。

梁文道: 普選夢

梁文道: 預選的重點

如果中央政府不喜歡一個「和中央搞對抗」的特首，要求所有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的話，我們能不能想像一個非常不可能實現，但又令人皆大歡喜的場景呢？

例如一位魅力猶勝余若薇，辯才好比黃毓民、行動勇武賽過梁國雄的政治家。偏巧他還愛國愛港，出身民建聯，擁護中央，支持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體制。他又敢在李旺陽等事件上高調發言，參與過六四燭光晚會；同時還維護「香港主體」，港人港奶、港人港地，甚至港人港空氣，預備找彭浩翔做未來的文化局局長。假如真有這麼一位獨角獸般的人物選上了特首，你覺得北京就會願意祝福他嗎？

再退一萬步講，如果今天的民調顯示，香港人最有可能選出的特首是曾鈺成、曾鈺成，以及曾鈺成的話；中央政府就會放心放手，讓香港人來一場不經預選的真普選嗎？

恐怕不會。我大膽猜測，這可能才是中央政府最大的夢魘。也就是說，近日輿論談得鬧哄哄的「愛國愛港」只不過是個幌子，一個方便的藉口而已。這裏的真正重點並不在於所謂「預選機制」的選擇標準，也不在於香港有沒有要和中央對着幹的敵對勢力，而就在於這套機制本身。北京真正在乎的，不是香港人會不會選出一個衝擊一國兩制的反對派，而是它會不會失去對香港的控制。

這麼說好像有點乖離常識，且太像陰謀論。可是只要我們再大膽一點，擴大想像局面的範圍，就會明白其中意義了。就假設習近平贏盡全國民心，十三億人都覺得只有共產黨才能建設新中國，很想它繼續執政。難道如此一來，中央政府就會嘗試政改，讓國民一人一票把它普選上台嗎？

普選夢之一

梁文道: 敵人的必要

我們當然可以繼續長篇大論地去辯說普選的真偽，繼續開解商界對民主的憂慮，繼續煞費苦心地解釋香港主流不會想和中央對抗。然而三十多年以來，究竟還有什麼未曾說箇清楚的論點呢？難道過了三十多年，大家還沒發現，問題根本就不在於普選的種種後果，而在中國共產黨實在無法接受一個在它轄下的城市竟然能夠不受控制？在它看來，要在普選之前加上一道預選的關卡，可能已經是它能容忍的最大民主限度了。要是真的願意開放普選，任七百萬港人隨意舉出我們心儀的領袖，那它還能叫做共產黨嗎？所以說，就算七百萬香港人今天都很愛國，沒有可能會選出一個和中央玩對抗的特首，它也會想辦法再找一個理由來預選。

拉遠一下視野，當前局勢或許可以套用此前多次在此介紹的「維穩邏輯」來理解。

有些朋友不明白喬曉陽等人為什麼總是如此強硬，明知香港民氣躁動，有人要佔領中環，有人要城邦自治，甚至有人想香港獨立，他們卻還要火上加油，逼得形勢更加對立？成熟一點的做法豈不該是為熱爐降溫，營造一片有商有量的祥和氣氛嗎？如果目標真在議出一個各方可以容受的普選方案，真在「社會和諧」「繁榮穩定」，那麼北京要人自會放低姿態，擺出幾圍和頭酒（例如再邀泛民去中聯辦聊天）。但要是它的目標恰恰相反呢？

表面上看，近年橫行全國的維穩體制是要消弭反對勢力，從根處扼殺「不和諧因素」。實質上講，它卻像許多學者所言，乃是一個越維越不穩的手段。只有這麼一個常常主動替自己尋找甚或生產敵人的體系，才能在地方上擴充人員編制和資源預算；才能在全國範圍內維續一個緊張的動員狀態，伸展權力的密網，保住自己的執政理由。許多新國家主義者喜言卡爾．施密特的名句：「政治的首要問題是區分敵人和朋友」。延伸演繹之後，如今的國家機器就把敵人的存在當成自己的絕對預設了。簡單地講，它需要敵人；若是沒有，那就得設法創造一個出來。

普選夢之二

梁文道 : 惡性循環

「佔領中環」一議一出，各方反應實在不出大家預想。長年埋首社運的朋友當然要嫌它太過中產，忽略了基層人士參與運動的成本和技能；對「審訊日」的設想又太過理想，不切實際。路線再激進些的，自然還是要追問普選的意義，在他們眼中，所謂普選也只不過是代議政制，民主得不夠徹底，未能根本扭轉香港的局面。

至於爭佔道德高地，一向以最激進最民主為豪的朋友，則舉出了一些比較難以理解的說法。在他們看來，倡議佔領中環的知識份子只不過是想和他們搶奪光環，似乎方案本身不是重點，誰先提出才是要旨；又似乎激進的旗幟只能握在我手，誰要敢碰就是賣港求榮。

但是在北京那裏，那些人最可怕，那些主張最有殺傷力，倒是一目了然。像《環球時報》這種喉舌報刊，很熱血的公民它不罵，很激進的社運人士它漠視，獨獨挑出佔領中環當目標，拿它開刀嚇唬港人。

到了這步田地，一直在香港尋找敵人的國家機器總算有了最顯眼最明確的對手。

它本來就在思索如何解決香港雙普選的問題，一方面要「實現對港人民主訴求的莊嚴承諾」，另一方面卻又不願放棄在手的權力。它需要一個理由，一個敵人，一個激烈對抗甚至街頭衝突的局面。如此一來，它才能理直氣壯地食言反口，以「穩定香港」為說詞，設計一套古怪的「民主」政制，儘管這個做法可能會造成真正的不穩定，弄得未來香港永無寧日；但它並不在乎。誇張點說，那甚至是件好事，因為不穩定和矛盾已經內設在國家機器的維穩體制之內，是讓這個體制保持緊張活力的要素，是使它得以存在得以運作的合法理由。

激進民主派和「港獨」可以叫它正兒八經地設下「愛國愛港」的關卡，佔領中環則給了它一個名正言順的鎮壓目標。接下來自然是更猛烈更強硬的言文攻勢，以激起更多港人的怒火，反覆循環。對話再也對不下去，行動又會成為對方進攻的彈藥。相對如此體制，如此黨國，莫非盼了三十多年的普選，終究春夢一場？

普選夢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