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鴨霸下的張懸及其他

　

張懸我只聽過她很少歌，與「歌迷」二字相距十萬八千里，只是有天覺得這人名字挺好玩，到維基一找便找到原來是焦仁和的女兒，張懸是藝名。焦仁和是海基會前秘書長，很長一段時間是李登輝的筆桿子，卻出奇地熱愛京劇；二千年民進黨上台，焦仁和自覺理念不合，退出政壇。台灣演藝文化圈子有著家庭背景不是平常百姓的一些，像張懸；也有像黎明柔，父親是曾駐香港的黎昌意，祖父黎玉璽官至總參謀長。這些人在台灣家世顯赫，但不很炫，黎明柔的朋友很後才知她爺爺是一級上將，都感訝然。

　

因此張懸在英國曼徹斯特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拿出來就更加順理成章；不拿這旗，難道拿五星旗或米字旗不成？接下的都是舊聞，中國大陸在英國的留學生不滿張懸這樣做，有人喊道「no politics today」。跟著是大陸那邊鋪天蓋地狠批，台灣這邊滿是反擊之聲，我看論點不外是這些：大陸認為中華民國早在一九四九年滅了，台灣則說我在寶島把中華文化留下血脈至今。當然，大陸聲勢是浩大的，因為畢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網友隔著電腦都能嗅出那股「崛起大國」氣味，對目之為歷史遺民的台灣就更不憐惜了。

　

於那位大陸留學生而言，國共戰爭沒有在一九四九年結束，張懸事件是延續六十多年前那場血戰。然而這幾天我看見一些在大陸與台灣之間、香港的建制及泛民之間的激烈交鋒倒想起一個詞：鴨霸。

　

鴨霸是閩南語，這詞流行時應是民進黨上台前後，當地用來形容霸道、蠻不講理。翻了資料，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或開始為總統直選舉行籌備，中共一再出言猛轟，台灣民間就是以「鴨霸」形容這些言行。這幾年兩岸關係和緩，「鴨霸」一詞連綠營《自由時報》也不多見，遑論與對岸友好的《中國時報》了。張懸事件發生後，隔岸觀戰，覺得沒有一個詞比「鴨霸」更適合形容那天在曼徹斯特大陸留學生的反應。

　

不要以為一面旗是小事，中共眼中是頭等大事，是「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台灣傳媒報道，兩年前新西蘭地震，海峽兩岸救援隊到災場協助搶救，大陸救援隊要台灣救援隊撤去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這事除了大陸百度轉貼，香港傳媒網站也見轉載，我記得當時看過，不知是真是假，但個人經驗來說就算有也不奇，我是親眼見過中共駐美人員要慌張不已的美國民間組織志願工作者撤走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用帶著普通話口音英語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代表中國人民的國家」。類似情發生在二○一○年十月東京影展，大陸代表團要求在台灣代表團名稱加上「中國」二字，我找到《中國時報》當時一篇報道，是記者黃菁菁的東京專電：

　

「中國代表團廿三日大鬧東京國際影展，在開幕前臨時無理要求台灣代表團必須以『中國．台灣』的名義和中國團一起走綠地氈，還威脅台灣代表團說：『你們的電影不想賣到中國了嗎？』主辦單位左右為難，更因雙方僵持不下都不願出場，讓原本星光閃爍、喜氣洋洋的影展氣氛被破壞殆盡！

　

中國代表團氣焰高張，在六本木的凱悅飯店大廳，當眾大罵台灣代表團團長、行政院新聞局電影事業處處長陳志寬。團長江平還指著陳志寬大吼：『你們不是中國人嗎？』陳志寬回說：『我是台灣人』『不要把政治扯進文化藝術』。」

　

東京電影節的北京代表

　

中共文化大革命破四舊再「批林批孔」，但極惦念孔夫子的「必也正名乎」，尤其在與台灣的國際鬥爭。一九七一年中共加入聯合國，「一個中國」立場更是寸步難讓。我說「寸步難讓」而不是「寸步不讓」，是因為面對其他國家，北京「一個中國」叫得震天價響，但也有虛晃一招——尼克遜訪華之後，北京和華府協議在對方首都互設辦事處，那時是黃鎮駐美，可當時華府雙橡園仍有中華民國大使館，我找不到黃鎮向美國國務院抗議另一個中國存在的史料。這到底是形勢比人強抑或政治覺悟不夠高，大概要再考據一下。那位向張懸大吼的大陸志士也許更不知道，五十年代台灣仍是日本忠實盟友，台北和東京都有雙方大使館，中國大陸乒乓球隊就在一九五六年到東京參加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以志士的誓不兩立或前述那位大陸電影代表團長的勇猛，當時中共應該抗議日本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搞「兩個中國」，要麼要求台灣大使館撤旗，要麼退場抗議。那年大陸運動員在東京世乒賽嶄露頭角，目睹最高的乒乓球水平，為從此五十年獨霸世界打下基礎。

　

曼徹斯特那位大陸留學生儘管身在歐洲，腦裏仍是一城一地一得一失的冷戰思維，不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今天的台灣不僅帶著國旗意義，某程度是有著失而後復得的另類意涵，遠比一面旗幟蘊含的政治含義圓潤飽滿。他這麼「no politics」一鬧，令人不得不檢視四十年間台灣社會由棄旗出走到今天攜旗演唱的歷程，這不是politics一字了得，這是台灣迤邐而來的本土故事。

　

七十年代中共內聚轉進外向，一九七一年進入聯合國，世界掀起中國熱，紛紛甩掉台灣與紅色中國建交。台灣是蔣介石時代，「漢賊不兩立」，哪個國家與中共建交，台灣就與它斷交，外交部變了絕交部。老布殊是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曾想過台灣繼續留在聯合國而讓中共入會，這是美國戰後最明顯的「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操作。但蔣不允，台灣民間一片風聲鶴唳，能走的都跑光，當年台灣對學生出國留學限制極嚴，但仍擋不住出走大潮，有人把幾歲大的孩子以遊覽名義送到美國，去了就賴著不走變了小留學生。至於留在美國的，碩士畢業可以靠H1簽證取得居留權轉為綠卡。但H1很煩，發證要求是申請者工作類別屬於「美國匱乏」種類。七十年代美國有幾年忽然很缺圖書管理員，台灣留學生於是競考這個學科碩士學位，台灣朋友不妨問父執輩誰是美國圖書管理碩士，九成昔日曾經萌生「今天不回家」念頭。

　

革新保台與今天台灣關係

　

台灣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蔣家威權統治下是政治鬼域，人文涵意而言是一條將沉破船。面對困局，白景瑞一九六九年的電影《家在台北》，被視為台灣官方對已起離心一代的招安，社教味道極濃。然而我們也可從中閱讀出另一層味，起於《家在台北》的硬銷蔣家教化到三年後蔣經國的「革新保台」，無疑是蔣氏父子企圖以所謂內部改革，引領重塑蔣家統治的合法性，以此抵禦中共外交攻勢。若視張懸及台灣新一代對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家在台灣」潛台詞，那麼《家在台北》則是台灣新史的其中一個起點，或者說是初始的一段。

　

《家在台北》從一架美國歸航客機說起，機上人人心裏都有一本帳，取得學位並獲任水利工程師的吳大任（柯俊雄飾）本在老家已有賢妻歸亞蕾，但吳大任在美國戀上當地女孩，決心回台北與妻子離婚。返台之後住在外邊不回家，對糟糠之妻一句話都嫌多，恨不得馬上休妻回美過好日子。柯俊雄在片中表現極佳，留美知識分子板著臉孔對土氣妻子的陰冷嘴臉刻劃無遺。劇情後來發展可以想像：吳大任終受感動，留在台灣為水利事業工作。我無意在此為蔣家政權塗脂抹粉，但如今再度檢視，《家在台北》無疑是公演之後若干年起動的台灣主體政治及社會文化的一塊磚瓦。若把八十年代異軍突起、確認台灣文化是獨特文化的《悲情城巿》、《冬冬的假期》綜合視之，一種當時嶄新的「台灣經驗論述」挑戰兩蔣欽定的台灣史觀破土而出，國民黨來台三十年的中華民國以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從此被賦予更多深意——政權名稱及旗幟遠超本來固有論述，庶民台灣與對岸中共的「中國論述」儼如兩條車道各不重疊，台灣社會以敘事方式構建台灣人的身分認同。這一大潮有如台灣東側太平洋外海的洶湧波濤一發不可收拾。儘管兩蔣死後移厝慈湖大溪，盼望「王師北定中原日」回大陸安葬，但台灣社會已然視寶島為終生應許之地，這是「革新保台」之時始料不及。

　

如此台灣，到底是中共說的「兩國中國」抑或「一中一台」，此刻恐怕還未定論，但客觀情況是台灣社會已然脫離「必也正名乎」層次，不介意被叫作中華民國、中華台北、中國台北甚至台灣國或福摩薩。這是兩蔣與中共鬥爭年代所未見，更不存在「漢賊不兩立」的陳腔濫調。台灣社會把對岸從四十年前的「共匪」變成八九十年代的「中共」乃至今天直呼「中國」，並不意味台灣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台灣的宗主國，反而視中共為另一國家，歷史的紐帶已經切斷，台灣務實得對「中國」由中共全部佔去已經毫無所謂。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另類意涵

　

今天台灣新一代說的「中華民國」，可視為單指這個海島而不包括對岸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他們心目中不一定是推翻封建王朝後建政的那面大旗。張懸那天的旗幟代表什麼我無法僭越代答，但可以肯定，普遍在這一代台灣人民心裏，那是潛藏的巨大意涵。曼徹斯特大陸留學生脫口而出的「no politics today」中的「政治」一詞，在今天台灣社會框架之下，已不是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意涵所能理解的兩岸關係的政治形態；今天的台灣社會所言的政治，是無關上世代口舌之爭國共政治，而是關乎當前台灣本體。大陸若仍以「國共相爭」觀照今天的台灣，事事施以鴨霸，笨拙得不明白no politics之語其實就是political，大陸東南岸外那些島只會愈飄愈遠，絕不回頭。

明報社評: 自殘制度不改 香港必殘

增發免費電視牌照風波，除了反映梁班子管治能力弱並與民意脫節，更暴露了中聯辦插手香港內部事務，動員建制派議員，否決援引《權力及特權法》向政府索取文件的議案；另外，建制派議員齊心投票，服從「組織紀律」程度之高，甚為少見，若此乃反映中聯辦強力操作有以致之，則這些議員接受中聯辦領導、損害高度自治的取態，使人迷惘而不安。香港政局發展至禮崩樂壞，完全是畸形政治體制的結果，若體制不調整至合理化，「京官治港」浮現，兩制趨向一國化，則香港前景將會陰霾密布。

中聯辦干預香港內政  左報文章竟認為天經地義

今次中聯辦介入決議案的投票，醫學界議員梁家騮、循地區直選晉身立法會的謝偉俊議員，已經承認中聯辦曾就此事與他們討論，梁家騮表示未感到壓力，他按原來立場投票支持決議案；謝偉俊不談是否有壓力，強調是做足功課後才轉ɜ。謝偉俊當選立法會議員，被視為中聯辦居中協調的結果，他的轉ɜ有多少自主成分，相信謝偉俊心知肚明，市民大泷則心中有數。至於其他建制派議員，雖然避談中聯辦是否找過他們，不過，以全體建制派議員出席投票的陣勢，相信這是中聯辦發功的結果。

以往，中聯辦被揭露插手香港內部事務，都不會正面回應，僅以一些模稜兩可的言詞，含混過關。不過，今次則不同，被認為一貫反映中聯辦意向的左報，昨日有署名文章，把中聯辦插手發牌風波視為天經地義，認為此乃捍衛行政主導體制。這個說法，意義重大。首先，相對於大多數建制派議員遮遮掩掩，若左報的文章可信，倒是中聯辦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坦然承認、大剌剌地公然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其次，文章說到中聯辦「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反對派無法阻止，要讓他們慢慢地變得習慣，云云。意思是說中聯辦的插手，將陸續有來。

根據文章的說法，中聯辦以捍衛行政主導體制為插手香港內部事務準則，性質十分嚴重。因為特區政府的施政，哪一樣不是行政主導，日後豈非中聯辦隨時動員建制派議員，為特區政府保駕護航？這樣的話，究竟是中聯辦抑或特區政府實際管治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分際和界線，到哪裏去了？去年3月25日，梁振英當選特首時，有人在會場舉起「西環治港」標語，當時許多人將信將疑，現在看來，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的事可能已經悄然掩至。香港政局、管治演變至此，使人浩嘆！

香港的管治確實出現問題，原因在於政治體制畸形。特區政府推出的政策，要經立法會審議通過，獲得撥款後才可以推行，但是政府在立法會面對的議員，理論上全部都是反對派，政府在立法會的所謂執政聯盟，並不強固，建制派議員經常基於選票考慮，不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反對派基於議會結構的不民主、不合理，使政府更不好過。事實上，回歸17年以來，政府按《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實施行政主導，但是因為沒有相應配套（例如政黨政治），政府施政受到阻滯，使行政主導空有其名。即使2017年普選特首，若體制不變，政府在立法會沒有一定數量的支持票，管治困局仍然無法衝破。

香港政制自殘自損   不釜底抽薪只會治絲益棼

目前的政制，給中聯辦提供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的空間。中聯辦可以透過協調選舉，分配權力，加上手握其他利益資源，例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委任等，對建制派議員極具吸引力，中聯辦藉覑控制建制派議員，便可介入立法會運作，干預香港內部事務。2003年50萬人大遊行之後，中央調整了治港方略，中聯辦干政日深，現在更由幕後走到台前，但是10來的情證明，香港的管治未見改善，朝野惡鬥不絕，繼續內耗空轉，香港各方面發展停滯不前，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實。

香港目前的政治體制，是自殘自損的制度，回歸十多年的實踐充分說明它無法自我完善，而中聯辦的介入，只起到治絲益棼反效果，對管治是飲鴆止渴，非治本之道。從事態發展看來，令人擔憂中聯辦干政大有「加碼」之勢。權力當局若認為以往介入力度不夠、干預不夠徹底而已，只要實現「西環治港」，由中聯辦直接領導特區政府，就可以打破管治困局。我們認為，這樣只會更偏離香港問題的本質，不可能改善亂局。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除了穩定港人信心，主要是他認為共產黨人管不好香港，要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必須由香港人自行管理。鄧小平構思「一國兩制」偉大實驗的深意，值得權力人士深思。

期望中央好好想一想香港成功之道，改變畸形的政治體制，讓香港有足夠條件自行管治，則屆時香港仍然一團糟，那是港人不爭氣，咎由自取，但是在自殘自損的制度下，卻怪責港人無能力治港，對港人不公平；我們也期望那些掌握權力的港人好好想一想，若不再珍惜香港的獨特性，為了個人名利損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是自毀長城，更會成為毀掉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幫兇。

呂秉權﹕一個謊言的誕生

相傳，王維基失卻免費電視牌照跟政治無關。

相傳，很多事情都跟政治無關，事例有：

體育並非政治化——中國運動員奪得奧運金牌後，如果不首先感謝國家感謝黨，而是先感謝自己的娘親，那麼祖國母親就會不高興，記恨你政治不正確。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于再清就曾經批評不懂認祖歸宗的奪金運動員。

薄熙來只是經濟犯罪，不涉政治權力鬥爭——四人幫以來中共最激烈的高層權力鬥爭，薄熙來拉幫結派聯同軍方將領、政法委維穩機器密謀奪權，威脅習近平權威。這種生死權鬥被大幅收窄，描繪成只是一個家庭的芝麻綠豆經濟、男女桃色臭屎問題，不涉政治，清楚演繹了中共政治問題經濟解決的慣用伎倆。

前特首董建華下台只是健康問題，無關政治——2005年，董建華腳痛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請辭，獲得接納。話說多年後，董建華仍健步如飛，跟隨習近平出訪美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腳痛報國。

一個個與政治無關的謊言，就是如此誕生和複製，港人和中國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受騙。

在王維基有牌變無牌的事件上，特首梁振英在一次解畫，短短的句式重複了四次「絕對無政治考慮」、「無政治考慮」，極之哽耳。

免費電視發牌到底有沒有政治考慮，筆者為大家提供一些觀點，以供參考。

1. 內地左風橫行，香港不能獨善其身。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正大搞意識形態鬥爭、輿論鬥爭，將意識形態工作提升至極端重要的層次，字眼重返毛澤東年代。有報道指，習近平在「8．19」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強調：「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盪、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

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老師對此亦憂心忡忡，他認為內地左風橫行，香港是不能倖免的，而他的一些研究已經受到影響了。

大家再看看習近平以下的講話，再對應香港近期舞蹈劇被刪文革內容、免費電視發牌風波，一定會發現習近平的講話和香港的事態發展竟有驚人的相似。

「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論，一切報刊雜誌、講台論壇、會議會場、電影電視、廣播電台、舞台劇場等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

2. 中央擔心香港成為反共基地。

一直以來，中央擔心香港成為顛覆、反共基地，而隨覑「佔中」等運動的發生，中央的擔心正在增加，這見諸於國防大學的紀錄片《較量無聲》，入面提到英、美駐港總領事館長期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反國教」、「佔中」等活動都有它們的身影。

另外，習近平起草的十八大報告中的香港篇幅，用上歷來最強硬的字眼，將國家主權、安全提升至最高的層次，強調要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並堅信港人能共享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

中共四號人物、政治局常委俞正聲曾說：「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大陸社會主義的陣地和橋頭堡。香港有沒有人顛覆？有呀！」

眾所周知，北京已將佔中列為頭號打擊目標，對陳健民、黎智英等人十分忌諱。為了打擊王維基，有人將他與陳健民、黎智英等人混為一談，向上打小報告。

未知讀者們有沒有留意《東張西望》「一個電視台的誕生」裏一句很有骨的對白，入面談到香港電視計劃發展12至30條頻道，旁白說：「如果照計劃書所講，有兩條自製頻道，其他頻道又會點樣處理呢？定係鱓頻道會有其他用途？咁就不得而知啦。」

這些多餘的頻道，正是有關方面的擔心所在。

再看看港澳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蒯轍元，在最新一期《亞洲週刊》〈港視不獲發牌的真正原因〉的文章。文章說，「97年王維基找陳健民加入自己的電訊公司當獨立非執行董事，今年7月才終止。這段關係不可能不令『有關方面』起戒心……陳健民是佔中搞手，急需要媒體為其宣傳，以陳和王的深厚關係，王若拿到牌照，會否為陳利用？」文章又進一步質疑，香港電視會否變成類似劉細良的另一個「主場新聞」？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一早已強調，會採取相應措施，更有效地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對港澳事務的干預。未知陳健民等人是不是跟外部勢力有關連？未知什麼是中聯辦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的相應措施呢？

3. 北京統戰傳媒趨緊，新牌不會例外。

多個北京的消息曾對筆者表示，中央不滿香港的傳媒生態，而香港免費電視發牌，北京是有話語權的。多年來，北京對香港傳媒加大統戰、滲透和染紅，不少輿論陣地紛紛失守，河蟹正在壓境。對現有傳媒的統戰、管控北京尚且如此緊張，滴水不漏，那麼對一個新的免費電視台，中央會否偏離固有的意識形態控制方針，突然變得慷慨大方，隨便發牌，來者不拒？

聽說，發牌事件跟政治無關。

聽說，有一天可能連「政治」都會跟「政治」無關。

李怡：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立法會表決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要求政府公開免費電視發牌文件，投反對票的部份建制派議員，都吞吞吐吐地表示曾經被中聯辦約見。其中石禮謙在發言中指投支持票的人屬「良心投票」，形容自己心情沉重（暗指不能按良心投票），說今次事件是香港走向計劃經濟、行政干預的開始。謝偉俊從原來公開支持特權法，轉軚為棄權，事後承認中聯辦在表決前曾與他聯繫。

幾乎所有反對動議的建制派議員都指摘政府處事不公，違反市民意願，手法粗糙，而以各種荒誕理由去反對特權法動議。實際上他們都知道，政府要硬生生把香港電視從名單中刷掉，也同他們被迫違背個人意願投反對票的處境是一樣的，就是中央的意旨難違。曾蔭權為甚麼遲遲不處理增發牌照的事，就是因為既不能違背上意，又不能否定政府早前文件中明確表示的決策原則。曾政權在兩難中把發牌的事擱置，而以秉承上意為所有施政依歸的梁振英上場，於是上馬了。

昨天，中共喉舌《大公》《文匯》分別刊出同一調調的文章，宣稱「中聯辦出手」是「天經地義」。理由是：中聯辦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中央賦予中聯辦的重大任務。而約談立會議員等都是出於「捍衞行政主導」。並表示：「反對派利用特權法想公開行政會議文件，……中聯辦如果不管不問，那就是失職。因此中聯辦必須管！」更兇狠地說：「對那些反中亂港的賤骨頭就要強硬、強硬、再強硬！天能塌下來嗎？」最後以大地在我腳下的口吻說；「試看今日之域內，竟是誰家之天下？！」

習慣法治的香港人實在不知道中共的「依法施政」依的是甚麼法。《基本法》有訂明「行政主導」嗎？《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所定的都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這如果不是意味法治社會的「立法主導」，至少也是行政立法相互制衡。《基本法》有規定中央政府要「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嗎？只有規定除國防外交之外，香港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第22條更規定中央各部門「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難道電視發牌屬國防外交，或不是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

從梁振英不惜冒大不韙，在發牌事件中硬把香港電視刷掉，從中聯辦赤裸裸的干預，從中共喉舌公開揚言「中聯辦必須管」，就知道發牌事件的性質，就是中共黨意與香港民意的矛盾。

昨日《蘋果》報道：有泛民議員相信，今次發牌事件凸顯梁無能、行政會議四分五裂、只求自保，中央看在眼內，必重新考慮是否再硬挺梁。這位泛民議員，顯然仍寄望中央英明，不再挺梁。但種種事實，不是表明所有與民為敵的動作，背後都是中央在發功嗎？梁是中共抬上來的，對中共言聽計從，為甚麼要重新考慮？而且中共喉舌已宣稱「明人不做暗事」，意思是，日後這些暗事都要明做了。喉舌還表示，香港市民的賤骨頭「慢慢習慣吧」。

香港電視的員工製作了一條短片，叫做《11月6日，拯救香港未來》，內容說到從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照起，到十二萬人上街抗議，之後就是虛擬事件，包括立法會否決特權法追查發牌真相，梁振英宣佈永遠不解釋行會任何決定，人大宣佈推翻普選，梁振英自動連任，基本法23條獲得通過，港鐵壟斷全港公共交通業務，國民教育成為中小學必修科，全港電視台合併為中央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中港邊境關卡撤除，香港人口突破一千五百萬，普通話成為香港唯一合法語言，廢除基本法，梁振英七度連任香港市委書記。

今天，誰說這些事不會發生？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絕非小事，而是中共公開、明白、毫不諱言要踩進香港自治事務、踐踏港人治港的里程碑。梁振英上台後的種種作為，對此已作出密切配合。

中共造反時代一直說：壓迫力越大，反抗力越強。這是至理名言。最近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市民對普選特首方案的意見，結果顯示62%的市民贊成透過公民提名產生特首候選人。但一年前並非如此，當時市民多認為只要提名門檻不低於過去兩屆而又有全民投票，就收貨了。為甚麼激進化？是喬曉陽到深圳的訓示催化了市民的激進。周三晚，黃毓民在發言中，直斥「梁匪振英」和「港共政權」，號召示威市民衝進政總和立法會。雖言辭激烈，但獲廣場群眾歡呼。說明民眾憤怒已接近臨界點。市民奮起，守護香港自治，已無退路。如魯迅所言：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