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 習近平的國安會

習近平剛上任時，講了一句「打鐵還須自身硬」，就有人研究新一屆領導的語言模式，傳出背後有專門的班子進行話語變革。後來他又學毛澤東提出整頓會風，更讓人以為中共能擺脫非人化的政治語言。誰知習近平後來的大多講話，跟面目僵化的前任並沒有太大區別。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出台，恐怕永遠再也不會有人談這個話題了。這個洋洋灑灑五千字的公報，正如一句網民評論所言：「全是課本上的！俺背過好多次了！」

並非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這些會議語言的假、大、空，來自官僚機構的懶惰和愚蠢。如果有的話，這也只是部份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這樣似是而非說話，本身就是一種宣傳策略。那些力圖讀出改革信息的人，總能發現太多亮點。之前盛傳的「383」改革方案，幾乎沒有一句落實到公報中，但是相信者又仍然可以在其中「領略改革精神」。我相信中國內地媒體將會在「領略」方面大顯神通，有些專家教授已經在微博上開始這樣的解讀了。

無論怎樣「領略改革精神」，也無法回避以下問題：在激動人心的「383」方案中，最核心的命題是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格局，允許私有經濟有更多發展空間，所以有人稱之為「私有化方案」。說起來令人驚訝，甚麼套話都說盡的五千字檔中，竟然閉口不談「壟斷」二字。可以看到的相關論述是，「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壟斷是腐敗的代名詞。這就等於宣稱，腐敗仍將繼續，而且有增無減。不改變資源配置和權力分配的格局，怎麼高調反腐都沒有用，「深化改革」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空話，「把權力關進籠子」裏則是「皇帝新裝」似的謊言。

中共從來都不嫌棄腐敗，他們害怕的是腐敗帶來的民憤。官員腐敗和社會穩定，二者如何才能兼得呢？這就是「維穩」體系的作用了。於是，我們終於讀到了本次會議公報中唯一的一句實話：「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如此重大的一個實質性變化，竟然隱藏在通篇的空話套話之中一筆帶過，沒有更多的論證，也沒有細節的交代，足見當局的心虛，也足見沒有監督的權力運作的隨心所欲。

網上有人討論這個新的委員會將會是美國模式還是前蘇聯模式。討論設定前者重點是對外，後者重點是對內。儘管事實並非如此涇渭分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監督國內民眾通信自由方面的責任也大為可疑，但前蘇聯克格勃（KGB）在鎮壓國內異議人士方面的確臭名昭著，監控、綁架、暗殺無所不用其極。其實從公報中可以看到，通篇都是在講國內事務，幾乎沒有涉及國際關係，唯一講到的一處是「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這顯然不能推導出有必要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由於對維穩體系的憤恨，此前人們一再期待習近平撤銷或削弱中央政法委，由此派生出很多關於打擊被稱為「克格勃頭目」的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謠言。於是，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順理成章地作此解讀。問題是，削弱一個比擬的「克格勃」，成立一個真正的「克格勃」，這是人們所期待的結果嗎？這些解讀把維穩體制的罪惡歸咎於周永康個人品性的惡劣，假設一個更大的權勢者是「青天大人」，其中的邏輯荒謬不言而喻。

習近平上台以後，加強輿論控制，公然反對「憲政」與「普世價值」，打擊網路「大V」及「謠言」，大肆拘捕異議人士。就在十八大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官媒重提他關於「不能用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主張，審判江西維權人士劉萍、魏中平、李學梅，香港也出現拒發電視牌照、審查舞台戲劇等事件。從這些背景中，更不難明白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用意。

區家麟﹕重讀〈香港之死〉

1995年夏，《財富》雜誌封面，以「香港之死」為題，預言九七回歸後香港大倒退，作者叫大家不要裝模作樣，扮晒皇帝的新衣。文章預言，沒有「明天會更好」；香港的命途，兩個字：It's over，即是「玩完」。

當時，我和很多香港人一樣，一笑置之。回歸以後，每逢周年紀念，香港的主旋律傳媒不忘重溫〈香港之死〉，借機揶揄一番，謂英殖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香港回歸祖國形勢大好，一國兩制充分落實云云。回歸10年時，《財富》更發文，承認「我們錯了」。

韶光荏苒，轉眼回歸快17年，有感香港氣壓低沉，施政綱紀極速崩壞，重讀〈香港之死〉，竟然發現，預言逐漸成真。文章最錯的地方，只是預計所有激變在九七回歸一刻全部出現。

文章開宗明義，搞清楚所謂「香港之死」，非經濟上完蛋，香港繼續是億萬富豪的樂園，一個「能賺很多錢的地方」。但隨覑香港「變成北京的殖民地」、「變成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以裙帶關係與貪腐方式管治」而「不再重視法治」，香港將變成「一潭死水」。

「英語將會凋零」、「倚賴廣東話與普通話」；北京的權力核心「將控制全部政府部門」、「立法會議員換上服從的人」、「選擇肯合作的法官」、這些官員將會受到「數以百計由中共派到香港的黨官嚴密監督與指導」、「大阿哥馴服傳媒，逼令自我審查」。

保住香港的誘因幾乎已「不存在」

還有其他預言，粗略看來，有七八成應驗，相比廟街的相士先生或任何一屆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承諾要做的事，命中率都要高。

回歸初年，每次有外國朋友新相識，知道我是香港的記者，寒暄幾句，打開話匣子，幾乎都是這個問題：「香港怎麼了？」，眼神有點憐憫，語氣彷彿慰問那些遭逢大變劫後餘生的災民，我總是答，其實，未見明顯的變化，真正變故，不會立即就來。

當年的中國政府，還重視國際承諾，「韜光養晦」四字外交真言，常掛在口邊；中央積極示範「兩制」，中聯辦等駐港機構，在香港政事上幾乎隱形；畢竟，香港回歸事小，以香港為楷模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才是千秋大業；1990年代末，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攻堅期，國企改造需要大量外來的人才資金與技術，香港的「窗口」、「橋樑」地位穩固，仍是會生金蛋的鵝。

俱往矣。當年這些要保住香港的誘因，對當權者而言，都幾乎已「不存在」。

一個衰敗與抗爭的大時代

經濟奇蹟下的中國，這近年，摸索了一條「經濟騰飛，政治鐵腕」的新路。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去年的十八大報告，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彰顯黨的自信爆棚，鷹派抬頭。外交上，「韜光養晦」不聞已久，現在是「以我為主」，不管國際社會眼光，攻擊普世價值；經濟上，豪言打造幾十個香港，自然不需再把香港放在眼內；對香港，則強調「一國」之威權，盡貶「兩制」之自治；免費電視發牌一役，中聯辦儼如太上皇，游說議員投票，吹雞歸隊，明目張膽干政；政府則肆無忌憚搬龍門，有權就用盡，視民意如糞土，推翻官僚系統10多年來的諮詢，不理通訊局專家的建議，玩弄程序，自作主張而不解釋，然後說：我有權。

台灣人看在眼裏，什麼一國兩制樣板，原來是反面教材，盡皆笑話。

九七那次回歸，旗升旗落，都按劇本進行，其實無事可記。這個年代，我們踏入真正的回歸，一個真正的大時代，是一個衰敗與抗爭的大時代。留下的，請坐穩，扣緊安全帶。

盧子健: 深層次矛盾循序漸進表面化

一個好的戲劇劇本應該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如果免費電視發牌事件這齣現實政治劇有一個劇本的話，這個劇本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外。可悲的是，對香港人來說，這不是一場戲，而是殘酷的現實政治。過去幾個星期有關免費電視牌照事件的發展，難免令很多香港人沮喪。

上星期立法會辯論應否依據權力及特權法向政府索取有關免費電視發牌的文件，捅穿了中聯辦游說立法會議員這個馬蜂窩。親北京政客和傳媒的辯解是中聯辦有責任維護行政會議保密制。批評者也是針對覑北京干預立法會投票來批評，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中聯辦游說立法會議員，不過是北京掌控和駕馭香港這個大劇本之中的一個片段。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極力否定這次免費電視發牌風波與北京或者政治有關，未知是他真的這樣想還是他的策略，但他這個觀點與按環境證據推論所得的結論不同，不足為信。如無意外，目前政府的免費電視發牌決定，正正就是北京干預香港的結果。這一場戲也是北京對港政策大劇本的一部分。這個劇本的主題是主導過去10多年香港特區發展的深層次矛盾。一場一場的政治戲，把這個矛盾逐漸清楚呈現在港人眼前。

上屆政府為不發3牌鋪路

梁振英經常把問題歸咎上屆政府，不少人對此不以為然。但平情而論，確實有不少問題是前朝遺物。免費電視發牌問題也不例外。

上星期通訊事務管理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甚有參考價值。通訊局在2011年向政府建議向3家申請機構發免費電視牌。2012年初，似乎政府已經在想辦法否定通訊局的建議，於是要求通訊局多做顧問報告，為不發3個牌鋪路。

原本上屆特區政府是積極推動為免費電視市場引入競爭，所以才有主動邀請王維基參與市場的舉措。同一個政府在正常情況下是不應該突然改變政策。如無意外，上屆政府是收到來自北京（或者其在港代理人）的信息，就是不希望新的免費電視台衝擊現有電視台。也是大約在這個時候，現有兩個免費電視台高調反對發新牌。現在回頭看當時的事態，是各方面以行動配合為政府轉向開路。

上任特首曾蔭權本來是資深公務員，深知政府決策的潛規則。在沒有足夠基礎否定通訊局建議之前，他不會貿然而動，於是希望做新的顧問報告後找到下台階，卻因通訊局企硬而陷入僵局。曾蔭權是聰明人，反正自己餘下任期無多，於是順勢把問題留給今屆政府。

梁振英與曾蔭權的分別是﹕在無法改變通訊局的立場時，他索性不再做通訊局的工夫。據通訊局的說法，自今年2月起政府便不再與其就免費電視發牌問題「通訊」。梁振英及其班子或者以為自己的處理辦法已足以應付改變政策所帶來的震盪，又或者他們知道自己不是曾蔭權政府，不能拖5年不做決定，唯有硬覑頭皮挺過這一場仗。

免費電視牌照這一場風波，其實是回歸以來大大小小不少政治風波的延伸。這場風波的特點在於所涉及政策是一個「入屋」的話題，因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為我們認知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提供一個範例。

主導香港回歸以來政治發展的深層次矛盾源於北京的一個想法，就是以為在收回香港政權後就可以在制度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逐步掌控和駕馭香港。《基本法》原來承諾在2007年香港可以實現雙普選，反映中共滿有信心在10年左右掌控香港的大局。

可是，董建華在第一屆任期內諸事不遂。北京和香港本地左派就怪罪到公務員頭上，於是引進高官問責制來「廢宰相」（當時是陳方安生）及以政治任命官員凌駕在公務員之上。但結果董建華第二任的情況更糟糕，引發2003年「七一大遊行」，終於導致董先生提早下台。

遺憾的是，北京沒有從董先生當政碰壁而總結出其掌控香港的意圖引發香港民眾的反抗，其所作的結論反而是不能對香港太放手，也不能只是依靠一個特首，而是要全面介入香港政治，在社會各界建立親北京勢力，在文化、傳媒、教育、青年工作這些意識形態領域必須寸土必爭，務求做到除了政權回歸外，人心也要回歸。

北京後來「承諾」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和2020年實現立法會普選，是為2003年後新的對港工作方針定下另一個時間指標，預計再多10年左右，北京應能掌控和駕馭香港。

不過事態發展並不如北京如意算盤所想。過去16年多，有不少香港人附庸權勢，但更多香港人是據理力爭、負隅頑抗，當然也有一些香港人是冷漠或沉靜。很多分析認為香港近10多年的「空轉」是因為政治制度缺陷所造成，這是未有深入認知深層次矛盾而形成的淺見。在未能掌控和駕馭香港之前，北京不會讓香港有一個既有民意基礎而又強而有力的政府。另一方面，香港市民不甘心只做順民，即使沒有民主也盡力維護原來的自由和生活方式。這個深層次矛盾就是香港政治的主旋律。

試看看免費電視牌照風波。王維基曾講過不會搞中央十台，這個「魔童」怎可能駕馭。通訊局本來是政府委任，現在反而變成可以牽制政府。我們香港人會覺得這正是香港的制度優勢，要講法治、講程序、講專業、講制衡。在北京眼中，這恐怕是英國人埋下的釘子，使中國政府在收回香港政權時，才發現原來權力並非集中在決策核心手中，而是分散在大量不同法定機構之中。

港視風波﹕未來矛盾衝突先例

免費電視牌照風波引發大量市民上街，民意一面倒反對政府決定，顯示香港市民不願輕易屈服。很多內幕消息傳出，顯示政府內部也有很多反對政府決定的人。行政會議成員大難臨頭各自飛，顯示他們也不敢公然挑戰香港主流民意和價值。這是矛盾的一方面。

矛盾的另一方面是北京不怕拂逆香港民意以求達到掌控香港的目的。現時令香港市民特別擔心的是﹕梁振英樂意和積極配合北京掌控和駕馭香港。免費電視發牌風波的教訓是﹕香港人以為是制度優勢的東西，在他眼中並不算是什麼。曾蔭權認為要轉個彎才敢做的事，他直闖過去便成。

因為梁振英這種管治手法，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會愈來愈多的浮到面上。如無意外，免費電視發牌風波只是未來類似矛盾衝突的一個先例。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林行止: 幕後干預何苦來哉 量才錄用何樂不為

一、香港免費電視牌照「三揀二」引起公憤的餘波，沒想到持續迭月，反政府決策的群情表面雖非愈演愈烈，卻有持續深化之象，此事不僅令梁振英政府的管治元氣重傷，且暴露了建制派內部分歧甚且存有分裂危機。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昨天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行政長官梁振英支持率為百分之二十二、反對率百分之六十三，支持率減反對率的民望淨值負百分之四十一；如此分數，是梁氏管治「表現失敗」的反映。負責免費電視發牌但無決定實權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由於在處理此事上「言不及義」，民望呈「插水式」下墜至負百分之十二，與早已慘登「負民望榜」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最新民望淨值負百分之四十三）、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最新民望負百分之四十五）及行政長官梁振英，同為特區政府的「負」累！

這麼多政府大員背負「負民望」；加上行政會議成員之首（召集人）林煥光就發牌事件與行政長官處理手法的發言前「倨」後「恭」，迅速打倒昨日之我，盡現天子門生應變自保的急智，惟對其在港人心目中地位難免有負面影響，這正是有輿論要求他辭職的原因；而立法會之首（主席）曾鈺成在此問題上從「豁出去」的略訴衷曲到以稍稍「變調」草草收場，雖然「無礙大局」，只是這種轉變，充分展示了建制內的內部矛盾及統治香港者可能「幕後發功」。不過，「負民望」和「內部矛盾」，俱不足以令特區政府如若干論者所說無法如常施政，因為決策官員「正民望」的還有與民情關係較直接的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正民望百分之七十）、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正民望百分之五十二）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正民望百分之二十五）……。「正能量」也許可抵銷「負能量」。

在官員必須向選民負責的政治體制下，民望「落差」這麼大，政府負責人大都會改組「內閣」，來個大掃除、大清洗，去蕪存菁（？），重整管治團隊、重新出發；可是，梁振英政府沒這種可能亦沒這樣做的必要，以作為最高領導人，梁氏本人便是政府的「負」累，仍滿懷信心要服務港人且不自滿的梁氏，又哪有向自己開刀的（政治道德）勇氣，況且官場與坊間常有「能人」不願蹚此渾水加入「梁班子」的傳聞（不算「要津」的新聞統籌專員出缺數月仍懸空，多少反映了傳聞並非「空穴來風」），特區政府可能真有甘詞厚幣請不到稱職之士的困難！不過，「不改組」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此為「西環調提下出管治權」！秉承「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傳統，香港特區政府管（不是統）治權的授權來源，是中國駐港俗稱「西環」的中聯辦，本月八日，港澳發展戰略研究中心蒯轍元主任在《文匯報》及《大公報》發表題為〈中聯辦出手捍衞行政主導體制天經地義〉的特稿，曲筆承認「西環」介入（出手）特區政府的管治……，事實上，回歸以來便如此，港人不必大驚小怪。

中聯辦介入香港內政，雖然於法（《基本法》）不合，卻是無可避免亦有必要的，因為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特區的政策不可能因為有「兩制」這塊招牌而做出與內地國策有異的施政，這正是回歸前後筆者屢次在這裏「建議」北京政府應仿效英國給香港總督委派旨在調和英、港利益的政治顧問，在行政長官辦公室設立類似職位，以保證香港施政不致「荒腔走板」的原因！其實，正如蒯主任所寫，中聯辦介入特區內政，是「天經地義」，因此，比較「隱蔽」因而不易被發現與《基本法》牴觸的做法是中聯辦內部設有「特區專員」之類的官職（有人會說，整個中聯辦便是「特區辦」、「特區書記處」，即使真是如此，委任一名半公開的「特區專員」亦無不可），專責給行政長官提意見（或發指示）及解釋涉港的國策，以免特區政府做出不符國家（政治及經濟）利益的事；可惜，國人說一套做一套（表面無私為人民服務，暗底下貪財貪得要命）的傳統伸延至政府架構，中聯辦表面功能在做「聯絡」中、港政府的工作，實際則當「介入」為「天經地義」的任務！這種安排不及英派政治顧問的正正當當，顯得有點神秘鬼祟，何苦來哉。

二、一件本來可以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拍板決定的事，所以搞出滿城怨氣、掀起漫天風雨，皆因行政長官最後的決定，與部分行政會議成員的意見相左而他們又樂於表達個人意見（梁振英有林煥光，與曾蔭權有梁振英的效用相似），更重要的是，這種決定和多份研究報告的結論「背馳」。非常明顯，這項與已發聲、團結在香港電視網絡員工左右的民意相反的決定，純然出於政治考慮（見十月三十日本欄），站在管治以至統治者的立場，基於擔心大眾傳媒可能失控，在內地仍以「和諧」為主旋律的情形下，這種決策有其必要；而反對者從創意工業的角度衡量，當然憤憤不平……。

由於筆者一早認定政治重於一切，因此不認為形形色色的抗議有效（卻肯定會增加「梁班子」的管治難度）！事到如今，筆者有下述兩點看法—

甲、王維基以為邀請他申請牌照等於可獲發牌照，遂作出大膽而現在證實錯誤的商業決定。不過，其經濟損耗多寡，還要看他以私人名義持有本擬興建香港電視城土地的「去向」；王氏是商業奇才，如果他獲發牌照，他大概不難從把這幅土地賣給上市公司上「取回」（recoup）他在電視製作上的投資。可惜此次王氏誤讀誤判有關官員的口頭邀請；從王維基近日的言論看，他是個完全理解亦樂於承擔自由市場風險的真正資本家。

乙、獲發免費電視牌的兩大財團（政府說它們財力雄厚是獲發牌的主要原因），在籌辦免費電視啟播的同時，請考慮聘請香港電視網絡的員工—已被解僱的及因合約未屆期仍「保住」職位的—這批經商業眼光敏銳的王維基僱用的電視人才，必有長處。換句話說，經王氏的篩選，這批員工應該都是可用之才，此際在他們之中物色合用之人，在私可充實新免費台實力且展示有創新的雄心，在公則可紓解已被解僱及合約屆期即失業者的怨氣，進而令相關行會以至社會上不滿政府的聲音稍降。當然，聘請「王氏員工」絕非獲發牌照的條件，但這樣做益己利公，何樂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