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佔教」．奶之壓．薄定理

為撲滅「佔中」，京官「忽然法治」，本地大資本家「忽然道德」；這些無疑都是很可喜的現象，尤其後者，因為「道德」二字，在今天香港這個逐步發展成越來越 多的事物以人民幣為最終尺度的後回歸商業社會裏，實在久違了。大資本家講得好──「佔中」的確包含一個核心的道德議題，而這個議題，率先在本地基督的信徒 當中着了火頭、不斷擴散、燃燒。這個現象並非偶然，因為在新約《聖經》的教訓底下，基督徒千百年來有一個入世工作行善求公義的信念傳統，曾經、而且不斷發 揮社會政治影響力。在這個傳統裏，「公義」（justice）是「道德」的一個重要內涵。

一、地上的鹽、世上的光

為說明這個傳統，筆者試舉一例。十六世紀西方宗教改革，出現若干新教理論，其中之一就是法國的加爾文主義。大家知道，加爾文相信「命定論」 （predestination），認為神既是全知的，則必然老早知道個別人能否得到救贖，但人自己卻不知道，只能靠觀察自己的道德和行為作猜測。

如此，信徒在期望得救、棄惡行善、自我觀察這三個環節之間努力不懈，最終未必能得救贖，但社會效果自然明顯：與人為善那部分開出更多慈善事業，克己勤奮那 部分（按社會學大師Max Weber的說法）開出敬業樂業的經典資本主義精神，從西、北歐幾個國家興起，一直傳到美國。這是加爾文主義的社會影響。（這個說法與「資本主義萬惡」、 「剝削及殖民掠奪是今天西方富裕的來源」等說法迥然不同；這個分歧不是本文要點。）

政治方面，加爾文主義傳到蘇格蘭，在John Knox等人的努力下，產生了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此教派特點之一就是其內部的管理制度是以信友民主選舉為基礎的；於1706年正式傳到美洲新大陸之後，這個制度就成為當地最早的共和制 度，作為藍本，直接、幾乎百分之百影響了七十年之後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體制。《美國憲法》的簽署者當中，有一位John Witherspoon，既是大學校長（College of New Jersey，普林斯頓大學的前身），也是長老會的長老【註1】。加爾文的影響歷久不衰，今天美國長老會宣道四優先的第二項如是說：「公義與仁愛──神要 求我們直面生活中的一切不義，刻意服務窮苦、受壓、受不公待遇的人群，甘冒個人與集體風險亦在所不惜。」

在「行公義」方面，羅馬公教也有很好的傳統，因為其教義的一個要點就是「信主和行義必須並行」，根據來自《馬竇福音》7:21「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 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重點在一個「行」字；也來自《雅各書》2:26「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仰沒有行為也是死的。」（公教的 教義在這一點上與路德的看法不同，後者認為信主是得救的充要條件。這不是說路德認為行善不重要；路德的信徒認為，善行是信耶穌者得救後自然生出的 「果」。）

二十世紀以降，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基督徒當中，出現了以促進社會公義為重要目的的各種運動和思潮，包括「進步基督信仰運動」、「基督民主主義」、「解放神 學」，等等，在新世代之中尤其盛行。年輕人信基督，已經越來越不只是讀《聖經》、上團契、守主日、行慈善等傳統活動，而包括直接介入社會、政治，與不公義 抗爭【註2】。

相比，香港的基督信仰傳統比較缺乏社會參與這一項（雖然幾十年來不少本地社運人士都有基督信仰背景）；這個欠缺不一定和教會的義理有關，而很可能是由於英 港殖民管治之下的非政治化高壓及其回歸後在教會內的慣性延續。今天，越來越多年輕基督徒正在補這堂社會政治課，而最近出現的「佔中」運動，又正好是這些年 輕人的一個切入點。

觀其勢，「佔中」運動遠未開始，「佔教」卻正在發生。運動的訊息在教會裏傳播，也直接導致一些教牧發出強烈的「反佔中」（其實即「反佔教」）聲音。真理越辯越明，結果無論如何，都是很好的。

二、「壓力測試」

據說梁特搞出來的「限奶令」快要進行「壓力測試」，通過的話便會適時抽起。不過，筆者認為，「壓力」並不和需要什麼測試有關，真正來源乃是王光亞爺爺因為 孫子吃不夠港奶而一再表示不悅。這個壓力是真的，那個測試所以是假的。選擇「十一」前後取消「限奶令」，也就特別能夠顧及大陸官員們的感受了。

不過，特區當局的有關官員選用「壓力測試」這個名堂，倒也可圈可點，未必不是一個對實情深度不滿之餘的一語相關。

三、薄案的Maxi-Min解

薄熙來判了終身監禁、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此間一些評論認為判決大大超重，證據是一些牽涉貪腐的案例裏，贓款購買力平價只是今天的兩千多 萬人仔的話，判的刑期頂多十多二十年。但這是誤解了。大陸的刑法對受賄罪（薄的第一條罪狀）特別嚴格，不能只看贓款的銀碼。如果讀者有興趣這點，可到大陸 的一些法律訊息網上查一查各種貪腐罪的案例特別是其判決書，便會很清楚；這裏簡單介紹其中兩個。

鄒韶祿受賄案：國企雲铜集團原董事長兼總經理鄒韶祿2008年被控受賄，污款共計一千七百多萬元，與薄案中的受賄款額差不多。鄒案作了如下判決：「鑑於其 具有自首情節，且退繳全部贓款和非法所得，認罪、悔罪態度好，被依法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鄒某態度比薄熙來好得多， 但判的刑與薄一模一樣，薄反而像是輕判了。

蕭明輝等受賄、介紹賄賂案：蕭明輝是洋浦規劃局投資項目負責人，2008年判受賄罪，案中牽涉的污款大數也恰好和薄一樣是兩千多萬元，主犯蕭明輝也是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由此可見，單純按薄的罪名及受賄款額而言，給他的判決結果一點也不過重，有很妥貼的先例可援。不過，我們分析薄案，公開的罪名和量刑並非關鍵。真正重要的 有兩點：一是大陸的最高層權鬥，是在解決了之後，還要靠一件「法治」外衣裝飾，以圖取得公眾認受；一是權鬥借「打虎」的名義進行，必須恰到好處，即罪名要 大得剛剛好能把對方整死、一了百了，但不能嚴重得損害了黨的「尊嚴」。這兩點分別討論。

在民主國家裏，某些政治問題若無法由政治本身解決，的確也是交由司法系統定奪；這不一定能保證公允，因為法官歸根到底也是有政治偏好的人，而且最高層的司 法人選也是由政治系統產生的，只不過產生的程序比較公開公正，產生之後，政治不能再干預司法，而司法本身的程序正義和訊息公開的要求都很高。審判一宗政治 事件，如同審判一般案件一樣，目的是讓事實說話，之後法官按法律條文定奪。在大陸，找司法系統「解決」政治問題，完全不是這一套，而不過是政治鬥爭勝利者 事後上演的一場「合法化」遊戲，和當年斯大林上演的大清黨法治戲沒有兩樣（後者比大陸審薄更為「公開公正」，此點筆者已經介紹過）。

薄案控方完全把黨的最高層的政治動機隱藏，有論者認為是反映大陸的「司法去政治化」，因而是一種進步，但那是一個徹底的謬誤。司法不排拒政治，只要有法可 依的訴訟，就算是飽含政治，法庭完全可以受理。薄案真況如何，外人無法確切得知，但可有幾點推測：若薄沒有貪腐，那麼案件完全是一種政治迫害；若薄有貪 腐，那麼，在政治鬥爭之餘，表面上貪腐的程度肯定比真實的低得多。在大陸，一個小小的村官，貪腐的金額也經常過億。2009年，廣東省中山出了一起村官腐 敗案，該名村官六年斂財50多億【註3】。薄家沒有可能像案中描述的那樣，二十年來挖空心思才貪得那兩千多萬元。所以，無論薄有否貪腐，案中所指的贓款金 額不值一哂；然其巧妙之處，正如上文說過，是必須大得能夠把薄整死、永世不得翻身，但數額又必須盡量小，以顧全黨的最高層的集體面子。畢竟，一個在位多年 的太子黨中常委貪腐真相，揭露出來大家都不好看。所以薄案中的貪腐罪名和金額，是一個經過精算之後取得的「不偏不倚的法治平衡」；在博弈數學裏，這樣的解 稱為「Maxi-Min解」。這個做法，將成為公開審判政治鬥爭敗陣的黨員的先例，由上而下通行整個大陸。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氣短集》之九

【註1】此段參考D.J.Kennedy & J.Newcombe的書What if Jesus Had Never Been Born? （1994, Nelson Books）的第三章。

【註2】「進步基督信仰運動」的宣言見Hal Taussig的文章A Quiet Revolution（2006）：http://web.archive.org/web/20110 ... gressiveArticle.pdf。

【註3】見「人民網」強國論壇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 ... 71177&boardId=1。

盧峯︰ 自貿區必須變成「政治租界」

 

上海成立自由貿易區的消息最近一星期以來沸沸揚揚，內地、香港以至國際傳媒都有大量報道。有的指自貿區將成為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先行者，有的擔心這個自貿區將威脅香港的生存空間，更有些只懂向北望的商家拿自貿區來批評香港徘徊不前。但最重要又最有趣的消息卻是自貿區會否開放網禁，會否開放讓facebook、twitter等國際社交媒體自由流動，有傳媒一度刊登報道指上海自貿區將破天荒拆除防火牆，取消網禁，一時間令不少人對自貿區刮目相看，充滿憧憬，因為這意味上海自貿區將會像其他國際金融中心那樣讓資訊自由流動，讓市場高度透明。

可惜，一切都是美麗的誤會。開放網禁的餘音還在人們耳邊低迴之際，權威的人民網就發表報道否認有關消息，人民日報海外版則發表文章，指上海自貿區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強調中國不會在互聯網上設立「政治租界」，又指阿拉伯國家的「茉莉花革命」清楚反映網絡訊息戰的威力，中國必須保持對互聯網的有效管理，以免上海自貿區陷為各路政治勢力鬥爭的犧牲品。

中國官媒把開放「上海自貿區」網禁說成是設立「政治租界」的說法不但荒謬可笑，更反映中國政府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時刻仍抱着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過時想法，仍把國際化及跟國際接軌視為喪權辱國的做法，視為違反國家利益的做法。只要這樣的老舊思維方式不變，成立多少個自貿區都沒有用，都不足以令中國金融市場全面開放，都難以威脅香港的地位。

任何國際金融中心都有一些基本的社會及制度條件，例如完善的法治，資金不受窒礙的流動，資訊自由流通，能隨時隨地跟其他市場及地區保持聯繫溝通等。中國政府這次在上海及其他「自由貿易區」，為的就是要打造幾個類似香港的金融中心，為的就是令金融市場加快跟國際接軌，令人民幣能加快全面自由兌換。她該做的是為這些自貿區奠下合適的社會及制度條件，讓它們可以茁壯成長，不會成為非驢非馬的東西。只可惜，北京領導層死抱政治硬、經濟軟的保守思維，依然以陰謀論看待資訊流通問題，依然要對網上世界處處設限，甚至把開放網禁說成是建立「政治租界」。在這樣的僵化思維下，新成立的上海自貿區根本無法合乎資訊自由流動的條件，根本無法讓市場人士及金融機構即時跟外界保持聯繫。像這樣的自貿區怎能蛻變成金融中心又或取代香港呢？

事實上可以自由連接通行全球的社交媒體如facebook已成為任何國際都會不可或缺的條件。不管是企業高層、投資者、分析員已越來越倚賴社交媒體得到第一手訊息及了解同伴同儕的想法。中國政府不肯開放網禁，在自貿區工作的企業主管、投資者跟其他市場的聯繫將會變得不暢順及緩慢，甚至因此而錯過重要訊息，失卻投資機會。在訊息不靈的情況下，誰會願意在「自貿區」大展拳腳又或把主要交易搬到區內呢？

已故中共元老鄧小平對香港的作用有獨到的看法，其中一條就是說香港訊息靈通，可以協助內地多了解世界。中國政府既然想藉上海及其他自貿區複製幾個香港，打造幾個金融中心，怎麼反而忘記了老爺子的話，忘記了資訊流通、訊息靈通的重要性，繼續實施網禁呢？這樣自相矛盾的政策只會令自貿區成為一些內地企業走資、投機倒把的遊樂場，不可能變成香港，更不可能成為倫敦、紐約。

周日話題﹕我們最幸福 順民心態澳門製造

文  譚蕙芸

兩周前，我登上了往澳門的水翼船。這次旅程有點不一樣，以前只會到食店，豬扒飽、燒乳豬、水蟹粥，通通今次要照去，順路經過葡式古蹟，還要扮文藝青年留影。但不同的是，這趟我特意要求澳門朋友增加兩個景點：立法會選舉票站及候選人競選總部。

我知道，這是一個莫名奇妙的「政治考察」。澳門選舉在港人心中，除了千奇百趣疑似「賄選」手法（如派發印有候選人頭像的薯片，託兒所寄學生手冊給家長時夾競選單張，包起酒樓任飲任食，出動電單車載員工投票）。然後，就只剩下鄉親派商人惡鬥民主老手的老掉牙戲碼。簡單一句，香港人「看不起」澳門選舉。

這一種「看不起」，是基於澳門政治局勢，整體比香港建制得多。香港廿三條引發二○○三年五十萬人遊行；澳門廿三條卻在二○○九年悄悄通過。香港政改明年或會引發劍拔弩張的佔領中環；澳門去年完成的政改，立法會直選議席比例沒加，特首選舉基本上還是小圈子。澳門民主派也曾就政改掙扎過，搞了一場數千人的民間投票，但瞬間愛國陣營卻可急召十萬份意見書力撐，可見澳門反對派猶如螳臂當車。今次澳門選舉民主派敗陣，也窺見澳門建制勢力牢不可破。澳門的和諧似乎輸入了電腦程式，自動埋位，叫阿爺安心，叫隔鄰港人震驚。

與其說是震驚，更多是大惑不解。和內地不同，澳門人可自由閱覽香港傳媒，家家戶戶看香港電視新聞，而且原汁原味，不像內地遇到政治禁區會插播廣告。不少澳門的士司機收聽香港的電台；不少澳門人讀「反動」的《蘋果日報》。澳門人上facebook沒問題，不像內地要翻牆。但神奇地，澳門人大量飲用香港傳媒奶水，對民主抗爭信息似乎免疫。學者發現，澳門人不但比港人更愛國，亦較順從政府。我的澳門朋友多次說：「澳門人係怕事。」學者也戲言，澳門猶如「半個解放區」。

我跟身邊的港人談這事，大家闊佬懶理，更形容「澳門跟大陸一樣吧！」我聽到這裏有點忐忑。明明只隔一小時船程，不少澳門人在港求學工作，收看一樣的傳媒，我不相信，香港人天生叛逆，澳門人基因裏就是和諧。我認為，當香港媒體聚焦討論澳門賄選、民主派失利這些表徵，不如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澳門這些疑似賄選，建制大勝的格局，即使不是澳門人主動選擇，也是澳門人默許的。我會問：為何澳門人如此馴服，接納這種社會現狀？

抱這個疑惑，我赴澳兩次，參加了一個「選舉檢討會」，訪問了澳門民主派人士和多位年輕人，透過學者介紹閱讀相關文獻。我發現，澳門人的「順民性格」源遠流長。澳門公民意識乾涸，源自多年政治文化土壤貧瘠。原來，香港和澳門像孿生兒，同樣經歷殖民，走的路卻近乎相反。連串事件，一環扣一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比港人更馴服的澳門人。

（一）他們的「六七暴動」

一九六六至六七年，受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港澳均發生群眾運動，結果卻相反。一九六七年在港人記憶是「土製菠蘿」滿地、商台廣播員林彬被燒死。港英政府成功鎮壓，定性事件為「暴動」，事後左派經歷低潮，港人一般覺得左派人士「搞搞陣」、「思想偏激」。

一九六七年前後，澳門同樣發生一場運動，卻是「反殖抗暴」勝利。一九六六年底，澳門華人因建校問題跟葡政府衝突，左派乘勢進行「反殖抗爭」，引發流血事件，八名華人死亡，是為「一二‧三事件」（事件發生於十二月三日）。抗爭期間大量紅衛兵從內地準備入澳，反而中國政府不想於當時「收回澳門」，派解放軍鎮守邊界，再派廣東官員斡旋，最後葡國政府向澳門華人道歉，更賠款告終。自此澳門華人覺得「鬼佬唔夠華人鬥」、「祖國是保護華人的」。

（二）他們的「調景嶺」被消失

回歸前，十一和雙十兩天，香港街頭可見兩種旗幟，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香港社會互相制衡，勢均力敵。老一輩記得，調景嶺寮屋區未拆前，聚居了親國民黨人士，山頭還有「蔣總統萬歲」大字。

相反，澳門的親台勢力，早早被清洗。一九六○年代中「一二‧三事件」後，葡政府應愛國社團要求，把澳門境內國民黨員全部驅走。澳門「關前街」一帶至今有不少丟空舊樓，據老澳門說，是國民黨員敗走澳門時留下的，業權不明，現儼如死城。故此，數十年殖民澳門，親台勢力幾近消失，親北京陣營獨領風騷。

（三）他們沒有「陳日君」

港澳同為殖民地，有深厚教會傳統，兩地天主教徒佔人口比例相近（6-8%）。然而香港天主教較多涉及政治，如回歸前教區公開支持彭定康政改，「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常參與社會行動。回歸後，前主教陳日君多次論政，教區近日亦表示，若公義不彰顯，可接受如佔中等公民抗命。

相反，澳門天主教卻與中共關係友好。本身是修女亦是學者的梁潔芬分析，澳門教會自一九六○年代「一二‧三事件」後，因在事件裏受到左派人士衝擊，從此少涉足政治。到了一九八○十年代，澳門天主教主教獲邀為基本法草委，是唯一的宗教界代表；相反，香港這邊草委有佛教和基督教代表，唯獨沒天主教。梁潔芬形容，澳門教會傳統上和親中勢力關係「融洽」，相反香港教區偶與中共唱反調，教徒亦較多介入社會，擔當「社會良心及希望」的角色。

（四）他們沒有「黃之鋒」和「華叔」

被稱為「澳門社運女神」、本身為澳門小學教師的甘雪玲，今次替民主派助選，她留意道：「澳門年輕人收到傳單時眼神空洞，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她估計，香港通識教育培育了一批關注社會的年輕人，卻難以想像澳門會孕育出一個像黃之鋒這樣的學生。余振等學者亦發現，澳門中學生「愛國」程度高，對民主政治欠深入了解。

身為老師的甘雪玲解釋，澳門學校少談政治，即使有公民教育科，亦只談品德教育和愛國教育。兩地教育界風氣也不同，香港教師工會如「教協」有數十年爭取民主傳統，相反，澳門九成學校是私校，老師要每年續約，工作欠保障，教師對社會議題敢怒不敢言。即使大學也缺乏自由開放風氣。二○○八年澳門推廿三條，四間大學的學生會借澳門大學舉行論壇，主辦單位卻受壓取消活動。

（五）殖民政府的能力

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改善施政，吸納民間意見，設立廉政公署，推行免費教育。港人不一定要借助人脈，也可直接與政府部們接觸，辦理生活所需手續。但葡國政府行政效率低，貪污嚴重，加上沒推行葡文教育，華人生活遇上困難，需靠愛國社團「出頭」。余振等學者舉例，澳門以前民間嫁娶要放煙花，棺木要運回內地埋葬，也要靠社團向葡政府周旋才獲得批文。故此，澳人習慣左派社團「庇護」，到了選舉支持社團背景議員亦順理成章。

回歸後，香港經濟表現未如澳門，亦可能引發「港人抗爭，澳人順從」兩種心態。澳門民主派議員歐錦新和吳國昌均指，香港回歸後經濟一般，港青面對「下流社會」，薪金沒上升，更要住房，易生怨氣；相反，澳門回歸後因賭權開放，財源滾滾，二○○六年澳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更首次超越香港，澳門人自覺「站起來」，濠江似乎進入了「盛世」，物質生活充裕，民主變得不重要。

澳門年輕人跟我說：「祖國對澳門很好，回歸後開放賭牌，又成功申請世遺，經濟大好，要比『衰到貼地』葡國佬好很多。」也有一說：「以前向葡政府申請證件拖很久，現在政府效率好，公務員『面色』（服務態度）也好了。」當香港青年懷念港英時代，高舉英國旗；澳門華人極少懷念葡萄牙，類似「港獨」或「本土自治」論述，難以在澳門生根。

一個澳門人的心路歷程

在澳門土生土長，後赴香港讀大學，現於香港傳媒工作的L，跟我解釋「一個澳門人的心路歷程」。她說，小時候在澳門只知努力讀書，對社會毫不關心：「六四，我覺得不關我事，好似旁觀者，覺得香港好煩。」即使澳門人大量收看香港傳媒，但大家總有辦法「視而不見」。

我問她，澳門人不抗爭，是害怕打壓嗎？她努力回憶：「連害怕也說不上，更接近是『沒感覺』。」L來港求學工作後漸漸發現自己開始認同香港價值，覺得澳門愈來愈陌生，心裏頗難受：「覺得自己兩邊不是人」。今次特意回澳門投票，結果民主派失利，很失望：「澳門如今『窮得只剩下錢』，跟北韓人活在極權下仍自覺『我們最幸福』的心態差不多。」

怕涉政治飯碗不保

澳門人怕涉足政治，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飯碗不保。在澳門期間，不同場合有人認真問我：「為什麼戴耀廷不會因佔中丟掉教席？」「為何學校不向黃之鋒施壓？」聽到這些問題我訝異不已。問的人，一個是留學回來的澳門人，另一個也是知識分子。

原來，澳門是一個小城，數十萬人口，大家互相認識，行頭很窄，一旦因政治原因失工作，很難東家唔打打西家。近日活躍澳門政治的甘雪玲老師說，已感到學校給她壓力，有心理準備丟工作。我跟澳門人解釋，在香港若戴耀廷被解僱，黃之鋒無書讀，媒體必群起採訪。但澳門人說，若有人因參政被炒，犧牲會是靜悄悄的，因澳門主流傳媒不會報道。事實上，澳門傳媒噤聲，已不是新聞。余振等學者也發現，過去澳門選舉，傳媒會多點報道建制派，少點報道民主派。澳門民主派議員吳國昌說，近年他愈來愈難登上澳門主流媒體，有選民說：「今屆不投你，因為在傳媒看不到你，覺得你冇做，我寧可投給陳明金。」

今次選舉傳媒寵兒，要數拉票招數甚有台灣味的「福建幫」生意人陳明金，其名單取下三席大勝，有人分析，財雄勢大商家有資源派禮物，且打「福建人」同鄉牌吸引新移民，香港應引以為鑑，並指向香港同樣龐大的新移民票源，以及建制派「蛇齋餅」攻勢，悲觀地預言：今日澳門，明日香港。

然而，我卻從澳門故事，看到港人更應堅持。相比澳門，香港幸運得多。我們有更廉潔的政府、更開放的傳媒、更有牙力的議會（澳門立法會直選議席少，權力亦不及香港）。連基本法，香港那一張也寫得較寬鬆。原來，澳門基本法條文上沒寫「普選」，香港基本法卻因當年草委爭取而寫入「最終達至普選」。可見，濠江的戰場更艱難，香港卻比澳門擁有更多有利爭取民主的籌碼：如廉政、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這些橋頭堡，港人未來必須捍衛，半寸不能讓。

港澳命運脣齒相依

澳門不是沒希望的。這次往澳門採訪遇到很多有心人，他們都是土生土長、有學歷的年輕人，寧可放棄賭場或政府工等高薪厚職，在小城涉足吃力不討好的政治，或幾個有心人搞獨立媒體，為的是對澳門的一份感情，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理想、衝勁和希望。看到澳門朋友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仍然堅持，香港人更沒藉口放棄。誠如澳門民主派議員吳國昌說過：「香港二○一七年會否有真普選，不是澳門人能干預的。反而，香港二○一七政改的過程和結果，對澳門政改下一步，必有重大影響。」

作為一個港人，寫這篇文章我是膽怯的。無論做幾多訪問，讀幾多史料，我仍是一個外人，對澳門的理解或有偏差。然而，澳門同路人都希望我下筆，因為你們說過：「澳門人只能透過港媒『出口轉內銷』知道澳門消息」。作為香港記者，我有內疚，香港傳媒多年忽略了澳門，除了四年一次選舉，五一遊行看看有沒有亂象，平日濠江根本進入不了香港媒體的視角。我想說，香港遊客將來到訪澳門，水蟹粥是要吃的，角子老虎機可以繼續拉，然而大家不要忘記，以澳門為家的六十萬人，和香港這邊七百萬人，有唇齒相依的命運。

參考資料：

余振、婁勝華、陳卓華《澳門華人政治文化縱向研究》

吳國昌《民主派‧濠江論政》

Moises Silva FernandesMacau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梁潔芬「非殖民地化：港澳天主教會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