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洛﹕篩選預選的魔鬼細節 ——兼論2017普選行政長官辦法

早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表示，要確保「愛國愛港」人士在港長期執政；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更指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一定要有篩選」。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認為港人「不應聽到篩選就唔開心」，問題是「篩選的定義是什麼」。更甚者，有人進而蓄意誤導混淆，說其他有民主的地方都有預選機制，還說很多民主國家及地區都將參選人降至特定名額云云。

看來，香港的政制發展又再次陷入一個由假議題造成的爭議當中。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清楚表明，公民均應有權利及機會直接或經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進行，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本來，我們應該最關心的，是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方法如何做好程序公義的兩件事，就算大功告成：第一是選舉必須文明而和平地進行，第二是選舉結果賦予當選人足夠的認受性，落敗的接受結果，並為下次選舉繼續備戰。由始至終，「愛國愛港」乃至「篩選」之說都不涉及法律和制度設計的探討，涉及的是在當權者的心魔——他們不可忍受的人和組織——因此千方百計在法律和制度上根本地破壞程序公義，令選舉變質。真正的普選，須符合普及而平等的規定，選舉結果是由公民作主的，沒有可能預設。相反，中央由始至終根本不信任香港人，更甚是害怕承受不了由香港人自由選舉產生的結果，現在有關方面想繼續在香港欽點行政長官，處處設限來保護既有特權，是離經叛道的做法。若香港人和民主派認命的話，2017年及以後的行政長官選舉會是一種不自由、不公平的A貨選舉。

共產選舉篩選三部曲

《基本法》第45條條文中有一個「民主程序」的規定，是否賦予提名委員會預選或內部篩選特首候選人的特權？什麼是「民主程序」，人大常委擁有最終解釋權，要霸王硬上弓，中央和在港的一眾既得利益集團一定有辦法做到。若然以篩選和為參選人數設限為目的，提名委員會好可能會模仿共產政權的手法。筆者研究過一些操控選舉的方法，綜合出提名委員會可以用三個步驟來限制參選人（註一）：

第一步，是要求所有有意參與的人士得到一定提名委員會成員的支持（情可以跟現行選舉委員會提名的辦法一致）；

第二步，是規定全體提名委員會成員對符合第一步入場資格的人士用「不贊成票」的方式，不容許那些得到超過一半「不贊成票」的人士出選，實質是篩走一些不符合當權者心意的人士及黨派；

第三步，要求餘下的人士必須得到提名委員會投一定份額的贊成票確認，始容許正式參選。

換言之，透過這個似是而非的「民主程序」操作，在第二步就可以達到排拒某種政治取態的人士參與的目的，而第三步又再而拒絕一些人脈關係未夠強，又或者未夠分量的「愛國愛港」人士參與，以達到限制參選人數的目的。問題是，這個三步篩選過程視自由選舉權為無物，這個程序不可能符合自由、普及而平等選舉的要求，這裏並無任何「灰色地帶」，假的真不了，也欺騙不了香港人。

民主選舉信任人民智慧

當然，《基本法》第45條所指的「民主程序」，從來沒有規定要篩選或者預選，所以也絕對可以是一個開放包容的簡易的確認程序，只需要採用低提名門檻便成。民間團體一直有「公民提名」的要求，同樣只要得到足夠數目的提名委員願意確認並支持有關人士，便應該不會造成任何法律上的問題。至於提名委員會不做篩選會否造成有太多候選人，令選民花多眼亂，令選舉過程變得複雜？根據國際研究組織IDEA（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在119個有普選行政首長制度國家的研究，81個採用讓所有選民有兩輪投票的制度，容許在第一輪得票最高的兩名候選人在第二輪對決，達到汰弱留悤的目的，最重要是全程由全體選民一人一票定奪，完全不用成立特設機關或「民主程序」做預選或者篩選，而最終勝選的人應該取得超過一半選票而享有頗高的認受程度。另外，有20個國家用簡單多數票的辦法選出行政機關首長，勝出的人得票率很有可能低於一半，對管治來說未必是理想的結果。美國有唯一的選舉人票的制度早已演化成變相直選，不少引述美國的評論都是一知半解，甚至不求甚解，例如將民主共和兩黨的黨內初選曲解成預選和篩選，事實是兩大政黨根本不可能限制或阻止其他人的參與資格。另外，只有愛爾蘭選民可以按自己的判斷在選票上將眾多候選人排列次序，用「單一可轉移票」（Single Transferable Vote）的方法選出總統（註二）。

引入國際選舉觀察準則

筆者認為，香港萬萬不可標奇立異地搞假普選，更不應為篩選候選人向共產時代偷師。我們只需要遵守國際認同的選舉原則，參照世界趨勢，採用兩輪投票的制度便可化繁為簡，妥善處理好普選行政長官一事。有意見可能擔心香港人未必了解兩輪投票這種制度，筆者建議民意調查機構進行多次「模擬行政長官選舉」，測試巿民對兩輪投票的接受程度，及早指出可能出現的困難。同時，如果民意調查也及早確定香港人對由提名委員會做預選或者篩選的取態，中央政府也許還可以避免做出了一些必然引起公憤的錯誤部署。

沒有人希望見到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淪為笑話，因此筆者建議學者及民間團體主動向國際監察選舉的組織借鏡，有系統地引入獨立可信的原則及機制，成立有公信力的選舉觀察機構，培訓觀察員，與國際組織緊密合作，記錄及報告選舉是否符合自由、普及而平等原則，以及是否有種種不尋常的干預、舞弊等現象（註三）。

註一：Robert K. Furtak (Ed), Elections in Socialist States, 1990.

註二：http://www.idea.int/uid/fieldview.cfm?field=158®ion=-1

註三：http://hub.coe.int/web/coe-portal/what-we-do/democracy/

lections-and-democracy?dynLink=true&layoutId=445&dlgroupId=10226&fromArticleId=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梁美儀﹕多脆弱的新聞自由

香港記者早前在北京採訪維權人士楊匡，探望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太太劉霞之時，疑遭內地國保人員拳打腳踢，事發至今，內地當局一直對事件採取不了了之的態度。最可笑的是，當局不單沒作出公正交代，還對「受害人」作出反指控，反指控傳媒當日阻塞通道，犯錯在先。有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更在報章撰文，指是無綫記者先出手推人，之後播出時卻刪走記者打人片段，是自編自導自演事件，賊喊捉賊。

即使當時記者真的阻街，內地公安人員不懂勸喻嗎？難道記者當時手執攻擊性武器？阻街就可以隨便暴力驅趕嗎？還有那些撰文反控記者的人，我們歡迎當局拿出全面的調查報告及證據，交代是否如他所言，記者推人在先，若他沒有事實根據便來反控受害人，難道他欲將「砌生豬肉」執法文化引進香港麼？

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遭無理暴力襲擊，但身在北京出席兩會的港區人代政協代表，卻沒有仗義執言，連提一個聯署，要求中央關注記者被打事件的行動也沒有，這種冷待態度，令人心寒，我們還能期望這群人為港人發聲，維護港人在內地的權益嗎？

還有近日港台員工面對政治壓力事件，已顯示有人不斷在測試港人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底線，只要香港人對這些事情變得麻木懶理，這道底線又會被拉低一點點，港人習以為常的自由，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被削弱。

剛上任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兩會後的中外記者會上作了這樣的結語：「如果說沒有新聞記者的話，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新聞了。你們（記者）很辛苦，也請保重。」謹將這番話送給香港的新聞工作者及全港市民。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黎智英 ：良知的耶路撒冷

我們並沒有仇恨。我們不要反對誰打倒誰，我們不要打破任何機制任何規條，我們受騙久了，憤怒久了，也不再憤怒了，我們只是對你絕望；但我們不會放棄，我們的尊嚴讓我們不能放棄。真的，我們不憤怒，沒有敵人，不要攻擊，不要革命，也不要戰勝誰，我們要的是尊嚴！失敗若然保住了尊嚴，我們寧願接受失敗，我們做了本份，向子孫交代了，使他們有責任繼續下去。我們願意押下中環，我們生計的命脈，願意去坐牢，押下我們的自由，甚至我們的生命，就是要保存住我們這一代人的尊嚴。enough is enough，我們不再任由瞞騙，任由擺佈。我們是老百姓，不是儍瓜。

過渡十年《基本法》承諾○七○八年雙普選，○四你強詞奪理自行釋法廢掉承諾，當我們香港人透明，你哈哈兩聲便疾塵逸去，指掌間你便搞掂了我們這七百萬順民，你真的厲害！我們第一次碰到強盜，手足無措，蓬頭垢面。一○年推行政改又是小圈子選舉，我們仍以為一七年必然會有直選特首，現在一人一票選特首毫無眉目，北京已先拋下個鑑定「愛港愛國」這撒手鐧，這遊戲太白癡，唔好玩，唔好客氣，你攞番屋企同你老婆仔女玩啦！

你就是不想給我們普選，這已是明顯不過，硬着心腸，沉默閉嘴，不是要比講些你我他都不相信的胡說八道更有體面嗎？你至少也是個強國啊！也許，你連儀態也顧不到了，講到普選你就怕得要命。但是，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普選是所有獨裁專政最後的宿命，獨裁末路，大勢所趨，時代巨輪不會停下來等你綁好鞋帶才欣然上車的。我們不再受騙，不再等了，我們要與你攤牌！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倡議佔領中環，何俊仁第一個在立法局響應說，不介意坐牢，不介意被取消律師牌照都要公民抗命參加佔領中環，跟着是黃碧雲、陳日君樞機、李柱銘、李鵬飛、練乙錚、李怡……很多知名人士陸續要參與。這些人都說，佔領中環，拉了不交保，緩刑不用坐牢便繼續佔領，甚至燒區旗，反正無普選便無一國兩制，這區旗名存實亡，總之要坐牢到底！

如果爭取我們《基本法》賦予的普選權利，是向北京與虎謀皮，我們幾乎注定失敗。爭普選要坐牢等於整個社會的良知在坐牢。殉道的精神，是在萬里晴空中閃耀着的道德彩虹！美麗彩虹背後，卻是北大人的面目猙獰！我們要你的謊言在世人眼中付出昂貴的道德代價！

一國兩制最大分別是我們與北大人是非價值觀這兩制迥異。我們香港人是從英國殖民地走出來，同時也是從西方基督教宗教文明的價值觀走出來，我們透明簡單直接，相信真理，求真是我們社會也是我們個人的取向。你可以變臉，你可以整容，你可以扮相，在求真意識下你只會顯得更醜陋。真相終於要暴露，你就是想一直以醜陋的伎倆玩弄下去，拖延普選下去，到最後誰都無好處，你失去了道德權威，受世人唾棄，我們也失去了權利和自由。

陳樞機、李柱銘、李怡、李鵬飛等老邁體弱，高瞻遠矚，若然他們用生命的餘暉可以為中國的民主發點光，為香港人的良知點燃起一點火，我想他們不會猶豫地說：「不妨用我們的身體作燃油！」我想，這便是佔領中環這運動的精神吧？我們每人也跟着他們說：「不妨用我們的身體作燃油！」這為了照亮下一代。

我們沒有力量抗爭，在暴力面前我們是弱者；你是強人，我們卻有良知，可用良知燃燒我們的道德力量。你是道德病夫，我們要以非暴力，以身體，自由和利益，甚至生命奉獻，讓我們的良知透過奉獻的考驗向下一代許下諾言，我們會走到盡頭也要走下去，就是為了對兒女們這承諾。我們都活着，要接受考驗。我們是老百姓，不是弱者！

讓我們押下良知，讓世人知道香港是良知的耶路撒冷！

吳靄儀: 佔領中環的抗與爭

我在中大法律學院以「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Civil disobedience」為題演說，談及佔領中環，討論熱烈。跟法律學生談civildisobedience特別有意義，因為法治的一個基本元素是守法，但沒有民主，法治勢難持久，如果一切合法而不滋擾的爭取民主的方法均告無效，我們是否有責任考慮採取觸犯法律及造成滋擾的行動爭取民主？「佔領中環」的建議，正好給我們一個具體的焦點，探討這個重要的問題。

首先，我建議我們要認識清楚civil disobedience的理念。在香港一向譯做「公民抗命」，其實未必確切。Thoreau的拒絕交稅，其特色是跟一個不公義的政府劃清界線；甘地的和平抗爭，其特色是以非暴力手法表達拒絕承認英國的統治和英治之下的法律立場，以道德精神達到革命的目標。馬丁．路德．金的維權運動，則是以集體拒絕遵守歧視黑人的法律，然後和平接受法律之下的懲處，讓世人看到這些法律的不公義，藉此凝聚社會的道德力量，廢除惡法，訂立消除種族歧視的法律制度。

　

三種概念雖然都有公民社會行動，以和平手法拒絕遵從某項法令的共同特色，而且都特別強調「非暴力」的色彩，但其出發點和目標都有重大的分別。我們現時熱烈討論的佔領中環，以大多數而言，顯然是第三類多於前兩類。那麼，我們如何透過「抗命」——非法集結而拒絕散去——而達到「爭取普選」的目標，就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核心議題。我們的「佔領中環」，並非純粹一場抗議，而是要迫使當局接納一個清晰具體的要求。「撤回國教」是個清晰具體的要求，相形之下，「真普選」就不夠清晰具體。

　

當然還有其他實際問題，若警察不拘捕集結人士又如何？是否一直佔領下去？等等。這些問題都十分有意義，但我的回應卻是十分簡單：我建議每個提問的人，都努力為問題提供三個答案，然後探討每個答案的利弊，及歡迎其他人提供答案，因為理性的質疑，應是推動改善的力量，而不是放棄的藉口。「佔領中環」的強盛生命力是在於全民平等參與，全民承擔，這就是民主的最重要元素。

沈旭暉：阿根廷教宗與地緣政治二篇

沈旭暉：阿根廷教宗與地緣政治（上）

阿根廷樞機主教貝戈利奧成為教宗方濟，有評論認為只是教廷內部事務，對非教徒影響不大。羅馬教廷在今天的政經影響力自然不能與中世紀相比，但也絕不能低估，來自波蘭的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被認為是終結冷戰的最大功臣之一。現在首次有拉丁美洲主教成為梵蒂岡領袖，對地緣政治也會無可避免的帶來影響。

拉丁美洲民主化的鞏固力量？

拉丁美洲民主化稍早於東歐民主化出現，雖然至今大致完成，但基礎並不能算穩固。方濟在70、80年代阿根廷軍閥掌權時代的表現，就被部分阿根廷人批評為過分妥協、軟弱，就像二戰期間的教宗庇奧十二世被批評對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包容一樣，也教人想起上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因為年輕時加入希特勒青年團而受到質疑。對教廷而言，這類質疑並不陌生，而面對獨裁政體如何才能最有效保護人民，一直是永恆的課題，也不是我們現在能探討。

重要的是無論教宗本人怎樣想、無論他們本人是否真的對右翼獨裁者相對縱容，近年國際政治的發展，已把梵蒂岡納入「促進民主化」集團的成員。此所以若望保祿二世儘管與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切特有若干交往，也要敦促後者落實民主制度；韓國軍政府倒台前夕，當地教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年左翼思想盛行拉丁美洲，左翼執政也成為風潮，當中自然以剛離世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為代表，這些領導人當中也有出現了獨裁傾向，但有了拉美教宗的出現，因其近年被賦予的普世價值，西方始終多了一個反獨裁的區域盟友。而對區內剩餘的非民主政體（例如古巴），新教宗也可能扮演促使和平演變的積極角色。

阿根廷教宗與美國拉丁裔

而且拉美教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並不局限在拉丁美洲。由於拉丁裔美國人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一群，而他們在美國境內並沒有明顯的精神領袖，無可避免地，他們也會視方濟教宗為「我們的教宗」，在面對諸如同性婚姻、墮胎合法化等國內議題時，可能更傾向從阿根廷教宗這個「外部勢力」爭取支持。這對近年影響力開始退減的美國保守派而言，應是好消息。但與此同時，美國宗教領袖一直是白人主導，他們不少是新保守主義者，相信「美國例外論」，像新教福音派的葛培理父子；但現在拉丁裔美國人有「自己人」教宗在境外聲援，可能反客為主，這或會是美國政治板塊移動的先兆，令美國傳統價值繼奧巴馬當選總統後，可能再次被修正。

方濟雖然是阿根廷人，但有意大利血統，在梵蒂岡內部除了得到拉美主教支持，也容易被西班牙和部分意大利代表接受。他當選教宗，固然反映梵蒂岡不得不接受21世紀宗教重心由歐洲向拉丁美洲遷移的客觀事實，但也是促進了拉美和南歐國家的互動——技術上，畢竟這是阿根廷人擔任了「南歐小國」的元首。南歐經濟近年發展緩慢，也一直有經濟學家認為新教比天主教更適合資本主義，但假如南歐跟發展勢頭不俗、文化相近的巴西、阿根廷等加強合作，這和歐盟內部的「南北矛盾」、國際經濟板塊的構成，也可能出現微妙的互動。

（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梵蒂岡影響世界的兩個劇本－「香港教宗」與「梵三大公會議」（下）

新教宗當選，世界各地媒體都予以長篇報導，但也有人質疑教廷影響力被過份高估，認為誰當教宗對世界局勢也不會有大影響。其實梵蒂岡是全 球獨一無二能公開「干涉別國內政」的國家，因為它既有非國家個體（NSA）的本質，卻同時有獨立國家的外衣，除了直接控制各國教區，也參與不少天主教國家 的社會文化政策制定。若認為梵蒂岡不能再改變人類歷史，不妨參照以下劇本：

劇本一：香港教宗

理 論上，任何80歲以下的樞機主教都可以投票選教宗，同時也是教宗的候選人，例如在這次選舉，來自香港的湯漢樞機既可以投票，也有可能爆冷當選。由於中國不 接受梵蒂岡直接任命國內主教，認為這涉及主權問題，中梵建交一直沒有進展，但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所以梵蒂岡還能直接「牧養」香港教區，並任命教區樞機 （這會否在若干年後變成敏感問題，值得關注）。理論上，香港教區原來還包括寶安、惠州等鄰近地區，向廣州總教區匯報，只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無法履 行職務，才變成只涵蓋香港境內、直接與梵蒂岡聯繫。假如下一任教宗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由香港教區的華人樞機主教當選，無論這人多麼溫和，都必然對內地教 會產生巨大震撼，也會令地下教會士氣大振。屆時西方各國、全球非政府組織也可能大舉向梵蒂岡施壓，要求教廷比從前更關注中國事務。在北京眼中，固然可能因 為梵蒂岡由華人領導，感覺教廷相對容易溝通，但更可能會將這看作「西方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的表現、「顏色革命」新劇本，也難免有人提出要防止香港繼續 作為「外部勢力顛覆基地」。無論事態如何發展，都會成為國際角力的戰場。

劇本二：梵三大公會議

1962 年，教宗約望二十三世宣佈召開「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會議長達三年，結束時的教宗已換成保祿六世，期間確認了梵蒂岡與時並進的改革，在宗教史上影響深 遠。但現代社會的變化速度遠超以往，近年教廷價值觀備受挑戰，「保守派」和「改革派」越來越難調和，信仰天主教的人數開始下跌，有教徒認為應考慮醖釀「第 三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以正面回應諸如女性擔任主教、使用安全套、墮胎合法化、同性婚姻等議題的新趨勢。然而上次梵二會議，已令保守派頗為不滿，假如下任 教宗舉行「梵三」，而沒有調和兩派共識的能力，卻可能導致天主教全面分裂。歷史上，天主教的諸多教派，都是因為對教義理解不同而分裂出來，假如在21世紀 再發生大分裂，甚至是其中一派離開梵蒂岡另起爐灶，雖然會令「舊梵蒂岡」元氣大傷，卻也會製造多一個政教合一的權力中心。無論這中心設在哪個大洲，都會對 世界權力分佈產生根本影響。

當然，以上劇情目前發生的可能性不大，但絕非天方夜譚，其他戲劇性劇本還有不少。正是因為梵蒂岡並非一般國家、有一般國家沒有的潛在影響力，它的領袖才必須被關注。假如梵蒂岡繼續強化其跨國身份，也會啓迪非國家個體在21世紀發揮能量的無數可能。

明報社評: 要實現中國夢 也要實現民主香港夢

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三番四次提及「中國夢」，又指「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此番話對份屬中國一部分的香港同樣有重大意義。港人絕大部分都是愛國的，我們不但樂於見到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能夠實現，我們還有一個民主香港夢，請中央緊緊依靠港人來實現民主香港夢。

港人追求民主，不是純粹理念的追求，而是有實際的需要。香港回歸快16年了，實踐證明，從商人出身的董建華、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到與中央關係密切的梁振英出任特首皆施政不順，內耗不絕，癥結不全在個人，更主要的是源於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未能適應非常自由開放的香港社會。唯有民主化，讓行政長官透過選舉獲得大多數港人的授權，才有機會在制度上理順現存的政治矛盾。

習近平在昨天被視為就職演說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此話說得很對，顯示政府選擇信任人民，明白為政之道絕不可與民為敵。

同樣道理，「民主香港夢」歸根到底是「港人的夢」，也必須緊緊依靠港人來實現。尤其是中央政府早已承諾2017年香港可以實行特首普選，加上民主選舉有利香港改善管治問題，且與中國追求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並行不悖，所以，中央政府應該相信港人，按《基本法》規定，讓港人圓夢。

嚴人寬己 勞工界議員講一套做一套

勞工界一直要求取消容許僱主以強積金供款與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對畄，並批評此機制剝削勞工，但本報上周報道，身為立法會議員的工黨主席李卓人及另外兩個工會（工聯會及勞聯），均曾在員工離職時使用對畄機制，與其一直爭取的立場相違背，這是講一套做一套，律人嚴卻律己寬。李卓人等所謂勞工代表的言行自相矛盾，他日向僱主爭取權益時，如何自圓其說？

所謂強積金對畄安排，是指法例容許僱主以僱員戶口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權益，用以抵消僱主須繳付的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俗稱「對畄」。一些經常受結業或轉手影響的行業，由於僱主供款部分經常被用作遣散費，到僱員退休時，強積金戶口結餘所剩無幾，不足以應付退休生活。

諷刺的是，這個備受勞工界批評的機制，原來不是商界僱主的專用伎倆，勞工界代表們也使用。例如工黨主席李卓人辦事處去年有3名職員離職，但其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均與強積金對畄。李卓人坦承「無能力畀」；全港最大、會員人數最多的工聯會，以及勞聯，亦承認一直使用對畄機制，他們的作為即時引來非議。

勞工代表以保障勞工權益為己任，口口聲聲為打工仔女出頭，站在道德高地，頭頂道德光環，專向無良僱主開火。就以對畄機制為例，在剛過去的1月立法會就曾為此辯論過。

‧工聯會鄧家彪當時在立法會動議辯論檢討強積金，取消僱主供款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畄機制。鄧當時稱，長期服務金是僱主應有的承擔，對僱員是天經地義，將之對畄是令僱員「得個桔」，間接導致僱主毋須多考慮便解僱年資長的員工。

‧李卓人當時亦質疑對畄機制變成「遣散費基金」，「工人捱得很辛苦，想取回金錢來應付生活卻不可以」。

‧勞聯代表潘兆平則說，對畄安排不斷蠶食僱員強積金，違背強積金保障僱員退休生活的目標。

動議最終因商界和功能界別反對而否決。

反對之聲言猶在耳，如今工會代表原來也正在使用此機制。

根據現行機制，處理議員助理的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議員有兩個選擇，一是以強積金對畄，一是自掏腰包。若長期服務金、遣散費的款額大於僱主供款所得的累算權益，差額才會由立法會支付。因此立法會議員或會辯稱，所屬工會財政有限，「無能力畀」，無法自掏腰包，期望市民理解。這說法難以令人接受。

既然工會代表認定強積金供款是僱員的合理權益，不論僱主（即工會代表本身）有能力還是無能力、財政是否充裕，這都是僱員的合理權益，僱主無論如何也不可以剝奪。假若僱主有困難就可剝削勞工的權益，這與工會代表經常批評的無良僱主又有何分別？

正所謂「誰沒有壓力」，那些經常走數、扮結業、強迫工人假自僱的僱主，同樣有壓力。議員面對立法會的撥款機制壓力，若不對畄就要被迫自掏腰包，酒樓東主同樣也面對經營壓力，當這批「無良僱主」對畄時，難道又可拿「無能力畀」作擋箭牌？屆時工會代表又可會「理解、體諒」，放他們一馬？假若僱主反詰「你也不是一樣」、「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工會代表怎樣自圓其說？

歸根究柢，事件的關鍵是工會代表是否認為「對畄」是不公義的，若是，就不可其身不正，即使自掏腰包，也要照單支付，否則就是失去道德高地，他日向僱主爭取權益時，自會招來僱主的嘲諷，受損的只會是廣大打工仔女。至於相關的「對畄」機制，明顯損害勞工階層權益，政府應盡快檢討。

南方朔: 台灣的兩個新駙馬

現在雖然時代已變，但帝王時代的權力關係依然存在，因此帝王時代的許多稱謂仍然留存，例如人們仍稱總統為「今上」，也仍舊稱總統的女婿或孫女婿為「駙馬」或「孫駙馬」。

根據清代福州學問家梁章鉅所著的《稱謂錄》之考證，中國自西漢以來即設了一種官職「副馬」，又稱為「駙馬」，它是一種掌管御馬的職位，由於這個職位和皇帝的安全密切相關，因此，這個官職的頭頭「駙馬都尉」都由皇帝的親族宗室及皇后的家族外戚擔任，到了魏晉之後，遂由皇帝的女婿擔任，於是「駙馬」遂成了皇帝女婿的代號。大概每次皇帝出外，駙馬都在扈從之列為首。用今天的說法，「駙馬」由於是皇帝的女婿，因此他擔任皇帝最近身的扈從。這種「駙馬」的官職一直延續到清代，根據公主的封號是固倫或和碩，駙馬也有「固倫額駙」與「和碩額駙」之分。

因此，「駙馬」是靠覑皇帝女婿的身分，每當皇帝出外時，都騎覑「副馬」跟隨在皇帝身邊的隨從，皇帝騎坐的是「正馬」，他則騎「副馬」。古代皇帝的女婿除了「駙馬」這種稱呼外，還有「帝婿」、「主婿」、「國婿」、「禁臠 」、「粉侯」、「裙帶官」等稱呼，由於「駙馬」這個稱呼彷彿比較好聽，遂一直延續至今。

現在時代變了，當國家領導人的女婿，當然已不再是「駙馬都尉」，人們稱他為「駙馬」，只是一種殘存的文化習慣。只是，做為領導人的女婿，本身就已構成了他是個名人的條件，而這種名人是沒有隱私權的，由於他是領導人的家庭成員，他是什麼出身、他和他的父母從事什麼活動，都可能和他的特別身分和特別權力有關，小的會影響到社會風俗，大的可能會影響到國家的安全。因此做為一個駙馬，他完全無法拒絕人們對他的好奇，甚至用放大鏡來檢視窺探。名人沒有隱私權，尤其是和領導人有關的名人更沒有隱私權。上個星期的台灣，就發生了兩個這種和新舊兩個領導人有關的駙馬新聞及孫駙馬新聞，前者是台灣現任領導人馬英九的女兒馬唯中的丈夫蔡沛然的新聞；第二起則是前領導人李登輝孫女李坤儀的秘密戀愛新聞，李坤儀的秘戀極有可能修成正果，那麼就是台灣出了一個孫駙馬。

了解台灣政壇萬象的，台灣的當權者在兒子娶妻及嫁女上，都每個人作風各不相同。

蔣經國的時代，台灣並無新聞採訪自由，報紙和電視記者不可能去盯第一家庭成員的新聞，但他還是會適度公開子女的婚嫁消息。他似乎也知道這是國民知情權的一部分，讓人民知道也可防止大家猜測，甚至出現道聽塗說的耳話。這種適度公開第一家庭的消息，在李登輝時亦然。

比較獨特的乃是陳水扁和馬英九這兩人﹕

陳水扁為台灣的在地人，親戚朋友和各地的人脈廣泛，而且他性格誇張，每當家有喜事，總是要搞得普天同慶的規格。他這種高調的作風，其實是勾起了第一家庭成員的特權慾望，他們自以為憑他們的身分即可享有非正式的權力。許多奸商也和第一家庭成員千方百計的交往，要利用他們的身分圖利。陳水扁的家人、女婿、親家每個人都惹上弊案，這都是第一家庭的高調作風所致。

而馬英九則是陳水扁的反面。陳水扁如果是高調得離譜，馬英九則是低調得離了譜，馬英九是台灣的外省人，除了他們自己的家人外，並沒有什麼親友，而且馬英九是獨子，他也沒有兒子。由新聞上，人們也知道，馬英九的家庭，是妻子周美青較有地位，他的女兒大概也和母親較為親近。這也是他對第一家庭其他成員不得不低調的原因。

馬家低調處理婚訊太矯情

問題是，他的女兒不想和爸爸的身分有任何瓜葛，這雖是一種美德，但美德過了頭就是一種矯情。他的女兒馬唯中結婚，父親沒有出席主持婚禮，回台灣請客，馬英九夫婦也沒有參加，這個馬家矯情到如此程度，真的已是匪夷所思。縱使女兒不願意，至少馬英九也應該宣布。最近台灣及香港的媒體，為了馬英九女兒的結婚新聞，搞得雞飛狗跳，什麼人肉搜索和緊迫站崗盯人全都出籠，這不是新聞記者的無聊，應該說是馬家人低調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既然是第一家庭的成員，就沒有保持隱私的權利，愈是低調，只會引起外界的好奇甚至種種揣測。大大方方的主動宣布，自己才可少掉麻煩，別人也才會少了麻煩。

這次馬英九的「駙馬風波」，發生於3月9日，新聞界得知馬唯中返台，並在台北圓山飯店請客，宴開只有8桌，只有少數同學朋友參加，算是她的婚宴補請，她的祖母、馬英九等均未參加，只有妹妹馬元中參加。新聞界向總統府查證未獲回應，於是新聞界遂自行人肉搜索，並真的查出來馬英九的女兒馬唯中已於2012年在美國加州秘密的結婚，嫁給了台灣富商蔡龍之子蔡沛然，他們公證結婚時，周美青並赴美主持。媒體並發現，蔡沛然乃是當年台灣的小留學生，10歲左右赴美，讀中學大學，曾在香港金融界的不動產部門工作，2008年至2010年曾任模特兒兩年。而後重返金融圈，擔任香港摩根大通投資銀行地產部門協理至今。2012年與馬唯中結婚，定居香港，他們在中環堅道有一處房產。他們夫婦的新聞被挖掘出來後，馬英九才公開承認。而他們兩人曾在香港被記者盯梢，終於在3月15日被媒體界直擊。從3月9日至15日，這個新聞在台港整整鬧了一個星期。

除了馬英九的女兒嫁給曾任男模特兒的蔡沛然是新聞熱點外，3月15日台灣媒體也報道了李登輝的孫女李坤儀有男友的新聞，而她的男友是趙贊凱。他的經歷不詳，但也是富商之子，大概也是小留學生出身，有加拿大及意大利學歷，現為台灣最大的模特兒經紀公司凱渥香港分公司總經理。台灣前後兩個領導人的孫駙馬及駙馬，都是小留學生出身的時尚圈人士，這實在是一種巧合，足見在這個時尚產業發達的時代，什麼書香世家已失去了影響力，時尚界才是主流！

孔捷生: 政權不保， 要釣魚島有「嘟」用

拘禁香港保釣人士楊匡、狂毆無綫攝影記者，和俞正聲疾言厲色警告政協委員要「拒絕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主張」；「要始終不渝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看似兩回事，實為一碼事，即一黨專政的安危惟此惟大。

筆者前文已論及「偉大復興」的強國夢，固然是中共建政以來一脈相承的期許，但毛澤東對當革命教宗的狂想壓倒了強國夢。自鄧小平始，中共對世界革命已無興趣，從鄧、江、胡到習近平，固然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頗為失落，但絕無當國際共運中流砥柱之志，鄧小平早說過這話：「這旗子我們不扛，也扛不動。」這幾代領導人都信奉「發展就是硬道理」，只不過，強國夢之上更有重於一切的金科玉律，就是讓這個政權香火永繼。

六四鎮壓後鄧小平談到西方制裁，錢其琛回憶錄《外交十記》中提到鄧說：「不要說七國制裁我們，七十國也沒有用！」聽去很長黨國志氣，然而此處僅是老布殊總統派特使來華時，鄧小平對錢其琛的指示。卻別忘記六四鎮壓後鄧小平的黨內講話，他談到西方制裁和可能停止援助、撤出資金時說：「如果政權都沒有了，還要那些做甚麼！」

這是很恐怖的的黨天下思維，推演開去，如果政權不保，強國崛起竟是別人坐江山，那麼強大有個「叉」用！區區弱女子劉霞居然比釣魚島更關乎國家安全，香港保釣人士楊匡來聲援她，關你「叉」事！再說了，如果連政權都不保，還要釣魚島來有「叉」用！儘管這個字經香港黨報論證無傷大雅，可以在現代辭典登堂入室，但還是用「嘟」來代替好了。

由此念及俞正聲在政協矢言「要始終不渝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看似是吳邦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這「五不搞」的重複，其實它是黨天下至高金科玉律的重複，與吳氏、俞氏都沒關係。

有論者曰，政治局七常委裏有俞正聲等五人坐鎮，習李難以施展抱負，只有把這五年熬過去，才能真正開啟屬於自己的紀元。這實屬自作多情的想像，習李一樣篤守那條金科玉律，就是政權沒了，儘管太陽照樣升沉，地球不會毀滅，中國還是中國，但一切已再無意義。這印證了歷史學家余英時的話：對於專制統治者來說，失去權力形同世界末日。

盧峯: 「習李」不換腦 「佔領中環」不回頭

也許是因為「佔領中環」行動討論的鬧哄哄及有越來越多不同階層市民表明加入，很多建制派政團及政治人物近期都愛呼籲大家冷靜處理政改問題。昨天，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先生同樣提出類似的意見。他認為普選重要但爭議很大，所以各方面應該冷靜謹慎處理，爭取最大公約數謀求最大共識。

林先生大概是好意的勸告，也不想香港社會進一步對立及撕裂。問題是當前的政改困局不在於市民不冷靜，不在於市民言行過激；而在於北京及建制派政團不斷為真普選製造障礙，不斷想改變承諾及遊戲規則。當市民看到對話、溝通只是白費氣力，當市民看到北京想方設法違背她自己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作出的承諾時，市民自然要抗爭到底。

不管從任何尺度、角度來衡量，香港市民在政改問題上都顯得溫和、冷靜，從沒有任何過激過火的舉動。八十年代中後期中、英兩個主權國政府暗中聯手卡壓直選進程，堅拒立法局在八八年開始引入普選，甚至弄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民意滙集處來操弄竄改民意，以不成理由的理由否定八八直選。市民對此雖然不滿，卻也沒有採取任何激烈的抗爭行動。

港督彭定康九十年代中推動的政改把新功能組別改頭換臉，令它們成為變相普選議席，從而大大增加立法局的普選成份，減少既得利益及工商界的影響力。只是北京不理會港人的民主訴求，堅決拒絕接受較開放及有代表性的議會，情願推倒政制直通車及成立臨時立法會，令香港民主發展大幅倒退。面對這樣橫蠻無理的政權，市民依然是據理力爭，沒有採取任何過激或暴力的抗爭。

○三年超過五十萬人上街爭取雙普選，讓香港市民的民主呼聲不但響徹港島大街小巷，更響遍全球。可是，北京依然冥頑不靈，堅持急凍政制發展，不惜以人大釋法的方式扼殺○七○八雙普選，把市民推向絕望的邊緣。好不容易北京終於同意啟動政改，承諾二○一七年實行特首普選，二○二○年落實立法會全面普選，讓社會有確切的時間表可以作預備，讓市民可以就如何達致雙普選作仔細、認真的討論。誰知就在落實特首普選的關鍵時刻，北京方面忽然有人拋出「預選機制」，讓小圈子選舉可以借屍還魂，令市民失卻真正的選擇權，令普選失去意義。像這種形同背棄承諾及欺騙的手法，怎能不令市民怒火中燒，怎能不令整個政改討論變得火花四濺，沸沸揚揚呢？

要避免政改討論變成兩陣對決，要避免市民被迫採取更激烈的抗爭行動，要防止社會進一步撕裂，關鍵不在於呼籲市民冷靜，關鍵在於北京及建制派人士不再搞小動作或花招，不再就雙普選設置新障礙，老老實實的按《基本法》及國際社會公認準則跟市民商議四年後特首普選的具體安排，包括寬鬆、公平、公開的提名機制，包括可以讓民意得到充份表達的選舉過程，包括讓所有獲得一定市民支持的政治人物有機會參選等。也只有這樣的討論才有意義，才能讓民主政制向前邁進，才能避免不同政見人士各走極端。

假如新上場的中國第五代領導層不了解這樣的形勢，不明白市民對落實普選的強大要求，想繼續以花招或拖字訣推搪的話，他們及他們的同路人將要面對一波一波像「佔領中環」般的大型群眾運動，將要面對的是各種各樣的不合作抗爭運動。

張曉舟：石頭裏面也有階級鬥爭

反對極權主義？沒錯，誰不想呢。

然而極權主義不只是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形態，也是一種心理狀態，一種語言和思維模式。作為社會制度的極權主義，與作為語言和思維模式的極權主義相依為命，相互塑造，相互強化，這種更深層面的極權主義共同體，往往並非簡單的表面的反極權主義態度所能瓦解。

2007年我去紐約住在法拉盛，終於看到慕名已久的《大紀元》報，但還沒細看就先笑了：版式看上去咋那麼像《人民日報》？再細看社論，也跟人民日報社論一樣八股不堪，甚至抽換某些主語和賓語，整個句式和人民日報社論幾乎一模一樣。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當然理應受到譴責，但用中共的語言和思維模式去反共，這是另一種“深度中毒”。最近在香港街頭看到顯然有中共幕後支持的各種反對法輪功的標語，跟法輪功的標語遙相斗法，而這種標語文化，都源於紅色革命文化。

喝狼奶長大的人信誓旦旦撕心裂肺欲“殺破狼”為快，卻難免也露出了一副狼牙。何止法輪功。

八九年我們游行經常喊的一句口號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直到民運失敗之後數年，我才知道原來這是文革初期流行過的紅衛兵口號，而這口號，源自青年毛澤東！

這也是很多知識分子——包括我在內——面臨的困局，或許是最難的困局：我們的所謂政治正確，是否掩蓋了語言的腐朽？而用一種腐朽的語言武裝起來的政治正確，是否也是可疑的？這種武斷，獨斷，自戀，誇張的語言，充滿啟蒙精英優越感的語言，是否真的可以通往澄明而開放的公共社會？

公知的社會責任感當然令人敬重，他們在微博時代的及時發聲尤為珍貴，但微博貼身肉搏的快感也很容易加劇他們的優越感和幻覺，典型的就是趙楚先生關於公知和新文革分子的劃分，他指出：“公知只是一種含義模糊的社會學劃分，籠統指就公共問題發言的知識分子，所以對公知的攻擊本身是一種新文革斗爭策略，即把對公共問題的討論轉變為對社會一部分人的人身攻擊，以壓制和取消公共討論﹔因此，凡是以抹黑攻擊所謂公知說事的，基本都可以看作網絡特務，或新文革份子。”

這段話是邏輯不通的，或者只能說是一種極權思維邏輯。在這樣的公知視角中似乎只剩下專制政權和暴民二者。“五毛”這樣的詞流行，一開始確實說明自覺效忠乃至受僱於官府的“五毛黨”越來越多，但當網絡論爭中人人言必稱“五毛”，爭相用“五毛”去互相謾罵攻擊，當五毛這個詞充塞了整個公共言論空間，這就像公廁被衛生紙給堵住了﹔而當“五毛”進一步被提升到“新文革分子”的革命高度，將公共討論一筆勾銷的，恰恰是高傲而又脆弱的公知——他們更習慣一種單向的發聲而不是互動的交鋒，更習慣自上而下一呼百應的啟蒙，而不習慣一個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新媒體社交網絡公共空間，他們更習慣把參差多態的社會網絡一股腦簡化為對立的群體，而這種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很不幸，我黨最拿手了。“凡是......都”這樣的句式難道不是很文革嗎？公知和新文革分子當然是對立的，但有趣的是公知和新文革分子有時候會同穿一條褲子，我指的是他們的語言，以及背後的思維邏輯。

極權主義的成功，還在於它在社會日常生活中培養出一種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泛政治化思維，一種草木皆兵的陰謀論。革命年代四川有句俗話：石頭裡面也有階級斗爭。

例如李承鵬對《少年派》的觀後感：“少年派就是一船上開會的故事.他們都有信仰和求生需要,經短暫試探,身子骨最弱的被最貪婪的干掉,心理最差的也被最貪婪干掉,最貪婪的被最強悍的秒了, 只剩最強悍和最聰明.二者知誰也干不掉誰,劃定勢力範圍後彼此提防又聯手抗敵.等遍體鱗傷終於上岸即相忘江湖.最重要是：沒人知道真實版本是什麼。” 當然政治解讀也沒問題也可以自圓其說，李承鵬焦灼迫切的政治關懷也可以理解，但我只是納悶中國人怎麼那麼愛開會，看個好萊塢電影也非要九九歸一兜兜轉轉兜到那艘革命的船上去。

批判毛粉毛左當然是公知的要務，但毛語言和思維模式滲透力之強流毒之身遠超想象，有時候公知們是毫無反省地繼續濫用毛語言去評判毛左，有時候則是無意識地學舌，就像那些惡俗的流行歌，你明明知道惡俗，但爛歌聽了千百遍，您老人家可能就被無形中洗了腦，冷不丁就會在散步或洗澡時從嘴邊蹦出一句，嚇了別人也嚇了自己一大跳。有位朋友在微博上抒發了反抗共產極權的決心，我就說，你是啰裡啰嗦用140個字翻譯了14個字，那不就是主席的詩麼：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金雁先生的《倒轉紅輪：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一書最近很紅，充滿了反抗極權的政治訴求和道德情懷，然而動輒用“逃避現實躲進宗教的象牙塔”這種革命唯物主義的語言去形容一些俄羅斯知識分子，這多少有用紅輪用剩的同一種油去“倒轉紅輪”之嫌，這究竟是顛覆，還是循環？

在昂貴的劣質油釀造的灰霾空氣中，我們不只是受害者，往往也是同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