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門都係客﹕佔領與光復

文__許寶強

有一種說法，認 為反水貨客或「光復」新界的連串行動，是「佔領運動」的後續。表面看來，這說法有一點道理，一些「光復」行動的參與者，確實是來自金鐘旺角等佔領區；「光 復」行動中，也偶爾可聽到「我要真普選」的口號，亦能看見胡椒噴霧。不過，深入一點分析，卻可看到一幅更為複雜的圖象。

「光復」什麼？

提出「光復」，首先需要理解什麼已被「佔領」。過去幾星期的「光復」行動，矛頭直接指向的，是來自大陸的「水貨客」和「自由行」，隱含的假設是，香港老百姓的生活空間，正逐漸被這些北方來者所「佔領」。

這 假設並非毫無根據。讓我們看看以下的數字﹕2014年有超過4700萬人次的中國大陸旅客到港，當中大部分（2800萬）是即日來回，主要原因大概是為了 購物，買各式日用品以至奢侈貨。來港的中國大陸旅客（陸客）增長速度很快，2002年只有638萬人次的陸客到港，十二年後就增至4700多萬，增幅超過 七倍。陸客佔訪港總旅客的比例，也從2002年的41%增長到2014年的77%。這自然與由梁振英於2003年SARS後大力推動的「自由行」政策有關。

本來，旅客增長，不一定會引起「光復」行動，但倘若人數太多、速度過快，便容易激化矛盾。來自食品安全缺乏保障、假貨次貨充斥地區的即 日往返陸客，與一般遊客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主要購買的，並非是當地的特產或紀念品，而是日常生活的必須品或黄金名牌等奢侈物，導致整個香港不少商場和街 道店舖，已改造成藥行或金舖。商舖轉型後，除了與本土居民的日常需求關係逐漸脫鈎，還推高地租、增加交通壓力，造成各種生活上的不便。因此，歸根究柢， 「光復」意指的，是要重奪社區的舊有生活秩序。

然而，能夠影響香港民眾生活的，並不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低收入大陸民眾。假設陸客平均每年來 港4次，4000多萬人次就等同1000多萬人，約中國總人口的1%左右。除卻當中少數的以運水貨為生的民眾外，這些陸客大都具備一定的購買力，來自小康 中產甚或富裕階層。他們基於改善生活的追求，到港購物旅遊，儘管帶動了零售消費，但在香港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下，其引來的中港衝突或矛盾，對香港底層民衆 生活的影響更大。

本土主義是如何煉成的？

然而，這種帶有階級根源、基本上是因數量太多和速度過快而導至的社會問題，卻被化作 為中港的「族裔」或「文明」差異。始作俑者，是香港政府的「中港融合」論述和「自由行」政策，容易把源自中港政權管治不善、貧富階級分化的問題，轉移為族 群之間的矛盾，再加上以「本土」作動員的政治力量和媒體（尤其是網上）的推動，進一步放大了中港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樣的論述，把在空間擠迫、小店消 失、交通受阻下的本地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階層）受損的生活品質，描述為「中港矛盾」的後果，很可能影響甚至改變整代人的身分認同。

說特區政 府是「本土主義」的始作俑者，因為它一直迴避管治體制不善，也不解決貧富懸殊、階級分化的問題，卻高調提出「港獨」、「戀英／殖」或「外國勢力」等虛假命 題，一方面令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不斷積累，為「本土主義」所倡議的「勇武抗爭」埋下伏線，另一方面在收編了的傳媒配合下，也誘導輿論把議題設定於「中 港」而非「階級」或「代際」等社會矛盾。在官方主導、高揚「中港融合」的語境下，「自由行」政策衍生的「融合」（或「佔領」？），惹來「抗中」的「光復」 反彈，自然不難理解。如果說梁政權是「本土主義」以至「港獨」的催生力量，也不無道理。

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之下，民間的本土聲音和力量，如何 才能夠避免政權設定的「中港（民眾）矛盾或融合」論述框架，重新扣連真正的社會問題根源，包括中港兩地的不民主政制及貧富兩極分化？這或許是願意直面現實 （或不想「離地」）、嘗試「光復」香港過去值得保留的生活方式的民間（或本土）力量，無法迴避的問題。

發展本土以外的身分政治

齊 澤克曾指出，納粹德國之反猶，並非源自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基於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同理，香港「光復」行動中出現的「排外／拒中」傾向，也不能歸罪於 「陸客」（或「水貨客」）的「特性」，而是植根於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的香港社會脈絡。因此，「光復」或「佔領」運動 應針對的，是中港兩地的不民主、欠透明、保護壟斷特權的政制，以至製造兩極分化、挑動民眾鬥爭民眾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論述。為此，我們或許應首先釐清「光 復」或「佔領」的本意或初衷，然後嘗試跳出由政權設定的「中港」論述，開拓（或「光復」）其他的身分政治領域。

從字義來說，「光復」的相反 詞，正是「佔領」。前者希望能夠收復舊疆，也就是返回「被佔領」前的生存狀態。因此，「光復」與被指認為帶有侵入、霸佔味道的「佔領」，顯然針鋒相對，在 這層意義下說「光復」是「佔領運動」的後續，似乎並不怎樣貼切。然而，香港的雨傘「佔領運動」，最初參照的是歐美等地的occupy movements，當中occupy（名詞是occupation）的其中一重意思，與reclaiming public space的reclaim相通，追求的是重奪社會空間，自在地做喜愛的事情，而非指向侵入、霸佔，這與中文的「光復」的意思更接近。換句話說，雨傘「佔 領」運動，從一開始已帶有「光復」的味道，希望reclaim香港舊有的、但正逐漸被劣質政治文化「佔領」了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循這角度，說「光復」 是「佔領運動」的繼續，自然順理成章。

反過來說，真正干擾及宰制香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佔領」，在殖民時代以至政權轉移後，透過由上而下的 政策和官商特權，其實每時每刻都在新界以至整個香港發生，例如小販、行人逐漸失去了被商場、汽車「佔領」了的公共活動空間；農民、小店、手工藝者逐漸失去 了被地產霸權、連鎖店、進口商品「佔領」了的食物和日用品的生產和流通環節；學生、教師、家長逐漸失去了被政府官員、大企業「佔領」了的教育規劃；兒童、 青少年及他們的後代也逐漸失去了被政權鼓吹的「發展大晒」、「經濟至上」、「中港融合」所「佔領」了的「未來」。而歸根究柢，官商特權的「佔領行動」之所 以能夠發生，正源於保障壟斷特權利益的不民主政治制度，當中的決策位置，已愈來愈被大企業、殖民官吏或建制「梁粉」之流霸佔。循這思路，雨傘運動其實也是 針對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特區政府樂於維持、保護官商特權的各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自然生態的「佔領」，希望能「光復」被殖民或「被回歸」前的生存狀 態，其所追求恢復的「舊疆」，顯然並非是其厭惡的殖民式管治體制，而是過去那些讓老百姓生活得較自在的社會空間。

因此，如果要毋忘「佔領運動」的初衷，想「光復」香港，讓老百姓生活得更自在自主，除了需要針對數量太多、速度過快的「中港融合」和「發展主義」外，恐怕還需要把被「中港」及「本土」議程所擠壓掉的其他身分「光復」，探討影響民眾日常生活至深的代際、階級以至性別等議題。

身分政治從來都不僅是「離地」與否的實證問題，而更是一場命名論述的爭持。如果大量陸客來港影響的主要是本地的家庭主婦、低收入階層及未來的一代的日常生活，那麽以性別、階級、代際等身分政治介入，恐怕不必然比以「本土」的身分政治介入更不切實際。

安裕周記﹕最後一個強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東西方兩大陣營各自歸邊，美國在歐洲成立至今仍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麾下是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等；另一方是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 簡稱華約，帳前是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等。在亞洲，類似的對抗亦見出現，中共建政全面倒向蘇聯，一切唯老大哥馬首是瞻，與日本南韓台灣等「自由世界」捉對廝 殺。兩種意識形態，兩套戰略思維，圍堵與反圍堵，雙方都把能納入的國家盡量納入，各自擴充，各有坐大。在這兩個巨人之間的寡民小國亟力尋找生存空間，這些 國家在夾縫中以本身的地緣險要為槓桿，一躍而成第三勢力，以威權主義管控國家，在同濟東西兩方，共享和平之際，更尋且出現經濟繁榮之象。這些國家主事者有 一個不涉及國力大小的通行稱謂：強人。

「強人」一詞在六七十年代用得頗濫，南韓朴正熙菲律賓馬可斯都被稱為強人，實則是美國附庸，華府要他們站着死 他們不敢坐着死。反之南斯拉夫的狄托（Tito）是如假包換真正強人，夾在南歐美蘇兩股勢力之間，南斯拉夫既不是蘇聯般全面共產但也不是美國般悉數民主， 但就是冷戰年間東歐人民眼中的樂土，西歐各國認定的準共產主義。另一個強人是李光耀，如今全球聚焦這個馬六甲海峽大門的海島城巿之時，翻開歷史，李光耀治 下的新加坡雖只是幾百平方公里，卻以有異亞洲眾國的治政之道，令新加坡卓然成為中共以及不少新興國家抄襲對象。然而李光耀就是李光耀，一手專制管治打壓異 見，一手年年與香港爭逐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桂冠，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在「自由」與「專制」之間如何輕重拿揑，確是一門學問。

新 加坡位守天險，早於戰前已是大英帝國遠東要塞，它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船艦從印度洋而來轉折北上中國日本台灣南韓，必須經過它面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 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第二天的十二月八日出兵轟炸駐在新加坡的英軍戰機。日本戰略盤算是這樣的：拿下如今稱為馬來西亞的馬來亞，之後南取新加坡， 以此對當時稱作荷屬東印度的印尼發動進攻。日本侵略大計目標是四個英文字母ABCD，A是America（美國），B是Britain（英國），C是 China（中國），D是Dutch（荷蘭）。進攻資源充沛的東印度是打擊荷蘭，新加坡是英國橋頭堡，倫敦當然看穿日本圖謀，派出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 為主的艦隊東來保駕護航，結果慘於十二月十日被越南起飛的八十六架日本轟炸機擊沉，元氣大傷。

星緊扼馬六甲天險

時至今日，馬 六甲海峽戰略地位隨着美國「重返亞洲」更形吃重。馬六甲海峽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共管，其他國家貨船軍艦通過皆需三國首肯。冷戰結束，美軍撤出菲律賓 克拉克及蘇比克灣兩大基地，昔日在越南金蘭灣的基地亦在一九七五年後喪失，唯一落腳點便是以補給港形態存在的新加坡，獅城舉足輕重由此可見。近年中美犄角 對抗之勢明顯，中共策略因而調整，在馬六甲海峽之外開闢另一條南下印度洋生命線，即如二次大戰建設滇緬公路；由雲南經緬甸出海，以免一旦馬六甲海峽封鎖， 遠道中東而來的石油補給線遭到搯斷。因此，守着馬六甲海峽咽喉，日本中國南韓就等於給人揑着喉嚨，新加坡的戰略叫價大增。

今年是二戰結束七 十周年，對年輕人來說，七十年前的歷史等於上古史，可是今天的世界格局不脫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的遺產（legacy）——美俄對抗，俄中結盟，日中對 抗，改了的只是國家名稱，大模樣未見根本變化，新加坡地緣政治角色無改，美國要爭取新加坡，中共也要爭取新加坡，五十年代至今一概如此。美國當年以圍堵對 付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主義勢力，一九六七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熱火朝天、中南半島的越戰打得方酣，新加坡、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簽署《曼谷宣言》組 成東南亞國家聯盟。五國當時與美國關係密切，儘管五國間有齟齬，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關係人所共知，回教大國印尼對新加坡亦有看法，然而東盟的最大公約數 是反共，這一點各國不存異議，美國在東盟帷幔後的身影呼之欲出。

東南亞的美國身影

新加坡受到美國重視在於其地緣價值，亦由於 此，新加坡軍力在東南亞遙遙領先，東亞只有三國裝備美軍頂級F15戰機，一是朝鮮半島的南韓，一是美國忠實盟友日本，另一是新加坡。美國的軍火外交用得出 神入化，以色列縱然如何桀驁不羈，但主要軍備皆來自美國，難以搞出花樣；東盟原創五國也是美國軍火買家，無法不落入美國的西太平洋大計，美國傳遞出來的信 息是「唯有美國，始能免於共產主義」。然而一如銀幣的兩面，唯有因着反共的共同本質，更由於美國東亞大棋盤戰略，區內遂出現意識形態極端反共的專制以至獨 裁政制。易言之，強人之所以出現，不能不說是因為背後是另一個更大的強人。

當然，李光耀的強人比起馬可斯的強人，其持續性來得久遠，獨立程 度比菲律賓的大得多。除了是新加坡地緣位置比菲律賓更重要帶來的操作空間，獅城的管治藝術遠勝菲律賓。李光耀鐵腕治政壓制異見，加以英式精英管理，建構成 獨特的新加坡模式，以國家存亡的危機感壓制社會異見思潮，同一時間賦於相對自由空間，形成低度民主、中度自由、高度經濟發展的三層結構。過世已七年的美國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是新權威主義濫觴，指出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會出現脫序失控，若無法通過政治及制度現代化配合，結果可能是爆發暴力。亨廷頓這套理念廣 受注目，八十年代他成為南非國師，稱通過國家機器的壓制，有助令現代化過程有效。亨廷頓的學說被美國自由派學者批得體無完膚，卻被目為七八十年代中小國家 走向專制的練習本。某程度在新加坡南韓台灣身上，可以看到類似表徵。

新權威主義練習本

相對腐敗不堪的馬可斯政權或是偏安江左 的台灣蔣家小朝廷，新加坡走的是另一條比馬可斯更多法治、比蔣經國更精英的治政之路。有一種說法稱，這是李光耀的劍橋大學法學院教育成果，也有說是儒家文 化之故，不過人們更相信這是長期危機感萌生下保存政體的平衡術——經濟起飛但必須服膺於國家安全——企圖以此說明民主自由與經濟富強兩者之間的孰輕孰重。 對於危機感，李光耀從未隱瞞，新加坡獨立後與馬來西亞關係平平，雖未爆發衝突，但連食水資源都匱乏的新加坡民生受制於馬來西亞是不爭之事，李光耀曾在一次 講話談到，If, for instance, you put in a Malay officer who's very religious and who has family ties in Malaysia in charge of a machine gun unit, that's a very tricky business.（如果，舉例說，你把一個非常信奉宗教、他的家人與馬來西亞有關連的馬來人軍官放到機槍班當主管，那是一樁非常複雜的事），勾勒出來是 危機就在身邊，卻道是如此危機帶來蓬勃的經濟發展。

這正是李光耀的強人政治特質，他不會規避無法避免的困局，以正面態度面對並試圖以他的方 法解決，對國內異見施以壓制時不抗拒經濟上的自由，安內與經濟發展並行，六四鎮壓之後的中共亦大概如此走向，不同的是新加坡早走了二十多年。然而內政的管 制不等於外交上的無為，李光耀的外交務實圓潤，自由游移於中共與台灣之間，更獲得中台同視為老朋友。一九七六年李光耀首次訪華會見毛澤東，其時新加坡與台 灣仍有官式外交關係，新加坡陸軍更在台灣訓練至今。當東盟五個始創成員國中的四個先後與北京建交，新加坡是最後一國這樣做，這無損中共對這個城巿國家的信 任，建交之後三年的一九九三年，中共與台灣內戰結束後的首次會談汪辜會面便是在新加坡舉行，被認為海峽兩岸至今談得最好的對話。在大國之間取態中道，正是 蕞爾小島得以生存的另一主因，「兩大之間難為小」沒有發生在新加坡身上。

務實圓潤的外交手腕

李光耀與新加坡是二而一的關係， 亦唯獨在他治下催生新加坡模式的專制資本主義，這與南斯拉夫的狄托主義大同小異。毋庸置疑，這是冷戰孕育的政體形態，美蘇對抗導致某些國家或地區以意識形 態為先奉行專制政治，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儘管不少國家亟欲效法新加坡的管治，企圖權力與經濟兼得，往往以爛尾收場，變成走到極端的專政獨裁或半死不活的弱 勢經濟。這不在於體制的分別，而在於領導人的魅力、視野與能力，李光耀與狄托都入於同具三者的此類。有說，晚年的李光耀最想接任他總理之位的是現今總統陳 慶炎，李光耀鍾愛陳甚至說陳是「新加坡最聰明的人」，另一個說法是李光耀獨喜陳的內歛低調，可是陳就是無緣總理府，這或許是李光耀的一個遺憾。

新 權威主義式的強人政治是特定時空下的歷史產物，也是一些國家在兩大意識形態之下的第三條路。然而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狄托蔣經國墓木早拱，強人無法複製也無 法繼承；相對於此，唯有更大的民主自由，更廣袤的民間社會，更多參與的政治及社會制度，始能推動國家向前。不過，當人們回首近代發展之路，強人式政治家確 曾扮演主要角色，出身草民、政治魅力、行事強悍皆皆在身，那是歷史書卷不可或缺的草莽章節。

李光耀、新加坡與香港

文__鄺健銘

雖然「新加坡」已成香港公共討論中的關鍵詞，久不久便聽到「香港落後於新加坡」的話語，但當不少港人仍然停留在「新加坡＝李光耀」認知層面的時候，就不免令人懷疑，其實香港人對新加坡有多了解。

例如，很多香港人將新加坡視之為住屋天堂，2012年9月甚至有香港報章報道說，「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住屋不 是問題，亦沒有這方面的投訴」。故此新加坡人近年埋怨樓價太高、付擔不起，成為執政黨選舉失利、2011年大選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的一個主因，大概會令港 人感到疑惑。他們很少意識到，令他們感到羨慕的新加坡組屋，與他們想像的「公共房屋」存有一定落差；著名新加坡博客區偉鵬（Alex 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裏說，新加坡其實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因為倡導 「自力更生」，政府視組屋物業市值為其中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這某程度燃起了「新加坡夢」——即細屋換大屋、最終買私人樓保值——進而刺激了樓價。新加坡「永久居民」（見註）也能購買二手組 屋，進一步推高樓價；因為埋怨聲高，政府在2013年規限PR需住滿三年才可買二手組屋。有新加坡學者觀察到，新加坡已出現「資產富裕但生活拮据」 （Asset-rich but cash poor）的社會現象——意指有好些長者視組屋為主要資產，現金積蓄卻所餘無幾。

故此港人也大 概不會意識到，當新加坡在步入後李光耀年代的時候，民間對李光耀的印象與評價已開始有不同看法。去年澳洲學者Geoff Wade在East Asia Forum發表文章，形容新加坡正面臨一場「歷史戰爭」。民間對執政黨的官方國家發展歷史論述──特別是與李光耀有關的著作，包括他的回憶錄──有愈來愈 多的挑戰。敏感議題之一，是對1960年代李光耀政府的「冷藏行動」的解讀。這場行動以反左派、反共之名，拘捕了百多人，終結了新加坡的多元政治格局。 2013年民間在芳林公園舉行「冷藏行動」逮捕行動的50周年紀念活動，講台的其中一條布條寫着「讓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國」，講者包括當年的被捕人士，出席 者有至少600人。同年，民間出版了《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週年紀念》，重塑當年的歷史，挑戰官方不准前拘捕者重寫不同於當政者的官方歷史的 警告。其中兩位作者，是孔莉莎（Hong Lysa）與羅家成（Loh Kah Seng），分別著有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與The 1961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

此外，星馬被迫分家、李光耀在電視面前淚下是否真心（見the online citizen, 〈Myth about a Singapore leader〉），以及日據期間李光耀幫日軍情報機關工作（見新加坡文獻館，〈李光耀昭南島紀實補遺〉），近來都被提起。

這些民間歷史論述與疑問，對國家政治發展、執政黨本質乃至往後的政府——社會關係，多少也會引伸出更多想像，未來這會引起何種政治效果，其實很值得觀察。

不過回顧李光耀一生，不能不提的豐功偉績，是他為新加坡建立的一套外交策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李光耀精明與具連貫性的外交操作，是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生存關鍵。

精明外交養活獅城

世界上，不乏缺乏各種資源、但仍能游刃於大國之間、找到自己生存空間同時維持自主的小國，例如人口比某些跨國企業職員數目還少的摩納哥，就是先靠受歐洲鄰國 限制的賭業起家、再將產業多元化，最後成功不再臣服於法國，在200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比法國高，更因積極推動全球暖化議題而提升了國際發言權。但論 全球知名與能見度，其他小國卻難以與新加坡相提並論。在不少有關管治、經濟、發展的全球排名中，新加坡都名列前茅；在不少國家領袖眼中，李光耀更是「領導 人的領導人」。

按李光耀想法，外交是關乎國家生死的事，是內政的延伸。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兩大核心思想是：1.新加坡是個脆弱的國家；2.平衡國際政治中的各種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務，方法是增加新加坡與大國之間的聯繫，但在互動之中，不失自主，保持獨立身分；對問題的應對以不講意識形態、不相信非黑即白的實用主義為原則。

新加坡增加自身價值的方式，是成為全球移民、人才與世界企業的綠洲、與全世界做生意但反共。因着新加坡的靈活外交方針，即使她以反共起家、刻意突顯不是「第三個中國」以便掃清國內共產勢力，也能與中國做朋友。

「新加坡模式」治港 捉錯用神

香港此刻處於昏亂之中、看不清前景，大概會有不少人希望香港能有一個李光耀。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有看清貌似相似的星港，其實起碼有五大不同處，這也是中國大陸希望以不講民主、也能有良好民生經濟表現的「新加坡模式」治港捉錯用神的地方﹕

一. 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新加坡政府權力少有灰色地帶，主導本土議題的能力遠高於香港特區政府，因此更有善治基礎。例如居 於新加坡的中國大陸人孩子出生，他們不會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因此比香港更能控制人口數量與質素、更好地規劃城市發展；

二. 總理李顯龍形容新加坡為「舢舨」，特首梁振英則形容香港為「萬能插蘇」。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有很高的自主性、廣闊的活動空間、可自由擁抱世界與之接軌，後 者則只能被動地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毫不外向，只能內向地終日「警惕外國勢力」。論作為世界港口城市的優勢，星港高下立見，這也是主權國與特區差別的一 個延伸例子；

三.就算選舉制度有可爭議的地方，新加坡至少已有能講「主權在民」的大選，而「主權在民」在香港卻是政治忌諱；

四. 教育程度提高、世界見聞日增、政治強人遠去、經濟發展講求創意產業與提高生產力，都會令後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邁向自由化，而中國治下的香港卻在步向「警察國家」狀態、自由空間日窄的黑暗歲月；

五.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與新加坡本來就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各有千秋。香港有的是強社會、弱國家，新加坡則相反。在亞洲之中，香港原來是一個相較自由的地方，社會有更大的空間發展，也因此港人靈活、有自主性、具創意，這都令香港有先天優勢，發展受很多政府重視的文化產業。

新 加坡以經濟而非文化立國、過於強調務實主義、政府過於強勢，以致國民怕輸、因循守舊、欠靈活、缺靈魂。《聯合早報》曾有這麼一個報道：「新加坡能培育出郎 朗嗎？很難」。新加坡人李慧敏在《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寫道，政府因着經濟價值推行「講華語運動」、壓制中國其他地方語言，新加坡文化被整頓，猶如將別具風 味的南洋沙律，變成無甚特色的西式沙律。有新加坡朋友曾對我說，新加坡人面對愈來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其實也有身分認同危機，但因為說的是華語（即普 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故此也沒有多少文化資源，維持鮮明的本土身分。

後李光耀時代，不單對新加坡人，對港人也同樣別具意義。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註：即Permanent Resident, PR.與香港不同，申請者不一定需要在當地居住滿七年，即使申請成功，也需定期續期，不然PR資格會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