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亦生：超人還知道甚麼？

上周五長和系突然宣佈，分拆持有香港電力業務的港燈上市，而且至少賣出五成股權，令市場譁然，有認為這是李嘉誠撤資的進一步證據，也有認為是超人不看好與港府下一輪的利潤管制談判，在港燈缺乏增長前景下決定減持，配合公司管理層近期不斷哼着外面的世界很精采，似乎外面的月亮真的特別圓，我倒覺得未必。

 

就在長和系公佈分拆港燈上市前三天，英國工黨黨魁文立彬（Ed Miliband）在周年黨大會，突然向能源公司開刀，提出工黨若在明年5月大選勝出，便會凍結電費及氣價20個月，並且會廢掉現有能源監管機構Ofgem，另立一個對消費者更友善的監管機構，又會要求當地能源公司分拆發電及售電業務，以增加定價的透明度。 

 

英國能源業務添變數

有估計指，有關做法隨時會令當地的供電供氣公司損失70億英鎊，當地六大能源供應公司之一英國氣體的大股東Centrica即時威脅要撤資，誰知竟然自傷其身，令股價急跌5%。文立彬走這一步棋，是因為過去三年氣價電價飆升三成，開始惹眾怒，認為能源公司賺到盡，加快減慢，因此列為重點鬥爭目標。工黨雖然民望不算高，但因為執政黨也好不了多少，明年重新執政的機會不容忽視。

 

英國的供電市場，主要有三個環節——發電、輸電、售電，並由六大（Big Six）把持，但近年多了長建（1038）及電能實業（006）這些新加入者，長建及電能的參與主要在輸電網，最大手筆是2010年以700億元向六大之一的EDF，購入覆蓋倫敦、英國東南部及東部的電網，供應全國約四分之一電力，一躍已成當地最大的輸電商，之後亦有收購一個規模不算大的發電廠。

此外，長建及電能也持有當地八大輸氣網中的兩個。因此，長和系單單在英國能源業的投資已達數百億元，雖未成為被針對的六大，但肯定是舉足輕重的經營商，而英國也是電能最大的海外業務所在。

電能海外股本回報恐跌

長建電能這些新加入者，大多喜歡投資輸電環節，因為其回報有點像香港的利潤管制協議，都是由政府嚴格規管（換言之不用競爭），又是按資產規模計算回報，並且與通脹掛鈎，穩穩陣陣，所以可以用債務提升槓桿，谷大ROE。經營輸電網還有一好處，就是不用面對零售層面，消費者對加價的怨氣，全都發洩在六大身上。

不過，如果工黨這招向左走真的贏到掌聲，甚至明年執政的寶座，一切便可能推倒重來，新的監管機構肯定會重新檢討這條必賺方程式，加上凍結零售電費及氣費，一層壓一層，上游的收費難道反而有得加？無論如何，雖然還是假設，但不明朗因素增加，長建及電能的英國資產，估值便難免受影響。

凡是受規管的業務，都有政策及政治風險，香港有，英國一樣有，外面的世界也很無奈，電能在上周的通告中，強調海外業務的盈利，已超越香港，但盈利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盈利波動的風險、監管機構容許的負債比率及息率等因素。若果今次電能賣港燈套現近400億元，是用作減債的話，則可以預見，未來其海外業務的股本回報率將會下降。

我相信，香港的電力、超市仍然是有得做的生意。即使最近可能因為經濟弱而有平貨執，外國的月亮長遠也不會特別圓。李超人決意要放手，肯定是看到一些我們看不到的，令他竟然願意放棄主場之利。

這是條億億聲的問題，我很想知道答案。

黃偉豪﹕What is a Good Life? ——用更高層次思考香港

香港的經濟成功，賴於每個人均精於計算自己的利益，但太多的個人利益考慮卻帶來了今日的政治敗局。

若我們把香港目前所面對的社會分裂和對抗，簡單地歸納為一場貧與富、有與無、對與錯，甚至是正與邪對決的時候，香港社會只會逐步行近崩潰和瓦解的邊緣。紛爭的最後解決方法，若不是直接透過武力來解決，就是間接地由武力在背後撐腰下，用由上而下的高壓方式來「和諧」或鎮壓。

無論誰勝誰負，勝利的一方也不會光彩，絕對得不到另一方的認同和信服，而落敗的一方則在內心仍充滿覑憤怒與仇恨。單純用武力或權力換回來的平靜和安穩，一定是短暫、表面和脆弱的，矛盾和危機依然在社會存在，只是等候另一個機會再爆發出來。

我們非常害怕和擔心，香港爭取民主化的運動，特別是當前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佔領中環」行動，會走上以上兩極化赤裸裸權力對決的軌道，或被理解或矮化為如此性質的低層次行為。

若佔中被誤解為鬥人多的「逼宮」行動

若「佔領中環」最終淪為或被誤解為在兩極化下，一個只是鬥人多、向中央和香港商界展示實力的「逼宮」行動的話，這將會帶來兩個嚴重的問題和憂慮。

首先，這只會最終把整個「佔領中環」行動自我矮化為一場權力的鬥爭，失去了它的道德力量，也迷失了當中的深層意義。在雙方只在乎展示實力而又不排除以武力結束的情下，局勢只會不斷升溫，帶來無意義的犧牲。當1萬人的「佔中」變成了10萬人「佔中」的時候，另一邊廂政府的處理級別，便由一般的警察躍升為梁振英口中的「防暴隊」。而當10萬人「佔中」增至50萬人「佔中」的時候，特區政府的防暴隊，又可能由中央駐港解放軍所取代。

第二個憂慮是，若我們把香港的整個民主化及當前的「佔領中環」行動，簡單及低層次地理解為一場權力對決，其實也同時跌入了一個道德的陷阱，大大削弱了行動的價值意義和感召力。理由是，在以上的情下，爭取權利的人士和他們要打倒的權貴，基本上是同一類人，同樣是從自身的利益角度來考慮問題和決定自己的取態。他們和權貴不同的只是既得利益的多少，沒有權力和利益的人自然想爭取權力和利益，已經擁有權力和利益的人自然不甘放棄，盡最大努力把它保留，甚或進一步擴大。

在「天下烏鴉一樣黑」的情下，爭取自由和民主的人士，不但會被自己的權貴對手鄙視，認為是一班跟自己一樣地自私和醜陋但能力又低的「可憐蟲」，更得不到世人的同情和支持，最後在被孤立和遺棄下，一步一步地步向瓦解和滅亡。

香港社會目前所面對的撕裂和爭論，是基於我們往往只慣於用自己身處的利益角度來思考當前的問題和糾紛。從這一個角度出發，香港永遠也不可能走出現時的困局，只有不斷在利益爭逐和權力鬥爭下輪迴與循環。

脫離既得利益局限的框架

要改革社會，走出紛爭的第一步，就是每個人先脫離由現有的個人既得利益所局限的思考框架，來反思何謂「理想生活」（What is a good life），一個在政治哲學上極其重要的基本問題，再而透過政治的過程，集合社會上每個人的力量，把這個理想生活變為現實。

在追尋理想生活上，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哲學家Michael Sandel其中一本全球暢銷著作《正義》（Justice）（見延伸閱讀1），便是探討這個重要的問題。我們每個人均想活在一個公平和合理的社會當中，問題是我們每個人對於什麼是公平和合理，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更差的是，世人往往用自己現有的利益立場來判斷是非對錯。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便是對，應該支持，凡是有損自己利益的便是錯，要堅決反對。

香港就是因為這樣的迷思，陷入了今日的困局。

在Sandel的《正義》一書中，正義的一個重要理解，就是要找尋一個被認為是公平和合理的制度，來分配社會上重要的資源。但是，由於每個人由出生一刻起，所得到的資源就已經有很大的差別，有人生於大富之家，有人卻生於貧窮家庭。因此，在眼前已知的已有利益的情下，每個人均很難不受影響而作出公正和客觀的決定。

戴上「無知的面紗」

所以，Sandel便引用了另一位知名政治哲學權威──已故的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見延伸閱讀2）的提議，當我們要討論何謂「正義」的時候，應該在思考的過程中，戴上「無知的面紗」（veil of ignorance），回到平等的起步點（original position of equality），即是一無所有，不會被自己現有的利益，利慾薰心，影響到對現實世界的客觀判斷。在「無知的面紗」下，每個人均像回到了未出生前的一刻，不知道自己將會在世界上扮演什麼的角色，會是美？是醜？是富？是貧？統統也不知道。

Rawls認為只有在以上的無知的情下，每個人均有機會成為社會上最弱小的人的時候，我們才會認真地和無私地思考何謂公平，實現正義，從而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下，給予每一個人在社會上應有的權利和尊嚴，達至一個所有人均可接受的理想世界。

香港要有出路，便要認清今日我們所要面對的並非是一場權力的對決、貧與富的對立、有權和無權的人的戰爭。要解救撕裂的香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更多人參與的集體行動，而是我們每一個香港人均可暫時放下自己的既得利益，自己的階級，自己的身分，放棄自己慣常用來了解世界事物的個人，甚至是有時自私的角度，用一個更高和無私的層次，來界定何謂理想的生活，從而思考香港的未來，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和合理的政治制度。

否則，在困於鬥爭和對立的思考模式下，無論誰勝誰負，得到的頂多是既得利益者和被壓迫者的角色互換，而社會的矛盾和仇恨只會有增無減，輸了的仍是香港。

◆延伸閱讀

1. Sandel, Michael. (2009) 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London, Penguin.

2.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南方朔: 國民黨「十九全」延期易地和其他

上個星期，台北的馬英九鬥王金平案，忽然爆出了許多枝節，檢察總長黃世銘在立法院被立法委員連番追問，他承認了許多電話監聽的內幕，使得違法監聽、濫權違憲這個問題又現高潮，馬政府的危機已開始擴大。

但台灣境外的人更關心的，可能是9月29日國民黨「十九全會」延期改地點的事件了。國民黨的全代會，理論上乃是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十九全」早已決定「九二九」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召開，但國民黨卻突然於9月24日，即預定開會的5天前宣布，會議改期，將來的地點也要改在台北陽明山的中山樓。全代會都馬上要開了，許多住在外國的代表可能回台的飛機票都已買了，卻突然宣布延期，這種事在國民黨歷史上，乃是第二次。當年國民黨在大陸時，「六全」於1945年召開，當時已經兵荒馬亂，都沒有延期。只有「七全」應在1949年召開，但當時國民黨已丟了中國大陸，全會已不可能召開，遂延至1952年。難怪國民黨人有許多認為這次延期不是個好兆頭了。

國民黨的「十九全」延後，可能延到10月26日，原因非常明顯。最近台灣的政治亂七八糟，經濟也很不好，民怨當然高漲，因此「九二九」早已成了民怨的目標。截至最近，已有43個社會運動團體聯合發起「九二九包圍馬英九」行動，它們已宣稱至少會有10萬人參加。

10萬人當然不是很多，但對台灣而言，這已是大型的群眾運動，這種運動通常都有滾雪球效應。今天10萬，過幾天就會變成20萬、30萬或者更多。顯然馬英九已被「九二九」可能出現的大型群眾運動嚇到了。因此他遂決定「十九全」延期，並於9月23日（星期一）深夜，將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其他副主席和國民黨秘書長等找來開會，名為開會，實為宣達，大家當然附和，於是「十九全」的延期易地遂告定案。

根據國民黨秘書長曾永權的表示，他們宣稱是「為了社區安寧」、「擔憂情勢失控」、「不樂見藉機滋事」，不論說詞為何，它的用意就是要閃避「九二九」的群眾運動。它們把地點改為陽明山中山樓，任何人都知道，中山樓地點偏僻，沒有汽車根本到不了。而且中山樓地勢高，軍警容易控制，群眾根本無法進去，「易守難攻」，國民黨把個「十九全」搞得緊張兮兮，風聲鶴唳，如臨大敵，它的恐懼已不想可知。

不過，「九二九」的「十九全」召開在即，為了群眾運動而緊急暫停，延期又換地點，國民黨同時也決定限制出席代表的提案權，這些反應都顯示出國民黨的恐懼和意圖限制黨內的民主，因此國民黨當然受到台灣各界嚴厲的批評。其中以社運團體的批評最為嚴厲，它們批評說「馬英九是豎仔，有本事就出來面對人民」、「拿出你對王金平的魄力，九二九不要躲起來！」

「豎仔」是台灣的鄙視罵人話，它的意思是「沒膽的小子」，用「豎仔」這種話來說馬，已是很嚴重的鄙視。而真正嚴重的是，當兩方互動，一方畏懼怯懦，另一方就會更加理直氣壯。這也意謂覑反馬的群眾運動，並不因「十九全」的延後換地點而告泄氣，反而是反馬的能量更增。

目前，台灣的社運團體對「九二九」的包圍馬英九行動並未取消，而是將運動的時間也拉長。「九二九」、「雙十」、「一○二六」都將舉行反馬行動。「九二九」的群眾行動地點，也由國父紀念館，擴大到凱達格蘭大道，以及馬的官邸前面；「雙十」則會在凱道集結；「一○二六」則可能在陽明山仰德大道發起萬人路睡，癱瘓整個陽明山交通，讓「十九全」都開不成。國民黨的「十九全」延期改地點，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是把問題愈鬧愈大。

而就在上個星期，台灣又出現了兩個重大的插曲。

國民黨開會延期 京官告知吳伯雄

第一個是9月23日星期一國民黨開會，決定「十九全」延期時，榮譽主席吳伯雄也參加。據台灣媒體報道，他在會上表示，「十九全」延期，他早已聽說了，但不是台灣有誰告訴他，而是大陸的對台官員告訴他的。他這個國民黨的榮譽主席，國民黨自己的機密大事都不知道，還要北京的官員告訴他。在星期一的會上，只有他反對「十九全」延期換地點，但他的反對完全無用。吳伯雄的發言已點出了幾個很重要的問題﹕馬的許多重大決定，北京都會先知道，這是馬和北京有秘密管道？或是馬身邊的親信有人會向北京報告？「十九全」延期，乃是國民黨的黨國大事，國民黨自己的榮譽主席都還不知道，北京卻早已知道，這是相當蹺蹊的現象，將來值得注意。

另外一個插曲，則是台灣媒體於9月27日（星期五）報道，就在9月11日馬開始鬥王時，當天有個日子難過的計程車司機劉進義在陽明山自殺。他死後多日，兒子找到了他的遺書，其中有一段句子﹕「謝謝馬英九，給了我一個機會，做出一個最難的決定，景氣如此的差，你們這些當官的還有時間再搞內鬥。」由他的遺書，可以看出經濟不好，馬卻仍在搞內鬥，乃是促使他自殺的原因，因此他的自殺可以說是一種「死諫」﹕他雖是個小人物，但他的死卻無疑的是個大事件。它會促使馬的鬥爭停止嗎？或者使得反馬運動更為壯大？答案不久當會揭曉！

劉細良：新聞厭惡症

上周六是特區政府扶貧高峯會，公佈相對貧窮線，整天新聞就是圍繞着貧窮線，不知為何，我及身邊朋友對政治新聞有一種厭惡感，不想看，不想聽，也沒興趣去討論。我一直反省這種新聞厭惡感從何而來，現屆政府政客之表現差劣，是根本原因，整個社會無法產生有意義的政策討論，而看新聞只會加深這種無力感。

以制訂貧窮線為例，政務司司長早早進行期望管理，表明貧窮線不涉現行福利政策，不會與最低工資掛鈎，也不會有即時扶貧措施出台，作為一個普通市民，這則新聞有何現實意義呢？它只是為梁振英搭建一個自我宣傳的舞台。又例如政府推出新賣地名單，港人港地忽然沒有了，對於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怎樣解釋這重大改變，不感興趣，因為心裏認定他不會講真話，只會用語言偽術蒙混過關，這則新聞對巿民根本沒有意義。

助你運籌帷幄　僅宣傳伎倆

我最近在看德國經濟學者Rolf Dobelli作品《Die Kunst des klugen Handelns》，中譯本叫《明智行動的藝術》，此君上一本著作《清醒思考的藝術》，在台灣及內地均是暢銷書，作者深入淺出介紹我們思維的誤區。《明智行動的藝術》則是介紹人類52種常犯行為錯誤，融合了經濟學及心理學，52篇短文輕鬆、有趣又易讀。本書最後一篇叫「為甚麼你不應該讀新聞」，他認為新聞是有毒的知識類型，新聞對我們精神的影響，就像糖對身體影響一樣：可口，容易消化，但長期下來卻是有害的。作者三年前開始不看新聞，三年後思維變得更清晰，而事實上他並沒有錯過重要的新聞，因為從社交圈子朋友可得知，他們會過濾掉無謂的新聞。

我們大腦對於喧鬧、有人物及變換快的刺激有強烈反應，對於抽象、複雜、需要解釋的訊息只有極微弱反應，新聞生產者會生產吸引人的故事，但構思缜密、抽象、不易看透的內容被隱去，而這些消失的事情，可能與我們生活和對世界的理解更有相關性。換句話說，我們看新聞越多，越容易受誤導而錯判形勢。Dobelli統計我們一年看約一萬則新聞，平均一日30條，他質疑究竟有哪一條新聞有助你在生活、工作、任何重要事情上作出更好的決定？「多看新聞，助你運籌帷幄」，只是傳媒宣傳手法。

作者數算新聞的負面功能，認為要洞悉身處社會及世界大勢，不如將時間用來看長文章或書本。回到香港具體環境，我們的新聞質素比德國更差，政客水平更低，劣質政治或政策新聞，無助我們理解香港今日危機。在新政府上台一年後，反智成為政客論述的主流，每當從電視看到民粹式建屋搶地新聞，穿上白色短袖恤衫落區的官員，我選擇關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