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以二十億港元脫手，這是難以相信的便宜，日日進出香港會美國會的本地大亨少說也有十個八個不必貸款就能買下，然而，這份報紙畢竟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價錢易手了。這是傷春悲秋的一個星期：八月五日星期一報紙拍板賣給亞馬遜的貝索斯，八月九日是尼克遜下台三十九周年。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在水門事件傷痕纍纍的尼克遜寫了一行字的辭職信給國務卿基辛格：「國務卿先生，我謹此辭去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職務。」
《華盛頓郵報》標題只有斗大的兩個字：Nixon Resigns（尼克遜辭職）。以一份中型報紙來說，這是了不起的一刻，《華盛頓郵報》兩個年輕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從一樁入屋爆竊案查起，「鍥而不捨」用在這兩人身上比誰都合適。在沒有電腦互聯網的年月，兩人從國會圖書館上萬份借書單一直找到去白宮捐獻紀錄。尼克遜給逼急了，星夜以總統權力下令司法部長革除要他交出白宮錄音帶的檢察官科克斯，部長抗命辭職，老尼要副部長革除科克斯，副部長也當場辭職，美國司法史把這夜喚作「星期六晚大屠殺」（Saturday
Night Massacre） 。
自此美國傳媒打了個翻身仗。《紐約時報》六十年代白宮一通電話就把流亡分子反攻古巴消息扣住不發，大新聞經過說項變成淡而無味白開水；歐戰初期美國記者交不出新聞編輯叫他「來些謠聞」，這些都隨尼克遜下台隱入歷史。怎樣再痛恨美國的人都無法否認一張報紙把一國之首拉下馬的事實，哪怕這是「資產階級新聞觀」，或是「美國政治集團背後財閥分贓結果」。
嚴格來說《華盛頓郵報》只是地方報章，行銷範圍在首都華盛頓和周邊的馬里蘭州與西維珍尼亞州一帶，即俗稱大華府地區。這與全國有售的《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是兩碼事，與明擺機場火車站人手一份《今日美國報》在銷售而言是不同檔次。如今《華盛頓郵報》日銷四十萬，最好景時也不過八十萬，比起《紐約時報》的一百萬以及《華爾街日報》的百多萬，《華盛頓郵報》只是零頭尾數。雖是這樣，《華盛頓郵報》畢竟佔主場之利，政治新聞特別擅長。其後華府來了《華盛頓時報》，一字之差謬以千里，前者是自由派而後者極為保守，眼光雪亮的讀者都能分辨出來。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識貨，知道華府新聞重要，更知道不能敗於《華盛頓郵報》，職級安排別出心裁，把駐華府辦事處主任升格為與總社總編輯同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紐約時報》才能勉強與《華盛頓郵報》逐漸拉近，不致全輸。
《華盛頓郵報》七十年代異軍突起，成為美國總統早餐桌上的必需品是因為水門事件，這就不能不提到當時該報發行人凱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美國的報業多是家族經營，個別更是所謂報閥，例如赫斯特報系（Hearst）及《紐約時報》報系，都是《華盛頓郵報》那樣幾代傳下來。報系老闆或發行人都是大家族富二代，含金鑰匙出生的一群，這些商業報人長袖善舞，生意做得蓬勃，過去一百年，便是這些傳統報系發揚光大荷包麥克麥克的一世紀。日常操作上，發行人有極大影響力，但往往這些影響力夾帶的是政治影響力，這就形成極其複雜的權力三文治，發行人的影響力與報紙的獨立性如何融合，構成這份報紙能否取得讀者信任的關鍵。
發行人影響報章取向
《華盛頓郵報》一九六三年由凱瑟琳接手，當時其夫自殺身亡，凱瑟琳以新寡文君接下大業，起初完全不明報社工作運作，人人都不看好她的報業生涯。孰料凱瑟琳愈做愈好，變成《華盛頓郵報》精神支柱，她自己間中親自出馬出訪，十年之間由家庭主婦變成報業強人。這其中，今年九十二歲的六十年代《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布拉德利（Ben Bradlee）居功至偉。布拉德利出身記者，敏銳非凡，水門事件之初，他比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更早嗅到這裏頭有東西，於是直截了當問一個問題：「這票古巴佬和說西班牙語的傢伙，戴面罩膠手套通話機，半夜兩點在民主黨總部被捕。他媽為什麼在那？他們在那幹嗎？」
（You had a lot of Cuban or
Spanish-speaking guys in masks and rubber
gloves, with walkie-talkies, arrested in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Headquarters at 2:00 in the morning. What
the hell were they in there for? What were
they doing? ）總統下台的第一步，是由一句質疑開始。
凱瑟琳對時代潮流心有所感，知道美國即將進入二戰以來最大的轉折時刻，更大程度的新聞自由以及更多的民眾知情權年代即將改變世界，她全力支持編輯部。布拉德利對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水門事件稿件每每親自過問，具體無遺字字斟酌。白宮對《華盛頓郵報》恨之入骨，卻始終無法找碴推倒這兩人的報道，這固然與線人「深喉」源源不絕爆料有關，但凱瑟琳以女性之身一力扛住白宮政治壓力，留下巨大空間給布拉德利的編採隊伍。老闆與部下如此緊密合作，相對於《紐約時報》發行人在古巴流亡分子軍事行動的獨家新聞中扣壓記者原稿，以「國家安全」為由把稿子改到在哪天發動軍事行動都含糊帶過，《華盛頓郵報》的大開一面可說是雲壤之別。
水門事件記者的失腳
不過，弔詭的是水門事件既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成名之作，卻又是伍德沃德走上另一條路的起點，這條路把伍德沃德在水門事件中的盛名葬送。水門事件後，伯恩斯坦轉行寫小說，伍德沃德留在《華盛頓郵報》，火速升為副總編輯。一九八一年，《華盛頓郵報》一篇關於「小童吸毒」的新聞獲得普立茲獎，旋即被揭發內容捏造。伍德沃德則轉向全力投入寫書，《華盛頓郵報》與他的關係其後變成讓他照舊擁有副總編輯職銜，可以使用報社資料室，也可在社內出入行走，條件是伍德沃德新書出版前，《華盛頓郵報》可以率先轉載至少兩大版內容。
伍德沃德善寫多產，人脈關係豐厚，每次出書都必會暢銷，漸漸，那個當年牛仔褲後袋插記事簿的記者開始在日復一日與官僚打交道的交往中褪色，取而代之是成為政府消息發行商。作為當年搶讀伍德沃德作品的海外讀者，我一直堅持認為足以折射伍德沃德最大的變化是二○○二年成書的Bush at War（《戰時布殊》）和兩年後的Plan
of Attack（《攻擊大計》），伍德沃德變成對喬治布殊歌功頌德的「哥德派」，三十年前對權貴絕不手軟的記者脫殼成另類作家。我不知此兩書之後那三部書內容如何，也許很有意思；然而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以曾是忠實《華盛頓郵報》讀者、至少讀過他倆合作的All
the President's Men（《驚天大陰謀》）和The Final Days（《最後歲月》）親身經歷，很難在心理上接受斯人已變的現實。一個好記者退化為庸俗不堪的傳記作家，如果說《華盛頓郵報》轉手是代表一個大時代的結束，伍德沃德的變化亦恰如其份突顯大時代下記者的失腳。
美民感謝記者給美國重生
《華盛頓郵報》的轉手，是這份光榮報章的光榮時代終結。可是我始終心繫那些老兵不死的新聞記者。描寫水門案的電影All the President's Men當中一幕：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終於抓到水門事件重要證據，在布拉德利下班一刻在報社電梯間外要他看稿子。布拉德利看了之後說了一句「去吧」，然後轉身逕直走向電梯大門，忽然，他朝空中使勁用力揮了一下手。我在YouTube看過幾套現場錄影，都是討論水門事件的場合，布拉德利、伍德沃德、伯恩斯坦都有出來，清楚記得的是尼克遜圖書館那次，當布拉德利領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出場，布在幔外而另二人仍在後台，全場不分老幼起立長時間鼓掌不息，如雷聲音裏的是衷心感謝，台上這些人曾經改變了美國，給陷於泥淖的二億美國人民政治和道德的再生。水門事過四十載，《華盛頓郵報》物化成定局，老兵不死，他們只是慢慢老去；回首前塵，是令人傷感的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