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12月17日星期一

不想孤獨死 極速配對過末日

【末日荒誕】
【本報訊】瑪雅曆法中預言本月21日是世界末日,當日也是中國冬至。末日遇上大節日,單身男女所想的不只是如何安然度過,更希望找個伴侶。為此有人選擇參加極速配對,讓愛在末日前萌芽。而最幸福莫過於約220對愛侶會於這日簽紙立下盟誓,愛到永遠。
記者:倪清江 馬志剛 

約130名單身80後,上周末參加極速配對公司214 Dating在樓上吧舉行的活動,尋找心儀對象。負責人Tammy說,確有少部份因本周五世界末日傳聞,希望趕在之前找個伴侶迎接這一日。有約三成是20出頭的少女,主要從事護士及教師等以女性為主的行業。

■單身的Tommy 和Gina參加配對活動,希望找到心儀對象一起度過末日。馬泉崇攝

「特別浪漫,神的安排」

現 年28歲的Gina是其中之一,她是一名OL。她在17、18歲與同班中學同學展開初戀,之後她升讀嶺南大學中文系,兩人仍在蜜運中,但畢業前突然分手。 經歷情傷之痛,Gina一段長時間沒再拍拖,到醒覺時發現原來自己年紀不小,仍未能找到心儀對象,「見到人哋一對對,大時大節睇在眼裏,好羨慕」。

世界末日之說影響着Gina,「有啲朋友約22號食飯,我都未應承,因為唔知21號會點,如果過咗就當係慶祝!」末日,孤單一個,她渴望找個男友,「21 號係世界末日,想喺之前搵到個合心意嘅人一齊度過」;她還有另一個期望,「如果大難不死,喺31日晚除夕夜,(有男友)同我慶祝生日」。

「假如可以在21號之前識到,會係特別浪漫嘅事。21號之前出現,會覺得係神嘅安排。」她的祈求可能已被愛神聽到,她透露當晚跟一男參加者交換電話,盼遲些能約出來見面。

27歲的Tommy在銀行工作,是另一參加者,與Gina是同屆嶺大畢業生,他修讀工商管理,二人並不認識。他有過兩段情,均無疾而終。

Tommy對末日抱着半信半疑心態,有做定準備,「之前講嘅末日,一聽就知係假。但呢次做定準備,小量儲糧,又買煮食工具、露營燈。」趕在世界末日前找到 女友,是他當晚的心願,「成件事聽落浪漫,如果呢件事(末日)真係發生,會少啲遺憾。有個人支持係好啲,好似面對逆境,有個伴支持,成件事好唔同。」不過 他當晚未有着落。

220對情侶當日締結婚盟

「末日」轉眼將至,據入境處資料,約220對情侶登記在當日締結婚盟。從事紅酒生意的韓師棠(Terry)與女友Kako是其中一對,無論末日是否來臨,第二天都是他倆人生新一頁。

「當初搵師傅擇日結婚,話21號係好日。」Terry說,訂好日子才記得是「末日」,也沒太在意,且能在末日成婚,也算完成人生的一個階段、一個目標。十 幾年來多次傳言世界末日,最後皆平靜度過,加上瑪雅長老又已澄清21日只是迎來新紀元,Terry強調不會再信末日論,「除非突然話有殞石、彗星飛嚟我就 信。」

兩口子笑謂,不擔心朋友在末日只顧避難而缺席婚宴,稱只有朋友笑言「飲完呢餐要快啲返屋企避難」。Kako說如果當日真的是末日也非壞事,說罷二人甜蜜相視一笑。


■Kako與男友Terry無懼末日來臨,選擇在12月21日締結婚盟。羅君豪攝



830億遺產倡禁亂動  律政司質疑基金「受託人」非「受益人」

【明報專訊】律政司興訟要求法庭詮釋華懋集團已故主席龔如心的2002年遺囑,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開審。雖然「小甜甜」02年遺囑指明將全數遺產交予華懋慈善基金,但律政司認為基金僅是以「受託人」身分管理這份價值至少830億元的遺產,基金須依遺囑將遺產作行善用途,同時要受管理機構及法庭雙重監管,絕不容基金董事局「輕舉妄動」。基金一方則堅持是遺產唯一「受益人」,至於如何執行遺囑,則由以龔仁心為首的基金董事局決定。

指遺囑倡三方監察 證不讓「自把自為」

律政司延聘英國御用大律師Simon Taube及資深大律師何沛謙為代表,華懋慈善基金則聘請了英國御用大律師Frank Hinks及資深大狀馮柏棟應戰。基金董事龔仁心等昨未有到庭,而早前頻頻受訪的龔如心「契仔」張雁坤則在開庭時現身,但上午小休後離開。

律政司一方形容龔如心為「亞洲女首富」,現時遺產約值820億至830億元。根據02年遺囑,龔如心要求聯合國秘書長、中國總理及香港特首聯合監察基金運作,執行其遺願。代表律政司的Taube表示,這正好證明龔未打算讓基金董事局「自把自為」。

稱「必須」字眼證基金屬「奉命行事」

Taube續稱,遺囑用上「必須」字眼,可見是龔的「命令」,基金是「奉命行事」的受託人。Taube表示,基金的資產報告顯示,基金所持資產不多,現金僅數百萬元,根本沒有經驗管理龔的超級遺產。

此外,基金一直表示把遺產用於慈善,卻未有交代細節。Taube又引述董事局主席龔仁心的證供,龔仁心指基金創立以來除了捐錢,沒有其他項目,且大多數由華懋旗下其他公司注資到基金,再以基金名義捐款。

倡改用途須申法庭 確保用得其所

遺囑又表明,龔如心希望成立「中式諾貝爾獎」慈善基金,叮囑基金董事善用資金,讓華懋慈善基金之商業王國繼續壯大,藉此行善到永遠,另外須支付龔夫王德輝家族的生活開支等。Taube認為監察機制加上法庭,可確保基金用得其所,而基金必須證明龔訂下的慈善用途不可行,才可向法庭申請改變用途;而監察機制可令基金維持以往的慈善項目,亦可防止基金董事以賣股或派息等方式散盡遺產。

Taube說,慈善基金應以大眾利益為先,不過董事局可酌情發放款項給王家中人。

基金堅持有權改遺產用途

然而,Taube引述基金回應,指基金堅稱是遺產受益人,因而有權改變遺產用途,而且遺囑條文一概無約束力(見另稿),但Taube認為,基金的解釋方法,與02年遺囑用字性質不一致。

基金因遺囑真偽與商人陳振聰對簿公堂,去年10月終極勝訴。律政司其後入稟高院,要求法庭釐清02年遺囑內容。律政司一方今會繼續陳辭。

【案件編號﹕HCMP853/12

大眾利益為先 供養王家還看基金董事

【明報專訊】龔如心與遭綁架失蹤的丈夫王德輝,手牽手開拓華懋地產王國,而龔如心的遺囑亦表明,華懋慈善基金須供養王家的成員及子侄。但根據律政司及基金的立場,王家成員能否獲基金董事局發款亦成疑問,一旦董事局無意「派錢」,王家中人也許會不獲分文。

律政司不認同有得分

龔如心在遺囑表明王家中人「有得分」,但律政司並不認同。代表律政司的御用大律師Simon Taube表示,華懋慈善基金於1998年成立,以大眾利益為依歸,理應惠澤社群,而非流入某些人手中。Taube形容2002年龔如心訂立的遺囑屬「自家製」(home-made),並非專業人士協助撰寫,條文略有矛盾亦可理解。基金受龔如心所託執行遺願,董事局可以行使酌情權,要求法庭批准基金給予王家中人所需費用,當中包括王德輝4名弟妹,以及5名侄兒女。

Taube續稱,基金一方認為遺囑只表達龔的意願,對基金沒有約束力,基金沒有義務向王家中人發放款項。假如法庭裁定基金是遺產受益人,是否向王家「派錢」,則交由基金的董事局決定,換言之無論法庭最終如何裁決,皆需要由基金董事局啟動發款程序。

基金稱沒義務發款

現時基金董事包括華懋老臣梁榮江及陳鑑波,以及於龔如心074月離世前不久才加入董事局的龔仁心、龔中心及龔因心。假如5人無動於中,遺產內的分毫不會落入王家手中。

根據遺囑第四項,基金有責任供養王德輝父母王廷歆及任玉珍(皆已歿)、其弟妹,以及侄兒日後升讀大學或深造的費用。華懋僱員的子女若進修,亦可受惠。遺囑亦明示,基金必須負責王德輝胞妹王德華的生活與醫療費。

Taube昨透露,王德華曾入稟申索,但未有進一步存入證據,終不了了之。

基金拒遵遺囑指示 恐變私人樂園

【明報專訊】據律政司一方引述華懋慈善基金的立場,以龔家「老三」龔仁心掌舵的基金認為,基金的大小事務均由董事局「話事」,而龔如心訂立的遺囑只屬指引,並不一定要遵守。換言之,基金成立的目的隨時可變,龔如心的遺願亦有可能被「棄置」,基金恐怕會成為龔仁心等人的「私人樂園」。律政司亦暗示,若無人監察,後果難以估計。

代表律政司的御用大律師Simon Taube稱,根據基金一方立場,基金自視為龔如心遺產唯一「受益人」,全權管理龐大遺產。遺囑內一切指示,例如要求聯合國秘書長等三方組成監察機構、成立「中式諾貝爾」基金、繼續壯大華懋慈善基金之商業王國等,皆不具約束力,毋須信守。

憂欠獨立監察 隨時派息清盤

Taube坦言,龔如心在生時全權掌控慈善基金,她現已離世,若基金成為受益人,可能缺乏獨立組織監察其營運,而由董事局「自己搞掂」,大有可能會藉投票表決而不合理地派息或賣出股份,甚至清盤解散基金等,種種做法皆不利龔如心「將慈善事業不斷發展至永遠」這遺願。

雙方又爭議應根據哪時候的基金章程去運作基金。Taube表明,應以龔如心074月離世時的章程作準,強調章程述及的慈善目的不能改,應由高院法官給予指示,又認為假如基金要改變目的,必須證明現行目的「不可行,不切實際」,並將改革建議交由法庭審批,方為合理。

倘可自行改變目的 違基金原意

Taube又透露基金一方認為,董事局有權因時制宜,自行改變基金目的。Taube認為這做法有違龔如心成立基金之目的,「如果突然撥出遺產到非洲傳教,這樣改變慈善基金目的是否正確?」



引港大學者 郝鐵川:中央對港有10  郭榮鏗斥節外生枝 扭曲基本法

【明報專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今日在本報登出文章,批評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早前撰文,給人一種「中央對港權力只有外交國防」的說法,跟《基本法》原意不符。郝鐵川引述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和多名港大學者合著的法律教科書《香港法概論》,指中央對港的權力有10項,包括解釋《基本法》、任命特首和主要官員、宣布緊急狀態等。本報昨未能在截稿前取得陳文敏回應。郭榮鏗則質疑郝鐵川是「節外生枝」,並批評對方「扭曲《基本法》原意」。

駁斥中央對港僅國防外交

郭榮鏗早前在本報撰寫題為〈人大常委有權監督香港立法會立法?〉的文章(已在1210日在本報刊登),說「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的關係,就是我們眾所周知的,除了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區在其他範疇均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郝鐵川今日的文章則批評,郭是要給人感覺中央對港權力只有外交國防,郝在文章中表明不認同這看法。

郝鐵川借用陳文敏有份合著的《香港法概論》,指基本法規定中央對港的10項權力,包括解釋《基本法》、任命特首和主要官員和宣布緊急狀態等(見表)。

對於釋法,郝鐵川的引文表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解釋《基本法》……中央人民政府享有《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但事實上,該書另有章節詳細討論釋法爭議,但在郝鐵川的文章中卻沒引述。

未引釋法爭議章節

郭榮鏗昨接受查詢時,說自己早前的文章主要是討論香港立法權,形容郝鐵川的批評「節外生枝」。他又批評郝「加插一些外圍意見」,只是旨在「扭曲基本法原意」。郭又批評郝鐵川錯誤解釋基本法,認為大部分市民均不會認同他的意見。

郭榮鏗指出,郝鐵川提到的部分權力,根本並非實權,如文中提到中央有權任命特首和主要官員,但其實所任命的特首,必須是「香港人選出來」。郭榮鏗批評郝鐵川用這些例子做基礎,實際想超越《基本法》,做法是「以偏概全」。

郭榮鏗:部分非實權

郝鐵川指陳文敏等學者在《香港法概論》中的論述,「比較忠實地表達了《基本法》的原意。它清楚列明中央人民政府在港擁有的權力不止限於國防和外交」。本報昨未能在截稿前取得陳文敏回應。

對於郝鐵川今日的文章並非以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身分,而是以樹仁大學客座教授的身分發表,郭榮鏗說,「他(郝)有他的自由」發表意見,歡迎任何形式討論,真理愈辯愈明。



張曉明指審查法律  議員要求政府澄清

【明報專訊】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中共十八大報告後撰寫有關落實一國兩制的文章,提到有關中央權力,除國防和外交,亦包括官員任命和法律審查等,文章引起社會關注。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在政制事務委員會上,要求討論事件,認為特區政府應澄清一國兩制是否有變。

劉慧卿:一國兩制是否有變

民主黨劉慧卿在會上指出,張曉明談及一國兩制的文章影響到特區,認為立法會有必要討論,若議員不同意便需要抗爭。她要求當局交代是否有收到中央指令,要改變現有做法。社民連梁國雄說,張曉明談到有關《基本法》的內容,與現行安排不合,政府有責任交代。工黨何秀蘭說,該文章提及中央權力包括審查或發回立法機構所通過的法案,政府應澄清。

政制局:未接「完善機制」要求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梁松泰表示,張曉明並非特區政府官員,亦沒有向特區政府提供與文章有關的額外資料,故當局不宜評論及解讀,他說當局沒收到任何要求要完善現行機制。梁松泰又強調,政府會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貫徹一國兩制。

另外,多名建制派人員都透露,中央最快在日內宣布,張曉明會調任來港出任中聯辦主任。有消息指出,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將會調任廣西省委書記;副主任李剛亦有機會調任至澳門,待澳門中聯辦主任白志健離開後,由李剛升任主任。

學者聯署質疑中策組收撥款權

【明報專訊】超過20名大專學者及團體發聯合聲明,不滿中央政策組計劃收回涉及2000萬元的「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撥款權,認為是重大改動。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今日將聯同張超雄及黃碧雲會見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要求中策組解釋如何確保遴選機制透明度及學術專業性,不會將政策研究變成政治宣傳工具。

議員今晤邵善波 促交代遴選機制

邵善波上月底去信研究資助局主席錢大康,稱原本由研資局審批的2000萬元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由2013年起將收歸中策組全權審批及監察。2012行政長官選舉高等教育界選舉委員會委員、大學及專上院校工會聯盟、大學教育關注組及教協20多名代表昨日發表聯合聲明,質疑邵在全無諮詢各院校及立法會的情下作此重大改動,擔心會徹底改變計劃原意。

大學教育關注組代表陳清僑指教資會審批工作一向客觀、嚴格及公平公正,質疑計劃「無理由2004年先出,做56年就停?」他擔心,仍在進行的研究將來會否同樣可公開,長遠將影響香港的公共政策研究力量。教協會長馮偉華則指出,中策組乃政府組織,擔心「中國模式」、「香港藍皮書」事件會重演。

馮偉華日前去信邵善波,獲對方回覆指計劃目的不變,評審工作亦會按現有原則採用客觀標準,不會影響學術自由。葉建源今日將聯同張超雄及黃碧雲會見邵善波。

教協憂「香港藍皮書」重演

邵善波上場後中策組亦大換班,土地註冊處前處長聶世蘭上周五被委任為中策組副首席顧問,接替調到警務處的葉文輝。曾任前特首董建華秘書的葉文輝這次離開較急,連中策組非全職顧問為他送行的機會亦沒有,有非全職顧問形容葉文輝謙厚、少發言。聶世蘭曾在多個決策局及部門工作,包括200307年出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副秘書長。

立法會政制事務員委員會昨日開會,泛民主派議員要求下次會議審議中策組事件,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梁松泰指出,中策組工作不是該局工作範圍,認為不宜在委員會討論。委員會主席譚耀宗同意,稱會與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討論如何在立法會跟進中策組事件。


專上學界選委鄭宇碩(左起)、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及教協會長馮偉華等20多名學者發表聯合聲明,批評中策組收回審批權,要求中策組交代作出有關改動的理據。馮偉華直言,擔心公共政策研究審批交由中策組全權負責,「中國模式」及「香港藍皮書」事件將重演。


吳靄儀憂釋法有追溯力影響大

【明報專訊】立法會前法律界議員吳靄儀今日在本報刊出文章,指人大常委一旦釋法,範圍廣闊,絕非限於外傭,憂釋法有追溯力,追溯至《基本法》生效的第一天,擔心一旦釋法,會剝奪數以萬計「雙非」童的居港權,連在港出生的台灣總統馬英九的居留權也會剝奪。

吳靄儀表示,釋法首當其衝的,是199771日之後在香港出生數以萬計的「雙非嬰兒」。事實上,由2001年「莊豐源案」起至今,累計雙非嬰兒已達約20萬。

吳靄儀認為,按照法治的基本原則,終院在裁定是否接納律政司的要求之前,必須容許這些人有機會向法庭反對律政司的申請。她認為,律政司應確保這些人能及時知悉自己可能會受釋法影響,通知他們尋求法律意見,決定應否介入法庭程序,聘任法律代表在庭上發言。她在文中批評律政司含混其辭,企圖不予通知就剝奪部分人的居港權,是對法治的最大蔑視。

「馬英九也失居港權」

吳靄儀又指出,釋法影響的不止雙非嬰兒,例如台灣總統馬英九是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但他的父母當時並非在港定居,若律政司尋求釋法成功,像馬英九那類別的人就會喪失香港永久居民的身分。

另外,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出席公開活動時,拒絕回應律政司要求終審法院要求人大釋法。她早前曾表示支持政府做法。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前)昨日出席東華三院舉辦的慈善晚會,她拒絕回應律政司要求終審法院求人大釋法一事。她早前曾表示支持政府做法。(盧翊銘攝)


建制泛民齊「甩底」 今屆首流會  生病塞車壞手機 原可討論特首僭建

【明報專訊】今屆立法會開始兩個多月就出現首次流會。原定昨晨舉行、會討論特首梁振英山頂大宅僭建等議題的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32名委員中僅9人出席,不足法定人數10個而被迫流會,當中17名議員曾明確向立法會表示出席會議,最後有11人「甩底」。缺席或遲到議員各有理由,包括身體不適、交通擠塞、手機損壞等,缺席議員均向公眾致歉。有學者認為,立法會議員收取公帑,有責任確立更高道德標準,「每流會一次就損害多一次立法會形象」。

發展會329出席 欠1

今屆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會期訂於每個月第四個星期二,但因本月恰巧碰上聖誕節假期,故提早至昨晨8時半舉行。昨日議程原訂討論梁振英大宅僭建、起動九龍東項目進展及招牌監管制度等,會議等待15分鐘後只有9名議員出席,尚欠1人才夠三分之一法定人數,最終委員會副主席謝偉銓在夠鐘後按議事規則宣布流會,引起出席議員哄動。出席議員除副主席謝偉銓外,還包括民建聯陳鑑林及梁志祥、保險界陳健波、民主黨胡志偉、人民力量陳偉業及陳志全、新民主同盟范國威,以及公民黨梁家傑。委員會主席劉皇發因感冒入院,早前已委託助理請假。

多人塞車遲到 陳恒鑌稱抑鬱產婦求助

今次是新一屆立法會首次流會,缺席的23名議員中,13人屬建制派、10人為泛民議員。會前5名議員表明缺席,除劉皇發請病假,尚包括民協馮檢基、民主黨劉慧卿、經民聯梁美芬及公共專業聯盟梁繼昌。

缺席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解釋,因患氣管炎要服藥,醫生呼籲她多休息,故服藥後休息一會遲了出門。她感嘆近期立法會太政治化,「太多有關政治的辯論,例如拉布、彈劾、拿特權權力(去調查),令很多議員疲於奔命」。工黨何秀蘭及張超雄、社民連梁國雄、民建聯蔣麗芸及公民黨毛孟靜,均因交通擠塞問題遲到,何秀蘭並向公眾致歉。

同缺席的新民黨田北辰說,他早在開會前抵達立法會,但由於手提電話故障,忙於處理,收不到會議不足法定人數的通知,以致在宣布流會後1分鐘才到會議室,他就此向市民致歉。自由黨田北俊亦稱,因要出席港台談釋法問題,事前已通知立法會遲到。民建聯陳恒鑌同樣稱準時到場,但恰巧在立會樓下接到電話,有抑鬱症產婦找他求助,因此延誤開會。

學者:應有更高道德標準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認為,立法會議員以公帑支薪,有責任向公眾確立更高道德標準,不能因為會議時間太早而遲到,「每流會一次就損害多一次立法會形象。」他續說,議員明知會議將討論特首僭建,但部分泛民議員卻無心裝載,只會令公眾質疑其政治姿態。





安倍再拜相 中韓未道賀  內地官媒﹕盼非「憤青首相」

【明報專訊】日本自民黨在大選獲壓倒勝利,即將拜相的黨總裁安倍晉三,將未來內閣定性為「突破危機內閣」。日本傳媒稱,他計劃起用鷹派前首相麻生太郎擔任副首相,但同時也可能邀請高村正彥或二階俊博等知華派議員入閣緩和鷹派色彩。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恭賀安倍勝出,但中國外交部僅稱「注意到選舉結果」,希望日方走和平發展道路,未有恭賀字眼。官方《環球時報》更稱,希望安倍不是又一位日本「憤青首相」。

根據點票結果,重新執政的自民黨,在國會480席中,由選前的118席,激增至294席,多出1.5倍,連同盟友公明黨的31席,兩黨合掌325席,擁有推翻參院否決權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議席,令法案可望通行無阻。

華春瑩:「注意到」選舉結果

安倍競選期間,多次大打反華牌,主張修憲擴軍,加強美日軍事同盟。對於安倍和自民黨勝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僅表示,「我們注意到日本眾議院選舉的結果」,中方「高度關注」日本發展走向,希望日本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她說,中日互為重要近鄰,2006年雙方就構建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達成共識,「中方重視日本對華政策的方向,希望日方深刻認識和妥善處理兩國間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當年達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時,日本首相正是安倍晉三,中方的發言,反映北京對安倍的「聽其言觀其行」態度。

韓國政府昨亦沒有針對安倍重新掌權發表官方聲明,政府發言人稱,李明博無意致電安倍。相比下,美國總統奧巴馬就迅速發聲明恭賀了自民黨和安倍勝選,重申美日同盟是亞太基石,期望與日本新政府在地區和全球問題上緊密合作。

擬邀知華派入閣減鷹派色彩

新內閣最早於本月26日誕生,日本傳媒稱,安倍計劃起用麻生太郎任副相兼任財相。也有日媒揣測,安倍會邀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高村正彥擔任副相,並由知華派議員二階俊博任國土交通大臣。安倍昨表示,上任後首個外訪國家是美國,打算明年12月間起程。安倍2006年執政時,選擇以中國作為首個外訪行程,改善因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而緊張的中日關係。安倍在今次競選時曾表示,對上次執政有所反省。英國BBC分析指,他宣布訪美,可能說明他也把當年率先訪華,作為「反省」部分之一。

安倍昨重申尖閣諸島(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沒談判餘地」。他又說,日中關係不能僅從簡單的雙邊關係來看,要放在整個國際格局考量,以日美同盟為基軸,同時重視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合作,除了與印度和澳洲建立緊密關係,也需要改善與中國關係。他又稱,日本在中國擁有龐大投資,為中國創造千萬計就業機會,兩國存在「難以割捨的關係」,應該在認識這種關係的基礎上,處理兩國政治問題,他將謀求與中國重新建立戰略互惠關係。

向央行施壓逼量寬

問及拜相後會否參拜靖國神社,他說2007年任首相時,考慮到亞洲各國感受未能參拜,深感悔恨,今後關於靖國神社問題,將與中國等在外交方面有許多接觸,但他避談任內會否參拜。他又趁機向日本央行施壓,稱其無上限量化寬鬆「印鈔振經濟」主張,獲民眾支持,呼籲央行在周三至周四的議息會議,配合他的政策。日圓昨受壓下跌,日股則升1%,創8個月新高。安倍主張大膽放鬆銀根,實現3%以上的名義經濟增長率,並建議央行上調通脹目標。雖然央行行長白川方明公開反對,但他的任期將於明年4月屆滿,由於央行人選需由政府推薦,預料下屆行長將由支持量寬立場的人出任。


日本自民黨黨魁安倍晉三(圖)昨在東京的自民黨總部接受記者提問,強調在「尖閣諸島」(釣魚島)問題上沒有談判餘地。(法新社)



兩已故總統陰影籠罩韓大選  朴槿惠被指「親日後裔」 文在寅似盧武鉉

【明報專訊】韓國大選明舉行,結果將左右兩韓乃至中日韓關係。選戰前夕,左翼統合進步黨候選人李正姬宣布退出,希望左派票源,能集中給在野自由派候選人、前總統盧武鉉的戰友文在寅,阻止前獨裁總統朴正熙女兒、保守派朴槿惠繼承李明博上台。事實上,今屆韓國大選的最大特點,就是朴正熙盧武鉉這兩位已故總統,竟成了大選勝負關鍵。

左翼候選人為政權交替退選

李正姬表示,決定退選是為了能夠凝聚民主和改革的力量。她表示,為開啟兩韓和諧的新時代,韓國必須實現政權交替。她批評朴槿惠是「親日派」後裔,是腐敗獨裁政權的核心人物,若她當選總統,韓國將出現「災難性」後果。朴槿惠之父朴正熙年輕時用過日本姓名高木正雄,又入讀東京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為了當上日軍軍官,還用自己鮮血寫下效忠保證書。

律師出身、立場親朝(北韓)的李正姬,其支持率約1%,韓聯社分析,朴槿惠和文在寅民望不相上下,李正姬退選是希望反對派選票投向文在寅。上周四公布的選前最後一批民調顯示,朴槿惠領先文在寅0.5%3.5%之間。

朴正熙血書效忠日皇軍

今次韓國大選的最大特點,是除了兩大候選人在較量,兩位已故總統朴正熙與盧武鉉的功過也緊繫覑選情。朴槿惠是朴正熙之女,文在寅則是盧武鉉的親信;朴、盧兩位總統過去留給國民的印象和政績,現正左右覑選民的取捨。

釜山大學政治外交學系副教授李哲淳向本報記者指出,韓國人對朴正熙和盧武鉉的憎愛均呈兩極化。朴正熙是1960年代至70年代的軍事獨裁總統,任內打壓異己,衍生持續至1980年代尾近30年的軍事獨裁時代,但他亦覑力促進經濟和改善民生,為韓國當今經濟打下基礎,並給予了國民「只要你想,就能做到」的自信,所以朴槿惠似乎也代表覑不利民主發展的保守政權和國家經濟民生好轉。

學者:游離選民厭倦社會分化

文在寅的選情則受盧武鉉之於國民的形象影響,因為他曾擔任盧武鉉秘書。李哲淳說﹕「韓國從前是以首爾為中心的國家,盧武鉉當政後,即費心思發展其他地方;同時,他也銳意擺脫這個國家的威權主義色彩,對重大權力機關如國家情報院、檢察廳等引入民主精神。儘管這些做法不能說得上成功,但始終試圖做過。」正因如此,那些反對韓國社會主流保守勢力(大商家、保守派政客等)的人士,以及渴望國家加快變化改革的「386」年代(即60年代出生、80年代讀大學、90年代30來歲的人)予以極大支持。

首爾大學政治外交系教授康元澤向本報指出,當年盧武鉉高舉為生活艱難人士而參政的旗幟,及至李明博時代,普羅大眾、中小企和非首都等大城市居民生活變得艱難,懷念盧武鉉福利政策的人多起來,便成為文在寅吸納的選民。可是在很多既非保守派、亦非自由派的游離中間選民眼中,盧武鉉的管治,只是帶來了社會分化和對抗,叫人煩厭。他們擔心文在寅上台,將令社會分化加劇。


韓國總統選舉明天舉行,候選人昨日馬不停蹄拉票。新國家黨候選人朴槿惠在首爾南部出席拉票活動。(法新社)

李正姬


朴槿惠的支持者昨日穿上劃一紅色制服,在首爾以南的水原市為其助選。(法新社)



2012年12月16日星期日

陶傑: 絕症




強國的貪污和腐朽,已成癌症末期的絕症。原因是什麼,陳皮的濫調:因為信仰真空,道德淪亡。

一個民族要正常生存,要有一點基本的信仰。因為人性有貪婪、腐惡、仇恨的原罪,信仰是約束人性陰暗面的白血球。

當然,信仰若趨向極端,就如同白血球過多,開始變成血癌。塔利班何嘗不是由可蘭經的信仰開始?

鄰近地區何時起沒有了信仰?由他們的領袖「解放」了強國,繼而發動「文革」開始。毛帝用人類史上最無法想像的暴政摧毀了他統治的國家,一人力量有限,他靠的是基因,千年的一個奴才集團和億萬的愚民幫助他執行。毛帝和他的強國人民,另行建立了一個走火入魔像邪教般的信仰系統,直到鄧小平出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把強國人從邪夢叫醒。

但夢醒了又如何?鄧小平本人,也沒有任何信仰,他明白的,只是「發展是硬道理」。於是中國人不斷的「開發」,誤以為「建設」就是「進步」。

毛×東將中國的信仰完全破壞,但中國人又尊這位魔帝為繼承「五四運動」和孫中山的「革命家」。中國人本來就需要帝皇,他們沒有做公民的意志,因此,帝皇一定要是明君。然而,中國的帝皇權力絕對,不受約束,絕大多數是暴君和昏君。

本來,孫中山如果有眼光,應該學日本,而日本學了英國,行架空帝皇權力的君主立憲,由民選的首相組閣掌權,但孫中山卻學了法國和美國,不要君主,建立「共和」,他不明白中國人的基因學,沒有崇拜的對象,永遠永遠不可能有總統議會民主制的共和。

於是中國走上了死路。英國小說家路易士(CS Lewis)說:「當人被禁止尊崇國王,他們會崇拜百萬富豪、體育明星、電影明星,甚至著名的娼妓或歹徒。因為精神的本質像生理一樣,得不到食物,就會轉向毒品。」

路易斯當年批評的是美國,他認為君主立憲比共和制保險。此言對遠東的強國,更為貼切:沒有信仰,但有大把金權催生的「名人」,但這些名人之致富得名,卻又因為貪腐的制度。他們不可能改變得了制度的命運。解釋這個畸形的民族,了解他們為何都將一生,像李純恩說的:「活成一齣愚蠢的悲劇」,答案就是如此。

孔捷生: 「帝師」預言:剩下不到十年




新君臨朝。習近平在清華大學時的博士論文導師孫立平教授被稱為「帝師」。這頭銜非同小可,光緒皇帝的帝師翁同龢是咸豐年間科舉狀元,也做過同治皇帝的師傅,同治早夭,光緒從啟蒙識字到臨朝親政,都拜翁同龢為帝師。翁是清流派,支持戊戌變法,並向光緒推薦康有為。百日維新失敗後,慈禧太后削去翁的官爵,逐回原籍,永不敘用。無疑,翁同龢的革新思想對光緒頗有影響。

孫立平和翁同龢不同,他沒有官爵印綬,只是一介教書先生。孫教授最近在《財經》雜誌主辦的一場研討會上轟然發炮,痛批胡錦濤十年庸政,使得中國「與法治格格不入」,他指出維穩就是對法治的大破壞大倒退,政府為達指標而不擇手段,縱容甚至鼓勵用違法方式去完成任務,而且越走越遠。

眼前就有例證,十八大開完,新君下令釋放全部在押訪民,竟然發現非法收容所中關着八旬老人和哺乳婦女。且不說人民上訪是法律賦予的權利,放眼各地,連人民私有財產都毫無保障,徵地強拆到處刀光劍影,血濺五步,更不必說《憲法》賦予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

孫立平列舉全國罷工、示威、暴動的群體事件連綿不斷,「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所說的話,老百姓不信了」。他認為「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已經發生」,並預言「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

官媒狂吹的「盛世」和胡錦濤自詡的「黃金十年」,為何到了孫教授口中變成末世景象?十九世紀法國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有精闢論述,他指出「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常見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惡法的人民,一旦惡法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

沒人否認逾三十年的經濟改革使中國人的生活得到改善,比起不堪回首的毛時代,人民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也寬鬆許多。正如托克維爾的論說,當人民覺得苦難無可避免就俯首認命,但當苦難稍減,剩下的痛苦就變得無法忍受,因為他們對痛苦的感覺更敏銳了。

孫立平所說的「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所說的話,老百姓不信了」,正反映了中國人的精神覺醒。他警告中共要盡快轉型,「唯一辦法是與歷史切割,越早切割,越主動越好,否則將來能不能切割都是問題」。何謂切割?就是改旗易幟,與專制主義決裂。這位布衣「帝師」的箴言,弟子習近平聽得進去嗎?

盧峯: 提請釋法等同要法院自閹!




特區政府高層包括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先生也許認為,把提請釋法這個燙手山芋交給終審法院的做法很聰明。按他們的如意算盤,假若法院決定尋求人大常委會澄清九九年的釋法內容,接納九六年籌委會報告的所謂立法原意,那便可以一舉取消雙非嬰的居港權利,落實梁振英上台時的承諾,變相為他樹立功績。要是終審法院冥頑不靈,堅守過去的裁決,不肯向人大常委會尋求釋法,特區政府也可以把未能徹底解決雙非嬰問題的責任推在法院身上。

更妙的是,特區政府高層從梁振英到袁國強都可以把自己裝扮成法治的捍衞者,不住的說自己是按《基本法》的程序及先例辦事,沒有損害香港的核心價值,昨天,梁振英面對公眾質問時就臉不紅、氣不喘的說,他會全力捍衞人權、自由、法治這些核心價值。

當然,經過僭建風波的折騰與洗禮,市民對習慣以「大話冚大話」的梁振英,對膽敢說「我冇講過我冇僭建」的梁振英已不可能有甚麼信心,對他的說話以至承諾更不會輕信。實際的情況是,他及袁國強建議終審法院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肯定是在削弱一國兩制,肯定是在損害法治與司法獨立。

首先,法治的本質是對權力的明確劃分與制約,是盡可能減少及限制政府任意行使的權力。此所以任何法治國家都需要有獨立於政府、政黨與利益集團的法院,需要有劃分權力誰屬的憲法條文或成例,需要有互相制衡監督的體制與精神。八十年代中內地及香港各界人士花費大量精力及時間起草《基本法》,並廣泛諮詢市民,正正是要令香港有一部可以落實法治的小憲法,正正是要讓法治傳統延續下來。現在特區政府為了本身的施政方便,為了要兌現它的「政治支票」,不惜要求終審法院自打嘴巴,不惜要求終審法院在毫無必要的情況下提請人大釋法,削弱自己的權威與獨立性。這無疑在顛覆三權分立的法治精神,無疑是在閹割法院監察政府的權力。特區政府的做法不是削弱法治又是甚麼呢?

事實上根據《基本法》,香港法院除了在國防、外交事務上沒有管轄權,審理有關案件要由中央政府發出證明書外,其他涉及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及《基本法》條文,香港法院都有管轄權及解釋權。居留權問題完全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可以由本地法院根據案例、法律條文等作解釋,根本不需提請人大常委會作解釋。特區政府偏偏在這個問題上一而再向法院施壓,要法院俯首聽從不受任何制約的「太上皇」指揮,要法院放棄本身的解釋權。這對香港高度自治及法治的損害是不言而喻的。


政府方面解釋,人大常委會九九年就居留權條文作解釋時曾引用九六年特區籌委會的文件,終審法院其後審理案件時卻沒有引用相關文件的立法原意,現在法院碰上其他居留權訴訟正好可以澄清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內容。我們認為終審法院當年不採納籌委會的文件解釋是合理及有必要的,因為這份文件不能算是甚麼憲制性文件,缺乏應有的權威性及法律地位,對法院沒有約束力。正如多位立法會議員指出,假若連這些政治性文件也成為憲制文件,法院必須接受,那特區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便可以隨意把一些領導人指示、訓話說成是憲制性文件,要香港法院順從及接受,到時說不定法院淪為政府的管治工具,各項保障公民權利與自由的條文也將形同虛設。

不管特區政府高層怎樣偽裝,今次要求法院提請人大釋法依然是在削弱高度自治,依然是在閹割法院權力,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梁美儀﹕給你吃顆釋法糖衣毒藥

律政司建議終審法院就外傭居港權案件,提請人大常委澄清1999年「吳嘉玲」案釋法的法律效力,政府此舉目的清楚不過,就是希望一箭雙鵰,一併徹底解決「雙非」和外傭居港權問題。社會暫時對政府的建議未有群起而攻之,理由很簡單,因為香港市民十分渴望了結困擾香港多時的雙非和外傭居港權問題,在這現實利害關頭,大家或許選擇隻眼開隻眼閉,默許這次釋法建議。

從實際效果觀之,香港人實在受夠了雙非孕婦湧港產子迫爆醫院產房、雙非嬰擠滿健康院、雙非童與港童爭逐小學學位、住所上下出現人來人往的「月子公寓」……如果一顆釋法糖果,可完全消滅這些問題,很多人都想一口把這顆糖吞進肚裏去。民心所向,這也是律政司敢於建議終院提請人大常委釋法的原因。

不過,冷靜下來,我們要清楚,我們吞下的這顆糖果,實際是一顆甜口的糖衣毒藥,它不單剷除雙非和外傭居港權等問題,它同時會腐蝕香港司法管轄權的慢性毒藥。

前任終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在20017月就「莊豐源案」的判決中,清楚指出,《基本法》第24條屬特區自治範圍,而非「中央政府事務或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事實上,《基本法》第24條,本置於《基本法》第3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之內,顯然這應屬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如今律政司的建議,等同要現任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摑李國能一巴掌。

吃了這顆甜口毒藥後,香港司法管轄權的缺口將難以修補,不能排除將來人大釋法的適用範圍會愈來愈廣、愈來愈闊,對香港自治帶來的後遺症,或會在往後五年十年才陸續浮現。我們應同意吞下這顆「糖果」嗎?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明報社評: 《香港藍皮書》事件 揭示左毒害港誤國




原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薛鳳旋發表聲明,不滿浸大校方就中文大學對《香港藍皮書》(下稱藍皮書)部分內容投訴的處理,使他40年來的著述成就,「在『文字獄』式的所謂調查眦於一旦」,他表示會聽取專業意見,尋求推翻不公的裁決或由其他途徑申訴云云。香港社會崇尚理性法治,薛鳳旋絕對有自由循正常合法途徑和程序維護權益,尋求公義;不過,由藍皮書事件,使人注意到近年一些學者、專家或研究機構,打覑學術研究旗幟,對香港事態的分析、研究和建議,內容偏頗,脫離香港事態和現實,這類左的「學術研究」成果,不幸地與近年中央對港方針政策形神契合。香港情勢使人忐忑不安,與左的一套主導對港政策有很大關係。

對港政策與學術研究  左得形神契合

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組織撰寫的藍皮書,浸大校方調查後裁定中大投訴成立,薛鳳旋被指發表失實陳述,企圖推卸責任給下屬,學術不當,浸大即時決定把薛鳳旋革職。薛鳳旋自言40年來著述數百萬字,還說5年來在當代中國研究所有「豐厚業績」,雖然不至於著作等身,但是可見他以著述立言自傲,現在浸大以他「學術不當」革退,懲處嚴重,對薛鳳旋的學術地位是致命打擊,若未能翻案,他日後的學術研究生命,空間會極其狹窄。

薛鳳旋聲言對浸大的裁決會有後續行動,以維護權益和捍衛聲譽,他與浸大的角力將如何發展,大眾拭目以待。他上周五在聲明中認為,因為編輯藍皮書中「一句話的審校有所疏忽」,「受到……如此譴責,實感寒心」。浸大的調查報告,不認為薛鳳旋審校疏忽。

中大的投訴,是指藍皮書中薛鳳旋口述關於中大通識教育課程的部分。薛鳳旋認為香港大中小學設立的通識教育,方便了大量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例如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由美國一個基金贊助並協助撰寫教材,其教學方向實際上已由該基金主導」。普世價值而分西方東方,使人不明所以,不過,此乃薛鳳旋的個人認知,即使偏見,基於言論自由,也應該尊重,然而,涉及中大的部分,並非理論,而是事實陳述,客觀效果是質疑中大的學術獨立自主,指控十分嚴重。薛鳳旋缺乏出處和拿不出證據,憑空指控,成為失實陳述,以學術自傲的薛鳳旋,顯然未能符合學術質素的基本要求。

浸大調查報告,估計薛鳳旋提及的「美國基金」是指「福布萊特學人」通識教育計劃,該計劃由本地捐款人及教資會提供資金,邀請經由學者嚴格挑選的學人來港,按大學的要求就通識教育課程提供意見,及為本地學者辦工作坊,甄選學人過程不牽涉任何美國政府官員,學人只提供支援,不會主導課程。按這個情,薛鳳旋對中大通識課程和所謂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的描述,表面上看不到玄虛,但是放在中共十七大報告強調「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到今年十八大報告進一步「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的背景來檢視,可以看到對港方針政策與「學術研究成果」的一脈相承。而其實質,一字以蔽之——左。

近年,一些研究成果與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的高度一致,使人刮目相看,究竟是先有中央方針政策,以學術研究方式附和?抑或中央吸納學術研究成果,制訂對港方針政策?按已知情,無法判別。不過,藍皮書就中央政策組職能的描述,使人看到藍皮書「洞燭先機」。藍皮書指出教資會的2000萬元公共政策研究撥款,「所支持的項目基本上都是學術研究,對政策決定幫助不大」。近期,中策組收回教資會這2000萬元的審批權,首席顧問邵善波透露中策組的政策研究方向,與藍皮書的描述如出一轍。

評論時事的資深傳媒工作者程翔,近期為本報撰文(見127A36觀點版),剖析中央對港新方針政策,提到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撰寫題為〈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作為全國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的導讀文章。程翔根據張曉明的文章,列出了不經不覺已經實施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司局長甚至常秘,「都絡繹於京港途上,面聖領旨」,程翔的文章說「《基本法》有這個規定嗎?事實上,政策未動,輿論先行。讀者不妨把張曉明的文章,同薛鳳旋的《香港藍皮書》內容對照一下,就知道將來還會有什麼變化」。按藍皮書就香港政制的建議,確有「副局長、政治助理、常任秘書長」都要由中央「保留推薦權」的主張,藍皮書又是另一次「洞燭先機」。

近年,左派陣營就本港一些事態的動向,值得注意。例如較早前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政府新界東北發展遇到反彈,加上梁振英政府的連番事故和遭遇,左派陣營把反對者都打為集團,指稱有黑手在幕後操控,左派報章圖文並茂,大肆報道所謂「集團黑手」,另外有左派人物在報章撰文,指為是「對中央發起總攻擊」。一時間,香港的氛圍顯得殺氣騰騰,然後更有港獨如病毒蔓延之說。

左毒會帶來災難  香港前景使人憂慮

我們認為,這是左的思維主導覑對香港事態的認知,不幸地,中央對港方針政策,與這些思維高度一致,方針政策也向左傾斜,還傾斜得愈來愈厲害。中共建政63年以來,每逢左的政策主導,都會犯錯誤而付出代價,文革十年給國家民族帶來的災變,歷歷在目,在香港,左派現在雖然避談「六七暴動」的慘痛教訓,究其肇因,就歸結到一個「左禍」。現在對港方針政策左得很厲害,若按歷史規律,左就會犯錯誤,以此檢視香港的未來情勢和發展,使人憂心忡忡。薛鳳旋的藍皮書事件,為左的學術研究和左的對港方針政策,找到連結點,回歸15年,竟然出現「左毒」治港的局面,而看來無人可以挽回,相信高瞻遠矚如鄧小平也意想不到。香港怎麼辦?!

南方朔: 國民黨開始發動要鞏固領導中心!




19世紀末,美國學者羅斯(Edward A. Ross)發現到一個極重要的政治社會現象,那就是「社會控制」,它是指一個政府或體制為了維持對自己有利的秩序,會以習俗教育宣傳等一切力量來鞏固自己的勢力;而對有害的,則會以懲罰、醜化、收買、轉移種種方式,使它的破壞力縮小甚至被消滅。

以前的「社會控制」以壓制為主,但到了近代,由於人權和法律的進步,壓制已愈來愈不可行,於是「社會控制」遂轉往「媒體控制」這個新的方向。當代美國反體制思想家杭士基(Noam Chomsky)即寫過一本重要著作《製造同意》,該書即指出,人們對一種秩序會默然接受,其實是透過「媒體控制」而加工塑造出來的。

台灣成「媒體控制」社會

我曾經指出過,「媒體控制」最近就有一個例證。那就是美國人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這個運動主要是藉覑網路串聯,主流媒體很少報道,後來這個運動全球各大城市響應,在意大利的示威行動出現警民對打的衝突事件,於是主流媒體全都在意大利的衝突上大做文章。經過媒體的渲染,「佔領華爾街運動」儼然成了一個暴力運動。這就是典型的「媒體控制」手法,它透過媒體的影射、暗示、選擇性的報道,故意去扭曲反對的聲音,塑造恐慌,從而使統治勢力得到利益。

而今天的台灣,就是個很嫻熟「媒體控制」的社會,前兩個禮拜,台灣的大學生發起反媒體壟斷運動,國民黨的媒體不談學生的訴求,卻在學生對教育部長講話不禮貌上大做文章。透過這種控制手法,學生的抗議焦點就被轉移掉,幸而旅美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站出來支持學生,使得學生的抗議還有一點正當性,否則媒體的「禮貌論」就已把學生的抗議貶得一文不值!前兩個星期,《經濟學人》雜誌說馬英九是「笨蛋」,國民黨也透過詩人余光中和《聯合報》大做文章,把「笨蛋」硬拗成是大智若愚,笨蛋儼然變成了「天縱英明」,「媒體控制」的可怕,台灣已成了舉世少見的樣板。

而從上個星期開始,另一波更新的「媒體控制」又告出現。那就是馬英九為了鞏固他的權力,從上星期開始,已開始為明年國民黨黨主席選舉展開造勢拉票,而同一時間,則是民進黨已決定將於113日號召群眾上街抗議,稱為「人民火大」抗議運動。對於馬的繼續要當黨主席和民進黨的抗議,我們可以看一看國民黨掌控的媒體是怎麼報道的。

首先就馬英九繼續要當黨主席之事而論。

今年前個月,馬的民調跌到只剩20%左右,於是國民黨內的反馬聲浪也告出現。國民黨的四中全會就是個大鳴大放的會議,國民黨的重要人物如吳伯雄、連戰之子連勝文等都站了出來嗆馬,而且國民黨內的次級領導人物如郝龍斌、朱立倫、胡志強等也都由身邊的人出來放話,表示他們可能出來選黨主席。我們都知道馬現在是黨政軍一把抓,如果沒有了黨權,他的一人獨攬大權即不可能。國民黨和共產黨乃是本質相同的黨,統治者一定要大權獨攬,才可能放心。

對於這種黨,大鳴大放只是個過程,大鳴大放通常都會使統治者更加恐懼,大鳴大放後都必然會秋後算帳,這是共黨的模式,也是國民黨的模式。

於是,四中全會後,馬的發言人立即對吳伯雄和連勝文進行恐嚇消毒,而且馬也立即表示,他要繼續幹黨主席。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是明年78月間的事,馬這個早就宣布,目的當然是要阻擋別人選舉黨主席。這是一種權力的自我保護和防衛。

而國民黨的媒體,這時也自動或被動員了起來,只要國民黨的次級領袖為了公事而和中央不同調,媒體一定會大做文章,猜測他的動機是不是要選舉黨主席,而且媒體記者也一定會問他是不是要選黨主席,當事人在這樣的壓力下只得被迫的宣稱他是支持馬英九的。就是透過媒體這樣的控制,最近這段時間,像郝龍斌、朱立倫等人,都在媒體糾纏下表態,他們會支持馬英九連任黨主席,他們甚至被迫講出要「鞏固領導中心」之類的話。因此忽然之間,「鞏固領導中心」成了國民黨最當令的口號,這完全是透過媒體控制而形成的。

民進黨抗爭 親馬媒體醜化

最近,馬英九已在全台灣為競選黨主席佈局,並大舉動員媒體造勢宣傳,要求國民黨幹部明年黨主席選舉時,一定要讓馬的得票率極高,只有高票當選,這個中心才是真正的鞏固,愛馬英九就是愛黨,也才是愛國。而親國民黨的媒體也在這點上大做文章。因此我們已可說,此刻的國民黨已形成了新的法西斯專政的氣氛。

相對的,乃是對民進黨的「人民火大」運動,國民黨主控的媒體不去報道運動的訴求,卻不斷在民進黨是否重回街頭鬥爭路線上做文章,這是一種話語權的策略,要把對手的主張非法化。近年來,民進黨提出了許多意見,國民黨相應不理,當民進黨要發起抗議活動,國民黨媒體又開始醜化,在台灣要做個反對派,其實是很難的!

陳健民﹕調適型領導力 ——從政改到特區施政




梁振英焦頭爛額地度過了上任的首半年,給人感覺像是任期的尾聲。政府架構重組、增供土地、抑壓樓價、扶貧、港深融合等構思或胎死腹中或因管治威信缺席而失去效力。一個「硬實力」來源認受性不足、「軟實力」又因誠信問題徹底消散的特首,如何支撐殘局,實在耐人尋味。

2013年未至,田北俊率先提出未來特首普選安排的建議,令人感到突然。事實上,2016年立法會選舉和2017年特首選舉的具體方法仍未落實,如果一併處理,便需在2014年諮詢和走「五部曲」,相信民間會在2013年開始醞釀討論。據說中央原本打算由政治手腕較高明的梁振英來迎接這次普選的挑戰,但在如今局勢下,連「末日救星」長毛都可能當選特首,相信本地工商界會比北京更焦急提出一些保守的選舉方案。

只有波濤過後才能看清湖底

泛民如何面對新一輪的政改?幾個月前民主黨在立會選舉失利,有朋友說我作為普選聯核心成員並致力推動與北京談判,應該為文辯解。我遲遲未有動筆,是相信只有波濤過後才能看清湖底。今天回首,仍看不出司徒華、何俊仁諸君曾經「投共」,「一人兩票」的超級區議會議席和新增5個直選議席,如何令政制倒退。

但民主黨和普選聯支持政改談判並不單覑眼議席問題,而是希望與北京開展一種良性互動,為下一輪更艱巨的政改進行對話。當時普選聯向北京和特區政府提出建立一個就政制問題交換意見的常設平台,始終未獲回應。其後民主黨更相信中共支持人民力量分裂泛民,此舉嚴重破壞雙方互信;民主黨選舉失利更令泛民全面激進化,與北京對話的空間已不復存在。

民主黨真正犯的錯誤是……

「良性互動」的落空,可歸咎普選聯學者們太過一廂情願,但對於普羅市民來說,有沒有「良性互動」並不是他們太關注的問題。民主黨真正犯的錯誤是沒有通過一個「政治過程」,讓民眾認識到:

1. 要推翻人大常委的決定(20172020年前,不實行特首普選和立法會全面普選)是不切實際;

2. 如果只推翻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而不提新建議,只會原地踏步;

3. 一人兩票的方案能將政制向前推進。

當時普選聯雖然有職工盟和街工等民間組織參與其中,但並無積極發揮與民眾溝通的功能。即使民調顯示有近六成人贊成普選聯的一人兩票方案,但這種靜態的支持並不穩固。民主黨由於拒絕參與「五區公投」,在泛民內備受壓力,而北京一直採取強硬的策略,令談判的時間異常壓縮。假如民主黨當時已發展了電子投票系統,透過這種公眾授權或者能頂覑「密室談判」的指控,但問題始終是基於對這種「政治過程」的重要性意識不足。

這令我想起哈佛大學Ronald A. Heifetz教授《Lea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s》一書。他認為有許多問題並沒有一個簡單圓滿的技術性答案,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調適型領導力(Adaptive Leadership),帶領各種持份者直面問題的本質,調整自己的態度和行為來適應新的處境。為了讓各人了解問題的嚴重性和迫使各人調整,領袖必須製造張力,並運用正式和非正式的威信去引導改變。

調適型領導力

譬如一個醫生面對一個末期絕症患者,病人和家屬都期望你能用藥物或手術拯救病人(技術性答案),但醫生能真正做到的是協助他們面對死亡的事實,減輕患者的身心痛楚和善用餘下時光,家人及早作出準備(心理、經濟等),這是調適型領導力。在政治方面,書中談到在1983年美國環保局長William Ruckelshaus在處理Tacoma市一間金屬製造廠的污染爭議時,並非簡單地宣布該廠排出的污染物可能危害居民生命而將之關閉。原因是該廠是當地主要僱主,養活了幾代居民。他們認為是環保局在無事生非,或者環保局應協助該廠解決污染問題。但簡單的技術性答案並不存在:由於經營環境惡劣,工廠無財力提升設備至完全安全水平。Ruckelshaus決定舉辦一連串居民大會,讓居民直面保持現狀可能帶來的健康威脅,或者關閉工廠帶來的經濟危機。

這種將問題交回民眾手上的領袖風格,不單為社區帶來震盪,亦在環保局內引發爭議。許多技術官員都習慣將社會問題納入既定的官僚程序,懼怕公眾參與的程序混亂和結果的不確定性,但Ruckelshaus很清楚此事件沒法得出一個兩全其美的結局,必須讓民眾自己抉擇並及早對可能的轉變進行調適。在漫長的工作坊和公聽會中,官員們發現居民對於複雜的污染和健康問題有相當高的理解力,並提出一些減少污染的實際建議。更重要的是居民在認真面對健康問題後,都意識到關閉工廠是一個真命題,開始推動社區經濟多元化。其後該廠因為經營困難而倒閉的時候,居民已在心理和經濟上做了相當的準備而令損害減至最低。

要民眾感受威脅  從而作出調適的準備

正如Heifetz在書中所言,調適型領袖不是要滿足民眾對絕對答案的渴求,而是要提出問題;不是要保護民眾不受外來威脅,而是要他們感受威脅從而作出調適的準備。或許民主黨和普選聯太覑緊於尋找一個在重重關卡下仍能推動制度改革的方案(技術性答案),而忽略創造一個政治過程,讓民眾直面沒有雙普選的事實,自己選擇「原地踏步」或「寸土必爭」。汲取教訓,在即將來臨的政改爭議中,泛民除了要提出一套政改方案外,必須與公民社會有廣泛的互動,特別應用電子投票爭取市民授權。

如果泛民要學習調適型領導力,特區政府就更是刻不容緩。政府急於樹立政績,而不理解到政策推動需要過程和伙伴。以新界東北發展為例,市民要從發展中享受港深融合的經濟效益、解決住房需要,抑或為港人留一個後花園,絕對不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必須讓各持份者充分表達意見,通過對話後帶動各種調適。但現在民眾覺得政府缺乏誠意,處處懷疑政府有隱藏議程;政府不是聆聽民間訴求,而是動員中策組或愛港力量去打輿論戰。

現代社會的問題愈來愈複雜,政府還是不要相信自己有最佳答案,反而要想一想如何能將問題交回給公眾,共同承擔這個城市的命運。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林泉忠﹕細數安倍晉三的「右翼指數」




日本眾議院選舉塵埃落定,自民黨大熱勝出,黨魁安倍晉三再度入主永田町首相府已無懸念。國際社會與媒體開始聚焦安倍上台後的政策,而左右安倍政策走向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安倍本人的政治理念與意識形態。

安倍是日本政壇中的「鷹派」人物,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他屬於戰後日本「右翼指數」最高的政治領袖。

先看看安倍的「右翼」DNA。外祖父岸信介在二戰期間被東條英機延攬至內閣擔任工商大臣,戰後一度被認定為甲級戰犯。岸信介後來參與籌組自民黨,並於1956年登上首相寶座,安倍晉三直言受其影響最深。

在「歷史問題」上,安倍質疑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審判的正當性,直言所謂的甲級戰犯「不能被稱為戰爭罪人」、「在國內法上不是戰犯」。安倍還提倡修改現行的和平憲法,並主張將自衛隊改為「國防軍」。

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當年安倍全力為小泉護航,除了5年前首相任內那一年外,安倍幾乎年年都去靖國神社。

安倍還與幾個「右翼」政治團體關係密切,包括「日本會議」、「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國會議員一起參拜靖國神社之會」、「神道政治聯盟國會議員懇談會」等。安倍還曾擔任主導編寫「右翼教科書」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秘書長。這些組織的主張都離不開「愛國」、擁護「天皇制」、反共、贊成修憲、質疑「東京審判」、反對「自虐史觀」,以及支持首相參拜神社等。

由於安倍身上擁有最高的「右翼指數」,不難預測上台後將注重強化日本的軍力、鞏固美日安保體制;在與鄰國關係方面,儘管安倍仍會聽取日本經濟界的期待,避免與中國發生進一步的衝突,然而由於其清晰的「右翼思想」使然,與鄰國大大小小的摩擦也將會陸續登場。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周基利﹕如何訂定本港的貧窮線?




港府宣布重設扶貧委員會,並且首次啟動訂定本港貧窮線的工作。這項工作可以顯示現屆政府對扶貧的決心,因為委員會工作的成果可以用此作為指標,但問題是我們應如何訂定本港的貧窮線呢?現在社會人士談論和採用的,是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指標,但在電視新聞報道中聽到立法會張超雄議員竟然說政府不用花太多時間去討論如何訂定貧窮線,只要用國際慣用的標準便可以了。不過不可不知的是,現時這個以入息為標準的貧窮線是有它的限制的。

以入息為標準的貧窮線有其限制

雖然無可否認入息是決定生活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但資產和欠債都會影響家庭的生活水平,而且一些物資的轉換(in-kind transfer)亦沒有計算在內,因此入息和生活水平有時會出現較大的誤差。於是研究員便發展另一個方法去訂定貧窮線,便是直接量度家庭的生活水平,在歐洲、澳洲、加拿大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稱之謂「物質匱乏」(material deprivation),在美國則叫「物質困苦」(material hardship)。一般來說,它是指家庭因貧困而缺少了一些社會上被認為是必需的東西,例如沒有水電或不能每天都可以進食新鮮水果。「物質匱乏」為本的指標在香港的貧窮研究亦不是新鮮事物,周永新教授早在1980年代已進行有關研究,到最近劉嘉慧博士亦有類似的研究在進行中。

那麼究竟我們為什麼要有這兩類貧窮指標呢?主要有3個原因。

第一:儘管這兩類貧窮指標有相似的地方,但原來根據他們而找出的貧窮率有時是有很大差別的。最近一個涉及歐洲6個國家的研究顯示(見表),入息和物質匱乏的貧窮率在法國和英國便有3%5%的分別。

第二,他們所找出的貧困戶也是不盡相同的。附表顯示有74%85%的住戶根據這兩類貧窮指標都不是貧窮戶;有2%7%根據這兩類貧窮指標量度的都是貧窮戶;但有4%16%的住戶根據一個指標是貧窮戶,但根據另一個指標則不是貧窮戶。即是說根據這兩類貧窮指標而找出的貧窮住戶都不是相同的。

第三個原因更加重要,因為這些貧窮指標是會用作檢視扶貧措施成效的。研究發現假如我們用這兩類貧窮指標去量度一些扶貧措施的成效時,這兩類指標給我們的答案都是不同的。Cancian and Meyer 2004)調查美國威斯康辛州接受了類似香港綜援福利的市民,他們發現雖然以入息為本而量度的貧窮率與「物質匱乏」的相若(64%68%),但是他們所指的人卻是大不相同的。例如根據入息指標訂定為貧窮戶的,其中只有四成四根據「物質匱乏」指標是貧窮戶。而且根據上述6國的研究亦顯示,大多數的福利(金錢上的援助)對以入息為指標而訂定的貧窮線有較大的作用,所以用這兩種不同的指標去量度貧窮是有其好處的。基於這些原因,歐盟每年報告其成員國貧窮問題時都會用這兩種指標的。

兩類貧窮指標

政府指出扶貧委員會其中一個職權是「檢視香港現時的貧窮情和成因,以識別有利個人發展、自力更生和社會流動的條件;並定出貧窮線,作為考量貧窮情和評估扶貧政策成效的工具」。要知道貧窮的成因和有什麼因素可以令貧窮人士脫貧,必須有系統的長期政策研究,而且扶貧肯定是一個長期戰爭,所以在急於推出具體扶貧政策的同時,這些貧窮研究都是十分重要。期望扶貧委員會能夠重視這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讓我們的扶貧措施是有研究數據支持的。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教授

區家麟: 語言魔術2012




2012,一年將盡,末日快臨,又到盤點一年金句、精采瞬間之時。2012年,我們跟從車公靈簽開示,研究「何為邪鬼何為神」,沉迷於豬狼惡鬥,研究語言偽術,探討因果報應。

一些慘死的字詞 是年,達官貴人鍾情玩弄語言,一些字眼不斷遭扭曲、著色、反轉再反轉,短時間內慘遭玩死。粗略一計,首先是「誠信」與「開誠布公」,好好兩詞,現在人人聞之偷笑;繼而是「愛國」「愛港」「關愛香港」「香港良心」,「建設派」按捺不住,群起反擊,他們愛黨愛權愛高牆,大愛滿溢,情操高尚,開口「愛港」、埋口「良心」,聞者色變。

一些無限loop的經典 2012,金句連場,笑中淌淚。我們不能忘記「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再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拉布、剪布、「翻嚟就郁」。唐唐的地下行宮只是「挖深咗」,精心構思一句「男人要有膊頭,做公職就要有腰骨」,不能扭轉乾坤,熱身多年,終點前墮馬,臨危辯論出奇招:「你呃人,你唔好講大話」一語,繞樑三日,但一切太遲。梁振英精心部署,掩飾僭建,最後贏得大位,以摺櫈治港。既云從此沒有唐營梁營,「只有香港營」,繼而又說 ‘shout at them’,主動出擊,與民為敵。

一些哲學思辯 梁振英寥寥數語,往往引人入勝:「僭建處理咗,僭建就不存在。」「有個事實的問題,記憶中,我無講過話我無僭建。」哲學問題:究竟你的記憶能否稱為事實,如何界定真實,真實的記憶是否事實;不知自己之不知、知道自己之不知、知道自己知道卻說不知,何者罪大?很混亂?大家都亂了。

一些循辭詭辯 做人要誠實,不講大話,三歲細路都知道,是為真正的「普世價值」。政治公關大忌,正是前言不對後語,自相矛盾;若遭人識穿,請不要驚、不要怕,眾位高官,已多次示範應對方法,若自己的虛偽、扭曲、推搪、狡辯,遭人揭破語意曖昩、概念滑轉或前後矛盾,有六大咒語,可掛在口邊:

一,我唔記得
二,我記錯了
三,我以為…
四,我聽從專業意見
五,我老婆負責的
六、這是我的第一次

一些騎呢爛戲 2012年有兩場爛戲,特首選戰,假戲真做,聖旨一出,有選委明言「識時務者為俊傑」,亦有選委棄暗投明、棄唐投梁,坦率表白「已投票給將會勝出的候選人」,赤裸裸,不需飾掩。另一場騷,亞視盡地一煲,假戲假做,跳騎馬舞,號稱香港良心,以大氣電波詆譭對手,玩弄數字,宣稱收視「四六開」,香港淪落至此,我們做了甚麼錯事?

2012年,多謝眾高官的訓練,每個人都成為語言偽術破解大師,「語言偽術」成為潮語,迅速講殘講爛,偽術已變成魔術表演,每次出場,人人金睛火眼,留意每個漏洞,每個動作都覺得你造假,每個笑容都似在掩飾。民無信不立,你說怎麼辦?梁粉兵團說:有誰沒有做過錯事,有誰沒有僭建,有誰沒有疏忽?企圖再把全民道德底線降到冰點以下。

有人倚傍在高牆繼續冷笑,那些粉碎的雞蛋在悲鳴。這一年,有一位李旺陽高呼「就算砍頭我也不後悔」,然後被自殺;有一位劉霞因為丈夫得諾貝爾獎而被軟禁兩年多,哭訴現實比卡夫卡的小說更荒謬。孔慶東說香港人很多至今仍是狗;有香港人則舉起殖民地旗幟,叫中國人滾回中國去。

唐營與梁營的撕裂、建制派與民主派的撕裂、泛民內部的撕裂、愛國與愛港的撕裂、反蝗蟲與反反蝗蟲的撕裂、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撕裂。唐營的林大輝大師為梁特首念佛偈:「因果循環,報應不爽。」有咁耐風流有咁耐折墮,香港人又做了甚麼錯事,要受這種折磨?

董建華以腳痛告別,曾蔭權「臨尾香」,以「貪遍省港澳、嘆盡海陸空」留名史冊。梁振英?未曾深愛已無情,未曾起跑已露底,死在起跑線上。唐英年?一世夠運,因禍得福,去南極過冬,是為最佳結局。

此情此景,類似英國諷刺小說作家Douglas Adams名作 Restaurant at the End of the Universe裡的餐廳。這家餐廳,位處宇宙毀滅一刻的時空,處身末日邊緣,食客一邊品嘗美酒佳餚,一邊觀察宇宙生滅的一剎天地。2012世界末日,不似會來,但眼前鬼卒皆是妖,香港將死未死,無力挽,只能在折騰中自娛。

2012年,異象瀕生。年度圖片,應是唐宅門外的傳媒「吊臂陣」,尚幸巨臂高舉,彰顯庶民監察力量,記錄僭建密室之因果報應;也尚幸有學民思潮奇兵突出,凝聚清新動力,陰霾密布中,還望this city is not 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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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是年金句滿瀉,電台電視製作《大事回顧》節目的人有福了。



Ada Ng:謊言踢爆咗大話英就唔存在

梁振英先生早前以14頁文件交代僭建問題,自爆山頂大宅暗藏「消失的密室」,由於他在6月時曾經否認家有密室,現時等於以謊話隱瞞僭建真相。當梁振英被記者追問是否說謊時,他一臉誠懇、眼神堅定地對着鏡頭說﹕「我當時是沒有隱瞞的。我當時的認知就是僭建處理了,僭建就不再存在。」

梁振英的辯解未能服眾,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直說﹕「你(梁振英)呢,難聽鱓(講)就係呃咗行政長官做。」此說法傳訟一時,自此以後,不少泛民議員都說梁振英是「行騙者官」,或者「689先生」。

呃,就是騙,梁振英在說謊嗎?若不是,這個話題就得終止。但既然「大話精、梁振英」幾乎變成21世紀香港童謠,證明這個話題深具討論價值。然而,若梁振英確信自己所說的都是事實,那還能說他撒謊嗎?

英格蘭大學哲學教授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的著作《我是人,所以我說謊》,首頁就開宗名義點出﹕「說謊,其實沒有好壞之分,它只是一種超越法律和道德的求生本能。」

自欺欺人乃人性

書的簡介是這樣﹕欺騙、說謊和虛假,是人類重要的文化傳統……自從夏娃對上帝說﹕「蛇欺騙了我,所以我吃了禁果。」之後,我們就開始談論欺騙、書寫欺騙,甚至將欺騙做成歌謠傳唱。……欺騙,是人類所有關係的重要層面,甚至包括最核心的關係:你和你自己的關係。……本書大膽宣稱,人類驚人的欺騙技巧乃至於自欺本領,就藏匿在人性之中。

人類除了會苦心組織謊言,還會在潛意識裏不自覺地做出欺騙行為,然後發揮自欺本領,自詡為誠實一族。

情景似曾相識?是的,那就如梁振英潛意識以為自己沒有僭建,潛意識以為額外構築物是上一手留低,潛意識以為自己非物業的第一手業主,雖然最終與事實不符,但結論是「記錯」,所以沒有誠信問題,因為已經盡最大努力交代真相,開誠布公嘛。

梁振英的想法和市民有點距離,泛民議員要求他「交代事實真相之全部」,但「梁粉」力挺梁振英所說的句句是真話,而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出席大學講座時,苦口婆心把違法的僭建物賦予新定義為「未經批准的建築物」,認為梁振英對僭建問題已講得很清楚,對着大學生說﹕「如果我叫你懐在座每一人,返屋企搵個專家去睇睇你屋企,可能你懐發覺原來你懐自己都有僭建。」

假如羅范把說話改為﹕「如果我叫你懐在座每一人,返屋企撫心自問,你懐肯定會發現原來你懐每個人都講過大話。」她的「訓示」必定有更強說服力,因為誰沒有說過謊呢?如果沒有說過謊才能懲罰說謊者,那肯定無人有權懲罰他人,庶民犯法、天子無罪的邏輯真是太無敵了!

可惜羅范不能那樣說,因為前題是要點出梁振英在說謊,但既然梁從頭到尾都不認是講大話,只能指摘踢爆大話的人有問題,那才是王道。

撒謊求生術

別以為梁振英或梁粉沒有道理,這書的作者史密斯直言﹕「太誠實是反社會的行為。」從《小紅帽》到《李爾王》,關於欺騙的故事成為經典,家長教導孩子做人要誠實,但真實社會卻認可謊言,不懂得這些技巧的小孩付出慘痛的代價,他們受到責備、處罰,甚至被排擠。真話不利社會發展,生物的演進過程中,「誠實」會不利繁衍,就連癌細胞都曉得偽裝成好細胞附生在循環系統上,才能欺騙免疫系統而得以壯大,觀乎大自然的生物,偽裝或變色的例子比比皆是,可見謊言是求生術之一。

別以為能騙得過別人就很高招,其實自欺才是最常發生的事,書中指出「只有先讓自己看不清真相,我們才能完全的騙過別人」,而精神治療師的臨脇數據說明,精神病患者的自我評價較「正常人」更接近事實,自大或自卑的程度相對微細,原來不懂自欺的老實人已經算是瘋子。

作者引用心理學家所言,「正常人」的想法都帶有浮誇的傾向,成功時歸功於己,失敗時推卸他人。一項針對美國高中學生的大規模調查發現,70%人認為他們的領導能力高於平均值,只有2%的人認為自己的領導能力低於平均值;100萬名受訪學生認為他們和別人相處的能力高於平均值,60%受訪者把自己放在最前一成的位置,放前的人當中25%自認為名列最高的1%。我們不能單純地用少年輕狂來解讀調查結果,因為另一項針對大學教授的調查結果顯示,高達93%教授相信自己的工作能力高於平均值。

誠實憂鬱症

而費城天普大學兩位心理學家曾經做過實驗,參加者分為憂鬱症患者和非憂鬱症患者,讓兩類人參與遊戲。結果發現,非患者在成功時會高估自己功勞,失敗時則低估自己遊戲中的角色;而患者則無論成敗,對自我評估都較能符合實際狀,而結論就是﹕缺乏自欺是憂鬱症患者的症狀之一。

梁振英就任後把香港弄成爛攤子,正好把失敗處都推諉於前朝,而稍見成效、後果未明的政策就歸功於自己,大力吹噓一番,應驗了書裏所說的「正常人」表現。

史密斯教授指「自欺」的廣泛定義為「具有對自我意識隱藏資訊之功能的心理過程或行為」。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梁振英是被自己的潛意識所欺騙,內心的核心價值欺騙了外在的說話能力,大腦深層思考區把資訊隱藏了,他才會說「僭建處理咗就不再存在」。梁振英自欺功力高人一等,他應該是超乎常人的「正常人」,梁粉們大可以說,梁振英的自欺謊言不過是為了拯救香港,誰要是不諒解,誰硬是要踢爆,那個人才是瘋子。在沒有人願意認瘋的情下,他得到的支持度應該會更高吧。

納粹德國有一句名言﹕「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梁振英以為把「開誠布公」說上一千遍,假得夠徹底就會成真,與建制派連日來進行大合奏,透過大氣電波與印刷媒體不斷重複、重複、又重複、再重複、繼續重複說「開誠布公」,說謊的人毋須吞一千根針,反而得到一千斤金,落選的民建聯成員劉江華都傳要當副局長了,證明謊言救港有運行,誰還願意說真話?

然而,當社會只剩下謊言,會變成怎樣?因為人類基因有說謊的DNA,那就可以肆意騙人嗎?從自欺到欺人真的無罪嗎?為何仍有那麼多人堅持要追究梁振英講大話呢?

人類社會的確充滿自欺與謊言,從臉上化妝整容戴假髮,到向穿得難看的朋友說﹕「你今日好靚呀。」以至寶藥黨祈福黨等專業騙徒,全都涉及不誠實行為和手段,但絕不能同意書中作者所說「說謊不分好壞」,謊言是有等級的,法律和道德早就設下界線,要懲處那些帶傷害、謀私利的謊言,因為那是一些罪惡之源,若容許謊言無度,社會秩序就會蕩然無存。

當一大班保皇黨簇擁着裸體梁振英,讚美他的新衣是「開誠布公」、足夠遮醜,市民看到的是僭建謊話在吊吊揈。當醒覺的孩子愈多,謊言就愈站不住腳,市民都在期待「謊言踢爆,大話英就唔存在」,在這一天來臨之前,只好響應李柱銘先生,拒絕稱呼梁振英做「特首」,因為他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