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拉關係搞出人命．進出口跌壞經濟

一、政治「guanxi」的人命成本

鉛水事件裏的「潛在主角」之一的中國建築，所用的組裝件就算真有大問題，港人要追究也不會容易，因為這家公司不僅是央企，還是大陸國務院國資委下面的「龍頭企業」、即58家「副部級央企」之一，其董事長（兼總裁）在中央官僚系統裏屬副部級。今年3月，其董座換人，原任那位叫易軍，調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任第一（常務）副部長，名義上平移，實際上升呢，因為順位靠前了。

不僅如此，中建最高管理層的5人董事會裏，成員之一便是老一脫港人熟知的鍾瑞明。鍾乃1997年前的土地基金行政總裁、董年代行會成員、前港大「國粹派」出身的「老牌新愛國」【註1】。因此，無論在港在陸，中國建築都有政治含金量極高的金漆招牌。好在，此間出問題的是鉛水，港人喝多了也不會弄出人命，頂多是遲鈍一點，而且還有其他涉事的機構。然而，中建在其業務範圍裏出的其他狀況，就不一定那麼「良性」；事實上，它在這方面的往績一直很差勁，有文件為證。

2006年，廣東省建設廳發出了「關於中建三局一公司在我省發生一起施工高支模坍塌事故的通報」。在該事件中，由於施工違規，有3名工人在過程中死亡。廣東省建設廳翻舊賬，在通報裏爆了中建的黑老底：「中建三局一公司在我省承建工程中的放鬆安全管理、安全措施不落實，導致了事故多發、重特大事故突發，在我省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9月中旬，我廳已將中建三局一公司列為廣東省建築施工安全生產重點監控企業。」【註2】

紀錄如此不濟，還是特府蓋公營房屋時的特大「關係戶」，港人三生有幸矣。不過，單單針對一間國企，似乎不太公平，因為在大陸，所有國企的施工質量和安全紀錄，整體上都特別差，而且有其深刻的體制原因。下面筆者介紹一個有趣的研究結果。

南加大商學院的大陸籍學者Yongxiang Wang（汪勇祥，人大碩士、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博士）和他在哥大時的老師、講座教授Raymond Fisman剛發表了一篇合作論文，題為「政治關係的人命成本」（The Mortality Cos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研究的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國企問題：國企的豐厚政治關係導致監管鬆懈，乃至發生損失人命的施工意外（？）特別多。這個問題在今天特府大搞港陸融合的政策之下有特殊意義：政治文化融合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豈止在深圳河以北？

Wang & Fisman（以下簡作W&F）的研究對象，是大陸國務院「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正部級）轄下的9大行業合共276所上市國企，包括中建 在內的35所建造業國企。選擇專注上市國企，是因為有關這些公司的正負面新聞包括工傷事故的報道，要比非上市公司的齊全。首先，研究者按這些公司的高管（董事會主席、副主席、行政總裁、副總裁）過去曾否任職地方上的廳局級官員或中央同級官員，把這些公司分成「關係戶」和「非關係戶」兩類，不用說，國企中 的「嫡系部隊」即「副部級企業」，盡都屬於前者。

然後，W&F從多種官方資料和渠道，詳盡得出這276所國企在2008至2013年一共6年期間合共1332個施工過程中死亡的人次紀錄 （35所建築行業的國企，貢獻了比平均高得多的243個死亡人次），結合期間這些國企的用工人數，得出其每年每萬名僱員死亡人數為0.65的總平均。這個總平均，已經是大大低於全國所有工人的平均數0.93。大家可以想像，那些山寨工廠的事故死亡率比這個數字更高（研究者指出，0.93之數已是英國的20 倍）。

然而，分別計算出276所國企當中的「關係戶」和「非關係戶」的每年每萬名工人死亡率分別是0.84和0.24；即是，「關係戶」的工人死亡率比「非關係戶」高出3.5倍！（考慮到「關係戶」比較有能力「捂蓋子」，真實的工人死亡比率應該不止此倍數。）

熟悉大陸經濟領域裏的權力運作的香港人，對上述結果不會感到太過意外。W&F指出，大陸於2002年由人大通過了《安全生產法》，為鄭重其 事，此法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70號」的名義發表；一部法律之外，還有5部「行政法規」，包括2003年頒布的國務院令第393號《建設工程安全 生產管理條例》，以及17部「部門規章」。法令之外，還有幾個不同系統的監管機構負責監督企業安全運作。然而，如此三申五令七監八管，卻完全不敵各部門企業之間的官官相衞、權力蔭庇（W&F舉出很多事例，不贅）。愈是高級的「關係戶」，安全監管部門便是有心，也愈是對之無能為力：老虎屁股摸不得。

換句話說：企業上層愈是接近中共權力核心，下層工人愈是死得人多！

共產黨的權力可以殺人，豈止在廣場上、硝煙裏、履帶下？不過，「國家是在不斷進步的」，而且是「立竿見影」。2005年及後，廣東及部分省市自治區，陸續「實行」了「生產有事故、領導不升官」的規定。W&F利用這點，研究了有此規定地區的「副部級國企」裏的工人死亡率變化，發現「關係戶」的工人死亡率應聲下跌，從0.84左右的數值急降86%至0.13，比「非關係戶」的表現（「輕微」下跌30%）還要優勝【註3】！

不過，大家想想，先前的三申五令七監八管都於事少補無補，這下子一個並不全面的「規定」，卻有如神助，令「關係戶」裏的工人死亡率急降，大勝「非關 係戶」，這裏頭有沒有貓膩？到底是「關係戶」痛改前非容易，還是他們官官相衞竄改數字瞞上騙下容易？這個富懸疑的問題，留待大家去玩味。

由此聯想，也許更有趣的是，鉛水事件發生之後，香港又有「洪瑞珍三文治」事件；都是中毒的不幸事，可特府的處理手法十分不同，後者發生了，有關的局長不失時機馬上把細菌源頭指向港外、台灣；相比，鉛水事件擾攘多時，特府又是「抓小放大」，又是拖拖拉拉，總之就是不情不願把大陸任何有關方面定為懷疑或受查對象。難道這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黨文化入侵香港？無怪一篇本土派網站上題為「洪瑞珍出事就賴台灣，鉛水超標又唔見驗東江水」的文章，一登出就傳瘋了【註4】。

二、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破又遇頂頭風

這部分講大陸經濟。繼7月初以來股市風雨飄搖、「國家隊」暴力救市成效存疑之際，更大問題的實體經濟又傳壞消息。這一回出事的，是十多年來大陸 GDP增長的「龍頭環節」──出口業。6月份的出口總值按年增幅只有2.8%，已經叫人擔心；7月份的數字，竟然是偌大的一個負數：-8.3%，不僅出口 到歐洲減少了2.5%，出口到日本更勁減一成有多，不知是日本鬼子落井下石還是真喊窮。發達經濟唯一畀面的，竟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一下子讓大陸增 加了9.3%的對美出口；不然的話，數據更難看（簡單公式：GDP=消費+投資+政府開支+出口-進口）。

然而，出口增幅見負，不僅直接壓低GDP增幅，還有二階/間接效應。長期以來，大陸經濟的投資很大程度是出口帶動的，因為過去的出口利潤高，投資回 報也高，於是投資相對集中在出口環節。現在出口（上述公式右邊第4項）回落，整體投資（公式右邊第二項）當然也受影響。這就是剛才說的二階/間接效應。

那麼，進口呢？7月份的進口總額，跌幅也幾乎一樣：-8.1%。如果從上述GDP公式看，負負得正，出口跌了，GDP便要提升，這是正影響。然而， 事實不如此簡單。大陸消費者和企業少買外國貨，主要是兩個收縮因素引致的：因為內外需求前景不明朗，企業減少生產，自然少買必要的外國原料、機器等；消費 者忽然少買外國貨，則是因為消費意願或能力削弱了，後者發生的話，不僅外國貨消費減少，本地貨的消費也同時會減少。也有可能大陸人正在以消費本地貨取代消 費外國貨，這會有利提升GDP；但一般而言，本地貨和外國貨在大陸人眼中不是很好的互替品（substitutes），故這個替代效應比較弱。結果是，本 地消費（公式右邊第一項）減少，GDP因而有下降壓力。這是進口減少發生之時的一個伴生的負面因素【註5】。

所以，7月份進出口的兩個負數，產生4個GDP效應，一個是正的，三個是負的；今年全年的GDP增幅能否如官方估計拍住去年的「7%」，十分沒揸拿。而且，7月份大陸股市大恐慌所產生的心理影響，市場大概還沒有完全消化，故8月份的數據9月出來的時候，很可能更差。

進出口數據變化容易，回暖不是不可能。不過，另一個消息就反映更長期的問題：大陸製造業陸續離岸他去，去的不僅是外商港商台商，而是包括陸商，而且 包括低技術製造業，例如紡織。《紐時》上周報道，大陸棉紡龍頭企業浙江航民科爾集團在美國投資2億多美元的大廠最近開業。低端製造業離開大陸到南亞或東南 亞追逐比大陸更低的成本，不會叫人覺得意外，但是跑到美國，就很奇怪；難道美國的低端製造業成本比大陸更低？

按《紐時》8月2日的一篇文章及其他方面的說法，美國勞動力、土地、廠房這三方面的成本還是高於大陸一大截，但如果把能源、原料、稅率、運輸、生產 消耗率等因素一併計算，則大陸製造業平均成本幾乎已經沒有優勢。據Boston Consulting的研究，2014年的大陸製造平均成本也只比美國低4%，而且趨勢是很快就要超過。至於紡織業方面，國際紡織生產者協會（ITMF） 的數據更顯示，美國因為原棉供應比大陸便宜得多，幾年前便已經在好幾種棉紡產品方面，成本低於大陸，不是低一點而是低很多【註6】。

這是一葉知秋，還是短期例外的例外，大概還沒有定論；不過，如果看多種趨勢，大陸的經濟處境顯然愈發不妙。此時，如果它還要大事擴軍到南海捍衞「九段線」上的那些無人島與美帝爭一日長短，未免是幾年前經濟上的勝利沖昏頭腦的結果，殊為不智。

【註1】關於中建的來頭，可參考《華訊財經》2015年3月30日的報道http://stock.591hx.com/article/2015-03-30/0000872104s.shtml；中建最高管理層的董事局人員名單見中建官方網頁http://www.cscec.com.cn/col/col11/index.html。
【註2】廣東省建設廳的「關於中建三局一公司在我省發生一起施工高支模坍塌事故的通報」見http://www.gdcic.net/HTMLFile/shownews_messageid=78493.html。
【註3】Wang & Fisman的論文今年6月在NBER網站上發表，連結是http://www.nber.org/papers/w21266。
【註4】這篇《熱血時報》文章的作者是顏卓霆，連結是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8-06-2015/24845。
【註5】進口總值減少，應該不是能源價格下跌的結果；數據顯示，大陸趁今年原油跌價，大量買入作庫存，進口能源的總支出沒大變。
【註6】《紐時》報道大陸紡織業大戶到美國生產的文章在http://www.nytimes.com/2015/08/0 ... -was-king.html?_r=0。 ITMF的《2012年國際紡織成本比較報告》頁16至30的多張圖表顯示美國的成本優勢逐漸明顯，如針織氣流紡布（knitted rotor yarn fabric）的相對成本，美國只是大陸的0.821/1.356=60%（見該報告的頁29）；這份報告的連結是http://www.aitpa.es/noticias/itmfipcc12.pdf。

古德明: 「為香港搏盡」

香港民主黨總部辦公室掛了一幅畫，以雨傘運動為背景，其上有一句口號：「為香港搏盡。」該黨葵青區的宣傳口號也差不多：「為葵青搏盡。」

按「搏」一般指「擊」、「打」，如《左傳》卷五說晉文公夢見和楚王格鬥：「晉侯夢與楚子搏。」蘇軾《石鐘山記》寫景物；則說：「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民主黨似乎不主張好勇鬥狠，然則「搏盡」不知是什麼意思。

粵 語所謂「博盡」，是指「不怕危險，盡其所能，以求所欲」，那「博」指「賭博」，如《水滸傳》第三十七回李逵拿着十兩銀子，走到賭房，嚷道：「博這一博，五 兩銀子做一注！」又《醒世恒言》第八卷劉媽媽恨孫潤誘姦了她女兒，罵道：「天殺的賊賤才！今日與你性命相博。」性命相博，是指「性命作賭注」；水石相搏， 則是指「波浪擊石」。

「博」、「搏」意思根本不同。

今天，不少人把「博命」、「博一博」等寫作「搏命」、「搏一搏」，把「不惜冒險求之」的含義變成「打鬥」，完全不合文理。

當然，新中國政客是不用懂中文的。民建聯北區議員柯倩儀的宣傳橫幅，把「辦事處」寫作「辨事處」；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更有「子烏虛有」、「焚書坑孺」等傑作。從前，我國政壇人物十九詩書滿腹。今天，政客能不寫錯字，已算難能可貴了。

【訂正】昨日拙欄「吳麗英罪有應得」、「劉鐸守正不阿」兩句，誤植作「吳麗英怎罪有應得」、「劉鐸守正滲出」，謹向讀者致歉。

程介明: 大學僵局試析

香港大學出現副校長委任的事件，目前似乎是一個僵局。直到今天，不管是各方面的政治勢力，還是各家媒體，都還是以為在打一場 政治仗，已經沒有人深究到底在爭持的是什麼。就像台灣的「反對課綱」事件，人們從媒體看到學生與教育部長的爭持，但是很多人都不清楚，到底事件的焦點是什 麼。

袁國勇辭去校務委員身份，很多人覺得惋惜，一位徹底獻身醫學研究的教授，卻無法為自己的學術單位的發展服務，但是居然會引起一些批評，認為他沒 有守住崗位，意思是他應該「戰鬥」下去。對很多人來說，這種批評是一個意外。筆者卻很受袁國勇的退場所感動。原來是在作賽的球場，忽然出現了拳腳橫飛的打 鬥，你是球員，你會怎樣做？難道還要問球員：為什麼你不參加打鬥？

在熒光幕上看到雙肝同時移植的醫學創舉，坐在醫療團隊當中的，是另一位校務委員盧寵茂。他是醫療團隊的首腦，那是他的使命所在，要他去參與一場政治鬥爭，也是要求他去在自己的使命之外，在好不熟悉的戰場上打鬥，實在是冤枉而殘忍。

學者尷尬 於心何忍

又看到學術界的喜訊，港大理學院院長郭新，最近在檀香山獲選為國際天文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IAU）的太空生物委員會主席。天文學家郭新教授，是物理系的講座教授，他也是校務委員會委員。最近傳媒報道，他在校務委員會也表達過意見，對與校務委員 會裏面發生的事情，表示無奈。

港大的校務委員會，有四位選舉產生的教師代表，都是學術人員。上述的三位都是在國際上素負盛名、在科學領域可以馳騁縱橫的尖端學者。他們的責 任，是從學術人員的角度，參與大學發展的決策。一位候選人是否適合擔任副校長，首先是他們認為該位教授是否勝任；候選人的政治、社會形象與影響，是否足以 對大學產生良性或者惡性的影響，這些學術代表最清楚。假如要他們離開學術的依據，而是純粹根據外界的輿論與壓力去參與決策，那就違反了他們的專業職守，也 是他們的失職。眼看他們在校務委員會裏面掙扎，很不好受。

校務委員會的主席梁智鴻，本身也在大學教過書，也是身經百戰，當過許多重大委員會的主席。以往是很有分寸、面面俱圓、而又善知進退（例如醫管 局）的公眾人物。在新的時代，在人們不知輕重施加壓力的當兒，他卻有點把持不住，往往忘記了大學的根本。在徐立之留任問題上的草率（與傳聞相反，那倒是與 政治無關，事情在港大8．18事件之前就開始了），在委任副校長事件中的手足無措，說明時代不一樣了。在大環境的政治爭鬥中，面面俱圓的空間不大了；結 果，原來是球場的校務委員會，卻變成了政治鬥爭的戰場。忽然想起，這有點像十九世紀末的日俄戰爭，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爭奪戰，無論誰勝誰敗，遭殃的只會是 中國的老百姓。

政治爭鬥 學術遭殃

媒體對於這樣的分析，是沒有興趣的。上兩周本欄的文章，引起了不少媒體的注意，筆者沒有滿足他們的採訪要求，因為明知不能滿足他們要我當黑白裁 判的期望。十位院長聯名，期望各種政治勢力撤出學術決策，有些報章的標題，竟然是「各打五十大板」；袁國勇辭職，有時事評論員說是期待「立場更鮮明」的人 來替代，等等。反正，媒體的腦袋，充滿的是政治角力的「鬥爭形勢」，而對於一所在中國國土上的、中國人引以為傲的國際學府的遭受踐踏，卻視若無睹。

還是球場的例子：人們的興趣，已經不是球賽， 也不顧受無辜圍困的球員是否受傷、球場的草地是否受到糟蹋，反而樂於觀看球場上的打架，或者看熱鬧，或者為打架者助威吶喊。

近兩天港大起碼有兩位同事，高調評論事件。一位是批評袁國勇，這位同事，看來是把校務委員會看成是政治戰場，要袁國勇為別人的政治理想去打仗。也許對於這位同事而言，世界上除了政治，已經再沒有其他，任何人都只能是或正或邪的政治戰士。

另一位則更奇怪，忽然以「代表沉默的大多數」自居，趁着譴責學生的「方便」，針對另外一位同事，跨過界別，說人家沒有學術水平，重複數說其政治 罪過。看來這位同事還沒有弄清楚目前困局的性質，也不明白學術人員的操守底線，如此的言論，只會是火上加油。不過，也許很快就會有內地報章引用，題目說不 定是「港大終於有人發聲」。

上述兩起，是港大的同事公開批評其他的同事——既不是學術的爭論，也不是政見的交鋒。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有的話，是同事批評校長，但大都是針對校內的行政。點名的人身攻擊，超出了學術人員的操守，如此下去，假如大家都參與政治的混戰，大學內部也會變成政治戰場。

回顧一下事件的發生。有報章取得了港大物色委員會的內部消息，另外兩張政治立場鮮明的報紙，幾乎同時發表政治言論，攻擊這位候選人。

與此同時，物色委員會按照慣例，也是前兩位副校長委任的過程，估計當然也經過校長的同意（副校長，基本上是校長的「內閣」成員），預期校務委員 會自然接受提名，與候選人擬定委任的細節。照常規，也照常理，校務委員會或者是照正常程序接受，或者是委員們可以因為新的形勢，討論是否須要研究。正常的 情況，最後看校長的意見。

原理上，校務委員會招聘副校長，是為校長創設條件，為校內的行政管理服務，而不是越俎代庖，造好了一個班子，要校長接受。程序上，校務委員會負 責招聘，但是副校長的團隊，是校長作為CEO的團隊，不是校務委員會的團隊。1996年，筆者當副校長的時候，完全是校長的選擇。不過，當時的鄭耀宗校長 比較民主，還特意徵求各院長的意見。當時的副校長，都是兼職；現在的副校長，是全職行政人員，新的遴選法則，全球招聘，是2002年以後才實施的。

政治混局 誰來收拾

報章的政治性評論，而且是少有的點名評論，於是引起了另一方勢力的反擊。沒有人去釐清「委任」的權責，沒有人去研究政治以外的影響，於是鬧成了 政治事件。困局是：校務委員會變成了政治博弈的一張棋盤，對於原定的候選人，不論委任與不委任，都會受到某一方面（可以預期猛烈）的政治攻擊。聽說有人勸 喻候選人退出，那是沒有道理的。遴選過程和結果，不是候選人自己造出來的，本身並沒有「政治委任」的元素。為什麼不是清除政治因素，而是要遴選程序去屈就 政治鬥爭？按照程序，校務委員會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物色委員會的提名。僅此而已。

最先提出政治性評論的報章，也許是不會對後果負責任的。外界看來，連一所大學的副校長委任都要干預，還算什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誰來負這 個責任？而學生闖入校務委員會，也許沒有想清楚，事情本來不是由於學生引起，但是肆意的闖入，反而背起了本來不屬於他們的政治責任。

筆者這些話，一定會受到鬥爭雙方的攻擊，會覺得「騎牆」、「各打五十大板」，因為現在出聲最大的，都是政治鬥士，你不參加打鬥，就是迴避鬥爭。 事件不是學者造成的，請放過學者。筆者的呼籲很簡單，請高抬貴手！目前在美國開會，很多國際朋友都前來「慰問」，一位善意的朋友與我細聲說：「港大發生的 事，對香港很不利！」對不起，還有許多很有意思的教育文章，積壓多時。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