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馬男: 利益共同體

周日元朗南動員撐梁之鄉紳古惑仔，正是上次小桃園飯局中一系人馬。外邊唔多明究竟梁福元、曾樹和及小桃園系因乜解究高調挺梁，究竟係幕後政治勢力指示定係利益掛帥？鄉紳係利益掛帥集團，英國佬年代，只要有著數，暴動後便一面倒支持殖民地統治者。

東北發展重現官商勾結

政商黑紳四方利益，集中體現在今年4 月開始諮詢元朗南發展計劃。「元朗南」以十八鄉公庵路以及唐人新村一帶鄉郊開發計劃為主，當中有以下特點：

（一）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不同，元朗南項目主要是用來提供房屋；

（二）被劃入「具發展潛力區」的 200 公頃土地，較多是露天貨倉和工業用途，有98 公頃；

（三）常耕農地有14.5 公頃，主要位於唐人新村，另外有荒地 47公頃。

而在元朗南諮詢開始前，有代表大地產商之艇仔地產代理已積極收地。《壹週刊》早前專題報道，在小桃園飯局出現之社團人士積極變身正當商人，紛紛開設地產代 理公司，而巧合地呢批勢力人馬來自元朗南唐人新村、十八鄉及屏山鄉，而挺梁地產商囤灺，收地則要勢力人士幫忙，變成一個利益集團，可以肯定元朗南收地唔會 踩入原居民村，而非原居民耕作農地，就肯定會收回及毀村。

鄉紳政治上對社運人士要求復耕保育睇唔順眼，恐怕出現東北對峙局面，自然力撐梁、陳提倡公私合營發展模式。陳茂波將東北發展重回官商勾結模式，係政治上倒 退，但客觀上討好鄉紳、社團及挺梁地產商，此模式應用在元朗南發展，小桃園一系人馬自然得益，政、商、黑變成利益共同體。至於警察，一直以來與元朗社團勢 不兩立，但在梁振英元素下，可能有新變化。

周日天水圍兩批人士衝突，警方對示威人士被毆打袖手旁觀，網民起底施壓，才開始拘捕襲擊示威人士。當黑勢力有特殊政治功能時，警方執法會否多了一重考慮， 正是公眾最擔心之處，因為市民會串連起警察縱容青關會人士圍堵法輪功事件。至於動員勢力人士撐場，短期而言可壓制示威人士氣勢，但同時令政府陷入道德低 地，整個政府形象蒙羞。

以往特首落區，由地區專員負責部署，動員親政府街坊到場，公務員處事有規有矩，絕不會涉黑。梁振英繞過政府系統，動員地區勢力撐場，自然招來古靈精怪人士。

警、政、黑

黑人物介入政治，易請難送，梁振英落區要元朗古惑仔保駕護航，丟盡了特區政府官員面子。

以往港英年代好、老董年代好，何曾會出動到黑勢力公然為政客站台，台灣李登輝時黑金政治，以為不過是電影橋段，日本黑道與右翼勢力勾結，對付教科書出版社及有良知學者，大家以為係漫畫橋段，邊個諗到一年下來，香港變成黑金政治。

周日鄉紳古惑仔撐梁行動，是特首選舉時爆出小桃園飯局下集，當日梁營胡混過關，傳媒有意放生，結果一年之後，香港人再次目睹，梁振英管治基礎，係香港最落 後之新界鄉紳社團勢力。黑人物做事，冇乜嘢意識形態，眼中只有利益，而要照顧土豪劣紳，不外乎土地利益。梁上任後，已經不知不覺間，向新界利益就範妥協。

變管治手段 香港有難

林鄭月娥落任發展局長前大鑼大鼓要一視同仁，打擊新界僭建物，為自己贏來不畏強權高民望。但當上第二把交椅，結果就係變成申報特赦，新界僭建特權繼續。至於要立即取締嘅僭建執法工作，大家不妨睇睇屋宇署今年六月回覆立法會：

「大規模行動會分階段和有系統地進行。截至二○一三年五月底，屋宇署已從新界九個地方行政區選取17條目標鄉村，逐村巡查了約4700幢村屋，並就上述巡 查所發現的首輪取締目標僭建物，發出約130張法定命令，勒令業主進行所須工程糾正違規情況。有關命令涉及的村屋分布於新界九個地方行政區，涉及的僭建物 主要包括樓高四層或以上的村屋，以及覆蓋村屋的有蓋面積超過一半的圍封式天台搭建物。在上述已發出的法定命令中，有四張已獲遵從。」

僭建多一層或以上，已經離曬譜，而所謂大規模巡查，只係17條村，更誇張係只有4戶人跟從法例處理。而究竟政府執法所巡查17條村，有否包括黑色梁粉人士 掌舵嘅村呢？更大妥協係新界東北改為公私合營，既照顧大地產商，也照顧為地產商在台前收地之鄉紳，收農地過程當然要有勢力人士幫忙。若收地後由政府收回拍 賣，地產商利益受損，鄉紳同樣也受損，換句話幫大地產商收地變咗冇肉食。

從實用主義角度睇，黑勢力辦事效率高，要幾多人有幾多人，敢出位，但政治代價極大。從青關會、愛字頭、警察旺角集體曬馬，天水圍鄉紳古惑仔護航可見，將警、政、黑整合成一股力量，將選舉時之手段變成管治手段，香港危矣！

金針集 : 新版文革降臨 此城難再留人

相信，此城還有不少人仍記得又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相信，大家還當記得，1967年文革蔓延越過邊界，引發六七暴動。

或者，即使近在咫尺，還曾經有不少香港人只是隔岸觀火。又或者，香港其實有不少人親身經歷過文革，在文革過程中或告一段落之後，才南渡香港。

對香港來說，雖然已相距四十多年，雖然邊境猶在，但其實，文革雖是那麼遠，卻還是這麼近。

林慧思老師在街上不滿警方處理「青關會」所為時執法不公，向警方查詢，並詢問設立封鎖線的法律依據，卻被編號47325的警員及一名督察喝斥，遭惹怒後說幾句粗言，反被抹黑為辱警，大批警務人員和「愛國」組織成員集會聲討，警方卻否認該集會屬政治性，否認該集會打擊警隊中立公正形象。

行政長官梁振英更要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提交報告，要曾發表「小小沙石論」去形容六四屠城而引發嘩然的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檢視應否吊銷其教師註冊。

當行政長官不再在辦公時間偕家人「微服出巡」買魚、食咖喱，改以「大駕光臨」姿態光臨天水圍召開「諮詢會」會見「街坊」，卻原來須大批「地區人士」「候駕」，以至在場外「出手」「護駕」，而在場穿着制服的疑似「警務人員」卻還在實行「親疏有別」。

而在場內，行政長官則要到廉政公署舉報其閣僚張震遠和林奮強的人士向他們道歉，又聲言絕不姑息「少數人」向警方宣洩個人不滿。

這樣子藉「地區人士」大規模、且並非針對個別目標人物行使「武嚇」，甚或在「警務人員」眼底下動武，或者還算是特區取代香港以來的破天荒第一次。不過，對於「文攻」，處身特區的港人根本就不陌生。

九年前（即2004年初），港人齊聲爭取07/08雙普選，就曾上演一場「愛國論」的爭議，宣傳機器大力宣揚管治香港者必須是「愛國愛港」，支持台灣以至其他地方的自決權者則被歸類為「台獨」、「港獨」分子，甚至連上一代當過國民黨將領的，都被批評為「賣國」、「從他父親開始就和共產黨鬥爭」。

到2007年，社會要討論2012隻普選，則輪到「權在中央論」。當年更是由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先後在訪港時「放話」，說明特區的權力都是來自中央授予，強調「一國」是「兩制」的大前提，政制方案必須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2008年，時為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香港提出「三權合作論」，要特區政府「通情達理，團結高效」，「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所以說，「文攻」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今年年初的「新愛國論」，指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為「愛國者」，都只不過是重複過往伎倆，港人的反應已遠不及當年強烈。

就像抗生素，亦像鉛華，這些「文攻」的「劑量」只能夠一次比一次重，而效果卻只會一次比一次低。「武嚇」的出現雖象徵着新版的文革已降臨香江，但就正如對流行性感冒的抗體一樣，同類的流感病毒要是幾十年後再次肆虐，經歷過、見識過的人，骨子深處都會帶着「抗體」，再毒，也難侵。

惟只恐怕，解決政制問題不是目的，將政制擱在不解決狀態卻是手段，以便每隔三兩年就來一次新版文革，三兩年就革一次香港的命、革一次港人緊抱的價值。港人的「抗體」再難侵，都難再久留。而此城，則只會是求生不得。

蔡子強: 香港點解會變成咁？

熟悉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都知道，歷史上當一些梟雄自己權位不穩時，他們的一根救命草，就是誇大社會矛盾，渲染敵人威脅，為矛盾和衝突推波助瀾，火上加油，而自己就進佔一個極左位置，作為自己的道德高地，逼所有人歸邊，無奈站在自己這一邊，然後進一步祭出一氣強硬路線，以便把權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回顧歷史，文化大革命是如此，八九年六四事件也是如此。

周日，施政不順、班子負面新聞不絕、民望低迷的梁振英，藉落區的機會，在一個居民大會上，擺出強硬姿態，作出大反擊。他一方面為警隊出頭，說警隊權威和士氣不容打擊，並要求教育局就林老師講粗口辱警事件提交報告；另一方面，他又怪責那些舉報梁班子成員張震遠和林奮強涉貪的人，事後廉署沒起訴，那些人卻沒有向兩人道歉；最後，他更批評市民對政府政策缺乏認識，才讓政府民望低迷。

香港的政局讓人深以為憂

正當這些強硬言論惹來全城嘩然，連日有人紛紛出來反駁時，過去幾天，不單泛民報章，更有中間報章、親建制媒體，三方齊齊揭發當日會場外造成混亂，甚至追打反梁人士的挺梁人馬，部分與黑社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周二《明報》的頭版新聞為例，便訪問了其中一名周日挺梁的號召人，並列出了他曾出席特首選舉期間的流浮山「江湖飯局」、在警方反黑行動中曾被捕等背景，以及事發當日的出位言行。

以往如果只是泛民大報揭發類似新聞，大家還會心中存疑，但今次是三方齊齊證實，再加上周日會場外的場面是如此暴力和失控，為黑道介入政治這憂慮，敲響了警鐘。過去幾天，我在與中產、公務員、商界聊天的不同場合，這都成了主要話題，並聽到他們深深以此為憂，說得最多的一句就是：「香港點解會變成咁？」

有關向廉署（又或者警方）舉報者，是否若署方最後沒起訴，應向當事人道歉，以及市民對政府政策未必瞭如指掌，是否這些民意政府便可以「闊佬懶理」，有關的謬誤連日來已經不斷有人反駁，因為篇幅關係，筆者從略，只向大家介紹昨天《明報》題為〈審貪會主席施祖詳：寧濫報勿不報〉的訪問，以及提提大家，廉署2012 年年報顯示，該年廉署接獲6345 宗貪污投訴，但只有111宗共245 人被檢控這組的數字。

筆者這裏想集中討論，當政府可以開動一部國家機器，因為一些生活作風問題去調查一個人可能造成的白色恐怖，以及若黑道介入政治的後患無窮，最後談談梁振英這場政治豪賭。

刀，已經高高懸在專業人士頭上

梁振英在居民大會上，以事件引起各方關注為由，公開要求教育局就林老師講粗口事件提交報告，讓教育界以至整個社會嘩然。

筆者不禁要問，往後，是否只要由一些親建制群眾和媒體出手，吵吵鬧鬧，特首便可以堂而皇之，以各方關注作為理由，啟動整部國家機器，要求調查某人，整肅某人？

‧如果以後發現有律師、醫生、社工等專業人士講粗口，特首是否又要律政司、衛生署、社署等部門提交報告﹖

‧如果發現有教師、社工、大學教授等參與佔中，你又會否要教育局、社署、教資會和大學等提交報告﹖

‧再者，對於那位曾經在立法會講粗口的民建聯馬姓律師，你又會否一視同仁，要求律政司提交報告﹖

這種手法對於專業人士的殺傷力特別大，因為他們的工作往往牽涉執業資格的問題，調查會對其專業前途構成很大壓力。

陷政府部門和公務員於不義

其實，即使認為林老師做得不對的人，連日已經說得很清楚，類似事件應透過業界的內部機制自行處理，在教育界，即交由校本自決或「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處理。現時由特首親自出口，不單讓當事人面對巨大壓力，更讓人擔心這是否開動龐大國家機器「整人」的前奏，讓很多專業人士不寒而慄。

更甚的是，梁也陷政府部門和公務員於不義。政府部門和公務員，宜保持中立和超然角色，一旦他們被迫介入一些政治紛爭，甚至「成為執政者打壓異己的手段和工具」的印象一旦形成，那麼，公眾再不會相信他們執法是公正，這將為他們往後執法帶來重大困難。正如上周六，監警會主席翟紹唐所說，警民關係「已到頗危險的地步」，問題源於市民對政府失去信任，並把情緒反映於前線警員身上。我相信這句話對執政者而言，實在是一記當頭棒喝。

黑道介入政治的警鐘

以往，當日本和台灣政權處於弱勢時，都試過向黑幫靠攏，利用黑道及地下手段來捍衛政權。黑幫要人有人，做起事來乾手淨腳，沒有條條框框，不會畏首畏尾，確是最有效率的捷徑，對執政者來說，自有它的誘惑。但問題是，黑道易請難送，當黑幫坐大時，恃背後的政治靠山，執法部門也不敢動他們分毫時，整個社會便陷入萬劫不復之地。日本和台灣至今仍然為黑金政治付出沉重代價。

當然，至今仍沒有清晰證據顯示周日的黑道挺梁分子是由梁班子親自動員出來，但如果梁認為這樣便可坐享其成，因而對此坐視不理的話，那會是一條不歸路，慢慢把香港推向萬劫不復之地。

中共史上的權力鬥爭法門

正如前述，梁振英如今施政不順、班子負面新聞不絕、民望低迷，有關Plan B的傳聞不絕於耳。

過去兩三個星期，林老師講粗口事件，讓社會嚴重分化。一方，聚焦於辱警，為人師表卻其身不正；而另一方，卻聚焦警隊執法不公，市民仗義執言。雙方不單各不相讓，甚至演變成劍拔弩張的局面，社會就如一桶火藥般，一觸即發。

就在這個時候，梁振英作為行政長官、特區的政治之首，不單沒有調解糾紛，還火上加油。連串強硬言論，更不無討好和拉攏治安執法部隊之意。熟悉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朋友，對此頗有似曾相識之感。

中共史上，當一些梟雄自己權位不穩時，他們的一根救命草，就是誇大社會矛盾，渲染敵人威脅，為矛盾和衝突推波助瀾，火上加油，而自己就進佔一個極左位置，作為自己的道德高地，逼所有人歸邊，無奈站在自己這一邊，然後進一步祭出一氣強硬路線，以便把權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回顧歷史，文化大革命是如此，八九年六四事件也是如此。

愈熟悉歷史的人，對如今的香港政局，愈會憂心忡忡，擔心一場政治豪賭，會把香港引領向怎樣一個境地。

後記

原本想在暑假最後幾個星期，暫停這個專欄休息一會，讓腦袋可以從紛紛擾擾的港事中釋放出來，但周日梁振英落區的言論，還是讓自己無法按捺得住。如果在社會這樣一觸即發的時候，不及時作出警告，我覺得自己實在枉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也辜負了筆者在《明報》「筆陣」裏這個園地。

有關林老師的事件，筆者認為警方執法不公的問題固然值得關注，但當面以粗口公然羞辱對方的做法，恕我也不能苟同，所以過去一兩個星期，收到一些邀請「撐」林老師的電郵聯署時，筆者也不想簡單歸邊。但就是梁振英周日的言論，以及高調要求教育局就事件提交報告，由特首親自介入事件的做法，卻把事件推到另一層次，讓筆者只能義無反顧，撰文嚴厲批評這個極為錯誤的做法。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程翔: 論“反佔中”

自從戴耀庭兄提出“佔中”建議，得到社會廣泛關注後，果然有另一批人提出“反佔中”，希望組織更大的聲勢（據說最少以十萬人為單位），蓋過前者。以今日互聯網的普及和方便，相信成功的機會很大。

問題是：“反佔中”的目的何在？ 既然“佔中”的目的是要真普選，那麼邏輯上 “反佔中”目的就是不要真普選了。這是否“反佔中”朋友們的真正想法？果如是，則“餘欲無言”。如果不是，則希望他們三思。

或曰，“佔中”的行為是破壞法治這一香港核心價值，“反佔中”的目的就是維護法治。這說法看似有道理，但如果刻板地理解法治，則一切公民抗命的行為 都因為它們挑戰了某一時空的法律而應該受到譴責。那麼我們如何看待一直受到人類歷史所肯定的印度獨立運動的領袖聖雄甘地、美國黑人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 以及南非廢除種族歧視的英雄曼德拉？更不要說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了滿清法統這個大逆不道的行為了。

或曰，“佔中”的行為會破壞社會安寧。他們以旺角行人專用區日前發生的混亂為例，說明“佔中”一旦發生，必然會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亂。誠然！但正如 “佔中”的倡議人所言，他們雖然提出“佔中”，卻最不希望真的要走到“佔中”這一步，因為假如中共履行其承諾，給予香港真普選，那麼“佔中”就不會發生。 所以香港有沒有動亂，端視乎中共的態度。假設若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給予香港真普選，那麼這將無可避免地種下動亂的根。即使沒有“佔中”，人們因政治 不公而積壓在心的怒火也會隨時伺機而爆發。旺角行人專用區日前發生的事情正好說明現在香港社會已經到了動亂的臨界點，動亂可以一觸即發。所以“反佔中”朋友的看法是把因果倒置。

或曰，“佔中”行動在於迫中央就範，不利於中央特區共同找出一個雙方均可以接受的普選方案，“反佔中”的目的就是要表達沉默大多數的意願，走一條非 對抗性的政改道路。這個觀點似是而非。因為它忽略了中共曾經信誓旦旦地，不止一次地作出給予香港普選的承諾，正因為曾經有過這些承諾，香港人也因此而耐心 地、理性地等待了三十年，到頭來只得到一個“有篩選”的普選即“假普選”。須知道，“佔中”三子中的戴耀庭兄，早在《基本法》草擬期間就不斷就香港的政制 發展有所建言，陳建民兄更催生了中共首肯的2012年政改方案。正是這些溫和、理性的人士都失去耐性，所以他們“佔中”的呼籲，才會受到廣泛的同情和支 持。所以，不是大家不願意走所謂“不對抗”的道路，實在是中共不信守承諾才迫使大家走“對抗”的道路。

“反佔中”的朋友認為“佔中”有破壞、無建設。事實是：“佔中”未發功，先見效。君不見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罕有地與全體立法會成員午宴？與泛民議 員（他們都是根據《基本法》合法選出來的議員）同枱午宴，竟然是香港回歸16年來的第一次。為什麼中共忽然開明起來？還不是因為“佔中”的壓力。根據左派 大老級人士說，張曉明本人十分“左”，他曾經親耳聽他說過，要把泛民“往死裏整”。這樣的人會突然對泛民變得可親？皆因“佔中”的潛在壓力實在太大，才不 得不稍為鬆動一下自己的“極左”立場。所以，“佔中”絕非有破壞、無建設。

“反佔中”的朋友或許認為反對派的聲音（即“佔中”派）只是代表極少數“反中亂港”分子或者外國勢力的陰謀。那麼請大家聽聽“愛國愛港”人士、左派大老、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的看法。

吳老持強烈的“反佔中”觀點。他在過去多篇文章中，攻擊“佔中”不遺餘力。但他在8月7日在《明報》發表的文章〈2017年能讓民主派入閘嗎？〉，卻“意外地”道出“佔中”的真諦。他的文章有三個要點：

1. 他指出：「香港如果實行普選，拒絕民主派中人參選，是行不通的」。

2. 他認為，要「大膽地」讓建制派及民主派候選人「一較高低」，否則就要維持目前選舉方式，「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3. 但如果維持目前的選舉方式，則意味政改「原地踏步」，但原地踏步“會造成政治危機”，屆時「選出的新特首比目前更加舉步維艱」。

素來對“佔中”持強烈批判態度的人士，尚且可以用不同的話語道出“佔中”不得不已的苦衷，則“反佔中”人士是否應該思考一下自己的做法，究竟是于香港有利抑或有害。

走筆到此，我想起德國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巨著《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她指出，邪惡的根源在於人民不願去思想，甘心情願地與當權者配合。她說：

「許多有地位、有智力的人向專制體制繳械投降，甘願成為專制機器的一個齒輪，成為一個恪盡職守的守法公務員，成為一個為邪惡論證合理性的辯護士。正 因為有成千上萬人的合作，集中營、毒氣室才會高效運作，製造出人間悲劇。為什麼會這樣？根本原因在於我們失去了思考，我們放棄了在內心裡自我與本我不斷對 話的機會，不願直面我們的良心，不願傾聽我們內省的聲音。」（引自夏明：《困境中知識份子的燈塔》）

希望“反佔中”的朋友，能善用思考，以免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成為專制政權賴以維持其專制統治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