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天: 絕望死水成形

「新月派」詩人聞一多在《死水》結尾一段有言：「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從上周幾場立法會辯論，無從否認，在建制派操縱下的議會已完全失效。香港政權移交後剩餘的所謂民主，實際上已可畫上句號。

上周三（27日），極具爭議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進入立法會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議員將就草案條文內容及相關擬議修正逐一作詳細審議。但 在討論第一組條文期間，黃毓民議員提出休會動議，試圖進一步拖延法案的通過。建制派和泛民議員就休會動議辯論時不時舌劍唇槍，但代主席梁君彥主持會 議時明顯表現得「大細超」，完全沒有公平可言。

主持會議 雙重標準

當泛民議員發言時，代主席每每針對個別議員，質疑發言內容是否與休會動議的議題相關。但當建制派如王國興發言時，只是單一大肆批評泛民拉布阻礙會議 進程，代主席卻忽然「借了聾耳陳隻耳」，裝作無事。到有泛民議員言談間用詞對建制派稍有不敬，便遭建制派窮追猛打，而代主席沒有主持公道之餘，反而諸多刁 難。例如公民黨陳家洛指建制派議員議事不加思索，經民聯「鼠王」梁美芬即時指陳家洛發言語帶冒犯，要求他收回言論，云云，代主席隨即詢問陳議員會否收回言 論。但到有建制派在坐席中指罵泛民議員時，代主席又不加阻止，甚至當議員梁國雄投訴時，代主席直言「聽不到」。

到周五（29日）及周六（30日），財委會會議討論港珠澳大橋超支撥款，主席陳健波一心是盡快結束會議，讓撥款通過，滿腦子只有「剪布」、「剪布」和「剪 布」，對議員發言更顯得極不耐煩。議員限時發言，時限一到，便不理議員是否言而有物，也不管官員有否解答議員問題，一概「熄咪」滅聲。

陳健波主持會議的手法與梁君彥同樣偏頗，一樣是在泛民發言時處處「玩針對」，質疑議員發言離題，卻任由建制派如黃國健之流用盡發言時間批評泛民，甚 至對黃國健用上諧音粗口的「叉」字亦置若罔聞；其後到梁美芬發言時她更宣傳派揮春！試問建制派落區寫揮春與撥款有何關係？如果陳健波那麼關心會議速戰速 決，那麼關注議員離題，為何對建制和泛民又取以雙重標準？

由此可見，在議會內建制派的作用只是政府排斥壓制泛民、打擊民意的工具。可笑的是，個個自以為有頭有面的建制派竟甘願充當政府的「爛頭卒」，還以能 成功打擊泛民而沾沾自喜；在他狹窄的目光中，只會想到向泛民、向民意稍有退讓一步，泛民便會得寸進尺，他們不會想到自己所作所為對社會的遺禍，也不會計較 他們的兇惡醜陋嘴臉展露人前。

除建制派肆無忌憚地踐踏議會民主外，政府對這個「角色扮演」遊戲開始顯得不耐煩。上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對泛民議員多番「拉布」拖延《2014年版 權（修訂）條例草案》表現沉不住氣，已向議會步步進逼，而且態度愈見囂張跋扈，先去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指摘議員拉布，字裏行間咄咄逼人。司長繼而向傳媒 發言，高調批評議員製造流會是沒有履行議員責任，還呼籲議員不應「有權用盡」，最後更於上周三（27日）親自現身立法會「踩場」，還要主席在會議期間抽時 間與她會面，形同「照肺」，盡露一副得勢不饒人的官威架勢，令人心生厭惡。

善用一票 擺脫困境

幸好，在這次行政立法交鋒時，曾鈺成一句：「現階段設死線是不實際及不合理」，仍能保持議會已所剩無幾的尊嚴。如果換着是梁君彥或陳健波之流，議會顏面將是堪虞。

現在，香港民主發展已成一溝絕望的死水。但聞一多可能未想到，一個由醜惡開墾的世界，在他死後70年在香港成了形。如果廣大選民眼見議會一片烏煙瘴氣而仍 可容忍，仍可任由建制派和專制的特區政府對滙聚民意監察制衡行政機關的議會肆意踐踏，而不善用手中一票作明智抉擇，那對於市民將面對絕望醜惡未來， 就只能說一聲：「活該！」

練乙錚: 《十年》指着的，是香港2047

話說去歲急景殘年之際，梁振英委了李國章任港大首席校委，準備今年內外夾攻香港大學這所在京港領導人眼中的佔運造反司令部，特別是要把該校給掛上「歷史反革命」與「現行反革命」雙料罪名的法律學院一舉拿下。

果不然，校委會很快「進入狀態」，把港大校園本來平靜的氣氛破壞不特已，更把大批佔運後沉寂已久的大學生從分裂的狀態和失落的憔悴中喚醒，由下而上 組成了團結的罷課委員會，向校方、向社會提出大專界期盼已久的大學最高層管理體制去殖化的改革要求，直指當局試圖逐步控制學術界的關鍵處、要害位。校委在 新主席李國章上任後舉行第一次會議，即遭400多名學生在現場圍堵，最後逼得李氏要在警隊保護之下施計從旁門小道離開，氣得他次日在媒體面前破口大罵，可 謂斯文掃地。正道是：

棄前嫌學子聯手抗赤，如沙皇港大鼠竄蒙塵。

此事如何發展，本周或有戲劇性發展，大家要留意。今天和大家討論一個「假設性問題」。

《十年》：熱感覺、冷思考

電影《十年》在少數影線上映（也許連影線也談不上），卻在評論界引起廣泛迴響；此片即將在各大專院校巡迴放送，定會在更多人心中共鳴。筆者因有嚴重影院恐 懼症故如常缺席，只能從閱讀多篇有關的影評政論而粗知其梗概，未得熱感覺卻進入冷思考。其實，一切前瞻藝術，如Jules Verne的科幻小說、阿威爾的《1984》，乃至把人類政治寓言植入無窮盡五度想像時空的《星戰》系列，到最後成真多少非最重要，能夠引起人們不斷把思 覺從昨天今天投射到明天的，方為上品。《十年》指着的，是香港2047。

二版《基本法》推出

1997年前後，不少人對「50年不變」懷有超額幻想，認為2047年之後，現存《基本法》將原封不動得以延續，但這個良好願望真是膠得可以。觀近 20年來京港官員明申暗示，以及特府不斷透過政策層面的操作把違反「一國兩制」的做法逐步有理化（例如在港境割地予高鐵「一地兩檢」、設立新的「強力部 門」在港地執行陸法等），便知2047年來臨之前，中共將按黨意對《基本法》作範式轉移，乃無可避免。

細節不必推敲，參考已有現成的；澳門、前海、上海自貿區等地的政法設計，提示了最值得港人思索的範式轉移大方向。現行香港《基本法》裏所有寬鬆部分的條文 字眼一掃而空，那些2047年之前透過按黨意不斷實踐而取得特定而具體內容的語詞例如「有廣泛代表性」之類者卻比比皆是；要害的要害，就是在序言裏 加上如大陸「憲法」裏劈頭那句：特區政府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對政治霸權而言，那才是桂冠上耀眼的鑽石，怎可以或缺。

然而，為什麼共產黨還要掛着一個特區的招牌，不乾脆把香港「收歸國有」變成廣東省的一部分或者變成一個直轄市呢？這個問題，大家或可從「名」與 「實」兩方面考慮。「名」的方面，西藏新疆等地「和平解放」60多年，政治上早已變成胡耀邦說的「跟殖民地沒兩樣」，卻還掛着「自治區」的招牌，可見對內 對外，大陸範圍裏這種盜名欺世的作用還未完全消失，況乎香港。

「實」的方面，大陸的「改革開放」在外遇到阻力，在內導致利益紛爭權力面臨失控，惟有走回頭路，回到以前那種經濟封閉卻在政治上對政權比較安全的局 面，只留南方邊陲上一個半個開放點，一來可作與外面市場的交接閥，二來在能夠充分管控的條件之下，作為貪官污吏灰錢進出（主要是出）的渠道、各系太子黨控 制的私募基金營運HQ，更可用作中央派系鬥爭失敗者必要的最後據點（除宋朝末年陸秀夫攜宋帝昺南來，還有1971年林彪計劃南下經港逃亡海外之說）。

二版《基本法》的修訂主體和時間表

不過，香港若要能夠起到對大陸統治階級如此有利的作用，以目前《基本法》框架下的剩餘寬鬆、港人一直以來習慣依法行使的言論、新聞、學術和人身等自由看，沒有足夠保證；因此，由現在起到2047年，必須逐步收緊在《基本法》之下的實踐，務求水到渠成。

原《基本法》修訂過程裏有所謂「三腳凳」理論，即在中英兩國之外，香港也應作為一個獨立的談判力量和修訂主體參與工作；無奈中方認為事涉主權，而且 中國政府自認為足可代表和保障港人利益，遂把「三腳凳」一腳踢開。二版《基本法》的修訂，英國當然已無從置喙，北京成為事實上的壟斷者，足可以自把自為把 寫好的東西在港人面前一攤，就是新版《基本法》了。不過，如果那樣做還是太難看，不排除它會駕輕就熟，成立一個由香港各界「精英」組成、「有廣泛代表性」 的「二版《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煞有介事「按照民主程序」搞出一個「雙腳凳」，把過程美化。

時間表方面，可以沿中英談判和制定《基本法》的時程作參考。1997年須在香港特區實施的一整套法律，準備工作可算在1982年、即1997年之前 15年便正式開始。按此，2047年的二版《基本法》的公開醞釀工作，在2032年便可能開始，但考慮到這次北京演的是獨角戲，一切「操之在我」，更不想 拋出草案之後各方有太多時間「說三道四」，可能把公開的過程縮短至10年甚或5年。因此，大家可以想像，2037到2047的10年，將是「香港」和「中 國」之間一場生死戰的高峰期，雙方的動員工作都會在2016至2037這21年裏盡量發揮。選舉法例不改的話，今年出生的香港人，一進入適齡投票的人生階 段，便得面對嚴峻的選擇：認命還是抗拒。

今後特區政府和民眾的對抗模式

由於特府於2014年的佔運裏用過暴力開了戒，在以後的日子裏不會心慈手軟，實彈鎮壓將是下一輪暴力的新起點。民眾方面，也因為在硝煙中接受過血的洗禮， 第一道恐懼屏障已經消失，新的抗爭勇武程度亦會以佔運中的最激烈行動為起點，「和理非非」的抗爭範式開始失效；政權暴力與民眾抗暴之間的張力不斷提 升、突破，社會進入暴力邊緣而成為常態。到時能夠阻止政權全面血腥鎮壓而導致流血革命的社會力量，僅剩下「資本理性」，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紅色資本理 性」，因而並不可靠──除非到時民眾反對專制統治、反對二版《基本法》的意識十分成熟、極之普遍，以致政權也清楚知道高壓推出惡法的代價太大而被迫作出退 讓。

梁特連任進一步激化分離意識

不過，共產黨不到末路窮途，絕對不會退讓；短期而言，結果之一，就是梁特連任。這個發展，對今後抗爭一方來說，不見得是壞事。大家回想，1997年 之後的頭15年裏，特府領導都不是極端派的人物，溫水煮蛙之下，港人意識麻痺，民主派渾渾噩噩，陣地和群眾都逐漸流失。但是，梁特一上台，以其好勇鬥狠的 性格倒行逆施不出兩三年，分離意識便大行其道。試想，再由他執政5年，香港社運將是何等「生氣勃勃」的景象！此所以泛民政黨高呼「梁振英下台」之際，年輕 社運人並不覺得有那個需要。

2014年，北京推出政改《白皮書》、「8．31」人大常委決議，令「民主回歸」的溫和政治路線破產。此後，標榜「香港人」意識的分離主義思潮不斷取代傳 統的「大中華」本位思想。進入2016至2037雙方力量總動員的階段之後，分離意識將進一步演化出「香港獨立」的廣泛政治訴求；一旦發生暴力衝突、特府 暴力手段成功造就第一位抗爭烈士的時候，便會生出質的飛躍，「香港獨立建國」的政治綱領就會提出，成為北京統治者的又一永恒夢魘，如同「台灣獨立 建國」那樣揮之不去。到了那個階段，傳統的泛民政黨基本上壽終正寢，北京與港人之間失去最後一道溝通的渠道，雙方的鬥爭比併短兵相接不可調和，香港社會進 入類似台灣在蔣氏政權最高壓階段所經歷過的白色恐怖，除非中國大陸出現自己的戈爾巴喬夫或者李登輝。後者中國政權一直嗤之以鼻，認為是天方夜譚，事實上卻 不是沒有可能，原因在於經濟。

「經濟奇蹟」消失日 中共崩潰時

大陸的「奇蹟經濟」自2008年開始失速，GDP增幅從14%跌到不足一半（那還是官方的說法），今年還要進一步減慢。這個走勢，看不出有什麼改 變、改善的因素；不斷延續的話，不出3年，全國經濟增長見負，神話破滅，強國強大得只剩下極端民族主義。此時，正是美帝日寇夥同東南亞諸小武力挑釁中國的 好機會：北京試圖武力反制而結果出現戰爭的話，其危機深重的經濟很可能崩潰；不以武力反制的話，民族主義神話也將破滅。到了那個階段，就是中共黨內出現戈 爾巴喬夫或者李登輝的場景。

當然，香港社會鬥爭日趨激烈，始終不是今後30年的最優發展。然而，事態的進程，主動權完全操在中共、特府的領導人手裏；這些人能否改轅易轍，將決 定香港前途。那麼，大家對這些領導人的明智與否，有沒有信心呢？電影《十年》在衝擊觀眾情感的同時，也向社會提出冷靜深思的要求。上述的「假設場景」，便 是只有10%機會成真，也算是大概率事件了，諸領導人可以安然忽略嗎？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安徒: 戀殖意識的二重奏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新任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的王振民日前在《紫荊》雜誌發表文章，談論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一口氣列舉了四大要點，包括「資本主義與追求福利社會」的矛盾、「內地與香港」的矛盾、「保守與激進」的衝突、「全面落實基本法」的問題。

　雖然文章在香港沒有引起多少討論，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卻在其報章專欄，連續四篇文章對王振民的觀點提出針鋒相對的反駁，令人眼前一亮。

　 針對王振民所謂「民主普選的本質就是要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不能把香港變成福利社會主義，更不能變成『共產主義』」的主張，曾鈺成提醒王振民「香港政 府對財富進行二次分配的輕微程度，令美國傳統基金會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仍高踞榜首」。

　針對王振民香港「無論在過去、現在和未來均不可能獨立於自己的祖國去發展」，曾鈺成則直指，香港「在回歸前，特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前，香港實際上是『獨立於』中國其他地方」。也就是說，「香港從不曾獨立於中國發展」只是一種自我陶醉的謊言。

　王振民謂「個別人士一直沒有真心實意把自己當成中國的一部分」，曾鈺成則以李波事件為例，直指「內地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的理解，跟大部分港人的價值觀念有很大落差」。

　就內容而言，曾主席上述這些論點都是老生常談，沒有特別令人驚喜的新意，然而出自香港親中建制最大黨民建聯的創黨元老，兼今日立法會的主席之口，又的確令人耳目一新。

　京官與開明「土共」的落差

　王振民剛剛接任中聯辦高職，文章官腔滿紙自不稀奇。然而曾主席卻十分認真，條分縷析，直斥其非。似乎想要給這位尚算年輕的南下幹部搞清楚一下，香港與北京認識之間的落差究竟有多大。這種落差不單只存在於反對派和中共當權者之間，也一樣存在於京官和「土共」開明人士之間。

　不過，最令人訝異的是，曾鈺成竟然直指王振民「戀殖」。王振民在文章中抱怨「香港變得愈來愈不像香港」的原話是這樣的﹕

　「香港回歸前沿襲了英國的政治保守主義，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講規則，講規矩，講程序，不激進，少暴力，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香港給人的印象很紳士，很傳統，很保守，很文明。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這種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漸進改良的政治取態被不斷拋棄。」

　曾鈺成不單說他對王振民的這番表述感到「出人意表」，他更說「很難猜到這些滲透着戀殖意識的話，是出自一位中國的法律學者、『一國兩制』研究專家。」細心的讀者很容易讀出曾鈺成筆下的確流露出心中一股不平之氣。

　共產黨 為恐共意識加油

　 事實上，一直以來，北京對港統戰以籠絡資產階級為主，王振民定義民主普選為邁向福利國家，甚至招來共產主義，危害資產階級利益的推論，在馬列毛的理論中均 無所據。歸根結柢，這種為了封殺民主普選而打造出來的階級復仇恐懼症，其實只是香港殖民買辦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階級特權而向北京撒嬌的回音。

　 北京在過去要消減這種「恐共意識」，不斷扮演資產階級的「恩主」（patron），以維護這些人的特權來換取他們的忠誠，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過，當年 真誠相信共產主義理想的曾鈺成也未必能預想得到，今天京官來港反而是要提醒香港不要忘記「恐共意識」，意謂千萬不要讓人們透過民主普選去實現共產主義。

　共產黨人為恐共意識打氣加油——這就是香港式的荒謬。

　 過去，中共一方面為了統戰資產階級而實行反對民主普選的政策，但另一方面還是要借用起家於工人運動的土共去撐起階級聯盟的假象。一頂愛國大過天的帽子就把 階級矛盾抹消得一乾二淨。然而，如何才是愛國？除了緊跟中共之外，香港的土共社群就只有以過去他們在殖民地下的鬥爭乃正義事業而自我安慰。

　可是，今日這位新晉京官竟然說：「香港變得愈來愈不像香港」的原因，是失去了英國政治保守主義的傳統。他說，「如果懷念英國的統治，為什麼不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不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

　換句話說，今日共產黨不僅要來香港動員「恐共意識」，還要向英國殖民主義、政治保守主義的祖墳進香供奉，樹幡招魂。對於曾鈺成這輩老反殖、老愛國，當年也曾激進地受中共感召，因「打倒白皮豬」而坐過牢、流過血的「左派群眾」來說，又是情何以堪？

　京官談「繼承英國政治文化傳統」

　今日香港的街頭上，屢見青年們揮舞英屬香港旗幟，而中聯辦內，卻有京官大講要「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這種雙重而又平行並置的「戀殖情結」，想任何後殖民理論專家都無法解釋。難怪曾鈺成都說「難以想像，難以猜到」。

　不過，如果讀者沒有參閱王振民刊在《紫荊》的原文，也未能真的想像這位年輕京官，為了強化這種英國政治保守主義乃優良傳統的論據，可以去得幾盡。曾鈺成文章也未有詳加討論的一段，王振民是這樣寫的﹕

　 「為什麼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發生了6,000多次戰爭？就是因為中國人不喜歡保守，中國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歷來缺乏保守主義傳統，凡事容易衝動，走極 端。……相反，香港這麼一箇中國唯一有濃厚法治主義和保守主義傳統的地方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斷放棄自己付出巨大代價、來之不易的保守主義政治傳統，重拾偏 激的政治習慣，實在令人痛心。」

　中國過去一百年，有什麼衝動和極端得像連綿不絕的革命和戰爭，當中最極端和激進的無疑是共產黨人奉為圭皋的馬列毛共產主義思想。

　可是，在憲法還寫着堅持馬列毛思想的同時，王振民卻一腦子把極端、激進主義的罪孽，都算到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頭上，並論定中國人不喜歡保守，缺乏保守主義傳統。

　如果說王振民錯讀了五四運動、中西文化論戰的歷史，更沒有讀過唐君毅、牟宗三新儒學的中國文化保守主義，那可能還是未有充足證據，但他深情地愛慕這城市的殖民地遺產，那份「來之不易的保守主義傳統」的感情，卻是躍然紙上。

　 王振民的這份戀殖情懷，讓他有重新審視五千年中國歷史的宏大視野，也讓他發現香港這彈丸之地，原來真的蘊藏着拯救中國無可救藥的激進型文化病的秘密藥方。 王振民教授的這番說話，逕直就印證了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的名句：「比被殖民更壞的事就是沒有被殖民」（the only thing that was worse than being colonized wasnot being colonized）

　只是這份被王教授譽之為「得來不易」的代價，正是一場輸得慘烈的鴉片戰爭。他似乎要為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和得益者高聲慶賀。

「衝動走極端」的大陸人？

　不過有趣的仍是，由2008京奧前後北京大肆宣揚「和平崛起」的時候開始，官方就不斷反覆宣傳中國的文化特徵是「追求和諧」。京奧開幕式那個巨型的「和」字，不少香港人還是歷歷在目，印象深刻。但王振民三言兩語，就把這迷思拆解掉。

　 「中國五千年內發生了六千次戰爭……中國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歷來缺乏保守主義傳統，凡事容易衝動，走極端。」——這是中聯辦王振民說的。這是否符合歷史和 思想史事實是另一回事，但這種描述又的確符合今日香港街頭巷尾可感覺得的「厭中」以至「反中」情緒所想像的中國及中國文化。香港人能否貫徹所謂的英式保守 主義是另一回事，但「中國人」（大陸人）不文明、欠禮貌、愛撒野、蠻不講理……這種種刻板印象，恰好和王振民教授所說的「容易衝動、走極端」若合符節。

　 當王教授說﹕「香港回歸前……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講規則，講規矩，講程序，不激進，少暴力，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香港給人的印象很紳士，很傳 統，很保守，很文明。」怕且是因為教授要來香港，所以想恭維香港人。但如果不告訴你誰是作者，大抵不少人會猜這幾句是剪裁自那幾本街知巷聞的城邦之論，或 者本土主義、香港民族論者的手筆。

　這些作者們和王教授所見略同，這並不奇 怪，但他們都認為，香港人目前所憂慮的，正是這種理想化的香港人自我形象，被來自另一種「容易衝動、走極端」的文明所消滅、吞噬。而王振民在這裏強化的文 化二元對立，恰好在為這種文明衝突想像添柴加火，後果卻非王振民所期待的有利建制的政治保守主義。

　「激進」為保守核心價值

　因為活在香港的一般人都會體會到，眼前的所謂「激進」，目的正是為了「保守」，只是所保守的並不是永恒不變的殖民秩序、資本霸權的秩序，而是王教授的香港文化想像中刻意要排除的，那些屬於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真正的民主普選，恰好就是實現這套價值信念的不二途徑。

安裕周記﹕右翼的反撲

意識形態呈現走回頭路的態勢已是明確放在美國面前。這個星期開始的總統初選，三億二千萬美國人民看到的 將會是七十年代以來陰魂不散的右翼思潮反撲。逆潮流而動的反動右翼抬頭這一情狀在今天放諸四海皆準，美國固然如是，歐洲則是藉着難民潮若隱若現的右傾意識 形態，日本總保守化佔盡上風更是不在話下，資本主義世界右翼回朝的大潮誰都不能否認。
　

美國現代社會改革始於六十年代的反戰運動，到今天仍有人念茲在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迹近人民公社的社區形態，或者念念不忘激進派學生在東岸哥倫比亞大學強 攻佔領校長室。面對當時席捲全國的反戰示威，美國建制系統出動軍警大舉逮捕，以氣象人黨（Weatherman）一九六九年底的一次示威為例，二百多人參 加，一百二十三人被捕，保釋金高達二百三十萬美元。大規模拘捕再課以高昂保釋金並且重囚五年，學生組織由此人財俱失，學運空間迅速收窄。再者是尼克遜大增 地方保安預算兩倍、聯邦調查局新聘一千二百人、司法部成立國內安全局，學運逐漸從地面上消隱，休養生息進入民間，開展深耕細作的地方工作。
　

學運轉進地方的戰略四十年間可見成效，美國社會平權、反戰、環保、滅貧意識大增，新的文化價值胸懷世界目光如炬，構建戰後公民運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自由 派再興，保守派轉入南方，建立以密密西比河為界的右翼地盤。美國社會二分從克林頓一九九二年當選明顯確立，奧巴馬上台後自由派更是佔盡上風，然而從中隱含 保守派暗藏殺機——白人、中小商企、南方中產連成一線，對他們「看不過眼」的社會變革蓄勢反撲。這股罡風如今吹颳甚烈，借屍還魂在特朗普身上現形。自由派 的八寶袋能否罩住保守派惡妖，這齣《天師捉妖》是今天美國以至全球的戲碼。
　

拆解特朗普背後的意識形態，某程度而言這是一把通天鑰匙，可以同時打開全球保守主義蠢蠢欲動的密碼大鎖。我們今天說特朗普式的保守思潮，與古典經濟學派的 自由巿場不干預政策是兩碼事，這所以特朗普與經濟極端右翼的茶黨參選人克魯茲（Ted Cruz）不咬弦，對飛身而來表示支持的佩林（Sarah Palin）敬謝不敏。特朗普走的是經濟適度干預但政治大右派的新路；他與揚棄大政府的近代右翼思潮宗師列根（Ronald Reagan）互不同道，因為列根至低限度沒有糾合南方白人發難挑戰美國建國以來一直持守的社會及文化價值。簡單的說，特朗普要做的是推翻克林頓以至奧巴 馬年間構建的自由派價值觀。
　

師承尼克遜「沉默大多數」
　

特朗普這系足以稱為反動的政治理念，得到白人尤其是中產階層支持，底蘊是特朗普把這些人久藏心底的基因挑出加以煽動。美國學運年代，面對成千上萬青年走上 街頭反擊共和黨管治，尼克遜曾經發起「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訴求，以白人、中小商販、失業工人、農場主人及中產階層為對象，舉起要求社會穩定大纛，指摘學生及示威者打破社會安寧及百姓生計。杜克 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威廉切弗（William Chafe）在二○○四年著作《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America》指出，尼克遜用「沉默的大多數」分化美國成為兩個集團，作為其策略的一部分（Nixon's use of the phrase was part of his strategy to divide Americans and to polarize them into two groups）。Conard Black更進一步指出，通過點燃沉默大多數對社會常態受到社會蛻變帶來侵損的憂慮，引帶到這些民眾身上（shared Nixon's anxieties and fears that normalcy was being eroded by changes in society）。
　

易言之，尼克遜對民間社會的挑撥，目的是解決他無法治理混亂不堪的外交內政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不滿；而被引帶上路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原本只是對動 盪社會萌生一絲恐懼，卻不自覺加入成為支持建制的一方。這種玩弄社會氛圍手法並非新事，年年月月都在世界各地發生，屎橋行之多年仍有人受，便是來自人們心 底下的保守心態。耳目清明者不難看到，這些以挑撥來保一己政治生命的魑魅魍魎之輩，除了尼克遜就是如今民意高踞不落的特朗普，他去年七月在阿里桑那州拉票 時再次出口術，「沉默的大多數回來了，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國家」（the silent majority is back, and we’re going to take our countryback）。特朗普這話極具針對性，只要看過他歷次演說，明顯是衝着婦女、黑人、穆斯林「拿回我們的國家」。但他的聰明在於不把這些話挑 明，任由受眾自行詮釋，引起的效應更大也更惡劣。

挑動民間以利一己管治

特朗普的復仇心態源於七十年代以降的社會變革，這些嬗變發軔於六十年代的反戰學運。正如學運領袖海頓（Tom Hayden）起草於一九六二年的「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改革社會焦點集中種族歧視、核戰危機、貧富懸殊、大學生政治冷感以及自由主義思想枯竭這幾方面。可是，恰恰就是這幾方面在七十年代 之後的飛躍發展，刺痛既得利益者要害——他們失去了種族主義者的心理優勢，失去了掌握核戰高地的科技強國位置，失去了財富不公帶來的優渥生活。更重要的 是，意識形態的巨大調整，令致他們毁失「傳統價值」，取而代之的新政包括墮胎合法化以及失業救濟涵蓋面愈加廣袤。他們失去的一切，在學運爆發前是保守派當 道的主流意識形態，大右派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一語中的，「我就是右派（right），我就是對（right）」。
　

因此，若因為右翼政治立場而將特朗現象歸因「經濟不夠自由」，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盲點。他要改變的不是醫保計劃的「準社會主義」，也不純是禁止槍械的 「奧巴馬主義」，他反對的是四十年來已成定局的社會左傾趨勢。必須指出的是，這裏說的左傾，不是中共俄共的「左傾」，而是社會政策上更重視人文價值，講究 多元的社會體系平衡。
　

左傾政策面臨推倒重來
　

在特朗普的講話當中，愈來愈明顯駸駸然有着要推翻一切的想法，最令人怵目驚心的是，潛伏多年的右翼思潮死而不僵，紛紛翻身一躍而出。學運促動的美國社會變 化沒有徹底埋葬極端保守體系思潮，倒過來奧巴馬當選總統引發白人至上基因從假死而復生，對左傾社會政策萌生反彈。左右之爭是美國建政後多次內部鬥爭的肇 因，本以為經過兩世紀的調適及變革從此塵歸塵土歸土，誰料不然。
　

右翼翻生令人寒噤
　

卻道是在世代交替政向不明之間，右翼狂飈令人意外地破土而出。有人解析這是時代的必然，稱正如鐘擺效應由右至左或由左至右。這種解說在物理上或者說得過 去，但畢竟這是三億人的巨大美國社會，意識形態如此來回擺盪令人不安。儘管美國今天在各個方面都比以前不那麼領先或不那麼獨領風騷，她依然是舉足輕重的國 家，本已消亡的右翼幽靈在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重現，人們不禁關切，這是否僅是美國的事，抑或是一種嶄新的保守主義思潮降臨，而美國只是其中一個落腳點。若 屬如此，如今全球各地保守主義紛紛冒起，右翼妖怪反撲甚力，如此的不謀而合，難怪在急景殘年之際，邪風呼呼讓人連打寒噤了。

許寶強﹕守護過去 想像未來

港大校委會莫名其妙的「等埋首副」決定，激發起守護大學自主的運動。自從2003年7月1日反23條遊行之後，香港此起彼落的社會運動，大多數旨在保衛既有的生活方式和 公共空間，例如利東街、天星皇后、菜園村反高鐵、反國教、反新界東北發展，又或是抵禦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政治干預，特別是在梁振英上台之後。弔詭的是，這 些被主流媒體、建制輿論評為愈來愈激進，甚至類比作文化大革命的社會運動，目標其實並不在於破舊立新，而是帶有強烈的保守過去的文化價值、行事方式的訴 求。「革命」否定的是過去，指向的是未來。以守護既有的生活方式、核心價值、行事程序為目標的社會運動，如何與「破四舊、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扯上關係？

在行為形式以外尋找出路

或換另一種提問的方式：旨在保衛港大過去慣常的委任副校長程序的行動， 如何被轉化成破壞社會秩序的「文革」？如果「社會秩序」是指社會上大多數人習慣接受的處事程序、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那麼港大校委會突然提出的「等埋首 副」要求，為什麼沒有被批評為激進、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原因在於，我們現在判斷一件事情的性質或對錯時，已愈來愈習慣只看令事件發生的行為形式，而 非行動所針對之議題內容和價值取向，更忽略行為所置身的社會脈絡。我姑且稱這為「行為形式主義」。

以行為和形式取代內容與價值，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地論斷是非對錯，近年在香港大行其道，其呈現的方式包括：公關妝扮的流行、「打好份工」的姿態、象徵式的公眾諮詢、儀式化的示威遊行等等。

爭 取特定訴求、守護文化價值的行動，被置換成破壞公眾秩序的論述，通常是透過對特定事件的「正反」鋪陳，然後各打五十，最後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為 理由，把事件的具體內容及價值判斷擱下，然後轉向談行動的形式，並於脫離社會脈絡的情况下，高舉「溫和理性」的普世原則（儘管往往又反對「普世價值」）， 批評「衝擊」的行動形式「暴力」，而實質在「客觀中立」的外衣下，仍然是立場鮮明的政治取向。

在這置換焦點的過程中，部分社會運動或民主運 動的參與者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除了傳統民運的「和理非非」路線，與上述的偽裝「政治中立」的論述暗合之外，部分新社運也過於在意媒體的角色，不惜調校言 論和行為，希望能吸引傳媒的目光。而近年「城邦本土派」的論述，更為「行為形式主義」提供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勇武」詞彙，例如「以武制暴」等概念，焦點仍 然集中於行動的形式，以空洞的語言，取代了對事件的社會脈絡和具體內容的分析。

在當代香港，由於政治體制不民主，溫和示威不受媒體關注，學 生民眾祈望以較激烈畫面吸引傳媒鏡頭，發出異議聲音，自是很可以理解；但在「CCTVB」獨大（是約六成市民的新聞資訊來源）、主流報章歸邊的媒體生態 下，「激烈畫面」往往被編輯成對學生民眾不利的報道，使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經常陷於兩難的局面：要麽不被注視，要麽備受扭曲。如何面對及走出這兩難的困 境，是香港社會運動的重要課題。超越行為形式主義，回到事情的具體內容和歷史/社會脈絡，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

守護過去是為了走向未來

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近年湧現的社會運動，多指向守護過去，少談未來的願景和方向？主要原因，自然是政權建制對舊有社區生活和文化價值的「盡情破壞」，惹起 了民間的反彈。另一方面，這亦跟由政權建制、「城邦本土派」、「溫和泛民」所共同鼓吹或參與鞏固的「現實政治」論述有關。在已成為統治共識 （hegemony）的「現實政治」論主導下，談未來願景被認為「離地」，「光復」街道保衛本土則相對「實際」。然而，保守舊物，不也是為了當下與未來更 好的生活，以及為下一代留下些有價值的遺產？如果我們對將來沒有祈盼，「光復」與「保衛」還有什麼意義？換句話說，缺乏對未來理想生活的想像和願景，守護 過去就變得無的放矢，失去方向。

隨着雨傘佔領的結束，愈來愈多青年朋友，清楚地提出討論香港未來願景的重要性。例如方志恒等年輕學者提出的 革新香港、永續自治呼召，又或是更年輕的黄之鋒所倡議的公投修憲（〈民主運動 下一步〉，《明報》，8月2日），都嘗試建立一套走向未來的綱領，追求一種有別於「民主回歸」和「城邦本土」的香港前途論述。儘管方與黃的想法還有待深化 完善，部分分析立論亦可以商榷，但他們勇於直面未來、敢於談論願景，以至提出香港前途的新的想像，顯然是下一波民運無法迴避之路。

要系統及深入地討論方與黃所提出的綱領和開列的課題，是需要點時間及做點功課的，這裏只就探討方向上，提出兩點初步的補充，期待更多有心有力的人加入討論，發展出對香港前途更具體的分析和更豐富的想像。

方與黃有關香港未來的想像和政治行動綱領，其實都建基於一種對香港過去的判斷。方的《香港革新論》較直接表述了他對香港殖民歷史的回顧和分析，黃之鋒對「民 主回歸」失敗的檢討，也立足於他對1980年代迄今的政治發展的檢視；而他對港人主體性的呼召，也隱含了對香港過去確實沒有孕育出主體意識的一種歷史判 斷。如果說方對港英殖民時代的「自治共同體」的論斷稍嫌簡化，那麼黃的文章所欠缺的，則是對殖民經驗的系統分析。假若確立港人主體性是走向未來的重要目 標，仔細地梳理港人主體性難產的歷史原因，恐怕是建立香港前途新論述的必經之路。換句話說，公投修憲、革新香港、永續自治等政治行動綱領，終歸是為了完成 解殖（decolonization）未竟之業。

另一個有待補充的討論方面，是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全面檢視，尤其是回顧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性 質的變化走向，以及分析中港關係的歷史脈絡和當代發展動態，從中思考香港的未來。儘管方與黄的出發點是對香港本土和主體性的關懷，但由於中港兩地的緊密歷 史連繫，以及當代中共政權對香港無遠弗屆的影響，要想像香港的未來，恐怕無法忽略中國的現代歷史發展脈絡。

面對社會運動的兩難困局，尋找一 種能結合內容與形式、切合置身的社會脈絡的行動方式，借用熟悉的文化資源以創造主流媒體難以簡單歸類的陌生顛覆效果，也許是值得一試的出路；而要徹底抗衡 行為形式主義，發展新的香港前途的論述，我們則需要把香港置放於殖民歷史和現代中國的發展脈絡中，分析檢視過去，想像思考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