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埃及．紅與黑．梁振英．台北的微笑

埃及傳來的消息，不會令中國人震驚，而會引發更大的同情。傳真圖片中的人血殷紅、視頻上的重武器咆哮、新聞中民眾傷亡數字的不斷攀升，在在令人想起二十四年前中國北京的八九六四。一樣是面對社會轉型、民心思變，不一樣的是力量脈絡、政治矛盾；一樣是發生當權者粗暴鎮壓、冷血屠殺，不一樣的是官民角色、外圍環境。由表入裏，人們還可發現更多更深邃的異同。

一、開羅的「天安門」

不過，無論怎樣看，歸根到底，大屠殺之能夠在北京和開羅發生，關鍵都是軍隊和殺人武器都掌握在極少數人手裏，而這極少數人不受任何約束，能夠為所欲為，搞了政變然後殺人。

有憲法的規範嗎？沒有。憲法的有關條文反而是把軍權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上的依據。有民意對軍權的制約嗎？沒有。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埃及，一直以來的統治者都刻意把軍隊神聖化，人民慣性地相信宣傳，把軍隊看作國家民族救星、社會穩定力量，儘管軍隊裏頭的所有黑暗、腐敗，都沒人敢去碰（大陸近年由民眾、二奶揭出的貪官多得不可勝數，貪貫滿盈罄網難書，但很奇怪，似乎沒有一宗是揭到軍隊頭上的。又，薄熙來案中，軍隊某些派系有很重腳色，但公開審訊的幾個人，都是文職，出問題的軍頭頂多由「內部解決」。這些是否都為了保住「人民軍隊愛人民」的童話般的純真？）。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台灣。今年7月，一名陸軍下士犯小過受禁閉，期間在烈日高溫下依上級命令不停操練致死；社會反應強烈，二十五萬民眾在台北上街抗議軍方嚴重違反人權。結果，國防部長負政治責任主動辭職；立法院亦隨即通過軍事審判法修正案，把非戰爭時期軍人審判從軍法體系全面移交民間司法單位負責。政府服務人民，軍隊也不過是人民公僕，不是什麽大救星。北京和開羅的大屠殺，不會在台灣的自由民主體制下出現。【筆者按】對埃及年來局勢的一個獨到分析，見7月13日蕭少滔在《輔仁媒體》網站的文章〈埃及的第二次革命與中共的第三次錯誤解讀〉http://forum.memehk.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39

。蕭先生是中大校友，不少讀者會認識他。

二、薄案的算術

薄熙來案將於月內審結。此案無甚看頭，可從起訴薄氏的罪名看出。堂堂一個省╱直轄市級黨領導兼中央政治局委員受賄、貪污，牽涉數額只兩三千萬人仔，僅抵得上一個典型縣、村級領導貪污的零頭，根本不可信。那個數字，說穿了，不過是當權派要把薄某打倒翻不了身，卻又不想令整個從來永遠「偉光正」的黨太難看的一個算術平衡。

大陸有薄某唱紅打黑搞復辟文革，香港則有梁某得紅黑二道保駕護航搞中港融合，港人同樣驚懼，北京卻有不同看法。

三、評價梁振英的能力

東西不可亂吃，邏輯卻可胡來。黑社會也有愛國的，「梁粉」當中有黑老大，所以梁振英是愛國的。如此作「有效」結論，在今天香港的某些圈子裏，大概也行得通吃得開。所以，莫怪筆者今天好像降低標準，拿一個納粹黨員的理論來分析特首梁振英。不過，這個理論和分析本身是嚴肅的、嚴格的、貼切的；筆者不以人廢言，還在於希望我們的統治者比較容易聽得進去……。

解決香港的深層矛盾，需要一個勇於主導而事事恰到好處的特首。如果他有主導的能力與意志，那麽，《基本法》賦予他一個近乎理想的工具：行政主導。又如果他能善用這件工具與各種社會力量周旋而大體上做到無過無不及，則儘管這件工具本身帶有濃厚的專權味道，很多重大問題依然都可以像新加坡那樣比較妥善解決。最適合用以分析這個場景的概念，無疑是博弈論中的von Stackelberg equilibrium（斯氏均衡）。

斯氏全名Heinrich Freiherr von Stackelberg，1905年生於一個德國貴族家庭，卒於1946年；名字中的Freiherr，德文指男爵（爵位+von+地名，是典型德意志、奧地利貴族命名法之一）。1931年，斯氏正式參加德國納粹黨；兩年之後，更當上護衞隊（SS）的沙展。當時，他還是柏林大學的教授。可見，個別學者依附專制權力助紂為虐，殊為可惜，卻不是什麽新鮮事。

最簡約的斯氏模型，可通俗描述如下：在一個二方博弈裏，一方是「領導」，另一方是「蟻民」。博弈只有一回合，領導有主動權，可以先出招，之後毋容反悔，然後輪到蟻民見招拆招，博弈即完。所謂「斯氏均衡」，就是雙方按客觀形勢作出上述最佳選擇之後的結果。這句話要稍作解釋。

蟻民一方的選擇比較簡單。抽象而言，相對於領導使出的任一招數，如果蟻民有若干個有利對策，那就優選對自己最有利的一個便是。領導一方可用的招數有多少個，與之對應的蟻民優選對策便有多少個。如此，領導的最佳做法，不是單按自己的喜好或意識形態選擇出招，而是要看蟻民對自己可能使出的所有招數的各個優選對策當中，哪一個對自己最有利便選那一招。假借中國傳統說法來形容，就是說：領導首先要「推己」、「及人」，然後「反求諸己」【註】。

這個簡單的模型，起碼有三個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涵義：

第一，在雙方既定的偏好底下，博弈的最後局面有多好，由出先手、有主導權的一方決定；如果這局面達不到客觀條件之下可能的最好結果，理論上，領導即主導者要負全責。

現實解讀：香港的局面不如理想，主要是手握行政主導權而用不得其所的領導者搞出來的。

第二，就算領導有絕對主導權可出先手，博弈的最後局面，也必然包含蟻民的偏好、意願；領導按主觀行事而漠視這點，是結局不理想的根本原因。這與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一句名言同一個道理：「人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可以隨心所欲，並不是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面對的、既定的、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現實解讀：「親中亂港」是領導人不顧民意、按自己的「左」傾意識形態一意孤行的必然產物。

第三，斯氏模型裏的兩個角色，在現實世界裏可能互換。如果領導放棄主導權，蟻民反而採取主動出招，逼使領導被動拆招，即出現反客為主的局面，結果若對領導不利，乃是咎由自取。

現實解讀：政府遲遲不肯提出政改藍圖，泛民遂出先手推「政改 + 佔中」連環方案，取得主動權，乃是梁振英自己放棄「行政主導」這個工具優勢的結果；梁氏陷入這個被動處境，暴露了作為領導的最大無能，就算有「愛字幫」、「出聲幫」甚或黑幫造勢，也於事無補，反而更輸了形象。

上述理論模型，儘管出於納粹手筆，卻是中性的，誰都可以應用（早已成為主流經濟學研一教程裏必講的內容）。梁氏在月底十天的休假期間有空，拿這個理論模型來幫助思考，肯定對他、對香港都有益。

當然，《基本法》賦予特首的「行政主導」權，只與立法程序有關，並非在所有問題上都適用。此外，有些事情發生了，特首必須跟着反應。在這兩種情況底下，上述「斯氏模型」都沒有指導意義。特首能否處被動或無必然優勢的主動位置上「執生」，視乎他另外的一種領導能力。從近期的事例看，大家無法對他這方面的能力樂觀。「道歉論」暴露了他是個法盲；要求教統局局長向他提交教師公餘爆粗的報告，則顯示出他常掛嘴邊的「事無大小」論，其實不過是欠缺分寸。然而，這兩方面的不濟，對領導人而言，都是很大的弱點。這是連心水比較清的當權派也不能不承認的。

四、台北的五千輛「微笑單車」

台北市長郝龍斌四年前夥同捷安特（自行車）公司董事長劉金標，替北市做了一件實事：為實現「低碳城市」，設立「微笑單車」（U-bike）租賃系統，備大批橙黃色悅目輕便的單車供民眾免費或低費享用，現已成為捷運、公車等大眾運輸系統的一個有用補充。

「微笑單車」系統去年11月底正式運作，各自助租賃站的實時租賃資訊，用手機上網便可取得，堪稱方便。至今年6月，北市已建成103個「微笑單車」租賃站，備用單車超過三千輛，四年來租賃總人次已達六百六十萬，平均每天四千人次，可見相當受歡迎，雖然因電子收發記賬系統故障而令用家不滿之況，仍時有所聞。按計劃，明年年中的「微笑單車」租賃站數將達162個，備用單車輛數將達5350輛，目標是追及巴黎的水平（詳見維基「微笑單車」條 http://zh.wikipedia.org/wiki/微笑單車

）。十年前，筆者任職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之時，曾提出建立類似台北「微笑單車」系統的建議，可惜獲得零支持。估計，再過十年，香港也不會有這種低碳建設。台北在「微笑」，香港環保志士和單車粉絲卻只能望穿秋水也。

氣短集．之三

《信報》特約評論員

林行止:不滿現狀不見前途

 一、在傳統印刷傳媒評論時政，不知同行有什麼感想，以筆者來說，愈來愈有時不我予之感，以當今電子媒體深入民間、網絡信息無遠弗屆，印刷媒體論者執筆時，可評述的角度幾乎都被論及，重復已成明日黃花的「新」聞和拾人牙慧的論述，顯非自重的獨立論者所樂為。這正是在「新時代」作為傳統媒體撰稿人難為之處。遠的不說，僅是打開昨天本報，有關埃及亂局的評論，便有凌劍豪、練乙錚和關愚謙等的鴻文，珠玉在前，更增筆者落筆之難度。

然而，埃及「屠城」這等大事，不可不寫，惟此事蔓延經月，該從何處入手讀者才不會有似曾相識之感？便從把民選總統穆爾西趕落台的「可畏後生」說起吧。原來，導致當前埃及政局變天的「主謀」，是今年二十八歲的印刷媒體記者、社運分子及電台節目制作人巴亞（Mahmoud Bahr﹔一九八五年生），他在前總統穆巴拉克治下後期，加入草根反對派組織「受夠了」（Enough），亦是剛剛辭掉副總統（主管對外事務，就任僅一個月）職位、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二○○五年諾和獎得主）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發起的「求變國家協會」成員。穆巴拉克二○一一年二月被軍事集團攆下台，翌年年中軍人「還政於民」，舉行大選，六月三十日由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支持的自由正義黨（與兄弟會信念理念相同但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不同）黨魁穆爾西，以得一千三百余萬票（得票率百分之五十二）當選。這位埃及一九五二年以來第一位民選總統，全面推行貫徹伊斯蘭法典（沙裡亞），等於以《古蘭經》經文治國，剝奪了經商、社會活動以至家庭和個人生活的自由﹔加上失業率上揚人身安全愈無保障，反穆爾西及其庸政「幕後黑手」兄弟會的民憤高漲……。今年年初，巴亞和四名同路人發起「叛逆」（Tamarod）運動，目的在征集全國簽名，看看能否有足夠票數迫使穆爾西落台，當六月二十九日巴亞宣布征集的簽名達二千二百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五個（由最高憲法法庭核實），比穆爾西當選的得票總數多近倍，顯示反穆爾西民情已達沸點﹔三十日「叛逆」發起全國促穆爾西下台的群眾大示威，「警民」沖突日有所聞，延至七月三日，軍事集團「俯順民情」「逼宮」，穆爾西被褫奪總統職務並遭軟禁……。

導致埃及政權變天的主角，是一名今年二十八歲的青年，這使筆者想起令美國政府從道德高地下墜的斯諾登，今年才三十歲（他在香港過三十歲生日！）﹔而美國陸軍一等兵曼寧（B. Manning﹔一九八八年生）三年前把美國國防及外交機密電子檔案交給「維基解密」（Wiki leaks）時僅二十二歲……。回看我們香港，「學民思潮」的主要發起人黃之鋒才十五六歲，他的「同工」亦大多在二十歲上下！在「耆英」心目中這些少不更事的「八十後」，竟然於無聲無息間做出轟轟烈烈令國家翻天覆地以至左右世界政局的大事，這可不是一句「後生可畏」或「自古英雄出少年」便能解釋！

二、穆斯林兄弟會於一九二八年成立，是遜尼派的政治組織，「一切以伊斯蘭教義為最高原則」（Islam is the Solution），其排外性保守性及唯我獨尊的傲慢，概可想見﹔在受西潮影響不斷尋求進步追求公義的埃及，兄弟會成為阻礙國家現代化的絆腳石，而兄弟會為落實其主張，多次參與刺殺與其政見不同的總統，亦因此被多屆政府如於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及一九六五年定性為非法組織。由於埃及九成以上人民為回教徒（絕大部分屬遜尼派），扛出穆斯林招牌的兄弟會，很快恢復合法地位，但仍被禁止直接參與政治活動。這次兄弟會假保衛民主選舉果實之名闖出大禍，有關暴亂的是非，不易判斷（若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沒意思）。軍方動手推倒兄弟會支持的穆爾西政府，兄弟會連日「搞事」，理所應為﹔它雖遭軍方強暴鎮壓，領袖被殺被捕數以百計，但仍誓言抗爭到底，不僅埃及亂局仍未見平息端倪，其被再次定性為非法組織，已呼之欲出。

自從納塞上校於一九五二年發動政變推翻埃及王朝，這六十多年來，埃及經歷了社會主義、民主、軍事獨裁等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統治，數度折磨，國家元氣大傷。穆爾西在位雖僅一年多，但執政黨與兄弟會結成牢不可破的議會聯盟，通過了不少不利勞工階級而大利於資本家的法例，成為巴亞這個小伙子登高一呼千萬人響應的根本原因。有關穆爾西政府「經濟極端保守主義」的細節，七月號（時埃及倒穆爾西民意甚盛卻未有大規模示威）法國《世界報外交月刊》（有英文版Le Monde de Diplomatique）有長文詳述，由於已失時效，這裡不引述了，大家只要知道聯合國屬下的世界勞工組織去年底已把埃及列入違反國際勞工協約（埃及是簽署國）的黑名單已足！

昨天美國一位熟悉中東事務的共和黨參議員對傳媒指出，埃及「正」、「邪」雙方都不是好東西，他沒有進一步闡述的是，基於其在中東地位的政經利益，美國（和親美的西方國家）只能毫無選擇地支持埃及的當權者。這即是說，以目前的政治格局，不論當權的埃及政府行民主政制、社會主義或軍事獨裁，美國都不得不支持。這是為什麼以世界警察自居、自以為代表正義的美國，不對槍殺示威者以千計的「開羅屠城」發惡聲的底因。

美國這種雙重標准（軍方射殺示威者以千計，歐盟還在「審視局勢」不置一詞，歐美之偽善，一丘之貉也），目的無非在使埃及政府信守其與以色列簽訂的和約，此和約保障了為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控制的加薩地帶—夾於以色列和埃及之間長約四十公裡闊在十公裡左右容納一百五十多萬巴勒斯坦人的狹長地帶—的和平，等於免去以色列「後」顧之憂（如此才能專注應付伊朗的「挑戰」）﹔而穆爾西以為繼續穆巴拉克時代遵行的政策，對美國和以色列有利，因此可令美國運用影響力防止任何推翻其政權的政變，哪知此次「計算錯誤」！

埃及是人口近億（約八千五百萬）的中東大國，在地緣政治上舉足輕重，以其控制水運要道蘇伊士運河和流經多國的尼羅河（據一九五九年簽署的協議，埃及每年可抽取五百五十五億立方米尼羅河水〔主要注入阿斯旺水庫〕，蘇丹只有一百八十五億立方米，而上游的埃塞俄比亞等國並無「配額」﹔近年尼羅河水分配已起爭執，埃塞俄比亞決定在上游截流興建大規模的「新生〔Renaissance〕水壩」，將令埃及漸失優勢）﹔由於兄弟會痛恨沙地阿拉伯皇室（最大罪狀為「勾結引進外國（美國）勢力」），穆爾西被趕落台，沙地國王阿卜杜拉第一時間發電祝賀新政府並實時提供五十億（美元．下同）經援（十億現金、二十億等值的石油及十億銀行存款〔Bank Deposits〕，那與現金有什麼分別，不明）﹔而來自海灣國家的經援總數達一百二十億。沙地為美國在區內重要盟友，其動向應可看出美國對埃及政府「輪替」的態度。美國雖然中止與埃及的年度「軍演」並押後四架F十六戰機的付運，但十三億軍援（《世界報外交月刊》不稱軍援而說是給「埃及軍事領袖」的金錢）及二億五千萬經濟援助則如期撥付，美國這樣做的最終目的在為以色列買「後門」的和平。循此思路，控制政權且表明信守「以埃和約」的政府，都會獲美國支持！

陳和順: 悲觀情緒是一切躁動根源

市民今天最關心的議題是什麼？答案似乎不是政改。雖然政改關乎香港的未來管治和長遠發展，可能是芸芸議題中最重要的，但是就算有政黨和學者拋出方案或提出意見，政改討論的氣氛就是沒有出現。

陳啟宗批評曾俊華是大罪人，市民似乎也不關心。公共財政當然是一個重要議題，只是無論陳啟宗與曾俊華如何隔空開火，大眾關注的焦點只會是陳啟宗是否代梁振英發炮，特首與財政司司長是否出現矛盾？輿論就是沒有討論「應使則使」的原則是指什麼、「應使」的標準是什麼、政府是否不願意為未來的發展而「使錢」。

社會秩序 如何維持

一名小學老師在公眾地方「講粗口」，反而引發網上熱烈討論，然後兩批持不同立場的市民在旺角街頭激烈衝突，互相辱罵的聲音不斷，粗口橫飛，期間還發生一些肢體碰撞；又有高級警員站台表態、大批警務人員到場聲援，令市民懷疑警務人員在政治爭論之中不再中立。雖然事件沒有導致流血事件，但是大家都意識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次事件絕非偶然，而且觀乎近年社會激進政治抬頭，政治暴力遲早發生；如果有警務人員參與政治衝突，後果更令人擔憂。

到了今天，市民最關心的是社會秩序還能維持多久？相比之下，政改和公共財政這些議題都太遙遠了，難怪輿論的興趣很難持續。

眼前香港社會的情況是，保守和求變的傾向並存。保守是主流社會的取態，反映的是一種對社會混亂的恐懼，這些人擔心社會秩序是否能夠維持下去；而少數對社會制度失望的人卻愈來愈焦急，渴望社會改變馬上到來，而且愈來愈相信抗爭才是出路。令人擔憂的是，無論保守或求變，兩種不同傾向的人都愈來愈躁動不安，漸漸習慣以誇張的方式表達意見；面對浮躁的香港，大家單憑直覺都可意識到兩個陣營的攤牌即將到來，激烈的衝突遲早發生。

種種跡象顯示，社會秩序已出現嚴重問題——街頭出現衝突和零星暴力、警務人員和黑社會參與或介入政治集會……，這是前所未見的，所以當特首梁振英上周出席天水圍地區論壇時，公開要求教育局就林慧思老師公眾地方講粗口事件提交報告，並且發表支持警隊執法的言論後，馬上招來撕裂社會的批評。不管梁振英發表惹火言論的動機如何，我認為有關梁振英撕裂社會的批評，其強烈程度足以反映整個社會的神經已拉得很緊，一旦受到刺激，就會出現強烈反應。

更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管治的混亂，在政改問題上，本來梁振英是主角，奈何形格勢禁，他失去主動權，但又不甘寂寞，於是在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立法會議員午宴後馬上「補飛」，即約會政黨和 學者晚宴，討論政改。不過，以目前的政局看，梁振英的確愈來愈被動，身為特首卻未有角色；梁振英未能團結建制內不同派別，建制陣營分裂，是大家已經看到的。最近，在堆填區擴建一役，政府又逢慘敗。

另一方面，張震遠、林奮強、陳茂波這些身居要職的「梁粉」一個接一個的醜聞纏身，有些已經離職，然後又出現超級「梁粉」陳啟宗炮轟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特區政府最高層出現矛盾的傳聞馬上出現，的確令市民瞠目結舌，不少市民開始懷疑，特區政府是否有能力繼續執政，他們對香港社會整體發展的前景也變得比以前更加悲觀。

老實說，三十年繁榮所製造的神話，的確令港人曾有一種不能動搖的樂觀，不少人曾經愛說香港是一塊福地。這種樂觀情緒可以令很多本來不能忍受的事情，都變得可以接受，這可能正是香港過去長期政治穩定的根本原因，但是到了今天， 還有多少人真的這樣相信呢？這正是眼前市民的悲觀情緒值得重視的原因，也是這個城市變得愈來愈躁動的原因。

反對佔中 捉錯用神

我認為，這種悲觀情緒也是「佔領中環」運動發展的動力來源。「佔中」的目標當然是爭取所謂「真普選」，但是「佔中」之所以能夠動員市民，甚至包括一些對政改具體方案不一定有興趣的人，原因正正是這種對香港管治前景悲觀的情緒。對一些支持者而言，「佔中」是抗爭的最後手段，是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方法。從這個角度看，只要社會愈悲觀，「佔中」只會愈壯大，要避免「佔中」壯大，方法不是突出運動的破壞性。老實說，社會秩序不是已經出現嚴重問題嗎？要避免「佔中」壯 大，方法只有一個，就是說服香港人，香港未來的管治和發展仍然有值得樂觀的地方。反對「佔中」的人做得到嗎？

自從回歸以來，香港的局勢每下愈況，到了今天，有誰相信只要再換個特首，就可以解決特區的管治問題？要扭轉香港人的悲觀情緒，回應香港人落實雙普選的訴求是關鍵。如果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錯失機會，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作者為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理工大學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