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府密鑼緊鼓搞第二輪政改諮詢，最入戲的，要算當權派自己。不過，玩這個「隨心所欲不踰矩」的畀面遊戲，困難不少，
到頭來所有「符合8.31人大常委決議和6.10國務院白皮書」的方案，只要不是完全空洞無物，也難逃首輪諮詢所收集到的那一大批方案的命運。舉例說，港 大陳弘毅教授最近提出的「綑綁名單制」和「白票守尾門」建議，以及田北俊對後者的改良建議，起碼都可算言之有物，但政治上絕對行不通。
假普選有真諮詢？
「綑綁名單制」的設計，把兩個當權派推出的人選綑綁着一個民主派人選，組成一張三人
名單，經提委會過半數成員認可之後，鬆綁出閘給市民票選。這個方案理論上能夠把候選人的政治光譜拉闊，不過，法律學者陳弘毅也不得不對「民主派人選」加上 無法以法律語言定義的「愛國愛港」規限詞，求取通得過北京的龍目。但是，這樣加了所謂的「愛國愛港」條件，而負責鑑定符合此條件與否的就是那個傀儡提委
會，則民主派絕對不會接受，到頭來連能否弄一個兩面不是人的「民 主派候選人」出來陪跑也成問題；如此，「拉闊政治光譜」的用意全失，試問方案又有何用？
至於白票「守尾門」的建議，無論是陳弘毅的「白票佔總票數一半以上則選舉無效」，還是田北俊的「白票多
於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的票數則選舉無效」，都是北京無法接受的，原因是「守尾門」即等於否決權；一旦出現北京欽點的候選人給白票否決掉，即等於北京給泛民公 開打一巴掌羞辱，試問阿爺如何接受得了（這種專制政權的面子危機，有責任包擦屁股的當權派美其名為「憲政危機」，真是可笑）？
否決權是北京大忌，有兩重意義。其一是害怕民眾手中的否決權，陳方案是民眾半數否決制；田方案在極限處是三分一民眾少數否決制。立法會的泛民議員掌握了對政改的三分一少數否決權，北京為此頭痛不已，還會在特首選舉方案裏納入白票否決權的話，共產黨就不是共產黨了。
其二是北京連自己手中的法定否決權也怕得要死。《基本法》保證了北京對特首的最終任命╱否決權，但正正 是由於北京不敢面對一旦要動用此否決權的局面 （又是一種名為「憲政危機」的面子危機），導致了十七年來的勞民傷財兼傷官的政改爭拗。換作是在民主國家裏，無論是民眾還是行政首長行使否決權，都沒有面
子問題這回事。面子，說到底，就是認受性。
8.31決議的要害，不在於具體文字而在於背後的機心。現時的決議底下，也許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漏洞，
容許一些巧妙的真普選設計過關，不過這些異想天開的方案就算真的有人發明了，過得了8.31決議的文字關也過不了背後的機心關。有8.31，就可以有 7.31甚至6.31，搬政改的龍門架，前科歷歷在目；連國際雙邊條約義務也可以推卸，政權自定的一些規條不可以按政權本身意志「進一步完善」嗎？
參與二輪諮詢，有善意的上下求索不化者，但無疑更多是替政權塗脂抹粉、以各種鮮色設計騙人「袋住先」者。北京無意讓步，民眾一眼看穿。何必諮詢？
Unfriend中國：今年加速
1月1日，陳健民教授在《立場新聞》上發表的文章，題目赫然是「Unfriend中 國」三個大字。一個搞了幾十年大陸研究、盡了心力替內地培養人才建立公民社會的知識分子，如今要跟國家政權割席分坐、分道揚鑣，的確令人唏噓。然陳教授自
己此刻的心境，不足為外人道之處，恐怕只能在他的文章字裏行間隱約可見。
有些朋友會認為，陳教授unfriend的，應該是中共，或充其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應上升到「中
國」。因為，無論是中共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等於「中國」。「中國」何辜，受此unfriend？不過，筆者認為，這些語詞上具體而微的分野，儘管客
觀存在，在今天的香港，意義已經愈來愈小。在 五、六、七、八、九十乃至00後諸世代人的心目中，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三者的涵義，用數學的術語來表達，是「單調趨同」
（monotonically convergent）。在這點上，中共着力一向很深，現在是愈來愈成功了，甚至比她在大陸還成功。
問題是香港人泰半反共、不喜歡共產黨（起碼到目前為止是這樣；往後大陸人不斷移居香港，反共者也許最終
會成為少數）。尤甚者，愈年輕的人當中，反共的比例增加愈快，而對他們而言，中共愈來愈等同「中國」，unfriend中共就與unfriend中國沒多 大差別；說unfriend中國，可能更乾脆、意思和態度都更清晰。因此，在語意邏輯因素與實質政治態度因素相加的境況底下，筆者斷言： 「unfriend中國」的心態、聲音、現象，今年將以此前未有之勢在香港普及、加強。
這個變化，從「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角度看，誠非好事。不過，如果因此而認為一向標榜愛國的中共會因而不高興，就太天真。
中共從來都要壟斷「中國」、「愛國」等所有包含「國」字語詞的解釋權。你若要打破這個壟斷，自詡是「中
國人」而不接受、不承認中共政權的話，她就要把你打成「不是中國人」，或者起碼是「漢奸」，總之就是把你放在「中國人」的對立面。如今你自己承認「不是中 國人」了，要把「中國」unfriend了， 不再跟她爭正印，把對「中國」的壟斷權、解釋權拱手相讓，她一直以來的目的就達到了。怎會不高興？
中共的鬥爭哲學，強調「抓對立面」，即時時處處都要有些活靶子；沒有的話，就必須「設置對立面」，哪怕
是無中生有。有了對立面，她的鬥爭意欲便高漲，存在便有意義，精神更抖擻，產生一種特殊的快感，如同《環時》發現港人不僅是狗、還可以像狗那樣虐打時的那 種溢於言表的快感。
今年的香港很特別，反共人和共產人似乎朝着一個基本共識行進：反共的就不是「中國人」。在一個比較正常的國度裏，共識可以帶來和諧、互信；在香港，情況卻相反。
佔領經濟學：中短期、微觀
去年11月份本港錄得的零售額為412億港元，按年增長4.1%，銷售量則按年增長7.5%，不僅遠勝坊間的一些負數預期、推翻政府指「佔中嚴重影響本港消費市道」的說法，還比頭三季的GDP增幅2.6%、1.8%、2.7%都高得多，因此對全年的GDP數字有拉提作用。
主流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很有力，筆者三四個月來幾度應用，得出的結論是：一、消費者因佔領運動而作出消費
上的時、地和消費類別的替補（substitution）行為，個別營運者或損或益榮辱互見，但整體生意額應無大變化，對GDP的影響微乎其微，甚或可能
產生正壓力；二、佔領運動對 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主要是小部分市民因佔領行為而覺得不便，需以次佳辦法應付，但這對GDP數字而言，往往無相干，有的話也是可加可減，很可能互相抵消了。
例如，有人覺得乘車不便，改作步行，GDP就減少，但也有人覺得不便，不乘巴士改搭的士，GDP就增 加；然後，交通開支的增與減，導致其他消費變化 及相應的GDP減與增，如安步當車便多買瓶裝飲料，改坐的士便有時間先在家裏吃早點喝咖啡不幫襯麥記星巴克，於是總的生活開支大體保持不變。如此，在變異
的環境因素之下，消費者保持中短期總支出平均額度不變，乃主流實證經濟學裏最經得起考驗的一種理性行為。
這些數月前的簡單理論分析，結果都與後來統計處發表的數據符合。反為需要一點解釋的是，為什麼11月份 零售額增幅異常強勁，比緊接佔中發生的10月 份的1.4%增幅高出一大截。因素當然有多個，有的必然有的偶然，但必然的因素當中，有這個：佔中月餘，很多人都累了，消費方面一向精打細算所需的心力精
神都想少一點付出，於是傾向「求祈啦」；一鬆懈，消費開支就增加。
這時，少了精打細算，也是完全理性的，因為要減省心力以應付其他方面的額外精神或體力負擔；主流經濟學
的理性消費者模型因此依然管用。當然，11月
份的這種消費增加，其他因素不變，會引致佔中完結之後的幾個月份裏的適量消費壓縮，才可求得中短期消費總量不變；這也是會發生的，但變化可能隱藏在其他因 素當中而不易察覺。
商界經營方面，出現生意額的時空變換，總體無大變化，但會不會有一些在佔領區附近、一直在零利潤線上勉強掙扎的邊際商戶，因為佔中發生，營業額一減
少，就不得不結業呢？當然有，而且，結業了，的確是商戶也是社會損失。不過，這類邊際情況在統計意義上是對稱的：有另外一些本來也是在極力掙扎、眼看無法 求存的邊際商戶，卻可能因為佔中而得到額外生意額而渡過難關、存活下來了，他們和社會本來要蒙受的損失就因而得以避免。
同樣，在佔中時期裏，邊際上的失業、就業現象，也有這種對稱關係。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如果出現替補行為，邊際影響的對稱性便不可忽略。傳媒一般會比較關注衝擊的負面效果，主流微觀經濟分析卻提醒人們還要注意相反方面的。
當然，如果香港一直以來的經濟體質不是那麼健全，受到如佔中般的強勁不測因素衝擊，替補反應跟不上，就會有比較嚴重的內傷，統計數據變化就會很負面。可幸香港現在還不是那個狀況。
旅遊業又如何呢？旅發局上周三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整體訪港旅客和大陸旅客人數按月升幅分別是1.65%及3.2%，並由此結論出，從過去兩個月 的旅客增長數字看，9月底開始的佔領運動未有影響旅客來港；數字更顯示，陸客似乎對佔領情有獨鍾，11月蜂擁而來，增幅為所有訪港旅客之冠，筆者估計大部 分都不是國安人員。唯一突兀的數據，就是儘管陸客多來，以富有陸客為主要銷售對象的奢侈品的銷售額卻下降了。這個變化的原因當然不是佔中發生了，而是大陸 最近打貪甚烈，貪官於是少買奢侈品（也少到澳門豪賭，以致那邊的賭場總收入今年罕有地下降了）。這個解釋，梁特也許不同意，但習近平同志肯定說同意也來不 及。
有限度開放 v. 臭屎密冚
佔中運動中短期既無淨負影響，於是官員們就改口，說社運會影響商界長期投資本地的決定。對這樣不着邊際的講法，最佳回應是凱恩斯的那句：「長期而言，大家都死了。」次佳回應，則要有點分析。
政治修明，人民安和樂利，幼有所長、少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養，盜賊不作波瀾不興，社會無事天下太平，那是首優（first-best），但那是烏托 邦裏才有的。假若社會出問題，就必須有辦法讓問題浮現、有管道讓受害者發聲，以利體制作出糾正。問題浮現、受害者發聲，對任何人而言，都不是很好看 很舒服的事，然而卻是體制必須的。如此不好看不舒服而社會必須而且能夠忍受，就是次優（second-best）。最不好就是臭屎密冚，即有問題卻千方百 計掩飾，有人要揭發便打壓，受害者要反抗則施暴夷平。這樣周而復始，最後會導致流血革命。
港英年代，對待一些例如員警貪腐等問題，很長一段時間是臭屎密冚，終於引發出七十年代初期的一些特大案件和大規模反抗運動；之後，港英學乖了，推行 比較寬鬆而有限度的開放管治，次優社會漸漸成形。可是，九七之後，由於統治者受北方意識形態束縛，原來的有限度開放政策又逐漸收緊。及至一個小女孩在牆上 畫幾朵花支持民主而警方有所行動，成功把她送進兒童院羈留，便顯示出香港社會正在從英殖末期那種次優管治狀態滑向今天大陸的那種不斷殘酷打壓異見者維權者 的臭屎密冚模式。
大陸搞臭屎密冚的社會政策，「群體性事件」雖然愈來愈多，社會短期卻看似穩定，足以自欺欺人，粗放型的經濟還能夠引很多投資者追捧，但長期如此，良 好法制不能建立，經濟尤其是金融經濟就不能向高階發展。香港若跟隨大陸搞臭屎密冚，原有的良好法制必然受到腐蝕，壞效果很快就浮現，優質資金會外流，往後 只能大量靠大陸的紅色資本補充。商界人士、特府官員有點常識的，怎麼能不看到這些？
《信報》特約評論員
同樣，在佔中時期裏，邊際上的失業、就業現象，也有這種對稱關係。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如果出現替補行為，邊際影響的對稱性便不可忽略。傳媒一般會比較關注衝擊的負面效果，主流微觀經濟分析卻提醒人們還要注意相反方面的。
當然，如果香港一直以來的經濟體質不是那麼健全，受到如佔中般的強勁不測因素衝擊，替補反應跟不上，就會有比較嚴重的內傷，統計數據變化就會很負面。可幸香港現在還不是那個狀況。
旅遊業又如何呢？旅發局上周三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整體訪港旅客和大陸旅客人數按月升幅分別是1.65%及3.2%，並由此結論出，從過去兩個月 的旅客增長數字看，9月底開始的佔領運動未有影響旅客來港；數字更顯示，陸客似乎對佔領情有獨鍾，11月蜂擁而來，增幅為所有訪港旅客之冠，筆者估計大部 分都不是國安人員。唯一突兀的數據，就是儘管陸客多來，以富有陸客為主要銷售對象的奢侈品的銷售額卻下降了。這個變化的原因當然不是佔中發生了，而是大陸 最近打貪甚烈，貪官於是少買奢侈品（也少到澳門豪賭，以致那邊的賭場總收入今年罕有地下降了）。這個解釋，梁特也許不同意，但習近平同志肯定說同意也來不 及。
有限度開放 v. 臭屎密冚
佔中運動中短期既無淨負影響，於是官員們就改口，說社運會影響商界長期投資本地的決定。對這樣不着邊際的講法，最佳回應是凱恩斯的那句：「長期而言，大家都死了。」次佳回應，則要有點分析。
政治修明，人民安和樂利，幼有所長、少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養，盜賊不作波瀾不興，社會無事天下太平，那是首優（first-best），但那是烏托 邦裏才有的。假若社會出問題，就必須有辦法讓問題浮現、有管道讓受害者發聲，以利體制作出糾正。問題浮現、受害者發聲，對任何人而言，都不是很好看 很舒服的事，然而卻是體制必須的。如此不好看不舒服而社會必須而且能夠忍受，就是次優（second-best）。最不好就是臭屎密冚，即有問題卻千方百 計掩飾，有人要揭發便打壓，受害者要反抗則施暴夷平。這樣周而復始，最後會導致流血革命。
港英年代，對待一些例如員警貪腐等問題，很長一段時間是臭屎密冚，終於引發出七十年代初期的一些特大案件和大規模反抗運動；之後，港英學乖了，推行 比較寬鬆而有限度的開放管治，次優社會漸漸成形。可是，九七之後，由於統治者受北方意識形態束縛，原來的有限度開放政策又逐漸收緊。及至一個小女孩在牆上 畫幾朵花支持民主而警方有所行動，成功把她送進兒童院羈留，便顯示出香港社會正在從英殖末期那種次優管治狀態滑向今天大陸的那種不斷殘酷打壓異見者維權者 的臭屎密冚模式。
大陸搞臭屎密冚的社會政策，「群體性事件」雖然愈來愈多，社會短期卻看似穩定，足以自欺欺人，粗放型的經濟還能夠引很多投資者追捧，但長期如此，良 好法制不能建立，經濟尤其是金融經濟就不能向高階發展。香港若跟隨大陸搞臭屎密冚，原有的良好法制必然受到腐蝕，壞效果很快就浮現，優質資金會外流，往後 只能大量靠大陸的紅色資本補充。商界人士、特府官員有點常識的，怎麼能不看到這些？
《信報》特約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