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4年7月5日星期六

阿 離 ﹕ 在 警 民 對 立 間 , 人 性 的 輪 廓

七 一 當 晚 , 筆 者 來 回 穿 梭 於 遮 打 道 與 特 首 辦 之 間 , 看 到 警 方 如 何 「 佔 領 中 環 」 : 由 遮 打 道 沿 干 諾 道 中 一 路 向 政 總 走 去 , 經 過 大 會 堂 、 和 記 大 廈 、 美 國 銀 行 中 心 , 到 達 添 華 道 , 十 五 分 鐘 路 程 , 大 街 小 巷 和 路 口 停 泊 的 警 車 超 過 十 數 架 , 單 是 添 華 道 , 晚 上 9 時 許 已 有 逾 十 架 警 車 停 駐 ; 政 總 被 多 層 鐵 馬 圍 住 , 不 論 是 正 門 、 添 馬 公 園 、 通 往 公 園 天 橋 上 、 電 梯 下 、 干 諾 道 中 的 馬 路 口 , 甚 至 老 遠 的 和 記 大 廈 和 環 球 大 廈 對 出 天 橋 , 都 有 不 少 於 五 名 警 員 把 守 , 愈 近 示 威 區 人 數 愈 多 。


筆 者 未 能 理 解 警 方 防 佈 背 後 的 考 慮 , 即 便 警 方 的 安 排 都 為 了 維 持 秩 序 , 然 而 , 這 般 大 軍 壓 境 、 高 度 防 備 的 姿 態 , 產 生 的 客 觀 效 果 是 把 靜 坐 示 威 「 防 備 」 成 一 種 具 有 難 以 控 制 的 威 脅 及 攻 擊 性 的 行 動 。 在 場 友 人 說 , 現 場 駛 來 駛 往 的 警 車 、 警 力 的 特 增 與 無 可 預 估 的 變 陣 動 作 , 都 增 加 了 緊 張 氣 氛 , 挑 動 沉 不 住 氣 的 示 威 者 的 心 神 , 繼 而 釀 成 爭 執 或 衝 突 ; 實 在 , 這 種 防 佈 陣 式 , 對 警 員 本 身 也 是 種 心 理 模 塑 : 前 線 警 員 的 感 受 和 對 抗 爭 者 / 行 動 的 想 像 , 局 限 在 上 層 指 令 下 的 佈 防 工 作 和 崗 位 所 能 接 收 的 受 感 和 思 維 中 ; 防 佈 規 模 愈 大 , 愈 是 加 強 了 示 威 者 「 可 懼 」 與 「 激 進 」 感 , 及 對 秩 序 可 能 造 成 破 壞 的 危 險 性 。 不 論 警 方 與 示 威 者 , 都 因  這 種 情 境 力 量 進 一 步 激 化 彼 此 的 對 立 。


同 理 心 的 倦 怠


這 樣 的 對 立 產 生 的 客 觀 效 果 是 , 警 民 雙 方 都 把 對 方 他 者 化 , 以 「 警 察 」 與 「 示 威 者 」 兩 個 根 據 客 觀 制 度 與 主 觀 想 像 建 構 而 成 的 身 分 把 群 體 中 多 元 的 個 人 概 括 。 這 種 對 群 體 的 去 人 性 化 處 理 在 警 方 的 工 作 中 也 許 更 為 明 顯 。 七 一 當 晚 , 筆 者 早 到 達 特 首 辦 , 本 來 坐 在 添 華 道 石 壆 , 後 與 其 他 市 民 被 警 方 指 令 到 示 威 區 聚 集 。 問 鐵 馬 後 的 警 員 A , 自 己 只 是 來 旁 觀 的 市 民 , 為 何 要 被 歸 入 示 威 區 , 警 員 A 木 訥  一 張 臉 叫 我 放 心 , 「 在 商 場 逛 的 也 不 一 定 是 消 費 者 」 , 筆 者 追 問 : 「 哪 你 們 如 何 分 辨 誰 是 消 費 者 ? 」 A 低 頭 望 向 、 輕 輕 拍 摸 手 下 的 鐵 馬 , 我 立 時 半 帶 慌 張 問 : 「 這 樣 的 話 , 我 就 是 示 威 者 了 嗎 ? 」 A 沒 正 眼 望 我 , 默 默 吐 說 : 那 我 就 不 知 道 了 , 控 制 不 了 的 事 , 沒 想 太 多 。


實 在 , 警 員 A 一 直 非 常 克 制 , 而 且 也 會 與 「 示 威 者 」 吹 水 。 然 而 , 在 他 的 克 制 背 後 , 筆 者 卻 無 法 不 感 到 一 種 濃 重 的 無 奈 與 怨 慨 情 緒 。 有 一 刻 , 群 眾 中 突 然 有 人 衝 出 向 警 方 喊 叫 , A 用 低 沉 聲 音 說 , 不 要 緊 , 自 己 早 就 「 慣 晒 」 。 那 種 情 緒 並 非 理 解 後 的 平 靜 , 更 像 是 對 長 久 不 滿 的 奮 力 壓 抑 、 訓 練 出 來 的 克 制 。 警 員 的 不 滿 是 可 理 解 的 , 在 自 己 「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 地 工 作 時 , 被 示 威 者 無 故 以 粗 言 辱 罵 、 擲 水 樽 , 警 員 「 感 受 好 差 」 絕 對 正 常 。 然 而 , 這 種 因 對 立 情 境 而 加 劇 、 在 壓 抑 的 克 制 下 潛 伏 的 負 面 情 緒 , 卻 也 進 一 步 拉 遠 了 警 員 與 示 威 市 民 的 距 離 , 或 令 警 員 的 同 理 心 因 個 人 所 受 的 情 感 傷 害 或 肉 體 勞 累 而 感 到 倦 怠 , 更 容 易 接 受 建 制 提 供 的 「 示 威 者 就 是 搞 事 」 的 意 識 形 態 , 向 他 們 原 本 要 服 務 的 人 自 我 合 理 化 地 施 行 暴 力 。


清 場 警 員 中 的 英 雄 行 為


這 種 對 立 情 境 , 由 政 權 的 支 配 系 統 製 造 而 生 , 每 一 個 佈 防 與 指 令 都 是 情 境 建 構 ; 有 強 權 必 然 有 反 抗 , 筆 者 深 信 這 種 對 立 情 境 只 會 不 斷 出 現 。 面 對 難 以 避 免 的 對 立 , 不 論 市 民 與 警 員 , 作 為 一 個 具 有 思 想 感 受 與 良 知 勇 氣 的 人 , 都 理 應 思 考 如 何 自 處 , 不 致 因 為 盲 從 權 威 或 被 情 緒 衝 潰 而 對 他 人 造 成 傷 害 。 在 七 一 當 晚 , 不 少 警 員 以 屈 手 腕 、 夾 大 腿 、 拔 手 指 、 按 穴 位 , 甚 至 叉 頸 打 臉 等 令 人 痛 苦 的 行 動 清 場 , 有 些 警 員 的 動 作 不 能 說 是 不 帶 個 人 情 緒 ; 但 亦 有 警 員 展 現 出 高 度 的 良 善 , 對 與 他 / 她 站 於 對 立 面 的 人 , 作 出 無 條 件 的 寬 容 與 尊 重 。 根 據 被 抬 走 的 一 位 被 捕 人 士 憶 述 , 負 責 抬 走 他 的 其 中 一 位 警 員 , 作 狀 地 把 手 放 在 他 大 髀 內 側 的 血 海 穴 , 並 沒 有 向 下 掐 令 他 痛 楚 ; 把 他 抬 至 旅 遊 巴 , 警 員 輕 拍 他 , 以 示 理 解 。


筆 者 認 為 , 這 個 警 員 看 似 微 小 的 動 作 , 實 在 是 英 雄 行 徑 。 第 一 , 他 沒 有 把 個 人 的 難 受 情 緒 轉 架 到 示 威 者 身 上 ; 第 二 , 握 有 合 法 使 用 暴 力 的 權 力 , 他 自 覺 到 自 己 與 示 威 者 的 權 力 不 對 等 , 抵 抗 了 施 行 權 力 的 快 感 , 放 棄 了 使 用 不 對 等 的 權 力 ; 第 三 , 他 創 造 了 個 人 在 對 立 情 境 前 、 權 威 指 令 下 , 保 有 良 知 和 獨 立 思 考 地 自 處 的 方 式 ; 第 四 , 他 甘 冒 違 反 指 令 及 破 壞 同 袍 文 化 和 情 誼 的 危 險 , 有 勇 氣 實 踐 個 人 良 知 ; 第 五 , 他 不 關 閉 、 不 丟 棄 同 理 心 , 願 意 托 起 雞 蛋 , 卻 不 是 把 它 們 無 感 地 、 不 經 思 考 地 擊 碎 。


要 把 警 察 當 敵 人 還 是 人 ?


是 誰 縱 容 有 形 無 形 的 暴 力 , 使 我 們 互 相 攻 訐 傷 害 ? 這 問 題 , 筆 者 的 答 案 與 很 多 抗 爭 者 相 同 : 那 必 然 是 不 公 義 的 制 度 與 政 權 。 然 而 , 抗 爭 者 如 何 向 憑 藉 建 制 而 生 存 的 肢 體 解 釋 , 口 中 日 夜 談 論 的 不 公 義 制 度 ? 如 何 獲 得 他 們 的 理 解 ? 到 底 是 單 以 形 而 上 的 道 德 感 召 , 還 是 實 際 的 物 質 性 、 工 具 性 考 量 ? 抑 或 應 該 把 所 有 執 法 者 或 權 力 肢 體 , 單 以 「 平 庸 之 惡 」 視 之 , 放 棄 對 共 同 性 的 摸 索 , 成 為 各 自 對 立 的 他 者 ? — — 仿 如 政 權 的 設 定 一 樣 。


實 在 , 不 少 抗 爭 者 都 身 受 直 接 的 身 體 暴 力 和 情 緒 侵 害 ; 在 對 立 的 情 境 中 , 面 對 武 裝 的 警 員 , 抗 爭 者 的 恐 懼 憤 慨 , 又 要 怎 樣 安 撫 ? 如 何 不 讓 創 痛 變 成 憎 恨 與 怨 懟 , 或 累 積 成 偏 見 ? 作 為 抗 爭 的 民 眾 , 整 天 期 待 一 位 能 抽 起 鐵 馬 , 放 下 武 器 走 向 人 民 的 警 察 , 這 恍 如 天 馬 行 空 , 但 也 許 人 們 應 該 思 考 如 何 超 越 對 立 情 境 , 令 更 多 警 員 願 意 作 出 上 述 的 英 雄 行 徑 , 不 論 是 在 對 立 情 境 當 下 或 日 常 生 活 中 。 也 許 , 真 正 要 克 服 的 高 牆 , 在 於 人 的 內 心 。



盛世顯微鏡﹕認清真正戰場

文×溫曉連


過去一個月,香港的新聞可謂精彩絕倫,由北京的白皮書,到立法會內上演東北發展鬧劇,到六二二有七十八萬人投票,到七一「破紀錄」大遊行,再到香港警察的瘋狂行徑,一幕幕好戲連場,源於有着一個意想不到的劇本。

若以過去十七年的施政軌迹看,除了二十三條外,特區政府與北京每次在大型群眾街頭運動之前都會十分克制,盡量避免刺激群眾情緒,免得為反對派增添彈藥,激發更多群眾參與。但過去一個月,兩者出奇地完全是反其道而行。


北京與特區舉動異常

試想,原本佔中運動已跌至低谷,主流社會熱情早已冷卻,連佔中發起人也叫 公眾作好心理準備隨時退出。這樣的形勢,特區政府與中聯辦沒有理由察覺不到,佔中運動隨時自我消滅。就在這一刻,北京推出白皮書,在香港這邊廂,特區政府 在東北發展問題上寸步不讓,對激起民憤的後果毫不在乎。中央與特區政府異乎尋常的舉動,把民怨推至爆發點,客觀結果,六二二投票人數推至七十八萬,七一破 紀錄五十一萬人上街,這很難令人相信,老謀深算的京官,會愚蠢至這樣地步。

稍為對群眾情緒有所認識的,都會預計到投票結果必定會跟中央對着幹,一面倒支持公民提名方向,絕大部分義憤填膺的市民,都會情緒化地贊成若果沒有公民提名,必須否決任何方案。

至此,二○一七年行政長官普選胎死腹中,可以說已在北京、特區政府,以及建制派的預期之內,須知在強大一面倒的民意下,原本正在考慮妥協的溫和民主派為了個人的政治前途,他們別無選擇,也不得不跟着民意的方向走。

滿腔熱誠的人提出,一個假的、不完整的普選方案,我們拒絕接受,反正中央將來仍是欠我們的一個真普選的承諾。這個論據十分合理,但論據與現實結果往往不會在同一條軌道上行走。

習近平執政風格以強硬專橫聞名於海內海外,他才上任兩年,按常規還有八年執政時間。未來八年,就算中央政府肯再次提出特首普選方案,但會否有公民投票元素,筆者絕對不敢樂觀。

再想深一層,沒有了特首普選,那立法會普選怎麼辦?

根據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定,「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換言之,先要有行政長官普選,才能實現立法會普選。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香港人將同時失去立法會普選的機會。

中央與建制派內部評估過, 行政長官普選的結果,他們可以操控在股掌之中,但立法會普選,要嚴限候選人資格幾乎沒有可能,就算最終能保存功能組別,但選民基礎大幅擴大後,選舉結果很 可能在他們預計之外。其次,是參考過去多次立法會選舉結果,即使建制派在議席數目上佔優,但在得票率上,泛民主派仍是稍為過半,最少達56%,如果功能組別選舉方法作出改動,立法機關隨時「失控」!反對派控制了立法會,就算普選出來的特首如何向中央效忠,施政都會遇到災難性的挫敗。


原地踏步的最大得益者

由此推算,思前想後,行政長官普選方案被否決,原地踏步,最大得益者,絕 對是北京與建制派,他們既不用負上「反普選」的責任,亦可以繼續在立法機關內為所欲為。至於泛民主派,在未來一段長時間裏,只能在理想世界中自我陶醉。在 這原地踏步的八年時間裏,建制派可以為中港徹底融合做很多工作,可以重新整合社會資源,重整利益集團,更重要的,可以強行通過基本法二十三條。

有相對激進的民主派人士會反駁,我們要長期抗爭,為當權者造成巨大壓力。正如筆者前文所說,北京這個極權政府的維穩機器,已做好應對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準備,除非香港人願意作出無限犧牲,否則只會徒勞無功。民意,只有在文明國家才能有效運用。

從道德層面看,中共在六四事件中作出了錯誤的決定,這一點無可爭議。但現 實是,民眾敵不過龐大的專政機器,八九年人民跟獨裁政權全面攤牌後,令中國法治與民主持續倒退了足足二十五年。你大可以說這樣的犧牲,長遠為獨裁政權的倒 台埋下伏筆,但我們必須徹徹底底地撫心自問,這樣的代價香港人確實願意承受麼?

目前的民情,已被無形之手一步一步推向躁動暴烈的深淵,要群眾抽身冷靜地分析我們身處的局面,談何容易。

周日話題﹕閱讀被拘捕者的故事 思考公民抗命的意義

文×許寶強

今年的七一遊行,數以十萬 民眾在酷熱與大雨交替下走完五六小時;其後的佔中預演,五百多人被捕。除了個別零星而微小的警民衝突,整個過程可算十分和平。繼後的輿論,多集中於爭論遊 行安排與佔領形式的合理性,以至警方是否濫權等議題。大部分近年已歸邊的主流媒體,呈現的多是反對公民抗命、支持警權的論點;網上新媒體則仍有不少批評政 府與警方政治打壓的聲音。這些對立的觀點,大概都曾在過去的遊行示威後反覆呈現。這次較有新意的,是看到不少被捕者自己書寫的故事,為此我們得感謝像「主 場新聞」、「獨立媒體」等網上媒體提供了平台,更感謝被捕人士的付出與分享。

把這些故事與建制政客的公關套話一併來讀,自可感覺出強烈對比:一面是認真誠意的鮮活經驗分享,另一面則是機關算盡的虛假策略表演。深思這種分別,或可幫助我們理解在這歷史轉接關口的香港,為什麽應正面地看待甚至推展和平的公民抗命。


接受唔到將一個爛晒嘅香港交畀下一代

當梁振英、建制派努力尋找 「暴力」的痕迹,透過「支持警方」、譴責示威的政治表演,嘗試挑撥前線警員與公民抗命者的對立情緒,令警民矛盾升溫,這與他們所批評的「一小撮激進分子」 的「挑釁警方」的作為,其實是互補的。回顧過去的世界歷史,口頭上強調秩序和諧的政權,其實往往熱中於製造矛盾、尋找暴力,不忌憚挑撥軍警與民眾的對立, 透過營造戰爭的氛圍,把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導向警民或國家間的衝突,進一步合法化政權壟斷武器和施行暴力,鞏固政權的地位。這也是已故社會學家蒂利(Charles Tilly)所指的建造國家政權(state-making)與製造戰爭(war-making)共生的邏輯。

與此相反,不少被捕者在書寫他們被警方拘留的經歷時,都嘗試以體諒的角度,理解前線警員的表現、困難、局限與失效。他們展現的胸襟氣度,與特首和建制派嘗試製造或強化警民對立的狹隘視野,是截然相反的。

被捕者講述的故事,呈現的 不是勇士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而更多是掙扎、驚慌、混亂、疲累、幽默、從容的各種人性面貌。在被拘留期間,他們時而起哄、時而歌唱、時而憤怒、時而憂心。 這些平凡的情感和行徑,與特首和警務處長等表現出來的「一貫正確」、「絕不犯錯」、「英明強悍」及「非一般的教育水平」等「超越」普通人類的形象,是不太 類同的。

「一貫正確」的人,關心的往往是如何打造和保持一個脫離真實的形象,甚至不惜為了維持這虛幻的形象而說謊,他們多是活在鏡像世界中的自戀者。對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來說,維持虛幻形象與為此而說謊,正是支撑極權主義的兩大要素,也是「無思」(thoughtless與 「平庸」者——終日重複陳詞濫調、語言偽術,不假思索地接受「上頭」的命令——的寫照。會犯錯並能坦然面對自己的弱點和局限的人,才不會陷進無思與平庸; 拒絕承認錯誤、追求「一貫正確」的自戀者,他們生存的唯一目標,不過是形象本身,對他人、先輩和後代,大抵不會有太多的關顧。

不少願意擔冒被捕風險、犧牲前途的公民抗命者,思考的更多是親人的憂慮,抉擇時優先考量的是對家人的影響,以至想起先輩和後代。一位被捕者引述別的被捕者的說話:「睇到爺爺嗰一輩為香港做咗咁多,我哋竟然將一個爛晒嘅香港交畀下一代,我接受唔到囉」;「你哋可以蝦我,但唔可以蝦細路同老人家」。(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511-%E5%88%86%E4%B9%8B1/

這些說話所反映的,正是對過去和未來的關顧,對人類延續的愛,這大概是「永不犯錯」的自戀者所不能明白的。

阿倫特認為,將個人的經歷「當作一種故事講述給自己,從而使之以後能夠與人交流」,這是至關重要的。自然,講述的故事,必須誠實坦然,正如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寫道,「真實地對待自己,便不會對別人虛情假意」。


全世界認真的人聯合起來的公民抗命

筆者在過去的文章指出,公民抗命中的「抗命」(disobedience),包括兩重意思,其一是拒絕順從不義的命令或法規,也就是不遵守不合理的社會秩序;其二是抗拒「認命」,不接受別無選擇、逆來順受的安排或「抗爭無用」的濫調。

循這雙重的視角,街頭佔中 的集會示威形式,只是公民抗命的其中一種可能性。抗命可在不同的場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例如日前演藝學院畢業生對政務司長的藐視,針對的並非林鄭月娥的 個人,而是她所代表的政權力量,一種正在做着不義的事的制度力量,包括指鹿為馬、掏空普選的意義。林鄭月娥之所以能以主禮嘉賓的身分獲邀出席畢業典禮,並 非由於她在演藝領域的貢獻或成就,而是基於其政府代表的身分。如果政府認真辦學並為學生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包括建設一個公平民主的社會制度,畢業的學子 自然樂於尊重代表政府的主禮嘉賓。然而,當這政權集體地推動不義之事,同學藐視不值得尊重的主禮嘉賓的要求或命令,拒絕違背良心、逆來順受,顯然也是一種 公民抗命。由此引伸,如果學校中的老師或校長濫權不公,或下達橫蠻無理的指令,學生不遵從不合作,也可看作是一種和平抗命的形式。同理,假若傳媒老闆或總 編、醫院、社會服務機構、非政府組織,甚至紀律部隊的管理層下達濫權無理的指令,記者、醫務人員、社工、紀律部隊前線人員也可發動不合作運動,對上司或政 府的濫權行為說不。

公民抗命歸根究柢的動力, 是人類追求自由、尊嚴和公義的傾向;它的對立面,正是阿倫特筆下的極權社會,當中的兩大要素,是維持虛假形象並為此而說謊。後者意味着放棄思考、僅關注結 果,聽不進任何異議,成為「無思」的人——或表現為輕率的鹵莽,又或是自我感覺良好地不斷重複瑣碎無聊的假大空話,掏空所有語詞的內涵。相反,追求自由和 尊嚴的思考和行動者,當以抗命、不合作的方式與之針鋒相對,「自覺地審視和承擔起本世紀壓給我們的重負——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壓下卑躬屈 膝。……無論面對何種現實,總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它、抵抗它」(阿倫特語)。

阿倫特認為,面對危機,認真思考和行動者(也就是當代認真的公民抗命者)所首要關心的,不會是如何才能符合規則、秩序與法例,而是應該做些什麽或絕不能做些什麼,為的是避免做了些「自己無法容忍、情願遺忘的事情」。

公民抗命的出現,針對的正 是人類逐步邁向被限制自由和失去尊嚴的處境,抗拒不義的命令,克服「無思」、「打好份工」、遵命而行、逆來順受的精神狀態,用思考與行動、承諾和希望,努 力說服並爭取其他人的支持和加入,共同關顧先輩和後代的存在。在不義虛假蔓延的年代,讓全世界認真的人聯合起來公民抗命。


*本文引用的阿倫特的觀點,出自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 2008):《阿倫特為什麼重要》(Why Arendt Matters),江蘇:譯林出版社。

十個抗命的少年

自預演佔中那清晨起,拘捕的事,每天在發生。當拘捕逐漸變成了例行公事,有些人或許會開始不當一回事,可是對於每一個人生裏首次被捕的人來說,又是一件如何的事情?

六月底,東北撥款與白皮書,兩石激起千重浪。七一前夕,學聯與學民思潮決定遊行後通宵留守遮打道,結果,七月二日凌晨,幾百人來與他們並肩而行。事後,警察一如演練,大規模拘捕511人,扣留在警察學校。後來,不少參加者隱姓埋名,很多人知道香港警察又清場,可是大抵不了解佔領背後,學生所堅持的是什麼?我們於是嘗試從院校學生會接觸被捕學生,逐一問,為什麼他們明知道會被捕,明知道案底或影響前途,明知道警察清場不客氣,仍是抱着坐牢的決心,明知故犯?

十個答案,背後堅定的理念,是何等相似。有人說,他不明白為什麼政權的作為與他們所學的背道而馳,為什麼堅持公義的社會反倒是種罪行;有人說,倘若不反抗、不衝擊的和平抗爭換來被捕的罪名、換來一個個大好青年斷送前途的後果,才能彰顯我們社會的不公義;「我們願意冒咁大風險,是為未來一個更理想更民主的香港而奮鬥」;「這是我們大學生的時代責任」。但他們其實都是學生,他們都有害怕過、擔憂過——擔憂父母,擔憂戰友,擔憂承擔了後果卻換不來人們的醒覺。


1. 最害怕一刻是何時?

2. 那一刻最想對誰說什麼?

3. 事後有沒有覺得自己做錯什麼?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周永康


1. 最害怕的一刻是七一當晚十時許,遊行差不多完畢,學聯與學民思潮上台呼籲市民留守時,台下只得百多名市民——這個數目與八十萬人公投及五十萬人遊行反差太大了!人數不夠,警察便可以短時間內清場,我擔心同學會白白犧牲,又擔心香港往後的公民抗命可以怎樣走下去?

2. 最想問問香港人,這次大家看着年輕一代行出來,今後,城市裏的各人還選擇會站到哪一方?

3. 絕無後悔。

浸會大學學生會外務副幹事長王瀚樑

1. 62930日, 當學聯宣布佔領之後。不時會擔心這次行動準備時間倉卒、幾乎沒有支援,運動的成敗如何呢?究竟會否得到市民的同情與支持?能否堅持到早上八時?有案底,畢 業搵工或會有問題?我們會否被警方的殺傷力武器所傷?六四當天我們學聯的同學上過台接棒,我也擔心六四會否在香港重演?

2. 被捕之前我whatsapp了屋企,讓他們知道情况,不要太擔心。他們也知道我往後會繼續抗爭。

3. 又沒有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可能應該同大聲公叉多啲電!


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幹事會黃苑靖

1. 之前在東北撥款集會清場時被人「抬」過。這是第一次被捕並正式落charge。被捕一刻是不甘心,覺得當時自己不能再做更多。我們在早上八時被抬後,仍有八十名靜坐市民被警方包圍,最擔心的就是他們和身邊戰友的安危,擔心他們會被暴力清場。

2. 被捕前一刻打電話給學生會的老鬼告知情况,還有在facebook打了一段被捕宣言,但手機已差不多無電,後來到九時十時才通知父母。反而到了警察學校靜下來時才想起父母,心裏想跟他們說「對唔住」和「多謝」。被捕一刻最想說出口的是那種無力感,不知道自己的行動能否動搖到政權一絲一毫。

3. 我知道自己犯了法但不是犯罪。如果可以從頭選擇一次,我都會參加。


嶺大學生會署理會長羅冠聰

1. 我覺得比較像從容就義。其實早就有了心理準備,因為之前也參加過有被捕風險的社運。被拉的一刻,在想更早之前被拉的人情况怎樣,擔心被捕的人會像東北撥款清場被人毒打。也很擔心屋企人,尤其我媽媽,她身體不好,擔心她知道後是否能承受,不過她直至現在也不知道我被捕。

2. 想要感激所有來參與的人,想不到他們這麼堅定。無論我們呼籲他們做什麼,他們都很樂意做、尊重大會,這是很難得的,相信我們一班大學生。也很感激我的一班戰友,我被捕時其實很想喊,沒想過我們可以捱咁耐。

3. 我 一開始並不太相信群眾,這讓我覺得遺憾,我不相信群眾可以咁堅定。但有一樣嘢我覺得自己做得好,就是當晚找了個機會,跟自己同校的認真傾了一次,是否真的 願意繼續留守,最後有五六個人走了。如果他們未預備好,或因為群眾壓力而參加,而我沒有好好跟他們說清楚,我覺得是不負責任的。


理大學生會會長賴偉健

1. 613東北撥款立會外也被人抬走,但今次是有搜身,然後送至警察學校,當時的確有一刻會驚,驚會否被起訴、會否被暴力對待。但我當時在想,我並不孤單,有咁多院校、咁多巿民一齊,我們共同進退。

2. 我是第一批被抬走的,凌晨三點幾,當時想跟仍然在場留守的人說,希望他們堅持下去,堅持到朝早八點。

3. 如果說有錯,或許我們不應該提早把大聲公撤走,因為當時我們怕被警察沒收了之後,短時間內都不能取回,那些是昂貴物資。但我們沒預計到,清場前大台的音響被迫中斷,現場很多人都接收不到大台發出的信息。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陳鈺軒

1. 最難過的一刻是凌晨三時多,警方突然圍出一條人鏈,隔開大台與靜坐市民,又阻止記者拍攝。我們起初在大電視看着警方拘捕戰友,過了不久突然眼前一黑,大銀幕熄滅,再看不見台上的戰友,在台下當糾察的我很揪心。

2. 最想對媽媽說,她替我改名陳鈺軒,「軒」字是她希望我能氣宇軒昂。而在這次公民抗爭運動之中,我自覺夠昂首闊步的站出來。

3. 若選多一次,我仍要站出來。因為我們正面對肆無忌憚的打壓,遊行示威已不能令政權讓步。目前只能用和平非暴力手法去對抗不義。


城大前建築學學科聯會學會內務副會長Jazy

1. 非常擔心那些公公婆婆和朋友會受傷。最嬲的時刻是凌晨三時許,警方用鐵馬攔着記者採訪和緊急通道。最感動的時刻是,你看電視有留意那個被捕前打電話給媽媽叫她不要擔心的男仔?他講完電話,後面有位婆婆立刻攬着他安慰,當他被捕時婆婆大叫警察不要傷害他。

2. 最嬲的時候唯有大叫口號,「捍衛新聞自由」,叫警察停手,不要阻止記者採訪。

3. 雖然知道家人不贊成我走出來,而我之前嘗試說服他們,但無用。自覺盡了力。當然往後會繼續跟他們傾,讓他們明白。


科大學生會會長羅緯綸

1. 早上近八點警察趕快清場,我目睹警察暴力地抬走示威者,例如揑臉拖頸……當中包括學聯的朋友,被捕時十分擔心朋友、參與者的安全,不知道警方會做什麼更過分的事,亦感到很憤慨,我們做的是和平示威,但警察卻刻意暴力對待。

2. 被捕一刻我仍與警察辯論,我們參與的是和平的留守行動,留守至早上八點便會和平散去,但部分警察卻沒理會示威者的訴求,繼續對示威者施與暴力。

3. 我們所做的都是為了揭露不義政府的醜惡還有喚醒更多香港人的良心去為香港的未來而抗爭,即使再來一次,我仍會選擇公民抗命。


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

1. 過程無驚。驚是之前一天,怕沒有人參與,擔心自己的付出值唔值得?怕原來別人覺得自己「戇居」。

2. 又無想同咩人講啲咩喎,當時自己只想起《十個救火的少年》這首歌。

3. 無,無做錯什麼,當然有可以做得更好的,但事情發生了,過去了,便沒法計較。


港大利銘澤堂宿生會主席廖志誠


1. 老實說,被抬一刻,心中只在想我們能否撐過八點鐘,為香港的公民抗命刻下里程碑。不過當被抬離人群,聽不見口號,看不見同伴,心中的不安便會緊隨而襲。自身的前途、家人的反應、在拘留室可能受到的對待,試問有誰不會擔心呢?

2. 被捕一刻,當然有想過可能會令身邊人擔心。不過我最想說的,仍是想跟自己的家人、從前的老師說︰「我是一個正直的人,行所當行,希望你們有一天會為我而驕傲。」

3沒有,如果再來一次,我一定會選擇留守。


各院校匯報給學聯被捕學生數字

中大︰21
港大︰14
科大︰7
教院︰4
理大︰2
城大︰10
嶺大︰9
樹仁︰3
浸大︰12


訪問整理× 蔡琇莹、陳嘉文



Patten attacks China over Hong Kong judiciary remarks

By Demetri Sevastopulo in Hong Kong and Kiran Stacey in London



Chris Patten, the former British governor of Hong Kong, has waded into a heated debate about the territory’s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by accusing China of trying to undermine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

Lord Patten has generally avoided commenting on Hong Kong since he oversaw the handover to China in 1997. But he said he felt compelled to speak out because of a recent Chinese “white paper” that said Hong Kong judges should be “patriotic” – which critics interpret as being loyal to the Communist party.

“Judges under the rule of [Hong Kong] law are independent and there shouldn’t be any question of them being instructed or pressed to subordinate their views of due process and what is legal to some other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Lord Patten said in an interview.


China published the controversial document last month in a move that critics saw as an attempt to stifle a mounting movement fo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criticised the white paper and hundreds of lawyers, many dressed in black,recently held a silent rally in protest.

Anson Chan, the former head of Hong Kong’s civil service, said the white paper had made some business people “sit up and take notice” because “they can now clearly see eve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re not protected under this white paper”.

While pro-democracy activists will welcome Mr Patten’s comments, Martin Lee, the founder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a prominent barrister, accused the UK of failing to stand up for Hong Kong.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made no public mention of the white paper when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visited London recently. But despite China’s insistence that other countries should not interfere in its domestic affairs, Mr Li felt comfortable expressing opposition to Scottish independence.

“How ca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ell the Hong Kong people down the river?” said Mr Lee.

Mr Lee and Mrs Chan recently visited the US,where they met vice-president Joe Biden. Mr Lee said that when asked what the UK position was on Hong Kong, he replied: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policy on Hong Kong can be summarised in three words – ‘more China trade’.”

Asked if he agreed that Mr Cameron should criticise the white paper, Lord Patten said he had no idea what was discussed with Mr Li.

But he said Hong Kong visitors to London would get “a very strong welcome both in parliament and outside”.

The UK foreign office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interview with Lord Patten or questions about judicial independence, but repeated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that it welcomes the election of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through universal suffrage.

The white paper has also sparked debate about multinationals in Hong Kong, which rely on the rule of law, but are wary about angering Beijing because they could lose lucrative China-related business.

HSBCand Standard Chartered have both recently denied claims that they pulled advertising from an anti-Beijing newspaper under pressure from China. The big four global accounting firms – EY, KPMG, Deloitte and PwC – recently ran joint ads in Chinese-language media in Hong Kong opposing the democracy movement.

Mr Lee and Lord Patten both said they were surprised that business groups were not speaking out more loudly against the white paper.

“It is surprising that professional bodies . . . appear to have taken the line that they have publicly,” said Lord Patten. “I can only assume that they haven’t had the agreement of their global headquarters for what they have been saying. I would imagine that their global heads would have been surprised and slightly embarrassed.”

Lord Patten also criticised the white paper for suggesting that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that paved the way for the handover of the territory was not “joint”, and he suggested tha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ad every right to protest.

“The Joint Declaration was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 . .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guaranteeing Hong Kong’s freedoms and pluralism under the rule of law for 50 years,” said Mr Patten. “It is wholly reasonable for Hong Kong citizens to express concerns to both signatories if they think the terms of that Joint Declaration are being questioned or undermined.”

The white paper said “outside forces” were interfering in Hong Kong’s affairs, which came after China criticised the UK and US consuls-general for speaking about democracy in the Chinese territory.

Patten has evad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being one of the signees of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and only emphasize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voice their wish for universal suffrage. The current British Government has absolute moral obligation to fend that right for Hong Kong people, but instead she chooses to remain silent, succumbing to the enormous economic benefit from China. The massive turnout on 1st July seems to be in vain, the government is as uncompromising as ever. The frustration and helplessness overhanging the city are suffocating but in this crucial moment, we must turn them into resolve. The fight must go on.

The proper function of man is to live, not to exist. I shall not waste my days in trying to prolong them. I shall use my time.--- Jack London

安裕周記:試看天地翻覆

百萬人一覺醒來的七月二日清晨,香港已經與此前截然不同,一夜之間翻天覆地。早上電視新聞重複回放幾個鐘頭前的中區抬人拘捕,最新的片段是香港仔警察學校外長驅直入的押送被捕人士大巴士。鏡頭一轉是遮打道的清場行動結束後景象,我從未在一塊如此細小的地方看到這麼多的警察,藍衣白衣圓蓋帽棒球帽貝雷帽電單車頭盔與充滿資本主義色彩的大廈反光幕牆構成莫名的詭異。

大遊行大拘捕之後的香港從此進入另一時代,這是參加遊行及預演佔中和主政者三方都可能預期得到的。另一時代,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的時代;是證明回歸十七年仍然無法全部攫住人心的時代;是說明正紅旗下成長的新一代對香港別有情懷的時代。於另一角度,是主政者構建自我防禦體系感覺良好的時代;是把社會劃成兩個不同階級的「我」與「你」的時代;是以強勢政治操作管治二十一世紀香港的時代。

此一情狀的當下,令人憶起,勿論喜之或是惡之,毛潤之確實寫過這樣一句詞:「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預演佔中以及之後清場和跟著而來的逮捕行動,是這個海港城巿逐漸蛻變成為二元社會的前奏——從共識政治嬗變至各有主張從此各據一方,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特區政府以及中共如何通過觀察今年七一大遊行與預演佔中和隨後的清場拘捕,從而判斷香港往何處去,是未來香港走向極其重要依據。然而這不由得我們控制和建議,端乎如何體視這連串社會行為,到底是不滿情緒的反彈、抑或是像某些人士所言是「反中亂港」鐵證。必須指出,一子既下,不得回手,大局已定,無法追回,這四條金科玉律不限於貧富強弱,是跨意識形態的鐵律,人們等待著北京長考後的回應。


北京須長考香港態勢

但是更值得觀察的是香港自身的變化。

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西米爾(Georg Simmel)曾論及主體文化(subjective culture)和客體文化(objective culture)的區別。主格的我(I,我認為的「我」),與賓格的我(Me,別人認為的「我」),構建了巨大的內在張力,人們的內心感受與外界如何觀察你的感覺是兩個世界。內心感受與外部關係之間的隔閡,是現代社會人所共知的狀況;你自己的生活,你所理解的生活,其實是一種政治上的生活,圍繞你的活動及行為所突顯的形象,構成你個人意義所在,也決定了為何你是你。西米爾主體文化及客體文化論述,成為當代社會學家如何解析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反戰學運的重要工具。

今天香港是否會走向大撕裂,就像六十年代美國尼克遜政府在越南政策一意孤行與數以百萬年輕一代決裂、保守與進步的扞格、封閉與開放的對決、深沉與活躍的比併,此刻尚是未知之數。不過,以美國昔年經驗及其後總結的認知,美國撕裂的責任在於尼克遜政府。尼克遜是活躍冷戰年間的政客,其政治生涯成長於美蘇對峙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越南政策受他直接影響,易言之,尼克遜滿腦子是你死我亡的冷戰思維,他視挑戰官方政策的都是「共產黨同路人」,無視戰後新生代嬰兒潮的反權威精神,對新一代IMe之間的調適完全無以掌握。結果是尼克遜成為民主國度裏的罕見獨夫,或者可以說是年輕一代眼裏的國賊。


新一代 I Me 的分野

今天香港的建制一方帶著難以追隨社會變化的知性落後,這一特徵在於中共拋出昧於港情、令人啼笑皆非的「愛國愛港」論,建制派照跟如儀從而可窺全貌。中共的「愛國愛港」論是基於「阻止西方勢力介入」以及「打擊港獨勢力」兩大支柱,很不幸,這些支柱此刻而言其實俱為過慮,當小小一塊香港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陸地理上只隔一條深圳河,當中環軍營裏的俱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稍有理智的都不會明白中共何以擔憂「西方」及「港獨」至此。更大的看點是「愛國愛港」及「反對港獨」到了本地建制派手上發水成為上綱上線的敵我矛盾,於是有與建制主旋律不合的不少扣上「反對派」甚至「英美殘餘」和「港獨勢力」帽子。如此,「敵人」一個個被建立,於實務層次及意識形態一一「出現」。回首此一路途,應該說,今天香港社會對立,若無當初的疑心生暗鬼,根本不可能出現。

中共以及香港建制派也許群眾工作了得,但確實欠缺兼具歷史觀照及社會觸覺的恢宏視野,粗糙的政治操作帶來是左傾盲動主義成為主流。一個社會的發展有其本位特質及步伐節奏,香港在絕大多數意義已是世界級城巿,發展應過了建設期而進入胡錦濤所言的「持續發展觀」,社會的關切焦點超越物理上的變化而臻於細水長流的調節。這一段路,六十年代初的美國社會足堪比擬,一九六二年,密西根大學學生海頓(Tom Hayden)與一些學友組成全國組織「學生爭取民主社會」(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簡稱SDS),草擬其後聲明大噪的《休倫港聲明》(The Port Huron Statement):要求裁軍、改革民主黨、改革大學、改善貧富懸殊等主張。今天看來,幾乎任何一個大學學生會都會提出類似意見,但美國建制系統當年卻看不到這是經過五十年代經濟高速騰飛後,社會自我調節機制的啟動,放慢增速,回歸基本。保守勢力把這些學生及其主張當作共產主義同情者或蘇聯特務,傾力打壓,人人跟蹤,作用力及反作用力相交,客觀上促成社會戰爭的爆發,「今天誰也不怕誰」,即此所謂也。


休倫港聲明的重演

海頓與他的伙伴的取態,與今天香港社會年輕一代的訴求形體相若,連行事年間的經濟背景也相去不遠,五十年代是美國人自詡近代最美好的日子,當地俗語所謂good old days,準確來說是指向五十年代的十年:從鐵路國家變成公路國家,消費主義抬頭,美元全球無往不利,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學生人數超越農民的國家,海頓就是在如此富裕年代推出他的改造社會大計。同樣,香港失業率長年處於低水平,巿道暢旺,儘管樓價高企,但社會總的而言百事旺盛;於發展層次,六十年代初的美國與當下的香港都是進入後工業社會,人文關切冒起,環境保護貧富懸殊成為年輕一代焦點。新一代對自我的觀照,從賓格的Me逐漸變成主格的I,他們重視自己及身邊的一切,職是之故,新界東北發展規劃的爭赺,在主流社會眼中是發展社區,但在新一代則是蠶食買少見少的處女地,而這片土地,於更深邃的人文層次是他們守住心目中「我的家」的最後邊疆,或者在如今的爭論中的最前線。

可惜,建制派在中共政治掛帥思維底下,失去與深愛香港的新一代對話黃金機會,一味唯上的馬虎運作,葬送足以構建一個真正香港的時機,令本已失去的人心走得更遠,本土主義的論述受到更大注意。這是人的質素使然,抑或差勁的政策之故,很值得中共和香港的當政者深思。對於新事物的抗拒,香港的建制勢力令人啞然失笑,部分的表現更是倒退到連一九七一年的中共也不如。一九七一年四月,展開乒乓外交的中美搭上線,中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周恩來總理接見包括美國隊在內的多支球隊,美國運動員科恩在會上問周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嬉皮士運動。周回答說,世界的青年對現狀不滿,正在尋求真理,在思想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在這種變化成形以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事物。這些變化也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可以容許的。周還說,他年輕的時候,也曾經為尋求真理嘗試過各種各樣的途徑。


周恩來回應嬉皮文化

周恩來是中共統戰第一高手,說這番話是否出自真心不免令人生疑,尤其當時仍在文革年代,不過周還是把這些話說出來。純粹這段回應,周的講話還多少帶著一重理想主義色彩,今天香港一些人連這些門面話也付之厥如,客觀上把不同意見的年輕一代推到另一個方向,這是真正關心香港的人們不願見的悲劇性發展。官方連串的強硬姿態行為話語背後,是無法為自己的落後解套的吃力,這一差距愈發拉開。在強政勵治的幡杆下,香港年輕一代的反應卻是走上自己的道路,以各種形式的行為和語言來表達一己立場及態度,包括各樣抗爭及不合作運動。就如美國詩壇祭酒弗羅斯特(Robert Frost)於反戰年代流傳至廣的詩作The Road Not Taken(〈未擇之路〉)最後一段那樣:


兩條小徑蜿蜒眼前 

我則踏上乏人問津的那一條


從而邁開迥然人生

當事勢發展到今天的既是如此,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保守也好,進步也好,未來的種種後果,都是我們不能迴避的歷史。


2014年7月3日星期四

葉一知: 寫給還未變成老頑固的成年人,兼向學生致意

2014年七一遊行後,一班以學生為主幹的市民預演了「佔中」,最終事件拖拉到其目標時間早上八時才完結。警方共拘捕511人,其中不少是學生。

很自然,這個社會有一群人會批評這群學生,例如指他們搞事,或直斥他們「廢青」、失敗者。由於涉及理解能力問題,這類人是難以勸服的,但其他人會否也人云亦云呢?下判斷前,出口大罵前,可否先深入了解事情,聽聽另一個角度的意見呢?


這批學生在搞事嗎?

首先探討一下,這班學生是搞事嗎?首先,學生人數之多,當中更有很多大學生,這樣一大群願意以身試法、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學生,如果我們略過背後動機,簡單定性為「搞事」,說服力便很低。第二,絕大部分搞事的人都不欲承擔法律責任,例如一群頑劣學生燒垃圾筒,不會在犯案中或後「佔領」垃圾筒,等警察來拉,早走逃走了,因為他們只會逃避法律責任,此為之「搞事」。但這麼一大群人,一早言明願意承擔法律責任,在等待被捕時不逃走,不反抗,和平靜候結果,甘冒被警察毆打的風險,這種行為,在一個正常人的概念裏,屬於「搞事」嗎?


犯法是否一定「錯」或「壞」

犯法就是錯的,犯法者就是道德上壞,是直接和最容易理解的角度,也是我們自小接受的訓示。但法律是複雜的,不能如此簡單理解。

無疑,大部分法律是社會的道德基礎,這些法律禁止的,是經時累月而成的道德底線,大都涉及性命財產的侵害,以法律禁止,便能保障他人的性命財產,犯下這些法律的,在道德上幾乎一定是壞的。

但不是所有法律都涉及道德好壞的,因為有一部分法律,其實只是涉及狹義的城市秩序,法律的目的是讓城市運作更暢順和更有效率(如道路使用、城市清潔等非嚴重罪行),本身不涉及道德好壞的問題。舉個簡單例子,我們要訂立法例,規定綠燈才可過馬路,法律的根源並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城市秩序。如果世上沒有交通燈,過馬路本身沒有道德不道德的問題,而只有安全與否和混亂與否的問題。所以,違反交通規則,得到的道德譴責是「犯法」,但這種法例並非用來維持道德的,它跟侵害他人、使人痛苦、騙人錢財等罪行不同,因此,這類法例的刑罰門檻低,例如罰款,而且不留案底。

另外,犯法應得的後果與其影響成正比,如果犯法不會導致嚴重後果,懲罰都很輕,例如亂過馬路、違例泊車、亂抛垃圾,都是罰款了事,毋須留有案底。但如醉駕、嚴重超速等,因為可以涉及重大傷亡,刑罰便重,而且要留案底。

學生犯的,其實只是維繫城市秩序的法例,而非涉及侵害性命財產的嚴重法律。再者,《公案條例》向被視為惡法,侵害了表達、示威等人權自由,是本已廢除再經臨時立法會「翻叮」,不過這是另一個問題,不在此討論。


道德兩難

即使他們犯的罪,性質上不算嚴重,但他們的行為確實影響了社會運作,那麼是否可立時定性為「錯」和「壞」呢?

如果一件事只涉及一個道德問題,事情對錯會較為簡單,可惜,我們經常要面對道德兩難的問題,事情便複雜,令很多人不願細想,只一口咬定「犯法就是錯」。

試想,如果甲的朋友乙受傷了,需要緊急治療,為了盡快送他到醫院,甲嚴重超速駕駛,你覺得甲做得對嗎?道德兩難在於:甲如此超速不僅犯法,還會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可歸類為嚴重罪行,可是,甲車上有一個急於待救的朋友,爭得一秒便是一秒,那麼他超速雖然犯法,但道德上是否錯呢?他是個壞人嗎?先旨聲明,我們不能從結果倒過來判斷這件事的道德對錯——你不能說乙救活了就對,否則就錯,或甲沒有釀成意外便對,否則就錯,因為在道德兩難前抉擇,甲只知道一個必然發生的結果——甲犯法而被拘捕,必須受罰,其他結果,甲根本無法預知,但甲要在短時間下決定。

公民抗命是一條相似的道德兩難題:你為了重大社會利益而犯法,而這條法律只短暫影響社會運作,不涉性命財產的侵害,犯法者又甘於承擔法律後果,那麼,我們能否簡單說一句:犯法就是錯,犯法者就是壞呢?

這時我們必須問一句:學生為的是什麼?同樣是超速駕駛,我們是否予以同情,得看其目的,如果甲只是貪求己便,或追求開快車的刺激,便是一種妄顧他人的自私行為;但如果甲為了拯救他人,雖然犯法,大眾會予以同情。我們不能簡單定論說「超速駕駛就是錯誤」,即使法官判案,也會考慮案情、背景、心理、感化報告等,才衡量應否予以酌情輕判。


學生犯法所為何事?

學生所做的行為,或公民抗命所做的行為,確實會為社會帶來不便,但其實我們的生活裏,不同的發展也會為我們帶來不便,只是我們很容易明白和接受背後的原因,便不覺得有問題。

舉個例子,地鐵要發展新路線,也會用「唔好意思……」的廣告手法,告訴大家,地鐵工程會為附近居民帶來很多不便,但大部分人會啞忍,因為他們很容易理解地鐵發展的益處,例如交便便利,甚或樓價上升,因而妥協。社會上大大小小的發展,其實往往為一群人帶來諸多不便,甚至家園被毀,但社會聲音普遍支持發展,因為發展的好處容易理解——在發展與保護他人家園這個道德兩難題中,道德往往不經討論,便敗給利益的引誘,因為人有貪婪的劣根性,利益在前,人不用思考便憑原始慾望而想取得,但道德跟前,人需要思考,而思考後得到的道德對錯,卻不是一種實際利益,沒有吸引力,人更惰於思考。

明白此點,便明白學生抗命的道德兩難何以如此難得到部分人支持。學生公民抗命,背後所追求的,是長遠保障社會的制度,是虛的,不是普通市民簡簡單單便能理解,也不是他們願意去理解。民主普選的功用主要是制衡權力,避免當權者因權力而腐敗的制度,並提供權力的合法性。一切的經濟利益,其實都在這種政治條件下才能得到長久保障,但當中的關係在缺乏政治基礎教育的香港上一代,是一種「專業知識」而非常識,他們也拒絕去認識。所以,我們常聽到一種論調:民主不可當飯食,民主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其實這類思維背後的假設是:如果你追求的沒有為我帶來直接的實際利益,我就拒絕接受,我不願理解這些議題如何能維持社會大部分人的長遠利益。這類思維,你不難發現在很多議題上出現。


不如此「激」可以嗎?

簡單來說,抗爭學生的道德兩難題是:為社會的長遠利益(權力制衡等),寧願犯下一些不侵害他人性命財產的「城市秩序法」,究竟是否錯,他們究竟是否壞人?

我認為,在批評前,理應思考這個問題,認識到學生追求的是什麼,以及其對社會的重要。如果你願意理解,有很多人願意講解。當有人告訴你甲超速60米飛車,你可能立刻說「這個人妄顧社會安危,正*sorry*」,但如果再告訴你他當時正在送一個受傷的小朋友,假若你還是一個善良和有理智的人,你也會希望為他求情。同樣,在批評學生前,如果你能抱有這種心態,結論很可能不一樣。

有人也會說,學生不如此抗爭,可以嗎?首先要明白,政府擁有極龐大的資源,他們擁有警察,擁有執法權力,擁有使用武力的權力,也擁有左右社會各界的影響力,擁有發放消息的主導權(只要官員要說,傳媒就會採訪,但一個示威者想說話,不一定有傳媒理會),擁有的本就很多,權力是絕對強弱懸殊,但他們擁有的都是納稅人以公帑支付的,他們的權力也理應是市民授權的,但他們用市民支付的資源和授予的權力對付追求制度進步的市民,本就不義。

相反,學生有的是什麼?熱血,精力,年青的身體,還未腐化的思想,孑然一身,一往無前,就別無所有了。沒有人希望犧牲,但他們願意犧牲,他們不如此,不發揮最大的道德力量,贏取支持者,他們還有什麼可以和政府對抗?他們的「激」,並不是一朝一夕爆發的,是經過政府長時間的打壓和無賴,才慢慢釀成的。


守護青年是每個成年人的責任

有一種說法,指中國人較難爭取民主,因為中國人擁有大家族觀念,由長輩決定家中重要事項,因而中國家長普遍有大家長心態,以家長權威去剝奪子女意志,不問其中情由。民主恰好相反,是對權威的反抗——你當權是因為被你管治的人授權。

本來,家中事務由經濟支柱決定,可以理解,但這種想法形成一套僵化思維,使不少中國人無法過渡到民主思維——他們彷彿無法接受,如果家中事務由養家者決定,那麼一個政府管治者理所當然是由出資的納稅人決定,但當談到民主時,談到學生運動時,有一批中國人就會說「後生仔搞咁多嘢做乜」、「學生不聽話、不感恩還有什麼用」等(中國人搬龍門是世界第一的)。因此,很多成年人對年輕人諸般看不順眼,不屑年輕人所做的一切。

如果你看不順眼他們今天的行為,究竟是你不了解他們,還是你不了解社會發生什麼,不了解香港已到了水深火熱的地步?他們和他們的支持者在守護慢慢失去的東西,如果失敗了,你和你的下一代必將後悔。

身為一個已稱不上後生的成年人,我為學生的行為感動,但同時也為學生的行動羞愧。成年人,早被社會折騰了,當我們大部分人在社會活得行屍走肉,當樓奴,長時間工作而得不到休息和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天天對無理上司卑躬屈膝,迫於現實,我們的火沒有了。我們沒有火,就可以對一班為改變社會的年輕人看不順眼呢?

我們理應感到羞愧,羞愧於這個社會要以學生的前途和身軀來推動一小步——只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那樣卑微的一小步,如果成功,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將可坐享其成,我們竟還好意思去苛責他們?

社會運動從來不是全民參與,而是由一群人帶頭去做;社會運動從來不是為自己利益去做,而是為了大眾的利益,不論智愚,平等看待。今天有人出來為社會犧牲,我們是應該感恩的,不感恩的人是沒用的,沒人喜歡的,但即使你今天不明白一切,我們不會介意,我們會堅持,即使你將來坐享其成,即使你將來無法再向這一代走出來抗爭的人說聲對不起和多謝,也沒有關係,因為歷史從來都是這樣,人從來是有層次之分。

但,如果你還沒有變成老頑固,在罵學生前,不妨花點時間思考我所說的。

呂大樂﹕解讀「佔中」近况

近年很多年輕人都在問:七一遊行過後,又怎麼樣?

對參與者來說,未能在短期 之內見到行動的成效,而感到不耐煩,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問題是:在現實的政治環境裏,社會與政府的關係通常都並非前者動員起來,對後者造成猛烈的撞擊, 然後當權者不得不立即回應、讓步,以免陷於更深的危機那麼簡單。這種「社會對抗政府」的政治互動,只是眾多帶來政治、社會、制度轉變的方式的其中一種。更 重要的是,所謂政治危機、制度崩潰的狀况,也並不是大家主觀期望中那麼容易發生的事情。事實上,崩盤式的變天是非常規的、不常見的狀態。群眾當然可以對此 保持希望,但是如果因為未能見到這種期待中的巨變,便開始怪罪於有人不夠堅定、行動未夠激烈、又或者群眾未夠團結,將注意力轉移到一個社會運動的內部因素 (例如領導出現問題)的話,那是一個社會運動走向分裂的先兆。這是大型社會運動的常見現象,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之後,便轉為一個內向的運動,花很多氣力去 「捉鬼」(誰背叛了革命?),而忘記了它原來還有很多群眾尚未爭取過來。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關鍵不在於鬥爭路線把持不住,而是它開始滿足於面對已有的群 眾基礎,在運動的純潔性的問題上大做文章,反而忽略了仍有需要去爭取更多支持群眾的重要性。

坦白說,我並不是「佔中」的支持者,只是一直在旁邊觀察,覺得有一些看法 應該拿出來討論。首先,多得北京的「錯愛」,「佔中」被視為一個激進的社會運動。一經定性,本地低水平的親中力量全面發動起來,乘機拿一點幫助維穩的好 處,吵得煩厭非常,令一般市民產生一種錯覺,以為事情將會波及無辜,有所提防。就在這樣的一個吵吵嚷嚷的過程之中,很多都忘記了很基本的一點——就是「佔 中」的最大威力,不在於佔領的動作(一是警方要清場,原來並不困難;二是市民對於維持正常上班秩序,似乎相當接受,72日 清晨的清場行動未必會贏得掌聲,但基本上也沒有很大的反對聲音;如此這般,日後假如真的要動手,必須出師有名,兼且需要社會氣氛配合),而是它的感召力。 作為一個(至少在形象上)無私的、宣揚愛與和平的、(因經過反覆商討)理性的運動,再加上參與者願意承擔政治風險,手無寸鐵的來反抗一個明顯遏抑民主政治 的政改方案,會令它的對手顯得很難看、不光彩。它的致命「武器」是將對手的真正政治面貌公諸於世,藉此造成一個尷尬的處境,爭取一線改變的希望。


激動分子誤讀佔中意思

跟以上所講有關,我的第二 點觀察是「佔中」並非好些激動分子所期望的一場跟北京的終極決戰。「佔中」運動裝起一個有可能以佔領行動來攤牌的姿勢,目的是爭取談判的空間,而不是要來 一場決鬥。激動分子(包括那張激動的報紙)將很多「佔中」本來沒有的元素投射到運動的身上,以至整個運動發展至今,出現了一些十分古怪的狀况——例如作為 動員的口號變為一些參與者的立場,所謂情願原地踏步也不要沒有公民提名的特首選舉,或者可以是發動群眾的口號和以為可以嚇怕對手的一個姿勢,但卻很難可以 是真正的政治談判的底牌。激動分子過分熱情,一廂情願地希望將「佔中」轉變為他們心目中的那場「政治沙蟹」,意亂情迷之下想把「佔中」塑造為一次單一主張 的政治動員。但結果發展下來,「佔中」一次又一次的「留有餘地」,為日後到特區政府提出政改方案時,保留談判的空間。明顯的是,激動分子也誤讀了「佔中」 的意思。

熱中於跟北京來一次決鬥的 激動分子,應另起爐灶,而不是繼續依附於「佔中」運動。若果他們決定留下來的話,下一個階段必定會出現對「佔中三子」進行批判——批判他們把持運動不放 手、批判他們不夠堅定、批判他們另有潛議題,明搞鬥爭,實質上是溫和投降派之類。內部的分裂細胞一直存在於「佔中」運動之中,問題只是這將會以哪種形式表 現出來而已。


擴闊支持面為當務之急

事實上,「佔中」運動要發展下去,根本不能讓它陷於這種內向的內部意識形態之爭。它的當前急務是擴闊其支持面,爭取更多市民的支持。上回公開投票取得70多 萬人的支持,當然是得來不易。低水平的本地親中分子批評該數字有水分,真的是有侮辱香港市民之嫌。這些指摘、批評大可不理。但這不等於說「佔中」運動不需 要小心解讀那個投票數字。從正面來看,那是一次成功的動員,投票結果應叫「佔中」組織者感到滿意。但從另一面來看,則「死硬」支持民主化的市民很快便全體 動員起來,以至投票人數在首兩三天迅速增長,但同時很快便到達峰頂,未能乘勢向外爭取更多市民參與。如何打動其他市民的心,這才是目前「佔中」運動需要好 好研究的課題。「佔中」運動要爭取成功,便必須在「死硬」支持民主化的中堅分子以外,取得更多支持。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佔中」運動已有足夠的群眾基 礎,所以只要時辰一到,便可以動手之說,其實大有問題。剛好相反,如何向外擴展,才是「佔中」的新挑戰。


佔中特點是以柔制剛

「佔中」的新挑戰是如何回 到它作為一個以感召力為主的社會運動。它不可能過激,因為假如如此,便再難維持其高舉愛與和平的形象。它不可能轉向激動,因為它仍要爭取主流意見中的很多 社會人士。「佔中」的特點是以柔制剛,以守為攻,以被欺負的形象示人,而不是隨時準備終極一戰的好鬥之士。

回到基本之後,我們便明白,「佔中」最(令當權者覺得)可怕的地方正在於它不怎樣值得害怕。

七一遊行之後又怎樣?沒有決戰,只有持久的長期抗爭。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練乙錚: 論大遊行之後形勢 對民主黨作一批評


7.1遊行完結,特區紅旗之下長大而竟不昧於義的青年學生一馬當先就地抗命,氣勢猶勝以戴耀廷教授等「男中坑」代表的穩健和平理性大多數;然而也許更感人的,是警察拘捕群眾押上囚車的鏡頭當中,竟有一位輪椅長者。與此同時,遊行場面裏,赫然出現來自濠江的社運人周庭希、蘇嘉豪,與來自寶島的知識分子陳惠敏、張鐵志。此世代上的「老中青三合縱」加地域上的「台港澳三連橫」,交織出目下這個以民主價值為原點的佔中運動六維新力量。但是,高牆依然堅硬。以所有港人為基礎的公民提名遇上以中共為後盾的提委篩選,後者寸步不讓,香港的政治局面將如何變化?

特區政改的特首產生辦法部分進入最後階段,民意分別於6.22民間公投、7.1大遊行兩度彰顯,換來的是香港中聯辦張曉明的「無改變、不動搖」回應,以及北京黨媒《環球時報》那「不必當回事、無甚了不起」的輕藐。張是標準駐港京官,傳遞的,除了通常以一兩句語言藝術襯托的準確官方立場之外,沒有其他的;《環時》評論香港的文章,則每一篇都很有特色,港人不宜放過。

前天的那一篇《環時》社論從大眾心理角度分析香港民運,認為不少港人變成民主派,乃是因為「如今很多優越感受到衝擊,西式『民主』就成了那部分港人自我識別『最不同於內地』的東西」。這是「先富起來」的那部分大陸人對香港人的一種想當然,本身不值一哂,但港人不論什麼階層都應該對這類看法有點認識,因為這些已經富了起來的大陸人很多來這裏做生意、置地產、買名牌,港人常常要和他們打交道。長遠看,這些人還必然隨着紅色資本支配香港而成為本地上層社會主體,取代大部分現在的本地華人富戶。後者當中,不能接受這種大陸人的,最後必須遠走高飛;要留下來的,需接受他們的同化,觀點和價值觀念逐步與之看齊。變到這個狀況,估計不出二三十年,即不必等到2047


看近一點又如何?

統治階級方面,發展有下列【1】和【2】兩個可能,其中以【1】實現的或然率較高,而且高得多。

1】由於特府的政改三人組乃虛有其名,中共和大部分港人的政治對立這個本來的「深層矛盾」已經浮面。如《白皮書》所啟示,北人將全面掌握治港實權。這裏說的北人,不包括如曾鈺成那樣的北方勢力的本地土生代理人。

原因很簡單,可舉例說明。大家留意,九七前的香港新華社(所謂「大新華」,即不是新聞社,而是中聯辦的前身)裏面的本地老左派骨幹,九七之後全部下崗,一個不留;左派報紙上層也逐步由北人取代;其他大陸駐港機構不少也如此。原來的本地左派,因為有「勞苦應該功高」的心態,加上有「地方主義」的嫌疑,而且知識專業水平甚或其第二代也不夠高,故北人不會認為好使好用;要找前台代理人的話,那些八九十年代及後才靠攏出頭的新愛國商家專業人才更理想,因為這批人沒有本地老左派那些「包袱」。

同樣道理,可以接近實權的新愛國商家,將不會包括原來的一線板塊裏的大多數。原有的一線板塊守不住過往優勢,紅色資本湧港取而代之;前者於是會產生「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心態,當然也靠不住。

這是未來五到十年裏香港基本政治矛盾裏的一個方面的人事格局:由現任開始,以後的特首,無論是由「普選」還是從一貫的小圈子裏挑選產生,也會是這個以北人掌實權再加幾張新愛國面孔所構成的系統裏的人,其政治定位只會比今天的梁特更梁特。然而,到這個過渡期完結,那些今天得寵的新愛國商家專業人,也會「完成歷史任務」,踢出政經舞台;到時,香港這片「福地」的統治者以至整個統治階級包括政經層面,便徹底由北人取代。大陸有權勢者誰不爭着要一片「福地」?這是一個大約為期二三十年的不斷「變味」過程。


2】民主運動於五年到十年內取得意外的、相當程度的進展,迫使政權作必要讓步。即使如此,能當特首的人,來自民主派的機會很低;未來五到十年的特首,將是一個各方勉強認可的中間派。照目前中共的強硬立場看,作這種讓步的可能性很低。

由於民間公投和7.1遊行顯示民意強烈要求真正民主,而北京不讓步容許真普選,那麼,再經一次像樣的佔中公民抗命,則最後表決政改方案時,立會裏的二十餘張泛民票應該能夠頂住不流失。也就是說,政改拉倒的可能性很高;筆者估計,接近必然。

那麼,下一屆的立會局面又如何呢?筆者進一步推論,政改關於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那部分,會跟着特首產生辦法拉倒而一併拉倒。於是,今後五年,香港政制改革將全面原地踏步。然而,政制原地踏步不等於政治跟着不變。筆者說過,時間在泛民這一邊(見626日拙文《強悍作勢未必有效時間站在泛民一邊》)。這個判斷正確的話,第一個事例將見諸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結果:

3】泛民在下屆立會不僅能夠保住現有實力,還會有一定的額外進賬。原因很簡單,香港現有選民及即將變成選民的市民當中,年紀愈大的那群,愈支持當權派,而愈年輕的,則愈不支持。所以,遠的不好說,因為有大陸移民因素不可測,但五年、十年以內,泛民的得票率估計將慢慢提升(當然,大前提是,泛民本身要好自為之)。

這個有利於泛民的下一兩屆立會選舉結果與上述【1】的可能性相結合的話(即無論下一兩個特首是假普選產生還是仍舊由小圈子推選產生),行政立法關係將進一步惡化,社運將更遍地開花,出現的暴力將更頻繁更嚴重,香港社會和政府管治將出現前所未有的困難。短期而言,這是一個各方皆輸的結果,無一方可倖免。商界會輸,因此打工仔小市民也會輸;北京因為有在香港的商業利益,所以一樣會輸。這個結果,對商界而言,害處要比佔中運動所可能帶來的即時損失要大不知多少倍!

然而,當這個很可能的【1+3】場景真的出現了,商界和北京撞到南牆了,內部便有可能生出異見力量,試圖改變【1】而接受【2】。一旦【2】出現了,再加上3】,行政立法關係改善,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民主要求得到滿足,矛盾消減,政府管治質素提升,香港社會便能起死回生。

然而,統治階級何必一定要把香港社會置諸死地而後生呢?如果北京和香港商界今天忽然明智,不讓香港掉進【1】的死胡同,一步達到【2+3】的局面,不是更好嗎?當然。不過,這恐怕是一廂情願了。不撞南牆不回頭,歷史上的例子多的是。

有人會說,那麼,為什麼不是應該請泛民放棄民主要求,在【1】的情況下通力與特首合作,達致政通人和?

那是更加一廂情願的想法了。要替民眾中的大多數洗腦,要市民尤其是年輕人放棄民主價值,那是沒有可能的。但更重要的是,去掉民主,小圈子為所欲為,香港管治大陸化是一個必然。所以,最客觀、也是最樂觀的估計,是香港社會先進入【1+3】的惡劣狀態,然後回過頭進入【2+3】的較好局面。這條路還不一定走得通;可能一旦進入【1+3】,香港也就再也走不出來了。

因此,泛民為了香港利益,如今惟有盡力阻擋社會掉進【1】。由現在起的幾個月,將是關鍵時刻。三子推行佔中的意義,無非在於呼籲整個社會特別是商界,以及北京的香港持份者,想清楚【1】的嚴重後果。

上面說,要成功迫使北京和商界同意讓政制真正民主化,泛民本身必須好自為之。具體而言,關鍵就是要能在這幾個月裏,暫時擱下黨派之間的各種恩怨成見,為同一個目標站在一塊。在這個問題上,筆者不得不對民主黨的現屆領導就退出真普聯一事上作出批評。

泛民兩派因怨成仇已非一日,各種主客觀原因,大多數泛民群眾都基本上清楚。雙方有錯,甚至激進派的作風和對友黨的態度方面的錯可說更大(大得他們也自作自受);不過,毋庸置疑,對激進群眾的開發工作,「人社系」的領導是做對了;提出抗爭新思維,打破沉滯局面,他們是有成績的。而且,6.22民間公投結果出來之後,輸了票數的人民力量能夠放下面子,公開呼籲民主黨改變退出真普聯的主意,為了最後的一戰暫時放下身段、彼此合作,做得很對。然而,民主黨的回應是「不會與『不再是同路人』合作」。大家都清楚「不再是同路人」這幾個字的用法歷史和政治隱義;民主黨用之於其他泛民黨派身上,筆者不寒而慄且無法想像。民主黨可以說,不再留在真普聯也可以力推真普聯方案。誠然,在這個時候,任何泛民政黨、泛民重要人物,絕對不宜拒絕對方伸出的橄欖枝,更不應在言語上加深泛民之間的分裂,那是大錯,因為對廣大要求泛民政黨在此階段必須通力合作的泛民群眾而言,那是一個非常大的心理打擊,絕對令人洩氣。

退一步,為民主黨自己的前途着想,現時的勢,在真普聯、在公民提名那一邊;民主黨的一貫影響力,正在逐漸流失。如果選擇繼續自外於這個勢,民主黨也許會進一步由大變小,最後邊緣化!

筆者一向視民主黨為重要的溫和進步力量,今天、明天亦然,但是,對該黨領導近日拒絕在同一陣線上與所有其他泛民政黨合作的態度卻十分失望。僅此提出善意而嚴厲的批評,希望該黨三思。


《信報》特約評論員

2014年7月2日星期三

古德明: 暴國之君的「主權」

六月二十日,即香港民間公投爭取民主之第一天,中共遣港澳辦公室前副主任陳佐洱南來,暗示為了主權,不惜摧毀香港繁榮:「中國主權和國家安全,比香港繁榮重要,無妥協餘地。」六月二十三日,中共《環球時報》也發表社評,說國家主權和香港民主勢不兩立:「國家決不會在主權上讓步。」中共以「國家」自居,也就罷了,怎麼還拿「主權」兩字來壓港人。

國家要維護主權,首先須維護領土。中共向俄國割地一百四十四萬平方公里,是十年前的事;向印度割地九萬平方公里,是五十年前的事,諸如此類暫且不說,只說今天的釣魚台。二零一二年,日本宣布把中國釣魚台「收歸日本國有」,中共至今未遣一兵一卒登島維護主權,上月二十七日,更遣副總理劉延東接見日本國土交通大臣,力求重修舊好。然則中共說「不會在主權上讓步」,未免滑稽。

日本朝野對中共了無所懼,原因簡單得很。戰國時,趙孝成王向荀卿、臨武君問用兵之道。臨武君說:「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不同意,說兵之要在於民心:「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團結百姓)。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誰會跟隨他作戰)?」孝成王、臨武君不約而同說:「善!」《荀子.議兵》所述道理,日本明白,中共也明白。因此,過去兩年,日本迎着中共羊質虎皮的「保衞釣魚台」舉措,步步進逼;而中共的虎皮不能奏效,羊質就先見於劉延東身上。

中共日前舉辦「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六十周年」紀念會,習近平說得很動聽:「國家之間的爭端,必須和平對話解決,不能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熱中用武,不是強大,而是道義貧乏。」這段話當然是說給日本聽的。

但是,對中國人,中共說的做的,卻是另一套。四月下旬。習近平訪新疆,警告可能揭竿而起的百姓:「對付作亂暴徒,要繼續嚴厲打擊,大力鎮壓,更要先發制敵,以資震懾。」同時,香港人說要佔領中環爭取民主,駐港共軍就泛舟維多利亞港,舉槍瞄準中環,以武力相威脅。中共和他們所說的「暴民」,哪一方「道義貧乏」,習近平已經說得很清楚。他未有清楚解釋的,只是「國家主權」四字。

「國家主權」,在中共詞典裏,等於暴國之主的權利,和國家領土無缺、國民免受欺凌等完全無 關。所以他們對香港民主運動「無妥協餘地」,對日本侵略卻惟恐無餘地妥協。說到底,百姓手無寸鐵,剿殺容易;日本砲利船堅,中共最好還是「道義」一點, 「和平對話」,這是他們「捍衞主權」的不二法門。

如果是你的子女(政客版)/文﹕蔡子強


特首梁振英之女梁齊昕的臉書,上周三(625日)一度出現一些疑似割腕的自殘照,雖然照片當天中午即被刪除,但已引發外界對她精神狀况的憂慮。照片引發城中熱議,有媒體向特首辦查詢,並進一步查詢赴英參加另一女兒梁頌昕畢業典禮的梁振英,是否順道處理梁齊昕的問題,但特首辦不作評論。

但不作評論並不代表不作反 應,當天稍晚,首先是香港網絡媒體刊出一張梁齊昕與父母在公園中齊齊坐,看似樂也融融的合照,照片中梁振英拿着當日報紙,似乎是要證明照片非舊照,且梁齊 昕與母親更交換一隻鞋穿,似乎是要暗示兩人關係融洽。到了翌日,有更多與政府關係友好的報章,亦刊出同一批照片。

這讓心水清者不禁懷疑,這批照片是否政府有計劃的發布?是否一種精心策劃的危機處理和政治化妝術?


被女兒狠狠踢爆的一場政治公關show

但本來一套精心策劃的政治化妝術,卻旋即遭到無情的踢爆,而且揭穿者更是當事人——梁振英之女梁齊昕。

上周五深夜,《信報》網站報道,梁齊昕向該報證實,日前確實割腕,更驚爆事後與父母在英國海德公園的合照,是父親建議的蹩腳「公關伎倆」﹗訪問中更流露,她對家人頗有意見。

後來《信報》網站進一步公開了記者與梁齊昕原原本本的對話。

這個訪問出街後讓大家嘩然,尤其是梁振英不惜以精神狀况讓人憂慮的女兒,來為自己作政治公關show,更讓人感到不齒!


提供女兒「空間」  「安靜環境」只屬語言偽術

上周六,梁振英在出席一個公眾場合時主動作出回應,稱每一個做父母的,都 非常關心自己的子女,形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子女在成長期間,如果沒有什麼問題固然好,有些什麼事情的話,做父母的,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去幫和保護 自己的子女。齊昕在這個時候是最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做公眾人物的子女是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大家在關心齊昕的同時,能夠給多一些空間,給一個安靜的環境 予她,以及我家中其他的家人。」

如果大家心水清,不難發現這段說話,其實一如以往,只不過是梁振英一貫的「語言偽術」而已。

看了這段回應後,我不禁想問,究竟是哪一個人不給梁的女兒「空間」,不給她一個「安靜的環境」?

根據《信報》網站所公開的對話紀錄,梁齊昕說:「我是被操控下到海德公園,玩父親建議的『開心家庭』蹩腳『公關伎倆』。」(I was manipulated to go to Hyde Park and play happy family as a lame PR stunt by my father.



原來這就是梁口中所謂「保護自己子女」的方法

當被記者問到,去海德公園、母女交換鞋來穿、父親拿報紙,是否乃母親的主意時,梁齊昕說:「不,那是我父親。」(No,that was my father.

原來,這就是梁口中所謂提供女兒「空間」,提供女兒「安靜的環境」,所謂「做父母的盡最大努力去幫和保護自己的子女」的方法。

有人會說,這是梁振英的家事,外人有否需要說三道四呢?


由策劃放風那刻開始,這已經不是「家事」

姑勿論一地之最高政治領袖有否純粹的「家事」,打從梁振英策劃這場政治公關show,把相片發放給友好媒體,再由身邊的spindoctor向媒體放風,這些時刻開始,那已經不是家事,而是一場刻意誘導媒體和公眾的政治欺瞞,不能因為遭女兒踢爆,便回歸以家事作為擋箭牌。

訪問中有關梁齊昕個人、成長、與家人關係的種種,我不打算拿出來談,我尊重這是她的家事,不宜拿出來點評,我相信這也是提供她一個安靜環境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有關梁振英策劃政治公關show那部分,對不起,我認為這與公眾利益有關,我不能默不作聲。



這讓大家認識梁振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因為,這有助讓大家認識清楚梁振英,我們的特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個連自己女兒也不放過,在她的困難時期也要拿她出來作政治公關show的人,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看到,當有政治需要時,梁振英會在政治和親情兩者之間作出何種取捨,可以讓大家思考,當要在政治和良心兩者之間取捨時,這樣的一個人,又會有何抉擇。

看到,當梁振英就連與自己家人笑意盈盈共享天倫,原來也只不過是一場虛假的政治公關show時,下一次當他一臉誠懇的向你說話,甚至說「開誠布公」時,究竟這有幾多分真誠,大家也可以心裏有數。

都說「虎毒不食兒」,那麼一個政客呢?一個特首呢?

那些最愛寫書暢論「怪獸家長」的作家,又會如何形容這樣的一位家長呢?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回應陳淑安《香港人》一文

【文:文水】

作者按:筆者對於香港教育學院名譽博士陳淑安女士的一篇網上傳閱的文章深有感受,特此投稿。希望 貴報能代為刊登。如有任何跟進,請以電郵聯絡本人,謝謝!

我是於香港教育學院畢業的校長,對於陳前輩在幼兒教育界的貢獻,堅持「一切為孩子」的教育信念,我是從心地尊重前輩。但前輩另外一個身份-不會親身感受到香港的「亂」之旅美港人,站在道德高地,對於水深火熱的香港市民在說三道四的做法,我卻不敢苟同。

俄羅斯總統曾說「一個把老百姓的居住權、健康權和受教育權拿來拉動經濟的政府,一定是個沒有良心的政府,真正執政為民的政權,一定要把這三種東西當作陽光和空氣,給予人民。」可是,我們的香港政府做了什麼,讓七十多萬人投票,五十一萬人上街。居住權?香港天比高的樓價相信能在美國買了一套不錯的房子。健康權?請看看每天在急症室輪候的人數。受教育權?我們仍然在極力爭取免費幼稚園教育。香港人今天仍然要上街爭取這些像陽光、空氣的權利。

我們希望的是繼續維持基本法已經白紙黑字列明的高度自治權,我們希望的是一人一票選特首,我們希望的繼續維持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司法獨立、新聞自由。我們只是上街爭取繼續維持已賦予的也是各地人種應該擁有的權利,怎麼在你口中成了思覺失調、成了極端恐怖分子拉登?我在香港教育學院受教時,導師常說無論怎樣生氣也好,也絕不要向學生說一句負面話或羞辱他們,因為這是為師者的氣度。

作為香港教育學院培養出來的一位校長,我抱著三個信念,「不在強權下退縮,不在被羞辱下衝動,也不在煽動下盲從」。對學生的責任就是讓他們認識不同的普世價值,提升他們批評思考角度,培養關心社會時事的態度。若他們被強權壓迫,為師者當然協助他們免受暴力傷害;若他們淪為政治籌碼,也要挺身而出;若他們前途有被毀可能,也要和他們衡量利弊。這是為人師的表現,不必舌戰罰街,也不必刻意上演「暴力」政治戲碼。

在你口中被稱為「有書不讀、有工不番」的、被網絡戲稱為「兒童十字軍」的,受著被檢控、前途被毀可能的、卻依然克制地為我們上街的莘莘學子,你難道不感心痛嗎?六四的絕食書中的一句話「在陽光燦爛的五月裏,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甘心啊!」今天,我看到年青人也抱著這個信念,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為的是什麼?

我不希望香港的發展停滯不前,不希望流血事件發生,不希望被外國勢力騎劫/入侵,也不希望國家為了收緊香港管治權而不惜一切代價,亦絕不認為要投英媚美才能救港。但是,當的議會主席漠視程序公義,有意識地、粗暴地通過撥款;當機管局總經理為了護航興建第三條路道公開地說出三歲幼兒也欺騙不了的話「海豚會避開施工範圍到其他地方。」;當局長能以卡片代替入息證明、有囤地之嫌,有利益衝突時仍然處理各項香港事務;當教育局局長公開製造白色恐怖恐嚇教育工作者;在以上不清不白不公不義的人管治香港的當下,我這類沒有外國護照或房子,亦沒有子女在外國讀書的香港人,只是希望用我的一張嘴、一枝筆、一對腳去為我相信的公義發聲,去為我堅持的信念抗爭,去為我生存的城市力拼。



原題為:〈回應:移居美國陳耀華夫人陳淑安前輩(香港教育學院名譽博士)的郵件〉

作者簡介:「不在強權下退縮,不在被羞辱下衝動,也不在煽動下盲從」的校長

林行止: 警力伺候促聽命 桃李無言問數奇


一、昨天,回歸十七周年翌日,警方宣布在中環遮打道清場行動中拘捕了五百 一十一人!午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為創下史無前例的拘捕行動「解畫」,雖然他的理由有點牽強而引起爭議,惟筆者以為警方不得不藉此展示「維持治安」的決心、 能力與手段,那對稍後也許會發生的「和平佔中」,是一次警示!

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的七一遊行於午夜結束,專上學生聯會(「學聯」)與學民思潮接力主辦的留守中環行動,隨即展開。由於事前沒有向警方備案申辦,未經許可,此次帶有預演「萬人和平佔中」意味的集會,遂被警方視為非法。

參與靜坐的五百多名市民 「逾時」不散,目的在等待行政長官次日(七月二日)上班時遞交「示威物」後才解散;可是警方依法辦事,因為他們違法在前,遂展開拘捕行動。靜坐人數雖不算 少,但以時在深宵,對中環的交通人流,影響難稱嚴重;不過,影響嚴重與否不是問題,關鍵在此集會未循官方規定的申請,警方在多方呼籲靜坐者離去不果後,終 於在凌晨三時採取清場行動,四五小時後行政長官上班,路過示威者留守的現場,目不斜視更無留步,真是頭也不回,急步走進辦公大樓。完成拘捕行動後的警方聲 明說,對示威者的不合作態度和違法行為,表示遺憾,指出警方使用的武力是適當並有必要。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那是狂飆歲月中,共產黨叫得非常響亮的口號。香 港經歷殖民統治的「奴化教育」,多數人的骨頭沒那麼硬,叫不出那樣的豪情壯語,即使有人這麼說,聽的人亦會心驚膽跳!港人尊重法治,知道不守法便要負上法 律責任,大多數人亦信任香港警隊,即使摘去皇家徽號,仍然優秀、可以信賴、遠離強橫。七二凌晨的清場,電視所見,「動手」的警務人員並無以強凌弱的過態, 可是仍然令人不期然地想到六四天安門廣場解放軍槍口對着同胞的種切,這難免令有遠慮的港人聯想到未來香港警察在採取類似行動時會愈來愈粗暴?有子侄參與示 威的家長,該怎樣向年輕一代述說香港雖然是在大暑天,但特區政府領導層卻在「鐵石心腸雪凍時」!

在尊重人權的地方,民意才 有影響政府的正能量;在共產黨領導的國族復興主義道路上,中國對西方人道主義不假辭色,自行其是。梁振英政府緊跟一國、「溶」了兩制,比起當年,董建華對 五十萬人上街,心存警惕並露歉疚;十年之後,梁振英與北京論調一致,對全民投票有七八十萬人參與及半百萬人七一上街的反應,還是那句「《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規定……。」而中聯辦的「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依法普選的決心和誠意,不因某種全民投票及遊行示威的規模而動搖。」那份冷漠,把水字旁的「法」字變成鐵板一 塊。

港人普選意志精誠可嘉,不過,在梁振英政府高舉一國思維下,並不足恃。



二、工聯會上周(六月二十 六日)主辦《香港旅遊發展「危」與「機」研討會》,主講者之一是剛於回歸紀念日獲頒銅紫荊星章的行政會議前成員林奮強(智庫「黃金五十」創會人、中環人皆 知的地產大好友)。他在會上力陳人們「高估」(誇大?)內地同胞「自由行」對香港的影響,他不以為那是造成香港擠迫不堪的成因;以當前平均每天有三十萬 (約為本港總人口百分之四)「自由行」人士計,他問與會者:「哪會為香港鐵路擠塞帶來很嚴重影響嗎?」他心目中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林氏隨後又以本港逾三 十萬外勞(主要是外籍家庭傭工)為例,說她(他)們逢周六、周日(及「紅字」假日)便上街會友,何以港人沒有指她(他)們阻塞交通和不便?林氏此一「舉 證」,並不合邏輯甚至不合常情。在不必上班的假日,大多港人若非外遊(赴海外、內地或郊遊)便是享家庭之樂或從事不必佔用公共空間的「娛樂」(如「跑馬」 如「打麻雀」如「打橋牌」),因此正好騰出地方讓外地勞工「出街」聯誼交換貨物。這也許可解答了林氏的質疑—並不是港人善待外勞甚於內地同胞,事實是外勞 在假日的活動,令本港的公共場所「物盡其用」!

林氏的專業是特許會計師,對數據分析,向有見地,所以,當筆者看到有關報道時, 不由得不思之再三,想着實了解一下「自由行」對香港各方面有多大影響?七一大遊行,從電視所見,癱瘓港島心臟地帶交通的人龍傘陣,對「民陣」指有五十多萬 人參與,筆者遂深信不疑;但稍後警方公布的人數為九萬八千六百餘,不及「自由行」平均數三分之一;想像一下「自由行」每天人數原來三倍於今年七一大遊行的 人數,香港沒有陸沉,誠屬萬幸!


三、歷年參與七一遊行的人 數,各方公布的數字,自從二○○三年之後,「落差」愈來愈大。主辦單位(民陣)指二○○三年遊行人數五十萬以上,警方的數字為三十五萬,而港大民研計劃估 計在四十二萬九千至五十萬二千之間,是繼後十一年「各方」數據最接近的一次;這一年之後,有關數字便如貧富兩極,愈拉愈遠,真是天南地北、各走一端。這種 情況,論者早已注意並作出分析(見本報二○一二年七月五日「獨眼香江」紀曉風的《七一人流計算五大疑點》)!筆者在二○一二年七月三日的《一國兩制下的解 放軍、警隊和土共》(收台北《國之不幸》),談及「警方縮水數據」時,提議「日後警方(應該)公布派遣管理遊行維持秩序警員的數字。由於警員肯定與示威者 成正比,這即是說,示威人數愈多警員數目亦相應增加;如此,大家看警方派出多少名警員去維持示威秩序,便可測度示威人數的多寡,亦可讓港人自我評估主辦當 局公布的數字是否接近現實。當然,這樣做的結果亦只是約數,但總比現在雙方各執一詞而民間大都不相信警方,因而打擊了警方的權威性可信性為佳。」

警方也許視這類數字是機密,因此派遣多少警員「維穩」,未 見公布,關心時事的市民亦只有瞎猜,而從電視所見,人們對警方「罔顧現實」的「成見」難免日深一日。不過,從非親中傳媒的報道看,大多數港人傾向認同主辦 單位的數據,昨天《人民日報》及《環球時報》亦以此為據發表評論。至於據「主場新聞」蒐集的十多家外國傳媒的報道,所引大都為主辦者提供的數字,有違常 態,因為傳媒通常都引用警方的數據。人們相信主辦單位的數據,因為很易從電視直播中進出維園的人流獲得旁證!而據本報網站消息,昨天《金融時報》社評認為 「香港正面對最嚴重的政治危機。」所以如此,皆因「中央政府的高壓姿態,激起香港溫和派人士的不滿情緒,令本來理解自治限度的人士感到不忿……,」並指出「若 香港的自由受到威脅,將是『香港及中國的悲劇』」。「信網」又提及《紐約時報》的報道,該報引述「《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的話,指中、港「攤牌已是 不可避免並愈發接近,而某種程度的暴力行為亦迫在眉睫;」劉氏警告:「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人民解放軍將從軍營裏出來!」筆者不同意這位曾長期為本報撰寫 專欄的友好的論斷,因為第一、七一的示威與暴力行為沾不上邊,日後的活動中有人搗亂,不足為奇,但這絕不等於暴力行為迫在眉睫;第二、解決香港問題根本不 必出動解放軍!而出動解放軍,對港元的衝擊之大,恐怕是內地權貴土豪都不願見的沉重代價。


非常明顯,警方自有統計遊行人數的一套方法,其 所以明顯「縮水」(看電視直播的人很難不會達致此結論),原因也許在粉飾太平,以示反政府的人不是那麼多(進而說明執政者不是那麼差!);以此次爭取中央 不可排擠(「篩選」是用詞不當,世上哪有不經「篩選」的選舉)港人參選資格的遊行示威為例,如果警方的數據有公信力,那便是小事一樁,而且反證近七十九萬 的「全民投票」有「發水」成分(近八十萬人投票只有不足十萬人上街!?),可是,本港「朝野」以至北京的反應,在在顯示有關人等相信主辦單位的數字較近現實,若非如此,大家便可處之泰然,北京更不會發出諸如「對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有負面影響」的官方評論!

丁望: 心有千千結 遊行步步難

在酷熱的天氣下,「更那堪,斜風細雨」(宋詞人劉克莊:《賀新郎》),約50萬七一遊行者舉步艱難;即使在雷聲、驟雨交錯的時段,警方在銅鑼灣也不肯多開行車路,讓遊行減輕阻滯,遊行者特別是老人和兒童,陷於寸步難移之困。他們的忍耐、和平、有序,突顯香港傳統的秩序文化之美。

遮打道靜坐的一群人,打算於2日上午8時離場,並不妨礙商業區的正常活動,警方卻以「阻差辦公」之名拘捕超過500人。面對青年學生和平、不抵抗的請願,官方指令警察採取大規模的拘捕行動,是否「必要」和適當?引起社會的爭議。

官方行動背後的政治意涵,本欄的解讀是:一、對靜坐抗議者的「秋後算賬」;二、對準備參加「和平佔中」者的預警;三、應對「佔中」行動的預演。


心結三大類   牆角效應強

明知有「熱烤」似的炎熱,也獲悉驟雨的預報,約50萬港人仍走上街頭和平請願,只因心有千千結。

從遊行者的標語、口號、演講、談話、歌曲考察,他們的心結可歸納為三個關鍵詞:法治、民主、民生。

遊行者面對的現實及其訴求是:一、面對《白皮書》和北京一系列「紅色輿論攻勢」,表達按《基本法》維護「一國兩制」的意向、對守護香港法治和自由的執着;二、尋求有「真普選」的民主之路;三、面對官方政策、施政的一些失誤,關注港人的生存空間,對新界東北的大拆遷、對「自由行」缺乏有效「量化控制」、對雙非童搶學額等尤為焦慮,因而期待官方正視民意、民疾,在決策和施政方面接受民間監察。

從近80萬人參加「622全民投票」、法律界的「627靜默遊行」,到雨中的約50萬人七一大遊行,都是港人的「自力救濟」之舉,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自己救自己」的意向。

自救的「內核」,是法治和自由,面對移動「兩制邊界」、干預司法獨立、壓縮自由權的危機,說一聲「不」;爭取的,是能體現「投票人意志」的真普選。

港人一系列的「自力救濟」,本欄稱為物極必反的「牆角效應」。624日發表於本報「中國21」欄的拙文《白皮紅臉黑客:投票催化劑》,論及港人被擠壓牆角之困:「港人有生存空間被擠壓之苦。擠到牆角,還能不發出抗議之聲?」

所謂牆角效應,正如歷史典籍《國語.周語》云:「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港人心有千千結,以理性方式發出抗議聲音,參與虛擬的投票或和平請願、遊行,是被擠壓在牆角上的「自力救濟」。官方豈可胡亂堵塞?

公信力偏低、民意認受性弱的政府,面對「民慮之於心」和「宣之於口」時,能有一份包容的雅量、面對民眾理性溝通的勇氣,無疑是「第一選項」。官方不能面對青年學生的和平請願,卻動用過分的警力、過量的武力,對付自願離場、毫無抵抗者,有女性青年學生被扭臂叉口而痛苦流淚。

這些「場景」經電視紀錄片的不斷「疊印」後,官方借事立威之想,並不能達致樹立「權威」的目標,不可能提升施政的公信力,反而令許多港人和國際關注者同情遭到武力對待的學生,懷疑武力行動的正當性。


陷牆角困境   有學生抗議

在七一大遊行或較早前的社會抗爭中,八十後的年輕人、九十後的學生,大大提升了「活躍度」;有些和平請願活動,青年學生已是「主角」。這是繼前幾年抗議高鐵倉卒「上馬」之後,群體抗爭的新發展。

學生和年輕人有關懷社會、正視民疾、守護香港法治和自由的責任感,是社會改革和發展的一個動力。雖然年輕人難免偶有偏激的意見和「擦邊球」之舉,但整體而言,抗議活動是在和平、理性的軌道上。

香港有悠久的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如果沒有學生、年輕人挺身而出參與抗議活動,才是反常現象。

美國的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 1927-2008),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書稱,學生通常是重要的平民政治力量,「如果總統府是權威的象徵,那麼學生會所在的建築物就是反抗的象徵」。從高鐵、國教到奶粉水客、新界東北和普選的議題,香港的學生和年輕人走在前頭,是民間社會成長、發展的常態。

他們之不能不走上廣場、街頭,關乎「牆角困境」。在退無可退的牆角,他們一定會抗拒不合理的壓力,並嘗試走出「牆角困境」。


不要老訓話  應釋出善意

面對社會群體抗爭,北京、香港的當權者應了解和正視港人的「牆角困境」,誠意關注民情、民疾,並緩解港人的「牆角困境」。

例如,嚴格遵守《基本法》,不要附加政治僭建物;再如,減少「自由行」和單程客名額,避免公帑和社會公共資源的外耗(雙非童跨境上學等),不要再壓縮港人的生活空間和享有公共資源的空間。

官方如不能以本地居民為本位,有效保障港人的合法、合理權益,不可能建立港人的歸屬感、對「一國兩制」的安全感,也不可能建立或提升官方的公信力。

面對社會群體抗爭,一味靠變相恫嚇和「強勢維穩」的姿態,是難以緩和官民關係,也不可能改善(香)港(大)陸關係。

李怡:公投與7.1後的政治形勢


佔中自去年3月啟動以來,由於以泛民為骨幹的真普聯現內部分歧,使市民對佔中的熱情逐漸下降。到今年56日佔中舉行投票,由支持者選出三個供6.22公投的方案。結果選出方案都含公民提名。建制派的方案被認為不符合國際標準而沒有被列為選項,而沒有公民提名的溫和民主派方案也全部落選。於是,有溫和派泛民認為這是「篩選示範」,民主黨則認為人民力量和社民連沒有力推真普聯方案而另起爐灶,難再合作,聲稱要退出真普聯。不少評論認為,在真普聯再現分歧而包括溫和方案都被篩走的情況下,傾向建制派或溫和民主的市民都不會參加6.22公投,佔中三子更低要求地只希望有10萬人投票。

在這樣的悲觀氣氛下,公投數字居然達到79萬。毅行、《問誰未發聲》等動員當然有些效果,但最重要的動員力量則來自白皮書和香港一批政府官員、親共人士對這個違反常識的霸王論述的奴性盲目支持。公民提名並非激進,現有的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也是公民提名,之所以有民主派溫和方案推出,原因是溫和派希望妥協出一個可以被中共接受的方案。但熱面孔貼上冷屁股,中共的頑固惡劣反應把市民推向支持公民提名。提出溫和方案的民主派人士,從曾經說不一定參加6.22投,轉為呼籲市民公投。過去傾向溫和民主派的民陣,7.1遊行打出「捍衞港人自主、無懼中央威嚇、公民直接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的主題。過去一年積極推動溫和政改方案的民主派湯家驊,在79萬民意表達後,決定「無限期擱置推動溫和政改方案的工作」。民意已沸騰,力爭公提和佔中似是不歸路。

今後的政改形勢,野蠻政權和奴才政府的意向不必理會,因為肯定會用盡各種歪理和恐嚇手段壓制公民提名,講到底就是要有一個中共可以預見結果的「中國普選」。昨天在遊行未結束前,張曉明已表示遊行規模不會改變中央立場,而特府也趕緊聲明,直言「公民提名」難以落實。

政改形勢的變數在於手握立會六票的民主黨猶豫取向。有26名泛民議員參與的真普聯,今年18日公佈三軌選特首方案,召集人鄭宇碩表明,三軌方案「你拎走任何一個部份,都唔係我哋提出嘅方案」,因而所有傳媒都報道是三軌「缺一不可」,次日民主黨闡明立場,說三軌「非缺一不可」。當晚在電台節目中,當主持人問,假如方案只有提名委員會和政黨提名,而沒有公民提名時,民主黨是否投贊成票,單仲偕答「是」。由此自然讓人想到,三軌「非缺一不可」的缺一是可缺公民提名。

5
6日佔中投票,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另起爐灶,目的很清楚,就是把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剔走。待選出三方案後,人力即表示會動員支持者投票給真普聯方案。民主黨以社民連和人力沒有在56日力推真普聯方案為理由,在6.22後宣稱要退出真普聯。這種反應使人覺得奇怪,因為畢竟在公投時,那兩個政團還是支持真普聯方案的,而且真普聯方案也獲得最多票,而成為佔中的首選方案。除非民主黨指難以合作只是藉口,真正原因是不能接受沒有不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6.22公投後,不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已很難成為佔中爭取真普選的主旋律。中共在79萬人公投和7.1遊行的強大民意壓力下,可能的讓步是讓提名委員會提名一個不可能當選的「不同政見者」。這也是揹着「民主」之名但可以有機會透過提委會被提名參選的政黨覺得可作妥協之處。

79
萬人參與的公投中,逾九成人分別支持三個都有公民提名的政改方案;而有88%人支持立法會否決不符國際標準的政改方案。若根據這個公投結果,民主派在立會否決「中國普選」的方案應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有泛民政黨認為,不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也未必不符合國際標準,那麼這政黨就有可能投贊成票。

前天,由民主黨李華明、前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等組成「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發表民意調查,反映有54%人認為,即使不滿提名程序都應「食住先」,寧願原地踏步的只有35%。民意調查結果很可能反映部份民主人士的願望。因此,立會能不能以「公民提名」為軸心,實行「爭取不到,不如拉倒」的策略,仍是未知數。

但公投和遊行的規模,已反映香港市民的醒覺。香港從暮氣沉沉的民主低潮,而出現目前這種79萬人參與推動真民主的洶湧局面,不能不說這是由於年輕人沒有個人或政黨利益考慮的堅持推動。昨晚學民與學聯更利用這時機提前佔中。筆者昨天穿着學民的T恤遊行,上寫:FOR DEMOCRACY, WE CANT LOSE HOPE。是的,我們不能失去希望。而從這些年輕人身上,我們看到香港還是有希望的。

停機改大遊行頭條標題 明報工會強烈譴責呂家明



圖:明報兩版本比較圖,取自明報職工協會至員工信件附件。

《明報》出現疑似干預編輯部事件,《明報》老闆張曉卿親信、編務董事呂家明,被指於今天(7月2日)凌晨,在編輯部要員不知情下,擅自叫停趕印報紙中的印 刷機,改寫七一大遊行頭條標題,淡化遊行「爭普選」的主題。《主場新聞》獲得明報職工協會向員工發出的內部信件,強烈譴責呂家明擅自改版。

主場暫未能聯絡上明報總編輯張健波,他亦尚未回覆記者短訊查詢。
報館叫停印刷機,不但延遲出版時間,亦涉及重大成本,如非有重大錯誤需作改正、又或凌晨有重要突發新聞發生急需改動版面,報館通常會盡量避免叫停印刷機改版。

明報職工協會至員工信件全文:

7月2日的《明報》頭條出現兩個不同版本,明報職工協會得悉本報編務董事呂家明,於7月2日約凌晨3時半,在編輯部要員不知情下,擅自下令叫停正進行的付 印程序及作修改,把原有大題「爭普選 大遊行,人數10年新高」,改為副題,並刪去「爭普選」用字,改成「7.1大遊行,人數10年新高」,而原有副題「數百預演佔中,警展清場程序」,改為大 題「 數百預演佔中,警員抬人清場」。

本會對呂家明作出上述不尋常舉動,表示極度不滿及憤怒,並予以強烈譴責,因其舉動異於本報正常操作,令人憂慮無形之手已成為有形的干預,並開了危險先例。

呂家明平日不在編輯部執行職務,總編輯要為報章內容負法律責任,應為本報編務最終負責人,但本報總編輯、晚間當值的執行總編輯及助理執行總編輯,對叫停印刷及改版並不知情。

本會就此向總編輯張健波跟進,獲悉他一向授權晚間當值的執行總編輯及助理執行總編輯全權負責晚上編務,本報過往停印改版由二人作決定。呂家明在執行總編輯及助理執行總編輯不知情的情況下,下令停印及更改重要版面。

本報編輯部人員亦極為關注今次事件,質疑目前編輯部最終負責人誰屬,日後版面出問題由誰承擔責任。

同時,呂家明把原有大題「爭普選大遊行,人數10年高」所作修改及調動,矮化了遊行人數,今年7.1遊 行的人數是政治敏感議題,亦具有重要新聞價值,今日以遊行作頭版報道的報章中,《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及《星島日報》等主要報章均以遊行人數作為報道 焦點。雖然呂家明的修改報道了新進展,卻同時刪去「爭普選」用字,再加上不尋常操作,令人質疑此舉是以報道新消息的新聞專業理由,淡化政治敏感議題。

本會就此向張健波作出反映,他表示會向呂家明跟進停印改版及刪去「爭普選」用字的情況。

明報職工協會
2014年7月2日

林行止: 七一表忠精「狐」扯 不理公民呵順民

一、七月一日,香港回歸十七周年,慶祝節目很多,參與人數相對有限。沒興致慶祝而選擇遊行的市民,則擠滿維多利亞公園和走往中環的通衢大道,少說亦有好幾十萬!工聯會鄭耀棠說,有人這邊慶祝,有人那邊示威,那是香港多姿多采生活方式的呈現;他說,今年參加慶回歸的人特別多,因為不滿反對派又說佔中又衝擊立法會……「強」詞奪理,莫此為甚,尚幸香港有傳媒報道而港人眼睛還是雪亮的!遊行群眾揮汗如雨,又因下雨淋濕,看着彩傘陣緩慢向前蠕動,當中包含的堅持和忍耐,是愛護香港還是破壞了香港繁榮安定的形象?

支撐「和平佔中」的「全民投票」已於周日晚(六月二十九日)結束,結果顯示參與人數接近七十九萬,真普聯的《三軌方案》以四成強的得票勝出:接近九成(百分之八十八)投票者表示,政府日後擬就的普選方案,若然未能符合國際標準,立法會便當予以反對。

投票結果公布後,特區政府重申全民投票不具法律效力,政府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不過,強調考慮政改建議時必須「依法辦事」。

這次純粹民辦的電子投票加實體票站的表格投票,處理過程認真,參與人眾。雖然「和平佔中」這一民間自發群眾活動是在許多針對性組織的攻訐抹黑下進行,既沒有商界敢於公開支持,又遇到一些向稱獨立媒體的「另眼相看」,但仍然能夠創下如此規模的投票活動,意義重大,相關投票組織團隊處事之認真、坦誠、公道和公開,充分展示普選模式的簡明、誠實和公正;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說的沒錯,那是港人共同創造歷史!可惜的是,並不是當前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敢於如此率直表態。由於科技發展的配合,利用電子投票形式蒐集民意,理應日趨流行,那會減少很多人為造作、擾亂視聽的人力物力虛耗。眾所周知,所有社會、政治及經濟政策,都是理性取捨後的成果,即政策的制訂,不能單憑人數多寡來定奪,但把支持和反對雙方的意見數量化,終究是不可或缺的有力參考。

「全民投票」是香港公民意識和公民參與非常漂亮的一仗,相對於功能組別的變質,分組點票扭曲公正的所謂議事廳的表現,愈來愈多香港市民開始明白「三子」何以爭取普選要求「真」!


二、港府準備把粉嶺北打鼓嶺一帶約八百公頃農地劃為東北商住區,闢建新區的前期牽涉賠償安置的大小糾紛,時有所聞,在大家各為私利而忙碌的資本主義社會,實在不足為奇;可是,這一趟在公眾諮詢階段便有住民強烈抗議,而用作勘探規劃的三億元前期撥款,因泛民議員認為有必要押後慢議而不果,於是拖延(所謂「拉布」)表決,經過七輪審議,至上周五(六月二十七日)才胡混「表決」、粗暴「過關」;由於電視直播過程,當天在場外等候消息的群眾固然極度失望和氣憤,就是電視機前的家庭觀眾亦看到目瞪口呆,為主持會議者的條陳失據、程序失序、議員失(本)分而嘆為觀止,其不成體統,充分反映了香港議會機制之崩壞墮落,事態遠比東北發展成事與否來得嚴重。

吳亮星議員以他的「斤両」當上財委會主席,力有未逮的可憐狼狽、可笑和狼狽,因電視的直播而無所遁形,令香港議事廳成為大笑話。議員們坐着同樣的椅子,惟民建聯的譚耀宗有坐於「太師椅」的架勢,不言而令「遠」,不怒而威「近」,時有跟班般的「同袍」躬身趨前就教、交頭接耳與絕無「媚色」的眉來眼去,充滿詭異,遠離堂正。

議員或支持或反對,早有定數,條陳利害因而無關痛癢,建制派議員巴不得馬上表決了事,而泛民議員則藉吳主席的手忙腳亂「口窒窒」,露出比「只爭朝夕」更凌厲的拖延招式,在爭取十分鐘、三分鐘還是一分鐘的發言上,縱橫捭闔,主席情急發惡,着令獲「垂青」的議員離場,但瞬間便收回成命,其他泛民議員,或充當遭「欺凌」議員的護衞,或走上主席跟前理論,紛紛離座,令會不成會,但主席反而以為有機可乘、有隙可鑽,於議事堂亂成一團之際宣布進行表決,在多數泛民議員未及回座之前,已經「表決完畢」,「通過」撥款。寫時遲那時快,吳主席在「表決」後有點像「逃難」似的在護衞前呼後擁下急急「鼠竄」離場。

通過不同選舉方式依法產生的立法會,因為任人用事偏「黨」;加上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的扭曲,令政府可以操控建制派的票數,泛民議員只餘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戲份,大家計謀盡出,扭盡六壬,還是民意不彰,完全失去公正議事的功能,於是才出現了財委會那種騰笑八方、港人欲哭無淚的可悲場景!全體議員開會的立法會議,不像小規模的財委會那麼難看,其實並非本質有何不同,是主席曾鈺成腦中還有少許殘餘而他顯然頗為珍惜的公民社會意識,對不同立場的發言,未至於公然踐踏,經常費時失事的議事效果,與吳主席雞手鴨腳的「鈍」刀斬亂麻,雖無二致,可也不至於令群眾過於難「啃」!

誠實的投票與有操控勢力在後面弄虛作假的投票,形似而實不同。完全沒有客觀標準而被稱為「愛國愛港」的權貴中人,他們在立法會中充分把握了支持票,可是效
果如何?有目共睹。然而,中港意識形態落差太大,於是只許權奸扮愚忠,不容護港以忠誠。除了港共聽命於北京,港府官員亦帶頭看京官的眉頭眼額辦事,但是京派對香港情況只是瞎子摸象般的揣想,結果大部分決策均與香港民意相違。


三、香港文官系統出身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過去一直給人以做事認真、為人正直的印象;其在群眾心目中「好打得」的形象,本亦鮮明漂亮,是民望最高的問責官員。上周(六月二十六日)演藝學院舉行畢業典禮,剛巧署理行政長官的鄭女士是主禮人。可是在儀式中,有畢業生在台上向她擺出交叉手勢、不肯鞠躬,而台下觀眾則有人舉起「官逼民反」的標語。學生後來還齊聲高歌《誰還未發聲》,校長見情況難以收拾,匆匆宣布典禮結束,是一個難堪的場面;而難堪的不只是當事人與校方,亦包括了宣洩不滿的學生和關心港情的香港百姓。

港英治下的政府官僚,曾被英人推許為「世界最優秀的公務員隊伍」。科班出身的林鄭在曾蔭權當行政長官任內,脫離公務員生涯,自常任秘書長轉為發展局局長(二○○一 二年),在政治領導的領域馳騁,偶而會招來剛愎自用的批評,不過大體上政聲是一天比一天好。曾蔭權退休,梁振英上任,林鄭應邀出掌政務司,兩年下來,形象 一落千丈,以其施政有不少虎頭蛇尾或言而無信如新界僭建問題不了了之,而被她譽為最佳公職人員的張震遠被迫退出政壇、毫不光彩;演藝畢業禮上高舉「官逼民 反」標語的學生縱或不夠世故、不算懂事或過於衝動,可是年輕人從來是迎向未來最殷切、知覺最敏銳、表態亦是最天真直率的一群。其對林鄭不敬,不是「做秀」 而是心裏不服!

人們不服行政長官梁振英虛構香港所需,虛言市民所求,盡說些半真不假、不盡不實,騙不到自己亦騙不了港人卻有可能誤導北京的「大話」。人們不服林鄭,是因為她領導的政改三人組,還未實實在在地按港人意願起草香港方案,便搶先代中央在奠定合法與否上設限,先作「一錘定音」的試探和示範,特區政府與港共朋比「為港」,揣摩京意,着眼一國獨尊的格局,漠視兩制管治的精誠。所以,不管有沒有法律效力,七八十萬港人趕着投票,一起遊行!可惜文明表態對只要順民不要公民的北京,起不了什麼正面作用,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天在慶回歸活動已表明,港人遊行的自由在回歸以來有增無減,但是全民投票和遊行規模,改變不了中央在港貫徹普選的誠意與決心。

近年香港政壇出現不少類似的模棱兩可的說話,誰能猜得着話中話有多少鬆動空間?也許,連張氏亦說不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