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4年6月28日星期六

周日話題﹕《白皮書》是「五千年文化復興」芻議



文×洪清田

陳文敏說「《白皮書》是第一次正面衝擊香港法治」,言輕了。

《白皮書》是雲端天降「以法治國/施政」的「暫行」、「意見書」式聖旨,如天羅地網罩住、包裹香港的「法治」,不是「衝擊」而己(「衝擊」是把香港「法治」當「實體」,中國根本沒當(不懂當)一回事);不單罩住、包裹「法治」,而是整個香港,以至台灣,一如罩住、包裹中國大陸13億人,擴張下去可能罩住、包裹西方主導的世界,和「現代世界」比高下。

《白皮書》是「五千年文化復興」芻議初稿,把《基本法》換上幾千年流行的聖旨敕書的現代版,不是「奉天承運」頒詔指令,而是很有系統、很強邏輯的「超現實」(回到「前現代」)理念論述,天衣無縫、天經地義自我合理和自我道德正義,宇宙洪荒的真善美都涵攝其中。

有別於中國山寨版的「以法治國/施政」,香港(較)正版「法治」(rule of law),是以語言文字把現象變成人造的真實、條文和邏輯系統;條文由生活習慣和人民立法形成,自成完整「法治」理念體系和職業專業產業;「法治」體系有實體性,獨立自行運作,以最公正、均衡(justice, equilibrium)調節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虛(秩序與認同)實(權力與利益)關係,維持公信力(credibility)、秩序(order)和多數人自願接受的正常狀態(normalcy),人人各安本分。

這些「法治」的DNA體系,由原理到結構與運作規律,不單與中國法家式的「以法治國/施政」背道而馳。法治和政治及經濟,都是西方近百年輸入中國的理性(分析性)概念,在中國傳統中,講的是天道天理奉天承運「統治」,法治和政治及經濟都是等而下之的枝末瑣事,沒有它們本身的實體性。

「中國文明」「現代文明」對立

200年來經大清、民國到現在,由千年昏庸沉睡到極右極左,由「前現代」到「類現代」和「超現代」,整個「中國文明」仍和現代法治和政治及經濟概念,相距千百年。由香港開始,連線台灣和海外「炎黃後裔」,中國正力圖把「中國文明」和「現代文明」對立起來,爭朝夕,更爭春秋。《白皮書》以天朝天下為論述,號召香港(和台灣)歸隊,共創天朝天下,可能和現代人類社會反向走,現代化愈走愈遠。

要認識現代化,須從500年前開始;要認識中港差異,須從天地初開開始。

舊約聖經裏,上帝因嫉妒祂創造的子民不認上帝、信拜別的神,發怒,連降大雨,發洪淹沒世界,剩下挪亞方舟上的人和生畜動植物;之後,上帝可能有點悔意,和子民訂了一個不可取消的協議性誓約Covenant,一邊承諾永不再發怒發洪水,另一邊承諾永遠只認、信、拜上帝。

這種「掌權統治者與無權被統治者」之間的Covenant關係和精神,西方文化一直傳承,但具體形式千年來大變。中世紀時,基督教神權、政教合一秩序和教會神職內外系統性變質腐化;掌權統治者自我神聖,只容無權被統治者順從和信拜,今生人人按安排活着為來世做準備,喪失自由思想權利和能力;由經院內部引爆宗教革命和文藝復興,開始由農牧社會向工業社會的現代化轉型。

1911年之前,中國由天子到庶民百姓互相依附,沉迷於詩書禮樂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天人合一的天朝天下境界,單元一統、同心同德,官民不會分際、見外,訂什麼協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可能是第一次學西方較理性介定官民關係。《白皮書》像是Wrath of God,擺明要單方面取消《基本法》這Covenant。律師又一次上街遊行,黑衣靜默喚停。

1911年前幾千年,中國天子對天立誓,不會「與」臣民庶民這些私天子私產訂協議/誓約;1911年後學西方資本主義民主,但有名無實;1949年後(大陸)「超現實」,共產黨以不斷改變定義的「人民」之名專政,代民作主,實現烏托邦式的「人本人道人文」主義,號稱超越西方主流資本主義民主的「真民主」和「真自由」。《基本法》可能是中國(大陸)歷史上第一次,掌權專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訂,台灣民主化下新的官民關係相輝映,為中國千百年官民關係的轉型示範規格和指標、座標和路向。香港的精彩,不單是商貿政經法治管治行政廉政教育,而是文明轉型的規格和指標、座標和路向。

西方幾百年現代化中,知識和意識、權力和利益鬥爭換回人本人權人文新秩序和政經體制,法治(理念和體制)銜接宗教神學和俗世社會,以其獨立實體性運作,和其他政經體制一起維繫社會和國族。如今「掌權統治者與無權被統治者」之間的Covenant關係和傳統顛倒,原本無權被統治者也翻身做主人,掌權者降為「公僕」(不再稱「統治者」),Covenant精神依舊。民主制度中,權力來源於主人,主人授權予「公僕」,授權有期限,定期檢驗。

不知香港已不是華洋雜處舊社會

西方始創和主導現代化,軟軟硬硬傳遍全球,以商貿、工業化和金融衝擊各地農牧社會,東西方又戰又和,一起經歷由傳統到現代生死存亡的生活和生命轉型,個人和群體無一倖免;東西方結下血海恩恐情仇,中國幾乎亡國亡族亡文亡民。

現代化是人類千年來的最廣泛、最普遍、最根本、最徹底的文明蛻變,源於西方,東西方同樣新舊生命交替,同樣撕心瀝血,痛不欲生。東方現代化更多一重「外來強加」的恥辱和痛楚,新舊生命交替和內外生命交替縱橫交錯、游離不羈,反反覆覆。中日韓各有不同的「儒家文化圈現代化」之路。日本150年前開始,但迄今只現代化了一半;亞洲最完整現代化的可能是南韓(除了以色列)。

中國200年未完成轉型,是否開始、往下能否上正軌和路向也說不準。香港另一條路,香港政經管治行政法治廉政教育都居世界前列,剩下民主化未完成,算是「類現代化」。

30多年來,《中英聯合聲明》要消弭60多年港人幾番洪水的記憶和餘慄,以及中港千百年「深層次矛盾與問題」;《基本法》直接中港起草,還煞有介事上上落落諮詢。但無論中國(自認)多努力,處處都可見中國看低香港、錯看香港,不必要地自折騰、自討苦吃。

中國/中共百年來,向(極)左轉,從傳統皇朝加革命教條出發,按「解放內戰中對中國社會、上海洋場和國民黨官商學精英的方式」看香港,錯看歷史垃圾堆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香港,輕視、蔑視「香港(中國)問題」,不知香港已不是百多年前中國那種華洋雜處舊社會。中國只用經濟城市的「繁榮安定」遏抑和引誘港人,反而是香港人一反百年的實際,突然「虛」起來,講政治民主法治公義,跟西方現代化和現代性;100萬人、50萬、70萬人。

《白皮書》是無上無限權力者將歷史、《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自由閱讀和詮釋,在人兼神職的全知全能全權和「天理天條」靈光的映照下(像摩西十誡),按目前的組織和操作需要,一步步隨意加加減減、扭曲和轉移概念,擰扭乾坤,順理成章應用於當前眼下的現實需要,無不大義凜然義。60多年來的幾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無不如此。

那些由權力意志和主觀宏願主導的觀察方法和理解方法、系統性邏輯思維和決策模式,可以施之中國、香港和台灣,也必可以施之對外國際,都是自我合理和自我道德正義的天衣無縫、天經地義理念論述,宇宙洪荒的真善美都涵涉其中。

《白皮書》寄望復興天朝天下

《白皮書》是中國5000年不變的原始宗教式全知全權全能全德一統天下,200年幾經大反覆大變,30年來放棄「類宗教」的馬列毛,思想真空中回頭民族主義、文化主義和傳統主義,寄望於復興天朝天下,以我為主介定「新世界秩序」(不是「世界新秩序」)。

百多年前德國和日本追趕英法時,也是這種思路。據說戴卓爾夫人說中國沒能力、(therefore)無可能「主導世界、帶動世界、威脅世界」。她不明白,古文明中國沒能力也要試(百年來興亡繼絕懸一線,對西方對日本,中國如不這樣「唯心主觀唯意志大宏願」,救亡不會成功);大躍進和文革也是以「超主觀」和「超限戰」跟「客觀性及客觀規律」對着幹。

農牧傳統社會是感性holism思維和決策,「做」不是先考慮能不能,而是「要不要(應不應)」;現代工業社會「理性思維」(把問題holism multi-dimension分層縱橫分割,逐塊逐片對比更替交易取捨,再重新組合成新整體),做不做先計投入與回報和成功率,計得失;沒能力不做。這是四五百年前後農牧vs工商的人文轉型,但兩種文化形態及DNA並非截然分割,而是混合和均變或突變過渡,長期互滲。彭定康和中國鬥了幾年回去寫的《東與西》,觸及這些,努力要進入,但未大進入。德國和日本都因傳統社會holism和現代理性間的過渡而出事,禍延世界。戴卓爾夫人不知其然和所以然,intellectuality有限?或西方不可能了解東方/中國?

中國往何處去,世界往何處去?細讀《白皮書》的觀察方法和理解方法、系統性邏輯思維和決策模式,以及天衣無縫、天經地義的理念論述,或可見端倪。

安裕周記﹕禮崩樂壞




《逆權大狀》成為這個夏天政治意涵最濃烈的電影是因為我們在片子裏看到了自己——身處寒氣逼人的電影院,觀眾與銀幕上的演員處於感性上平行但知性上矛盾的狀態﹕我們期待宋宇碩律師(宋康昊飾)最終得直,但強烈感覺看完這百來分鐘電影後不會再是一室清涼;我們為宋宇碩所在的八十年代南韓揪心,同時為香港逐漸失去一國兩制焦慮;我們在電影院知道南韓必會政改成功從此遠離白色恐怖,因為我們明白這不是影像而是真實歷史,矛盾的痛苦是現實上我們成長的海港城巿正走向崩敗。

對於南韓,這裏曾經提過的是金芝河和他的《五賊詩》,這是朴正熙時代的實况寫照,他把議員、部長、軍頭等描述為竊國大盜,形象地把這些人的職務頭銜都加上狗爪部首。金芝河一度被判死刑,在包括大江健三郎等國際人士奔走下獲得特赦,之後坐牢八年。出來後他寫了長詩《民眾呼聲》,原詩在南韓禁行,多年後在日本刊物讀過這首詩的日文譯本,簡而言之,是呼喚學生文員警察工人小販掃街擦鞋的都起來推翻朴正熙。類似的鬥爭在南韓警察和特務打壓下茁壯成長,就像《逆權大狀》宋宇碩那樣不屈。

蔡子強說,看了《逆權大狀》後陳健民談到這部電影時哽咽。我上次見到陳已是二○○五年在北京大學,挽着手提行李趕來北大參加研討會(或合作研究計劃)。一個立場溫和的社會科學學者哽咽其來有自,宋宇碩和昔日南韓令人想起更多﹕對當下香港仍留着感情的,這兩天對我城忽然禮崩樂壞難免會悲從中來。

這幾個星期的政治語言和動作一波比一波兇猛,國務院新聞辦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是對港新政策力點。這本小書在香港政治史將會是大大的重要角色,香港從前途談判到回歸十七年今天的編年史,一九八○年香港前途問題浮現至一九九七年主權回歸是前十七年;一九九七年到二○一四年《白皮書》公布是後十七年,《白皮書》是後十七年的結束,也是中共對港政策轉變的新時代開始。新政策具體體現在《白皮書》對管治權、司法獨立等核心議題的重新演繹。

《白皮書》的中共治港態度

《白皮書》是中共對香港問題的定讞,如果有人期許中共會在《白皮書》的態度上往後退,老實說,在一段相當長時間之內都不大可能。以白皮書形式發表,可視為政策的宣示,歷史上與中共關係密切的白皮書是美國政府一九四九年八月由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撰的《中國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認為美國在中國四年內戰當中沒有責任,一切都是蔣介石的事。這與中共當年認為美國是「戰犯」蔣介石後台的認知迥異,毛澤東連寫五篇文章狠批《中國白皮書》,包括〈別了,司徒雷登〉,正式與美國割裂,直至六十年代末。這一背景,在側面說明一國兩制《白皮書》的政治力度,如果仍然認為中共會在短期內調整香港政策,從歷史觀照來說不切實際。

一國兩制《白皮書》不僅對前後兩個十七年、總共三十四年的香港問題提出新的演繹及取態,重要是意識形態走向更為強硬,這在近期建制派的語言行為可以猜忖。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是最明顯例子﹕立法會財委會開會,吳亮星處理手法可以用「慘不忍睹」四字形容,兩周前的會議吳已搞得一團糟,建制內部有人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包括曾經提出換下吳的葉劉淑儀。從避免吳亮星一再出糗,或是從促進會議進程及至備戰泛民拉布策略,換人是上上之策,可是這一想法最終沒有實現。

沒有換走吳亮星所代表的意義,從其後陸續發展可以看到,兩星期前的「決不換人」到上周五的「強硬到底」,駸駸然有着建制派多年來罕見的強硬身影。議會建制派有其所謂「大原則」,絕大部分用在意識形態爭逐的議題,包括泛民立法會議員動議六四辯論時全體建制派退席;財委會討論東北發展撥款,論票數建制一口吞下議案有餘,但最後以如斯難看的表决作結,總覺得吳亮星只是台前人物,後面是中共對港政策日趨強硬的突顯——寸步不讓、針鋒相對——沒有考慮觀瞻,不怕社會批評。這已然脫離人民內部矛盾的層次,視之為敵我矛盾的生死搏鬥。

中共不信邪的歷史因素

取態強硬的背景沒有人會知道,不過,睽諸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後的幾件大事,類似的左傾路線今次都隱然見在其中。中共馬上得天下,信奉槍桿子裏出政權,唯物主義者的本質促成「不信邪」的處事思量。所謂不信邪,便是做了才算的左傾盲動主義,艾奇遜的《中國白皮書》本來是美國政客推莊卸膊的下三濫之作,毛澤東卻認定美國佬要抵賴國共內戰這筆帳。建政僅一年,韓戰爆發,毛決心在舉國百廢待興之際出兵朝鮮半島,除了中共文宣所稱的國際主義,便是毛的不信邪﹕不信不能夠與世界最強的美軍一戰,毛甚至下令志願軍殲滅美軍海軍陸戰隊第一師。韓戰以中共不信邪開戰,以雙方戰和結束,《紐約時報》記者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鑽研多年後的結論是,儘管所有戰爭都是誤判下的產物,但韓戰是毛澤東個人的勝利,他決斷出兵,以戰和美國的赫赫戰功成為中共戰神,權力自始更加集中,成為獨一無二的領袖。

這次一國兩制《白皮書》令人感到有着不信邪的思考﹕不相信香港必須以港人所堅持的形式實踐民主,不相信一個生金蛋的城巿巿民會移民清光,這種想法在北京一躍而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更為明顯。六四事件之後,中共認定只要堅持改革開放,不愁會被西方抵制,因為西方仍然想做生意,亟欲進入十三億人巨大巿場。結果是美國第一個抵受不住商機誘惑,克林頓率先把人權與經濟脫鈎,由此不信邪之說在中共內部更有巿場。到了香港要與連奧巴馬也讓它三分的中共在民主進程爭逐,中共在前後兩個十七年儲下來的不信邪全面爆發。

左傾盲動主義冒起

盲動主義也有踢着鐵板的時候,五十年代末的大躍進,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都是稍有政績就一頭撞上南山。大躍進是韓戰結束國民經濟漸見起色的下集,文革是一九六五年國民經濟恢復期間毛澤東不信邪的產物。綜合韓戰、大躍進及文革三條軌迹,中共每多在風調雨順年代忽然左傾盲動,以毛的話形容,「翹了尾巴」之後就出事,也有人稱這是「中共過不了勝利關」。

因此,中資銀行管理階層出身的吳亮星這次忽然強硬起來,令人直覺這不大可能是一個人的人格思維遽變結果,在吳主持財委會會議愈來愈強硬卻愈來愈撞板的故作強勢背後,絕非一句「色厲內荏」便可結論。不妨仔細察看,溫和派的親中要角,不必點名,幾位年資頗長的近期都少了發聲,就算出來講話都是輕輕帶過。這些本地「老革命」出道之時,正值中共不信邪最盛的年代,包括一九六七年一役,之後元氣大傷,到回歸談判始能回到主流社會。這次左傾思潮捲土重來,鄧小平的務實主義在中共已成美國最大債主的光環下漸見黯淡,建制派核心成員的思量操作,相信是觀察香港政治氣候變化是否趨寒的溫度計。

香港社會的嶄新論述

《白皮書》對基本法的再詮繹,引伸出來是中共一條鞭式的意識形態體現,吳亮星的議會行為是其中之一的折射,可見的將來,類似的「強勢」將陸續有來。這是韓戰、大躍進、文革以降的又一次左傾盲動,香港社會不可能以經驗主義應對。近年社運發展,一種嶄新的香港論述取代六十年代的儒教文化,成為對抗左傾強硬治港路線的主要論述之一。類似的情狀在《逆權大狀》隱然可見,在美國白宮與南韓獨夫總統朋比為奸的日子,南韓社會是靠自己赤腳走出民主新天——一九八○年光州屠城,美國作為美韓聯軍最高統帥,批准全斗煥政府從三八線調動特戰部隊進入光州開殺戒,美國國務院發表「不能坐視南韓的無秩序及混亂」。細心的觀眾可以在《逆權大狀》的光與影之間閱讀出南韓人民的骨氣。

葉一知: 暴力?革命?和平抗爭?2014年港人的抉擇

2014年6月27日,距離七一還有四日,香港議會發生了一件非常「暴力」的事件——吳亮星強行通過東北前期撥款,做法之粗暴橫蠻,令全港人無比憤怒。

這篇文章要說的,是我積壓多時的看法,今天忍不住全說出來。香港再次走到一個極危險關頭,我嘗試冷靜,但不是要和平理性非暴力,而只想抛磚引玉,希望有志者一起審視當前香港,謀定後動,想出一條最合適的抗爭路線,將香港從深切治療部救活——只要有救活的希望,都不能放棄。

暴力與革命

近年,抗爭越來越激進,觀乎特區政府種種暴行,這種發展很正常。不過,有一批人總認為香港要走暴力路線,走上革命之路,並不時大談香港人「這樣也不革命是 港豬」云云。暴力,革命,說,很輕易,但香港有支持革命的形勢嗎?很多人連革命是什麼也不清楚。我們不妨重溫中西兩個重要的革命史,先理解革命是什麼一回 事,並從中借鏡,審視香港形勢。

法國大革命
       
波旁王朝由1589年到1792年,共歷203年,而關乎法國大革命這個問題,往往由太陽王路易十四說起。他在位72年(1643到1715年),之後繼 位的路易十五,當政59年(1715到1774),百多年間,法國由強盛走向民不聊生,專政下路易十五過着窮奢極侈的生活,並留下「我死後那管他洪水滔 天」的名句。

其後上場的,是大家熟悉的路易十六,當政18年(1774至1792年)。他是個希望有所作為的君主,知道先輩留下一個很大的爛攤子,民怨沸騰,願意改 革。但結果,民怨爆發,法國大革命發生了,他最後也被送上斷頭台。革命爆法的時機很合理,因為高壓統治下,即使民怨多深,也敵不過國家機器,但由高壓轉往 仁慈,反而招致積壓的民怨盡向他招呼,因為憤怒使人失去理性。

大革命後,法國經歷了恐怖時代,人人都隨時成為反革命份子而被送上斷頭台,最後拿破崙收拾殘局,之後經歷了多次帝制恢復和革命,直到1875年才正式建立第三共和國,秩序才叫穩定下來。距1789年大革命,已是86年後的事。

辛亥革命

第二個借鏡的革命事件,是香港人比較熟悉的辛亥革命。康雍乾盛世就如路易十四到路易十五時代,到乾隆時,看似盛世,實質已走向衰落,之後的「洪水滔天」他 看不見。如果粗疏地由鴉片戰爭劃為清朝衰落和民怨沸騰的起點,到1911年辛亥革命,共經歷了71年(中間的太平天國只是想造皇帝的流寇作亂,配不上革 命、起義)。後來的光緒就像中國版的路易十六,一心希望改革,但同樣軟弱而欠政治智慧。更重要的是,法國王朝當時沒有一個如慈禧的強勢政治人物在背後操縱 大局,但很不幸,中國有,於是把革命時機推遲數十年。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帝制,使他留下歷史污名,最後演變成軍閥割據,共產黨乘時堀起,更不幸是日本侵華,令共產黨有了喘息之機。假設,1949年共產黨 上場,是恢復了國家秩序,距離辛亥革命38年,如減去八年抗戰,中國用了30年才建立新秩序。但這只是假設,因為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沒有成功」,因為帝 制早已用另一種形式恢復,而且中國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再假設,中國大陸到1978年鄧小平復出推行改革開放為止,算是一個較多人認同的「新秩序」, 離1911年是67年。如果有些人認為要到八九年後,鄧小平1992年南巡才算秩序穩定,那麼相隔是81年。與法國經86年才建立穩定秩序,何其相似。 (讀者不用告訴我現在秩序還沒有建立,這個我知道,但相比起1992年前的動盪,之後廿年中國大陸確實相對穩定)

可以歸納一下這兩段革命歷史:

1. 革命是對一個現有秩序的徹底顛覆,要重新建立新秩序,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往往要經過很多年才能做到,正是「破壞容易,建設很難」。       
2. 革命的醞釀需要很長時間,一個社會要進入一段長時間的民不聊生,才有可能積累認同暴力的民怨,認同徹底推翻舊秩序,並願意付出重建新秩序的巨大成本中。       
3. 為什麼中共死也不肯放鬆任何政治改革或監控,因為略知法國大革命史,便知道民怨會一下子爆發,而熟悉政治歷史的中共不會不知。當然,越怕越高壓最終時機來臨時反彈會越大,但極權當政者都有「那管他往後洪水滔天」的意志。

革命的本質顯而易見,也正因為暴力和流血革命對社會的破壞太大,才有民主機制的出現,減少建立秩序時的利益爭奪和互相傾軋,以及避免出現難以平復的暴民情緒和其帶來的長遠破壞。

香港未有暴力抗爭的土壞

說完歷史,再以此與香港形勢比較,可以有幾點思考:

1. 既然累積認同暴力和革命的民怨需要很長時間,顯然香港還沒有到達這個臨界點。由1997年至今,不過17年,從港英政府繼承的「財產」,還沒有這麼快耗盡。這一點有機會另文分析。

2. 香港現行體制與法國大革命和辛亥革命時大大不同。當時是極權帝制,要等一個國王下台,只好等到他死去那天,但無論是香港還是今日的大陸,都有一套假民主的 換人機制,而每一次換人,都給某些人帶來希望——老懵董下台便期望煲呔曾,當煲呔曾變成貪曾,有些人又期望梁振英。大陸也一樣,江澤民退場,大家期待胡溫 新政,胡溫沒有什麼新政後,又期待習李新政。這反而是一種很維穩的偽民主制度,既擁有類似極權帝制的權力,卻比極權帝制更能維穩,因為換人就會抵消部分人 的怨氣,而不像帝制時代,民怨可以投向同一個皇帝達數十年,直至自己什麼都不剩,連命也可不要,便爆發革命。反觀香港,老董的下台正正見證了這個循環—— 他一下台,七一人數由數十萬減至數萬,大部分怨氣立即沖淡。這之所以在香港要累積認同極激進勢力(是極激進,不是今天那種程度的激進)是如此之難。

3. 香港仍然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城市,當很多人還在享受種種物質快樂時,認同暴力的民怨一定積不起來。
舉個例子,我發現近年很多中學生畢業,會去「畢業旅行」,地點是南韓、台灣等地。回想我那個年代,畢業能跟一大班朋友去大嶼山長洲已是無比幸福,一群中學 同學可以在會考後出埠旅行,在當時簡直匪夷所思。你無法否認,香港仍然是一個很富裕的城市,她比過去發生革命的地方,條件太不匹配。你會說,香港已失去很 多,沒錯,大家都感覺到,但一個在賭場輸了一半身家的華人(是華人,不包括外國人),明知對方出千,你叫他反枱,暴力抗爭,他一定不會,不敢,除非他輸到 命都可以不要時,才可能跟出千的賭場拚命。

再看物質以外的條件,香港沒什麼冤獄,長毛入獄,他自己都不覺是冤獄;627法律界黑衣行動,證明還有很多人有法治之心;香港的傳媒仍然擁有自由,只是大 部分老闆自己放棄這種自由;貧富懸殊嚴重,但還有Benson那類為無家者奉獻的人,而且每次能積聚大量捐贈的物資,足見香港的情況與革命時代的情境相差 太遠。(我並非指責這些行動有問題,反而覺得十分崇高,勿斷章取義)

4. 但即使真的像某些人主張暴力,是否鬥得過呢?現實是,有兒有女有工作的不敢衝,一把年紀的無力衝,剩下可以衝的是較年青的。所以,社會進步往往都靠年青人 的熱火。但你面對的,是共產黨,革命的對決講求實力,這樣的人數,不用鎮壓,很簡單也可解決掉。選擇暴力抗爭,在軍事化國家機器跟前,以武力勝出是沒有可 能,只能用鮮血博取普世同情再以更多鮮血換取結果。但香港到了能付出犧牲的成本嗎?如果沒有,暴力,即使是一少撮的暴力,就會惹來社會反彈,因為暴力破壞 舊秩序,便侵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這些人本來就不願在這時候付出這麼大代價,你怎贏得他們的同情呢?

暴力能有效感召嗎?

說了這麼多,其實只想說抗爭路線的選擇問題。究竟在這個時代,政治領袖應給予香港人什麼路線選擇,才能凝聚最大力量呢?用什麼方式感召香港人,是一個現階段值得深思的問題。

如果主張暴力,首先要問,究竟用暴力希望換取什麼成果?你想推翻特區政府,還是背後的共產黨?如果是後者,香港肯定沒有這個能力,如果是前者,那麼之後要 建立香港的新秩序,撇開中共的必然插手不計,要建立新秩序需要有人支持,那麼施用暴力後會否得到香港人支持呢?還是,那只是情緒發洩,沒有想過建立新秩序 的難題?

當香港還是個富裕城市,當電視機畫面播出示威者使用暴力時,就會有很多人認為不妥(而且我們的電視畫面選擇有限而多屬維穩),你叫他們港豬,也沒用,因為 畫面是直接接收的,但事件背後的脈胳和理據需要動用大腦想,可惜,就連622投票的方案,不少人也懶得用腦去分辨。但其實也是人之常情,因為香港的生活壓 力已迫得每個人不願用腦,他們不是完全不願關心政治,而是他們的老闆不願關心,所以給予大家很多工作,在工作上耗盡了精力後沒有多少人還樂意用腦。他們不 一定想當港豬,但在地產霸權主導的香港,生活壓力令人在工餘時活得像豬。再加上六七暴動的陰霾,對六四屠城的恐懼,施用暴力往往立時被定性為叛亂,這便很 難作出有效感召。

回看近日的東北發展,出來表態的人數少,但國民教育、港視事件、622普選投票等,出來表態的人很多,因為東北發展較難翻譯成為全港人的利益,出來的人便 少。沒錯,你會說香港人是自私的,但古往今來,有什麼社會,裏面大部分人是不自私的?想一想,改變人類自私的劣根基因容易,還是順應自私而產生的集體恐懼 容易?香港人不是不願反抗,但都希望這種反抗在一個較安全的情形下進行,他們很多活得很好,你卻叫他們當亡命之徒,這其實違反人性。

集會真的沒用?

經常有一種論調,說幾十萬人出來然後散,沒有用,對多年遊行完後第二日返工的情況嗤之以鼻(但他們嗤之以鼻時同樣在上班);有些人也批評香港人懦弱,不會 衝擊。我坦誠,我無法衝擊了,特別對於我這把年紀、大半年前還做了大手術的人來說,我做不到。年輕總叫人羡慕,因為年輕像有無限的歲月,無限的可能,如果 今日我還年輕,也會積極加入這批人的抗爭,但我已無法回頭,無力學習他們,這是我的限制,但我會選擇在另一個位置支持所有對不義宣戰的人。

我不會批評那些人是「去完就散」,也不會譴責不願犧牲所有的人,因為我想不通,歷史上有什麼革命份子,是不斷靠譴責人家不願犧牲而成功的。不斷罵這些其實支持抗爭但沒有出來的香港人是港豬,我倒想知道有什麼用?

相反,我覺得每年的種種遊行,在社會累積起長遠作用。可以想想,由2003年七一,到今日2014年,究竟走出來抗爭的後生仔女多了幾多?演藝學生向一個 高高在上的高官示威,在2003年以前可以想像嗎?如果沒有每年數以十萬人走出來的民意支持,任何形式的抗爭都不成氣候。
       
即使不少次香港人令人失望,我認為他們仍然是有希望的,因為我理解,這個城市完全欠缺文史哲的修養,在他們被管治的經驗裏,對政治和歷史有如此蒼白的認 知,最後能做到這樣,其實很了不起。沒錯,有人又會說「自high」,但你又能在短時間改變這種狀態嗎?你罵完他們後,便能更多人加入你的抗爭嗎?還是令 他們更洩氣,不願再抗爭呢?

現實來看,香港人較易受道德感召,每凡大是大非,當香港不能退時,總有一群人走出來。以香港的文明狀態,暴力不是一個好選擇,但文明的道德感召,同樣可以 產生巨大的力量。公民抗命,是革命前的一個選擇,佔中是一個開始。有人批評,為什麼佔中要強調和平,為什麼要搞這麼多事情,花這麼多時間,被人批評「講多 過做」,也要如此做,其實,那就是要凝聚民意的授權——經商討和投票凝聚的民意是堅實、強大、無可妥協的,過程中不犯規不偷步的結果,才會令政府難以耍 賴,或正確點說,耍賴得很核突,連盲毛都看出其耍賴。

你反問最終有沒有效果?我記得陶傑在節目說過,共產黨不是英國政府,學甘地走和平抗爭不會成功。或許是的,結果誰都無法預料,但我們又有多少選擇?和平抗 爭爭不過,難道暴力抗爭就可打贏解放軍?就連警察也鬥不過!那麼剩下的,難道就是什麼也不做,放棄嗎?如果是這樣,倒不如像林夕所言,要死,也死得有尊 嚴,死得令世人尊敬。

和平抗爭,在現階段,我相信是能凝聚最多人的路線,也給予抗爭者最大的道德力量。和平抗爭不一定是軟弱無效,例如不合作運動,這個世界有很多法例,犯了不用坐牢,但會為一個不義的政府帶來麻煩,而且更多人能夠加入。

2014年七一後
       
2003年,香港人仍然不明制度之惡,只要政府略加施捨,足能安撫民心,龐大民意沒有轉化成改變制度之力,虛耗了。2014年,很可能會是自2003年後 民怨最大的一年,十一年裏,我們看得到醒覺的人多了,如何將這些民意導向針對制度的長久抗爭呢?無論什麼路線,即使是革命,對制度的抗爭必然是長久的,大 家可以想清楚當前形勢,香港人因歷史和文化原因而形成的集體性格,怎樣的抗爭才能讓更多人參與、讓不同人輪流接力、使運動持續和施加強大壓力,是當務之 急,而非互相傾軋。從政,是要學懂忍辱,無論給人怎麼罵,都得忍,因為最大的侮辱不是來自這些網民,也不是來自同道異路者,更不是來自打手,而是來自當權 派的肆意妄為。誰對誰錯,很多時不能在今天能判決,讀史,會發現對錯往往是多年後才有較清晰的答案。

文章很長,我已盡力抽離分析,當中或有粗疏失誤,況小弟向來才疏學淺,莫怪。文章無意責備任何人或團體,但不用說,必定有人斷章取義,免不了捱罵,不過全都不相干,因為我不只說過一次:
       
反共和反梁的,都是我的朋友。

(原題為〈暴力,革命,和平抗爭,2014年港人的抉擇〉)

周回: 是夜,我懇求你睜開眼看看你身處的城市



截圖自《沒有張揚的命案 (Live 2012 返嚟就郁)》YouTube片段



是夜,我懇求你睜開眼看看你身處的城市。

很多人說,香港怨氣很重,人人老是說反對,香港越來越不安寧了,很多人在搞事。但你有沒有察覺香港已經變得不一樣了。

今天新界東北強行通過,使我想起一個久違了的詞語:核心價值。核心價值就好像人的靈魂一樣,沒有靈魂,人就落得行屍走肉,生猶如死。香港的核心價值是甚麼?我不知道。但法治精神,一直支撐香港的體制,社會,使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價值能繼續。議會制度不公義,但以往頂多是走走法律罅,議員講一套做一套。然而今天新界東北是以非法投票強行通過的。這不再是法治,是人治。一個無法的社會有多可怕?


你說衝擊是暴力,你有沒有了解過立法會制度是無形的暴力?在程序上,政府是100%為所欲為的。香港選舉制度有一物叫「功能組別」,簡單來說,他們由一小撮人選出,卻掌握著議會一半的投票權。而他們的選民,大部份都是有錢人。換言之,香港的政策會越發向大財團傾側,一般市民的利益則是次要。加上議會是以建制派議員佔多數,所以無論民意如何,政策如何不合理,只要政府想推行,就一定可以推行。今天政府以強權通過的議案未傷害到你的利益,不代表明天通過的仍會與你無關。

不久之前,我也反對暴力衝擊,但今天我看見一切的和平表達意見,都無法捍衛自已的家,我們又能怎樣?去年今天,我在Facebook說:「七一維園見!」但今天,我說不出口。就算七月一日,10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那又如何?今天,市民的意見於政府眼中已經沒有任何的價值,政府已經不再為服務市民而設。政府不是市民選出的代表,代表我們去執行大多數人的意願嗎?然而香港人連表達意見的權利都快沒有了。我們和平集會,換來的是警察的拘捕,政治檢控,要以市民的前途要脅市民,「要是你再表達意見,你就要坐牢」。香港人,已經漸漸連基本說話的人權都沒有了。從前我們可以透過示威去表達訴求,今天呢?香港已經變得不一樣了。

今天,「議會」彷彿失去其應有價值,議員連發言權都沒有了。立法會內是「議事廳」。顧名思義就是給議員去討論政策的優劣得失,權衡過後決定各樣政策。但今天,會議主席一次又一次希望縮短議員發言時間,旨在盡快通過極具爭議的政策。而值得一提的,是這位下令議員噤聲的主席,是零票當選的議員。

一個城市,是活的,有生命的,而不是只有經濟,有GDP。近年領匯或其他地產商趕絕小店。我們的城市變得越來越一式一樣,沒有個性。日後,我們每個人都只能在同一堆商店買衣服,因為自家設計的小時裝店已經沒有生存空間;我們每天只能吃同一口味的食物,因為各有風味的小店都不獲續約了。香港將不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個倒模工廠、一個監獄。

有怎樣的教育,就有怎樣的社會,因為社會由人組成,而人是由教育塑造的。但香港快要連教育也失守了。約兩年前,十二萬人聚集在政府總部,為著一個叫「國民教育」的議案流汗流淚。教育不是為了要教導下一代該有甚麼品格,如何當一個人;以各樣的知識使下一代能繼續貢獻社會,能有批判性思維和智慧的嗎?至少,這都是我這一代的教育帶給我的。然而,今天的香港教育竟計劃打「愛國」的旗號,卻黨國不分,要下一代愛一個不公義的殺人政權,甚麼批判性思維將不復見,我們的子女將變成一個又一個機械人。

今天晚上我流淚,並不再因為我想保護新界東北,而是因為香港法治,一國兩制,香港未來,已經垂危。今夜,我不為東北而哭,我為香港而哭。今夜,一名甚少關心時事的友人,上載了一張香港夜景的照片,並讚賞香港的夜色。但你曾否認真察看你的城市的改變呢?我極不希望香港只空有外殼的美,而內裡的人都愁容滿面,城市的燈光都是冰冷的。

或許你認為,中港融合與你無關,甚至沒甚麼不好。請你回想那教你毛骨悚然的新聞——小孩遭拐帶,切肢行乞、李旺陽被自殺、探病也要走後門行賄、黑心食品殺人……這一切一切,都源於教育落後,民智未開,以及法治的缺席使罪犯未能受到制裁。正因如此,我害怕香港再沒有一國兩制。

或許我們可以就此作罷,享受安穩的生活,但我不願看到自已的城市死亡。

昂山素姬說:「即使你不愛政治,政治也會來到你面前。」今天政府可以強拆新界東北,明天也可以強拆青衣、北角、將軍澳,強拆你的家。香港已經變得不一樣了,你能看見嗎?









//法官 黨委 親友 老細 街坊 神父回家去
TV
中精彩的廣播已帶走眼淚
繼續繁榮 又碰杯

赤子心 跟他安葬
是與非 跟他安葬
淚已乾 週遭一切 又如常//


李怡:新界東北關係一國兩制生死存亡

時間進入7.1前的倒數,香港爆發中港矛盾的議題可說是一籮筐:普選、白皮書、公投、司法獨立、新界東北等等。前天北京召開白皮書座談會,一批所謂學者居然表示,凡是《基本法》沒有規定的地方,就適用於憲法規定。那麼《基本法》有規定的,比如22條,比如改變選舉方式,是否就照《基本法》呢?又不是了。在政治凌駕法律的國家,所有這些爭論其實都無意義。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中國邏輯奉行的是強權就是真理,爭論無關輸贏,只是對市民認清是非仍有幫助。

各項議題中,7.1最應該突出哪一項?筆者認為,當務之急並且也最實在的,是新界東北發展的爭議。昨天,民主派議員大都力阻新界東北的早期撥款,對於衝擊立法會,也有議員指出這是制度暴力引來的抗爭暴力。但社會多數輿論,還未能將東北發展議題,聚焦中港融合的問題上,而這才是香港會不會淪為一個中國城市而不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人城市的關鍵。

梁振英和其他政府高官現在都說,發展東北是為了解決港人住屋需要,因為香港缺乏土地。這說法建立在市民健忘的基礎上。

回顧東北發展規劃的歷史,首先在20071122日,中國新聞社公開報道了以合併深圳和香港為大綱的「深圳市綜合規劃20072020」,按此規劃,深圳和香港將於2020年合併為一個城市。並表示這規劃已得到建設部批准。港府於2008年,就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向大陸官員諮詢,並總結出:「服務範圍包括深圳以至整個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方向。2010年梁振英接受《南方都市報》訪問,提出開發禁區的構想:未來可以容許深圳居民,甚至是所有大陸居民,免簽證進入新界北三個城市,將邊境模糊化。20126月梁振英上任前接受媒體訪問,說要在深圳河以南28平方公里的新界土地成立「特區中的特區」,地盡其用發展經濟,內地人可免簽證進入,並可使用香港的各種服務。20128月官方新華網發表題為〈從受惠到互惠──深港一體化的國際大都會夢想〉一文,其中說:一個「被命名為『香圳』的國際大都會,正在深港雙城的互動、競爭、融和中冉冉升起。」「兩地人員自由來往、自由就業、貨幣自由兌換……深圳和香港,要完全變成一個城市的概念。」並引述深圳官員說,深港一體化、甚至粵港一體化,已由《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等「路線圖」引導「走向成熟」。

2007年中共就開始規劃,梁振英配合大力推動,有些得風氣之先的人士,就在新界北囤起地來等着待價而沽了。其中有地產商,有政界人士的親屬朋友,也包括發展局局長囤地波。

然後,由於近年民意對中港融合的強烈反彈,於是東北發展忽又被政府說成是一個解決香港住屋問題的項目了。但香港缺土地嗎?發展局前局長麥齊光在上任不久,曾向立法會披露政府的住宅土地儲備共有2,153公頃,此外還有777公頃空置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當中不少可以轉為興建住宅。香港不缺土地,即使要發展,也不必在全為方便大陸人的新界北發展。一定要選新界北,很難說跟之前中共的深港一體化規劃無關。

林鄭月娥最近就反東北發展的抗爭說,不少示威團體及人士,本身並不受東北發展影響,何以要走到前線去進行抗爭?

她是真的如此無知嗎?在當年反高鐵後,反對中港融合的議題已被社運界關注。中共及梁振英的深港一體化大計,導致關注團體開展對東北土地的調查研究,並在一些網上媒體發表。他們關注的重點不是賠償,甚至主要也不是保護家園,而是要保護整個香港避免核心價值及生活模式的淪陷。

青年網絡作者盧斯達前天為文說,新界東北的命運,是一國兩制生死存亡的關鍵。

因為將香港融入深圳、珠三角,拆除關卡、免簽證人口流動、大陸人來香港工作,洗刷香港風俗,並且憑雙城的灰色地帶大量種票。則香港只有一國再無兩制,本土香港人不再存在,也沒有一個能與中國區別的身份了。因此他說,7.1並不是戰場,真正的戰場在財委會。

戰場在財委會,沒錯,但7.1仍是戰場。我們希望7.1標舉的議題,也應該聚焦在反對新界東北的發展上。是不是「自己香港自己救」?是不是本土優先?考驗所有的民主派,也考驗所有參加遊行的市民。

信報社評: 無章無法闖關慘勝 東北發展後患無窮

在財委會主席吳亮星不顧確當程序(due process)把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撥款案付諸表決及通過後,特區政府及建制派表面似乎勝了一仗,能正式啟動拖延了不少時間的計劃,問題是今次在議會眾目睽睽下的做法相當粗暴,既損害程序公義,又破壞立法會各黨派及議員的關係,更可能把行政立法關係推向全面破裂。至於官民間的不信任及對抗情緒,亦肯定進一步加強。借用一句old fashion的說法,特區政府可能是贏了一仗,輸了全盤戰爭(won the battle but lost the war)

東北發展計劃的爭議可說是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的典型例子,近大半年來掀起的爭議逐步擴大,從原先集中討論計劃的規模、成本效益、拆遷影響、是否存在利益輸送,演變成對政府管治的不信任以至否定。近幾個星期,雖有激進的議員千方百計竭力不斷阻撓撥款表決,但因為財委會主席吳亮星主持會議連番失當,程序屢受質疑,更令事件惡化,並且激起史無前例的暴力衝擊立法會行動,迫得立法會要大肆加強保安安排,如臨大敵。可以說,東北發展之火不但從地區燒到特區政府,更從政府總部燒到立法會,目前完全看不到有任何受控迹象。

要令爭議降溫,防止矛盾激化,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本是個契機,一方面可以有公開及充分的辯論,反對計劃的團體至少可以宣洩不滿消消氣。另一方面,透過體制及確當程序解決爭端,即使不同意計劃的團體及議員也難以再大動作反對。當年高鐵在強大反對聲、包圍聲中通過,避免日後無盡爭議,靠的也是公公道道走完財委會這一關。現在政府及建制派罔顧審議的應有規範,以手上的多數票強行通過撥款,這不僅平息不了爭議,反而催旺矛盾之火,令反對人士更堅決和團結對抗到底。

而且,由於建制派倚賴議會內的多數票強行闖關,不管議會規範與程序,原本與泛民所剩無幾的合作關係將消失殆盡。向來愛用衝擊、拉布手段爭取政治籌碼及曝光的議員,肯定更理直氣壯放肆地拉布,即使較溫和的政團及議員,相信也會重新衡量自己的企位。接下來從預算案撥款到法例到議案,只怕無役不拉布,後腿繫鉛的立法會,效率勢將大大降低。

最堪憂是,今次吳亮星示範霸王硬上弓強推撥款,可能賠上整個行政立法關係。對很多立法會議員特別是較溫和的泛民議員而言,既然政府置立法會的顏面與程序於不顧,往後他們自然也不用再客氣了,阻礙、打擊,抵制、否決政府政策,為難責罵官員的情況勢陸續上演,進入全面開戰狀態。

而從整體政治形勢及社會氣氛而言,昨天議會內的混亂場面衍生極大負面作用。當前佔中全民公投人氣鼎盛,民意高漲,對政府的不滿升溫,特區政府及建制派在東北計劃當中,與反對一方的結愈纏愈緊,不但短期難以化解,更可能驅動更多人支持佔中及七一上街遊行,政府無端端為熾熱的抗爭情緒添火加油,局面隨時一發不可收拾。

政治講求weighand consider(衡量折衷),手握大權的政府特別該審時度勢,進退有度。今趟為了三億元撥款,為了保住所謂的管治威信,特區政府及建制派沒有選擇紓緩一觸即發的政治危機,決定硬闖,卻所託非人,把議會、社會推向全面對抗攤牌,引發的政治危機及社會代價,只怕會遠超乎管治者的想像。

2014年6月25日星期三

古德明: 希臘神話觀止


中共總理李克強最近挾四百億美元,赴英國、希臘買人心,把中國貧黎膏血,化作英、希經濟的及時雨,獲兩國元首倒屣相迎,不免滿面得色,還在希臘《每日報》發表文字說:「我自小愛讀希臘神話,其中情節,不少至今未忘。」這段新聞真堪一記。

《左傳》卷九載: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國公子季札來訪。魯國是周公之後,奏周樂以迎。季札聞曲知意,一一稱美,評論切中,最後聽到堯舜禪讓時代的《韶箾》,由衷贊歎說:「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覆蓋)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季札對周樂的鑑識,從此成為美談。

現在,李克強訪希臘,所賞所識的,卻無非希臘神話。希臘神話固然怪巧瑰奇,但希臘最能引以為榮的,應是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奉行的民主政治。今天英文democracy(民主)一字,就是希臘文demos(人民)、kratia(統治)二字合成的。當時,雅典人民為防政治獨裁,還有公民投票制度,只要投票者多數認為某政壇人物或會不利民主,就可把他放逐十年。大政治家亞里斯泰迪斯(Aristides)也曾遭放逐,並無怨言。這種「貝殼流放法」ostracism),是古雅典民主政治一大特色。雅典在這民主制度之下,盛極一時,青史班班可考,李克強卻視而不見,顧左右而說希臘神話,歎為觀止。

中共不但諱言民主,更視同洪水猛獸。他們看見香港民間舉辦公投反對假普選,就攘臂嗔目,斥為「非法」,聲色俱厲說:「即使全港過半市民投票,投票結果都不會獲得承認。」

同時,他們力言人權應按「國情」而異。李克強在英國即重彈此調:「不同國家,歷史文化背景不同,對人權認識也不同。」但是,論殺人武器研製,中共卻銳意以西方為法,剽竊不擇手段;論語言文字,中共現代漢語遣詞造句,一律以英文為準,唯恐中國傳統文化不滅;即使是最近那份「全面治港」文件,中共都要仿效西方,以所謂「白皮書」(white paper)形式發表。他們的衣食娛樂,於西方更是亦步亦趨。偏偏民權、民主,在他們口中,卻永遠都有「國情不同」這回事。

孟子說,天下人心不可能有別:「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民權民主就是義,天下為公就是理。這義理天下同然,只是殺民以逞的統治者不會承認,正如他們不會承認公投結果一樣。

季札觀周樂,李克強觀希臘文化,表現的是兩種為政之道。中國和中共之國的分別,於此也可見一斑。

丁望: 按照憲法判案 香港法治消亡

讀《莊子》,很喜歡這一句:「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把它移置於當代的社會現實解讀,它給後人的啟示是:貌似公平的東西冒充公平,所謂的公平並不公平。

官方關於特首2017年選舉的安排,把一人一票的貌似公平選舉稱為普選,但候選人的篩選權在一千多個提名委員手中,這樣的所謂普選實非普選。面對起步點的不公平,學界提出「真普選」的訴求,還有超過70萬市民參加「622全民投票」;法律界則將有「627沉默遊行」,主題是維護司法獨立。

民間虛擬的投票活動,正是「不平則鳴」的和平抗爭。投票者未必贊同「佔領中環」的口號,但對「一國兩制」有危機感,想盡維護司法獨立、港人自由權之責,卻是許多投票者的認知。從電視台在「實體投票」現場的訪談,可了解到這種意向。

陳文敏駁斥  詩姐說莫驚


投票者出奇地多,在大家的預料之外。「不平則鳴」者眾,關乎近期北京對港人的「紅色輿論攻勢」。「
610白皮書」、「人民日報619評論員文章」(題為《準確把握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下稱「619評論」),極毛派報紙的批港和一批京官(紅色幹部)的談話,令許多港人有「一國兩制」加快向一國一制轉軌的焦慮,擔心自由、法治受到傷害,因而挺身而出表達意見。

619評論」對香港法治的干擾,最引起知識界、法律界的關注。它抨擊香港法院「鮮能看到憲法的影子」,並扯上「港獨」;又提出這樣的「政治要求」:「在香港樹立維護憲法、遵守憲法的觀念」。這是干預司法獨立的危險訊號。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公開表示:「文章充滿謬誤,邏輯上說不通……,連起步點都錯」;連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原人大代表梁愛詩律師也說,不可「用一兩句話,去叫香港法官點(怎樣)判案」,她勸港人「咪咁驚青」(毋須太驚慌);律政司則稱,「香港的法院必須依據《基本法》、普通法及成文法處理香港的案件」。

上述回應者未解釋謬誤在何處。本文且先歸納「619評論」的要點,再析其觀點無法接受之處。

619評論」的要點,第一,是有港人稱《基本法》為「小憲法」,在法庭上「大量地把《基本法》稱為憲法」,它指摘:「反映了對我國憲法效力的排斥,……把香港視為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心態」,並稱「要糾正這種傾向」。

第二,是法庭解釋《基本法》,可參照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判例,「鮮能看到我國憲法的影子」,「不可避免地與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愈行愈遠」。

第三,是「有人想把香港往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的路上引」,因此必須「講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在香港樹立維護憲法、遵守憲法的觀念」。
它說的憲法,是中共中央主導制訂、人大通過的八二憲法。


是政治特區  不同民族區

對於了解《基本法》和香港法治者而言,上述的觀點無法接受。首先,把《基本法》稱為「小憲法」,是香港流行的中性術語,並無政治傾向性,無關「港獨」。《基本法》是依據八二憲法第31條由人大制訂,在「一國屋簷」下具有憲政性地位,稱它為「小憲法」沒有什麼不妥。

指摘「小憲法」的理由,是香港為地方行政區域。在較早前,北京有人也說不能稱《基本法》為「小憲法」,民族自治法就不稱「小憲法」。

在「一國屋簷」下,香港特區不同於經濟特區,也有別於五個所謂少數民族自治區。香港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特區,制度和政策是依據《基本法》(11條,《基本法》條款.下同)。

少數民族地區不實行「一國兩制」,其實施的自治法(1984通過,2001修正),不同於香港的《基本法》,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憲制特點,例如「民族自治」是中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序言);再如「保證憲法和法律在本地的遵守和執行」(6條)。不能因為香港同是地方行政區域,稱基本法為「小憲法」就是「港獨心態」。


有八二憲法  未在港實施


619評論」引起爭議的第二點,是香港法庭「鮮能看到憲法的影子」。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法庭不可能按照八二憲法解釋法律或判案。這是依據《基本法》保持司法獨立的常態,絕非「與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愈行愈遠」。

所謂立法原意,關乎兩個方面。一是《基本法》對香港司法體制的規範,二是整部八二憲法是否在港實施。

《基本法》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等和習慣法,予以保留(8條);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除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外,對所有案件均有審判權(19條);原有的司法體制,予以保留(81條);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84條);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85條)。

香港法院處理案件,並無必須依據八二憲法的規定;法院參考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是符合《基本法》,而非「與《基本法》立法原意愈行愈遠」。

「立法原意」是否要在港實施八二憲法?答案在《基本法》附件三。
1997年以來的17年,八二憲法並未在香港實施,是無法迴避和扭曲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