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新聞﹕梁天琦票從何來？

文﹕陳電鋸__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梁天琦在新界東補選得票達六萬六千多，對政壇的影響可謂立竿見影。傳統泛民陣營甚至本土陣營自己都即時宣布轉換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策略；建制派及其宣傳機器卻試圖淡化，不停將焦點拉回勝出者身上，並將梁天琦得票較傳統泛民及建制為低，詮釋為「市民選擇理性的批判」云云。

與其沉迷於無謂的自我安慰，不如正視現實，就是梁天琦的激進本土路線是獲一定數量市民支持。今年九月立法會選 舉會按比例代表制分配議席，就算激進本土派得票如何比傳統泛民及建制為低、市民如何選擇「理性的批判」，他們都有機會晉身議會。在兩周前仍被部分傳媒稱為 「暴徒」的候選人梁天琦，到底他的票從何而來？補選數據對未來的選舉又有何啟示？本研究試圖從梁天琦得票數據中找出端倪，給出最客觀的結論。

地理分析

首 先可以從梁天琦各選區得票率地圖找出特點。地圖上藍色深淺度代表梁天琦的得票率，愈深色代表該選區得票率愈高（見圖A）。從圖中所見，梁在北區市中心和大 埔市中心得票率較高。至於沙田區，大圍及馬鞍山區對梁的支持，相對較城門河流域的沙田市中心為高。但總的來說梁在沙田的成績不算很好，亦是唯一一區並無選 區能突破五分一選票。在西貢區，梁只在將軍澳區尚德邨附近選區成績較佳，其他選區的支持度偏低。

至於為何梁天琦在西貢和沙田的得票不高，從政治上是可以推論，例如沙田第一城及西貢環保區是建制派老巢，打不入也是正常。除了以上政治推論之外，我認為是可以用以下角度去分析。

人口特徵分析

使 用上次已經介紹過的機器學習方式（見本刊 2月14日同系列文章），可以根據選區2011 年人口普查人口特徵（包括收入、長者人口、專上教育人口和操普通話及中國方言人口）自動為梁天琦在不同選區的支持度分組，畫成決策樹（圖B）。從決策樹可 見，梁天琦的支持度只取決於專上教育人口、收入及長者人口。電腦分析指出專上教育人口高、收入高及長者人口高選區可影響梁天琦的得票。在專上教育人口低於 三成及月入三萬人口低於3%的選區，梁天琦的支持度最高。

梁天琦得票率最高五名選區，分別是尚德、華明、富亨、太和和寶雅，除寶雅為居屋屋苑，其他都是公共屋邨。而梁天琦得票率倒數五名選區，分別是駿馬、環保、火炭、白沙灣和西貢北，都是較為富庶的區域。

票源重疊分析

這 一點坊間已有不少討論，就連梁國雄議員自己都說了，梁天琦搶佔了「激進泛民」的票源。我想用純數據的方式證明這一點，於是利用2012年立法會選舉各名單 在各選區的得票率與梁天琦的得票數據計算Kendall順位相關系數（Kendall tau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找出誰人的票源與梁天琦最相近及最不相近。圖C中的分散圖我將X軸和Y軸轉成對數尺度（Log Scale），可更易見到關係。

圖中上列為最相近頭五位，下列是最不相近頭五位。坊間的分析大抵正確，就是梁天琦可以在所謂「激進泛民」梁 國雄、陳志全和范國威支持度較高的區域同樣獲得好成績。而有趣的是，工聯會葉偉明和民建聯陳克勤的得票率都跟梁天琦也呈正向相關。這並不代表工聯會或民建 聯「過票」給梁天琦，原因是「相關不蘊涵因果」原則。更有可能的解釋是工聯會及民建聯部分議員主打某一人口社群，而此社群又剛好與梁天琦重疊而已。

至於呈負相關的，也是可以預期的傳統泛民及主打中產的建制派。

結論

從 以上三套分析，可以大概理解梁天琦的六萬六選票何來。三套分析中我覺得最能左右選情的是人口特徵，從分析所見似乎富裕階級難以接納梁天琦的激進本土路線。 與傳統泛民不同，本土派不喜歡講「入屋論」，他們認為只需掌握關鍵少數的支持自己就足夠，無需要面面俱圓，也不需要感召最多的群眾支持自己。最少今次的選 舉反映，梁天琦可以獲低下被壓迫階層的關鍵社群支持。而這批受壓一群，亦是現存的「激進泛民」及部分建制派的支持者，九月票源重疊之下可能引發的後果實在 難以預料。

圖﹕Map tiles by Stamen Design, under CC BY 3.0. Data by OpenStreetMap, under ODbL.

 

周日話題﹕香港，回到18世紀的英國

文﹕葉蔭聰

該如何評價取得 6萬多票的梁天琦？單評價他的政治立場，很容易，他及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大致類同西方的右翼民族主義者（當然是「香港民族」）；要挑他論述的毛病也不 難，蕭若元最近在《最新蕭析》中批評梁的本土定義前後矛盾、觀念不清，雖難免予人有黨爭之感，但批評得相當中肯。然而，政治與愛情相似，不太講邏輯與實 證，最重感覺。而且，這些判定容易，卻可能忽略了其更深的政治歷史含意。

雖然本民前去年剛成立時，已有反水貨踢行李箱的行動，但健忘的香港人注意本民前，大概是始於年初二的旺角騷 亂。騷亂以及之後的「寧為玉碎」的修辭，梁天琦的「忠誠、團結、犧牲」豪語，有人說有法西斯味道，頗具爭議，但說他喚起共同體最後一戰的悲壯感，大概沒有 錯。這種集體感覺也發酵出「暴力革命／非暴力改良」的二分，充滿「暴力革命」的想像。愈來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接受、支持，甚至參與這種想像與行動。相 反，由泛民政黨及社運團體領導的非暴力改良，漸漸失去市場。有些論者更乾脆直接採用清末的革命派與維新派來理解當前香港。

旺角騷亂偶發 非黃花崗起義

不 管香港如何本土化，政治論述似乎還是離不開大中華的現代歷史經驗感覺，此為一例。把旺角騷亂類比成清末的革命派起義，其實有點牽強。孫文一黨在清末無法如 梁天琦般參政，况且，年初二騷亂與本民前的關係仍然撲朔迷離，我們只知道，前者不是黃花崗起義，後者亦非同盟會。同時，究竟誰或是否有組織預先策劃，難有 明確答案，觀乎騷亂參與者的行為，大概是偶發的。因此，即使認定泛民為康梁一類，「革命」帽子也不可以隨便扣在梁的頭上。

按現時資料看，旺 角騷亂比較像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的「九龍騷動」（官方命名），與1920年代末由中共領導人發動的城市暴動、1956的雙十暴動、六七暴動等，都相差 十萬八千里。突發騷亂在現代政治中，雖時有發生，但畢竟不是常規政治抗爭。既然是突發，訴求不清，策略及手段不統一，單純判斷一場騷亂為左或右，革命或改 良，意義不大。

突發騷亂在前現代的政治中，出現次數頻繁，也是民眾參與政治的主要方式。例如明清時期日漸增多的民變，另一個例子是歐洲在 18世紀的農村騷亂，尤以食物騷亂（food riot）為重要類型。這些騷亂只有臨時的領頭人，沒有持久組織，只有零星小組織參與或點火。事件背後雖有一定政治經濟原因，但大致屬偶發的事件。旺角騷 亂由小販擺賣而起，很有18世紀英法城市騷亂的特質，例如，突然冒起頭來的領導者，如黃台仰及梁天琦，以至一群本土派領袖，乘風而參選。事實上，騷亂當晚 在與警察對峙之間，本民前甚至突兀地宣布梁天琦要為選舉而遊行。1966年的杜葉錫恩絕對沒有膽子及條件去乘騷亂的風潮。

想起18世紀英國維爾克斯運動

 

藝術家筆下的18世紀英國「激進派」人物維爾克斯（John Wilkes）。（網上圖片）

這 一切令我無法不想起18世紀的維爾克斯（John Wilkes）及其追隨者（Wilkites）。話說當年英國王室還不是虛君，國會也遠不是普選，英王喬治三世獨攬大權之餘，還滲透到國會，保皇派主導， 打壓異見。維爾克斯推動改革當時腐敗不堪的英國國會，爭取言論出版自由。他屢次參選，又多次被英王把持的國會褫奪資格，英王甚至用誹謗罪要把他關進牢房。 大量倫敦的低下層自命維爾克斯的追隨者，參與一連串騷亂，當時雖已有請願派傳單，喊出「沒有自由，沒有國王」及「維爾克斯與自由」等口號，但間中亦串插與 保皇派群眾毆鬥，襲擊有財有勢者的府邸等騷亂行為。1768年，在聖佐治廣場（附近是關押維爾克斯的監獄），騷亂群眾遭軍隊開槍鎮壓，史稱「聖佐治大屠 殺」（Massacre of St George's Fields）。

用今天標準看維爾克斯，他既有激進派特質，也有點投機，他離經叛 道個性，口才出眾，成了他的生存之道。1774年他當選倫敦市長，是維爾克斯運動的頂峰。但是，入了體制的他，愈來愈無法駕馭那些追隨者，特別是參與騷亂 的平民。與18世紀大部分騷亂一樣，參與者的社會成分複雜，以工人及小商人居多；政治派別多樣，有主張限制王權的輝格黨人（Whigs），也有他們的死對 頭保守派托利黨人（Tories），更有大量非國教派教徒。這些人當中有激進，有保守，也有反愛爾蘭人的種族主義者。難怪維氏甚至跟英王說，他自己不是維 爾克斯主義者，而他則因為支持鎮壓反天主教的哥頓騷亂（Gordon riots）而被群眾捨棄。觀乎維氏的遭遇，梁天琦的政治路途並不如他的口號那樣簡單。

不少歷史學家認為，英法18世紀城市騷亂是一個過渡 階段。城市平民蹣跚學步，學習抗爭，當時還沒有現代政黨、沒有像樣的社運組織（有些簡單的小社團），群眾的政治界線不清，連有點紀律的遊行也不懂。著名的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湯普森（E. P. Thompson）認為，接下來世紀之交，以至19世紀爭取工人權益及普選權的憲章運動，就是這個難以定性的「暴民」（mob）傳統的後續，非國教派的激 進工人領袖把它重新挪用及組織起來，成為左翼政治的源頭。

公民政治學步 左翼政治源頭

如果我們把這段歷史生硬地普遍化成社會進化，旺角騷亂可以說是一種「反祖」現象，回到1966年九龍的彌敦道現場，甚至有點像18世紀英國騷亂與改革共生的街頭。

香 港自1990年代以來，由半調子形式民主、政黨政治及社會運動所構成的公民政治文化（或借用羅永生的「虛擬自由主義」來理解更好），好像有點無以為繼，面 對北京專權在香港擴張，容易令不少本來便沒有多大公民社會認同與想像的人感到幻滅。近年網上流行歸咎泛民主派的無能，本土派更進一步製造「左膠」及「港 豬」罪人。不過，宏觀一點看，這也是普遍的民主危機及民粹主義冒起的症候﹕西方國家極右民族主義政治明星雖不至於三分天下，亦穩佔角色；有人甚至把美國特 朗普的冒起，亦歸為新自由主義殘害社會後，社會底層白人以法西斯面目進行復仇。

港困於無法動搖的一國憲制

然而，宏觀的大勢， 不應用來解釋掉香港的特殊性。嚴格來說，香港不算是「反祖」，因為，香港的公民政治文化先天不足，只能算是半真半假的進化。我們的半調子民主自由勉強算是 爭取回來的成果，但卻更大程度是「賜予的」，是港英統治晚期（加上與中共協商）培植出來的，扎根本來就不深，拔苗助長下，卻一度以為繁花似錦，妄想躋身民 主地區之列。現在看來，我們勉強只是18世紀的英國階段，而且，香港反對派與維爾克斯相比，條件只有更差。維氏以「愛國者」之名，改革一個名不副實的憲制 （「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其實是當時保守派罵他的話），而香港人則被困在無法動搖、難以認同卻又名實不副的「一國」憲制之中，爭取小城自己「一 制」的憲制權利，至今妾身未名。

我以為，香港如今的政治形勢，並非任何改革之路無望，若無望，為何連本土派也趕着要參選？都說是抗命的年 代，到底是個怎樣的年代？大概像晦暗、混亂的18世紀歐洲時期，是香港人重新學習公民政治的年代。我並不同意本土派對泛民的全盤否定，但現下的確是重新估 量及重整公民文化的時期，沒有什麼可以視為理所當然，包括那「被賜予」的民主自由。

回顧歷史，18世紀並不是必然革命的年代，因為，除了法國在1789年意外地發生了一場革命，它對岸的英國，以至不少歐洲國家的平民騷亂，並沒有導致革命，那是個漫長的社會及政治改革世紀。平民沒有現成的公民政治手段，也沒有革命武器，卻在喧鬧之中，一跌一碰下尋找出路。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資料圖片）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by E. P. Thompson

梁文道：示範禁書

大陸去年有一本很受關注的禁書，是那種「被下架」出版物的典型代表。為什麼遭禁？那是因為它指出了某種專制政體的核心原則，就是「將身邊的人的道德敗壞作 為犬儒主義統治手段的基礎」。在這個體制之內，各省諸侯「一般都控制着完善的小金庫和基金會的系統，這系統既不受XX黨財務官的監管，也不受國家的中央權 力的控制。雖然XXX的權力足夠強大，地位足夠鞏固，能夠約束住腐敗的封疆大吏們，但是元首在面對腐敗問題時都非常冷漠（這很能說明問題），甚至是罪孽深 重的封臣也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之所以如此，在於這套體制的官員任命全靠關係，用人唯親，一個人是不是自己人要比什麼都重要。「這種人治的統治關係特別能 夠滋生裙帶關係和腐敗現象。在黨內，誰忠於自己所在小集體，就能得到資助和救濟，從而對主子感恩戴德，於是XX黨的政治領導人們不得不向下屬分配工作崗位 和職位」。「在XX黨人的理想主義宣傳的光輝外表背後，藏匿着一種沒有理想的理想主義，並沒有把物質上的貪婪掩飾好。XX黨人的基本態度是絕非理想主義 的，而是極端的經濟和物質主義的：他們沒有克服經濟的、物質主義的心態，而是湊合着遮蔽着自己的物質主義」。

當然，最高領袖XXX「不會一味姑息代理的腐敗」，而且他也得在一定程度上回應公眾的看法和要求。所以他必須反腐，並且發佈一連串「關於領導幹部的生活方 式」的命令，要是有人違命，「不管是誰，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一定嚴懲不貸，絕不姑息」。可事實上「越小的腐敗反而處罰越重，小官僚們那些暴露在公眾眼前 的失職行為頻頻受到懲罰，用以殺雞儆猴，而大區或國家級官員的犯罪行為卻基本上都沒有受到懲罰」。因為反腐的實質是政治，「結黨營私」和「非組織關係聯 繫」才是反腐運動的重點。「對於腐敗份子來說，除非他們捲入了體制內部的權力鬥爭，或是侵吞了黨及其組織的財產，否則就不必害怕自己的腐敗行為受到檢舉控 訴」。另外，還要看這些腐敗官員的地位，如果他的級別不夠，又或者他的地位不穩，那他也很有可能會被拿來祭旗。畢竟「在XX黨的動物園裏，他們的物種尺寸 是限制好了的」。饒是如此，這個體制還是不斷吹噓自己的精神和信仰，宣傳自己的反腐決心與成就。例如XX黨的一個法官便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其他政 權，能夠像XX社會主義政權這樣；對所有形式的腐敗展開如此徹底和堅決的鬥爭」。

說到這裏，你大概會讚嘆這本書的作者和出版社的勇氣，奇怪他們怎麼敢這麼直接地抨擊中國政府和目下雷厲風行的反腐運動。其實，這本書所說的「XX社會主義 政權」中的「XX」，並非「中國」，而是「國家」；「XX黨」中的「XX」也不是「共產」，而是「納粹」；最高領袖「XXX」更不可能是習近平，卻是第三 帝國元首希特勒。這本書的作者是專門研究納粹體制的德國歷史學家弗蘭克．巴約爾（Frank Bajohr），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

是書堪稱今日「被下架」書籍典型，是因為它的版權早在2012年引進，那時候還沒有現在所見的反腐運動，不是什麼指桑罵槐的影射「擦邊球」，純屬專業學術 研究。所以它的編輯和出版社才敢選題出版，所以它才能夠通過出版社內部和相關部門的審查，所以它才可以進入發行零售市場，在市面上流通了好一段時間。換句 話講，這本書應該是現存出版體制確認過的，沒有問題的一部出版物。然而，它還是逃不了「被下架」的命運。

按照現時一般評論中國時事的常見說法，我們可以很輕易地用這本禁書的案例去諷刺當局，笑話他們「不是有『三個自信』嗎？怎麼還會把自己當成不到二十年就完 蛋了的納粹德國，連一本談納粹的書都受不了」。只不過這種說法在滿足了情緒發洩的效果之外，並不能讓我們對當前中國的意識型態領域管理增加多少瞭解。若要 真正認識它的運作，我們還得再具體一點，再深入一點。

（禁書鈎沉之一）

梁文道: 如何禁書？

為什麼像《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這樣的書也會遭到「被禁」的命運呢？明明是一部專業學術著作，讀者範圍不大；明明是一本談幾十年前往事的歷史書，而且還 是外國的歷史。迫它下架，豈不反過來表明了當局自比納粹，所以批判昔時納粹政權的反腐運動就等於攻擊今天雷厲風行的反腐風暴？「有關部門」到底是怎麼想的呢？

讓我們再看看去年大陸另一本有名的「被下架」書籍，清華大學史學教授秦暉的新著《走出帝制》。這本書的命運更是奇怪，不像《納粹德國的腐敗與 反腐》那樣，遮蔽掉「納粹」這個名詞和拿去時代背景之後，你會以為它在談現時的中國；不，它完全起不到這種影射效果。因為正和秦暉先生近年的其他書寫一 樣，這是本積極介入當前學界思想界爭論的回應之作。近幾年來有許多學者慨嘆，要是當初中國沒有走上革命的道路，選擇了立憲派的主張，那後來的事情大概就會 比今天好得多了。但秦暉先生則想指出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中國根本沒有君主立憲的土壤，又有些學者重省近代國史，強調傳統中國並非像以前大家一直所相信的 那樣殘破陳腐，所以清末一碰到外侮就倒得摧枯拉朽；我們今天應該要有自信，看到「幾千年的優秀傳統」。可秦暉先生卻要說明，帝制中國實有不可不毀棄的道 理，大家不宜過度信任時下流行的修正史觀。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不該是本犯了政治忌諱的書。一本談晚清到民國那段歷史的文集；一本力辯革命不 得不發生，帝制不能不走出的書；一本針對眼前史學潮流，重新強調制度在歷史變遷中的作用的論著；當局又有什麼非要它消失在讀者眼前的理由呢？難道現在的共 產黨想要走回帝制，反過來否定辛亥革命的意義？

每有這類禁書消息傳出，外界的第一反應定是從那些書犯了什麼毛病開始推理，然後大而化之地把那些書 所批評的東西當成政權必須捍衛的真理，由反面倒推出正面，再大加揶揄一番。於是禁掉《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就等於共產黨默認自己是納粹黨；禁掉《走出帝 制》就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很想走回帝制。這類言論或許很有解氣宣洩的作用，但恐怕無助於我們理解目前中國書籍審查和意識型態管理的實際運作。在我看 來，與其一個個案例地去推想一本書、一首歌，乃至於一部電影為什麼被禁，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它們如何被禁？被什麼人經過什麼樣的方式把它們變成禁書禁片？

就 以《走出帝制》來說好了，其實這本書的底稿是一連串的專欄文字，早就見載於內地報刊，現在也都還能在大陸不少網站上頭讀到那些文章。而報紙雜誌是有審查機 制的，網站的東西同樣也要經過審查，如果這批文字真有問題，那麼當初就不可能會出現在那些流通量要遠比書籍大得多的媒體上。也因為這個道理，過去大陸出版 界一直有個常識，那就是曾經在「正式」出版物上刊登過的文字，結集成書就一定不會有問題。更何況報刊的審查標準和程序往往要較書籍嚴格得多，連他們的編審 都說沒事，那我們出書還怕什麼？

可是這種報刊要比書籍緊張，書籍又比網絡緊張的情況已經變了，如今各種媒介的審查嚴格程度正在漸漸趨同。唯一不變 的，是各類媒介的審查標準始終不一，操作方式也依然各異。所以過了報紙那關，不表示出書就一定順利；反過來，書裏早有的內容，也不表示就一定可以化整為零 地刊用在報刊之上。換句話說，並沒有一個從上而下，廣被各類媒體的指令告訴大家，談納粹腐敗的東西一定不能出，看見有人告別帝制就一定要拿掉。

儘 管宣傳部和其他相關部門幾乎天天發佈指示，不准這個不准那個；但是審查工作並不能全靠指示，它真正依賴的是「敏感」。什麼東西才算「敏感」是說不準的，因 為那是個可大可小，伸縮範圍極廣的圈圈，裏頭裝的東西也會隨時間變化，刻刻不同。不管是身負正式審查重任的專職人員，還是必須自我審查的編輯等實務工作 者，都得掌握「敏感」的分寸。也就是說，這是門萬事存乎一心的藝術。

說藝術，或許太過誇大，其實審查工作當中的「敏感」分寸，全繫於每一個參與這 事的人他自己的恐懼。恐懼什麼？那當然是怕丟了飯碗。對着眼前這份稿件，他必須仔細思量，小心察照，裏頭可有任何會給他這個負責人帶來麻煩的想法和字眼。 可不要以為這裏會有份違禁關鍵詞字典，又或者危險思想指南，可以幫他辨認待審稿件中的敏感要素；就算真有這樣的工具，實際上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因為一本 按照現有明文禁令和指示看來毫無問題的書，很有可能會在出版面市之後才遇到麻煩。

例如《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當初引進這部德文專著的選題編 輯，它的翻譯，負責處理和校訂中文稿件的編輯，出版社的總編，主管出版社的部門審查，這一連串的專業人員憑着自己的經驗和現有的指令範圍全都看不出它會有 什麼問題。可是誰猜得到在它出版之後，會在網上引發那麼熱烈的討論，而討論的取向正正又是以納粹德國去嘲諷共產中國？於是留意網絡意識型態動向的官僚就注 意到這本書了，甚或者某位和這個領域完全無關的「重要領導」發現了這事，再責成宣傳部門「調查」那些討論和這書的來龍去脈，一查下去，自然就會查到出版局 和那間出版社的主管部門。在氣氛比較寬鬆的時候，中間這批官僚又比較大膽的話，說不定他們還能真的客觀調查，打個報告回覆說這本書實在沒事，全是網上那群 傢伙借題發揮。但是今天的政治空氣如此緊張，所有官僚都怕被查辦，於是這種調查就會變成責任追究。先假定這書一定有問題，再看看這麼有問題的書怎麼會出得 來，然後每一層人員都盡量把責任往下推卸。但不管最後有沒有人負責，是誰負責，這本有問題的書是一定要下架的了。終於，《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就成了禁 書。

整個過程裏頭，絕大部份的官僚都不會在意禁了這本書之後的結果，也都不會擔心外間會不會取笑中共政權不准人家批判納粹。他們只知道網上又有人 罵政府了，而這回開罵的道具是一本書。他們只知道自己不能不做點事，否則前途堪憂，所以拿下這本書是最合乎「理性」的行動。如果海外媒體因此批評中共成了 納粹，那也算不了什麼。因為挨批的是上層，是那個很宏大的體制，負責回應的是外宣部門，而不是自己；何況西方媒體一向擅長炒作抹黑，用心不良，可以不管。 即使上層真有人發現這事不妥，又一次地往下調查談納粹的書怎麼也會被禁（請注意，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極低），中間這一串官僚也都能推說自己只是盡責而已。 所謂「寧左勿右，寧緊勿鬆」，往往就是在這樣的程序中形成。

（禁書鈎沉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