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茵：廉政從來不單靠高薪

特首曾蔭權及前任政府司長許仕仁先後爆出貪腐醜聞，我們慨嘆AO治港神話破滅和指摘相關人物品格操守以外，不少人聯想到九七主權移交之際那支廉潔高效得舉世稱譽的公務員隊伍，為何僅僅15年便墮落至此？與其懷念麥理浩、肥彭或者事頭婆，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指出，回歸後廉潔不再，有其深層的制度原因。

港英時期亦有大商家的代表被委任入行政會議或擔任立法會議員，唯後九七的政治組成體系，將政商之間的合作關係進一步制度化。中央早在回歸前十幾年已決定依靠商界和財團穩住香港政局、制衡民主派的方針，《基本法》所定下的政治體制，例如偏重商界的功能組別、特首選委會的制度，都在保證不同類型的經濟利益集團能有代表進入政府的決策機關。

馬嶽教授指出，九七前香港主要官員多是洋人，退休後回祖家安老，是否得覑英資公司的好處我們不得而知。但現在政府高層都是香港人，退休年齡亦比回歸前的官員更早，50多歲離職後仍大有可為，他們的政治經驗和人脈極有商業價值。於是，一方面有政治制度保障了大商家能對高官決策施加影響，另一方面是高官在任時已為退休部署，為雙方的利益輸送提供誘因。

對於有論指特區政府第一、二把手先後涉貪，證明「高薪養廉」的神話破滅，馬嶽認為，廉政從來不能單靠高薪一途。事實上現時16萬公務員大部分仍然廉潔奉公，相比上世紀60、70年代的貪污猖獗，現在是只有極高層的掌權人士才有貪污的空間，中低層公務員監管制度嚴謹，故對他們給予較優厚的待遇仍然重要。而針對極高層掌權人士，則向來難以依靠官僚制度的方式監管，因為他們之上已沒有更高職位的人了，在維護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亦不希望中央對香港官員施行過多的干預和監控。

需靠民主選舉與傳媒監察

馬嶽認為我們不應過度頌揚回歸前的香港廉潔神話，畢竟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說港英政府廉潔絕對不符事實。而70年代後短短二、三十年的廉潔光景，其實恰好是當時高官有一股嚴正執法的政治意志而已。廉署再是雷厲風行，也管不了最高層的執政者。西方國家的方法是靠民主選舉和傳媒，主要官員由政黨勝選而產生，當選前後都接受傳媒和民眾監察。

論者習慣歸納董建華時期是「商人治港」、曾蔭權是「公務員治港」，其實換了一個首長，並沒有改變整個官商力量互相滲透的制度環境。候任特首上台會否有新氣象？剛落幕的小圈子選舉裏，站在唐梁背後一個個利益集團的身影或已給出答案。

許寶強﹕限富維廉

儘管特區政府的政績乏善可陳，但作為反面教材，尤其於破除迷思方面，卻頗有貢獻。譬如說，像這樣的童話故事﹕「香港的經濟繁榮，得力於政務官的高效廉潔，背後支萦的是一個高薪養廉的制度」，在經歷了挖出「曾大屋」和拘捕許仕仁後，恐怕不容易再講下去。

高薪養廉虛幻

高官是否貪腐，還有待廉署法院查證。不過，高薪養廉之說，在新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脈絡下，似乎愈來愈經不起考驗。

香港政務官的薪金，比絕大部分本地打工仔為高，這是不爭的事實。政務官想擁有豐足穩定的物質生活，絕非難以企及，在過去如是，到現在也如是，這亦是為何每年招募政務主任時，都能夠吸引大量成績優異的大學畢業生報考。一旦成為政務主任，大概都能不愁衣食；如果步步高升，晉身首長職級，除了每月十多二十萬的收入外，還有優厚的福利津貼和退休保障。坐享如此吸引的薪津條件，政務官自然傾向循規蹈矩，鮮會以身犯險。所謂「高薪養廉」，也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在當代的消費社會，生活質素的好壞，以至個人的身分價值，並不取決於收入或財富的絕對數量，而是由相對他人的差異所主宰。換句話說，假若在我們的生活圈內，大多數人的財富比你多、房子比你的大、汽車比你的豪，就算每月收入二、三十萬，仍有可能會感到情何以堪。相反，如果與我們交往的主要是尋常百姓、販夫走卒，那麼擁有政務官般的薪金津貼，要自我感覺良好地生活，自然綽綽有餘，甚至足夠讓我們成為眾人羨慕仿效的對象。

維布倫（Veblen）的《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提出了著名的「炫耀性消費」概念，意指在當代人際關係疏離的工商社會，能彰顯高尚身分、社會地位的，不再是毋須工作的休閒，而是透過客觀上能起炫耀作用的消費。於是名貴的商品和服務化作為成功的身分證，不斷追逐上流生活品味和物質享受，成為了拒絕失敗告別自卑的生活習性。然而，當駕名車、品紅酒、住豪宅愈來愈普遍，現代的富豪新貴，只好透過購豪華遊艇、買私人飛機，更上一層樓，為的是在身分和地位上維持與他人的區別。維布倫講述的，其實主要是上層階級的故事，而所謂有閒人士，從前是貴族，現在則是資產階級。

香港的高級政務官既非新興貴族（如內地的太子黨富二代），也不及本地資產階級富有。然而，在內地和本地財富急劇集中、中港關係快速「融和」的經濟大潮中，於功能團體與小圈子選舉的親疏有別政治氛圍內，政務高官不僅常有機會與富豪新貴交往，更容易領教新時代下富豪生活與「高薪」一族的明顯差異。

「新時代」的其中一個體現，正是全球和本地貧富兩極分化，新富人口（尤其國內的）絕對數量的可觀增長。隨著財富向富豪新貴集中，奢侈品市場也蓬勃發展。儘管在內地目前的政治環境下，奢侈品消費者主觀上不一定是為了「露富」，但競購高檔名牌，客觀上仍構成了「炫耀性消費」的區別效果。據統計，中國奢侈品消費佔全球的百分比，由1998年的少於1%，激增至2010年的10%，最近幾年都以雙位百分比的速度增長。中國目前熱中於購買奢侈品的人口，估計已達幾百萬，再加上千萬新興中產的攀比追逐，令一般的奢侈品，逐漸失去區別身分的能力。當數以千萬的同胞都穿金戴銀、成千上萬名車穿街過巷、豪宅天價仍供不應求時，能夠真正區別出「萬中無一」的消費行為，大概只剩下購買超豪遊艇、私人飛機，又或是飛上太空的豪華旅遊。

在這種新的社會政治脈絡之下，經常親疏有別地接觸富豪新貴，因此或多或少能體會到他們的「炫耀性消費」的本地高級政務官員，大概很難靠月入二、三十萬的「高薪」而感到自豪。在攀比的壓力下，單靠「高薪」這道防線，顯然不容易為我們的社會保守廉潔。

維廉須靠限富

如果廉潔真是我們想認真保衛的核心價值，在「高薪」的胡蘿蔔外再加上廉署這大棒子，恐怕仍力有未逮。要對症下藥，需從根本上改造「高薪」也難以養廉的社會環境，這可以循三個方向進行﹕

首先，我們必須扭轉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讓財富不再集中在少數追逐奢華的富豪新貴。這顯然不能透過慈善扶貧來達致，而是需要改變政策以限富。因為，香港社會之所以日趨懸殊，主要源自政府向權貴傾斜的政策。如果我們能夠限制新富舊豪擁有的特權，以及隨之而來的財富，窮奢極侈的消費自然有所收斂，高官需面對的攀比氛圍，也能夠恬淡。

其次，在貧富懸殊仍然嚴重的當下，也可改造現有的政治制度，約束高官行為，令他們不能明目張膽親富疏貧。具體的做法，就是取消功能團體和小圈子選舉，實施真正的普選，並切實保障言論、出版、示威、集會和新聞自由，迫令高官在施政時，必須面對百姓的監察，不致為富豪、商家、太子黨包圍，這自然也能減少政務高官面對炫耀性消費的壓力。

最後，是文化的改造。高薪難以養廉，與本地傳媒以至學校家庭鼓吹的單一（物質）價值觀和攀比習慣，也有點關係。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在評斷個人的社會身分和地位時，採納更多元的價值準則，壓抑而非高揚競爭文化，以至減少不必要的物質欲望和連帶的奢侈浪費，那麼當高官面對富豪新貴、低收入遇上中產時，就較容易自求我道，不必陷入「炫耀性消費」的攀比遊戲之中。

曾蔭權、許仕仁事件促使我們反思的，不應只是個人操守問題，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是否帶領香港社會走錯了方向﹕既強化維護了財富集中的趨勢、又造就了脫離群眾親疏有別的特權生活圈、衍生出仇貧愛富追逐奢侈的文化價值，不僅遺害百姓，也令政務高官身陷其中，造就了高薪也難以養廉的社會氛圍。

安裕周記﹕驀然回首陳可辛

從臭不可當的選舉醜聞到選後西環治港之聲四起，至少在港大公投投白票的十二萬人心裏，香港政治充滿無力感。這是流水落花春去也的無可奈何，回歸十五年的年復年港人治港遭侵蝕，造成近三個月來百醜紛陳無疑有其必然性——從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日起，香港即跌入一個與開埠一百五十年來不一樣的中國文化裏；香港社會制度被簡化為「馬照跑、舞照跳」的淺薄，香港巿民被目為飽受英國殖民主義者薰陶的黃皮白心，伴隨覑這些質疑來的是中國經濟崛起而西方資本主義龍頭重重一摔，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委身推銷員到中國兜售債券為此消彼長的起點。

自此之後，中國的影響力進入香港毋須赧顏，香港社會其實早已沒有民主抗共這些政治取態，但香港文本一直長留未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在七百萬巿民心目中儼如固有核心價值，可是當北方巨手越過深圳河直入港九巿區，早因經濟疲憊人心虛怯的香港社會視自己為一頭待宰的雞、牛、或豬，面對龐然政經巨獸，宿命論由此而生。上星期小圈子特首選舉之後，facebook滿目哀嚎，那是深灰色的心情，透過文字鐫刻在永難回頭的流金歲月，久久不散。

客觀的事實加上主觀的印象，構成不能磨滅的哀傷，這使人想起回歸前社會上那股沉鬱得化不開的宿命論。

香港社會面對九七大限衍生不少副產品，電影是其中之一。從八十年代電影工作室的《英雄本色》加插一場兒童合唱《明天會更好》，到徐克把《笑傲江湖》改編成巨大隱喻的政治武俠片，這一段時期的香港電影，對中共在一九九七年收回主權是霧裏看花式的猜臆；唯一是徐克以其第一代老保釣身分，帶出對未來香港的輕度質疑和高度關切。然而這都是六四事件前的事。六四之後，香港社會爆發移民潮，記憶力好的巿民應該有印象，新加坡政府在香港設立攤位吸引巿民移居的墟軃場面，上千人擠得人仰馬翻，不明就裏的以為新加坡有金執。然而當港人大包小包打好行李，日以繼夜飲飽食醉移民宴，回頭向啟德機場留下離開前一瞥，另一種面對宿命如何自處的文化漸次確立。陳可辛的UFO電影公司以輕觸式的撫慰論及港人傷心處，《雙城故事》到《風塵三俠》乃至《新難兄難弟》，最後以《甜蜜蜜》為終結，勾勒出電影人眼中的前九七歷程。

陳可辛是作者型導演，與我心儀的許鞍華以及杜琪峰一樣，都屬此類。源於西方電影的作者論，一個稱得上「作者」的導演，作品必須突顯視野的延續及貫徹兩大特質。許鞍華七十年代由倫敦電影學院負笈歸來，此志不渝投入本土電影不歸路。許鞍華的作者特質是悲天憫人民間故事，沒有天下盡收於一片的史詩式野心，從無線電視的《CID》到如今的《桃姐》，許鞍華的大城小事娓娓道來淡淡而出，不言志只有人情。杜琪峰的作者論則是對昔日香港庶民情懷的回憶，大量熟悉但陌生的街景，《文雀》裏拔天巨廈上環街頭的陳年舊味，《神探》新寧道拍出另類銅鑼灣謐靜，那是對昔日物事的憶念。我曾經以杜琪峰比喻黑澤明的庶民特質，相對於此，陳可辛在UFO年代的幾部出色電影則頗有木下惠介韻味。

UFO年代作品輕觸撫慰傷心處

今年國際電影節舉行陳可辛電影展，挑選了十二部他導演或監製的電影。可能由於數量上的限制，或者主辦方面企圖通過有限時間介紹陳可辛全面香港電影蒭程，然而作為電影讀者，我寧願集中介紹陳可辛的UFO年代作品。今天的陳可辛已是中港合拍片監製，巿場視野是十三億人（一個相當吸引的名詞！）而不是七百萬，抓大放小自不待言，然而二十年前初生之犢的UFO實驗本質，確實在九七前路迷惘之際成為我們窩心的熱湯。陳可辛及李志毅的誠意是打動影迷的合璧雙劍，《雙城故事》眼前一亮，《新難兄難弟》向中聯的新寫實主義致敬。連英文片名也是一絲不苟語出有典，《雙城故事》是《Alan & Eric: Between Hello & Goodbye》，披頭四便有《Hello Goodbye》；《新難兄難弟》則是《He Ain't Heavy, He's My Father》的骨肉親情，也令人想到六九年的老歌《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九七臨頭的《甜蜜蜜》則是近乎不顧一切的《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金枝玉葉》更是神來之筆的《He's a woman, She's a Man》。

陳可辛幼年奔波多地，懂諳泰語是因為小時在佛國生活，美式英語流暢是在加州上大學念電影緣故，漂泊人生帶來從遙遠國度凝視香港。陳可辛在UFO年代可貴之處，在於他往往能夠在光與影之間，勾勒香港巿民的樸素、安然以及善良的一面，通過平凡人生畫龍點晴指出固有核心價值——平民百姓都在尋找安樂窩，盼望免於恐懼匱乏饑餓戰爭。這一連串特質，在他的電影裏卻常常因為外部大氣候而遭扭曲，安詳和諧成為泡影﹕小焉如《新難兄難弟》電車工人梁家輝在春風里窮人之家一呼百應，偏遇上惡霸吳啟華橫生苛索；大焉是《甜蜜蜜》黎明與張曼玉歷盡千山萬水來到香港，本擬在東方之珠建家立業，到後來一個當廚子移民、一個隨黑社會男友流落新大陸。電影以此寓意，再好的平和日子，遇上政治多舛，命運關頭只得奮起或逃避一途。

怕驚醒眾生還是留下餘韻

這種意在言外的電影語言在九十年代很受落，毋須大鑼大鼓說「共產黨來了」，行文用語肌理之間，在漆黑的電影院引領人們思考昨日今日明日。我不懷疑陳可辛和李志毅以及UFO當時的老闆曾志偉可以用更淺白的手法標示電影以外信息，然而他們沒有這樣做，到底是怕一旦說出來驚醒巿民，抑或是盡在不言中留下餘韻，這要在星期二舉行的座談會問問陳可辛。從觀影者角度來說，木下惠介幾部作者型電影，與陳可辛的不向命運低頭有著不約而同的主調；在港人熟悉的《二人世界》，竹脇無我及栗原小卷自由戀愛，幾經起伏終於成婚，但更大的理想是開一間小食店。片集下半是年輕夫婦合力支撐「湯姆小店」，此舉不是要成為連鎖巨擘或飲食大亨，而僅是卑微地希望能夠保持一點點的自我。

事實上，陳可辛以小人物成為大時代一顆不可或缺的螺絲釘例子多不勝數，往往這小小的螺絲就是大局變化的催化劑或攔路虎。拒絕宿命安排，令到陳可辛九十年代的電影，在陰霾滿天的回歸前夕充滿生命張力。當然，《新難兄難弟》的新寫實主義斧鑿痕跡太深，急於要為香港巿民建碑立傳，同樣地《雙城故事》也犯了類似的技術小疵。但畢竟這是大器初成時期的粗糙，到了一九九四到九六年，UFO的渾然天成給觀眾帶來讚歎，陳可辛在《金枝玉葉》和《甜蜜蜜》的技巧明顯是九十年代的香港之最，鏡頭不做作，中鏡說故事，讓人來把故事串連。但這都是硬件上的可以操控，了不起的把這兩個老得掉牙的舊故事寫出新生命。同期的爾冬陞雖然有心有力，但陳可辛寫情寫人面面俱到，果然是大師出手。

《甜蜜蜜》側寫不確定未來

推崇《甜蜜蜜》的原因，不完全在於把兩個大城巿的浮萍化入大時代，更多的是通過簡潔明快的故事和剪接令巿民心有所感。陳可辛沒有教條地硬要刻劃中共治下九七後的香港將苦不堪言，也沒有盲目硬銷明天會更好，他以社會及巿民生活的變遷，側面刻劃對未來的不確定。陳可辛的功力在於電影菲林上看不到但人們能感受的預見——在他的電影可以看到木下惠介的《卡門還鄉》的倒映，在木下惠介這部極負盛名的電影中，戰後日本生活表面不變（《甜蜜蜜》是人人照舊炒樓蹨骨），但人心已變，淳樸的姑娘改了洋名卡門染一頭金髮（《甜》片是黎明去紐約做廚子，張曼玉曾志偉遠走他鄉；連同住一樓的外裔女子「芥蘭」染了愛滋，準備移民），一貫平靜的生活受到意想不到的窒礙和死亡衝擊。

電影是主觀藝術，片子的成敗在於觀眾是否心有所感，沒有客觀標準，奧斯卡獎多少只是一小撮人的觀感。陳可辛的電影沒有拿過奧斯卡，但在一九九七年前的歷史時空，人們會感念他的電影說出百姓潛於心底話語。雖然UFO的電影最終多以團圓結局，但不少是慘勝而回，捅人一刀，自損五成；今天人們經歷回歸以來最少得票率的特首選舉，也看見了長長的公投人龍，奈何七百萬人裏只有一千二百人中的六百八十九人支持下也能當特首，無奈感充斥香港上空。此時此刻，人們也許會想起了黎明飾演的黎小軍和張曼玉的李翹在維多利亞公園擺年宵的那一場戲，入錯鄧麗君的錄音帶虧大本，冷雨之下一事無成，但說到底仍能喝瓶溫熱的維他奶。面對宿命，陳可辛總有一條way out，但現實是我們已過了喝熱奶的季節。

明報社論: 邁向民主或依然軍政 補選試金石還看素姬

緬甸今天舉行舉世關注的國會補選，17個政黨將角逐45個議席，昂山素姬所屬的全國民主聯盟（全民盟）將參加這次選舉，昂山素姬亦會參選。選前的緬甸情相當平靜，破壞選舉事件少有聽聞，昂山素姬因勞累而減少拉票活動，倒過來成為選前的主要新聞。對於這個東南亞國家，這次選舉意義重大，一，軍政府是否真心實意允許昂山素姬參加角逐；二，緬甸大選之後，民主步伐會否繼續邁開，朝覑結束軍人專政的方向走去。

西方制裁緬甸  東盟力倡融合

就這次選舉來說，緬甸的變化令人意想不到，兩年前緬甸當局結束對昂山素姬的軟禁，令這位象徵民主的鬥士恢復人身自由；去年11月，緬甸政府修改政黨註冊法，取消一些限制政治組織的措施，本來因杯葛舊選舉法而失去政黨資格的全民盟重新獲得註冊，隨即宣布參加補選，66歲的昂山素姬親自上陣，今年1月底開始，她纖弱的身軀出現在緬甸各地為全民盟拉票。全民盟的政綱說不上激進，實事求是地提出各族和解、修改憲法及推動法律體系，對於現任總統登盛政府，並無全面對抗的意圖。

緬甸由上世紀80年代末悍然軟禁昂山素姬，到今天讓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四出奔走拉票，中間的變化是巨大的。雖然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呼籲對緬甸實施制裁，但緬甸沒有從世界地圖上抹去。因為，在西方經濟制裁的同時，東盟堅持保持接觸，使緬甸不至於遭摒棄世界之外。東盟的做法看來比西方的制裁有作用——東盟去年同意緬甸2014年擔任東盟輪任主席，中國及東盟則向聯合國和世界銀行施壓，要求對緬甸提供更大支持。因此，觀察這次選舉的前因後果，必須以國際政治框架審視，否則會出現脫離現實的弱視。

今次選舉意義重大，雖然是45個席位的補選，佔現議會相當小的比例，但由於全民盟的參與，使選舉成為對緬甸現政府的試金石。兩星期前，緬甸總統登盛公開呼籲，要這次選舉是「自由，公正，乾淨」的補選，並說無論勝負如何，所有政治團體必須接受民眾的決定。登盛這番話是緬甸政府的保證，也是對緬甸政府政治人格的背書，若是補選過程順利，沒有暴力及舞弊，緬甸在這次「考試」即屬過關，從而邁入另一階段。

補選焦點人物當然是昂山素姬，儘管長時期遭到軟禁，始終沒有放棄原則，令人敬佩。緬甸的民主進程，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即能達至，但昂山素姬不懈不屈，堅拒流亡國外，連英籍丈夫去世也沒有到英國奔喪，情操令人動容，大大鼓舞了緬甸人民追求民主的決心，也是其他地區追求民主人士的典範。昂山素姬愈遭打壓戰意愈昂揚，在她的著名文章《免於恐懼的自由》中，她指出，任何革命都必須是心靈上的革命，要培養無懼感，「因為一旦被恐懼左右，我們便不是原來的自己」。三言兩語點出一個改革者的務須之本，突顯了她面對國家機器時的無畏。

中美相爭緬處夾縫  選舉結果意義重大

緬甸同時受到國際關注的是，她在中國及美國夾縫之間的走向。中國在緬甸興建密松水力發電站一事忽生變化，緬方去年9月下令擱置，何時動工無期；同一時間，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到訪緬甸，美緬關係破冰，兩國從對峙變成對話。連串變化，不僅對緬甸未來帶來變數，更對區內地緣政治發展帶來另一重可變空間。

緬甸雖小，但地理位置對中國極具戰略價值，二戰時滇緬公路的修築，便是為了打通海路進入中國西南。近半世紀以來，中國與緬甸關係異常密切，客觀上滇緬公路概念仍在發酵，西方一直認為中國以緬甸作為南部出海之路，尤其一旦南海被封鎖，可由印度洋經陸路入雲南，避卻封鎖之虞。因此，當奧巴馬政府插手南海紛爭，而日本及韓國聯合美國組建另一種形式的圍堵，中國東海以至南海未來可能事端多多，這樣，緬甸的角色極其關鍵。密松水電站擱置，顯示了幾十年的盟友關係出現變化，而此時美國緬甸關係解凍，某程度有挖中國牆腳觀感。這次選舉在中美角力的氛圍下進行，中國傳媒評論選舉少之又少，表面是不欲對別國內政置喙，不排除是不想橫生枝節，予旁人可乘之機。

今次選舉是緬甸內政，世人當然樂觀其成，祝願緬甸大步走上民主路；從國際地緣政治來說，這次選舉可能是東南亞地緣政治的分水嶺，美國勢力或會在選後大舉進入緬甸，成為其從亞洲東部向南伸延勢力的局面。這次選舉牽動的不單是緬甸的未來，更是東南亞國際政治的未來。

潘小濤：馬英九女兒竟成為國內網民的偶像

台灣第一夫人周美青是最受歡迎公眾人物，馬家長女馬唯中，三年前在一個網站就「臺灣男人認為最適合做情人，最想娶回家的政壇千金」調查中，以53%的得票率高居榜首。 馬唯中雖然不算國色天香，而且打扮撲素，不穿戴名牌，表情跟媽媽一般的酷。馬小姐也很有藝術家的個性，即使在馬英九選戰最激烈的時候，她就是不站台、不拉票，但會專程從美國飛回來，跟妹妹一起陪媽媽去投票。

目前，連大陸網民，也對台灣第一家庭推崇備至。最近大陸一條關於馬唯中的微博，引來熱烈討論，甚至連國台辦也要回應。微博說：「她沒有全額獎學金，更沒有法拉利，她是哈佛碩士，出門坐公車，出境坐經濟艙，不靠馬英九關係謀職，碩士畢業後跟蔡國強學煙火，現準備攻讀博士，並跟朋友合辦女性雜誌，她的穿著連像樣的品牌都沒有，工作太寒酸。」

藝術家王潮歌證實：「我證明！我在紐約排戲時，與馬唯中有過交往，她像個助理，幫我們倒水找紙筆，記得有一次去吃海鮮，她替大家點好菜就躲到一邊，甚至不好意思坐到主桌……而那時馬英九已是總統！出了餐廳門，我和藝謀議論她很久，覺得她真美。」 正因為馬唯中沒利用爸爸去歛錢受賄，而且認真工作，獨立生活，做自己喜歡的事，跟很多中國高幹子弟剛好相反。中國幹部子弟，平時作威作福，有事時就「我爸是李剛」，穿名牌、戴名表、開名車等，生活奢華糜爛，態度囂張，在老爸管轄地區橫行霸道。 前天，北京國台辦記者會，有記者問發言人楊毅，馬唯中被大陸網友熱捧一事，楊毅說，大陸也有很多很樸素、很低調的幹部子弟。

楊毅所說或許也是事實，但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子女，有像馬唯中那樣自食其力、不靠父蔭嗎？他們的生活有這麼高透明度嗎？ 馬唯中跟中國大陸的幹部子弟的表現截然相反，除了家教、個性等因素，也跟制度不同有關。像以前陳水扁公子陳致中開名車、穿名牌，過於招搖，在選舉中就要付出代價，相反在中國大陸，多招搖也不會有事。

安徒: 百年夢醒恨狼來

馬克思在他的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寫道：「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但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很可能，正是因為香港並沒有什麼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事情好像都在重重複複，所以發展的次序往往和馬克思所說的剛好倒了過來。

就好像剛剛過去的特首選舉，初看的時候，人人以為只是一齣鬧劇，但結局卻十足似一齣悲劇。

劇終的時候全城看客才猛然夢醒，知悉過去十五年的戲夢人生原來只是一個幻像。

3．25之後大家回到一個不能改變的現實：狼來了！

狼的確來了！——對不少人來說，牠真的來到的確是一齣十足的悲劇。但原因不是像《伊索寓言》所說，有一個愛說謊的牧羊童把其他人多番戲弄，結果最終當狼真的來了的時候，沒有其他人來相助，所以他自食其果，而是牧羊人一直都以為他要管治的只是羊，那隻狼只是又一頭從沒有當人的資格、可以任意差遣，用來管羊的牧羊犬而已。

狼當牧羊犬的悲劇

把狼一直看作只是一頭牧羊犬，這是香港悲劇的所在。

這些人一直以為，牧羊犬既不吃羊，也不吃豬，所以在動物農莊的選舉中，把豬抬出來也可以繼續號令群羊。因為，對他們來說，羊不會作反，犬是人的朋友，久經訓練，生性服從。人犬共治，羊任宰割，香港的歷史一直都在重複這「寓言」般的喜劇宿命。

香港的世家大族，那些原先依靠香港本土而發迹成長的本地資產階級，一直以來都活在上面所說的那種童話世界，安於現狀。因為一百多年以來，急劇的歷史及政治變動，都在香港身旁擦身而過。無論是晚清、民國還是共產時期，香港都為他們提供了屏障，把歷史和政治的危機轉化為他們致富的「機遇」。他們藉資訊之利，懂得看準形勢，聯通華洋內外。他們沒有太大的政治野心，但在政治上卻曉得長袖善舞之術，不計意識形態。於是，他們既能與蔣介石握手，與毛澤東親和，也能與鄧小平共舞。

在百年來風高浪急的民族主義浪潮底下，英國人在這塊「殖民地」上卻為他們提供了天然的庇蔭，他們和洋鬼子合作發展了一套「勾結式殖民主義」（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的潛規則，榮祿與共。同一套規則成功過渡九七，只是宗主國改了名字。

想當年，香港前途問題在八十年代初首次提出，對「回歸」表現得最為恐懼的，正是香港那班以地產資本為主的富豪財閥。可是，當他們慢慢明白，鄧小平是決意行「走資」的路線，在香港未來的規劃上，也是以傾斜於資本家的利益作為原則，這班本地資產階級就認定，他們可以毋須更改任何一點他們熟習開的殖民主義遊戲規則，就可以安然渡過政權的轉換。

不用多久，他們還更發覺，晚殖民時期英國在香港日薄西山，利益分沾的動機無法不讓位給爭取「光榮徹退」等美好政治名聲的目標，支持那些可能令資產階級短期利益受損的改革。相對之下，共產黨卻因為要靠「統戰」資本家來爭取平穩過渡，反而更力抵禦社會改革分子的訴求。他們就更為相信，由共產黨來當新的宗主國，反能確保他們賴以坐享利益特權的勾結式殖民體制，可以永保江山，萬年不變。

於是乎，他們樂於親共，樂於愛國，樂於北進，也樂於成為建制派，高歌和諧及融合的種種主流論調。他們滿有自信，錢可通神。沒有了英國的殖民主義，中國一樣可以把殖民主義體制的優點，高度發揮。沒有了自由主義架構規範的資本主義，同樣可以在共產黨的支配底下，把資本主義建設得更為有效。

資產階級的絕望與無力

香港本地資產階級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冷淡、疏離，甚至抵制，其根源實來自這個出身自「買辦階層」的軟弱性。而其軟弱性，又根源於他們歸根結柢的雙重依賴性，一方面是依賴於殖民主義體制，另一方面是依賴於國內官僚資本主義的庇蔭。他們不是沒有政治意覺，而是從不敢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

可是，3．25「狼來了」的事實，無法不對這個階層產生震撼性的衝擊。他們所受的震盪，其實從代表這個階層的「唐營」在處理這場選舉前後的驚揘失措可見。先則完全不把梁振英放在眼內，再則自亂陣腳，無法抵擋醜聞攻勢。而最後玉石俱焚式的反擊，則完全暴露出這個陣營，甚至這個階層，自感的絕望與無力。

事實上，沒有那種排山倒海式的醜聞攻勢、一劍封喉式的「狠」與「絕」，「唐營」原先坐享的小圈子選舉優勢，是絕對無法一下子扳倒的。而這一波不單針對候選人，也針對香港官商勾結體制一波又一波經精心策劃及安排操作的攻擊，更不是一個沒什麼可見的組織根底的「梁營」可以自行炮製出來的。除非我們了解的「梁營」還有另一個深不見底的面貌。

這一些，都是不按常理的牌章。也只有這種不按常理的表現，才會激發出「唐營」「Anything But CY」的絕地吶喊，以及自由黨領導公開宣示「誓不投梁」的歇斯底里。相比之下，民建聯、工聯會雙雙齊心歸隊，北京如臂使指。雖然不干預的假面已給自己無情的自掉，但「黨的領導」既然已能充分體現，慘勝又何妨？

或者，直至今天，我們的本地資產階級才認識到，共產黨厲害的地方不在於它有力控制那些進行統治的力量，而是它也能早早地安排和培植，那些反對這些統治的力量，隨時候命。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這場特首選戰不單打散了「建制派」的團結假象，也瓦解了回歸以來經營了十多年的管治霸權，及終結了本地資產階級和共產黨之間超過二十年的蜜月。以後，無論有多少人會被梁營重新安撫，重新納入新的建制力量陣營，肯定的是，「牧羊犬」的「狼」相畢露，將會是一個無法癒合的創傷。

對於普通的一個以參選來找尋就職機會的政客，敗選之後的出路可能是退出江湖。但對於一個階層來說，沒有可能有退出政壇這回事。香港的本地資產階級在這場選戰之中，遭逢滑鐵盧式的失敗，卻絕不可能意味他們會放棄政治。相反地，重新調整自身，整合力量，在政治上委派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代理人，將是這個本地資產階級自身的政治前途最重大的挑戰。

這些年來，資本無國界的想像，使不少人相信將資本作地域區分，並無分析意義。可是，無論是地域還是政治，還是資本獲取無限超額利潤的不二法門。隱隱然，今次特首選舉之所以出現「唐營」／「梁營」之爭，還是一種政治／地域／資本的交錯結合所形成的政治角力。「地頭蛇」壟斷不能永久延續而不招來入侵和分享的動機。雖然形勢是犬牙交錯，但某種「港資」和「中資」之間的對壘叫陣，也呼應國內「民營資本」與「國營資本」之間的角力。

資產階級應團結抵制封建

在選戰後期，唐英年狗急跳牆地也大聲支持香港雙普選。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他本人是否轉投民主派，而是本地資產階級是否有決心推動民主改革，深切認識到資本主義的長遠利益，並不在維持一個由保護殖民特權而延伸的後九七體制，而是認識到，曾經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資產階級，其進步性在於敢於與王朝角力，抵制封建貴族的復辟，推動自由主義的意識啟蒙。在今日，如果唐英年、田北俊等人，也真有他們所說的一股良知力量，推動他們去揭露曾經意圖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言行，那他們亦應知道，敢於忤逆王權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優良傳統價值，也是今日維護香港抵禦黨國支配大趨勢的「本土利益」所在。

為著草根民眾所切身感受到的黨國圍城危機，香港近年先後發展了重點不同的「本土主義」，然而無論是哪種路線，都深懼資本與黨國的合謀，出賣本土利益。如果本地資產階級今日也能分擔一點草根民眾那種被黨國圍城的焦慮，進而積極發展出一種另類選擇（例如布爾喬亞版的「本土主義」？），令人不致走向仇富抑商的民粹主義結論，並為野心家所利用，那今天「唐營」敗選的教訓，在歷史上最終怕也會有公正的評價。

牧羊犬變狼肯定是一個噩夢，但本地資產階級要清醒過來的不是噩夢，而是以為勾結殖民模式可以千秋萬世的童話世界。

林超英: 為什麼政府頂層首先出現潰爛？

電視機傳來令人震驚的新聞，一位我十分尊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前主要官員被廉政專員公署拘捕。

認識他四十年，知道他用心工作，辦事能幹，隨覑歲月的增長，行事愈趨老練，為香港的建設立下不少功勞，因此個人的主觀願望是眼前一切只是夢境，風波過後，他可以再過悠閒的退休生活，但是把今次的事件連繫到過去一段時間在政府高層接二連三發生的公職人員德行失誤，我實在擔心究竟香港政府管治團隊在過去幾年中，是否出現了一些根本的變化？

我又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些變化？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近年的兩三件事。第一件是我的親身經驗，因為擔任英皇書院同學會會長職務，碰上了教育局長孫明揚先生公然說謊，就算向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正式投訴也不獲處理。

二○一○年教育局推出所謂「自願」「班級結構優化計劃」，說穿了不過是「減班計劃」，舞文弄墨只是巧言令色，局長多次公開強調是「自願」，但是在學校管理委員會出現大多數反對聲音的情時，教育局強行宣布代替學校決定了減班，根本不是「自願」，此乃謊言之一，翌日孫局長回應記者查問時，居然公開聲稱英皇書院減班是自願的，此乃謊言之二。

民無信不立

主要官員的能力或有高低，加上社會事務性質複雜，我們可以接受個別官員在個別事情中的錯誤判斷，但是對於誠信，是絕對的高要求，社會不可退讓半分。孫先生的公然說謊不能接受的，在二○一○年三月五日的致行政長官曾蔭權公開信中，我們指出主要官員誠信出現嚴重問題，要求他注視及把孫先生撤職，信中說﹕「我們常說香港的成功，建基於成熟的法治和制度，可惜我們見到這個基礎被個別人士的行為侵蝕，閣下必須正視。」可惜行政長官的回應始終一句話都沒有談過孫先生的「誠信」，完全不管孫先生說謊的事。從那時候開始我為政府擔心了，原來現任行政長官容許他的主要官員（可能包括他自己）為了推行政策而說謊，誠信再不是本屆政府的核心價值，正如我們在致行政長官的公開信所言﹕「民無信不立」，誠信破產的政府怎樣可能進行有效管治？

我們發出致行政長官公開信的時候，不少人以為是英皇書院舊生不滿母校被減班而以此發泄，忽略了我們其實在指出特區政府誠信破產的開始，很不幸，隨後的發展證實，特區管治團隊裏的個別人士，以個人的失德一步一步地摧眦政府的誠信。

拒絕承認自己犯錯

第二件是前政務司長唐英年任內出現的僭建事件，行政長官親口要求所有主要官員處理好自家的僭建，但是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事後還諉過行政長官沒有再跟進，好一個巧言令色，到後來事件逐步曝光，面對傳媒，說話一天一個版本，誠信徹底破產，這樣的人長期佔據特區政府的第二號位置，對政府的誠信是嚴重的打擊，更可怕的是：一千二百人的選舉委員會中，竟然有二百多票支持這樣的一個人出任政府之首，這些選票來自什麼人？根據報章報道，似乎是大地產商、大富豪、大商家、金融巨頭等，他們可以接受甚至喜愛沒有誠信的人，究竟反映了香港社會的什麼狀態？我們平民百姓的生活很多方面受覑這批人的控制，但是誠信不是他們那杯茶，我們的日子會好過嗎？

最後一件是所有公務員都痛心疾首的事，曾蔭權先生，身為堂堂行政長官，竟然接受了任何一個公務員都知道不可接受的利益，然後事後還聲稱自己任公務員多年，嚴格遵守有關的規定，只是社會對公職人員的要求改變了，因此才勉強為了令公眾失望而「道歉」，這哪裏是道歉啊？是拒絕承認自己犯錯，是在指香港社會七百萬人犯錯，是毫無悔意，諉過於人（像唐英年一樣），更荒唐的是後來成立一個委員會，去檢討有關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的規例，這是散播煙幕，轉移視線。規例根本沒有問題，多年來行之有效，甚至可以說是對中、低層公務員的苛政，出問題的是他自己啊！

如果曾先生真的像其他公務員遵守了現有的規例，以及背後的避嫌原則，他根本不應該接受跟政府有大金額合約（包括批地、工程等）的任何商業集團的任何利益，為了避嫌，少至十元也不應該，二手的跑步機不可以「借」（有人在笑：高官太便宜了！），更不要說豪華遊艇和私家飛機款待。官愈大愈孤獨，擔當過較高職位的公務員同事大概都明白這個道理。公務員及其他公職人員幹的是眾人的事，花的是社會的錢，要用得其所，同時要避嫌，愈高級愈要鄭重、超鄭重地避嫌。以前英國派來的香港總督，周末躲在粉嶺別墅，或者走在山野之間，或者一個人靜靜地在米埔觀鳥屋中瞭望泥灘，在孤獨中思考香港的路向，他們不會與富豪聚眾玩樂，沉溺在聲色犬馬之中，迷失自我，忘掉身分，事實上，在香港150年的英治歷史中，總督和商人長期處於對立的張力之中，政府與富豪保持了有禮貌的距離，保留了獨立的管治意志，可惜香港回歸後，這個距離逐漸消失，到了現任行政長官，看來已經給有如亞米巴蟲的富豪財團包圍和融合了。

廉潔風骨 一朝盡喪

自從一九七四年廉署成立，不貪污，不收受不恰當利益，是簡單到連最基層的公務員都懂的道理，都會自覺地規行矩步，如今卻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號人物的思考能力被污染和蒙蔽了，這些簡單道理變成他眼睛看不見、腦袋想不通的高深學問，他收受的利益令公務員蒙羞，以及牽涉到與財團勢力人士的千絲萬縷，是絕大部分公務員和廣大市民所不能接受的。更可惡的是他大張旗鼓委託大法官煞有介事地去研究公職人員收受利益的規例，結果幾乎肯定是把本來已經嚴苛的規例變得更嚴苛，而曾先生則笑呵呵下班去也，就像梁展文事件之後，收緊了首長級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規例，對梁展文毫無關係，但是卻搞到退休顧問醫生想當醫生服務社會都難關重重。可以提意見的話，我建議大法官回覆曾蔭權，規例之內根本沒有任何東西需要研究，需要研究的只有他自己本人，當然他是否願意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是另一回事。

香港社會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接二連三位於政府最高層的人出現誠信問題，甚至牽涉不當收受利益？為什麼社會上有這樣一批人認為公職人員甚至行政長官的誠信和收受不當利益不是問題？七十年代的香港人經過一番努力，通過一次得到全港市民支持的社會運動，才爭取到廉政專員公署的成立和建立了廉潔政府的新傳統，加上四十年來廉署做了大量推廣反貪的工作，在我當公務員的三十多年中，也見證廣大公務員隊伍的廉潔風骨，我很不服氣，何以會在政府頂層首先出現潰爛？

富豪坐大，大官失貞

最近我看了一本由Jeffrey Sachs著的《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雖然主要討論美國的情，但是不少跟最近幾十年香港發生的變化頗為相似，因此得到一些啟示。

香港過去幾十年，取得了重大經濟成就，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普遍有一種努力就可改善生活的感覺，大家都勤力工作，心中總是想覑多掙一點錢，多買些東西，多擁有些物質，去營造成就感，漸漸地金錢至上的風氣在社會瀰漫，朋友間交談，離不開錢、錢、錢！成人教小孩，是把書讀好，找一份好差事賺多些錢，有錢就可以買車，買樓，買手袋、買漂亮衣裳、買音響器材，買名貴手表，不斷地買、買、買！那個時代，沒有人仇富，只有對富人的羨慕，甚至視著名的大富豪為人生奮鬥目標。本來這不是什麼問題，因為多數人仍然視教育和勤奮工作為致富正途，各行各業在正軌上發展，各司其職，在實體經濟中增加生產總值，而且由於大多數是中小型企業，僱主與僱員的關係比較直接，我們每年年初二還可以在電視機看到南北行商號老闆和伙記融洽關係的示範，那時僱員拿回家的工資足以養起一家人，支持孩子在機會平等的教育制度中，透過勤奮得到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機會。

民主政治過渡至財團政治

隨覑工業北移，香港進入一個新時代，也出現了新問題，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把資金轉移到地產和金融，再不是以勤力工作賺取金錢，而是利用信息和資金的優勢，以錢賺錢，炒股票，炒樓房、炒的士牌、炒X、炒Y，到處鑽空子，以現今的流行語形容，是全城動起來。受金錢至上概念影響的人愈來愈多，希望不勞而獲的大有人在，漸漸地社會上吹捧的是「醒目仔」，反而靠勤力工作和儲蓄來積累財產的人被看不起，報章上見到的是大富豪威水史，身邊不斷換女人沒有人覺得不妥，反而成為令人羡慕的事舻，道德被視為「八股」和過時，傳統價值被忽視，甚至貶低，二三十年來，整個社會逐漸過渡到金錢至上，貪圖僥倖，逢迎富貴，不重氣節的境地，這是一場幾百萬人長期經營的共業，我們如今碰上的是共業下無可避免的果，在眾多醒目仔中，少數一兩個人成為香港政府的高層領導，可以說是必然中的偶然。

八十年代開始，美國和英國幾乎同時出現一個新的大趨勢，就是「小政府，大市場」的倡議，列根總統把「政府」說成是社會問題的根源，壓縮政府的規模，壓制政府功能的發揮，廢掉政府監管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武功，英文稱為de-regulation （去規例化），結果是大企業為所欲為，為了爭取提高資本回報，利用財技，巧取豪奪，造假帳，發放假消息，無所不用其極，Enron事件沒有令美國政府警覺，說得更貼切的是美國聯邦政府已經被大財團尤其是金融集團騎劫了，由既得利益集團主使的游說集團包圍了國會山，國會議員都在財團的控制之中，政治任命的官員不少來自利益集團，在政府內行事隱藏它們的利益，從政府卸任後從旋轉門又走入財團，因此政府高層跟財團化為一體，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機構根本不敢做任何財團不同意的事，因此華爾街大鱷橫行，甚至以有毒的「金融產品」騙財，為了肥自己，害人在所不計，美國金融危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事後還要政府以大量納稅人的金錢去「救市」，更厚顏無恥地把救市的錢變成金融機構主腦的巨額花紅。現在美國聯邦政府對社會和經濟的失控處境，Jeffrey Sachs形容為corporatocracy，他認為在美國民主政治democracy已經失效，政權實際上落入大財團手中，demo是「人民」，被財團（corporations）取代了，因此democracy已經轉化為corporatocracy，大概可以翻譯成「財團政治」吧，人民表面上有投票權，但是對國家的運作，其實再沒有影響力，在財團的掠奪下，努力工作沒有相應的成果，像香港人一樣，美國人的工時不斷加長，但是實質收入沒有增加，生活質素下降，中下階層變成隱形的奴隸，民主自由云乎哉，假象而已。

當我們的生活焦點遠離金錢

很不幸，由於香港與美國的貿易關係密切，美國的思潮很快傳到香港，我們的官員和學者接受了美國的「小政府，大市場」和 「去規例化」模式，搞了種種「拆牆鬆綁」的所謂利商措施，降低了特區政府對市場的監控能力，令商人與顧客的關係變成不對等，令市場向商人尤其是大地產商傾斜，使香港的大財團逐步取得了主導經濟的話事權，控制了房地產價格，令他們得以坐大，影響力更伸延到各行各業，變成富可敵國的勢力，在這個形勢下，公務體系內少數和個別的人，一方面對富豪產生了懼怕，另方面又抵受不了趨炎附勢的誘惑，在我們香港的「錢、錢、錢」大氣候裏，發生官員誠信事件，發生官員收受不當利益，恐怕又是必然中的偶然；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團樂於見到朝中有人願意跟他們交往，在這個情下，誠信是可以擱在一邊的小事，二百多票的疑惑也就不解自明了。

一個相對後期的變化是問責官員團隊的構成，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思想背景下，加上「公務員無能，私人企業高效」錯誤思想，很自然就出現了來自商界的人進入政府擔任高職，雖然不能一竹篙打死一船人，但是畢竟商人經常強調「在商言商」，覑眼點主要在錢，行事焦點不在公義，不在道德，因此進入問責團隊成為主要官員後，大概不容易理解為什麼香港政府主要官員不能乘搭「朋友」的私人飛機，不能收受他們以前習以為常的饋贈。問責官員都是大官，一般公務員部下當然不敢隨便進言告誡，日子一久，以前的行為規範就在不知不覺中被侵蝕腐化，而且變成病毒傳染其他官員，來到今天的地步，幾乎是必然的，只是時間的問題，在香港，問責官員團隊的歷史相對比較短，美式旋轉門造成的政商一體問題暫時尚未是主流問題，但是如果我們不注意糾正和防止，恐怕也只是時間問題。

今天香港政府高層出現誠信與道德問題，反映了香港近數十年過度強調金錢與「醒目仔」，也與近三十年來香港政府抄襲英美「小政府、大市場」和「去規例化」的管治模式有關，大財團受惠於以上管治模式坐大和反過來騎劫了政府亦有以致之。寫到這裏，為防誤會，我必須申明﹕絕大部分服務香港政府的官員和公務員都是奉公守法，廉潔自持的，害群之馬只是極少數，不幸的是他們佔據了高位，沾污了眾多公職人員多年積累的廉潔名聲。

在譴責害群之馬的同時，我想我們也要一起重新檢視香港整體社會的價值觀，捨棄幾十年來簡單的「錢、錢、錢」，找尋新的發展路向，讓社會多些公義，多些互相關懷，生活中多些歡笑，多些喜悅。

發展不應再簡化為建樓、建路、建機場，而應該是建設融洽家庭、和諧社區和美麗自然，當我們的生活焦點遠離金錢，政府高層患病潰爛的機會自會降低，願大家一起努力建立第二波的廉潔政府。

（本篇稿費捐給苗圃行動）

左丁山: 過氣人大無器量

唐英年敗選後，有人話佢政治前途一鋪清袋，究其實，在香港搞本土政治，細眉細眼，勝不足驕，敗不足氣餒，有時知所進退，輸咗反而海闊天空，譬如唐英年，二十二年來第一次無政治公職，家族生意已有專業管理人員打理多年，正是無官一身輕，不如叠埋心水，與太太兩人去環遊世界好過，起碼遊到今年年尾，在旅途中思考以後人生路，豈非妙事一宗？

唐英年競選特首失敗，心胸狹窄之老人家（前人大代表）在明報撰文駡之曰：「本來應該是一場平和的君子之爭，在友好的氣氛下完場。可惜是幕後勢力的不擇手段，加上泛民主派的挑撥，也許還滲入英美某些國際力量的影響，結果變成一場泥漿之戰。一方揭發對手不少疑幻似真的黑材料，選舉之中完全撇開比政綱、比理念，而是對罵連場。泛民代表因而得以挑撥離間。而有的人還認敵為友，聯同泛民分子，攻擊同為建制派的對手，使泛民主派大得宣傳之益，為下一次立法會選舉造勢。選舉中出現這種敵我不分，『寧贈敵手，不給家人』的做法，令有心人無不為之連連慨嘆！」

首先潑黑、抹黑的陣營究竟是那一方，家再談已無意義，唐英年在辯論中傾向取消功能組別，爭取真正雙普選，就被視為聯同泛民分子，攻擊同為建制派的對手，可見在老人家心中，民主派與民主派之理念，絕對係「毒害」。

老人家其實已脫離左派主流，借用蘋果「靈境胡同」引用文匯報例子，文匯報三月二十六日評論唐英年的君子風範和愛國情懷令人欽佩，講到：「唐英年在選後立即推動社會團結和諧，正正體現出『其爭也君子』的選舉典範。唐英年先生祖孫三代愛國愛港，足為世人楷模。落敗並非終結。人們期望並有理由相信，唐英年將繼承家族的優秀傳統，在其他崗位上繼續發揮其才幹及經驗，為香港的福祉和國家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過氣人大如不服氣，不妨再睇同日大公報「井水集」，呢個欄通常反映既定中方立場，並非作者個人意見：

「在和內地合作以及扶助中小企問題上，唐英年對國情熟悉、又有從商經驗，成績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為人富而不驕，對改善基層民眾生活關心和支持，包括推動成立社會企業及『關愛基金』等。唐英年參選政綱的題目是《明天在你我》，明天的香港特區，一定不會少了唐英年。」一啲人為了挺梁挺紅了眼，見唐便反，因住行差踏錯，左派人士便有此悲哀，我地亂咁寫都係自己自由，左派文人就只有緊跟上頭路線之自由，我地批梁批唐冇所謂，過氣人大唔好以為批唐就是挺梁，因住用錯鞋油，冇人可憐。

市民今遊行到西環: 不要中聯辦治港

《 7,000,000人口國際城市 689人選出梁振英》

【本報訊】中聯辦為捧梁振英當選特首，在特首小圈子選舉中對傳媒、選委用盡威嚇手段操控選舉結果，踐踏香港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民間人權陣線今日發起「豺狼當道港人憤怒抗議中聯辦亂港」遊行，強烈抗議中聯辦干預香港事務，介入特首選舉，呼籲港人再次走上街頭，以行動捍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容「西環治港」摧毀香港核心價值，把香港「大陸化」。記者：白琳、王家文、雷子樂、莫劍弦

民陣今日下午 3時發起的「豺狼當道港人憤怒抗議中聯辦亂港」遊行，由中環遊行至西環中聯辦，抗議中聯辦干預香港本地事務，並要求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落實雙普選，以及未有雙普選前，不要就《基本法》 23條進行立法工作。

雖然民陣估計遊行人數有 3,000到 5,000人，但警方卻如臨大敵，昨日已在中聯辦門外設置大量鐵馬及水馬，將中聯辦門外馬路及行人路團團包圍，明顯要阻止遊行人士接近，警方早前更被市民拍到操演防暴陣式，為今日行動做準備。

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在中聯辦干預特首選舉下完全破產，民陣今發起遊行抗議中聯辦亂港。

港人出來再向 23條說不

今次民陣遊行雖然只有不足一星期做動員工作，但卻得到泛民各大政黨、以及多個民間團體全力支持，全因梁振英當選後一直沒有對普選、 23條立法、捍衞香港核心價值等問題作具體承諾，甚至有建制派選委在他當選後傳出，梁答應北京及中聯辦於任內執行「四大任務」，即拖延普選、為 23條立法、推行洗腦愛國教育、整治港台，以交換中央支持他做特首。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直言，梁振英當選，加上中聯辦高度插手特區事務，「擺到明係共產黨治港！」李柱銘因要參加教會靜思，今日未必可上街遊行，但他希望市民今天上街，以行動向中央說港人反對西環治港，「出嚟遊行已經係唯一方法，我哋要畀領導人見到，香港人係唔同意中聯辦干預內政！」

曾經於 03年 7.1以民陣發言人身份，組織 50萬人上街反對 23條立法的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也認為在西環治港、梁振英做特首的局面下， 23條惡法重來的威脅越來越大，「一旦通過咗呢條惡法，支聯會首當其衝，悼念六四活動會受打壓，所以要及早抗爭」。

蔡耀昌又說，能否頂住惡法回魂，視乎有多少香港人願意站出來說不！縱使小圈子選委漠視逾五成白票，選出民意極低的梁振英做特首，但蔡耀昌呼籲港人：「唔企出來，就一直唔會有奇蹟！」「無論你係唔妥西環治港、小圈子，抑或不滿梁振英，今日也應該站出來，話畀佢哋知，香港人，係一直會實你；我哋要民主普選！」

民陣製作巨型豺狼橫額，呼籲港人挺身而出捍衞核心價值。

力阻「假普選」奸計得逞

工黨主席李卓人更相信，中聯辦一定會阻止香港於 2017年有真正普選特首，他以梁振英當選後，立即質疑特首普選要有低入場門檻的言論，顯示梁會用「假普選」取代「真普選」，一旦奸計得逞，下屆繼續由「阿爺」欽點，「繼續黨人治港」。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不諱言，梁振英及中聯辦控制下的特區政府，政制改革必會倒退，下屆特首選舉「民主派一定會被篩走」。他呼籲市民要站出來捍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如果市民放軟手腳，我相信香港會好快完全『大陸化』，大家要警惕」。

「喺香港百幾年歷史裏面，綜觀一啲民主國家嘅歷史，我睇唔到民主同民生有關係，唔係一定要一人一票，先可以發展民主同民生嘅……如果將民主拉到民生層次，就將民主貶得太低嘞。」

— 07年 12月，梁振英力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批評陳方安生「忽然民主、忽然民生」的言論，又煞有介事向記者稱， 97年前有個布政司厲起雙眼望向一個立法局議員，暗諷陳方安生。

今日遊行提醒你

主題：「豺狼當道港人憤怒抗議中聯辦亂港」

時間：下午 3時正

起點：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

路線：由遮打道出發，經畢打街轉入皇后大道中及皇后大道西，最後由朝光街轉入德輔道西中聯辦門口

衣着：以黑色為主

資料來源：民陣

國民教育或更洗腦

【本報訊】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 3月中以網民身份與梁振英對話。梁起初面上掛着微笑，聆聽訴求時不忘低頭抄筆記。當黃之鋒問他：「你嘅國民教育觀，係咪鄧小平應該攞諾貝爾和平獎？」梁即擱下筆桿停抄筆記，冷冷地說：「我冇咁講過！」

守不住教育後果堪虞

一眾網民又在該場合，向梁送上其八九六四後登報譴責北京血腥鎮壓學生的聲明，梁不肯收。

就讀中四的黃之鋒表示，梁振英參選初期建立的形象，就在這類半公開場合逐漸「穿崩」，「佢咁厚顏無恥，經常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由呢個地下黨員、強勢管治者去推行國民教育，後果難以想像」。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文件去年中出台，其教材指明學生對國旗流淚、支持國家運動員也是「愛國」表現，引起教育界強烈反響，政府今年初決定押後三年推行。

黃之鋒說，去年學民思潮多次發動遊行及聯署，成功迫使政府退讓，「用番同樣方法對付梁振英，未必 work。將來國民教育可能更加洗腦」。他擔心梁毒害下一代，「連教育呢條最後防線都守唔住，將來個社會會變成點？」

整治港台報答中央

【本報訊】被指經常與政府打對台的香港電台，在董建華年代已逐步遭「陰乾」，梁振英上場，盛傳整治港台是其首要政治任務，是報答中央欽點及換取中聯辦脅迫選委轉軚的條件。

顧問委員會被批封閉

現任港台「太上皇」的顧問委員會主席黃嘉純，被指與梁振英關係密切，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麥麗貞直言，「究竟會唔會有人落 order（命令）叫黃嘉純做嘢，呢個真係唔知」。她批評顧問委員會封閉，不讓員工加入作代表，「入面有冇干預，我哋真係唔知」。

去年底遭撤換的港台烽煙節目《自由風自由 Phone》前主持吳志森指，梁振英上台後會「慢慢嚟」陰乾港台，港台日後被整頓的情況「只會比現在更差」，加上港台管理層短期青黃不接，「遇到一個新政治環境，大家心中無底」。

吳志森由 07年至今擔心港台另一節目《頭條新聞》主持，常諷刺高官政要，屢受政治施壓。現時節目至 6月底完結，新一輯播放時梁振英已上任，「如果佢要換我都冇辦法，我哋係邊緣勞工。但畀多你做一季又點？又改變唔到乜嘢」。

不停落區 梁又做騷　暗踩貪曾無能

小圈子選舉盡顯政制腐敗，民怨一觸即發，「三低」候任特首梁振英連日來為撲火，走訪六區「做騷」，圖把今午參加「豺狼當道」遊行的人數減到最低。梁振英昨到深水埗與基層居民對話，強調自己不是「民粹主義」，大談扶貧理念之餘，不忘暗踩現屆政府管治無能。對於今午會否落場聆聽遊行人士反對意見，他含糊其辭︰「睇情況啦！」

登唐樓天台與居民對話

梁振英連續第四日落區，昨在市建局主席張震遠陪同下到訪深水埗，有主婦要求與梁振英握手，說「握完手有運行」。有市民向梁表示「唔想（政務司司長）林瑞麟留任」，又有人把梁否認是共產黨的言論，與前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否認六四有人死的言論，並列設計成海報送給梁振英。

梁振英其後到一幢唐樓九樓天台與逾百名基層居民對話。居民要求增建公屋、重設扶貧委員會、增加安老院舍等，他回應時大打親民牌，「我唔知乜係民粹主義，大家為謀求更好生活，乜主義都要做」，強調「我哋 700萬人係一家人」，任何階層市民均「同坐一條船」。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亦為梁振英撲火：「我哋要大大聲講畀人聽，話我哋收買人心、搞民粹主義嘅人，可恥！」

候任特首梁振英（左）昨在深水一唐樓天台會見街坊，有女童向他要求增加兒童發展基金的名額，並為基層學生提供參與課外活動的津貼。

梁振英談及政策時，暗踩過去政府管治及政策上的無能，「我上台、上場後會制訂長遠房屋政策，對上一次（制訂）係 15年前」，指會積極在新市鎮及市區找地興建公屋、居屋及配套設施，「唔可以起咗個社區但係設施不足，過去我哋都有咁樣嘅教訓」。他又說會重設扶貧委員會，「要做唔同嘅方向，要做啲落實到嘅嘢」。

梁振英又指出，去年旺角花園街發生大火後，何喜華曾聯絡他探訪居民，他強調落區探訪是他擔任公職以來一貫風格，並不是為今午舉行的大遊行撲火。被問到會否落場聆聽遊行人士的反對聲音，他繼續扮演「人肉錄音機」說歡迎反對聲音，再被追問下始拋出一句︰「睇情況啦！」

西環集中營：日日落區撲火　想㩒低遊行人數

民陣今日發起「豺狼當道港人憤怒」遊行，抗議西環干預特首選舉、破壞一國兩制。當然，民陣的目標絕不只是西環，還有西環力撐當選特首的梁振英。據泛民中人對筆者說，雖然北京絕不願意見到梁振英尚未「登基」就有數以萬計市民上街，但今次內地「中間人」未見太積極「收風」，當中原來另有文章。

泛民中人引述內地中間人所說，西環分析今次遊行不會有太多人，「西環覺得上次 22萬人參加公投唔作得準，港人見特首選舉大局已定，上街的人最多咪三幾千到一萬！即係話，西環睇死香港人已經接受現實，唔會反抗」。

阿爺睇死港人接受現實

西環因此才會向中央「拍心口」指不會有太多市民參加今日的遊行，他們自信已摸清港人的脾性，選舉過後，一腔熱血很快就會降溫。

另一原因是北京搞完特首選舉後，相關人士需要回一回氣，稍作休息之餘，也在忙於為後特首選舉形勢寫報告，而西環方面更早已接了北京的「聖旨」，要盡快修補建制派在今次特首選舉中造成的分裂局面，沒有時間再分神打擊民陣動員，所以只有靠梁振英自己赤膊上陣，天天落區救火，希望減低市民上街意欲。不過，對西環干預特首選舉，最不滿的並非一般基層市民，而是一眾中產及知識分子，梁振英那些落區政治騷，恐怕不易撲熄他們上街的怒火。

港人若不想被北京及西環「睇死」會接受現實，就要向中央表明力抗西環治港，正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所說，現在餘下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一齊上街，以行動來向中央表明港人反對西環治港！

陳鉅源成許仕仁貪案關鍵  香粉寮涉1.5億利益轉移

陳鉅源（左）加入新地39年，是集團「三朝元老」，因主理大圍香粉寮土地買賣捲入今次「官商勾結」醜聞，比集團聯席主席郭炳江（右）和郭炳聯（中）更早被廉署拘捕。

【明報專訊】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陳鉅源及由他一手安排的大圍香粉寮土地交易，成了前政務司長許仕仁貪污案的關鍵。廉政公署懷疑在這宗土地交易中，新地支付的地價較土地真實成本高1.5億元，陳鉅源涉將之轉移予中間人，作為向許仕仁輸送利益的工具，目前正循這方向深入調查。

陳鉅源是新地老臣子，主理新界及市區的收地工作。2012年3月19日，陳鉅源被廉署拘捕，指他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當時外界尚未知悉，這個拘捕行動就是廉署10天後拘捕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聯兄弟及許仕仁的前奏。到郭氏兄弟及許仕仁被捕後，廉署發出新聞稿，披露「該上市公司另一名高層及其他四名人士，亦涉嫌與這宗案件有關，較早前被廉署拘捕」，確認陳鉅源被捕與許仕仁涉嫌收郭氏兄弟利益一案直接有關。

廉署集中查許任司長時數項目

接近廉署消息指出，廉署正全方位調查，尤其集中火力針對許仕仁擔任政務司長期間（2005年7月至2007年6月）新地的幾個土地發展項目，包括元朗YOHO MIDTOWN、西九文化區單一招標，以及大圍香粉寮項目。

新地2007年4月透過附屬公司統達有限公司，以4.05億元向3家公司購入香粉寮地皮，該地獲城規會許可興建816個單位，合共52.1萬平方呎樓面。出售土地予新地的3家公司為均巧、銳晉和利啟，公司負責人為與新地有長期商業合作人士，包括建築師歐陽汝光，3家公司是在2004年11月，以合共2.55億元向原業主購入香粉寮地皮。

新地前主席郭炳湘被兩名弟弟聯手奪去主席職權後，2008年中曾入腽高院，控告多名新地董事，指控之一是新地以高於賣家叫價買入香粉寮地皮，賣家由陳鉅源介紹。當廉署拘捕陳鉅源時，外界普遍以為陳鉅源涉嫌安排關連人士以高於市價向新地出售香粉寮地皮，從中賺取差價自肥（俗稱「落格」），觸犯防賄法例中代理人未經僱主許可收取利益的規定。

不過，有消息人士向本報指出，陳鉅源是新地郭家極其信任的老臣子，多年來獲新地禮遇厚待，相信他不會「落格」，就算香粉寮交易高於賣家叫價，差價並非陳鉅源落袋，而是另有用途。

消息人士﹕料億元差價非落格

消息又指出，廉署認定陳鉅源和他經手的香粉寮交易與許仕仁貪污案有關，是許案的關鍵組成部分，意味廉署懷疑陳鉅源是郭氏兄弟的「白手套」，代郭氏兄弟出手，通過土地買賣，將新地的資金合法轉移到一些中間人手上，再通過這些中間人，執行不方便由新地管理層直接執行的任務，例如向許仕仁提供利益，換取他向新地高層泄露政府地政機密，令新地早悉天機。

消息指出，新地為許仕仁提供免租禮頓山豪宅，每年涉及的租金不過百餘萬元，聘請許仕仁擔任顧問，每年顧問費亦不過數百萬元，若明顯高於這個金額，很容易被核數師質疑。相比之下，通過土地交易轉移利益，金額便可以動輒上億元而不留痕舻。因此，廉署已鎖定香粉寮交易為調查重點，希望從參與這宗交易的中間人口中，得悉新地與許仕仁之間的利益輸送鏈條。

提早拘5人盼令轉任污點證人

據了解廉署運作的人士分析，廉署既然決定在3月25日特首選舉投票後才動手拘捕郭氏兄弟及許仕仁，但又選擇在3月25日前6天高調拘捕陳鉅源，主動打草驚蛇，一個可能的理由是，廉署希望通過拘捕陳鉅源和4名相關人士，向這幾個人施壓，促使他們轉任廉署污點證人，指證郭氏兄弟和許仕仁，但陳鉅源和郭家淵源深厚，相信轉任污點證人的機會不大。

明報記者 劉進圖 曾錦雯

戴德梁行被指早知西九轇轕  助楊經文參賽工料行 呈文件指證

【明報專訊】候任特首梁振英過去一直以不知道建築師楊經文等人會參加西九比賽為由，解釋漏報利益衝突一事，但協助楊經文的威寧謝工料測量師行前董事潘根濃昨日力證，在委託戴德梁行為西九地皮估價過程中，曾向戴德梁行職員提及梁振英會出任西九比賽評審，其後更曾傳真楊經文的參賽表格副本，但戴德梁行前執行董事趙錦權堅持沒看過表格副本，亦沒有人知會他梁是評審，否則他們不會繼續提供估價服務。

戴德梁行前董事﹕評審後期才知

立法會專責委員會昨日舉行第三次聆訊，戴德梁行前執行董事趙錦權昨供稱，梁振英曾於評審過程中（相信為2002年3月28日、即評審最後一天）打電話給他，當時梁「不是非常高興」、「比較勞氣」，查問他「知不知他是評審……我答他﹕我不知」、「（梁問）為何在大簿查不到（楊經文的項目曾諮詢戴德梁行）」，趙稱當時才知道梁擔任評審。趙說，印象中跟潘根濃於01年9月會面時，對方並沒有提及梁是評審。

威寧謝前董事潘根濃昨日即場向委員會呈上一封於2001年9月11日致梁黃顧建築師事務所、同時發送給戴德梁行趙錦權的信件，力證曾向戴德梁行職員提及梁振英出任西九比賽評審一事。

威寧謝前董事潘根濃則指出，他委託戴德梁行為西九地皮估價時已得悉梁是評審，潘昨更臨時向委員會呈上一封於01年9月11日致梁黃顧建築師事務所、同時發送給趙錦權的信件，直指「根據我封信」，他應曾向戴德梁行職員提及梁振英是評審的事，潘承認，「我不敢肯定是在會面時說，還是事後電話說」，但「一定有講過」。潘根濃說，曾與戴德梁行談及梁振英是評審一事，而其提供的文件顯示， 戴德梁行亦建議梁振英應作出合適申報。

黃毓民質疑講大話

委員黃毓民質疑趙錦權「講大話」，指摘他學了梁振英的「三不」，即「不記得、不知道、不明白」，覑趙不要帶委員遊花園。

趙錦權堅持，對潘呈交的信件沒有印象，並否認估價涉及複雜程序：「對我們來說，只好像電視台聽日買地……他遞個咪埋鈬」一樣，「如果我知道的話，我沒理由去接受一個有potential conflict（潛在衝突）的事……因為既然不收費，可以不做的，講真都無謂做」。

「估價免費 有衝突沒必要做」

梁振英曾否認於西九比賽前，看過馬來西亞設計師楊經文的草圖。但潘根濃透露，曾向戴德梁行提供梁黃顧建築師、即楊經文合作伙伴的設計。梁黃顧建築師前董事梁鵬程承認，潘送予戴德梁行的草圖和最終參賽設計「相近」。兩者說法均確認戴德梁行職員曾於比賽前持有比賽草圖。

曾提供履歷供填參賽表格

戴德梁行前執行董事趙錦權（前排左一）、前董事黃儉邦（前排右一）、前經理鄭鴻恩（後排左一）和前秘書伍楚宜（後排右一）昨日出席立法會專責委員會聆訊，趙錦權表示，他直至梁振英查問，才知梁是評審，否則他不會繼續提供估價服務。

至於戴德梁行為何會把4名高層的履歷交予楊經文，潘根濃昨日解開謎團，他說曾於2001年9月19日傳真楊經文的參賽表格予趙錦權，並要求趙提供履歷給楊。但趙錦權否認看過參賽表格，只承認有應對方要求，把履歷直接傳給參賽公司楊經文。

趙表示，他從不知道提供資料，會成為參賽團隊一部分，而事實上，潘根濃的函件亦只稱楊經文的參賽表格能「自我解釋」，要求對方提供「所需資料」。

被問及梁振英曾表示於填寫利益申報表格前，曾致電一名戴德梁行職員，要求於「大簿」翻看客戶資料，確認沒有客戶參賽，以顯示沒有利益衝突。昨日出席的戴德梁行職員均表示，對事件沒有印象。

Jaswant Singh: The Lynchpin of Asia

NEW DELHI – Isolated and impoverished by decades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Myanmar (Burma) has emerged in recent months as both a beacon of hope and a potential new Asian flashpoint. With Nobel laureate Aung San Suu Kyi freed from two decades of house arrest to campaign vigorously for a seat in parliament in the special election to be held on April 1, Burma’s commitment to re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ppears to be genuine. But this opening has other consequences, most importantly setting the stage for a new “great game”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No one should be surprised that Burma is a locus of interest for great powers. After all, it is larger than France and with a similar population size. In his recent book Monsoon, Robert Kaplan notes that in the Middle Ages three kingdoms lay between Thailand (then called Siam) and India. One was Myanmar, which means “that which is central.” Centuries later, Burma remains central, not only in matters of Asian security, but also for the country’s vast and still mostly untapped natural wealth.

Burma’s strategic importance reflects, first and foremost, its geographic location between India, China, Thailand, and Southeast Asia. Ringed in the north by the southern ridges of the Himalayas, to the east by foothills of dense teak forests, and to the west and south by the Bay of Bengal and Indian Ocean, Burma’s geography has always shaped the country’s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1885, during an earlier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Asia, Lord Randolph Churchill, Winston Churchill’s father, impulsively annexed Burma to the British Raj in India following the Third Anglo-Burmese War. Thant Myint-U, a leading historian of contemporary Burma (and the son of former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U Thant), likened Churchill’s move to “throwing Burma off a cliff.”

Only in 1937, by a decree of the British viceroy, was Burma finally separated from British India. But the Japanese invasion five years later subjugated Burma and its people to colonial rule once again, with the conquering sweep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checked only at Imphal, in India’s Manipur state.

The end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1947 gave Burma its freedom, but did not end its travails. The assassination of Aung San (Suu Kyi’s father and the leader of Burma’s independence movement) destabilized the country, paving the way for the army to take over. Under its long-serving military junta, Burma shut itself off from the world, internalized its problems, and stagnated as the rest of Asia boomed. The world reciprocated, isolating Burma economically and diplomatically.

It was to this Burma that I journeyed from Imphal some 10 years ago, the first Indian foreign minister to travel overland to its neighbor since independence. India’s Border Roads Organization had recently completed the first all-weather road connecting the two countries since WWII. Journeying on this “road to fabled Mandalay,” I recorded in my diary, was a highlight of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satisfying, and happy foreign visits in my experience as Foreign Minister.”

China, too, has endeavored for centuries to bind Burma to itself, mostly in search of a southern route to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In recent decades, China took advant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shunning of Burma to secure its own strategic interests, building highways, railways, ports, and pipelines that connect southern and western China to the Indian Ocean.

But trade has not been China’s only motivation for investing so heavily in Burma. China also views Burma as vital to its quest for security, as well as to the regional expansion of Chinese power.

Reflecting its fears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Chinese encirclement, democratic India, after early hiccups of doubt, set aside its scruples about Burma’s military regime. India’s cultural, economical, social, and sometimes military ties with Burma – indeed, with the entire region – are older than China’s. So, for reasons of Realpolitik, India expanded its activities and investments in Burma throughout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the junta’s rule.

Sometimes th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s direct. At the Shwe gas fields along the Burmese cost, estimated to be among the largest reserves in the world, two pipelines are to be constructed: one to China from the nearby port of Kyauk Phru, and the other to India from the port of Sittwe.

For Thant, thi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s worrying. The “crossroads through Burma,” he argues, cannot “be a simple joining up of countries,” because the regions of “China and India that are being drawn together over Burma are among the most far-flung parts of the two giant states, regions of unparalleled ethnic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isolated upland societies that were, until recently, beyond the control of Delhi or Beijing.”

While China seeks strategic depth in Burma, India’s interests there are now reanim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opening to a country that appears to yearn for the same democratic freedoms that Indians possess. And, in Aung San Suu Kyi, who studied in New Delhi (as did her mother, Daw Khin Kyi, who was Ambassador to India and Nepal in 1960), Burma possesses a charismatic moral leader who reminds Indians of their country’s own founders.

As a result, Realpolitik and economic interest alone will no longer shape the great game playing out in Burma. Ideals and the quest for freedom will also play a critical role.

Jaswant Singh is the only person to have served as India’s finance minister (1996, 2002-2004), foreign minister (1998-2004), and defense minister (2000-2001). While in office, he launched the first free-trade agreement (with Sri Lanka) in South Asia’s history, initiated India’s most daring diplomatic opening to Pakistan, revitalized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reoriented the Indian military, abandoning its Soviet-inspired doctrines and weaponry for close ties with the West. His most recent book is Jinnah: India-Partition-Indepen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