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3月8日星期五

陶傑: 文化人




怎樣才有資格做一個專業(Professional)的文化人(Cultural Man),最近社會終於形成共識(Consensus),就是在進行後殖民書寫(Post-colonial writing)的時候,一定要堅持華文和英語學術詞彙的並列(Juxtaposition)。

因為文化人的母親(Mother),在同性婚姻的後殖民性別論述(Gender statement)之中,已經不一定係女人(Woman),加上正如某標籤(labelled)為「香港第一才子」(First writing talent of Hong Kong)兼與阿叻同遊世界的文化人,時時強調的一點:中國小農社會,使用的語言詞彙,相當貧乏,未能體現西方現代文明的大量抽象學術詞彙(Abstract academic terms),加上以華文印刷的知識份子報紙(Intelligentsia newspapers)長期藐視不識英文的中國農民讀者,認定不喝咖啡、不看法國電影,兼不閱讀城中知識份子報紙者,即屬隨地吐痰(Spit),縱容小朋友在商場排洩糞便(Release excrement)或小便(Urination)之自由行中國父母(Free-walking Chinese parents),所以,書寫時,一個華文名詞括號(Bracket)附加英文,不但可以增加報紙在中環的銷路(Circulation),更可令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中國小農官員加深印象(More impressed),視之為文明修養,會予以撥款。

但是,在華文傳媒打造這類世界性的文字平台,以一半的泡沫字數,搏取全數的文稿酬金,可以將中環精英(Central elites)及類知識份子(Pseudo-intellectual),當做笨蛋,但騙不到一個低俗的商人(vulgar merchant)。

這個商人名占美.黎(Jimmy Lai),又名肥佬黎(Fatty Lai)。

因為他會即刻打電話給名采的編輯,咆哮(以下為主觀想像性之虛擬對白):「陶傑X佢老味(Fxck his old taste)啦,喺度講乜春(Talk what spring)呀?明天起,咳咗佢啦!」

陳智傑﹕Shall We Talk?




香港限制攜帶奶粉離境的措施,在內地輿情和民情掀起了「反擊戰」:半官方報章、內地名人、意見領袖紛紛質疑香港做法過激、罰則過重、損害自由貿易,甚至是歧視內地同胞。氣勢所及,香港輿論亦開始動搖了:部分在北京開會的「港區代表」「調轉槍頭」,指港府的措施違反《基本法》、是民粹、法例太強硬太倉卒、「限奶令」應是短暫措施,要避免挑起中港矛盾。有社論把矛頭指向港府,指摘措施破壞自由經濟和內地商機,斥喝港府敏感度不足,亦有於本版撰文的作者反過來指梁振英的強硬政策正帶來後遺症。

看見部分香港的意見領袖和評論寫手如此隨風擺柳,實在不勝唏噓。早前香港醞釀「限奶令」,我不見得他們有如此強烈的反對意見;如今內地民情風起雲湧,就把矛頭指向港府,卻巧妙地沒有談及同樣熾熱的香港民情。我無意阻礙同行「搵食」,但如此「見機行事」的輿論,對於內地與香港的民間交流、對話,幾近毫無建樹。

很想跟內地的輿論說

我明白自己是在一份香港報章撰文,不如梁擧智兄般身先士卒,直入微博,但有一些話,我還是很想跟內地的輿論說:

●香港並沒有對內地實施所謂的「聯合國禁運」,商人大可透過合法途徑轉口外地奶粉進內地。只要所轉口之奶粉是由外國直接進口,而非於香港零售層面搶購回來,影響民生,相信港府及港人都沒有異議;

●「限奶令」絕非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內進」的歧視政策。按香港保安局長提供的資料,連日來因而被捕的人中,有過半是香港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管他是內地人、港人、英國人或美國人,也管他是把奶粉帶到內地、英國或美國;

●「賣壞奶粉的不坐牢,買好奶粉的坐牢,童話都不敢這樣寫」——內地童話大王鄭淵潔先生如是說。對,賣壞奶粉的、監管內地奶粉質量的沒有被問責,身受其害而去搶購奶粉的、因奶粉被搶光而憤怒的,則互相廝殺,相信金庸也寫不出這樣的小說。鄭先生,不如我們一起去「學習粉絲團」,向習書記討個說法好嗎?

「國內多少資源給香港,但你在香港多買一瓶奶粉,我自己用都不行」——因攜帶3罐奶粉過境而被捕的內地人士林尤祝先生如是說……

林先生,你只帶了3罐奶粉,我相信你是被錯殺良民。知名大狀余若薇曾說過,法律是一把鈍劍,法規的界線一劃下,執法人員便要一視同仁。加上水貨客乃「大隱隱於民」,他們本身也是兩地的尋常老百姓,故此實難把「民」和「水貨客」予以細緻的分類,也因此委屈了你。不過,所謂「國內多少資源給香港」之說,卻有商榷之處;容我引述內地《網易評論》沈澤清的文章「香港人不靠內地『恩賜』過活」所列舉的例證,讓各位參詳:

201220143年間,香港向廣東買水,要付1124134萬人民幣;粵港供水業務賺取的利潤超過五成,香港向內地買水比起新加坡向馬來西亞買水貴10倍;

●改革開放之初,廣東電力緊張,香港曾簽10年合同向深圳蛇口每天供電42萬度;自1979年起,廣東從香港購入電力2.5億千瓦,至今大部分時候是香港電力輸送到廣東;

●維基解密公開了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機密電文,有電文透露2009年廣東出現嚴重旱災,港方提出通過減少港供水以助紓緩旱情,但為廣東婉拒,為的是確保30億元的供水協議可以全額履行。

我不想與內地同胞親身正視眼淚誰跌得多,但如果難過卻避不過,沉默又實在太沉重,那讓我們就算牙關開始打震,就算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觸摸,也一起重新看看……看看我們是最後何以生疏,以及能否重新開始認識對方。

希望我們都對林夕的歌詞仍有一絲同感。

黃偉豪﹕90後的憂鬱 政府的警號




筆者最近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進行一個講座,參加者多是正就讀中四及中五的90後年輕人。講座的主題本是有關公共政策制訂的理論與實踐,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到了討論和答問的環節,內容便很快轉到去香港的前景和發展之上。

他們大部分人均對香港的前景表示悲觀,亦為自己的個人前途和發展機會感到擔心。資優的學生,應是年輕人中的尖子,社會的未來領袖,推動香港發展和進步的主要動力,若果連他們也對香港的前景感到悲觀,看不見希望,這絕非單純是年輕人的多愁善感,實是一個特區政府不容忽視的警號。

曾幾何時,香港被視為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在這一個從現在看來像是神話式的年代,要年輕人關心社會,曾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為每個人身邊的機會實是太多,因此大家均專注於自己的前途和事業。在這個年代的大學生,更加流行一個「三仔主義」的說法。三仔即車仔、屋仔和老婆仔,只要願意努力,書讀得好,便順理成章地可以買車、買樓,娶得美人歸,事業愛情兩得意,人生一樂也。

當年的大學入學面試,一條頗為流行的問題,更加是「平日有沒有每日閱讀報紙的習慣」。因為當年輕人只單靠讀書及個人努力,便自然理想達到,關心社會的動機便變得太少,成本變得太大。在一個被視為公平的社會當中,更絕少人把自己個人的成敗,聯繫到結構性和制度性的因素及政府的施政失誤之上。

看不見任何美好的將來

但時至今日,社會的氣氛已起了一百八十度的重大變化,很多聰明而又願意付出努力的人,均看不見任何美好的將來,甚至連追求一個在已發展世界中合理的生活水平也有一定的難度。年輕人從而不得不開始關心社會,質疑為什麼社會不能再提供上流的機會,因而更深刻地認識了社會的各種不公義,及默許它們存在的政府。

要使年輕人對香港的前景感到絕望,本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為他們大都性格樂觀,對未來充滿幻想,及擁有無限的青春去改寫自己的命運,但這麼難的任務,特區政府也似乎已達到了。政府不想年輕人反對自己之前,是否先要自我檢討為何不能為他們帶來機會和希望!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明報社評: 港記者北京採訪遇襲 公安須徹查法辦兇徒




社運人士到劉霞住處,意圖探望這位因為丈夫劉曉波獲頒授諾貝爾和平獎已被軟禁超過2年的弱質女子,香港記者隨行採訪,但是被多名身分不明男子攔阻和動粗,有記者被推倒地上後,仍然被拳打腳踢,多名記者因而受傷。正值「兩會」期間,國際傳媒雲集,北京城的動態都會成為報道重點,現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無法無天的毆打記者惡行,對首都形象已經構成一定損害,北京市公安局必須徹查事件,揪出打記者的兇徒,按法律規定懲處。至於身在北京開會的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要發揮職能,要求當局嚴肅處理,懲處兇徒,替香港記者討回公道。

若徇私包庇兇徒  將進一步打擊北京形象

社運人士楊匡等人前日已經到過劉霞所住小區,未能見到她,一行人等被帶到派出所,其後獲准離去,昨日,他們事先張揚,表示下午會再去探望劉霞,正在北京採訪「兩會」的記者得知,按時前往採訪。據記者在現場所見,楊匡等人原本與大閘保安員交涉,要求探望劉霞,但是在交談期間,突然衝出45名男子,不由分說推撞、驅趕記者,他們特別針對持大體積攝影機的電視台記者。從記者拍攝得的當時情,在場記者都遭到這些男子不同程度攻擊,有記者被箍頸毆打和撂倒地上之後,仍然被數名男子拳打腳踢。

事情發生之時,正值大白天,而且有傳媒在場拍攝,這些惡漢仍然毫無顧忌地行兇,從他們的行動看來,好像根本不害怕會遭到追究,然則,這些人到底何所恃?這些惡漢無披露身分,不過,本報記者多月前曾經8次到過這個小區,希望見到和採訪劉霞,但是都被保安員阻撓,從昨日記者拍攝得的行兇惡漢樣貌,其中一人就是當時阻撓本報記者的小區保安員。其他惡漢的身分待查證,但是這名保安員已可確定,若當局以「不明身分」為由企圖淡化事態,就是包庇保安員肆意行兇。

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特別是欲採訪民運人士,經常都會遭到不明人士攔阻,他們身分神秘,從不交代自己是何方神聖,卻在「執法」,有人說他們是保安員、國保人員、公安人員等,但是從來都無法證實。過去,這些人的攔阻手段限於拉拉扯扯、碰碰撞撞,不敢公然打人,發生在劉霞住處外的這一幕,惡漢行為之兇狠、手段之暴烈,乃過去所未見,未知是否與多次有人突破封鎖,進入劉霞寓所探視她有關。但是,若當局認為暴力就可以阻嚇其他人探視劉霞,將是又一次主觀錯誤,因為每一次動粗,只會積聚更大反抗能量而已。

這次毆打香港記者事件,發生在「兩會」期間,北京市政府要嚴肅處理,務必依法行事,若處理恰當,尚可挽回此事對北京市、甚至對國家的負面影響,若處理不當,徇私包庇,將會進一步打擊北京市的形象。所以,北京市政府應該責成公安局徹查事件,把兇徒繩之於法。

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正在北京開會,他們自稱代表港人到北京參政議政,香港記者採訪遇襲,事態清楚,現在應該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發揮職能的時候。他們之中,個別表示會向有關部門交涉,不過,若全體人大代表和全體政協委員各自一致行動,會得到有關部門的足夠重視。而全體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聯合行動,力量就更大了,問題是此時此刻,他們會否團結一致,為香港記者作不平之鳴而已。

至於特區政府,表示十分關注事件,並重申香港記者在內地進行正常和合法的採訪活動,應該受到尊重。特區政府會透過駐北京辦事處了解有關情。特區政府關注此事,十分重要,因為政府出面,北京市當局就要交代。不過,從政府的聲明,所說「正常和合法的採訪活動」,不知道在寓意什麼,是否為「記者違規採訪」埋下伏線?政府若囿於此,相信傳媒工作者甚至不少市民都會大為失望。其實,記者採訪社運人士探訪劉霞,被不明身分的男子毆打受傷,事態就這麼簡單,政府左顧右盼,只會起到縱容惡行的結果。

王岐山應親自介入  解除對劉霞的軟禁

香港記者這次採訪,主角應該是劉霞,現在記者卻成為主角,這是國情下的無奈。200912月,劉曉波被繫獄,未幾,他的妻子劉霞被軟禁,至今已經超過兩年。當局根據哪一條法例剝奪劉霞的自由?從未交代。據一般認知和了解,當局施加在劉霞身上的,根本於法無據,實際上只是龐大無比的國家機器,對付一名沒有犯法、手無寸鐵的弱質女子而已。這種行徑放在任何國度,只要稍有良知者,都認為違反人性,絕對不能接受。其實,劉曉波的刑期是11年,難道當局打算軟禁劉霞到劉曉波刑滿出獄為止?我們請主管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王岐山親自介入此事,解除對劉霞的軟禁,結束一段荒謬、對國家聲譽形象影響至巨的胡作非為做法。

古德明: 大雨、中國人




問:我教小兒寫了一句I got caught in a heavy rain in this afternoon(這個下午,我遇上大雨)。他老師改為I got caught in heavy rain this afternoon,這寫法對嗎?

答:凡用thisnextlast等帶出的時間,習慣不用介系詞,例如I saw him on Monday / last Monday(我星期一/上一個星期一見過他)。In this afternoonin的確應該刪去。

至於a heavy raina,則不一定要刪除。Rain當然可作不可數名詞(uncountable noun),但要強調「一場雨」,則會冠以a字。請比較以下兩句:(1There was heavy rain all day yesterday(昨天整天下大雨)。(2There was a heavy rain yesterday morning(昨天上午,下了一場大雨)。

問:立法會民建聯議員那句You are not even a fucking Chinese(你甚至不是個鳥樣中國人),我在網上說應刪去a字,因為Chinese是形容詞而非名詞,但隨即惹來反駁。究竟a Chinese這說法對不對?

答:「地方名+ese」,可作形容詞或名詞,指「該地的」或「該地的語言」或「該地的人」。用來說人,作單數或複數都可以,例如a / two Chinese(或Taiwanese / Cantonese / Vietnamese)(一個/兩個中國人或臺灣人/廣東人/越南人)。The Chinese / Vietnamese等,則是指所有中國人/越南人。


留意BritishFrenchDutch等,卻不可指個別的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冠以the,則指整個民族。

李純恩: 最恐怖的事情




吉林長春市一對夫婦開車去超級市場買東西,天冷,把兩個月大的嬰兒放在車裏,開着暖氣,沒鎖車門。一個偷車賊來了,把車開走。事發之後,全省追捕,結果一天之後偷車賊自首時說,開車後嬰兒在後座哭鬧,他把他掐死了埋在雪裏。

如果這個男人精神有問題,這事還不算恐怖,最恐怖的是一個精神健全的人,他意識不到殺一個嬰兒跟殺一個成人一樣,他把孩子弄死,尤如弄死一隻小貓一隻小狗。

幾年前看過一段大陸報導,說在電視裏看到一個慈眉善目的老頭,鏡頭從他臉部拉開,拍到他雙手,才看見手銬。原來這是個專門拐賣小童的人販子,經他手,賣了好幾個孩子。但是,這還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是這個老農民,他意識不到自己犯了什麼大罪,因為他認為,既然小豬小羊可以賣,為什麼小人不能賣。他拐一個孩子,就跟牽一隻小牲口一樣,隨手賣掉,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不對。如果不拐賣兒童,他完全可以是一個純樸的農民,或許他也真是個純樸的農民,見人買小童,他就以為跟買小豬小羊一樣,不種田的時候,搞點副業。

這種意識不到惡的作惡,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人性。與此同理,中國現在任何製造有毒食品有毒產品的人,裏面沒有一個是要存心毒人存心殺人的,他們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作惡,他們只想着怎麼可以多賺點錢。人心爛了,人性喪失了,這才是現在中國最恐怖的事情。

 金城王子:比殺嬰更恐怖的

吉林長春,一個盜匪在一家超巿門外偷走一輛豐田越野車,車上有兩個月大的嬰孩。失主報案後,盜匪棄車而逃,失車當天找回,但嬰孩下落不明。一天後,盜匪自首,承認因為嬰孩太吵,所以將之扼斃埋於雪地。
殺嬰事件很恐怖,比這更恐怖的卻是國家機器對此事件的反應。三月五號,省直及長春巿媒體接獲對「三‧○四」案件的報道要求,第一條要求「控制總量,報紙不發一版,內版總量嚴格控制在半個版以內,不得大字號炒作,廣播電視簡要報道,不作專題或組合報道」。第二條要求「加強言論引導」,彰顯「公安部門對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深度關切和積極作為」,「傳遞正能量」。第三條要求「媒體必須堅持正面宣傳」,「不要渲染悲情」。第三條規定,「如無統一安排,報紙明天出報後、電台電視台明天早間檔新聞後各媒體不再作關於此案件的報道」。
結果,三月六號出版的長春巿最重要的報紙《新文化報》非常配合,整張報紙由頭版到內版,隻字不見殺嬰事件的報道,不但長春新聞版不見提及,國內新聞版也避之則吉。撞正人大這樣的紅事,豈容白事敗壞了喜氣?
無獨有偶,不久前紐約也發生了類似事件,同樣是盜匪偷車車上同樣有個嬰孩,偷車賊發現車內的孩子,不忍心了,棄車而逃後打電話通知警方,提醒警方車上有孩子。
兩件盜車案,兩個嬰孩的不同命運,反映的不是兩個賊的個體差異,而是兩個國家對生命的不同態度。美國是有信仰的國家,人們對生命有起碼的本能的尊重,尤其對弱小的生命
中國正好相反,多年的專制統治令人性泯滅,個體的人不敢向強權挑戰只敢欺凌弱者。獨子國策更加速摧毀對生命的憐恤、尊重,使殺害幼小生命成為絕大多數人直接或間接的體驗。主流媒體對此事件的反應,體現的又何嘗不是整個國家對生命的漠然
自由行以來,中港矛盾無日無之,追究矛盾本質,是價值觀生命觀截然不同的兩種人被強行要求融合而起的矛盾。香港人要避免劣幣驅逐良幣的命運,必須堅守一國兩制,堅拒河水混入井水。



潘小濤:兩個月大嬰兒被掐死在雪地的悲劇

三月五日早上七點,長春市一家小型超市的老闆,開車載着兩個月大的兒子皓博,來到店外,準備開門營業。

由於天氣冷,店內還沒暖氣,父親就把皓博留在開着引擎的車內,自己入店開暖氣。不到十分鐘,車子被盜。父親報警,三小時後公安召開記者會,呼籲民眾協助找車尋人。及後,長春全城動員,的士、私家車,不少民眾自發上街,尋找這輛銀灰色的私家車,並呼籲銀灰色的私家車不要上街,以方便大家尋找這輛失車。

一天後,失車在市郊尋回,但嬰兒不見,只留下被子及衣物。其後,偷車賊向警方自首,和盤托出偷車後開上高速公路,發現車後有嬰兒哭鬧,個多小時後駛到鄉郊公路後,將小皓博掐死及埋在雪地裡。疑犯是一名退役軍官,四十八歲。

噩耗傳出後,數千人湧到市內廣場,不少人在路旁點起萬千燭海,哀悼僅來到世上兩個月的小皓博。母親驚聞噩耗後徹底崩潰,送院搶救!

對於這宗悲劇,我久久不能平靜,在想皓博的父母如何度過餘生呢?他們還敢開車、還敢回那個超市嗎?每逢看到雪地,看到銀灰色私家車,他們必會想起那張小臉。那份痛、悔疚將伴隨他們一生。

令我不解的是,疑兇殺嬰時還沒全城搜捕他,而那個嬰兒又不會對他構成任何傷害,又何須置其死地?一個四十八歲壯漢,應該做過別人的爸爸,怎能對一個兩個月大的嬰兒痛下殺手呢?!中國人的心,甚麼時候變成如此黑,如此殘忍?!

是六十多年來的黨國教育,讓大家對生命冷漠了?!中國人對殘酷的東西看多了,文革時鬥死人的方法多如牛毛,今天拆遷時殺人或迫死人的手法也是層出不窮,包括用泥頭車輾死、用壓路車壓死反抗者,在看守所內喝水死、睡覺死、躲貓貓死,也時有發生。大家從心底裡輕視生命、賤視生命,眼裡只有自己的利益。今天,大家上街尋人尋車,當然是愛心的表現,但是那麼多被迫害至死的人,大家可曾為他們發聲?!
 

顧鴻飛: 用「生活的淡定」面對問題?




兩會期間,杭州市長心臟病發送院不治,習近平到上海代表團參加分組討論時,談到北京天氣,說是小時候沙塵就很大,要戴口罩騎車上學,勸大家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對這些問題。

北京的空氣污染問題不是海內外階級敵人無中生有的。新華社報道,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空氣質量指數PM2.5每立方米超過四百微克,達到危險程度。傳染病專家鍾南山說,近年來北京市民的肺癌發病率上升百分之六十,與空氣污染有關。

老百姓受空氣污染之苦,生命普遍受威脅,習總卻要大家以生活的淡定來面對,這與他到農村去訪貧問苦,問農民家裏為何燈那麼黑,其態度落差之大,令人驚異。燈黑一點沒即時危險,每天呼吸污染空氣,造成大量居民患肺癌喪生,國家用於公共醫療的支出大增,不可以如此漠然吧?

中國人很奇怪,普遍的習性是喜歡跟以前比,以前就污染了,今天還是那樣污染,似乎污染的存在就合理了。治沙塵暴不容易,治理城市空氣污染也要花大力氣,問題不在於能不能解決空氣污染問題,而在於國家領導人面對關乎民眾切身利益問題時,那種輕佻的態度。

據說習近平那番話,還惹得代表們發笑。那當然,習總都笑了,代表們還能不笑?但會場裏在笑,會場外有人在哭,有人在罵,他們聽得到民間的哭聲和罵聲嗎?

五七年反右派,數十萬人家破人亡;六十年代大饑荒,農村有人吃人的現象;張志新文革中被槍殺前,喉管被割斷;這些血迹斑斑的歷史,都發生在習總懂事後的年月,那些年他騎腳踏車上學,戴着口罩,只知沙塵暴,不知道有那麼多人間慘劇正在發生。

這些慘絕人寰的事,也可以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對嗎?

說得近一點,劉曉波因為一篇《零八憲章》坐牢,盲人陳光誠因為維權而在中國無立足之地,被拆遷的平民要自焚抗議,社會不公、百姓受苦的事每天都在發生,這些也都可以用生活的淡定來面對嗎?

生活本來就無法令人淡定:貧富如此不均,制度如此嚴苛,自由如此稀缺,法治如此兒戲,甚麼事都淡定,都一笑置之,人間苦難就自動消失了嗎?

很多中國人都學會了這種對一切罪惡,對不公義、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採取淡定的態度。因為一時改變不了,就只好淡定地接受,因為接受了,就變成正常,因為看上去正常,就不再有嘗試改變的要求。人人都將這種淡定合理化了,與其強烈要求改變,造成政府與民間的衝突,不如安於現狀,把不合理的接受下來,委屈自己,隨波逐流,像老僧入定那樣,兩耳不聞窗外事。把甚麼都看淡了,那麼民主不民主、獨裁不獨裁,的確都只是一小撮吃飽飯沒事幹的人要操心的事了。


習總這種淡定哲學,放在今天千頭萬緒劍拔弩張的社會,倒是很管用的一招,難怪連李光耀都看穿我們了,中國人都沒要求了,民主就不可能在中國土地上發生。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范克: 黑臉白臉反映北京取態




隨着佔領中環的討論開始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北京當局亦不甘示弱,你有你佔領,我有我打壓,不停出口術以圖阻止佔領行動成事,勢要將運動消滅於萌芽階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兩名常委,俞正聲與張德江,先後以一硬一軟態度發言,前者指港人高舉龍獅旗和香港旗為「搞港獨」,後者大讚一國兩制在港實踐成功,以示中共對香港的重視。

俞在發言中,批評舉旗即為顛覆,警告港人不要將香港變成反共橋頭堡,再配上呂新華日前的「普選愛國愛港特首」論調,就是為了暗示愛國愛港遠比《基本法》重要。甚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哪管《基本法》怎樣列明,都及不上對黨的效忠重要。

香港的法律,保障了香港人的示威權利,不論示威者舉的是藍旗還是黑旗,喊的是自治還是獨立,只要不違法,就可以繼續。但於京官的眼中,只要你舉的不是紅旗,喊的不是擁護一黨專政,那你就是不愛國愛港。不愛國愛港,就是外國勢力、顛覆國家,就連普選出來的特首,他們都有權不去承認。

有白臉就要有黑臉,同為常委的張德江,與俞大相徑庭,大讚一國兩制怎樣成功,中央對港政策怎樣貫徹始終,大陸怎樣重視香港的貢獻,最後又呼籲香港人一定要包容。張對香港雖然有讚無彈,但不要忘記同為中共高層,他們葫蘆裏賣的都是同一種藥,這番言論其實就表示了中共認為目前插手干預香港的做法沒有問題。

主權移交十五載,中聯辦躍上大舞台,作為中港橋樑的一部份,開始插手香港範圍的事務,例如有西環契仔之稱的謝偉俊,就有人指他的票源主要來自中辦聯的統籌。張認為一國兩制成功,就是認為西環插手沒有問題;認為對港政策成功,就是認為這種干預手段對中共有利;認為大陸重視香港貢獻,就是指示港府應該推出更多貢獻大陸的政策;而最後提出的包容,更加簡單,就是叫香港人乖乖認命,不要再去舉甚麼旗、搞甚麼佔領中環行動。

戴耀廷的「黑材料」未至,京官已經頻出口術,以先聲奪人的姿態送了那些渴望普選和支持佔領的香港人一記耳光。加上最近連身處北京的李少光都開始重提二十三條立法是憲制責任,指香港市民不要打算逃避,甚至搬出「天經地義」來為剝奪人權的惡法辯護,可見香港人的自由會在往後日子進一步萎縮。

正因為人權法治的倒退,民主自由的萎縮,二十三條的再臨,和深圳河以北對香港文化、日常生活的威脅,我們已經避無可避、退無可退。這一切問題,如果港人再不正視,安逸的日子就會成為過去,恐怕未到二○四七年,一國兩制已不存在。


范克  自由撰稿人

古德明: 鱷魚之死




深圳農科大觀園有個鱷魚池,池畔有鱷魚冬眠,寂然不動,遊客懷疑是假的,舉起大石頭擲下去,多條鱷魚給活活砸死。這些鱷魚的屍體,體現了新中國的國情。

這國情以無信為根本,敗俗為枝葉。當年我國塞外「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地方,今天還有牛羊成群,只是全部寂然不動,原來都是當局造的石膏像。真的蒙古牧場,早已給採煤礦坑、工廠廢料等吞噬。然則真鱷魚被當做假的,有什麼奇怪。

從前,周幽王為博美人一笑,烽火戲諸侯,最後犬戎真箇來犯,幽王「舉烽火為信」,諸侯以為又是兒戲,都按兵不動。幽王死在犬戎刀下,是咎由自取(《帝鑑圖說》卷四);農科大觀園的鱷魚,則未免死得冤枉。

新中國的民德國風,往往令人歎為觀止。最近《西安晚報》報道,陝西延安市有人發墓盜女屍,把女屍頭髮染黑,乳房填大,盡量打扮得年輕貌美,賣與他人,成就所謂冥婚。做假圖利,竟然做到屍體之上,新中國以外,一定沒有什麼人想得到。

去年十二月,廣西藤縣一個老翁上市場賣雞,收到假鈔票,一口氣嚥不下去,倒地死了。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湖南一個水果小販幾天之內收到第四張假鈔票,受不住刺激,也倒地死了,遺下的水果,還給途人一哄而上,搶個淨盡。這樣的故事,新中國以外,不可能聽得到。

但中華民族本來不是那樣的。春秋時,秦將孟明率兵偷襲鄭國,中途遇見鄭商人弦高。弦高料秦師有心偷襲,就假稱奉鄭穆公之命,以十二頭牛犒秦師。孟明以為「鄭有備矣」,不戰而退。《左傳》這個弦高使詐故事,歷來膾炙人口,但《淮南子》卷十八所載弦高故事的下半截,今天更值得細讀:秦師退後,穆公要重賞弦高,弦高辭謝說:「誕(使詐)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他於是舉家去國,終身不回。我少時讀這故事,覺得弦高迂腐;今天重讀,却只覺古道照顏色。

「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中共之信是怎樣的,路人皆知。本月二日,新華社有評論慨歎內地「乳製品行業,連可以放心食用的奶粉都未能製造」;同時,中共政協會議發言人呂新華却說:「中國製奶粉,百分之九十九符合品質標準。」

又廣東汕頭市回收垃圾,製成玩具,玩具毒素濃烈,去年遭揭發,汕頭副市長鄭重道歉,誓言整頓,但中央電視臺本月五日報道:「毒玩具生產照舊,所謂整頓,所謂道歉,無非假戲一場。」

有這樣的官,自然有那樣的民。弦高的時代,離我們太遠了。


古德明  專欄作家

吳志森: 梁振英「內交」一鋪清袋




相信梁振英做夢也想不到,急推的限奶令,會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變成一場風暴,不但惹來唐營香港委員單單打打,更引來內地官媒、知名人士、人大政協公開批評。

梁振英上台,不只一次表明心迹,一心一意要搞好「內交」。但這次考慮得毫不周延的限制帶奶粉出境政策,卻引來排山倒海的負面評論。梁振英在內地官員面前大大失分,「內交」努力,也在限奶令後一鋪清袋。

官方喉舌《環球時報》對限奶令嚴厲狠批:「當內地食品安全頻現危機的時候,香港應尋求創造市場的贏局,而不是搞得像『聯合國禁運』一樣,滑稽地規定一系列針對向內地帶奶粉的懲罰措施。香港實在承受不起自絕於中國大陸門戶職能的代價。」

特區政府的確小題大作,顯得「滑稽」。「自絕」這個詞,是形容畏罪自殺的反革命分子: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至於「聯合國禁運」,是韓戰爆發後,以美帝為首的西方集團對中國的制裁措施,企圖把這個初生的紅色政權扼殺於襁褓之中。以「聯合國禁運」來比喻限奶令,對美帝的新仇舊恨都拿出來,被傳是地下黨員的梁振英,豈會不明白問題的嚴重性。

相對於《環球時報》的「高度理論水平」,其他內地網民知名博客的批評,可算是小兒科了。有些說港府和港人忘恩負義,呼籲大陸要對香港斷水斷糧施以懲罰。有些認為帶超過兩罐奶粉要罰款五十萬坐監兩年,是典型惡法。常對時局公開評論的地產巨富潘石屹,在微博說:「在大陸孩子們挨餓時,香港同胞送一批奶粉過來都是應該的,居然出台這樣的法律,把帶奶粉的人處以二年徒刑。建議『立法會』重新考慮,修改此惡法。」

潘石屹以開放理性見稱,都發表這種毫無邏輯的言論,可知限奶令激起內地的民粹反應有多嚴重。潘石屹為何不探本尋源,追溯大陸孩子挨餓的真正原因是甚麼?一個可以把宇航員送上太空,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排行世界第二的大國,他們的孩子竟然無法吃到安全乾淨的奶粉,作為中國人,能不感到羞愧嗎?大陸的孩子挨餓,就要四處搶購奶粉,禍及全世界,包括令香港的孩子一起挨餓,這種惡霸道理說得通嗎?香港人要確保自己的孩子可以吃到安全可靠的奶粉,何錯之有?

如此顯淺的道理,內地的公知難道不明白不理解?難道他們又早已忘了,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香港人如何省吃儉用,接濟大陸的親戚嗎?誰更忘恩負義,不是很清楚嗎?

我不贊成限奶令,因為問題的根源,在於內地海關沒有對應該打稅的商品嚴格執法,更可能涉及集體性貪污,走水貨的極大利潤,成為禁之不絕的誘因。根本問題不去解決,梁振英為了博取掌聲,而挑動內地的民粹,真是活該。

金針集 : 林沛理藝評獎聲明迴避三大質疑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興許是求仁得仁,首屆藝評獎金獎作品批判全港資電影《低俗喜劇》是「垃圾娛樂」並歧視醜化內地人,引發連環套式爭議,然後 星火燎原至質疑藝評獎的評審制度與準則。正是風塵之中必有性情中人,身為六名評審成員之一的藝術發展局藝評組主席林沛理,前天黃昏就透過藝發局發出中英對 照的聲明,聲言要「澄清事實、據理力爭以正視聽」。耐人尋味的是,中文全文長達逾1600字的聲明中,卻疑似迴避了有心人最少三個疑問。筆者基於事涉公帑 及公眾利益,不得已以拙文羅列有關問題,秉承本報「順理致遠」的宗旨,惟望勉強能夠「以正視聽」。

首先必須指出,「澄清事實」與「據理力 爭」的導向不盡相同,前者涉及被誤解或隱而未見的「事實」因未被外界清楚知悉,故才有「澄清」需要,後者則是認為要依據道理,竭力維護己方的權益及觀點, 跟事實未必有關。至於林沛理在其「千字文」中,卻恐怕做出了一個把「事實」愈描愈黑的危險動作。

自藝評獎公布後,公眾至少浮現了三大疑問,包括「何以獎金如此豐厚」、「評審成員或有利益衝突」,以及「評審準則欠透明度」。

 就獎金問題,林沛理在聲明中舉出多個例子,包括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一年獲批資助69萬元,以及藝評啟導計劃獲資助86萬元。就林沛理的舉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會長陳志華已在面書上作出反駁,指出有關撥款是該會的年度資助,涉及該會全年營運及多個計劃的總資助金額,且此資助金額來自電影及媒體藝術組,與藝術評論 組無關,不明林的比較用意何在。至於藝評啟導計劃,翻查藝發局資料,計劃開放予團體申請。換言之,86萬元根本非單一資助額,而如果有10個團體申請,就 算平分資助,每團體充其量只獲8.6萬。如此看來,林沛理恐怕有把士多啤梨蘋果橙混為一談之嫌。


另一問題是,藝評獎參加者規定年齡須介乎 1840歲,且為香港居民,藝評獎稱是要「獎勵和嘉許優秀藝評人,以促進香港藝評水平的提升和發展而設的獎項,期望藉此發掘新一代的藝評人」云云。然 而,筆者請教過入境處,關於「香港居民」的定義其實甚寬鬆,只要有關人士持工作或學生簽證入境,實已可即時申請身份證並成為「香港居民」。若然如此,實難 以看出此等參加者,對提升本地藝評水平的貢獻。

至於評審成員的利益衝突問題,林沛理共花上近三分之一篇幅,以三大段逾500字作解釋,並以 「最多人誤解的是『ADC藝評獎』的評審制度」作開首,然後詳細解釋藝發局採用的是同儕評核的審批制度,又指因此藝發局設立了審批員利益申報制度。問題 是,「審批員」跟「評審員」是兩個不同身份,那何以林沛理舉出此例?藝發局的網站原來揭出謎底,所謂的審批員,原來是藝發局在接獲藝術資助申請時,負責協 助評審的人士。事實上,林沛理的聲明亦是基本上把藝發局的網上資料原文照錄。換言之,有關制度跟今次藝評獎的評審制度實毫無關係。

查林沛理 隨後的一段聲明,亦存在類似矛盾。林沛理的解釋是,由於「ADC藝評獎」採用不具名參賽文章的評審方法,所以評審無從申報利益。然而,此說恐難說得過去, 因為曾鬧得滿城風雨的「西九門醜聞」,參賽作品同樣以不具名方式交予評判評審,而評審者實可作利益申報(事實上亦因有人未盡其責如實申報,才引發風波)。 林沛理更在聲明中稱:「因此即使有與評審認識的合資格人士參賽和獲獎,既不構成亦不應被視為評審沒有申報的利益衝突。」這個說法,「髮指指數」直逼「封了 牆就等於沒有僭建」,視香港行之有效的公平、公正和廉潔的核心價值如無物。須知道,如有參賽者事前向評審透露自己的參賽題目或大致內容,即可把比賽的公正 性徹底摧毀。更何況,林沛理本人至今仍未公開交代他跟得獎者的私人交情。

而關於評審準則的質疑,林沛理侃侃而談他個人對藝評的「偏見」,但卻儼如一語成讖,似乎果然偏見勝過雄辯,以至出現不少謬誤。

第 一,他形容「藝術最大的敵人不是批評而是冷漠。藝評人對創作最大的侮辱,不是把它批評得體無完膚,而是對它的存在不聞不問」,而今問題是,現時得金獎的作 品,實如食家走進凍肉店,卻批評店主販賣的肉類不新鮮般。由此路進,林沛理的立論,針對的是「藝術」品,但本版同文紀曉風在報道有關風波時,就曾引述資深 影評人的意見,指出《低俗喜劇》是「類型電影」,製作過程是商業計算,可以不帶有社會責任。從藝術出發去評論商業作品,固無不可,但要求商業作品具藝術水 平(而且是得獎者含混不清的標準),卻可堪商榷。

其次,林沛理認為「評論的爭議性是它的生命力」,並舉出美國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桑塔格 (Susan Sontag)和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為例,因兩人的評論,同以具爭議性見稱。然而,桑塔格最具影響力的著作是《反對闡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她認為闡釋藝術愈來愈破壞藝術本身,故反對歷來對某種「藝術本體性」的竄改、游移、取代和獨斷,並要求一切對藝術的闡釋 必須重回人類「感性自身」。此一標準,恐怕正與金獎作品及林沛理聲稱的得獎理據(具批判性)南轅北轍,同時作品更犯上大忌,就是「過度闡釋」《低俗喜劇》 內中港矛盾的元素。而甚為港人熟悉的龍應台,她的作品屬判批甚於評論,開宗明義挑戰一些固有的思想及價值,跟欠缺論述的金獎作品實有天壤之別。

林 沛理說:「藝評應該怎樣寫?……千萬不要給它一個標準答案」,但藝評應該怎樣寫本身,實有一個基本底線,放諸在一個藝評比賽,這條「基本底線」正是衡量作 品水平的尺度,實有存在的必要。林沛理又指,「創作需要自由,評論何嘗不是?」此言恐怕差矣,事實是,創作可以無中生有,甚至可以是創作者的孤芳自賞,但 藝評本身的存在,前提是依附在自由創作的藝術品本身。簡言之,「評論自由」是建立在幫助觀賞者「閱讀」有關創作這基礎上的,必須有一定的評論準則和「共同 語言」。

事實上,是次是首屆的藝評獎,而其中的金獎,實有極大的代表性,而觀乎林沛理的聲明,這些相信亦是他的主觀願望,而作為公眾,亦盼望有關的得獎藝評具有權威性,奈何卻令人大失所望。

 林沛理既作為藝術評論組主席,又是比賽的評審,現階段固然不宜以任何筆名方式,再就事件發表意見,而他最需要的,是對公帑負責、對公眾交代,以及對藝術界及藝評界還予應有的公道。畢竟,在一個開放、理性的公開社會,真理終究只會是愈辯愈明。

李怡: 愛國與愛港這連體嬰須切割才能存活




北京高官連日就香港普選行政長官設置「愛國愛港」防線,指香港需要愛國愛港人士長期執政;並針對香港近年遊行出現的龍獅旗,一再譴責是搞顛覆。這些言辭,不用說是針對香港近日以「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議題而發。

北京高官和香港親共人士,一直把「愛國」與「愛港」綑綁在一起,實際上這是不同的概念。我們需要對這兩個概念作釐清。

毛澤東說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話沒有錯。愛國和愛港不應該是空泛的,應有具體內容,也就是說:為甚麼愛?有甚麼可愛?

先講愛國。楊衢雲、孫中山愛國,但他們顯然不愛當時中國的滿清統治者,因愛國反而要推翻之。那麼如果國家不是在腐敗沒落的狀態下,一個強盛國家的人民,為甚麼愛國呢?

911之後,當時的布殊總統發表演說,講愛國是因為美國人民愛護由憲法締造的國家。越戰期間,美國反越戰青年包括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都曾經逃兵役,但沒有人說他們不愛國。有人在示威中焚燒國旗,法院判無罪,美國一般人也不認為他不愛國。因為美國和現代民主國家人民的愛國,是珍視憲法賦予他們自由的權利,他們愛國的具體內容是愛憲法和法治、制度。

再看愛港。在回歸以前,或更準確地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香港經濟起飛,建立起現代文明秩序,許多在香港居住的人,包括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大量的大陸移民,和從世界各地來香港工作居住的人,都產生「愛港」感情。愛港的具體內容,是愛這裏的法律制度,愛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愛這裏的效率,交通購物飲食的方便,稅制簡單等。筆者當年遇到許多在港居住的台灣人和西方人、日本人,他們心中都有對自己出生地的感情,但他們都說太愛在香港居住了。

內地知名博客楊恆均,在2007香港回歸十周年時曾寫文章。他自稱1992年作為共產黨的外派幹部派駐香港新華社(中聯辦前身),在香港工作四年多。他看到香港,由英殖民主義者帶來的制度,逐漸「演變成一種尊重人權、尊重個人自由、講究法制,人民不但充份享受言論結社和出版自由,而且還擁有一定的監督政府的自由和權力……把這一切和大陸相比,不用我這個深入其中的體制內幹部,就算一個文盲也能看出來,我們缺乏人權,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政府的絕對權力不受限制,每天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腐敗……」。

因此,香港本地和各地來港者的「愛港」,主要不是愛這片土地,而是享受這裏的制度和核心價值。這制度無疑是英國帶來的,但在英國也沒有香港這樣成功,因為英國人沒有居港者勤勞,因為英國高稅和過度的福利。

回歸之初,由於看起來似乎一切都沒有變,使香港人一度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是真實的,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曾居高位。愛國愛港,若不深究愛國之意,即使綑綁在一起也無所謂。香港多數人那時沒有懷念英殖時代。

2003年以來中共對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介入,使香港人看到中共和親共人士的所謂「愛國愛港」,不是我們所理解的愛憲法、法治、制度。對中國不是,對香港也不是。愛國愛港的「港」是陪襯的,而所謂愛國的真正含意是「愛黨」,不愛黨就不是愛國。但我們看到的是:黨把國搞得一塌糊塗,除了要從愛黨中得到利益之外,我愛你要愛哪一點呢?

回歸後中共對港政策的表現,使香港人逐漸把愛國與愛港區隔出來了。重舉龍獅旗的意義,不是想要搞港獨,而是要提醒中共和香港市民,香港人的真正「愛港」精神,是與愛國不相干的精神,是孕育於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精神,包括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包括勤勞奮鬥的獅子山精神。我們要捍衞這些,是因為我們所愛的這些具體東西,已被愛黨愛國逐漸蠶食破壞,使香港變得越來越不可愛了。重舉龍獅旗的意義是:如果要愛黨才算愛國的話,我們就不愛國了;如果愛國與愛港是連體嬰的話,愛港者就必須對連體嬰進行切割手術才能存活。這是香港多數愛港人士對普選的設想。

無妄齋: 「汝誰欺?欺天乎?」 - 回林沛理




自首屆「藝發局藝評獎」由賈選凝以評價電影《低俗喜劇》獨占鰲頭伊此,全城頓時鬧得沸沸揚揚,不少文藝界人士亦相繼加入戰團 - 其中既有為其以政治語言貶損電影價值而抱不平者,亦有質疑評審過程及準則是否公正,甚至有就賈氏與評審團個別成員關係千絲萬縷,斥評審濫用公帑私相授受者。評審會主席林沛理蟄伏多日,昨晚終於打破緘默,撰文回應,就藝發局設立獎項目的、其評審之公正與藝術評論之功能三方面舖陳,亟欲藉此平息此場風波。可惜一如以前對其人其文的評價:意圖為荒誕之舉解套,結果卻是將繩圈套在自己頸項;所欠者,惟有人於背後輕輕一拉而已。而是文,姑勉為之。

林文先以預算多寡辯稱項目之微,不及藝發局對其餘重要影藝評論項目的支持。然而香港影評學會會長陳志華及時指出,一來撥款屬年度資助,包含多個項目及學會營運成本,二則資助源自藝發局另一部門,故聲明中套用藝發局名號實有張冠李戴之虞。而就此項目而論,林氏應與本地性質類近的藝評獎項相提並論,否則祇能視同蘋果對芒果、漠視差異的錯誤類比。按理說,曾撰寫《破謬.思維》亦重視邏輯思辨的林氏該不會干犯如此基本的謬誤,除非是有意誤導公眾。回說比較,坊間現存的文藝評論獎項,無論是出於官辦抑或私募,其獎金均由數千至萬元不等。藝評組如此破格重賞,實屬罕見。事到如今尚欠合理解釋,無怪乎受公帑濫用之譏。

他復提及項目設立要旨在獎掖藝評人,鼓勵寫作,產生水平更高的評論者,從而令人重視藝評的價值。但此例隱含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之意,不幸地沾染了事必選拔之惡癖。深諳藝術之道者必然明白,藝評從不為政治服務,亦不為商業服務,而同樣重要的是不應為獎項服務。藝評並非為豐厚賞金與片刻虛榮而撰,而是肩負臧否之責,優秀的作品能得到及時稱頌,相反低劣之作則當受適切批評。許多藝術家有強烈的自我(Ego),藝評人亦然。這種本能自會驅使他們寫作不懈,坦然表達觀賞藝術創作後的直接感受,甚至言人之不能言。可名魁榜帖的賈氏一朝得志,東拉西扯地肆意批評滿腹狐疑的公眾,其不可一世,不覺暴露其滿腔自卑。似乎此奬不僅未收原訂效果,反而扭曲藝評宏旨,以至於引發出得獎者暗藏心底的劣根性。

而至為關鍵處見於下段:簡略解釋選拔機制。首先是文本以不具名及列印形式呈送評審,屬於盲測(Blind Assessment),杜絕參賽者與評選員私通之機;其次是評審團由六人組成,評分比重均等,避免出現一言堂情況。不過祇要大家細心留意近日網友陸續揭發的事實,可見其評選制度之破綻連連。首先是業已作古的也斯先生其時已因病重缺席評審會議,團隊名為六人實則祇餘五人,至此厚誣死者實有欠公允;而眾所週知身為評判之二的林沛理及邱立本均藉工作關係與賈相識,而尤以賈林二人均深悉彼此文字風格及遣辭用字之習慣,故林氏所提之盲測僅止於單盲測試(Single-blind),意指即使文章既不具名亦無從得悉字跡或記認,祇需以「獨特」的文風投其所好,以往工作接觸足以主觀影影響負責評審的林邱,導致評分有所偏頗。而配合上述團隊縮減,五份之二的高分數自是有力操縱賽果。所謂盲選至此形同虛設。

其後輪到林氏剖白個人的藝評觀。

誠然,創作者寵辱不驚,祇怕作品乏人問津,最終遭到埋沒,一如石子投入河中了無漣漪。他們欲提升自身水平,必須於己有深切瞭解,這需要讀者及藝評人從旁協助,反映觀感。李小龍曾有一妙喻:求道猶如以手指月,莫將目光集中於手指,而錯失月亮的光華。藝評雖為手指,但對未嘗觀賞作品的普羅大眾,起著推廣介紹的作用;而對曾經欣賞的受眾,則可印證自身對作品的想法,才可引發更廣泛的討論。經歷諸般評論的洗練,既能成為創作者更上層樓的助力,亦提昇藝評人以至大眾的審美眼光。但無論筆下如何天馬行空或者法度森嚴,藝評畢竟要圍繞本體,不能脫離作品自說自話。觀乎是屆金獎作品,膽氣有之,卻無甚生氣;手指還是手指,卻非指向月亮本身,而是藉電影之名及其皮相,自作多情地穿鑿附會低俗移化接木成了本土文化,或藉嘲弄大陸角色代表以煽動中港矛盾之類情節,遑論切入電影要旨。故此,根本談不上是藝評。

一部作品引人入勝的地方,正在本身諸多祇可意會不能言傳的微妙(Nuance)之處。而按林氏強調批判反省或爭議性評論而缺更深邃的演釋分析,以濃烈的的個人好惡凌駕於作品的優劣之上,各取所需,說白了不過是「六經注我」而已。但真正的藝評者的使命遠超於批判,而是致力發掘優秀的作品之餘,同時指正不足。林氏提及莎士比亞傑作的歷久嘗新,但他沒有告訴大家的事,且補充如下:莎翁劇作生前鮮有受同時代的人重視,死後方由其友人收集刊行。雖得詩人賓莊臣(Ben Johnson)說項,在序言詩中贊譽其為「不僅屬於當代,而是空前絕後」(Not of an age, but for all time),但當時社會主流依然批評莎劇一無是處。直至經大文豪歌德、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等大力推薦讚許,世人方知莎士比亞的偉大,引起文學愛好者積極研讀其作品。林氏勸籲批評者應多加留意榜眼探花,但相較之下正好說明藝評者闡釋發揚的重要功用,而非祇懂自以為是地沉醉於譁眾取寵、語不驚人誓不休的言辭,或以高抬陽春白雪踐踏下里巴人為風尚。否則此等「評論」充斥市面,大家也許更認定所謂藝評不外如是,反而令人對此嗤之以鼻。

由是可知,林氏閃爍其辭不僅未能自圓其說,反而不斷堆砌語言偽術,欲以包容異己之類陳腔濫調搪塞過去,倒是會教訓大家要和平理性之心對待。既如是,且以波柏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一語相贈:「若我等放鬆監察,疏於警戒,自由亦將離你我而去。」不論於制度或者純粹的創作及表達自由,亦大抵如是。

汝誰欺?欺天乎?勸君好自為之,是禱。





Pauline Kael: Replying to Listeners (Excerpt)

..... How completely has mass culture subverted even the role of the critic when listeners suggest that because the movies a critic review favorably are unpopular and hard to fine, that the critic must be playing some snobbish game with himself and the public? Why are you listening to a minority radio station like KPFA? Isn’t it because you want something you don’t get on commercial radio? I try to direct you to films that, if you search them out, will give you something you won’t get from The Parent Trap. You consider it rather “suspect” that I don’t raise more “name” movies. Well, what makes a “name” movie is simply a saturation advertising campaign, the same kind of campaign that puts samples of liquid detergents at your door. The “name” pictures of Hollywood are made the same way they are sold: by pretesting the various ingredients, removing all possible elements that might affront the mass audience, adding all possible elements that will titillate the largest number of people. As the CB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slogan put it—“Titillate—and dominate.” South Pacific is seventh in Variety’s list of all-time top grossers. Do you know anybody who thought it was a good movie? Was it popular in any meaningful sense or do we just call it popular because it was sold? The tie-in campaign for Doris Day in Lover Come Back included a Doris Day album to be sold for a dollar with a purchase of Imperial margarine. With a schedule of 23 million direct mail pieces, newspaper, radio, TV and store ads, Lover Come Back became a “name” picture.

            I try not to waste air time discussing obviously bad movies—popular though they may be; and I don’t discuss unpopular bad movies because you’re not going to see them anyway; and there wouldn’t be much point or sport in hitting people who are already down. I do think it’s important to take time on movies which are inflated by critical acclaim and which some of you might assume to be the films to see.

            There were some extraordinarily unpleasant anonymous letters after the last broadcast on The New American Cinema. Some were obscene; the wittiest called me a snail eating the tender leaves off young artists. I recognize your assumptions: the critic is supposed to be rational, clever, heartless and empty, envious of the creative fire of the artists, and if the critic is a woman, she is supposed to be cold and castrating. The artist is supposed to be delicate and sensitive and in need of tender care and nourishment. Well, this nineteenth-century romanticism is pretty silly in twentieth-century Bohemia.

            I regard criticism as an art, and if in this country and in this age it is practiced with honesty, it is no more remunerative than the work of an avant-garde film artist. My dear anonymous letter writers, if you think it is so easy to be a critic, so difficult to be a poet or a painter or film experimenter, may I suggest you try both? You may discover why there are so few critics, so many poets.

            Some of you write me flattering letters and I’m grateful, but one last request: if you write me, please don’t sa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written a fan letter.” Don’t say it, even if it’s true. You make me feel as if I were taking your virginity—and it’s just too sordid.

KPFA broadcast, January 1963

2013年3月7日星期四

陶傑: 合法歧視




梁班子限購大陸客買奶粉,最多兩罐,違法者抓獲罰款判囚,即刻遭到大陸報紙政治化情緒謾罵。

沒有什麼好罵的吧?罰則雖苛,這套法家的風格,中國人應該習慣。所謂「勸君少罵秦始皇」,因為「百代多行秦代制」,毛主席說的。沒有將違規賣奶粉的奸商抓起來腰斬,已經很文明。

到底是「港人優先」,還是「香港不可閉關鎖港」,此一問題,哲學層次,香港連領袖人才也沒有,何況哲學人才。梁振英再精於香港仔程度的「語言偽術」,對大陸人限購奶粉,用這一套招架比較吃力。因為你以為你不講理?一旦中國人民「同仇敵愾」起來,什麼「公知」呀,毛左糞青呀,罵罵咧咧起來,比你梁特首更不講理一百倍。

但是「時事評論家」(Commentator)不可以不講道理的,尤其是受過英語教育(English education),懂得很多英文學術詞彙的人。所以梁振英限奶衛粉,反水抗蝗,是正確的。

不錯,香港是個自由貿易港,但是,對於外來遊客購物,六百萬人口的瑞典與十四億人口的中國,是不一樣的。

首先,瑞典人絕不會湧來香港狂購廁紙和杯麵,因為瑞典的國民質素優越,沒有遍地的騙徒流氓,偽冒污染,由於先天無此誘因,假設明天真的有一團共二十名瑞典遊客,每人買三罐奶粉,梁班子絕不會抓捕,香港人也不會聲討。你可以說香港人「不愛國」,或說種族歧視亦可,一切只是常識判斷,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是瑞典人。

因為中國總理溫家寶先生說過一句真言:任何小問題,在中國,乘以十三億,都成為大問題,溫總理從來沒有說在瑞典芬蘭,如果有人隨地丟垃圾,會成為大問題。因為整個歐洲人口也沒有十三億。所以,這個世界,國家之間是不平等的,中國可以發射核彈,但瑞典不可以。反過來,中國的「孔子和平獎」,用紅繩子綑着十萬人民幣獎賞給連戰,連戰不屑來拿;但瑞典頒個文學獎給莫言,你會光宗耀祖的全家都來,世事許多貌似不平等,其實都公正,這就是瑞典人而不是大陸中國人來香港可以買一百罐奶粉的原因。

陶傑:梁特回港後兩大任務

爽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訓示港人,除了不准做「顛覆基地」,二○一七年若有普選,只准「愛國愛港」的人入閘。不止一屆,以後香港只准「愛國愛港」者執政。

世上有測謊機測試忠實(即使有此機器,結果也不盡準確),但世上並無一副「測愛國愛港機」確定任何一名中國人「愛國」指數,或香港人「愛港」程度。
由於中國政治詞彙之故意抽象,俞正聲講話,對梁振英連任有利。譬如,當前危害「愛國愛港」事業者,除了泛民,公認有「外國勢力、財團、港英餘孽」。這三股勢力扭結,包括曾蔭權、唐英年及其同路人,都不符「愛國愛港」資格。則「愛國愛港」合格人選,只剩梁粉專業團體與民建聯。但即使民建聯,因有一名高層曾公開以英文粗口侮辱中國人,這個政黨到底是否真正愛國,也有疑問。對於俞正聲指示,梁振英如果聰明,心中有數,為免負任何政治責任,「普選」門檻要盡量加高。

此外,俞正聲也暗示梁振英防止顛覆,必須及早立法廿三條,這兩大任務,由於中聯辦主任說過梁振英民望並不像傳媒所渲染之低,「其實很高」,梁振英挾高民望,絕對不困難。「加高門檻」、「立法廿三」,梁特自北京回港,必須從嚴執行。

古德明: 句子改正、新年




問:「由於陳先生已經確認為人事部經理,並於二月十八日正式生效……」這一句,英文可不可以譯做Owing to Mr Chan has confirmed the manager of Personnel Department and effective on 18 February ...

答:看這兩句中英文,意思似是「由於陳先生已確定獲委任為人事部經理,並將於二月十八日履新……」英文可說As Mr Chan's appointment as Personnel Manager has been confirmed and is effective from 18 February...

讀者那句中文,和英文一樣,沒有說明「二月十八日生效」的是什麼;而「生效」也不應冠以「正式」兩字:難道任命還有「非正式生效」日期?至於英文,owing to之後,應用名詞或名詞子句(noun clause),不能用Mr Chan's appointment has been confirmed這樣的子句,所以我不用owing to而用as。當然,用名詞子句說Owing to the fact that Mr Chan's appointment as Personnel Manager has been confirmed等等也可以,只是略嫌累贅。

問:以下一句,哪個選擇正確?──What do you do in / on / at Chinese New Year?(農曆新年,你會做什麼?)

答:這一句的Chinese New Year是指農曆新年這節日,而節日自然應用at帶出,和Christmas(聖誕節)、Easter(復活節)等一樣。但請注意,假如要說「新的一年」而不是新年這節日,則應用in,例如:Will the economy improve in the new year?(新的一年,經濟會改善嗎?)

李平: 鷹派政策 在香港台灣只會適得其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將接任全國政協主席的俞正聲在出席港區政協會議時,不只指摘香港有人搞顛覆、警告香港不要成為顛覆中國的橋頭堡,還要求政協委員積極參政議政、對香港的歪風邪氣發聲。俞正聲的訓話顯示中國的鷹派在主導外交政策之餘,已插手香港、台灣事務,但中共高層不要忘記,鷹派政策從來都不適用於香港、台灣,任何有違一國兩制的言行,只會引發更大的反彈,在背離鄧小平以一國兩制實現國家統一心願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俞正聲的訓話被左派報章直接演繹為要求港區政協委員「發威」,是典型的鷹派思維。他們不滿香港回歸15年後港人還未能聽命於北京,一如對台灣在得到兩岸三通的龐大利益之後,總統馬英九仍拖延兩岸政治談判而感到不耐。不得不問的是,被視為鄧家家臣的俞正聲在躋身中共權力核心後,是要遵從還是要背離鄧小平生前有關一國兩制的指示、有關韜光養晦的指示?

俞正聲的訓話存在多個盲點。他認為,港府工作難為是因為香港沒有執政黨,不像共產黨在內地「從中央到基層都有一大堆體系」。這是混淆執政黨與一黨獨裁、專制。民主國家的執政黨不能、也不可能動員所有社會機構、社會資源為其執政服務,惟有一黨專制的國家,才會出現黨領導一切的情況。香港日後就算有執政黨,也不可能併吞其他黨派的聲音、利益,不可能出現一言堂。

另一方面,俞正聲強調,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如果香港2017年普選「出現和中央政府對抗的力量,離心離德的力量在香港執政,對香港不好,對國家也不好」。這是企圖把把民主派力量排斥在政府權力架構之外,大大收緊了鄧小平有關愛國者的定義。

鄧小平曾表示港人治港應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但他提出的愛國者標準是寬鬆的,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且「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他們愛祖國、愛香港」。如果有哪個黨派存心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港人豈會投票給他們,何須北京出手?

2003年「7.150萬人大遊行後,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勝,北京忍不住再度發出愛國號召、發出顛覆論警告。俞正聲如今舊調重彈,並不是因為建制派在上次的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中落敗,而是因為建制派在特首選舉中出現的分裂、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與特首梁振英的紛爭,北京把矛頭指向泛民,既是希望為建制派樹立同一個敵人,也是希望加強打壓民主派,以免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俞正聲的鷹派言論引發輿論反彈是顯而易見的,所幸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將接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張德江,昨日與港區人大代表會面時的表態明顯較為溫和,重申一國兩制的連貫性,對俞正聲的訓話有所修正。張德江、俞正聲將是中共中央對港澳工作、對台灣工作的領導小組的主要負責人,但願他們能記住:在台灣、在香港推行鷹派政策只會適得其反。在台灣問題上,文攻武嚇只是造成民進黨兩度執政、台灣本土化意識甚至獨立意識越加深入人心;在香港問題上,強推23條立法、強推「愛黨愛國」的國民教育,只是造成港人齊心上街抗議,令港府的管治威望跌入谷底。

張華: 習近平時代的軍費仍會大增




二○一三年度中國軍費將達到七千二百億元,增幅百分之十點七,雖然還是比維穩經費少了近五百億元,但增幅已相當高,且連續十年以雙位數字增加,使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軍費開支大國(不一定是軍事大國)。

胡錦濤十年前就任中共總書記時,國防預算為一千八百多億元,十年後增加近三倍,雖與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增幅相若,但這些只是公開的數字,還有很多軍事開支並沒列入預算內。

中國的官方發言人、軍事專家等辯稱,解放軍官兵多達二百三十多萬人,僅吃飯已花掉大部份的國防預算。其實,他們只說出部份事實。近年,中國政府確實耗費巨資,大幅改善了軍人的膳食、軍營設施等待遇,並倍增官兵薪酬,基本上實現了軍人平均薪酬高於同級公務員兩成的承諾。

但與此同時,中國還有很多沒公開的隱性軍事開支。溫家寶在他的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中,列舉了五年來科技成就:「創新型國家建設取得新成就,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載人深潛(「蛟龍號」)、北斗衞星導航系統、超級計算機(超級電腦)、高速鐵路等實現重大突破,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入列……」這些成就已有不少隱性軍工項目。可以肯定,中國軍事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遠高於公開的數字。

軍費開支增幅驚人、軍人待遇大大提升,除了緣於中國經濟增長強勁、需要強大國防力量去保護貿易生命線及保護國家利益等,更重要的是,鄧小平去世後,中國再沒軍事強人,之後兩任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及胡錦濤,並沒足夠的軍方資歷及威望去駕馭軍隊,只能利用「升官」和「發財」兩大法寶,保住對軍隊的控制。

江澤民時代大量擢升軍方將領,上將、中將以倍數增加,以保證高級將領對他的支持,再透過這些將領去掌握軍權。胡錦濤○四年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後,除了繼續晉升軍官,還先後三次替軍隊全面加薪,加幅都很高,例如○六年加薪一倍,二○一○年則追溯至從○八年七月開始計算,這都是討好軍隊、用錢去換取效忠的做法。目前,營長到師長的校級軍官,月薪為五千二百至八千八百元人民幣,還沒計算其他福利及補助(軍人吃住多由軍隊包辦)。

有消息指,今年六月軍隊將再度漲薪。可以預見,習近平仍會使用這兩大法寶去駕馭軍隊,未來軍費開支的增幅,也就不可能降下來。

盧斯達: 道是無情還有情




香港面對的問題,已不只香港能否落實普選;也包括更逼切的──面對中國帶來的急風勁雨,香港人是否有足夠意志和力量站得穩?

中國的食品安全風險,已經變成一個困擾香港的嚴重問題。繼日用品、奶粉之後,大陸人也看中香港的水痘疫苗。原來去年大陸曾傳出水痘疫苗作假。愛子心切的大陸人即憑「一簽多行」之便來港打針,瞬即將香港的疫苗存貨打清光。直至去年底一名香港男童因水痘而去世,香港家長聞訊,想帶孩子去打針,始發現疫苗已被陸客掃掠一空。

早前筆者回應盧峯先生的時候,已經提出這種憂慮:大陸出問題的,又何止奶粉?他朝陸客來港搶油、搶米、搶水,香港人是不是又得繼續包容這種「自由市場」?不是危言聳聽,事實擺在眼前。面對大陸的物資安全問題,如果香港不下決心去控制、去區隔,任由中國內政問題蔓延至特區內部,必會引爆香港潛伏已久的核彈級社會矛盾(包括身份矛盾、階級矛盾、政治矛盾等等)。

為甚麼網民早前要聯群結隊去旺角站抗議示威?因為政府對中國帶來的問題袖手旁觀,逼得市民用一種業餘和民粹式的行動衝擊社會的膠着狀態。當港府連推出奶粉出口措施、提出收緊一簽多行,都會受到反對,我們是不是要坐視「中國問題」在香港繼續惡化,眼看中港兩地群眾之對立矛盾繼續加深,直至你死我活大打出手的地步?處理問題,保護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不是對大陸無情,而是要消弭衝突、顧着中港兩地的長久和平。香港一時無情,是為了對中國留情。何苦逼得那麼緊,非得把大家最醜惡的一面都拿出來玉帛相見才好?

香港政府要解決中國十三億人的食品安全問題,是杯水車薪;但要確保本地人的安樂和優先,卻是綽綽有餘!大陸人的掠購行動,也不是甚麼商業機遇。因為除了零售巨頭和業主之外,普羅大眾一無所得。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叫香港人一無所得地啞忍這種「災難機遇」。

盧斯達  無待堂博客
 

盧斯達: 失蹤的特首

香港的特首失蹤了。香港的特首不是應該處理香港的問題嗎?火山樓價、自由行迫爆、走私客放完年假又回來開工……這些問題,都沒見到特首出來講兩句。梁振英上台至今,香港的本土事務之每下愈況、施政之一潭死水,是市民有眼見的。我們的特首不是扮演區議員就是過外交官的癮。

上任政府做落的「長者兩蚊乘車優惠」落實了,他馬上出來「視察」,認屎認屁到了蛇年新年,還在講;梁振英亦是熱衷外交的特首,香港大政近乎在癱瘓狀 態、結構性問題(高樓價、產業單一、旅遊業被大陸客壟斷)一點也不去搞,卻時時見他去大陸。他還創作了一個醜陋的名詞:「內交」。梁振英是不打算做實事的 了,他不過是中國各省市省長書記的政治交際花,負責向外兜售香港的利益。

也許很多香港人也以為大結構是不用改的,只要我們繼續跟大陸「擴大合作」,錢就可以長搵長有。此亦為梁振英的「內交思路」,既然他沒有牙力和膽量去碰樓市問題,於是就斬腳趾避沙蟲,不搞了,推出一些門面招數當做了事,由得它升,然後去抱大陸的腳,搞一下「內交」,交來交去,都是想靠大陸熱錢維持香港的表面繁榮。這是港式smart-ass 的縮數。

梁振英「成功爭取自由行」,也是體現了他視「內外」為靈藥的思維。人們生活過得不好?那麼我們就從大陸注水進來,你們就滿意了吧?但香港的結構問題不改,自由行救活了這個結構,同時將這些結構問題推向極致。好像炒風、人滿之患、租魔迫走小店,以前也是有的。但自由行的經濟力量更是這些問題的春藥。香港人的生活過得更苦了。

香港的問題是結構性的,涉及產業結構、福利制度,不純是經濟周期起伏的問題。這個結構就是一小群人因為擁有土地,得以不耕而食;而無樓無地之人,就必須以不合理的代價向地主租地買樓。供樓租鋪怎麼不是賣身為奴呢?無樓的,為了有個立錐之地,一輩子的青春和安樂就這樣浪擲了。

靠自由行之類「粵港經濟合作」,只是令地主更加富有,卻令大部份人活得更加痛苦、更沒有尊嚴。香港已經變成一個新封建社會。這個結構不改,香港人的聰明才智和創意都無法解放,香港也很難談甚麼真正的發展。

明報社評: 愛國愛港本已法律化 政治要求須有客觀準則




2017特首普選安排即將提上議事日程之際,「愛國愛港」再被提出來,從中央放風看來,被認為不合乎愛國愛港標準的人士,不能出任特首,甚至不能參加特首普選,已經意在言外。約30年前,在特區政權怎樣體現愛國,已有所討論,並且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今次是第二次舊事重提;若中央要求港人選出愛國愛港的特首才安心,則必須有一套為大多數港人認同的客觀法律準則,檢驗參選特首的人是否符合愛國愛港的政治要求,而非由少數人判定,這樣才會使港人信服,這樣才是香港長治久安的做法。

重提愛國愛港是政治僭建  目的打壓異己排斥民主派

《基本法》起草期間,「愛國愛港」不時被提出,中央取態寬鬆,以法律化形式處理,反映當時中央要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但是2003750萬人大遊行之後,翌年中央提出愛國愛港論,結果是中央取得香港政改的主導權;9年之後,近日中央再提出這個爭議,也與香港政制發展進程有關。所以,9年來愛國愛港論的兩個歷程,都隱含覑壓制香港民主進程的目的,中央雖然聲稱並無收緊對港政策,但客觀事實並非如此。

「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體,是鄧小平在19846月提出來的,他並界定愛國者的標準,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當年10月他也說過,管理1997年以後的香港,參與者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愛國者,也就是愛祖國、愛香港的人,他們不做損害祖國利益的事,也不做損害香港利益的事。

鄧小平提出的愛國愛港要求,確定由什麼人治港,不過,也同時出現什麼人不應或不能治港的對立面。當年中央政策爭取平穩過渡,歷經討論、爭辯,確定以法律形式解決這個問題。基本法規定特首、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須由中國公民擔任;非中國籍香港永久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永久居民在立法會所佔比例不得超過20%;另外,基本法還規定特首、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就職時,都要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可以說,從特首、行政、立法、司法各個領域參與治港的人,資格上都有規定,除了立法會容許小量非中國公民出任議員,整體設計已經確保特區政權由港人佔有絕對主導地位;另外,藉覑莊嚴的宣誓,處理了效忠問題。這兩種情況,是把愛國愛港標準法律化。公職人員若違背誓辭,有可能失去資格職位,甚或涉及刑事罪行等,所以,當年制訂基本法時,已經充分考慮了愛國愛港的標準,並以具體法律條文和程序規定確立下來。就法律而言,港人治港的「愛國愛港」,到此為止。

憑主觀好惡判別  豈能令港人信服

現在為了政治需要提出的愛國愛港,實際上是一種政治要求,箇中涉及政治判斷,並無客觀準則衡量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合乎要求。即使以鄧小平所說的「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為例,每一個人都可以說自己「誠心誠意」,也可以質疑其他人是否「誠心誠意」,而「誠心誠意」看不到可以怎樣法律化。

若奉當權者為馬首是瞻,以其說法為愛國愛港的準則,是錯誤的做法,因為當權者的準則往往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四人幫當道之時,神州大地大幕垂天,一切都被扭曲了,不順從四人幫的都遭到打壓迫害,但是1976106日四人幫被捕之後,他們說過的、做過的全部被否定;去年,香港保釣人士駕船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廳艦艇包圍撞擊,登上釣魚島宣示主權,當時內地與本港的親北京傳媒對他們的行動高度肯定,表揚他們愛國,是中華勇士,不過,曾幾何時,他們有些人被批評為搗亂者,破壞社會秩序及香港和諧等。在缺乏客觀可量度準則情況下,由什麼人判定誰愛國愛港、誰不愛國不愛港?若由提名委員會任「判官」,則以委員會的組成成分,在政治掛帥前提下執行政治篩選任務,結果怎能使人信服?

按已知情況推論,中央再提出愛國愛港,只是借題發揮,目的為排拒一些人參加特首普選。所以,特首普選加上愛國愛港要求,是法律化之外的政治僭建,中央若霸王硬上弓強力推行,必然招致強烈反彈,屆時朝野對抗,佔領中環行動癱瘓了金融區,除了香港經濟蒙受損失,也勢必衝擊香港的國際形象和地位。中央必須三思之。中央若堅持以愛國愛港處理治港港人的資格,就必須制訂一套客觀量度準則,讓人看到公平合理,而非因為政治偏見而排斥一些人。中央若認為基本法關於愛國愛港法律化條文,不足以反映此事的重要和必要性,仍然可以沿用法律化的做法,具體寫清楚中央的要求和準則,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而非暗地裏打擊異己、排斥香港的民主派。

阮紀宏﹕人大常委沒有個人身分




溫家寶的總理任期還有幾天,我們不知道他退下來之後,會不會以個人身分控告《紐約時報》,相信他不會,因為即使他退下來,他還背覑原總理的頭銜。退下來的官員尚且有限制,更何況現職的官員呢?

很可能會連任全國人大常委委員的范徐麗泰日前表示,上月跟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晤時,被告知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日後論及香港事務時,必須用個人身分,但若論及內地與香港有關的事務,則可以人大或政協的身分發言。

對於張曉明的「提醒」,可以有不同的解讀,范太的說法是,以後評論香港事務,會用個人身分;一個銀幣的另一面,就是說她不能以人大身分評論香港事務。無論如何,這是缺乏操作性的「提醒」,媒體訪問范太的時候怎揦引述她呢?在一段話分兩個身分?

不同公職的人員,在其所屬的範疇中,一定是背負覑身分的標籤,比如教師在評論任何有關教育的問題,即使是師生戀等邊緣的倫理問題,他都沒有個人身分,除非是評論空氣污染;從事財經報道的記者不應該在股票市場投資,因為人們分不清他什揦時候用什麼身分獲得資料,什揦時候將資料公用或私用。

人大常委委員無論說什揦,人家都是以常委身分看待,除非是私下跟近親或者幾十年的老朋友聚會(社交場合的朋友也不能例外),又或者他跟鄰居討論大嵆管理員的工作表現(十分局限的層面),因為人大常委處理的事情包羅萬有,更何況是講香港的事務。無論人大常委委員本人,或者聽,都不可能分得清何時以何種身分,所以,在任何公共事務上,他基本上是沒有個人身分。

李純恩:膚淺了吧




新聞說新任平機會主席周一嶽上任時稱,他的抱負是做到「香港無歧視」。這就天真簡單,「拿衣服」咯!

只要有人的地方,必定有歧視,這就像有人的地方,必定有偏見。歧視是很抽象的東西,人不可能沒有喜惡,有喜惡就有偏見,有偏見就有歧視,如果不喜歡一個人,你就說是歧視,那麼太喜歡一個人,其實也是歧視。男人嫌女人弱小,不讓她做重體力活,算歧視。那麼男人替女人拉凳子拉門,你說是風度,人家也一樣說你歧視,因為你的舉動太明顯表達了性別差異。

歧視是很主觀的事情,有沒有覺得被人歧視,也是很主觀的事情,許多時候,同樣一件事,有的人覺得受到了歧視,有的人又不覺得受到歧視,怎麼辦呢?以誰來做標準呢?

還是那句話,人和人是有差別的,不可能叫人一視同仁的。只有在法律之下,人才平等,但平等的是身份,不是性別、樣貌、智商、體力和能力。法律管不了那麼寬,正因為許多東西不由法律分,不屬法律管。

所以,要想「香港無歧視」,就像「路上零意外」那麼天真口號化。說得出這句話的人,其實沒有真正明白甚麼才叫「歧視」,只是對「歧視」二字有些歧視而已。與其喊那麼多口號,為甚麼不提倡人與人之間的體諒和包容?那會實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