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瑩：香港人應寫一本Urban Code

 

很奇怪，香港明明是擁有700萬人口的大城市，以人口計足以躋身全球首50名，關於如何閱讀香港這個城市的研究卻不合比例的少（千萬別忘記前列位置包括不少由多個城市組成的都會帶，如東京至橫濱的京濱帶、大阪京都神戶組成的京阪神等，有「勝之不武」之嫌）。城市研究絕不是城市規劃者的專利，反之，沒有比城市（及建築）更accessible的藝術：有什麼藝術品可供你每天行出行入踩上踩落？城市和建築作為藝術品，我們每人都是最大的用家，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當中度過。Urban Code: 100 Less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ity這本只有百來頁的小書，為讀者提供了100個觀察城市的小貼士。

亞洲都市研究以東京為先驅，發展出「考現學」和「路上觀察學」。前者相對於考古學，以現今城市居民生活狀為考察對象；路上觀察學覑重在路上閒晃，緩慢細心地觀察城市各種大小事物，近似班雅明漫遊者（flaneur）的概念。近年台灣愈來愈重視自身的城市研究，衍生出「台北學」，其他二線城市如花蓮、台南也逐漸推崇有別於台北大都會的定位。

紐約蘇豪區的100個觀察

兩位德國作者以紐約蘇豪區作研究對象，總結出100個觀察、理解蘇豪的場景。由簡單如「人們在有安全感的城方坐下」之類的常識，透視觀察城市的基本原則。可是城市無法複製，可以被複製的也決非好城市，城市研究也一樣。全球化下，一方面城市面貌可能愈來愈相似，官方機構追逐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和複雜無邊的天際線，跨國資本在市中心落戶，城市中哪裏租金最貴，蘋果專門店就在那裏開張。另一方面確立本土特色，亦成為城市從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的要務。企圖為本土特色下一個不容有它的官方定義注定是失敗之舉，正如為了否定中環價值而獨尊茶餐廳或菠蘿包作為本土象徵只是另一種彆扭。城市本來就是一塊磁鐵，把不同背景的人和文化吸過來。本土特色是當地自然和人文條件結合的都市面貌。自然和人文條件隨時代改變，城市規劃如尊重城市本身的氣候、地理（如不會在水質不宜游泳但生態多樣的泥灘建人造沙灘）、歷史、文化等，質樸但引人入勝的本土特色自然得以孕育。

紐約蘇豪曾因工廠遷離而衰落，近年藝術家逐漸遷入重生，今天它是遊客必到之處，獨特的19世紀舊建築、大道兩旁的名店抑或名店外的小販都吸引遊人目光。紐約蘇豪有其獨特背景，故此讀者無法依書直讀，把書帶出門，將書中100個紐約蘇豪區場景完全在香港應用。書中提綱挈領的第一課應該是全球適用的金科玉律了吧？可是第一課「人們走在陽光中」在香港已經徹底不適用。

人們總愛走在陽光中

有時我思考為何香港人不習慣使用公共空間，喜歡往商場裏鑽多於在街道流連，除了公共空間本身設計不良、建築太高太密外，結果總想到香港的氣候。香港夏天又濕又熱，頭頂上的大太陽隨時能把生蛋煮成荷包蛋，香港少女又怕曬黑；反之歐美等高緯度國家冬天嚴寒，格外珍惜夏天和於煦的陽光，於是在他方不時看到外國人總是歡天喜地，在草地上曬太陽的場面，在香港總是難以複製；反之商場有免費冷氣，不用汗流浹背，的確比較輕鬆。所以，作者由「人們總愛走在陽光中」延伸下去的第二課：「小販跟覑陽光走」在香港也未必適用。相反，香港城市規劃者該更用心思考通風、遮蔭擋雨等重點，讓行人真正享受陽光，才能從容在街道漫步，小販不但因此有生意可做，更能發揮其聚集人潮的重要功用。

作者強調小販跟商店的互利關係：小販令人駐足，只有人潮才能吸引更多人，街頭藝人亦發揮相同作用。作者引述William Whyte的經典之說——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儘管街頭藝人賣力表演，真正的觀賞節目可能是觀眾本身。有些人既看演出，也留心其他觀眾的舉動。重要的不是觀眾的舉動到底有多精彩，而是這些舉動會把行人凝聚起來。如此一來，街頭藝人發揮了刺激街頭氣氛和公共空間的重要作用，毋須管理者刻意思索如何為人流稀少的街道注入活力。

人潮可貴

小販和街頭藝人引來人群聚集，而人流正是商店落戶和生意的首要考慮。另一方面，作者說在蘇豪區，小販會選擇在同類型商店前擺檔，當顧客幫襯小販，也會注意到背後琳琅滿目的商店櫥窗，更重要的是只是暫時出現的小販創造的城市景象比商家本身更繽紛多姿，所以明明名牌在全球的形象理應一致，蘇豪區卻營造出獨一無二的城市面貌。如果街道和公共空間不歡迎小販，趕絕街頭藝人，通常因為商店老闆以為小販跟他們搶生意，或者不用交租對他們不公平，城市管理者以為這些小販和街頭藝人跟他們刻意打造的城市形象不符合，此邏輯本末倒置，城市生活也有所欠缺。

這書多次引用幾本經典，包括William Whyte的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及Jane Jacobs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等，繼承了以人為本的起點。Jane Jacobs強調成功城市街道的其中一項特徵在於在不同時段行人道都必須有人使用。若行人道兩旁有足夠的商舖和公共空間，包括在晚間也能聚集人潮的酒吧和餐廳，街上長期保持人來人往，這麼多雙眼底下，暴力罪案自然減少，行人才真正感到安全，商店人流亦會反過來增加。這種維持治安方法非常原始，卻不必依靠大量警力或保安人員。一座城市街道除了是通道以外，加入能引人駐足的元素讓人流連才是真正有活力。反觀現時香港新市鎮崇尚單一土地用途，行人出入時間相對集中（如將軍澳是著名的bedroom community）；商店集中在商場內，沒有街舖，地面層的街道消失，少了商店、顧客這些eyes on the street，街道淪為通道，人流漸漸疏落改為走上天橋，街道通道冷清之餘，人流稀少讓本來已經少見的路人產生不安感，才更加依靠保安巡邏。讀覑作者引述Christopher Alexander等人合著的A Pattern Language，書中指「只是被殘留在建築物之外的戶外空間，一邊不會有人利用」，腦海內立即浮現每次由九龍站到西九海濱長廊那條必經的地面「通道」。

好城市的快與慢

香港人可能怕擠迫，可是這些經典的作者都推崇人潮可貴。香港的豪宅都以「私人空間」、「保安嚴密」、「世外桃源」、「寧靜」作賣點，我們到底為何如此懼怕人潮？也許香港的城市密度比紐約蘇豪區的確還要高，也許平日生活節奏過分急速，下班後急欲逃離肩摩轂擊之地，一頭栽進寧靜私密的家才找到一點點安全感。人潮和城市不是安全、多姿多采的同義詞，反而教人想起繁忙、壓力、嘈雜和危機，正如Richard Sennett所言，家作為避難所，在裏和外、公共和私人之間建立一道不能超越的圍牆，直到工業革命以降，家作為一個世俗、去宗教化的靜修地的角色更加重要。城市由街區組成，好城市的街區不該一式一樣，除了有城市之快，一些街區更應提供適當的慢，讓都市人不必完全脫離公共生活，享受城市之內人們交流之便，卻不為速度所欺。也許，這正是香港人喜歡台北的主因。天橋逐漸取代街道連結商場，對兒童或長者也可能有點得益，起碼過馬路沒那麼危險。我們除了應正視香港以車而非行人為先的交通規劃，是否也能想想如何讓天橋活絡起來？

此書用意是提高城市人對城市的literacy，這100課固然不可能涵蓋城市的所有面向。作者過分側重用眼睛看得見的場景，忽略了用耳朵聽見的城市樂章、用鼻子嗅的城市氣味。城市人也應看到表面看不見的：如果城市內完全沒有塗鴉，那代表了什麼？路上完全看不見無家者和街頭藝人，又意味覑什麼？公園和廣場內的三座位長苐，每個座位之間被隔開，天橋底下的遮蔭處凹凸不平舖滿石頭，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城市裏總有些不被看見的弱勢，如何看見他們，如何讓他們被看見，反映這個城市有多包容、對公義有多執著。

城市會說話，這本小書讓我們嘗試理解它的語言。城市一直在蛻變中，蛻變過程充滿對立和張力：新和舊、貧和富、快和慢、秩序和混亂、寧靜和嘈雜，這些對立和張力的組合正讓每個城市呈現不一樣的面貌，讓城市活起來。世界城市如此多樣，豈是一本小書、一百個場景解釋得了？我總覺得，香港有些西方都市研究未能完全解釋的現象，有待香港人思考如何在這裏建立一個更公義、包容、多元的都市。香港人，應該寫一本屬於自己的Urban Code。

朗天：關於勞思光，我想說的其實是……

2012年迄今已逝世的眾多學術界聞達當中，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何炳棣、霍布斯邦（Eric J.E. Hobsbawm）、南懷瑾、勞思光……一浪接一浪，死訊也一個比一個具衝擊力。南懷瑾曾在我姐樓下居住，但從未有緣相見；很多同代朋友均曾在中文大學上過勞思光的課，但我沒有，只看過他發的筆記，以及經常通過牟宗三老師的轉述提到他。

有些人（尤其是近年的內地人）覺得南懷瑾學貫天人，另一些人認為他被神化，名過其實。然而，大抵誰也不會質疑勞思光的學術地位。為什麼？很大的程度跟他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有關。大家今天都叫那四巨冊大作為《新編中國哲學史》，有別於胡適和馮友蘭各寫的中國哲學史。事實上，不是人人都寫得出一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自己也有心以此與胡、馮兩大學界巨擘相比，而在很多哲學學生心中，勞也一早超越了胡、馮兩人。

編中國哲學史評先賢不足

哲學史不同思想史，也不同通史的哲學部分；不是哲學事件編年，更不是哲學家列傳；不是思想體系流水帳，絕非理論大雜燴。哲學史要有歷史意識，更需要哲學理念，重視史觀和方法交代。寫西方哲學史者如汗牛充棟，但人們幾無異議直豎拇指的仍只是黑格爾的《哲學史演講錄》和羅素寫的《西方哲學史》，可見要獨力完成一部哲學史，任務何等艱巨！胡適寫的中國哲學史本身只完成上卷，但據勞思光評鑒，其缺點不在沒有完成，而是一部沒有「哲學」的「哲學史」。

「胡適之先生的書……只算是未成功的嘗試之作，因為它全未接觸到中國的重要問題，並且幾乎未接觸過任何哲學問題。我說這句話，並無唐突前輩之意。……胡先生在這本書中，大部分的工作都在考訂史實；對於先秦諸子的年代及子書中的偽造部分，都用了很大力量去考證，但對於這些哲學思想或理論的內容，卻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闡釋。」（《新編中國哲學史》頁2）

胡適只是用常識介紹中國哲學，所以不及格。至於馮友蘭的哲學史，勞思光認為雖比胡著「略勝一籌」，卻最終仍是「不成功」的﹕

「馮友蘭自己在哲學理論上造詣不算太深；他解釋中國哲學史，所能運用的觀念和理論，也限於早期的柏拉圖理論與近代的新實在論。他對西方哲學理論所能把握本已不多，對中國哲學的特色更是茫無所知。因此，當他……解釋較簡單的理論時，雖然可以應付，但一接觸到宋明理學，立刻顯出大破綻。他從來不能掌握道德主體的觀念，甚至連主體性本身也悟不透、看不明。結果，他只能很勉強將中國儒學中的成德之學，當成一個形而上理論來看，自是不得要領。」（同上，頁3）

從所引勞氏對前輩作品的評論中，可見其口氣不小。中國哲學家，出了名是氣魄大，口氣也大。世傳梁漱溟曾渡江突遇風浪，有覆舟之虞，他便站到船頭對天大喊，說他不能死，因為中國還要等待他寫寫書拯救。熊十力聽了，大罵梁大言不慚，因為這種話梁先生沒資格說，能救中國該是熊先生他本人。北京大學校園亭中論學，馮友蘭提到良知是一預設時，據說熊十力也立即破口大罵，宣示良知是一呈現！

沒實學口氣大令人失笑；慧學兼備的，間中口出狂言反顯其風範。從學於牟先生時，幾乎每天都聽他月旦天下，舌下從不容情；相比於熊、牟，勞思光實算不了怎樣；他批判前人，並不基於過度的自許，相反，正因為看到前輩的不足之處，逼迫自己發展出一套優於他們的哲學史研究方法，因而反過來不怕不客氣指出他們的錯誤，提醒後人。突出自己與否，只不過是副作用而已。

創基源問題研究法

勞思光提出的哲學史方法，正是結合觀念派（以系統研究法為其代表）、史料派（以發生研究法為代表）、（語理）分析派（以解析研究法為代表）3種常見研究方向之長處，並得以避其短處的所謂「基源問題研究法」。用勞思光自己的說法，基源問題研究法，正是「以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為始點，以史學考證為助力，以終攝個別哲學活動於一定設準之下為歸宿」，集真實性、系統性、統一性於一身的一套方法程序。

理論的提出，往往源於對某一或一些問題之求解，找到此問題，理清語意、理路，輔以史述、資料考證，在時間發展上追尋其沿革、軌舻；最後放到一個明確提出的設準底下，才算是工作的完成。設準突顯作者的識見，也每每反映了他獨創的觀念（如有的話）。勞思光明言撰史者不怕提出設準，不必怕被人批評主觀，更不必怕犯錯。在不獨斷的基礎上，交代己說的設準，其實同時宣示了自己的限制。

是的，勞思光正是靈活使用「基源問題研究法」，得出孔子為中國哲學理論第一、儒家主幹心性論、道家源於楊朱、道家主體為生命我／情意我等等一家之說。他的哲學史，並非資料堆合，學案排比，而是有論有考有據，匯為一特長篇哲學論稿。

《新編中國哲學史》共三卷，論及宋明理學的第三卷便分成上、下兩冊；牟宗三先生不止一次說那是因為勞思光受了他寫《心體與性體》影響，明顯要對其在書中提出的宋明理學三系說作出回應，提出勞自己的「一系說」（或「宋明理學只有一主流」的說法）。真實情如何我未能斷定，但宋明理學作為最複雜的中國哲學形態或系統（「道德形上學」），自難免勞煩勞先生大費周章以處理。

近年常想，勞思光提出的基源問題研究法，可能並不限於適用於哲學史。如果真有人想整理一部香港電影史，運用這個方法，尋找一個基源問題（例如生存問題），提出一個設準（例如主體性），又能否開展出一些成果呢？

林毅夫回應爭議：新結構經濟學的要義

最近網上有許多文章評論我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看法，以及我倡議的新結構經濟學。對此，我個人深表歡迎，因為，真理隻有在不斷的討論中才能辯駁清楚。不過，有不少質疑屬於斷句取意或望文生義，並未仔細了解我的論述或著作。劉海影先生在FT中文網上的評論《追問增長根源：也談林毅夫假說》就是一個例子。

首先，我近日強調，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必須以投資為主體，但我並未如劉先生所斷定那樣，強調以“政府”投資為主體。就像現在不少強調中國應該以消費來拉動增長的學者並未強調要以政府消費來拉動一樣。

其次，我強調政府必須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中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以克服外部性和協調的問題，但我並未如劉文所斷定的那樣，把政府在產業升級中“歌頌為主角”。實際上在新結構經濟學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中產業升級選擇的第二、三、四步是正如劉文所認為的“由無數微渺的個體、企業在為自身福利而不計血汗代價的冒險犯難、拼死努力中來決定的”。但是，正是由於這些無數微渺的企業無法解決基礎設施、金融、法制等影響交易費用的企業外部環境的改善，因此，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需要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協調解決這些問題，提高這些無數微渺的個體、企業成功的概率。

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在實行了“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以後，30年來除了易於收費的無線通信以外的基礎設施未見改善，成為增長的瓶頸，就是因為誤認這些無數微渺的個體、企業在市場環境中能自發協調解決這些外部環境條件問題的結果。我在世界銀行時，經常聽到非洲和東歐的許多國家抱怨，其投資和企業經營環境已按“華盛頓共識”的要求改善了十幾、二十年，但是沒有新的產業和就業機會出現，原因也在於此。如果，如劉文所主張那樣，因為“政府可能會實施並不一定最有利於民眾福利、卻最有利於政府及其代理人自身利益的政策”而反對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我認為這是因噎廢食，並不能真正有助於這些無數微渺的個體、企業。

既然，政府要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就要減少因無知而犯錯誤。所幸，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企業都可以利用後發優勢來甄別可能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提高升級成功的可能性。而且，由於政府可動用的資源有限，在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上，不管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必須有選擇、有方向地使用那些資源。其實，發達國家所慣用的支持企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四種主要手段，專利、補助基礎科研、政府採購、行政要求中，除了專利是中性的外，其他都是要事先針對特定產業，甚至產品和技術的。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產業升級上不該甄別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以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的看法，其實是要發展中國家自廢武功。

當然，在政府的作用上，過猶不及，不及猶過。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希望能幫助發展中國家避免結構主義的“過”之過，以及華盛頓共識的“不及”之過，使更多國家有機會擺脫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

最後，我同意劉海影先生所強調的“要維持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最重要的是增強中國經濟體引進、創造與利用發展機會的能力，這注定必須以民間經濟為主體來實現。”其實，這正是為什麼新結構經濟學主張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制度，政府發揮輔助性的因勢利導的作用，以及中國應該深化市場體制改革，完成從雙軌制向完善的市場單軌轉型的原因。

不過，我也認為就當前國際經濟情勢而言，中國經濟因外部沖擊和周期因素而處於低谷運行，民間投資意願低迷時，政府在推動結構性改革和完善制度以提高長期的、可持續的包容性增長潛力的同時，使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來直接投資，或啟動民間資金投資於像道路、地鐵、管道、污水和垃圾處理和社會工程等會影響消費潛力、經濟運行效率和產業升級的增長瓶頸限制是一石雙鳥、化危為機的政策。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林毅夫

劉海影: 追問增長根源：也談林毅夫假說

近日，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教授發表新著《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稱其為自己在世界銀行工作四年的“畢業論文”。這本書顯然頗具雄心，旨在建立替代第一代結構主義與第二代“華盛頓共識”的第三代發展經濟學，以幫助世界各國找到通往繁榮富強的“秘方”。林教授身份、經歷特殊，多年前曾成功預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其理論自然地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國經驗之上。本書可視為將中國實踐理論化並加以推廣的英勇嘗試。

按照林教授的說法，從經濟學角度看，既要“超越凱恩斯主義”，也不應追隨“華盛頓共識”，而應發揮市場和政府的協同作用。林毅夫教授建議各國建設以市場機制為基礎、政府為輔助的“二元系統”，其中，政府識別什麼是符合該國要素稟賦所決定的具有最大相對優勢的產業，並通過解決協調性、外部性問題、支持基礎性研究以至於各類項目投資與基建投資等，來支持發展這類產業，以求推動經濟轉型。在此基礎上，每個國家應尋求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政策，政府刺激可以作為一種手段推動有效投資，即提高生產力的投資，或將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投資空間。中國經濟未來20年能夠保持8%增長“潛力”（“潛力”二字是林教授特意強調的），而這一潛力的實現離不開投資。簡言之，政府可以對比較優勢進行動態規劃，追求經濟快速增長。

看起來，這一提法是對舊理論的超越，也很符合亞洲四小龍及近年來中國經濟起飛實踐。但仔細審視之下，這一假說在理論上可能存在盲區，而其允諾的以投資為基礎的8%增長前景，也可能誘導出不現實的政策建議。

從理論上講，林毅夫教授為政府假設了過分強大、過分理想化的角色。世界銀行的任務是向各國政府提供經濟建議，從這個角度出發，世界銀行官員必須假設各國政府具有改善經濟績效的意願與能力，否則世界銀行沒有太多的存在價值。美國經濟學家杰弗裡.薩克斯在《貧窮的終結——我們時代的經濟可能》中提出了臨床經濟學概念，主張如同醫生為病人診病一般，從經濟學的角度診斷各國限於不發達的病因（所謂“差異診斷”），並隨之實施針對性的治療方案。林毅夫方案延續了類似傳統，提出了類似的“增長識別與協調”六步驟。

這一方案的問題在於，政府本身並不存在於理論的真空中。公共選擇學派、新政治經濟學等都對政府進行了廣泛研究，指出政府及其代理人擁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如果不存在一種制度安排讓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成為民眾的一致代理人，政府可能會實施並不一定最有利於民眾福利、卻最有利於政府及其代理人自身利益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們假設政府是北京大學教授姚洋所謂的中性政府，林毅夫理論仍然賦予了政府過強的能力要求。哪個產業是應該發展的？這並不是事先由具有無限知識的政府來決策的，而是由無數微渺的個體、企業在為自身福利而不計血汗代價的冒險犯難、拼死努力中來決定的。

從根本上講，何謂增長？最好的回答是，增長即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外移。簡單地說，生產可能性邊界即在目前既有的資源和技術條件下所能生產的各種商品最大數量的組合。如果將產出簡化為消費與投資兩個類型，生產可能性邊界體現為二維平面上的一條封閉曲線。

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外移是經濟體不斷優化配置資源的過程，這一過程最終體現為以有效投資對發展機會的固化。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增長的確需要由有效投資來推動﹔但這句話中間的定語——“有效”——二字是重要的。對於市場經濟最強有力的辯護，恰巧是，市場經濟是最好的個體信息的處理器，碎片化的、個體化的信息在市場機制中推動經濟發現發展機會，並調動社會資源來實現發展機會。無數的機會被嘗試，有些因為失敗而被放棄，有些因為成功而被放大。這個生生死死、無限迭代的過程、無數個體對無數多機會組合的嘗試，決定了那些行業興旺、哪些行業衰敗。換言之，產業升級是這個發展機會識別、實現過程的自然結果，而不是政府可以事先決定的﹔不是（政府）投資帶動產業升級，而是產業升級帶動（有效）投資，而產業升級路徑是由市場探索出來的。

中國30年經濟奇跡正是根源於這一機制：融入全球化經濟鏈條讓擁有後發優勢的中國有機會引進豐沛的發展機會，而上述民間經濟體系充分利用了這些發展機會，在一輪輪產業升級換代浪潮中驅動生產可能性邊界不斷擴張。很明顯，政府在其中扮演的主動角色僅是輔助性因素，貢獻與破壞性互見，而不應該被歌頌為主角。事實上，在中國以改革開放釋放出制度紅利之前，中國不缺乏全能政府以及政府主導的天量投資，結果卻是悲劇性的。

更為根本的是，“政府刺激投資”方案對中國而言有可能是不合時宜的。在實踐中，政府對選定行業的扶持往往造成大量的浪費，也是很多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的主因。多晶硅、鋼鐵、風能等行業的慘痛教訓活生生正在上演。事實上，如果政府能夠事先決定哪個行業應該發展、哪個不能，計劃經濟就沒有失敗的理由。消費不能拉動經濟增長，投資與出口也不能——有效投資才能。有效投資的量是多少、應該配置在哪些領域，這些最關鍵的決策，是內嵌於經濟運行的，而不是由作為第三方的政府外在地決定的。政府既沒有能力決定有效投資的數量，也沒有能力指揮投資資源的最佳去向，（由政府鼓動而出現的）過多投資不僅降低了國民福利，而且是經濟危機之源。

事實上，中國經濟目前的困境恰好體現在：民間經濟因為缺乏邊界明確的運行環境而凋敝，其權利得不到保護，金融服務匱乏，稅費畸高﹔歷年不合理的高投資導致各行業過剩產能嚴重，債務杠杆率過高，金融風險巨大。這兩個主要困難導致中國產業升級速度趨緩，這一困境並非源於政府投資過少，也不是進一步刺激投資所能夠解決。

如果強行地、進一步地提高政府投資，短期內，GDP增速的確可能有幾個季度的提升﹔但這樣的投資行為，第一，政府不能保証自己對投資項目的選擇具備經濟合理性﹔第二，政府主導投資意味著對社會資源的調用，其資金來源要麼是以征稅方式剝奪民間資源，要麼是通過發債、信貸方式擠佔民間的信貸資源。不論是哪種方式，不具備經濟合理性的投資最終都將體現為過剩產能與呆滯帳，在增加中國經濟與金融風險的同時，無助於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換句話說，中國經濟迫切需要的，不是強化與擴張政府權力邊界，而是相反，中國需要約束政府無窮無盡的欲望，為其建立可信的約束機制。

要維持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最重要的是增強中國經濟體引進、創造與利用發展機會的能力，這注定必須以民間經濟為主體來實現。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任務不是強行刺激投資，而是進行更基礎性的工作。在地方政府層面，我們需要以保護權利、遵守規則為主要內容的競爭代替招商引資式的競爭。在產業政策與開發區政策層面，我們需要以放鬆監管、減稅降費為主要內容的政策而不是各類低效的獎勵政策。在貿易領域，我們需要的是人民幣適當貶值而不是以出口退稅來補貼外國消費者。在金融政策層面，我們需要革除國營經濟的隱性擔保與特殊待遇，減輕與消除金融抑制，讓私營企業獲得起碼的金融信貸服務。在財稅政策層面，我們需要管住政府那閑不住的手，推進預算透明化改革與政府大部制改革，塑造為民眾與企業服務、而不是作威作福的政府。最後，在社會保障領域，我們需要建設基本的福利保障體系，以容忍經濟增速必然的下滑而不至於引起社會的不穩定。

所有這些都是艱苦的改革，也都是林毅夫教授未詳細展開討論的制度變革的內容。它們艱苦、緩慢、具有極大的風險，卻是強化中國增長潛力、推進產業健康升級、引導有效投資的正途，是中國走向長治久安的不二道路﹔畢竟，什麼是中國最佳的潛在增長速度，依照哪條產業升級路線來實現中國的潛力，應該讓市場來決定。

劉海影 FT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溫曉連: 盛世顯微鏡 - 中國模式到頭了

胡溫時代即將落幕，在這十年裏，最令他們沾沾自喜的，是成功實踐了所謂中國模式，近期官方傳媒形容，這個模式，實現了中國人千年夢想，包括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國慶大典，還有叫中國人引以自豪的探月工程。由當政者撰寫的歷史，必定會把這十年定性為千年盛世。跟過去五千年中國歷史規律一樣，很多時候，每個盛世背後，都為即將來臨的衰敗埋下伏筆。

過去一年，跟內地各階層人士交流，加上細心留意網上民情走向，很容易便得出一個結論，不論既得利益階層，建制內，抑或以往不問世事的平民百姓，對現狀都表現出空前的不滿。這種民心的躁動，反映在普遍人對政府的不信任上。

政府誠信破產

七月北京發生了一場水災，官方公布的遇難者人數，由最初的三十七人，增加至七十七人，但當時問過北京所有朋友，就是沒有一個人相信政府的說法。民間相傳的死亡人數，達到一千多人。

八月中旬，重慶悍匪周克華被警員擊斃，但民間普遍不相信官方的報道，並言之鑿鑿地指死者是一名便衣探員，即使官方高調澄清，民間都沒有多少理會。這類例子，由首都到地方鄉鎮，比比皆是，公職人員的公信力，早已突破了臨界點，政府的誠信度，已經徹底破產。

至於官員腐敗早已不算什麼新聞，就連記者編輯都對這類消息表現得麻木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近年腐敗問題已深入國防系統裏，軍人是特權階層，不受任何組織制約，每年拿到天文數字的國防撥款，成為腐敗的溫脇也是順理成章。有內地友人告知，他在河南的孩子多次以正常途徑考核，都進不了部隊服役，最後要向考官繳付一萬元人民幣疏通費，才能當上一名最基層的士兵，入伍後要晉升亦都一樣，沒準備好過百萬現鈔，休想獲提升至長官級別。軍中有一套說法，新晉升的軍官，大多是背負覑巨債，因此在他們任內，必須要運用他們手上每一分的權力，掠取個人最大的利益。

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上月在他著作就指出，中國軍隊頭號的敵人，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而是自身的腐敗，他形容，解放軍內的「貪將」，比文官系統內的貪官還要多。

軍中更有人警告，中、日兩國若果為釣魚島問題開戰，恐怕是甲午戰爭的翻版。一百二十年前，中、日兩國海軍實力相當，但仍大敗於日本胯下，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軍、政系統裏的徹底腐敗。

擁護當政者的人會辯稱，在中國模式底下，縱然出現腐敗，但經濟運行良好，從經濟數據顯示，人民生活富足，國泰民安。我們外來人走到大城市裏，滿目盡是紙醉金迷的景象，很容易便會錯誤認同這個結論，但若果我們深入走進民間，又是另一幅圖畫。

泡沫掩蓋真象

先說數據，內地的統計部門，只有向相關單位索取數據的權力，而沒有核實的職能，各部門與地方政府提交的經濟數據，是自律性質，不容許查核。就拿通脹數字為例，官方這兩年公布，通脹最高峰時在百分之六左右，但稍懂一點數學原理的民眾都知道，這兩年物價飛升的速度，肯定是百分之十以上，食物價格更加以倍數上升。這例子可以說明，官方公布的經濟數據，參考還可以，拿它作推論的依據，只會被人取笑。

再說我們近幾年在廣東道看到的內地大款，他們是從何而來的。這類暴發戶，不像十年前的民企老闆，靠自己的辛勤白手興家，而是靠這幾年來的資產升值大潮，令自己身家暴漲。而房地產暴升，源自於銀行體系的超寬鬆政策，與及中央政府於○九年推出的四萬億救市措施。企業的正當運行無法經營，只有把借來資金投放在房地產參與炒賣。

至於國有企業，拿覑四萬億，推行大躍進式的建設，全國各地都是工地，到處塵土飛揚，單是鐵道部負債已超過兩萬億，現在的車票收入，大部分用作支付利息。

地方政府負債更驚人，雖然中央限制地方政府自行借貸，但地方政府的附屬機構，肆無忌憚向國有銀行大量舉債，根據銀監會與審計署的推算，地方政府實際債務已遠超過十萬億，內地經濟學者預計，只要地產泡沫持續爆破，地方賣地收入銳減，債務危機將會隨時爆發。

以基建投資來救市的措施，令全國各地出現各式各樣的閒置設施，不但出現了大批空置樓宇，部分偏遠地區更出現一座座空城。

國企跋扈失控

這幾年最火紅的行業，就是分散在各主要民生經濟領域的國有企業，他們很輕易從國有銀行得到貸款，又憑覑本身的壟斷地位，在計劃經濟體系裏合法地謀取暴利，員工的工資加上福利，比人均水平高出五至十倍不等。

石油石化公司每年營利達千億，但在油價上升時，仍以煉油虧本為理由，可以隨意停產，人為地製造油荒。

國內的民用電價，佔國民收入比例是2.49%，是德國的四倍，美國的十倍。地方電廠以優惠價取得的電煤，並不是全部用作發電，而是拿到市場倒賣，當煤價高企時，部分電廠索性停企發電，轉而炒賣電煤。

再說內地的寬頻上網，收費價格是全世界最貴，但速度慢得驚人，根據中國互聯網數據中心統計，網絡供應商聲稱有4M速度的網線，超過九成都是造假的。

國有巨企如此囂張，一方面是由於政府政策傾斜，更重要原因，是每間國企，背後代表龐大的政治利益集團，要國務院內一批技術官僚落實監管法規，尤如痴人說夢。

中國模式必然結果

以上就是當前國內的社會與經濟真實狀，也是在中國模式底下必然的結果。

但在中國模式底下，人民勉強放棄個人權利，條件就是政府能保證經濟長期增長，這是自八九六四事件後，中國現政權的合法性依據，也是官民之間的一種無形默契。因此，中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讓經濟急促下滑，並且用盡各種政治行政手段，扭曲經濟規律，從西方經濟學角度看，經濟循環是正常現象，人為擾亂經濟秩序，只會把問題積壓下去，到經濟危機爆發時，已是一發不可收拾。

總括而言，所謂中國模式其實很簡單，就是以管治階層（未必是精英階層）智慧，配合缺乏制約的體制，去解決十三億人的問題。

現在還有不少理論家，爭論覑中國模式與普世價值孰優孰劣，筆者相信，這場爭論，很快會有結果了。

鄒崇銘: 周日話題 - 啟德體育城爭議，已上了寶貴一課嗎？

（一）二元對立的鬥爭思維

10月21日，急風驟雨。

關於擱置啟德體育城的建議，媒體已經傳了好幾個星期。這天蔡涯棉來到《城市論壇》，不但說要將整個體育城推倒，還要以7倍的地積比率，興建2.5萬個公屋居屋單位，足以容納多6萬人居住。一下子大家都看得目瞪口呆，試想這是一個何等巨大的轉變——啟德人口將頓時大增70％，居住密度大概可以比得上天水圍，一切交通社區配套設施得從新規劃……難道，就如蔡先生所言，這純屬個人而非特區政府意見？！

10月23日，風向逆轉。

蔡涯棉口風突然一轉，說只需用體育城約一半、即10公頃的面積建屋。而且整個啟德發展區有逾百公頃休憩用地，撥一小部分便可妥善搬遷體育設施。蔡先生還對於引起巨大爭論，向體育界表示歉意。這些不斷大幅調整的「個人意見」，到底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背後又隱藏了什麼計算和後覑？

10月26日，波瀾不興。

就在腦海裏疑團重重之際，形勢卻早已急轉直下，林鄭和一眾局長跳了出來，說啟德體育城將完封不動，一切照舊——而不變的理由卻竟然是﹕城規會改變規劃用途需時——彷彿是說，過去數天蔡先生發表「個人意見」前，原來對城規會程序竟一無所知？！

這一周的戲劇性發展，彷彿亦是過去15年香港的縮影——要麼像董建華般雷厲風行，要麼像曾蔭權般原地踏步；要麼便每年大建8.5萬單位，要麼便2、3萬單位也建不起來；要麼便一年來4、5萬個雙非嬰，要麼便「一個也不能多」；要麼像上任前的CY只講中港融合，要麼像他上任後只講「屬於香港人的新市鎮」……到底香港要走的路是什麼？市民真正的需要是什麼？看不見，聽不到，總之一切政治掛帥，非黑即白各走極端。

（二）啟德原規劃的謬誤

兩周之前，10月14日，本土研究社發表啟德規劃的另類方案。

出乎我們意料，這個方案吸引了不少媒體報道，不熟悉我們的朋友大概會覺得，這只是爭取曝光的噱頭而已。其實我們的團隊有不少專業人士，對啟德規劃已研究了一段時間，發覺箇中一直存在不少謬誤，其實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事實上，即使這周所有焦點都放在啟德，公眾對很多更加根本的問題，到頭來還是不甚了了。這裏可以隨便列舉一大堆例子來﹕

■若按去年《優化土地供應諮詢》期間，林鄭自己提出的著名準則——每100萬人需要1000公頃（即整個香港1％）住宅用地，再加上1400公頃配套設施；則啟德發展區的總面積328公頃，理應可以居住13.67萬人；但現時最終全區亦只有8.98萬人口，人口密度遠較上述標準低三分之一。

■啟德發展區的住宅用地只有36公頃，僅佔328公頃總面積的不足11％，公屋更僅佔總面積的不足3％；而且由於未有照顧到復建居屋的需要，在上月「梁十招」提出將1.1公頃改作居屋之前，原規劃中居屋土地的面積為0％。

■儘管啟德原規劃只有四分之一住宅用地被劃作出租公屋，但亦已足以興建1.3萬單位，足夠3.4萬人居住；相反餘下四分之三的私人住宅用地，卻僅能居住5.6萬人（圖一）

■啟德原規劃有近四分之一的私人住宅用地，乃是屬於「住宅丙」的低密度豪宅，坐落在啟德跑道末端的郵輪碼頭旁邊，估計那裏僅能居住3000人。

■若從住宅用地的人口密度計算，出租公屋每公頃能住約3700人；相反私人住宅每公頃只能居住2000人，土地使用效率只及公屋略高於五成；若只計算上述的「住宅丙」的低密度豪宅，則每公頃僅能住不足500人，只及公屋的一成多而已。

■若從公私營住宅的人口比例計算，出租公屋人口僅佔區內總人口37.7﹪，不但遠低於1990年代末《長遠房屋策略》的60%比例，亦遠低於近期新界東北規劃建議的43﹪。

（三）「體育城vs.公屋／居屋」謬誤

從以上數字可以清楚看見，啟德發展區的根本問題，並不出在「體育城vs.公屋／居屋」，如此簡化煽情的對立面之上；啟德原規劃（圖二）的根本謬誤在於浪費土地資源，整體建屋密度過低，未有好好地做到地盡其用。只要看看本土研究社的另類方案（圖三），在悉數保留體育城設施的前提下，只需將原有的「住宅丙」取消，已足夠興建多逾萬公屋或居屋單位，額外容納近3萬人居住，效果一目了然。不要忘記，這個方案並沒有像蔡先生般，主張大幅提高地積比率，製造新的屏風樓圍城。

提起屏風樓，大概正是扭曲時下規劃論述的罪魁禍首，令降低香港總體的建築密度，「提升居住環境質素」，彷彿不知從何開始，變成了毋須思考的全城共識。但假如大家能更事實求是，便會發展屏風樓問題的出現，其實並非源於總體規劃的建築密度過高，而是只在於個別樓盤超乎尋常的密度極高，「不患寡，而患不均」，兩者之間的差別可說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事實上，正是由於總體規劃密度不斷降低，才更有利於個別發展商，申請將個別樓盤的建築密度不斷提高，「你不屏風我，我便可屏風你」，形成同一區內發展密度極不平衡的怪現象。

其實居住在1990年代以前落成公屋的居民，普遍皆不會感到居住環境過於擠迫，更絕不存在屏風樓壓境的慘狀。可見居住環境質素並不一定和發展密度掛鹇，反而更加與合理的規劃佈局有關。今年剛好亦是香港大會堂五十周年，大會堂高低座錯落有致的佈局，竟承載多不勝數的繁複功能，其可用性甚至要比面積大三十多倍的西九文化區要高，可見合理的密集綜合土地利用，並不一定比低密度的擴散式發展為佳。

如何在有限土地資源和相當發展密度之間，尋求一個市民接受的平衡？美國經過數十年偏重低密度的市郊（suburb）的城市擴張模式（urban spawl）後，近年亦重新出現偏重集約城市（compact city），強調更有效利用土地的新城市主義運動（new urbanism），詳見Emily Talen的New urbanism and American planning: the conflict of cultures一書的介紹。澳洲學者Barrie Shelton等人的新書The Making of Hong Kong: From Vertical to Volumetric，更將香港視作集約城市模式的典範，只要得到恰當的運用，擠迫不再負面，反而是正面的規劃元素。這些討論，對香港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均具有重要啟示。

（四）關鍵在「豪宅vs.公屋／居屋」

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關鍵並不在於「體育城vs.公屋／居屋」，而是在於「豪宅vs.公屋／居屋」。

其實這個看似過度簡單的結論，已足以將整個香港土地以至房屋供應問題的癥結概念化。政府手上坐擁大量空置土地（見另文），先不好好思考如何更加善用，又或一味推向低密度發展，卻同時不斷向未被破壞、不宜作大規模開發的鄉郊埋手，突顯了「有地冇人用」、「有人冇地用」的荒謬情。

大家當然會問，香港的私人住宅甚至豪宅，不是供應不足才令樓價失控嗎？我想一個最簡單的答案是﹕導至樓價失控的元兇，是美國的歷次量寬、負利率效應和香港的財金政策——難道你會真心相信，以香港樓市一個小小的水塘，只要稍稍加以擴闊一點，便能承受得住全球湧至的財金巨浪？眾所周知，香港愈是昂貴的住宅單位，它的投資甚至是投機價值，往往便比實用價值要高得多。要解決香港的房屋（而非樓市）問題，答案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興建更多實用價值較高、而非偏重投資價值的單位。此舉亦可令相同面積的土地，能容得下更多的人口，而不是一味只強調降低建築密度。

蔡先生既作為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大概亦可以收拾心情，不要再總是打非住宅用地的主意，而多從住宅類型和善用土地覑眼。來年公布的長策，大可重新考慮根據過往的政策標準，在未來香港的新增住宅供應中，將公營房屋的比例定為60％，私營房屋的比例定為40％，如此才是正本清源的治本良方，解決普遍香港市民的實際住屋需要。

鄒崇銘 本土研究社

 

許寶強: 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 論長者津貼與房屋政策

新官上場，開局諸事不順，於是想快速做些事情，祈望獲點掌聲，這自然是很可以理解的。不過，據說若做事僅為博取一時掌聲，可叫作民粹，而民粹是不能解決實質問題的。由此觀之，特區政府近期推出的社會政策，從房屋土地規劃，到長者生活津貼，大概也無法真正回應民生需求。

我們的政府在幹什麼？

民生無小事，特首如是說。香港的民生諸事，在失業率偏低、前景不明的年代，大概以房屋需求和退休保障為重。於是，上任數月的特區政府，因應土地供應、人口老化等議題，推出了各式措施，當中包括「開發」新界東北和長者生活津貼。

然而，當只有小部分新「開發」的土地，將用於興建公屋居屋，而每月僅二千二的生活津貼，還得加上資產審查，我們有理由質疑：宣稱為滿足本地未來的房屋需求而增加土地供應，或以「有需要」長者之名而推出的「特惠」津貼，究竟在解決誰的問題？

「開發」新界東北、轉移體育城用地，據說都是為了滿足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住屋需求。不過，在財富極端集中、歐美量化寬鬆、大量熱錢流入、樓價急劇上升、港幣不斷貶值的年代，增加興建公共房屋以外的土地供應，究竟是滿足誰的房屋需求？是投機／投資者的欲望？還是無家者的住屋訴求？

由敬老到扶貧、由生果金到生活津貼，據說都是為了滿足「有需要」長者的需要。長者是否「有需要」，端乎其資產有沒有超過十八萬六千大洋，至於「有需要」長者的「需要」，則明顯不包括取消資產審查。這是由誰決定的？自然是我們那些「沒有需要」的長官。

孔子言志，說「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要安頓長者關懷青少，前提是了解他們的真正需要，包括物質和精神上的。要全面掌握這些資訊，必須作系統的研究，這本是不證自明之理。奇怪的是，政府在推出長者生活津貼和「開發」東北土地時，卻似乎仍沒有首先系統地研究長者（或貧者）的生活需要和港人（尤其是青少一代）的住屋訴求，或至少沒有向公泷發布相關的研究結果。缺乏對老少的民生需求的理解，就匆匆推出這些莫名其妙的政策，究竟在解決誰的問題？是針對民生困苦？還是當權掌政者的政治煩惱？

長者需要什麼？

其實，要了解本地老少的民生需求，並不困難，透過仔細觀察和理性分析，也可猜測一二；要全面掌握，自然需作系統的分析和調查。真正能夠安老懷少的，並不是為了馬虎交差或博取掌聲或政治考量而匆匆推出的民生政策，而是建基於長者少年真正需要的理解和分析。

為什麼林鄭說已「經過很審慎研究」長者生活津貼計劃，連一貫保皇的建制派政黨也說服不了？民建聯的舉棋不定，是否是擔心地區長者將來的投票意向？長者的投票意向又受什麼因素影響？他們接受資產審查嗎？希望提高審查上限嗎？如果對「關乎40萬長者的福祉」的政府建議也猶豫不決，大概說明長期接觸地區長者的民建聯，也不完全相信政府對長者需要的判斷，也間接說明，敢於反對政府提案的泛民政黨，也不怎樣民粹。

青少年又需要什麼？

另一方面，如果增加土地供應真的能解決港人（尤其青少一代）的居住問題，恐怕不會有太多人反對。問題是，增加了的建屋用地，除了少部分用於興建公共房屋以外，其他「新增的土地供應」，大概與絕大部分年輕一代的居住需求無關。於是我們看見這奇特的現象：新界原居民樂於「開發」賣地，非原居民卻想保衛家園，因對前者來說，「土地」只是一種投資／投機的商品，而對後者來說，土地則是安身立命之所。政府宣稱增加土地供應才可以解決港人的居住問題，顯然過於籠統。真正能解決港人居住問題的做法，是增加用於滿足自住需求的房屋供應，減少甚至取消把房屋作為投資／投機工具的土地供應。

當代香港的長者需要什麼？面對公營醫療質量下降、私營醫護價格上升、人口老化通脹持續、強積金無效生果金有限等前景，長者最需要的，恐怕是一個可持續的全民退休保障，以確保有尊嚴的晚年生活，而非杯水車薪，甚至帶來標籤效應以致加重長者精神負擔的資產審查生活津貼。

當代香港的少者又需要什麼？面對世界經濟前景暗淡、社會向上流動機會下降、生活工作充滿風險的不確定年代，少者最需要的，也許是一個穩定的立足點，循此重建對未來的信任和希望。具體來說，就是首先能確保居所無憂，而非泛泛地增加土地供應。

別再重複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

政府說，除長者生活津貼以外，還會繼續「優化」各類社會保障政策，包括強積金和綜援。強積金的「優化」，大概是指「半自由行」這類成效備受質疑的政策；綜援的「優化」，或許就是由敬老轉為扶貧的長者生活津貼這類措施。然而，強積金的真正問題，除了行政費過高、回報率過低外，還在於低收入者（和無收入者如家庭主婦）難以依靠有限的供款獲得足夠的退休或晚年生活保障，這並非是理想中的「半自由行」政策所能的「優化」的，更何「半自由行」的實際執行，總不會是十分理想的——看看投資專家也無能力在花多眼亂、資訊不全（或氾濫）的情下作出有信心的選擇，就能略知一二。與此同時，強調必須審查資產的長者生活津貼，不僅沒有觸及貧者有尊嚴地生活的訴求，更重複以至強化綜援的負面標籤效果，令被貼上「貧窮」標籤的長者，除了要花費精力去滿足審查的需要外，還得像綜援戶一樣，背上「潛在的少報資產以騙取政府資源」的惡名。這是在「優化」長者的生活，還是為他們添煩添亂？是滿足貧者的需要，還是主流中產的成王敗寇價值信念和避免加稅等自私欲望？

政府又說，已推出十項中短期措施，旨在增加房屋的供應量。問題是，加快預售樓花、「置安心」轉「租」為「賣」、把政府或公營機構或社區用地或工毡大嵆改為住宅，以至「港人港地」政策，仍然沒有區分房屋的兩種用途：作為投資／投機的商品和作為自住成家的居所。在財富集中、熱錢氾濫、樓價超高的環境下，政府的這些增加供應的措施，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滿足熱錢游資投機尋利或投資保值的欲望，而非港人（尤其是在公屋輪候冊中的「不少年輕單身人士」）的居住需求。

要真正安老懷少，顯然不能再像過去「打好份工」般的玩假，或不斷重複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令民生的真正需求不被處理和解決，甚至無法被提出和理解，最壞的是推出一些交差短視的政策，為社會民生添煩添亂，例如尾大不掉的強積金，又例如增加需求推高樓價的二手居屋買賣政策。直面老中青幼的需要，才是真正「做實事」的起點。如果長者需要的是晚年保障，過有尊嚴的生活，可持續的全民退休保障恐怕是不能迴避的「重中之重」；如果青少年或未來的世代所追求的是穩定的支點和對前景的希望，把偏愛投資／投機的房地供應，轉化為以滿足港人住屋需求為主的居所，應是毋庸置疑的方向。

為此，一個真正「為香港」「做實事」的政府，不應再浪費時間精力資源，推出或「優化」一些與民生需求不相干的措施，而是需「齊心」探問，如何才能夠打造一個讓長者有尊嚴地過活的可持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如何才能夠把現有或將來的房屋資源，由投資／投機商品，轉化為自住成家的居所。具體的工作，包括創造或利用現有資源，例如政府龐大的儲備、用於其他地方的錯配或無效的資源、改變稅制等等，以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也包括把大部分新增的土地供應，用來興建公共房屋，或引入資產增值稅、重新建立租務管制等降低房地產投機／投資誘因的政策，以釋放投機／投資者囤積手中的二手住房供應，讓收入不高的下一代能容易租住居室。財政司前天公布的兩項新的打擊炒賣房屋的措施，間接承認了旨在增加房屋供應總量的十項措施的不足，或可作為上述建議的一個註腳。

這些自然都不及推出一些無關痛癢的「優化」措施容易，但恐怕只有認真的「迎難而上」，才有機會令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

明報社評: 石原組黨意在和平憲法 日本全面右轉東亞難安

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辭職投入國會選舉，準備組成在執政民主黨、在野自民黨以外的第三勢力。石原曾在自民黨執政年代做過大臣，也做過國會參眾兩院議員，他以80高齡重投議會，組織另一股政治力量，從初步情勢看，石原的新政黨不一定足以取代自民黨及民主黨，卻很有可能成為這兩黨之外舉足輕重的勢力，足以左右未來的日本政治。

石原助長右翼氣燄  中美密切注視發展

石原慎太郎緣何突然辭職組黨，各種說法紛紜，包括他想組織一個旗幟鮮明的右翼政黨，也有一種看法是，他欲為在自民黨的兒子石原伸晃另立山頭。不過，姑勿論真正原因為何，石原這一舉動，必會引起美國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警覺。因為石原的新政黨，極可能會觸及日本戰後近70年的政治核心——和平憲法。日本的右翼政客近30年來有一套反對和平憲法的史觀，認為這部由美國佔領軍撰寫的憲法，把日本的國家人格矮化，即日本不能擁有軍隊，只能以有限的武力組建自衛隊；按照憲法第9條，日本不能以武力解決國際糾紛。日本右翼政客認為，這些限制，是由於戰後東京戰犯審判的史觀所致，1980年代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日本戰後政治總決算」，便是有覑翻案想法。只是當年不成氣候，到了如今石原出來組黨，可望「名正言順」。

在最近的日本政府所謂「購買」釣魚島事件，石原慎太郎是首先提出由東京都政府購買釣島，他冒覑被中國大陸及台灣狠批也要「購島」，政治上的計算，除了提升一己的支持度，更大的原因是他的政治本質，這便是為什麼石原組黨會引起美國以及中國密切注視之故。

石原慎太郎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1989年起的3年間，他一口氣寫了三部書，全都針對美國，包括《日本可以說不》、《日本還是可以說不——日美關係的根本問題》、《日本堅決說不》。有分析認為，一旦石原的政黨成為執政黨，或者石原的政黨成為聯合政府的一員，首當其衝的是美日關係，尤其是《美日安保條約》。安保條約是美日之間的結盟象徵，條約只要生效，日本不可能擁有強大軍力，表面原因是美國軍隊駐在日本，但更深層的作用是，只要美軍一天在日本，客觀上就能起覑約制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作用。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日本應該擁有外交以及各方面的主權，然而事實是日本自二戰結束後，在正確認識當年侵略戰爭以及其後的反省中，令當年受侵略諸國感到極不踏實，從篡改教科書到意圖推翻東京戰犯審判的史觀，俱屬如此。因此，倘若石原撕眦安保條約，美軍撤出日本，到時日本難以制衡，戰後70年的東亞地區脆弱的和平，勢必陷於危機邊緣，中日、韓日，以及朝鮮與日本的關係會如何發展，頗難逆料。

美日安保能否持續  成東亞局勢懸念

中日關係因為釣魚島事件陷入低潮，日韓關係也因為竹島（獨島）而屢生險象，至於與俄羅斯的北方四島主權爭議，更是戰後幾十年一直沒有中止過的紛爭。處理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需要耐性，更需要讓人看得到誠意。過去40年來，這3個與日本有直接關係領土糾紛沒有惡化，是因為各方都明白，領土糾紛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趕急毛躁只會把問題引向更難以解結的方向。石原慎太郎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因此，倘是他足以影響到日本的外交方針時，釣魚島、竹島（獨島）以及北方四島三大熱點會否有理性的出路，而涉及3個熱點的中國、韓國及俄羅斯會對石原如何評估，以及在區內獨霸一方的美國取態如何，都是東亞局勢令人加倍關注原因。

日本政治近10年來往右轉，今年更是達到極致，野田佳彥的外交走向，安倍晉三當上自民黨總裁，如今比安倍更右翼的石原慎太郎出來組黨，日本最大商界組織經團連表示「日中關係會更差」。雖然如此，但全面右轉的日本似乎沒有多大的迴轉空間，政壇欠缺足以制衡的力量，東亞情勢難以讓人安枕，2013年會是一個怎樣的年頭，使人懸念。

李柱銘: 第二次回歸

有港人揮舞港英龍獅旗的真正意義，是因為緬懷回歸前的核心價值。

早前，《亞洲週刊》刊登了特首梁振英的訪問。當他被問到港人對中國的認同，總體上出現愈來愈淡薄的趨勢時，他認為大家對此問題不必過分解讀，「香港有一部分人緬懷過去英國人統治時期，其中一個原因是跟民生有關。我一談到這個問題，就有人說我什麼都要把民生拉上，我們（人們）要的是核心價值不是民生。我們（特區）現在的經濟發展比九七前慢，貧富差距比九七前大，房屋問題比九七前嚴重，我們（特區政府）要正視這些問題。」

而在上週三，梁振英向新一屆立法會闡述施政理念，亦明顯針對民生問題，他認為香港存在四大深層次問題──房屋、貧窮、人口老化和環境，而當中房屋問題，則是「重中之重」，各個相關政府部門將優先處理。

近年，香港的示威，不時都會見到有人揮舞港英龍獅旗，而在「光復上水」的行動中，更有人吶喊「中國人滾回中國」的口號。當然，梁振英所述的民生問題確實存在，亦的確惹起市民強烈不滿特區政府的管治，然而，這卻不是導致港人「緬懷過去英國人統治時期」的因由。

要說特區民生最艱難的時期，相信不少人都會憶起○三年沙士襲港期間。其時，香港人心惶惶，大家都盡量避免上街，市民亦失去消費意慾，以致百業蕭條，樓價暴跌，嚴重拖垮香港的經濟。但當年，超過五十萬人參與的「七一大遊行」，印象中，也不曾見到港英龍獅旗的蹤跡。

筆者認為因為當時港人仍然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天總會在港落實，而且那時候○七、○八雙普選的目標尚在。對於港人而言，特區在可見的未來，就會實行全面普選，而民主政制將會促使政府施政有所改善，所以港人對特區的未來，還是抱有希望。再者，當時中聯辦對特區的干預，並不如現在般明目張膽，亦不見得會威脅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因此，儘管當時香港的民生比現在更壞，但港人也不會緬懷港英時期。

事實上，有港人揮舞港英龍獅旗的真正意義，根本不是希望香港再做英國的殖民地，而是緬懷回歸前的核心價值。正如筆者上週在本欄所說，港英政府年代，有權不用盡，但西環治港，卻是無權不用盡。近年來，有不少事例與跡象均顯出，中共早已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拋諸腦後，而真民主的落實更是遙遙無期。此外，中聯辦亦明顯地否定特區的核心價值，視之為阻礙中共治港的絆腳石，並且不斷的步步進逼，硬要香港跟隨內地的一套。

按照梁振英對記者的回應，他應該也了解核心價值一旦受到威脅，就會嚴重地損害港人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的信任，可是，他卻似乎對此刻意視而不見，並繼續拿民生作擋箭牌，而不打算正面處理。

既然如此，港人必須採取主動，去迫使中共面對現實。九七年香港首次回歸時，因中共所許下的承諾，包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及○七、○八雙普選，所以港人樂於接受回歸。豈料十五年後，特區竟然有第二次回歸，由中共地下黨員梁振英來出任特首，並抹掉所有承諾，要特區徹徹底底地回歸中共的管治。港人對第二次回歸皆非常反感，因此，大家一定要起來捍 衞我們的核心價值，還要促使中共兌現承諾，在港落實全面普選，以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陶傑: 殘體無題

香港人認不認識簡體字，本來不是什麼問題。如果閣下跟大陸天天做生意，有利潤的動力，不必叫你學，你早就會自己學。

如果你今年七十多歲，早已退休，閉目養神，家裏有個孫子，你身為一家之主，叫小孩讀唐詩，而且只許他讀正體直排的線裝本，也不須要教育局長吳克儉派一個街坊組長大媽來敲門，嚕嚕囌囌你們兩爺孫的「思想工作」：讀唐詩，最好讀簡體呀，因為只有用簡體字的，才是「中國人」呀……

但中國人崇拜權力，像香港科技大學的什麼經濟學教授一樣，留學美國，但誅心論的基因，依然秦始皇中國，還是戒不了上門做街坊八婆組長，像電影「芙蓉鎮」裏那個地委女書記李國香的那種角色。你撒泡野尿，呼吸一口空氣，都是政治化的行為，他會嘮嘮叨叨的給你「定性」：拒絕寫簡體字、堅持用正體的，就不是他所聲稱的「中國人」。

簡體字摧殘了中國文字的結構邏輯，「刀削面」、「麻婆豆付」，不是由甲骨文演變到楷書之「進步」，而是文明倒向矇昧的退化。經濟學教授不是中國文字學者，不是你那科學術，一撈過界，即發反智之論。

正如本人日前指出：如果你到今日還有興趣做「中國人」，很好，但中國人的定義權、質檢權、批發權，一定要由自己嚴密掌控，不讓這等教授今天說「不使用簡體字你就不是中國人」，明天又說「不會說普通話，只講粵語，也不是中國人」。一個印把子，勿讓這種人抓在手裏，把你像從大陸運來的活豬，喜歡蓋這隻，這隻就通過檢疫了，不蓋那隻，那隻就是瘟豬了。

因為染上思想瘟疫的，是他們自己。中華民國的馬英九，領導台灣，就是不用簡體字，現在，你敢說他馬總統不是「中國人」？但「統一台灣」之後，他馬英九的「中國人」資格，就不由他自己定論了。亞洲國家多獨裁，像赤柬，因為多幫兇，這種教授，今天多可笑，時勢一變，就會吃人。

 

陶傑: 無端端發達

大陸作家莫言榮獲派發諾貝爾文學獎，引起一場內戰。莫言是官方認可的作家，抄錄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因此被視為御用喉舌。但諾貝爾文學獎毫不理會，以作品為標準，認定莫言的小說，揭露中國文化土壤黑暗、反抗中國傳統有功，硬是把那幾百萬人民幣塞進莫言手裡，讓他買大房子。

諾貝爾文學獎一向是中國文人的世紀至痛。據說魯迅和老舍都曾被考慮，但皆沒有成事。諾貝爾文學獎為何垂青魯迅和老舍？許多人卻不甚了了。首先，魯迅是批判中國基因的先驅，他的小說《阿 Q正傳》、《藥》、《狂人日記》，與莫言的《檀香刑》、《豐乳肥臀》等一樣，對本國人士之醜陋面，尖銳嘲諷，不留情面。老舍的《四世同堂》、《駱駝祥子》，文筆雖無魯迅之辛辣，一樣是描寫中國基層百姓生活之痛苦。

最近逝世的演員關山，是華語片第一個在歐洲國家獲得「最佳男主角」的人士。關山得獎作品也是魯迅的《阿 Q正傳》改編的電影。在片中，時年二十多歲的英俊小生，剃一個光頭，滿身癩皮，梳一條清朝的豬尾巴小辮子，嬉皮笑臉，擠眉弄眼。此一西方眼中典型的「支那人」（ China Man）正符合瑞士電影評委的心意，吳楚帆和張瑛，不可能捧個獎回來。

半世紀前的遊戲規則，至今一點也沒有變。莫言的小說與魯迅的精神同路，由於今日大陸早無魯迅時代的言論和創作自由，因此隱藏得更深。一般中國人看不出來，評審那幾個白人，有一個眉精眼企的馬悅然，對中國人性格深為了解，這些人又豈會看不出？

莫言的小說，像張藝謀早期的電影《大紅燈籠》、《活着》、《搖到外婆橋》等，篇篇都是反共作品。但莫言的文筆反共反華之餘，還有一股中國文人從來沒有的黑色幽默。寫清末民初的凌遲處死，莫言帶着嘲笑的眼神旁觀，對死者毫無同情，以「畜生」來形容死囚，這哪裡有半分「人道關係」？但文學藝術的奧妙就在這裡。據說「愛之愈深，恨之愈切」，莫言對他的小說世界裡，種種中國可憐角色，寫得愈冷峻、愈保持距離，或許愈是他「愛國」。但更有一個可能，或許是他根本看破這個國家民族的死活，他不再放在心上。

沒有必要再揣摩動機。文學作品一旦印行，不再屬於作者所有。莎士比亞創作《奧賽羅》是何動機？是同情劇中的黑人將軍奧賽羅被奸險嫉妒的小人伊阿高所害，還是覺得這個黑鬼是「彼得定律」的犧牲品，莫名其妙身居高位，卻沒有判斷常識的能力而活該？莎士比亞早已成為塵土，研究動機是沒有必要的。總之「奧賽羅」是偉大的作品，殆無異議。

至於《馬克白》寫蘇格蘭王被篡位，野心家奪權，又算不算當時莎士比亞討好伊利莎伯一世，對蘇格蘭的「抹黑」？因為蘇格蘭女王瑪麗，是伊利莎伯的政敵。莫言在得獎後申辯：「請讀我的作品再判斷。」這句話沒有錯。他有太多的苦衷和難處。

至於指控莫言抄錄什麼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毛澤東撒旦經，也沒那麼簡單。當年的郭沫若以最肉麻的言詞來歌頌他的主子毛澤東，難道都是肺腑之言？郭沫若的頌詩用中國文字最誇張極端的字眼，歌頌「紅太陽」，不惜把自己以太監和第一文奴之姿態包裝上市。今日看來就會明白郭沫若在「無恥」之餘，實際上扮演了一個「角色」，這個角色不但令他在中國三千年來最黑暗的暴政下苟存性命，而且留下了一大堆黑色幽默的扭曲讚頌之作，為中國人的愚昧留下最佳見證。

明乎中國文人六十年來的處境，也就不會苛責莫言之抄寫。不錯，你有不抄寫的自由，但在鄰近地區，閣下身為中國作協副主席，若敢抗命，就有許多雙鐵做的小鞋子慢慢給你穿。或許莫言不想與統治者正面交鋒，因為他的作品已經是最凌厲的反抗。一般中國讀者看不出來，但心水清的瑞典評委看出來了。

莫言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是以瑞典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很含蓄地往中國臉上摑一巴掌。莫言小說裡的世界：劊子手、流氓、土匪、妓女，和許多面目心靈扭曲的中國可憐蟲，匯聚成一個血腥淫賤的罪惡世界。經白人諾貝爾獎一題名，聲價十倍，翻譯成多國文字，西方讀者就可以在莫言的小說了解所謂的「中國」是怎麼一回事。

中國的文藝創作人，由張藝謀開始，把醜陋的生物當主角，這是對前三十年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反抗。樣板戲時代，中國小說和電影的男主角高大正義，不是革命領袖，就是解放軍排長英雄。毛澤東死後中國作家的反抗，最有力的辦法，就是把《延安座談會講活》定律全部推翻：你不是只准我寫農民嗎？我就寫農民最醜陋的一面。日本戰後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以至今年差點得獎的村上春樹，筆下的日本淒美而文明，即使超現實，也絕不寫醜頌劣。如果我是中國大陸官方，就不會第一時間眉開眼笑而道賀。

因為連共產黨今天也沒有從前的水準。毛共時代還有一個姚文元，連陳伯達、康生和毛澤東本人，也是文藝專家。「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此一發明，今日有人發揚光大。莫言的作品，文字雖然囉唆，其中的色情和血腥，當初面世，也為滿足低層農民，低消費的地攤閱讀而設，沒想到無心插柳，成為文學界的趙本山，而且得到西方欣賞，此一事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黑色佳話。

林茵: 街知巷聞 - 新城市透視香港價值？

榮樂茶記

新城市商務要結業了，網上看沙田人群情洶湧，一筆筆翻舊帳，數說無良商家怎樣逐一消滅平民地標和消費場所。商務在讀書界一向是連鎖霸權；「連商務都站不住，你看人民幣力量多可惡！」照近年新城市換裝方向，可以斷定新到的又是本地人消費不起的奢侈品牌。

懷舊、仇地產商、仇強國，剪不斷理還亂，總之不爽。

然而，聲言欲效法「光復上水站」運動的「光復新城市」上周日號召集會，最終卻得小貓三四隻，失敗收場。部分人講就兇狠，但沒願意站出來；更大部分人是渾然不覺，假日仍在商場裏擠來擠去，不願放過大品牌櫥窗裏任何一件負擔得起的心頭好。

沙田人的反應，其實很符合我們對典型港人的理解。

口說反對霸權 擁抱消費依然

想起數年前城市地理學者鄧永成、陳劍青等提出「沙田價值」，認為比「中環價值」更能貼切地解釋港人行為。文章認為，沙田新市鎮設計，是港督麥理浩以空間秩序打造「新香港人」的成功範例。一切都井然有序，購物消費（新城市廣場）、文化活動（圖書館和大會堂）、運動休憩（城門河畔、公園和體育館）、住宅、學校和工廠大廈，各種功能的分區有效率地運作及互相連接。

被Kenny與同學們暱稱為「小秘密」的榮樂茶餐廳，隱身富裕樓連接商場的天橋底，24元份量像正餐般飽足，還保存覑今日沙田中心區有錢都買不到的地道茶餐廳口味。（林俊源攝）

麥理浩空間秩序打造「新香港人」

規劃上的精密計算，讓沙田人愛上這種乾淨整齊的生活；強調秩序、系統化、功能化、專業形象，相信靠自身努力能爬上高位的「沙田價值」由此成型。「有別於徙置區內一條街、一條村互相聯繫、關照的生活方式，沙田人在那細小、獨立的住宅單位內埋頭苦幹、默默耕耘，各自經營自己那個小康家庭，從公屋到居屋，最後入住私人樓宇」，將擁有物業視為人生追求，重私產，個人利益取代集體利益，簡言之，一種非常港式的中產價值。

年輕人失社區歸屬感

空間規劃當然影響人心，但一種性格畢竟難以概括整區人；沙田在催生一代面目模糊、和平理性守秩序努力向上的中產人以外，在網上隨手搜尋一下，原來也有馬傑偉、梁啟智、湯禎兆、奇夫等一眾城市文化研究者住在沙田、書寫沙田。我更好奇的是，倘若麥理浩設計沙田新市鎮是為了以完美規劃建立新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和公民自豪感，為殖民管治帶來繁榮穩定，那今天政府與地產商攜手，在整個城市裏不斷拆眦平民合理的生活空間，改成一座座不合比例、擁擠又孤立疏離的樓盤、倒模商場，其實又希望塑造怎樣的「新新香港人」？二十多年沙田街坊Kenny，最近帶一班97年出生的中四學生做社區研究，發現他們已不再認為新城市廣場跟自己有關，也無所謂社區歸屬感，「佢懐去玩去買№都出旺角了。」「那他們會對旺角有感情嗎？」我說。「這是一個好問題，」Kenny沉吟半晌都沒能回答。

港人消極反抗 銀城面目全非

第一城雖是大型私人屋苑，往日商場店舖仍十分平實，切合生活所需。05年改為長實旗下的置富產業信託公司持有後，近4、5年間改裝翻天覆地，銀城商場被改名為「置富第一城‧樂薈」，小舖被百佳超級廣場取代，多間藥房、玩具店、文具店、花店從此消失，換來豐澤、高級家品、室內設計公司等，雲吞麵要30蚊碗；往日被街坊稱為「新商場」的較大一翼則改稱為「置富第一城」，裝修尚未完成，已見味千、元氣壽司、吉野家、KFC的連鎖combo，Kenny大嘆無啖好食。

湯禎兆居於第一城，目睹整批與街坊同渡三十年的小店被連根拔起，居民竟一聲不哼，不禁撰文慨嘆《一城小店無處話淒涼》，「我認為回歸10年最大衝擊，是說明了港人仍停留在消極反抗回應模式之中。大家或許是富裕了，然而仍是擺脫不了劃地為牢的自封心態……是否可以為自己信奉的理念多說一句？多走一步？那不一定是什麼政治上的見解立場，所謂『品味的政治』就是對自己的好惡挺身而出去維護——選擇就是政治。」

新城市商場群落 「完美規劃」 消失

往日商場店舖仍十分平實，切合生活所需，現在連鎖店大行其道。（林俊源攝）

官方的沙田新市鎮，其實包括大圍、火炭和馬鞍山，一般人說沙田時則指東鐵沙田站附近地區。沙田曾經也像大埔、屯門一樣有舊式墟市，但1962年颱風溫黛襲港，海水倒灌，整個沙田墟的住宅樓房和商業設施都被眦。1960年代尾規劃沙田時，政府將原址定為市中心，提供購物商場、交通總匯、大會堂、圖書館、法院、政府合署等設施，務求社區自給自足。其中連接鐵路站的新城市廣場是最核心的，除了是商業主導的購物商場，時任新界政務司鍾逸傑覑意加強其公共性，跟業主新鴻基地產協定，商場需提供例如滾軸溜冰場、保齡球場、桌球室等公共康樂設施，作為新地興建私人停車場的交換條件，然而上述設施已跟音樂噴泉一樣消失無蹤。

完善天橋網 串連大小商場

沙田各商場屋苑間的天橋系統十分完善，14條行人天橋由商場群一直連接到瀝源、禾輋鸷，全長逾2公里，沿路居民實在不用帶傘落街。部分屋鸷天橋和平台上均劃有舖位，其他屋鸷亦大多設有地面，而且街道寬闊、綠樹林蔭，不像將軍澳被天橋系統搞死街道氣氛。（林俊源攝）

多年發展下來，沙田市中心形成由天橋連接的扇形商場群落，包括希爾頓中心、偉華中心、新城市廣場、連城廣場、沙田廣場、沙田中心、好運中心共七個購物商場，最近火車站的新城市廣場向來集中最高檔店舖，然後向兩翼逐層「平民化」，中間是光鮮亮麗的國際品牌，去到最邊緣的希爾頓商場，一度存在播三級片的舊式戲院、另一邊緣的好運中心，曾是翻版碟集中地，近年都絕舻了。中高檔連鎖店被天價租金從新城市廣場往外沿推擠，現時連希爾頓商場都有Delifrance、好運中心被位元堂、屈臣氏和各大地產舖進佔。

沙田第一城 呎租從500到1萬

沙田第一城 （林俊源攝）

沙田第一城，可說是最體現「沙田價值」的地方。共52幢的大型樓盤，面積由389至1018平方呎，至今仍是著名的「上車盤」和樓市指標。

推介上youtube看第一城1983年開售時的經典廣告（youtube搜尋「1983年沙田第一城」），與同樣是80年代的大埔中心、太古城、黃埔花園相比，其他樓盤廣告多以成年夫婦跟年幼子女的幸福家庭想像招徠，第一城的廣告則以青春男女大跳滑稽舞，特別針對年輕市場。當年兩房一廳售18萬幾起，分期20年月供500元，成就無數小夫妻的業主夢。如果往日沙田提供的是安居樂業向上流的機會，以消弭社會動盪因素，今天近萬元一呎的癲價便是以沉重樓債逼使年輕一代屈從於打工、供樓的規矩生活。

沙田娛樂城 瀝源禾輋壞地標

沙田娛樂城 （林俊源攝）

沙田規整、乾淨，乖到悶，最格格不入的就是瀝源鸷旁的沙田娛樂城，無端一座有桌球室、機舖和桑拿場，連同附近的瀝源、禾輋一帶被陳果《香港製造》拍成龍蛇混雜、邊青橫行的地方。Kenny就讀旁邊的呂明才中學，老師憶述1970年代建鸷初期，瀝源治安確是較差，現時成績優異的呂中，舊時亦只是band 4、5學校。當年火車尚未電氣化，一小時一班，僅貧困家庭才願意搬入瀝源，或因而較多罪案發生。

在Kenny成長的九十年代，瀝源治安其實已大為改善，近年區內商場被地產商和領匯肆意「升級」，遠至禾輋鸷都出現70元拉麵，相比之下瀝源就平民得可愛。

瀝源小店三十年如一日

沙田最著名的老店「盛記麵家」在瀝源鸷，文具、雜貨、服裝店，仍是三十年前開鸷時的格局。不過領匯接管後已將中央部分改為冷氣商場、增建電梯、引入幾家連鎖店，其他部分或因採開放式設計，改建不易，暫未變樣。

瀝源密封主樓已被領匯改稱為「瀝源廣場」（林俊源攝）

張大春: 多情英雄種

清代的彭剛直玉麟（亦名玉麐），嘉慶廿一年生人，隨曾國藩創湘軍，靖太平天國之亂。歷官督撫、尚書，銜加太子太保，位極人臣了；其周旋於文武兩途之中，也是自古名臣顯宦之所未有。
彭弱冠時玉貌風流，與姑輩梅仙（亦有說其名即是「梅姑」）有情，少年目成，刻骨銘心。但是格於人倫輩份，不由自主，小兒女終究緣慳不能好合，據說梅仙鬱鬱 不自安，另嫁之後難產過世。在彭剛直而言，佳人亦不免是為我而死，僅此一念縈懷，耿耿不能去，成了終身之憾，後來不知在甚麼時候，發下了一個誓諾，要畫梅 花十萬枝，以報梅仙之情。

多情的彭剛直留在清人筆記中的面目卻大是不同。他在安徽巡撫任內於邸鈔上讀到了一個失散多年的弟弟的名字，發現 此弟流落秦中服役，遂千里間關，至其行伍之中相認，並攜回自己的部曲錄用。然而這個弟弟有鴉片煙癮，彭軍中又禁煙，為了讓弟弟戒斷，他當場給打了四十軍 棍，說：「不斷煙癮，死無相見。」他這弟弟也是豪傑，瀕死三天，還真戒斷了。日後習商發家，行事「豪邁揮霍，恤貧篤義」，有如〈遊俠列傳〉人物。


打自己的弟弟還不算事，殺人的記載更令人瞠目結舌。彭治軍極嚴，有一回聽說轄下一名候補副將胡開泰的老婆一夕之間開腸剖腹而死，便派人偵伺詳細，發現是這 副將招娼女夜飲，勒令妻子行酒，妻子不肯，胡趁醉而殺之。地方執法院司還在議論該如何處置，彭剛直說了一聲：「這還不容易嗎？」當場把胡開泰叫了來，問清 楚姓名居止，推出去就砍了。


彭剛直以欽差身份巡江，到了安徽，聽說某李氏子素豪頑，有奪人財物妻女之跡。他一樣是把人押了來，親口取供，對方一口認了所有不法的劣行──顯然仗着有靠 山；他的叔叔是李鴻章。彭剛直在審訊的時候，也聽說在地巡撫和藩司已經在趕來說情的路上，當下就把人砍了，屬吏持人頭繳令時，他給李鴻章的信也寫好了，關 鍵句如此：「令姪實壞家聲，想亦公所恨也，吾已為公處置訖矣。」


其餘歷歷有載者多矣，彭剛直殺一驕橫顢頇的水師管帶、殺一因姦害友的總兵銜副將譚祖綸，所使的都是一種倏忽不可測的霹靂手段，令出如風過，事了拂衣行，一命消殞，似亦不復當心。這樣一個殺星，卻有〈題采石磯太白樓〉數首，看來念念不忘的事還揮之不去，總有很深的寄託的：


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


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當蹇修。


到此何嘗敢作詩，翠螺山詠摘仙詞。


頹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


姑熟溪邊憶故人，玉台冰澈絕纖塵。


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


太平鼓角靜無譁，直北旌旗望眼賒。


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


這幾首詩明白曉鬯，幾乎沒有甚麼冷僻的典故，大約僅有第一首末句的「蹇修」一詞，今人不常用。它是「媒人」的意思，昔與「冰人」、「月老」等詞相當。


彭剛直之強矯，世所罕見，史所罕見，我看是私情之不愜而成就一金剛，怒目所極，大概都是不得已的自己。

樊善標: 歷史的教訓

朱自清在一九二八年的〈那裏走〉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準備以此自我麻醉，靜候所屬的小資階級被革命者消滅。朱自清一直敬服胡適，儘管 對馬克思主義史觀看法不同，以知識、學術改良社會的宗旨，仍大有相通之處。正是這樣，朱自清深信革命的進程早已注定，雖本於對自己內心的忠誠，不打算為美 好前途而勉強參與，但也在旁邊加一把勁，哪怕最終會葬送了自己的階級。既不投機進取，也不明哲保身，實在太天真、太儍了，可又多麼悲壯。 

如果革命是詩，隱遁是只說閒適的話或甚麼都不說，朱自清始於寫詩，繼而以抒情散文蜚聲，後來兩者都放下了，卻仍在〈論無話可說〉中偶露一鱗，批評當時社會上 喧騰的言論「壓根兒就無所謂自己的話」，可見他是悲觀而不能甘於沉默。隨着形勢緊張，穠麗的抒情文和描寫文的確不寫了，抗戰開始後連記人記遊的文章也大大 減少，此後大部份是學術著作，可最令我感動的反而是收在《標準與尺度》、《論雅俗共賞》裏的晚期文藝論文。

朱自清早年自揣不能參加革命，是因為小資階級的意識深入骨髓，無從洗淨，但後來心態漸變，認為文人只要作為平民而生活，「自覺的努力發現下去，再多擴大 些，再多認識些，再多表現、傳達或暴露些，那麼，他們會漸漸的終於無形的參加了政治社會的改革的。那時他們就確實站在平民的立場，『作這個時代的人』了」 (〈甚麼是文學的「生路」？〉)。而他的論文如〈文學的標準與尺度〉、〈論通俗化〉、〈論標語口號〉，也都努力體察新興文學現象背後的原理，嘗試了解接納 社會的變化，為後來者指引方向。朱自清由此找到了研究學術和改革社會的契合點。這並不是曲學阿世，因為他沒有自我標榜為新時代的先鋒，而且他努力擴大文學 的標準，擁抱平民時代之餘又呼籲包容不同的美感，不要把文學徹底變為工具。

朱自清在一九四八年過世，只有五十歲。翌年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把他和清華大學老同事聞一多相提並論：「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 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 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正如有人提問，如果魯迅活到五十年代會怎樣，朱自清的下場恐怕相差不遠吧，但能夠因此說他們當天太愚昧了 嗎？最近讀陳致的《余英時訪談錄》，陳先生問有沒有方便的途徑可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又能避免後現代的弊病，余教授說，不會有這種方便的途徑，「『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就是最高境界」。如果真有所謂歷史的教訓，這可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