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從木村明生想起後藤健二

本來的打算是休息一個月，把剛從東京捎回來的兩大冊《文藝春秋》日本戰後七十年特集讀完，從其內「日本的笑顏」圖片和「七十年七十人證言」企圖再次了解戰後的日本。「日本的笑顏」很有意思，士農工商都有，每個年代的笑容都勾勒在粉紙精印的黑白圖片上，第一張是演員綾瀨遙，最後一張是作家阿川佐和子。至於「七十年七十人證言」有我最喜歡的棒球名將長島茂雄，一人一篇短文，字裏行間是對當年的憶昔。

五百多頁的特集剛揭不多久，後藤健二的噩耗傳來。日本幾家大報的網站都有登載他的消息，當中夾雜着安倍晉三的 回應和專家分析，後者那些都像水過鴨背瞟一眼標題就算。我是在找後藤健二的內容，然而介紹的不多，大多只是簡潔說一下他的生平。稍為感到奇怪的是，像後藤 健二這樣的新聞工作者，像他這樣為了拯救朋友而身首異處的兩脇插刀，卻在事件當中沒有變身成為鑼鼓喧天的國家英雄，但細味之下就像信州白味噌那樣，淡淡 的、暖暖的，大隱隱於巿。

後藤健二（1967-2015）

日本傳媒對後藤健二的介紹，說他的職業是ジャーナリスト，這是英語journalist（新聞工作者）的片假名字 母，更加準確的說，後藤健二是フリーランスジャーナリスト（freelance journalist）。 Journalist這個字據日本維基的說法是明治年間已有，不過這身分在日本當今社會有點不一樣，後藤健二事件之後很值得拿出來細說。純粹從報道新聞這 一職業或角色而言，日本社會有三種叫法，一種是最基本的「新聞記者」或「記者」，意思就是我們對這幾個漢字的認識。另一則是「記者」的片假名字母拼音的リ ポーター，意思與「記者」或「新聞記者」一樣；之後的是journalist。三者都是新聞工作者，但journalist的具體意涵則遠超前兩者，日本 社會的理解是「對社會有評論及看法的人物」。如果問，除了後藤健二，哪一位是我馬上想起的journalist，答案是立花隆﹕七十年代首相田中角榮隻手 遮天時代，立花隆硬是在《文藝春秋》曝光田中角榮醜聞，最後田中王朝黯然收，以被捕收場，自民黨近代史上最大的派閥灰飛煙滅。

新聞記者到新聞工作者

上面三者以外還有一種叫「特派員」，通常是指外派記者，包括今天這篇周記標題提到的木村明生。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民智開放，新聞記者在社會變革過程中扮演極 其主要角色，除了報道政治社會時訊，另一功能是帶來外國新思潮，特派員在這一方面作用巨大。如今閱讀日本報章、尤其是幾份全國大報，都會發現一個共通點， 就是國際新聞絕大多數由這些報章的特派員現場採寫而不假手於西方通訊社。我不會同意這是近年中國大陸所說的「不要西方觀點」所以自遣特派員，而是意圖以更 貼近現場的第一手消息為日本讀者找尋真相。所以後藤健二遇害前有報道說自由派大報《朝日新聞》一批記者已經到達敘利亞邊境，準備進入「伊斯蘭國」採訪，日 本政府急忙發出警告切勿如此。於《朝日新聞》記者而言，進入「伊斯蘭國」實地採訪，是真正新聞工作者的本質，而非靠通訊社的二手資訊。

木村明生是戰後京都大學畢業生，一口俄語極為地道，加入《朝日新聞》後，迅速由地方分局擢升到大阪總社。日本類如《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或《每日新聞》這 些全國大報的記者職位是大學畢業生的夢幻職志，一年公開招考一次，幾千人競爭幾十個位。川本三郎的自傳體裁小說《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便是述說川本三郎六 十年代末從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不做檢察官不當律師，投考《朝日新聞》記者落第而回，在東京無所事事混了一年翌年再考；考官認得這人去年來過，「好吧，我 們一起來幹吧」。木村明生走的也是類似道路，調到總社後不久，一九六七年派駐莫斯科，開始了不平凡的五年特派員生涯。

木村明生的《內望蘇聯》

木村明生在莫斯科展開採訪活動，怎樣都想不到他筆下的蘇聯被莫斯科當局認為「不友好」，成為了蘇聯外交部的眼中釘。很多年前我在東京神田舊書店找到他一九七 一年出版的《內望蘇聯》單行本，一看之下，難怪蘇聯會認為這個記者「不友好」了，遂在木村到任五年之後的一九七二年把他驅逐出境。木村明生被逐當時是大新 聞，不是間諜也不是犯了刑事罪，他只是寫了大量關於蘇聯實况的報道，像《內望蘇聯》序言所說的那些內容：「過去書籍裏描繪的蘇聯的形象和我在莫斯科實際生 活後得到的體驗之間，存在着相當大的差別，雖然有差別是理所當然的。然而這差別難道是社會主義的理想與現實、原則與實際的差別嗎？而且，在我於莫斯科工作 期間，接連發生了不妨稱之為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和紀念活動，譬如十月革命五十周年、蘇聯軍隊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中蘇邊界武裝衝突……等等。這些事件和紀念 活動使我重新考慮了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是社會主義？』」

木村明生的《內望蘇聯》

這是一個特派員對駐在國的正常採訪和質疑，就像今天駐在北京華盛頓東京香港的外國 記者的視野及角度，就像質詰北京是否左氣冲天華府是否窮兵黷武東京是否軍國主義香港是否沒了一國兩制，那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思考。可是蘇聯認為木村明生 的想法「不夠友好」，於是下逐客令。《內望蘇聯》裏木村明生從一滴水看蘇聯，物資短缺下的商品巿場，黑巿美元搶手，木村明生寫道：「蘇聯公開宣布它的世界 戰略是，通過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競賽的勝利把世界人民拉到社會主義一邊，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是，國家和民眾現在都競相拚命要弄到美元。」蘇聯封 鎖消息折射在木村明生的日常採訪工作，「中國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時候，蘇共機關報《真理報》只是在第三版的右下角位置，不加標題，僅用兩行十個詞報道這 個消息」，「蘇聯的宣傳機關在報道消息時首先考慮它會給群眾以什麼影響並引起什麼反應，然後再選擇消息和加以編輯。它不是充分地提供素材本身，判斷則由看 消息的人自己去作出」。 眼熟不？這不是發生在今天的實况，是六十年代末的蘇聯，時光倒流五十年。

立花隆推倒田中王朝

像木村明生這樣的特派員被逐之後，日本社會七十年代開始滋養一批新進journalist，他們在傳統的體制外走出自己的路，有人在日本國內以調查報道手法捅破 政治醜聞，有人在外國多年堅持做一個題目而不是一類題目。前者的矛頭不約而同指向一九七二年上台的首相田中角榮，至今四十三年，日本還未有一個政客像田中 角榮那樣大小通吃。田中角榮是當時自民黨最大派閥之首，名句是由他來挑撰首相，「就像出門找頂帽子戴了就走」那樣輕而易舉。於是戶川猪佐武寫出田中角榮上 台前夕勇於內鬥的《角福火山》，「角」是田中角榮，「福」是福田赳夫，田中角榮以計算和謀略鬥倒福田赳夫的過程躍然而出。東京大學出身的立花隆一九七四年 在月刊《文藝春秋》推出獨力研究的報道「田中角榮研究——其金脈與人脈」，仔細程度令人歎為觀止，研究日本派閥政治無出其右，由此誕生政治人脈學，條理清 晰，成為長紅至今的研究課題。

推倒田中角榮的立花隆

 

至於專注於國外的為數不少，日本社會上有稱這些是「國際浪人」，特點是專於某一議題甚至是某一特定人物。一九 八三年，流亡美國多年的菲律賓反對派領袖阿基諾（Benigno Simeon "Ninoy" Aquino, Jr.）結束流放生涯，宣布回國參加議會選舉。當時菲律賓仍是馬可斯獨裁年代，美國在背後撐腰，以圖維持菲律賓這一板塊在反共陣營的中流砥柱作用，與台灣 蔣家王朝以及南韓朴正熙成為東亞漫長民主進程的最黑暗三地。當年八月二十一日，阿基諾乘搭華航班機由台北飛抵馬尼拉，落機後旋即在停機坪被保安人員槍殺， 經歷全過程的是緊追阿基諾多年的日本記者若宮清，之後若宮清在《周刊產經》撰寫大量反馬可斯文章。阿基諾被殺，一石激起千重浪，三年後菲律賓大選，阿基諾 遺孀科拉桑代夫出征，馬可斯在選舉再度舞弊，引起人民不滿，爆發黃色革命，一舉推翻馬可斯政權。如今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即為阿基諾夫婦的獨子。

若宮清（左）與阿基諾（右）

 

若宮清在阿基諾被殺現場

後藤健二走的是若宮清的道路，為日本讀者提供中東的另一重視角。事實上，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後，日本在這地區的新聞報道重點明顯增重，儘管早在七十年代日 本已側重對中東的注意力。於經濟發展來說，日本七成原油來自中東；於地區安全，中東安危直接影響到東北亞的生命線。至於日本赤軍則是另一異數，七十年代初 日本學運分崩離析，親中共學生領袖外逃巴勒斯坦組成恐怖主義組織赤軍，一九七二年在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亂槍掃射打死打傷逾百人。一九七三年，阿拉伯國家對 西方實施石油禁運，西方七大工業國當中日本得以身免，後來有說阿拉伯國家因感於赤軍為巴勒斯坦解放陣線效力，遂對日本網開一面云云。其實不然，事實是日本 當局公開支持阿拉伯國家向以色列取回土地，遂被列為「友好國家」；不過，在以色列機場開槍的赤軍岡本公三被捕後，黎巴嫰二百五十名律師自願替他辯護，而巴 解在長達十多年與以色列談判互換戰俘過程當中，巴解要求釋放的戰俘，岡本公三排名第一。

日本新聞工作者在日本社會發展的軌迹當中，過往迄至 如今仍然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這不純粹是新聞報道此一層次，而是體現一個主流國家的人文以及世界觀。這兩種觀照的彰顯，是「人民有權知道真相」這一圭臬 ——當蘇聯仍是「社會主義大國」的年代，木村明生揭穿它的真面目；當田中角榮當上日本總保守化共主，立花隆捅破這是一幫金權政治爬蟲；當馬可斯假惺惺歡迎 阿基諾回國，若宮清聽到停機坪響起的槍聲。在震動世界的大事裏，日本新聞工作者的巋然身影，實是對這個國家民間力量的肯定。

石橋湛山自由主義輝映

日本戰後首相石橋湛山早於大正年代已在《東洋經濟新報》撰寫評論，力促遂行民主主義，對日本當局的殖民政策大力批判，並鼓吹他所言的「小日本主義」。太平洋 戰爭爆發，石橋湛山筆耕不絕，批判不輟，成為軍方監視對象。如今日本新聞界的早稻田大學新聞獎即以石橋湛山為名，記念的不是這位校友的政治功績，而是他在 當記者年代不屈於強權橫逆的風骨。這股遺風，遍及木村明生若宮清立花隆甚至後藤健二，也許僕僕風塵的他們的頭髮蓬鬆了一些，衣服也皺摺了一些，但對於改寫 歷史的他們來說，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大醇小疪。

石橋湛山——早稻田大學新聞獎以他名命

星期日現場﹕好驚唔驚？ 為何護士不打流感針？

文__李寶瑜

搭地鐵，一個車 廂就有幾個人戴口罩，其中一人坐下，左右兩邊空位竟然沒人坐，不知乘客是否心裏都有點忌諱。最近流感潮爆發，每天不斷聽到有人受感染，一個月死百多人，害 得只要旁邊的人咳嗽一下，都造成恐慌，要退避三舍。到醫院看看，氣氛凝重，如臨大敵，沒戴罩口的人反而被人眼望望。只是，新聞又說，香港醫護接受流感疫苗 注射只有低至一成多，如果說流感針是防疫的重要一環，應該說他們其實好大無畏？抑或「唔知驚」？

當年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這名裝備齊全的工作人員，不是深切治療部的醫生，而是浸會醫院病房的「阿姐」。如今H3N2流感肆虐，大部分護士卻無接種流感疫苗，原因何在？

一：「唔知驚」定大無畏？

新聞見報後，記者隨機在醫院大堂範圍截停一二個護士，詢問有否打流感 針，她們一頓然後說，有呀，眼神卻是不肯定的閃開。也有人坦白承認說沒有，「因為怕有副作用，而且注射疫苗似乎效用不大」。確實，世衛專家今年估錯流感疫 苗種類，加上病毒出現「抗原漂移」，令嚴重個案飈升，防不勝防，新疫苗要待至四月才推出，那豈不是真的打咗針都無用？但原來，同樣情况，往年亦然，這裏又 反映了什麼樣的意識問題？

香港自SARS後，公立醫院2004年開始為前線醫護人員提供疫苗，中大傳染病學講座教授李瑞山醫生自2005年 起開展研究計劃，他發現，護士接種人數的確偏低，相比美國63.5%、歐洲最高的40%，2014年的問卷調查結果更只有32%。前線醫護人員以護士首當 其衝，因為需要長時間接觸病人。「我不同意說醫生是在最前線，因為現在醫生漸趨專科，接觸每個病人的時間相對較少，睇腳的醫生，根本不會接觸到患者的呼吸 系統，反而並非最高危一族，所以其實更少醫生接種疫苗。」

政府宣傳叫市民打流感針，老幼病弱，是為保障自己健康不致染病，但原來站在醫護的 立場，更是專業掛勾的工作需要與「社會責任」，理由好簡單，因為醫療系統是傳播疾病的一個重要地方，如果醫生或護士有流感，傳染他人的機會很大，要做好 infection control感染控制，在醫療環境下如何將感染減至最低，「特別是醫院」，「所以醫療工作者打流感針，第一個目的是避免醫護人員成為傳播媒介、保護其他 人，保護自己還是其次。」李瑞山接着解釋﹕「我們不需要（全香港）百分之一百的人打針，但要有明顯比例（significant proportion）的人打，就是預防傳播的原則。所以打疫苗是對流感的預防策略，也是醫護人員的職業操守。」

有關研究由中大何鴻燊防治 傳染病研究中心聯同多個護士組織以問卷進行，每年參與人數約700至2000人不等。結果發現護士對疫苗成效似乎信心頗低，以2011年為例，有七成護士 表示擔心副作用，約五成覺得無助保障健康。而明顯年輕及新入職護士較少接種疫苗，35歲或以下護士只有16%，45歲以上有25%；年資少於或等於10年 的護士，只有10%人接種，年資多於20年的護士卻有28%。李瑞山相信，因為年輕一輩未必經歷過SARS一役，未有現場親身經驗，對傳染病防範較少，反 應冷淡「可以理解」，至於會打針的人「也有個原因，就是打開就會打，發覺對身體也沒有什麼影響。」有份協助研究的香港公開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部教授及主任李 國麟認為醫護打流感針是社會責任，對護士「呢埋」不肯打針好無奈，至於美國有醫院強制護士打針，他說﹕「他堅持不打針難道你炒了他？所以說話要負責任。」 不過，護士不願打針，似也關乎公立醫院人手不足問題﹕打針後，一般人一至兩天內會出現發燒、肌肉關節疼痛等症狀，醫生都會建議接種者回家休息，「打完 （針）會發燒，護士要請兩日假，你說有無後備人手？本來已經一個護士對十二三個病人，要不頂着返工，要不一個護士對更多病人。我們只能像阿媽一樣勸他們 打，但他們聽不聽又是一回事。」

二：疫苗沒有效？

面對H3N2來勢洶洶，英國公共衛生部門最新數據發現，這一年的疫苗保護率僅得3%，遠低於以往的60％。話說回頭，今年的疫苗如此低效，到底還應否接種？

流 感病毒有很多，可以分為A型和B型，A型裏通常有H1或H3，B型亦有一兩種，於是疫苗剛好可以對抗流感病毒通常有的H1、H3或B型。但病毒也會進化變 種，於是疫苗的成分每年不同，故亦應每年接種疫苗，這才可避免免疫效力隨時間降低。每年世衛會根據相關科學研究，估算未來流行的病毒，再在年中決定研發哪 種疫苗，讓藥廠有時間生產，年底便能推出，周而復此。而南北半球的新流感病毒，國際間亦會互為參考，推算未來應準備的疫苗。今次世衛估錯針，加上流感病毒 H3N2出現「基因飄移」（genetic drift，李醫生語謂細菌也需要繁殖，在基因上稍為變了一點），即使打了針也預防不了。「但與其說今年流感菌很惡，不如說是以往的疫苗預測得更好。但細 菌的繁殖很難估，你如何和細菌鬥快？」

在北半球如加拿大，只有一個流感季，香港也在北半球，但位處北回歸線以南，流感季有兩個高峰期，一個 是農歷新年，一個是暑假至開學。有人說是氣候影響細菌繁殖，但李瑞山醫生則認為，病菌傳播跟人口密集有更大關係，因為愈凍愈多人聚集在室內取暖，夏天則是 放暑假，多人結伴出外，假如在外國，地方大，距離遠，受感染的機會便大大減低。注射疫苗也有分時段，在香港流感季前一個月打針，即九至十二月，讓身體有時 間產生足夠抗體，對抗來年的病菌。至於食物及衛生局說到要搜刮高效疫苗，四月才能到手，到時大概流感熱潮亦已過去？「香港是跟其他地區跟得很貼，但並不如 特首說的醫學研究那麼先進，根本不夠資源。」李醫生說。

近日因流感引發死亡的人數遽增引起社會恐慌並且聯想到SARS那些年去，也許反會促 使更多人及護士主動接種疫苗，「所以『理性恐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李瑞山醫生這樣說。回顧往年的流感個案，2004年，越南爆發禽流感H5N1，之後 2005年便有超過五成護士接種疫苗，流感疫苗雖不能預防禽流感，但亦令更多人願意接受注射。同理在2008年爆發豬流感H1N1，疫苗接種率更高達六 成，但當新的豬流感單價疫苗推出後，豬流感退去，接種的人又很少。

不過，正如不少流感專家近日所言，今季流感H3N2其實並不如SARS強 悍，其中有108人為65歲或以上長者，因併發症死亡，而當年SARS則是任何年齡層都能入侵，這才算惡。為保護流感高危人士，老人院會安排院友打針，以 防他們受感染後容易出現支氣管炎和肺炎等併發症，政府亦推出「長者疫苗資助計劃」，長期病患者亦可於公營診所免費接種疫苗，或取得資助。李瑞山則關注到易 被忽視的——50至64歲，未到退休，但身體已開始走下坡，反而容易成為病毒入侵的一群，應加緊注意。

三：其他預防方法

治療流感醫生會處方特敏福，在染病24至48小時內採用，本身是愛滋病專家的李瑞山說，流感的傳染途徑不同HIV，不是一個對一個，病人吃藥後就可以控制不傳 染他人，流感是透過空氣傳染，病人吃藥但仍會繼續傳染。真正可以預防流感的，還是老掉牙﹕避免到人口密集的地方，減低傳染機會。而李瑞山不建議全民戴口 罩，「生病當然要戴口罩，但其實戴口罩很不衛生，由朝戴到晚，吃飯時揭起，吃完再戴上，又擦擦鼻子」，不換口罩的話，還會將病毒帶到第二個地方。所以，反 而應注意個人衛生，勤洗手、保持身體健康、提高免疫力。遇有發燒、喉嚨痛、咳嗽、頭痛、肌肉疼痛、流鼻水和全身疲倦等徵狀，應盡早求醫，避免併發症，並在 家休息。至於疫苗，李醫生認為，即使現在才打針也是可以的，甚至患流感後再打疫苗，也可以，始終是一種保障。

愛滋病專家李瑞山不建議全民戴口罩反而應注意個人衛生，勤洗手、保持身體健康、提高免疫力。

 

呂大樂﹕社會要面對實實在在的政治

「佔領運動」所 帶來的一種事前未有預見的效果，是香港社會（終於）要面對實實在在的政治。或者讀者會問：何出此言？自從香港在政治過渡時期引進了代議政制之後，整個環境 不就是開始了政治化嗎？而到了九七之後，政治化的趨勢不是更加明顯嗎？那又怎會到了今天才要面對實實在在的政治呢？

我想說的是，從前香港的政治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差不多是完全隱蔽的，是倫敦與港府極高層之間的對話，連一些 高級政務官亦未必知道背後的互動。舉例：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在1976年為香港準備了「規劃書」，並直接介入麥理浩撰寫《施政報告》的內容。又後來出現 越南船民問題，為何香港要接受擔任收容港的角色，基本上也是倫敦的決定。某些來自宗主國的決定、要求，差不多完全不會演變為一個公開討論的政治議題，也因 此而未有進一步引發出有組織地嘗試改變這種政治關係的行動。這一部分的政治是存在的，但沒有人將它放上桌面。必須強調，這樣說並不表示英國百分百完全支配 香港，令它缺乏某程度的自主性；殖民統治中頗為微妙之處，是港督與倫敦的考慮、想法並不一定是一致的，而前者往往會想辦法化解來自遠方的要求、指示，有時 陽奉陰違，有時轉移視線，總之搞出來的就是另一套。但香港能鑽出這樣的空間，又不等於宗主國沒有將意志強加於殖民地身上的能力（試想像一下當年英鎊貶值對 港府財政的衝擊）。不過，這個部分是不見光的。

另一部分則很大程度上是公開的、相當透明的，同時也存在議價空間的。殖民政府在六七十年代自 覺社會大眾對它既不信任，亦無信心，談什麼建立統治的正當性，是難上加難。它能做的是爭取民意支持，要回應民眾的訴求。於是它逐步搭建一個以公眾輿論為主 體的政治場地，最早是一種差不多完全可控制的參與，而自引入代議政制之後，則整個環境便更為開放。不過，它的開放還是有個限度的：從港英年代到特區政府， 香港政治並未有演化為一個百分百由民主選舉而決定權力分配和執政者輪替的局面。在這個範圍內的政治，主要還是一場輿論、民意的爭奪戰。九七後很多人覺得香 港日趨政治化，但假如我們撇開種種口舌之爭、激動的表情、戲劇化的表達方式，則不難發覺所有的政治議題還只在於公眾議論的範圍之內，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手段 與手法——游說、集體行動、博弈、談判等等——來爭取對方的讓步、妥協。很大程度上，那還只是一種玩壓力的政治。那是一個互動的「政治遊戲」，各方在出牌 的同時，也準備好接收「第二最佳選擇」，或甚至只是「第三最佳」，亦會考慮。這種「壓力政治」的特點是虛張聲勢，鮮會將最後一張牌都放上桌上。簡單的說， 那是一個不玩「攤牌」的「政治遊戲」。

泛民應反思為何讓年輕人當上前鋒

本來「佔領中環」也是這類「壓力政治」，旨不在於大規 模，而是要感動沒有直接參與的一般市民。它愈是「手無寸鐵」、「捱打」（也不是真的打，而是被清場），愈有感召力。它的力量來自於虛，是「拋浪頭」，而不 是「曬冷」。豈料旁邊的人卻來玩真的。北京決定要將這類思想與行動毁滅於萌芽時期，完全視之為對立面來看待，開動各種機器反擊之餘，還為免「打得更多夜又 長」，以「8．31」決定來全面封閘。究竟使出8．31決定之後還有沒有談判空間，現在再作討論已無意思。真正值得反思的是，為何當時泛民未有認真思考對 策，反而躲在運動的後面，讓年輕人當上前鋒。

當然，我完全明白，以當時（及現在）泛民的威望而言，他們是沒有能力去領導運動的；他們一來無心，二來無力。不過，他們可能沒有想過，由年輕人來打前鋒的後果，是「政治遊戲」的規則將會改變。而規則一經改變，則連泛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參與其中。

「佔 領運動」結束後的一個奇怪現象，是出奇的寧靜。究竟運動應如何走下去？理論上應該是最熱的辯題，但結果大部分討論都缺乏針對性，講的統統是「政治正確」的 虛詞。這似乎是這個運動的特點，很重視道德，會講很多遍要堅持下去，但卻很少談怎樣堅持？憑什麼來堅持？堅持做些什麼？大概也因為這一種特性，所以由年輕 人來領導的運動，是「當真來玩」，將所有東西都放在桌面，而且聚焦於一點，堅持原則。這是「佔領運動」的強項：很有爆炸力，很有原則性，從一而終，勇往直 前。但這強項也是它的最大弱點：只宜速戰速決，而不能應付持久戰（指的不是3個月、半年之類的鬥爭，而是一年復一年，3年之後可能又3年的長期運動）；只 可直搗黃龍，而不能有攻有守；只會堅持自己的要求，而缺乏承擔討價還價的責任感。用這種方式來搞運動，不是不可以，而是它要求組織者有龐大的動員機器和動 員力，令參與群眾覺得勝利在望，每次都以為是一場決戰。

以這種方式來發動運動，而最後以包圍政總慘敗收場來結束，其實是它本身發展的邏輯。它的邏輯是：不是成功，便是失敗。如果不將對手全面擊潰，那就準備犧牲好了。而如何善後，是一個大問題？

現 在，很多人會說，它的意義在於覺醒，它是一場文化運動。但言下之意，是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它一無所有。而我們需要知道，這個一無所有並非平分春色，打和收 場。在運動還未正式開始之前，北京已走到台前，先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再而作出8‧31決定。而經過一場運動之後，北京就不單止站在台前，而且會表現 得更為主動，將原來較為含糊的安排，都納入一國的框架之內。而它作為中央政府的地位和角色，也勢將更為突出。以前未發生「佔領運動」，還可以玩「拋浪 頭」，以大家都不敢打出「底牌」，而博弈一下，看誰在關鍵時刻「縮沙」。現在，「底牌」早已翻開，要搞對抗，就只得肉帛相見，拳拳到肉。

誰說「民主回歸」議題已無任何意義？

我想，年輕的社會運動領袖們都心中有數，知道若要以他們那種決一死戰的方式來令8‧31決定消失，他們必須大大提升動員能力，組織一次較「佔領運動」大十倍八倍規模的群眾動員。否則，他們需要坐下來，想想一個還要走10年、20年、30年的民主運動，要怎樣做才會做好。

至 於泛民，他們手上（除了事先張揚否決政改的那一張，可是由於早就宣之於口，那就不是新牌了）已經無牌可打。但偏偏在這個時候，他們表示想來一圈博弈。問題 是：假如對家沒有興趣對賭，那就沒有博弈這回事了。更重要的是，如上文所說，政治分為兩部分，現在已由舊有的模式轉為最實在的一種——不再講求花樣，也不 介意不討好，反正它是一個威權政府，而它的正當性也不是由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民眾來決定。面對這個環境，泛民比年輕的社運領袖的處境更為尷尬。

如何從殘局中走出一條路來，要看大家怎樣理解如何在香港搞——可以是很漫長的——民主運動了。誰說「民主回歸」的議題已再無任何意義？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系 講座教授

言論自由是雙刃劍／文﹕林沛理

從法國的《查理周刊》到香港的《學苑》，近期最熱門的話題是言論自由。有趣的是，正當很多人行使他們的言論自由來討論言論自由，關於言論自由的各式各樣、根深柢固的誤解亦浮現出來，值得我們細心審視和詳加討論。

在這些討論之中，幾乎沒有人持反對言論自由的立場；也沒有人願意扮演「魔鬼的辯護士」（devil's advocate），故意唱反調來質疑言論自由或計算社會要為言論自由付出的代價。這不僅是政治正確性的問題，還反映了在今日的國際社會和文明世界，言論 自由作為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inalienable right） 已經取得近乎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canonical status）。

這當然是因為言論自由除了是基本的人權之外，還與人民應該享有的其他權利有千絲萬縷、唇亡齒寒的關係。試想像一下，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新聞自由還有可能嗎？學術自由又可以如何實踐？市民議政和討論公共事務不能暢所欲言，政治還會是眾人的事嗎？

言論自由重要，但這種權利既非凌駕一切，也不是完全不受限制和約束。這不是箝制言論自由的藉口，而是社會早已達至的共識。一般而言，倘若有人在行使言論自由 的時候傷害或冒犯其他人，他便有可能要承擔法律後果。這些按照所謂「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和「冒犯原則」（offense principle）制定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包括誹謗、淫褻、煽動叛亂、散播仇恨、泄露機密、違反保密協議、侵犯版權、侵犯私隱和危害公眾或國家安全等等。

如何合理約束港人少談論

在 香港，有關言論自由的討論鮮有提及言論自由應該受到的合理約束；即使有，也往往是負面的論述。這其實不難理解：言論自由被普遍視為民主制度的基石，正因為 香港沒有民主，近乎不受約束、不顧後果的言論自由，就變成最佳的代替品（the next best thing to democracy），像「聖牛」一樣不容置疑和不得批評。

本來言論自由有助社會穩中求變。研究言論自由的權威學者、生前任教耶魯大學法律 系的愛默生（Thomas I. Emerson）認為，言論自由是疏導社會不滿情緒的安全閥（safety valve）。人民隨時隨地可以盡情罵政府，便少了一個上街抗爭的理由。當然，倘若言論自由保護的盡是危害社會穩定和破壞有效管治的言論，得另當別論。

今 時今日在香港，談言論自由的人多，談如何善用言論自由的人少。其實言論自由是雙刃劍（double-edged sword），可以用來行善，也可以用來作惡。我們有需要把暢所欲言的權利（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與這種權利的使用是否明智（the wise use of it）兩者區分起來。

以《查理周刊》的慘劇為例，恐怖 分子在雜誌編輯部的大屠殺當然罪無可恕，但《查理周刊》又是否善用了它的言論自由？再辛辣，再尖銳，再荒唐的諷刺都不成問題，但諷刺要做到發人深省甚至當 頭棒喝，創作人與讀者須有共同或至少相近的道德觀和價值取向。英國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的《一個小小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公認是文學史上諷刺作品（satire）的經典，它以烹食愛爾蘭美味嬰兒這荒謬至極的建議，激起英國同胞的義憤，目的是要他們正視英國 政府不仁不義的愛爾蘭政策。《查理周刊》對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極盡嘲諷醜化之能事，不管動機何在，只會被大多數的回教徒理解為西方強勢文化對他們所屬的弱 勢文化的侮辱。這樣連最起碼的溝通也達不到，更遑論發人深省和當頭棒喝。

社會要培養分優辨劣能力

一個享有高度言論自由的地 方，必然是一個好主意和壞主意並存的「意見自由市場」（free market of ideas）。這個地方能否長治久安，視乎它有沒有足夠的辨識能力，將好主意與壞主意清楚區分；並且毫不含糊地告訴公眾什麼是壞主意、什麼是好主意。我們 在強調和捍衛提出某個主意的言論自由的同時，也要強調和捍衛駁斥這個主意的言論自由。唯有如此，社會才可以慢慢培養出分優辨劣的能力 （discerning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