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悼念人數可有二千？

文圖 × 林建誠

二十五年前的六四天安門血腥鎮壓，我擦身而過，可往後遊走京城所遇一點一滴，同樣教我不要忘記六四，不能遺忘六四。

「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摀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一九八九年的五月三十日晚，我哼着這首台灣歌手聯合錄製、為聲援北京學運寫成的歌曲《歷史的傷口》，帶着對「國家命運憂戚與共」的思想，登上由台灣返回香港的班機，返回我的出生地澳門。

整個四月和五月，幾乎每天都留意着北京學潮、留意着香港及澳門在颱風下遊行聲援的消息。我原本打算前往北京聲援及見證學運，然而在父母強烈反對下擱置。六月四日凌晨電視畫面傳來的槍炮聲，我哭成淚人，握緊拳頭拼命捶着木椅，心如刀割淌着血的一股痛，這種痛是因為眾目睽睽下公然殺人，用自己軍隊屠殺平民所激起的憤恨，這種痛是因為，眼下北京學生的無力無助。從那天起，我心中已有一主觀想法，這個政權已喪失了合法性。

六月四日當天早上的澳門，很多中資銀行櫃員機都被人寫着辱罵字句，聲討屠夫中共政權，之後又被大規模提款。繼而全澳發起大遊行，一時間市民熱血沸騰，那天下午，烈日當空，我身處在大炮台的草坪上，往下看整個大三巴牌坊滿佈人群，很多身穿黑衣或白衣，臂纏黑布條，還有些互相抱頭痛哭，高喊着「李鵬下台」、「打倒共產黨」、「打倒鄧李楊」等口號。那天聲稱有五萬人遊行，但有非正式統計，遊行人數多達七萬。

一九九○年秋，我一個人背囊遊中國，有一次在雲南西雙版納，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家閒聊間知道我來自澳門，好奇地一邊問我：「你有沒有聽說過這個……」，一邊用他的左手做了一個開槍的手勢，當下便聊起北京天安門屠殺事件，原來他曾是北京一大學的教授，有份參與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鎮壓之後，提早退休。是年冬年，終於來到北京，我努力把那天開槍的電視片段，併入那一刻站在的天安門廣場的現實環境。人民英雄紀念碑在那個時候，還是可以隨意走上去的，我坐在紀念碑的石階，看到七八條石階中間有被金屬輾過後的「刀痕」，很明顯這是由裝甲車履帶衝上紀念碑時把大理石階梯切去部分邊角所致，力度可想而知。在北京留了近一個月，天天都在老胡同裏鑽進鑽出，有一晚沒法找到住宿旅店，三輪車也很努力載着我到處找，然而很多旅館都指我持港澳同胞回鄉證不符合他們只招待國內同胞的旅館規格，一一拒絕，三輪車伕最後建議我到他家裏給我一張牀鋪過夜，我稍為給他一點住宿費。他們住在天安門前門一帶的舊房子，距天安門廣場很近，那晚我和他及其家人聊了很久，女戶主告訴我，六四開槍那晚，響亮的槍聲卜卜，人群叫囂，他們一家躲在家裏，二人無語只有流着淚；第二天看到天安門廣場長安大街，猶如兵臨城下一般，事隔了一年多，每當想到這事他們就揪着心無法說話，席間我們三人忍着淚水沒掉下來，沉默了良久……

自從鄧小平九二年南巡，到深圳珠海後，港澳的天空忽然籠罩了一層霧氣，這霧氣是讓人忘記傷痛，忘記過往曾經譴責的記憶，或許從九二年春季以後，很多曾經在報章上刊登過譴責聲明的商賈賢達，開始感到懊悔為何當日那麼衝動、那麼熱心熱血。

這種因勢轉軚識時務者的嘴臉，若然把已故民運烈士李旺陽的光輝人性比對一下的話，更突顯這等人的偽善，或者很多人總以為靠攏強權必然着數更多，然而似乎他們不明白歷史會把他們所言所行記載，留給子孫後代。

屠城記憶在消忘

澳門市民對六四屠城的記憶消忘得更快，每年六四悼念的人數也愈來愈少，悼念選址由最初的大三巴牌坊，轉移至議事亭前地廣場，繼而再被迫退到聖玫瑰教堂前地，因為不知何年何時開始，悼念六四的同時，在不遠處總會有一場慶祝兒童節的歌舞表演，且主要表演者均來自內地，聲浪遠大於距離不遠的民運歌聲，這最大原因顯而易見也是澳門政府一步一步的施壓，有一年甚至在悼念的場地附近，不知誰人有意無意地留下一支仿真度也頗高的玩具手槍，引起一陣慌張。

自從因工作崗位調往內地以後，參加澳門和香港的六四悼念晚會機會更少，最近一次是三年前澳門悼念，喜見人數比往年多了不少，而且不少是來澳門讀書的大學生，有些甚至走上台前操着普通話發表對六四感受，幾乎都有一個共識是他們過去對六四所知甚少，通過來澳門讀書生活，還有鄰近地區耳濡目染下，對六四屠殺事件多了認識，我總相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真理，紀念六四的火種，是必須要繼續燃點下去，才會讓更多人知道真相。

近年，澳門受惠於博彩業的開放，庫房水浸，連年派錢，但物價飈升，樓價翻三倍，年輕人對社會及對施政的不滿聲音，愈來愈大，遺憾是民意基礎脆弱的澳門特區政府永遠只用一招派錢來應付，再不斷爆出涉嫌貪腐傳聞，早前的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貪污案，普通市民都心中明白，有更大的後台在背後，到近期的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的「墓地門」事件，還有立法會內一些官方委任議員、間選議員（近似於香港功能組別）、傳統親中社區組織支持的直選議員，所表現出來的，沒有幾個真正做到為市民發聲，成為了十足的橡皮圖章。年輕人讀畢大學卻苦無發展機遇，議會內無人為他們發聲，只好另謀出路。五月二十五日二萬人大遊行，是對政府不滿的情緒達到高峰。年輕人深明這刻已被逼到絕路，劣績斑斑的政府竟公然把納稅人的財產掠奪為私己，更想容許特首免於刑責。一時間那種勢態彷彿回到二十五年前的大遊行一樣（當然性質是截然不同），當天我也是其中一分子，現場所見乃至翌日看到更多影像後，以自己面對過多次集會遊行的經驗判斷，遊行人數恐怕在二萬二千至二萬四千以上。

5.25的公民醒覺

5.25的二萬人大遊行，加上5.27的包圍立法會，官方新華社對「特首高官離保法」提出質疑，是逼使政府讓步的催化劑。草案最終撤回，也許算是澳門市民的一次小勝利，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公民的醒覺。過去年輕人總以為個人力量無法抗衡強權官商，今天他們齊心做到，此番經驗肯定將使更多人勇於投入社會運動，藉群眾力量去推動社會進步。

澳門跟香港比較有一點明顯不同，「本土派」意識並不顯著，即澳門年輕人普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5.25的公民醒覺，個人相信同樣也喚起澳門年輕人的對中國政治的關心，且看這次5.25大遊行之後，接下來的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悼念人數便能看出端倪。過往澳門悼念活動人數，最少者不到一百，到近年三、五百，再接近一千，這是可喜現象，若然人數突破二千，相信是澳門社會政治新氣象真正的來臨。

（作者為澳門人，資深中國線新聞記者）

 

安裕周記﹕人民不會忘記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六四」內化成為我們胸臆裏的一段骨頭一塊肌肉一片臟腑或者是一公升血液。每個人的腦海總收着那年的私密記憶，這裏頭最多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北京街頭子彈劃過長空的槍聲；YouTube上《自由花》夾雜着人民喝罵「法西斯、土匪」；有人對擋在坦克前的王維林莫失莫忘；香港百萬人風雨大遊行；印刷傳媒鋪天蓋地的支持民運譴責屠殺廣告。夏初午夜夢迴之際，這些人與事湧上心頭的同時，想起當年自己是何等模樣。

也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六四的意涵已經不僅是遊行或者燭光晚會。也許會有人對年年如是的晚會《江河水》二胡琴弦帶來悲愴感到太過熟悉，或者覺得這些口號舊派了一些，但是他們還是要到維園過一個共同的晚上，有人手持白燭，有人低首吟念，有人閉目沉思：十幾萬人因着共同目的而來，卻又以不同的憶念片段回想起那年那夕。集體與個人之間，我與我們之間，微妙地出現了一種各不干擾卻又互相融合的追悼。一個人便是一個體，千萬個體組成顛撲不破的共同記憶，這是無法以物理形式滅絕的終生印記，人類良知是不會因為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而泯滅。

六四屠殺於現代史的接近性在此刻是仍有千百萬人歷歷在目，雖然過了四分一世紀，點滴在心頭的記憶使得當權者依然無法以外力從人們內心深處抹去。這些年中共先後以「發展先行論」、「西方介入論」、「亞洲價值論」為六四鎮壓塗脂抹粉；間或有人敲邊鼓聲稱「沒有死過一個人」或「歷史未定論」，這票人包括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大教授。這種所謂爭論其實極低水平，任何辯解論調俱無法在「政府殺人」這四個字前站得住腳。至於「天安門沒有人死亡」之言，人們激憤過後就由得他們在遠處街角微弱地繼續叫賣好了——類似這些事大家是見過的：一九七六年，先在四月聲淚俱下狠批鄧小平「右傾翻案風」，不旋踵半年之後打倒「四人幫」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王張江姚如何禍國殃民。一些人的政治立場便是如此廉價。

歷史的權宜可操作性

歷史之於中共來說有權宜本質，而且具有服膺政權的可操作性，例如近期大力推動紀念上世紀初行刺伊藤博文的朝鮮義士安重根，也有每年九一八及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前者於中共聯韓制日起着合縱連橫，後者則是民族苦難未能或忘；然而若據此邏輯，是否外國侵略中國領土都必然年年紀念毋忘在莒？事實是未必盡然，一九○四年五月，日本和沙俄兩支帝國主義軍隊在中國旅順口惡戰，無辜百姓傷亡三十萬，卻罕見如南京大屠殺般大規模公開悼念死難同胞；緣何如此不得而知，希望不是因為要聯俄反美而有所抑制了吧。安重根的紀念活動更是滿溢政治計算，四年前韓國擬與中共聯合在遼寧尋找安重根遺骸，當時並無正面回應；二○○九年韓國欲在哈爾濱舉行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百年活動，受到中共諸多阻撓，韓國官方表示不滿。

面對六四鮮血歷史，中共無以辯解，政權合法性二十五年來飽受質疑。雖然以「西方介入」或「發展優先」作為解套，然而鐵證如山的殺人事件，道德上孰重孰輕早已一目了然。中共若以拖拉搕蓋掩飾六四，在某一特定時空可能有一定作用，例如二十五年來出盡氣力湮沒這段歷史，某程度確可以令新生代對六四一無所知，又或以經濟論說明後六四的「豐功偉績」，以資為殺人開脫，然而最終是歷史事實口耳相傳，紙包不住火。現代史曾有類似慘案，台灣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屠殺，國民黨軍隊殘殺台人，一九九五年始由李登輝向台灣人民道歉，其間四十八年，幾是今年六四二十五周年的一倍。國民黨政府最終公開承認犯錯，為當年冤死槍下者平反，這得力於民間社會的不懈奮鬥，以及台灣政治朝向真正現代化方向嬗變，最終是真相大白於天下。

「二二八」影照台灣民主化

若以二二八慘案作為歷史觀照的框架，六四英靈能否昭雪，其中之一在於民間保存記憶的厚實程度﹕一代接一代傳續，為此，一個具有巨大自主能力的民間社會必須建立。二十五年間客觀事實證明，六四歷史因着大陸的有心人以及香港這個朝向世界的窗口，由此得以保存至今。

其中之二，是政權本身自我調整過程是否能夠最終完成。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是名滿海外的明清史專家，對今天的中共有深刻觀察，其著作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尋找現代中國》）綜合四百年間的中國歷史極有見地指出：一個現代國家，必須兼容並蓄，既能自我認同，又能以平等地位爭逐嶄新的觀念。景仰太史公司馬遷、遂於其漢名有一「遷」字的史景遷直書，中國不能算是現代國家，甚至到二十世紀末亦然（Yet at no time in that span, nor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China been convincingly one of them）。史景遷所說的them，是指傳統及現代，在轉變過程中，中國必須「以開放的胸懷來使用現代這一觀念」（if it is used in this open sense, we should have no difficulty in seeing “modern”as a concept that shifts with the times as human life unfold）。

作為一個接受西方理性主義教育成長的漢學家，史景遷把「現代」與「傳統」的扞格視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過程。不過，在這部出版於一九九○年、筆撰之時六四民運以及其後的血腥鎮壓還未完全鋪開之際，史景遷率先指出他並不看好今天的中國政府。他說，中共雖然擁有革命印信（revolutionary credentials），但中共領導人仍然以手握真理之名，約制人民在各個領域的期許和抱負，認為中共政權與十七世紀的晚明及清初情况大致如此（so it wa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stat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即既欲汲取舶來長處以解本身面臨的迫切問題，但又懼人民在面對西方時耳濡目染受到影響。

「與晚明初清大致如此」

台灣在二二八慘案年代亦與今天中共的情况相若，蔣介石要保住法統「反攻大陸」，不得不受到美國指揮甚至介入本土政治。台灣當年是介乎代表法統的「傳統」以及被視為「現代」的美國兩者之間，因其戰略位置在冷戰戰略的重要，遂能吸收美國大批軍援，但蔣卻欲阻擋所謂美式民主的滲入。其間犖犖大者事件是一九五五年孫立人事件，蔣介石懷疑曾在美國軍校就讀的名將孫立人被美國選為台灣「新政權」領導人，於是狠下殺手，以涉嫌叛亂罪拘捕孫立人部下，株連三百多人，逼孫辭去職務，勒令處於「監護」之下，軟禁長達三十三年。蔣經國去世後，台灣擺脫威權統治，實現民主政治，「二二八」事件始能重見天日，孫立人步出幽禁，客觀說明政體的民主化程度，是決定一地一國的民主能否大步邁出的主因之一。至此，人們當會問道，中國大陸的民主從何而來、何時出現、將會是何等模樣？

「風雨如磐暗故園」的今年

二十五年於茲，中國往何處去，是每年黑墨墨維園人海裏的共同質問；今年中共大舉捕人，幾個人在家裏開會紀念六四都以尋釁滋事罪捉將官裏，「風雨如磐暗故園」，二十五年來要數今年最為緊張。然而希望在於人民，史景遷不是懂念經的外來和尚，不過，作為歷史學者，他在睽諸史實之際得出看法——以明末出發的大歷史，中國百姓在惡劣得無以復加的絕望氛圍裏自己掌握命運，縱身投入對抗國家的力量是極為頻繁（we can see how often the Chinese people, operating in difficult or even desperate circumstances, seized their own fate and threw themselves against the power of the state），一六四四年如是，一九一一年如是，一九四九年如是。對於史景遷之言，歷史會否循環，這將會是中共內部健康力量如當年胡耀邦的自我改革更新，抑或是其他形態的格局調整，沒有人有答案。然而，於老百姓如我們，留住記憶，切勿或忘，是在大時代來臨前能夠做到並且能夠做得最好的一種反抗。

文×安裕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記着八九年，到底還有意義嗎？

25年都過去了，還記憶着「八九年的歷史」，到底還有沒有意義？今年的維園燭光晚會還是不是要去？應該放下包袱重新上路，才是正途嗎？還是要把焦點放在「六四有沒有死過人？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才算屠殺？」的爭抝上。最近訪港的美國普林頓大學榮譽教授、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就一針見血的指出﹕「六四的意義不在數字上！」

在中大前兩天的一個論壇上，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簡潔有力的展開了他自己對六四所帶來對於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影響。他不止一次的提到六四的意義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不止是一個中國問題，而是一個全球的問題。六四對於每一個當時的香港人甚或未出生的九十後，又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他的六四故事

當我一開始問他此時此刻對25年前發生的事有什麼感受？這名和我促膝而坐、思想敏銳的著名學者停頓了半分鐘，一時間沒有答上話。然後他慢慢的說：「在記憶裏頭是很近的。當時shocked（震動）的感覺過去了，可是這個事情好像還是發生在前幾天，非常relevant（相關的）。」他回過神來，又侃侃而談。「這是情感上的。理智上，六四在中國的歷史上，甚至在人類的歷史上是個很重要的轉折點，為了這個原因，我們研究六四是很重要的。」他指出六四屠殺嚴重摧毁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當權者為鞏固其管治，建立了新的公共價值，包括物質主義、經濟奇蹟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取代了六十年代的「理想社會主義」。

八九影響了我們香港這一代人，除了150萬人上街、12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共籌得1300萬港元等等之外，還有很多社區、個人自發的小故事。總之大家都見證了事件，有道德的責任，希望幫上一點忙。當時我和幾個朋友就湊合10多個朋友，匆忙的組成了「關注民運人士委員會」，去新華社行動要求釋放民運人士。我們認為只是悼念是不足夠的，想更多人關心那些可能連名字也沒有的民運人士，就自行印製了單張、書籤在支聯會的集會上派發。其中在書籤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更重要的是把他們爭取中國民主自由的理想，及為此而置個人前途於道外的精神活出來」。對於89年剛好在北京的林培瑞教授來說，他又怎樣看？

「八九對我的影響相當大，因為他影響到人，不單中國人，是人的價值觀的底層。你說不說真話，你要不要正義，你要不要公平，你要不要把坦克、機關槍來殺那些為了正義而示威的年輕人。這是一個非常簡單又非常深的一個問題。不管是中國人，哪一個地方的人看也沒有分別，都一樣，這是不對的。」

八九以後林培瑞教授就一直介入中國民主人權的運動裏。「但我的原則是不主動做任何事情，正如那天我對方勵之和李淑嫻說過一樣：你有什麼需要幫忙，你告訴我。」他憶述25年前送方勵之夫婦到美國大使館，依然如在昨日。「六四那天的中午，我到方勵之家裏，其實沒有打算帶他去什麼地方。我看他們尤其是李淑嫻那麼激動，那麼怕，為了他丈夫怕，我說了一句：我能幫什麼忙，你告訴我。4個小時以後就接到電話要我幫忙。我當時毫不考慮，他們是人我們都是人，我當然幫忙。好像你看到人掉進井裏，去扶他一把讓他不掉井，那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所以很多人說我是英雄，亦有人說我是絕對的壞人，干涉內政，這兩種說法我都不認同，因為我覺得是很普通的、很直覺的。」

自六四以後，他覺得他和中國的知識分子有種特別親切的感覺，「他們也感覺我很親切，大家都感到對方很親切。例如騰彪這些維權律師，這也是我生活很大的轉變」。提到他幫忙把零八憲章翻譯為英文，他談起來有點不好意思的笑着說起初沒有回覆，再收到電郵催促，才仔細看了內容。「我一看是相當重要的文章，後來又跟他們通過了幾個電話，確認了一些內容」。他不記得是誰電郵給他，應該是早期起草的群體，他解釋劉曉波是後期才加入的。我問到他當時有沒有考慮後果，他告訴我早就放棄了這個考慮。因為1996年以後，他已經無法拿到大陸的簽證。「對外國人來說，最大的懲罰是不讓你進去。這個懲罰下了刀之後，我反而更自由」。然後他很瀟灑又風趣的補上了一句：「死豬不怕開水燙！我都是死豬了，還怕開水嗎？」他說外國學者受最大的壓力，有一種陰影。「他們有時會說我太confrontational（對抗的）。我和白夏是只說真話，管他簽證不簽證」。後來他又告訴我他也是受人所託，現正在翻譯方勵之的自傳。

無權勢者的力量

六四後的第五天，他從北京跑到香港來。他也感覺到，香港老百姓、媒體以至整個社會非常shocked（受震動），電視上在不停地聯播，他的感覺是香港老百姓所受到的shock（震動）和他當時在北京所感受的差不多，是很深的，所以他認為25年後香港許多人跟他一樣還深刻記得這個事情是很自然的。

他提到也許25年後，香港也有人接受了共產黨那種拜金主義。但若要問全球哪一個地方記得六四、記得最清楚，他認為那是香港。西方都沒有，都忘記了。至於中國國內，受害的人當然記得，但他們不能表達，只好壓到心靈的底層裏頭。上一代知道的也不會跟孩子說，因為怕影響他們的前途！因而在中國那個記憶慢慢的被壓制下去。所以香港是很重要的，他提到過幾天在維園的candlelight service（燭光晚會）是非常重要的。「前幾年我曾經在大陸網上看過一段影片，沒有提及六四、也沒有說明是維園，沒有加任何文字，只是在傳發，發到中國很多地方，所以香港的活動是很重要的，對於全球也是很重要的」。

談到香港面對中國政權的打壓，他認為民主在古今中外，都是面對極權主義。民主無論在歐洲、在哪裏都是老百姓爭出來的結果。當中要面對極權的壓力，那是正常的。香港有機會作為一個民主的示範。「因為你們可以抗爭，慢慢的改變他（共產黨）。改變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下個再下個月的佔領中環，這也是個例子。前幾年反對23條。香港一直push（推動）是有作用的。」我問他如果香港人已經很失望或者失去信心，可以怎樣堅持下去？

My advice（我的建議）﹕不要give up（放棄），一直繼續追求自己的理想。別忘了對方人家那麼可怕，其實他也心虛。權貴把錢都運到海外去，為什麼習近平的女兒要跑到美國去讀書哈佛，不念北大？內地孕婦都來香港產子，為什麼？就說明就是沒有安全感。他們對自己的制度沒有安全感。共產黨為什麼花那麼多錢去壓制大陸的網絡？因為他怕。他怕中國老百姓，也怕香港。他看上去很可怕，其實他是心虛，所以有人提出正義、公平、說真話，這些普世價值，繼續說的話，這個力量比他們就力量大。最後他們在真理面前，他們過不下去。要相信自己的價值觀，別以為自己沒有辦法。要看到自己的soft power（軟實力）。

文學、文化、政治

談到他是教文學的，現正在台灣做有關相聲歷史的研究。他就笑着解釋是兩個人講調皮話那種。他對文學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五四是文學又是政治。「我很反對西方的一種看法，認為有一種純藝術，其實是離開了社會、離開了價值觀，那是假的研究。魯迅藝術好嗎？語言漂亮嗎？他關心中國，關心中國的前途、價值觀嗎？我的所謂政治不是狹義的政治，我的所謂政治，不是支持或反對那一個黨，我對政治的理解是價值和社會。老舍也是個例子。比較不碰政治的張愛玲，對社會價值觀也有說法。廣義政治的關心，文學是這樣的一回事。毛澤東是想利用文學，用文學做一個工具，去達到政治目標，這個我反對。一個名副其實的作家關不關心政治？你很難找一個不關心政治的好作家，古今中外如是。你的社會公不公正、你的社會說不說真話，這是我認為廣義的政治。劉賓雁、魯迅、張賢亮都關心。從這個角度看，文學和政治就是同一個東西，融為一體。」

他談到他的一門科Literary Response to Disasters and Repression（災難與鎮壓的文學反應），是研究文學如何回應人為的災害。「我會談南京屠殺、大躍進、大飢荒，文革之後的災難。例如張賢亮他自己在勞改營好多年，他描寫那種飢餓、受苦、沒有性生活、他的心理描寫很細緻的、很真實的。我覺得他受到前蘇聯作家索忍尼辛的一部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原名《854號囚犯》，這部小說以作者自己的勞改營生活為素材寫成的。可他沒有走索忍尼辛的一步，對整個馬列的否決。他一直到現在都在國內，1950年代長大，是很富有的家族。社會主義一來，他很真誠的接受了社會主義的理想，他有一個負罪感，他跟劉賓雁、王若水，那一代都是理想的社會主義者。一方面他描寫勞改營的苦難，另一方面，並沒有拋棄社會主義的價值。我認為有一種split psychology（分裂的心理）。我非常羨慕的劉賓雁先生，雖然他被流亡海外，他一直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理想。他羨慕東歐那種，如捷克，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有人性的社會主義）。現在共產黨的是『假的社會主義』。是說語言遊戲，社會主義的語言。我談六四最多是在正常的課堂裏，我沒有開一個演講系列。我都是用massacre屠殺，我不說是事件或風波，不管在什麼場合上，我堅持用屠殺，不讓步。」

不過他認為與大陸學生溝通很重要，不要把他們當敵人。在台灣他也遇到，他認為有50至60 %的陸生表面上認同共產黨的一套，但他們心裏自己明白。所以要對話，不要成為敵人。回應他們說把包袱放下的最好方法就是問清楚，那是代表他自己還是共產黨的看法。如果他答你是個人的看法，「那麼如果明天黨改變立場要平反六四，你會不會不贊成黨，請他們放下包袱？」談到這裏他是很督定的相信人最底層還是有正義感的。他也認為民主制度是造成穩定的，唯有極權才會引起混亂、暴力。

什麼人問答

答﹕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著名漢學家，1970年代乒乓外交時擔任中文翻譯，後來一直在中國研究中國文學，1989年6月5日曾親自把方勵之夫婦送到美國大使館避難。1996年，列入中國拒絕入境黑名單。《中國六四真相》的英文編輯之一，2009年把《零八憲章》譯成英文，在西方媒體刊登。

問﹕陸潔玲，社工，曾支援天台居民抗爭，現在是理大專上學院應用社會科學課程主任，其中一個學科要求同學蒐集資料討論八九民運，把六四事件滲入教學，覺得可以帶來一代又一代的覺醒。

文×陸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