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月娥為了爭取通過政改，說希望泛民議員拿出政治勇氣，玉成這個她稱之為「一步之遙」的「普選」；多次被問到政改被否決她會不會辭職，她說做人最要緊憑良心。
現在很多人都講憑良心做事，但何謂良心？許多人也講勇氣，但何謂勇氣？筆者且在此作一些釐清。
中國孔孟所說的良心，就是仁義之心。朱熹就孟子說的「良心」作註：「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但儒家對「仁義」也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西 方的良心亦指道德心，英文Conscience有道德範圍的共同認識之意，因此較為明確的意思是指人類辨別對與錯的價值觀；所謂良心，指一個人所做的事與 自己內在價值觀不合時，感到自責之心。
尊重事實，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價值觀。因此，如果你所寫或所講的違反眾所周知的事實，就很難認為這是良心話。比如特區政府向中共提交的「民情報告」，在結 語中說，「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讓香港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 這怎麼可以說是事實？若非香港市民（至少相當部份市民）對人大決定不滿，豈會有延綿兩個多月而仍未停息的街頭抗爭？說出違背眾所周知事實的話語，很難說是 良心話，作出這樣的不實報告，決非憑良心做事。
再說政治勇氣，在佔領運動前林鄭就呼籲過立會議員拿出「政治勇氣」通過「袋住先」方案。倘若林鄭所指的「政治勇氣」，是泛民議員要冒2016年失去議席風 險的話，豈不是正好證明否決政改才是選民的「共同願望」？對泛民來說，反映選民意願是他們的義務，違反選民意願除非考慮有其他延後利益。利益交換談不上勇氣。
通常我們說勇氣，是指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堅持事實、堅持己見的勇氣，即屈原所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1963年，甘迺迪總統 把百年來規模最大的民權法案送進國會，他私下說：「這真的會毀了我，讓我輸掉連任機會。」這需要勇氣。最後他竟然連命都輸掉。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日本三一一 地震及輻射洩漏之後，決定德國全面禁核，她估計有可能因增加電費而在下次選舉不能連任。這也需要政治勇氣。據實向老闆、上司表達不同意見，需要勇氣。中國 古代有這種傳統，比如《資治通鑑》寫唐太宗事：皇帝（李世民）問諫議大夫褚遂良：「卿知道起居注是記載皇帝每日言行，可以拿來看看嗎？」褚遂良說：「史官 的職責是紀錄為人君者的言談舉動，備記善惡，使人君不敢胡作非為。未聽說過君上可以自取起居注來看的。」皇帝說：「朕有處事不善，卿也一併記下嗎？」回答 說：「臣的職責所在，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說：「即使遂良不記，天下百姓也會記下的。」皇上說：「倒也是。」
可是這種傳統，在中共建政後就失傳了。唐朝時說「天下百姓會記下」只是概括言之，現在傳媒及網絡發達，不須記下也足以盛傳矣。港共政權卻背時而進，照中共建政後的政治辦事，於是在雨傘運動兩個多月後，還寫出按照人大決定落實普選是「香港市民共同願望」這種鬼話。
在專權政治的淫威下，我們不能期望港官回復唐朝的諫議傳統，但至少可以解釋一下雨傘運動的肇因是基於市民（哪怕只說是部份市民）對人大落閘不滿吧，何須迎合「上意」而寫出甚麼「共同願望」呢？當自己對於勇氣缺氧到如此程度，還有甚麼資格要求別人有政治勇氣？
林鄭以「機不可失」來呼籲泛民和公眾對於按人大框架定下的普選方案「袋住先」，表示日後還有「改善空間」。但她不可能不知道，人大框架沒有指定只是針對 2017年普選，而是指所有的普選，加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過，「不能留有與中央對抗的權力空間」，「那怕只是縫隙」。而任何香港市民的真正民主授權，都 是可能削減中央權力的「縫隙」。因此「袋住先」比原地踏步更倒退。因為小圈子選特首，至少市民知道沒有認受性；一旦接受了「袋住先」方案，中共欽點的性質 沒變，而因為市民投下了一人一票，賦予了特首的認受性，香港也就淪為中國式的一黨提名的假選舉了。
在香港及西方受教育的梁振英、林鄭月娥、袁國強等人，怎麼可能沒有這種基本認識？筆者想到的是美國十八世紀思想家Thomas Paine的一段話：「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所不相信的東西，那麼他已做好了幹一切壞事的準備。」
林鄭有沒有勇氣承認這句話？
現在很多人都講憑良心做事，但何謂良心？許多人也講勇氣，但何謂勇氣？筆者且在此作一些釐清。
中國孔孟所說的良心，就是仁義之心。朱熹就孟子說的「良心」作註：「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但儒家對「仁義」也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西 方的良心亦指道德心，英文Conscience有道德範圍的共同認識之意，因此較為明確的意思是指人類辨別對與錯的價值觀；所謂良心，指一個人所做的事與 自己內在價值觀不合時，感到自責之心。
尊重事實，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價值觀。因此，如果你所寫或所講的違反眾所周知的事實，就很難認為這是良心話。比如特區政府向中共提交的「民情報告」，在結 語中說，「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讓香港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 這怎麼可以說是事實？若非香港市民（至少相當部份市民）對人大決定不滿，豈會有延綿兩個多月而仍未停息的街頭抗爭？說出違背眾所周知事實的話語，很難說是 良心話，作出這樣的不實報告，決非憑良心做事。
再說政治勇氣，在佔領運動前林鄭就呼籲過立會議員拿出「政治勇氣」通過「袋住先」方案。倘若林鄭所指的「政治勇氣」，是泛民議員要冒2016年失去議席風 險的話，豈不是正好證明否決政改才是選民的「共同願望」？對泛民來說，反映選民意願是他們的義務，違反選民意願除非考慮有其他延後利益。利益交換談不上勇氣。
通常我們說勇氣，是指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堅持事實、堅持己見的勇氣，即屈原所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1963年，甘迺迪總統 把百年來規模最大的民權法案送進國會，他私下說：「這真的會毀了我，讓我輸掉連任機會。」這需要勇氣。最後他竟然連命都輸掉。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日本三一一 地震及輻射洩漏之後，決定德國全面禁核，她估計有可能因增加電費而在下次選舉不能連任。這也需要政治勇氣。據實向老闆、上司表達不同意見，需要勇氣。中國 古代有這種傳統，比如《資治通鑑》寫唐太宗事：皇帝（李世民）問諫議大夫褚遂良：「卿知道起居注是記載皇帝每日言行，可以拿來看看嗎？」褚遂良說：「史官 的職責是紀錄為人君者的言談舉動，備記善惡，使人君不敢胡作非為。未聽說過君上可以自取起居注來看的。」皇帝說：「朕有處事不善，卿也一併記下嗎？」回答 說：「臣的職責所在，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說：「即使遂良不記，天下百姓也會記下的。」皇上說：「倒也是。」
可是這種傳統，在中共建政後就失傳了。唐朝時說「天下百姓會記下」只是概括言之，現在傳媒及網絡發達，不須記下也足以盛傳矣。港共政權卻背時而進，照中共建政後的政治辦事，於是在雨傘運動兩個多月後，還寫出按照人大決定落實普選是「香港市民共同願望」這種鬼話。
在專權政治的淫威下，我們不能期望港官回復唐朝的諫議傳統，但至少可以解釋一下雨傘運動的肇因是基於市民（哪怕只說是部份市民）對人大落閘不滿吧，何須迎合「上意」而寫出甚麼「共同願望」呢？當自己對於勇氣缺氧到如此程度，還有甚麼資格要求別人有政治勇氣？
林鄭以「機不可失」來呼籲泛民和公眾對於按人大框架定下的普選方案「袋住先」，表示日後還有「改善空間」。但她不可能不知道，人大框架沒有指定只是針對 2017年普選，而是指所有的普選，加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過，「不能留有與中央對抗的權力空間」，「那怕只是縫隙」。而任何香港市民的真正民主授權，都 是可能削減中央權力的「縫隙」。因此「袋住先」比原地踏步更倒退。因為小圈子選特首，至少市民知道沒有認受性；一旦接受了「袋住先」方案，中共欽點的性質 沒變，而因為市民投下了一人一票，賦予了特首的認受性，香港也就淪為中國式的一黨提名的假選舉了。
在香港及西方受教育的梁振英、林鄭月娥、袁國強等人，怎麼可能沒有這種基本認識？筆者想到的是美國十八世紀思想家Thomas Paine的一段話：「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所不相信的東西，那麼他已做好了幹一切壞事的準備。」
林鄭有沒有勇氣承認這句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