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Getting By: 2014-02-23

2014年3月1日星期六

星期日現場﹕劉進圖三個字，叫香港人停下腳步

文 × 譚蕙芸

銅鑼灣是明報人經常出入的地方。凌晨十二點，採訪部的同事下班，公司專車從嘉業街開出，經東區走廊直駛這裏。多少個晚上，下車後，我們不捨得回家，意悠未盡，一邊吃宵夜一邊談論當天新聞，至清晨疲累極，才登上午夜飛van或「泥蜢的」回到東南西北的蝸居爭取一點補眠。還記得，凌晨五點幾六點，天空漸見魚肚白，明報人在銅鑼灣街頭分別的情景，一切如同昨日。

這天，我站在同一個銅鑼灣街頭，百般滋味。我看到路過的人，有拖覑少主的菲傭、拉覑拖篋的自由行、咬覑雪糕筒的中學生、西裝骨骨的上班族、血拼完的富貴太太、身水身汗的速遞員，我仔細觀察這些人，都是目無表情、眉頭緊皺、攙雜懷疑、有幾分冷漠、帶點不耐煩。始終，街頭太多人兜售誠意，我們旁邊，有環保組織收集簽名、有攤販擺賣玩具、有化妝小姐送sample……換覑是我，也討厭有人阻住我行路。

初到街站，我拿起簽名紙板，思考如何向陌路人陳情。過路人腳步飛快，只有五秒鐘時間。試了一陣，發現殊不容易：說「反暴力」太抽象、提「新聞自由」不貼身，講「希望警方盡快破案」太長氣（講完對方已經過鰦對面馬路）。到最終，原來「劉進圖」三個字才是關鍵詞。周五，我在街站做了六小時義工，發現這句最管用：「我懐係劉進圖鮋朋友同舊同事，希望佢早日康復。」

市民聽到「劉進圖」三個字那種反應，很微妙。電光火石之間，雙方眼神接觸那半秒，你看到他們的臉像有一刻凝住了，那種表情，像在黑夜的深海，用探射燈搜索一種模糊的印象：「呀，好似邊度聽過呢個名呢？！」的那種樣子；然後，原來向前疾走的身軀突然煞住，臉孔鬆軟下來，眼神也變得友善。有些人已經走遠了，聽到「劉進圖」三個字更會番轉頭，好像要回頭找失物的樣子。

到落筆簽名，我有額外的十秒。我說：「我認識劉進圖十年了，我曾經跟他在明報共事。我在大學教新聞，我教全職，劉進圖教兼職。」我指覑旁邊，同樣是向市民呼籲參加簽名運動的中大學生義工說：「他們都是劉進圖的學生，這學期過了一半，老師受襲入了醫院，課堂要找其他人頂替。」（近來我才知道，學生私下叫他做「圖圖」）。簽名的人，當發現事情來得如此真實，眼前的人竟然認識傷者，受影響的年輕人就在面前，他們意外得瞪大眼睛。到最後，原來冷漠的路人送上鼓勵，拍拍我們肩膀，小聲說：「支持你們！希望他快點復原。」

半天下來，聽到一點民情。不認不認還需認，過去數月，傳媒發生多宗事件，綜合近月出席公開場合和遊行的觀察，整體感受是，所謂「新聞自由受威脅論」對一般大眾仍然像虛無飄渺遙不可及的事。坊間糾纏在「沒有證據」、「商業運作」、「個別事件」的討論上，加上新聞專業這題目，對普通人太艱澀，事情只在記者圈子內引起迴響，進入不了老百姓生活。我們說笑，當記者行家覺得水深火熱，一般港人的臉書充斥覑韓劇《星星》和「謝安琪AB餐」的帖子，似乎大家生活在平衡時空。對社運有經驗的人跟我肉緊地說：「新聞自由太抽象了！缺乏一個具代表性的人物吸引市民關注，難以發展成全民覺醒運動。」

這六刀重創新聞工作者身體

但上周三早上，意外出現了一個焦點，可惜我們卻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價。兇徒的六刀，重創了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身體；地上的血漬，清晰展示了一個新聞工作者面對的有形威脅。未落街站之前，我還擔心有市民會反問，這是否又一個「個別事件」？（須知道今時今日什麼議題都有人組織起來反對你）可幸是，當人們知道我們這班人都是劉的前同事或學生，他們都說：「我相信你們。」

一名七十五歲的林女士，說自己是明報長期讀者，退休前是數學老師：「我有睇劉進圖的文章，他有一段時間在北京不是寫點東西嗎？我覺得，他是一個gentleman，觀點好reasonable，不是偏激，好mild的人。那天睇新聞知道呢件事我好shock（老婦人肉緊地縮起雙肩），整晚睡不好。我是專登過來簽名，因為不出聲條氣頂唔順。」她說，抱歉自己有心臟病，沒法參加遊行。不少簽名市民說，事件實在「太離譜了」。似乎，一部分香港人，到了最嚴峻的時候才會發聲。你可以感覺到，今次兇徒這六刀，叫醒了一批中間溫和的沉默一群。

這六刀叫醒溫和沉默一群

陳惜姿早前曾在專欄問：「明報的讀者在哪裏？」今次在街站，給我遇上好幾個明報讀者，他們斯斯文文，說話陰聲細氣，有修養而溫和。一名老先生步履蹣跚，一身優質絨布西裝，頭戴英式ʒ帽，由穿著護士服的私家看護扶覑，他特意停步，舉手示意要簽名。另一名明報長期讀者郭女士，蓄一頭短曲髮，衣裝平實樸素，她悄悄地跟我說，認得出我是時代版專欄作者，對於劉進圖受襲，完全不能接受：「我覺得香港變了樣。」今日舉行的遊行，他們再三向我們查詢集合時間地點。

也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發生什麼事。十個過路人，八個仍沒有停步，一些穿著校服的中學生，有點害怕，一臉茫然。遊客卻反應熱烈。我用兩文三語，把事件略解釋，怎知新加坡、台灣、甚至個別內地自由行旅客，都表示從新聞得悉事件，願意簽名支持。兩名胖嘟嘟滿頭辮子的非洲裔女士，停下來指手劃腳，又用故鄉方言溝通一會，我再三用英文問她們是否知道這件事？她們表示有聽聞，樂意簽名支持。可見這宗新聞已通過國際媒體，走遍整個地球。

傍晚，梁文道皺覑他標誌的眉頭，嗌咪的聲音在百德新街迴盪：「劉進圖受的那六刀，究竟有哪一刀是為他自己而受的？他身上的每一刀，都是為七百萬香港人而受的，我懐香港人，為新聞工作者做過鱓咩呢？鰠呢個時候，請你過來，用幾秒鐘，簽個名，安慰劉進圖，安慰佢鮋家人。」此時，一陣陣寒風從海邊直吹過來，途人的腳步放慢了，銅鑼灣的空氣像凝住了，然後，人們像潮水般湧過來。我和已轉行做公關的前明報人S在街站前，忽然覺得這一刻，氣氛有點像《天與地》的電視劇裏，林保怡嗌咪觸動人心的一幕，內心有點顫動。愈夜街站就愈美麗，十點過後，吃完晚飯的年輕人從餐廳離開，在街上聽到「劉進圖」三個字，自動自覺走上來簽名。

站了半天，腿痠軟，但看到市民留下過萬個姓名，還有一個個真摯的眼神，一切都值得。明報舊生會同仁預備了一匹粉紅色的布，讓大家寫下對劉進圖的鼓勵說話，當晚接近尾聲，我們把它伸延，延綿二十多呎，上面寫滿萬語千言，我細看，裏面有小孩子給劉叔叔繪畫的海豚、教徒送上的金句，更多是小市民對記者的支持。

李慧玲在七日前的「反滅聲」集會上說道，香港人多年來享受的新聞自由，不需要付出，就好像「沒有根」一樣。這種乏根的文化，令大家曾經以為，新聞是一件商品，傳媒只是一間公司，市民只是被動的消費者。有時，記者聲嘶力竭喊新聞自由，好像對空氣講話，今次事件，終於重新感覺到，記者和市民的緊扣和互動，切斷了多年的聯繫又再次接駁上，傳媒人和市民，重新找回一種共生共存的感覺。就像一棵老樹，若根夠深，才能把鬆散的沙石抓緊；一個社會，每一個公民都要明白，新聞自由是屬於大家的，新聞工作者要有免於恐懼的工作環境，才能保護市民的知情權。我們要讓新聞自由的根，在每個香港人的心中茁壯成長，這個城市，才能面對未來更猛烈的狂風暴雨的來襲。

馬家輝：街頭見

在上海，朋友們都問暴力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只能回答，至今無人知曉，但大家都祝福劉進圖，都祝福新聞自由，都祝福香港。

餐廳裡，一桌六人，包括我。他們五人輪流說：

— — 香港千萬別變成港產黑社會電影裡的香港，暴力橫行，血腥遍地。

— — 香港千萬別變成跟中國大陸一樣的香港，言論噤聲，自由閹割。

— — 香港千萬別變成民國時代的中國，恐怖處處，槍聲砰砰。

— — 香港千萬別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自由挺住，港人挺住。

— — 香港千萬要繼續非常香港，眾聲異議，不屈不撓。

中港矛盾愈來愈緊張，許多內地朋友在這方面那方面都對香港和香港人有意見和有想法，但對於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畢竟維持高度的尊敬和敬崇；在其心中，香港畢竟有非常獨特的位置和意義，為了香港，為了中國，不可失，不應失，不能失。所以劉進圖的災難於他們，亦是沉重的悲哀，他們緊張，他們焦慮。他們也付出祝福與期盼。

當然不管內地朋友有何感覺與感受，香港終究是我們的香港，香港人的香港，不管他們說什麼想什麼，我們自己如何想如何說，始最重要。而且，我們自己如何做，更是重要中的重要。所以今天不可以不站出來，再度上街，再度遊行，再度向躲在不知名的暗處的那些敗類舉起中指， please kill us all, if you dare, 而你當然心知肚明，這是不可能的，只因 you really cannot kill us all 。

或倒過來說好了：如果香港人今天不站出來，香港實在不夠香港，「香港人」三個字將完全失去它的特殊意義。你竟然眼看暴力橫行而懶得付出，你竟然冷觀自由受脅而不肯付出，你，你你你，恐怕沒資格承擔「香港人」這個特殊身分，不管你是所謂「新香港人」或原裝道地香港人，為了香港，為了中國的香港，為了香港的中國，今天你都必須站出來，替「香港人」三個字發出悲痛的吶喊。

前幾周對於總編輯調職事件，有人說「我們是撐新聞自由而不是撐劉進圖」。我早已覺得莫名其妙。被調的是劉進圖，兩者怎可截然分割。如今，好了，一波未平一波起，暴力悲劇發生，沒有人再能說撐什麼不撐什麼了。撐劉進圖，撐《明報》，撐新聞自由，撐香港。人間事情總是糾纏難分，沒有人是孤島，進圖撐住，《明報》撐住，新聞自由撐住。香港，撐住。

今天街頭見。

時令讀物 ﹕ 講廣東話．粵語書寫．用粵語學

文：鄭政恆

中港之間的矛盾，不單單在尖沙嘴。兩地的衝突，早已釀成文化戰爭，長長的戰線不單在深圳河或者廣東道，而是在日常的每一個空間，在生活裏、在商店裏、在車廂裏（等多班車！）、在學校裏（不論是大中小學），連騰訊網都刊登出〈大陸人的「恩主心態」從何來〉的反思文章（可惜網頁版把文章刪除），看來只有香港特區的官僚仲唔知發生咩事。

教育界自吳克儉上台後即刻多事，教書先生格外留神。強推國民教育科引起多方反對，至於用普通話教中文科，課程發展議會和語常會自回歸以後，已蠢蠢欲動。最近教育局網頁諸多奇怪變更（廣東話被定性為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刪去普教中令學生「甚或表現更差」的研究發現），立時引來各方人馬和老師對「普教中」同聲討伐。

不如看看書。李婉薇的《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一書，資料翔實，涉獵面廣，筆者已在幾年前看過，如今值得再拿出一讀。

廣東人與廣東話

從國家統治者的角度看，國家的政策當然是方便統治，因此移民實邊（編註），殖民管治，統一語言，打壓少數民族，削平文化差異，以單一意識形態和語言建構身分共同體，勢在必行。

廣東一帶，地處邊陲，遠離國家權力中心，對外來思想文化又早佔先機，而邊緣文化又充滿活力，時時挑戰故步自封的中央 ─ ─ 太平天國首領洪秀全和洪仁玕、主力變法維新的康有為與梁啟超、提倡用革命推翻滿清的孫中山先生及楊衢雲，都是廣東人士，而且大多跟香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由此看來，廣東的思想文化，實在不拘一格。

廣東話合於中古漢語，又具有吸收外來語的活力，絕大部分香港人都用廣東話溝通，但講到粵語書寫的源流與發展，卻未必十分清楚。《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指出，自從明末，廣東民間已流行唱木魚書，而且有印刷品如《花箋記》出版，其後清道光年間的《粵謳》刻印，形成了粵語書寫的傳統。

傳教士也幫了粵語書寫一把。他們因傳揚基督福音的熱誠，學習中文和官話，甚至以粵語寫作，以便接觸廣東一帶的普羅大眾。又因為要學習粵語，傳教士和廣東人編了字典和讀本，令粵語的字型和字音有個標準，甚至乎「十九世紀末，很多傳教士相信粵語不是方言（ dialect ），而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語言（ language ）」，似乎這些洋教士相當尊重廣東話，真係識貨！（順便一提，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港督金文泰通曉粵語，英譯《粵謳》，時至今日，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識得廣東話，反而未見中聯辦主任講過 … … ）

陳子褒的粵語教科書

《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共有五章，分別牽涉五種粵語書寫作品：

第一是以清末革命派報刊為主要平台的粵語寫作群體，鄭貫公和黃世仲是當時的兩個代表報人，可互參楊國雄的《香港戰前報業》一書。第二是廖恩燾（即廖鳳舒、珠海夢餘生、懺綺龕主人）的粵謳及粵語格律詩。天地圖書在幾年前就重印《新粵謳解心》，除了收錄佳作和梁羽生序文外，更配有高寶女士插圖。

第三是粵劇，以梁啟超的《班定遠平西域》為代表。第四是《俗話傾談》和《天路歷程》兩部粵語小說，其中日人魚返善雄校點的《廣東語小說集（俗語傾談）》一書，校點者在序言中稱許廣東話「實在係語言學上具有偉大價值。」而循道會傳教士俾士（ George Piercy ）翻譯的《天路歷程土話》，刻印於同治十年，受到廣州的讀者歡迎。

最後是粵語教科書，本文以下就集中談談這一方面。

時維晚清，陳子褒（即陳榮袞）為康有為在萬木草堂的學生，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時，考察了日人的小學教育。回到中國後，他在澳門和香港興學辦教，一生編著課本讀物四十多種，他更成為基督徒，在香港創設學塾、女校、工讀義學，作育英才，最後在香港離世。李婉薇在書中指出陳子褒教育思想的兩根支柱，「一是他非常強調婦孺作為基層國民的重要性，二是他非常清楚母語在兒童教育方面的價值。」

陳子褒為晚清時人，學習文言古語是中文教育的重心（如今同樣重要），他理解學生用粵語學習古文難度最小，而粵語和古語接近，正音（官話）和古語差異更大，所以「古語粵語，串成尚易。若古語、粵語、正音三者合為之，難之又難，故歌語惟以粵語古語為準。」（《幼雅》例言）

《幼雅》（ 1897 ）仿《爾雅》、《廣雅》，為釋字辭書，其後陳子褒編《婦孺釋詞》（ 1902 ），則仿《經傳釋詞》，他自敘中說此書「以粗俚之方言，解微妙之語氣。」《婦孺釋詞》使講廣東話的孩子掌握古文虛字詞義，身在港澳的孩子理應好好活用自身的優勢：「事實上，粵語的句末語氣詞和文言的虛字，頗能在語氣神韻相通相合，對學生理解文言虛字，應該很有幫助。」例如《婦孺釋詞》釋「而」字即粵語「但係也、又也、也」，「矣」字即「咯也、也」，「耳」字即「（口遮）也。」非常貼切，於今亦然。陳子褒的著述，對今時今日香港的中文教育，仍然有深刻意義。

廣東話教中文不能妥協

據說香港的高中中文科重設範文，只要選出適合的文言經典作品，不失為一件好事。畢竟人的思想進階，不能單靠閱讀現當代文學作品和日常報章，特別是香港的青少年學子，需要好的老師，老師用廣東話教授經典，學生反思吸收，結合文本與生活，華夏的傳統正宗和哲學思想就永不衰微，社會就朝正途走。

試想想一個人善用現代中文書寫，但思想已被人洗腦，寫出來的東西都是廢話；另一個人即使中文書寫平平，但不乏見解想法，寫出來的文章自有可觀之處。因此，重點在思想，而思想的育成精進，需要從古代經典出發（例如先秦諸子之書和歷代政論），沒有其他捷徑。

普教中對香港的中文教育和莘莘學子來說，只會是學習的災難，切割了古典世界和日常生活，人就無根，變得虛浮。為了下一代的民智民心，用廣東話教中文萬萬不能妥協。

編註 ﹕ 移民實邊是指歷史上經濟較發達、人口相對密集地區的人口，向人煙稀少、土地荒僻的邊疆地區遷徙，和當地各族人民共同開疆拓土、發展經濟、保疆衛國的歷史活動。

蔡英文紀念二二八籲團結阻不公義

今日是台灣「二二八事件」67週年，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今午出席紀念活動，表示面對二二八，希望能釐清真相，因為只有真相才能令大家知道曾在歷史上犯過什麼錯誤，避免悲劇再發生，此舉對台灣社會的和諧和發展「非常必要」。蔡英文昨午亦在其Facebook上載一段影片紀念事件，又介紹一群大學生自發主辦，紀念二二八的「共生音樂節」。她形容，人民團結在一起，用行動阻擋不公不義，就是二二八精神。

蔡英文說，大家應該正視國家政府長期以來對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的不正義，並為他們抱不平，就如很多十多、廿多歲的青年、學生「面對當權者的腐敗和不義，勇敢挺身抵抗一樣」：

紀念二二八，不只是悲情的二二八，更是記得前人面對不公不義，選擇站出來，勇於把台灣的未來扛起來的勇氣和堅毅。

蔡英文又認為，教科書已經不能壟斷年輕人對歷史的認識，不要再用威權思維扭曲歷史，讓年輕人自己挖掘歷史才是真正的教育：

教科書不寫的，他們自己找資料，沒有被記錄的，他們主動去作口述歷史。自己組織團隊、舉辦活動，和同伴分享，讓更多人知道。

蔡英文又說見到年輕人漸漸成為歷史的主體，又見到他們近幾年都站在第一陣線，以行動阻擋不公不義，大家應該要聽到而且一起參與。她回顧當年的台灣人被血腥鎮壓，近代的人前仆後繼爭取民主，才可令大家有自由生活。她表示爭取公平正義是一條長路，趁著二二八的日子到來，希望大家持續用行動實現二二八精神。

學生蔣介石像上噴漆「威權疑害歷史兇手」

共生音樂節由台灣國家聯盟、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等組織籌辦，今午至晚上於台北中正紀念堂外的自由廣場舉行，活動有短劇、口述歷史、演講等。

台灣各地民間均有紀念活動。今晨4點，台北政治大學有學生在校內蔣介石像上噴漆，用白漆寫上「威權疑害歷史兇手」八字，指蔣介石正是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時期「迫害人權的元兇」；學生對台《蘋果日報》表示，蔣是「阻礙台灣民主發展的政治霸權始作俑者」。

噴漆字樣早上被校方清走，校方表明尊重學生的表達自由，但事件屬破壞公共財產，會交由學生獎懲委員會處理。

在台南，成功大學學生組織將於校內「南榕廣場」舉辦追思會，由二二八受難者代表與學生代表致詞。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以及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台灣人民、捕殺台籍精英事件。

事件源於當年2月27日，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和多名警察破獲一名寡婦販賣私煙，糾纏下發生衝突，該名寡婦最後被槍傷。翌日民眾召集罷工罷市，國民政府開始鎮壓。其後發生多宗民眾與政府間的衝突、軍隊鎮壓平民、當地人對新移民的攻擊，以及台灣士紳遭軍警捕殺等等情節。據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數個月的事件造成1.8萬至2.8萬人死亡。

852郵報:香港人為什麼要知道台灣「二二八事件」？

今天2月28日，對不少香港人而言，或許只是2月最後的一天；但對台灣人來說，尤其是經歷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白色恐怖統治的台灣人而言，這天是
「二二八事件」的67周年，以總統馬英九為首的台灣政界高層，仍紛紛出席連串紀念活動。

簡單來說，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是，一邊廂，抗戰後剛從日本收回台灣的「外來政權」中華民國政府，貪污腐敗，管治無方；另一邊廂，不少替前日本殖民政府服役的台籍人士解甲歸台，生計無著。

結果，在1947年2月28日，因台灣警方血腥鎮壓一宗民眾示威，觸發全台軍警民武裝衝突，最後台灣當局將民眾鎮壓下去，並展開白色恐怖統治超過三十年。然而，其間民間力量堅持反抗抵制政府不斷，加上美國向台灣政府施壓，終致台灣最後在九十年代全面邁向民主化，二二八事件也獲當局平反。

學者：香港民主領袖太柔弱

上述情節，香港人或在某些部分感到似曾相識，甚至感同身受。然則，香港人應從二二八事件中，再進一步知道什麼？

《852郵報》就此請教過早年曾在台灣參與反政府學生運動的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譚志強。他坦言，若果將當前香港民主運動，跟當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民主運動相比較，香港至今的民主運動領袖，都較傾向精英柔弱，不願訴諸激烈群眾運動，亦較容易跟建制妥協，所以他相信，香港無可能會出現類似二二八事件的血腥事件。

但譚志強提醒港人，台灣的經驗也證明，當權者必須長期感受到民間壓力，才有誠意認真推動順應民意的政治改革。香港市民雖或不想為民主「流血」，但若連「流汗」都不願，往後政局將如何發展，也就不要怨天尤人。

（圖片說明：台灣南投縣二二八紀念碑誌，碑文代表台灣官方對事件的觀點）

二二八紀念碑：尊重和民主是贏回族群共融的要件 (Cody)

1947年2月28日，是臺灣回歸當時國民黨執政的中國政府第二年。臺灣人從原先的期盼變成失望和憤怒；政府充斥貪污、官員橫行欺壓、衣食住行騰漲，臺灣的資源大都被挪去支應國民黨政權；加上相對外省人，本省人生活習慣（例如守規矩，重衛生）以及文化水平差異極大（據聞有外省人以為把水龍頭裝入牆壁就會有自來水），種種原因終由臺北發生緝私隊打傷煙販引爆全臺民變（政府指有臺共煽動滲透）；經過大規模鎮壓（清鄉），以最激烈的「烏牛欄戰役」結束（學生軍對抗政府軍）。整個事件死傷逾萬，後繼清算，牽連甚廣。事件伴隨國民黨政府長期歧視本地人政策，成為日後族群矛盾的記憶傷痕。

要彌補長年的外省/ 本省人之間的矛盾，臺灣的經驗告訴我們民主制度和對人的尊重。民主制度首先根絕了制度上歧視，例如不會因說臺語會被罰錢，政權及公共事務也不會由外省精英壟斷，恢復社會公義。其次是對人的尊重，臺灣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就以總統身分向受難家屬公開道歉，繼後陸續賠償、恢復他們名譽，各地設置紀念館及紀念碑。

曾幾何時，臺灣大選特別是陳水扁時期，經常以族群矛盾作為動員選票的策略，甚至加以政治消費二二八受難家屬，但至2012年大選以至馬英九執政後，族群議題已被淡化。事實上，社會也不認同操弄族群矛盾。然而，臺灣經驗也告訴我們，憎恨是容易造成，但要彌補是需要長時間、政府的決心，還有機遇及運氣。

讓人憂慮的是，儘管今日香港回歸狀況與當年臺灣不盡相同，但中港各層面的急速融合，雙方文化以至生活習慣（不太排隊、讓小孩就地便溺）的差異及生活品質下降（過度擠迫），再加上輸入通漲、地價騰漲及刻板印象，而陸客自由行加速拉緊港人對大陸人的心結，終以「驅蝗」將兩地矛盾表面化；所以香港現況與當年臺灣已經是本質相同的，只是程度和比例不同。

只可惜，特區高官並未以此為鑑，只知奉承上意，斥責「驅蝗」野蠻，卻不知安撫群眾，檢討政策（例如疏導遊客、對違規人士加以警告或處罰、開闢景點、重分配自由行經濟成果）。再者，由於不見得香港會落實全面民主制度，無法讓港人參與決策，這樣，「驅蝗」也可能愈演愈烈。大家必須警醒，族群間厭惡久則成怨恨，也是二二八事件的社會條件之一。

世紀．二二八事件 67 周年 ﹕ 我們沒有仇恨的本錢

文．楊渡

編按：今天，是台灣二二八事件 67 周年。回顧逾半世紀前的傷痕，台灣著名詩人、作家楊渡記錄一個個受害者的故事，為香港讀者梳理史料，經編輯精選內容載錄，鑑古知今。

67 年過去了，台灣也歷經了兩次政黨輪替，政治的作用已不再，我們反而能從更遠的歷史的距離，用安靜而理解的眼光，重新凝視這一段歷史。因為在長遠的「時間之鏡」下，我們都只是大歷史的一個倒影，我們沒有仇恨的本錢，只有互相悲憫的觀照。發生於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延續台灣光復後所有社會矛盾的總合，也是反映出一個殖民地社會如何回歸轉型的艱難歷程。它既有兩種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如何重新融合的課題，更有各種階級矛盾、族群衝突，以及殖民文化之殘留如何轉化等的交纏糾葛。

1930 年日本政府全面鎮壓社會運動， 1931 年全面整肅完畢，台灣的反抗組織的領導者幾乎全部入獄。許多台灣反抗者死於暗殺、刑求、牢獄折磨、嚴刑烤打等。隨後，日本發動對華戰爭、大東亞戰爭。台灣反抗運動一片沉寂。直到 1940 年左右，台灣反抗運動包括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等組織的領導者陸續出獄。直到 1945 年，日本宣告投降為止。對台灣人來說，這50 年時間，只能做二等公民：讀次等的公學校，在學校被日本老師歧視，被日本學生欺負；社會上被日本警察侮辱。光復之初，台灣人內心之驕傲與歡欣，做一個自主自尊公民的渴望之高，自是難以形容。但台灣人未曾料到的是，來到的國民政府是一個落後的管理者。

二二八受難者陳明忠形容，光復初期，台灣人成群結隊，拉紅布條，以迎王師的心情，興高采烈，在基隆港歡迎國軍來接收；但看見上岸來的國軍，卻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只見一群拖破包袱，扛舊槍、後面帶鐵鍋碗瓢，腳纏破布綁腿的國軍，垂頭喪氣的走上基隆海港。他們簡直無法相信就是這個軍隊打敗了日軍。當年在現場迎接國軍的許金玉說：「那時，看見部隊髒成那樣，有人就說，這樣怎麼能打仗？可是我心裏想，八年抗戰真艱苦，把他們磨成那個樣子，阿兵哥真可憐，又乾又瘦又髒，他們為國家受苦了 … … 」然而，善意的解釋很快破滅。現實是一個缺乏紀律與法治觀念的行伍、公務員、特務們，以及充滿互為矛盾鬥爭的政治群體，來統治台灣。

台灣光復初期的衝突

其實全中國都一樣，接收問題百出，否則國民黨不會那麼快丟了中國政權。來台灣接收的人，帶勝利者的傲慢，也帶大陸「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所有惡習，包括欺壓人民、貪污腐敗、缺乏法治等。起初台灣人驚訝得不知所措，隨後即開始冷嘲熱諷。台灣光復初期的衝突，根源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陸」，來統治「現代化的殖民地台灣」，即由社會發展階段較落後的一方，去統治發展階段較為現代化的一方，這是二二八悲劇發生的結構性根源。即使蔣介石派來擔任行政長官的陳儀，請來相當多優秀的知識分子（如臺靜農、許壽裳等），參與台灣的教育重建，但他仍無法管理整個腐敗貪污、霸道橫行的官僚與軍隊。接收後的腐敗惡行，民怨之高漲，兩岸皆然，而台灣社會發展較好，教育素質較高，反應尤烈。

國軍素質在大陸已經是惡名昭彰，在台灣也未曾稍有改善，加以行政長官公署陳儀手下有所謂「四兇」，以統制物資之名，行橫征暴歛之實，惡行惡狀，大至金融匯率、所有貿易、米糧物料，小至民間小小煙酒營生販賣，都要以統制管理為名，剝幾層皮。再加上工業經濟崩潰，戰後由南洋回台的原台籍士兵失業，流落街頭，只能做做街頭小販，卻還得被取締抽稅，查緝沒收，簡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賣香煙的婦人林江邁只是一點星火，不料她卻點燃了整個火藥庫。林江邁長得瘦小，丈夫早逝，婆家貧困，從桃園來台北賣香煙，賺取微薄的生活費用。她的孩子都留在鄉下讀書，唯有女兒林明珠因為重男輕女觀念，覺得不必讓她讀書，於是帶來台北作伴。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實施煙酒專賣制度，所有煙酒皆由政府專賣，民間不得私營。1945 年光復後，管制一度放鬆，民間開始私自經營，小做小賣，以渡過失業的難關。不料國民政府竟維持舊規，不僅實行煙酒專賣，還加強取締民間小販，這引起很大民怨。林江邁是在重慶北路、圓環一帶兜售香煙為生。當時私煙是用一個木盒子裝，以一條帶子兩頭拉住，捧在胸前，到處走動兜售。 2 月 27日這一天傍晚，緝私煙警到處查緝，到了萬里紅酒家附近，煙警五六個人從一輛卡車上跳下來，機警的煙販都跑了，只有林江邁手腳較慢，被抓了。抓住她的人叫葉得根，沒收香煙盒，準備整個拿走。取走煙盒子等於沒收了她的營生，她大哭起來，跪在地上，拉住煙盒子不放手。這煙警竟用槍柄一把打倒她。林江邁當場噴出鼻血，昏倒在地，她女兒在一旁哭泣，呼叫媽媽。旁邊圍觀的人群，眼看如此欺侮可憐孤兒寡母，莫不激憤，群情激動的圍住煙警，想搶回香煙。幾個煙警更緊張了，一心只想掙脫包圍，就向前衝，往淡水河的方向跑。群眾在後面追。其中一煙警叫傅學通怕被追上，回手就開了兩槍。不料其中一槍竟打死一個當地 20 歲青年陳文溪。群眾更加激憤了，一起喊「打死人了」。延平北路一帶的人群呼喊起來，整個衝突就爆發了。

台灣早已像一個憤怒的火藥庫

煙警逃向延平北路的警察局，人群隨後衝入，但他們已把煙警轉移到警察總局。群眾再追到警察總局，他們又轉移至憲兵隊。人群憤憤吶喊「嚴懲兇手」，無效，只能在憲兵隊外抗議。次日，由死者家屬和抗議民眾所組成的遊行隊伍，約有兩三千人，從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附近出發，沿路大鼓助陣，高喊「嚴懲兇手」。先至太平町警察派出所抗議，再轉至台北煙酒專賣分局，他們衝入其中，毆打數名職員，有二人致死，再拿出煙酒存貨，焚燒抗議。高喊「打倒陳儀腐敗政權，嚴懲兇手」。隨後，轉往煙酒專賣總局，由於大門緊閉，人群在外牆貼上標語，就轉往現在位於忠孝東路的行政長官公署抗議。不料人群才剛剛在行政長官公署站定，架設在公署樓上的幾挺機關槍就開始掃射了。有七八個人中槍倒地，有人受傷驚逃，群眾潰逃散開。有些群眾憤怒難平，無處發泄，開始在街頭尋找外省人，加以毆打。另有一股群眾，較有頭腦，向位於新公園的台灣廣播電台出發，想突破新聞封鎖，向全台灣廣播。

廣播電台的台長林忠一看群眾如此之多，不敢多說，很快放棄對抗。此時一個原本在廣播電台工作的台灣人職員，協助他們使用電台設備，向全台灣放送，並號召全台灣民眾起來反抗。廣播一放送，全台怒火齊發，大暴動就此開始了！

暴動是由台北開始的。 28 日行政院前的機槍掃射後，民間死了許多台灣人，民怨大爆發，衝突立即升高為報復性的省籍衝突。商店罷市，工廠停工，學生罷課，群眾三五成群，在街頭圍堵外省人，只要不會講台語或日語者，即加以毆打報復。許多外省人紛紛走避，找台灣人朋友家躲起來。當夜陳儀下戒嚴令，警察趁這個機會出來鎮壓群眾，在卡車上架機槍，沿街掃射，不少無辜民眾被射殺，暴屍街頭。

3 月1 日，民眾開始進攻政府機關與外省人所開的商店，乃至於一些外省公務員的宿舍，也成為攻擊目標。許多外省人尋求台灣朋友的保護，偷偷藏匿起來，全台各地都有此種案例。例如，抗日知名的台灣義勇隊長李友邦的家，成為義勇隊同志的避難所；霧峰林家則在房子的夾層中，保護了嚴家淦。陳儀當場接受「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要求：解除戒嚴，釋放被拘捕民眾，飭令軍憲警不得開槍不得濫捕濫打民眾，官民合組處理委員會等，並以廣播宣布 3 月 1 日晚 12時起解除戒嚴，也同意合組處理委員會，並派員參加。但衝突事態並未緩和。

全台灣各地的暴動不斷爆發。基隆靠近台北，很快發生衝突，民眾想攻佔基隆要塞，佔領碼頭。要塞司令部下令開槍還擊，無情射殺，群眾死傷慘重。嘉義由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部主任陳復志領導，組成隊伍；同時原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張志忠、陳纂地等人，也組成「嘉南縱隊」，攻打飛機場和軍械庫，以進行武裝。

二二八之後的肅清

阿里山的原住民也衝下山來，憑他們的勇武善戰，參與反抗軍，幫助攻打機場，維護社會秩序。高雄則以攻打高雄要塞司令部為主，雙方激戰，由於要塞擁有強大武力，群眾死傷慘重。二二八事件不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而是偶發性的暴動。然而，一場偶發性暴動竟能攻佔各個政府機關、軍事基地、機場公路等，政府部門中有許多台籍警察、公務員等，他們平日即看不慣貪污腐敗的統治，更因身為台灣人受歧視的待遇而不滿，事變一發生，即作為內應，內外夾攻。也正因為它是偶發性暴動，無組織、無計劃，各地狀混亂，北中南消息不通，武力支援不明，無法即時組織起來。

更慘的是二二八之後的肅清，許多參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知識精英、民意代表、抗日領袖、地方士紳，甚至文學作家、醫生、藝術家都遭到毒手。嘉義畫家陳澄波突然被抓走槍決，就是一例。參與反抗的各地領袖，有不少人被逮捕槍決，其餘參與者則遭到通緝。台中的領袖謝雪紅及其幹部，台北市處理委員會的一些領導者，有多人流亡至香港，再轉大陸，投靠旅居大陸的台灣人。人們開始思考如何反抗暴政，打倒國民政府。整個台灣反抗運動，於是走向下一個階段。

台灣民眾認知到有「兩個祖國」，一個是國民黨的「白色祖國」，一個是共產黨的「紅色祖國」。台灣自日據時期即有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台共等左翼社會運動組織，雖然有一些領導者流亡大陸，但台灣的社會基礎仍在，在反抗暴政的前提下，台灣的反抗運動與大陸合流，成為國共內戰的一環。像農民組合領袖簡吉，就擔任中共地下黨的山地委員會負責人。二二八的結果，是讓反抗運動徹底走入地下，並與國共內戰合流。到了 1949 年底，國民政府從大陸潰敗遷台，為了保住台灣，蔣介石展開新一輪的清鄉，大量逮捕所謂「匪諜」嫌疑者。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原則下，所有與地下黨有往來的人，不管知情與否，一律牽連逮捕。舉凡青年讀書會、被密告思想有問題的人、嫌疑人連絡過的親戚朋友等，都被逮捕入獄，株連之廣，手段之殘忍，讓整個社會陷入恐怖。有些青年只是閱讀 1930 年代魯迅、沈從文小說，被密告，即被判感化 3 年，期滿再加 3 年，坐了 6 年的牢，連一個罪名都沒有。

當時「白色恐怖」這名詞還未出現，人們無以名之，更且這些被逮捕者大多與二二八有牽連，從民間角度看，這整個歷史是延續的。民間於是以「二二八事件」為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這一段歷史命名。這便是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被形容為數萬人的原因。因為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相加，確實超過數萬人。

1950 年代後，戒嚴體制鎮壓了所有異議的聲音，二二八成為一個禁忌的名詞，不許民間或任何媒體加以討論。然而這是一個暗傷，一個永遠無法痊癒的傷口，它是台灣人心中永遠的痛。只要召喚它，那百年來被壓抑在地底的無奈與悲苦便傾泄而出，召喚出集體的傷痛，進而凝聚出力量。乃至於 1970 年代的黨外運動， 1980 年代的民主運動，二二八事件都是反對運動的政治動力。

直到台灣的民主化逐步實現，二二八事件的真相逐步公開，整個社會終於直面了這一段歷史。 1995 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公開道歉，同時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以公開立法賠償受難者和家屬。整個二二八事件的傷痛，才慢慢平息。

（篇幅所限，文章原文近萬字，經編輯選錄）

作者簡介 ﹕ 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國民黨文傳會主委，現任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著作有十數種，近著詩集《刺客的歌》。

李怡︰黑社會主義對香港既有文明發出警號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發表社評，以大篇幅「提醒」在未抓到兇徒前，暗示某些人或力量是事件幕後策劃者，是極不負責任，斥責本港有反對派人士把劉進圖遇襲與《明報》之前的報道掛鈎的猜想「毫無根據」，為案件「提前定性」應予以譴責。不過，《環時》社評一方面叫人不要猜想，另方面自己卻對兇徒「幕後力量」的動機作出猜測，表示「他們的目的是要利用被襲者的敏感身份放大兇案效果，製造困惑，搞亂香港」。照此說法，兇徒倒變成是反對派為要「搞亂香港」而藉此兇案來製造猜想了。

有沒有證據顯示劉進圖遇襲與《明報》之前的報道有關呢？案件未真正偵破，當然沒有足夠證據。不過，雖缺乏證據但輿論卻可以提出各種懷疑，尤其是一些合理的懷疑。比如，沒有證據顯示梁振英或他身邊的人，藉發牌要脅商台炒李慧玲，但唐英年曾揭露梁振英在行會提議過以發牌三年取代過去十二年的辦法威脅商台，這應該不假吧；黃楚標曾有錄音談話表示中聯辦對李慧玲「很反感」，故dbc 不能聘用，而梁振英受中聯辦領導也是半公開的事實吧；梁振英向《信報》發律師信，證明他有向言論自由施壓的往績，也是不爭之事吧。這些合理懷疑，都可以作為猜測性評論的依據。證據是進入司法程序時所應該提供的，但懷疑與猜測則是言論自由的範圍，按西方關於言論自由的判例，為鼓勵公眾對政治、社會問題發表意見，應該容許有搞錯的空間。若動輒以證據不足來否定社會對公眾事務的議論，扣以「搞亂社會」的帽子，那無疑就是否定了人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

劉進圖遇襲，我們可以作怎樣的邏輯推敲？

首先，這應該不是一樁個人私怨的事。若是，那麼警方在錄了劉的口供之後，順着他所提供的私人恩怨，應該不難破案。而社會也不至於作出這麼強烈的捍衞新聞自由的反應，《明報》也毋須用黑色報頭了。不是個人恩怨應是這事件目前的社會共識。

若不是個人恩怨，就肯定與他的工作、職務有關，也就無法排除與《明報》之前的報道掛鈎。國際媒體大篇幅報道劉進圖遇襲案時，也引述多宗可能觸怒北京的報道，其中各外國通訊社和報章都提及《明報》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合作調查中共高官離岸資產一事。

劉進圖月前被撤換引發《明報》員工抗議，當時就有旅加的中共前黨員梁慕嫻提出事件與《明報》參與ICIJ調查及大幅報道中共最高層的海外資產有關。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承認自己也有循《明報》早前的調職風波方向去想，但認為劉進圖已被調職，此時要「做嘢」的逼切性不大。

因此，劉案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劉已調職，也就是說已被懲罰，由大馬報人接管總編輯，事情應已告一段落。而且劉在這過程中也相當配合。為甚麼還要對他下如此毒手呢？

對這問題的答案就是兇案並非針對劉本人，而是要藉此對香港所有傳媒發出警號：不能再像劉進圖那樣踩入雷區，要知道有些事情是絕對不能碰的。

現在，幾乎全香港都希望警方盡快緝拿兇徒歸案，包括中聯辦官員和中共官方傳媒在內。但如果主謀者是超級權貴，那麼他拿1,000 萬出來，經20手，到最後用50萬僱用動刀人，即使被抓到也不會知道誰是主謀元凶。因此緝拿兇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讓香港市民普遍認識到：從上海仔飯局、黑人物維穩、愛字堆登場、《陽光時務週刊》創辦人遇襲、施永青座駕被砸、黎智英家門被撞，然後是劉進圖事件，自梁振英登場後，香港的文明已大幅滑落，黑社會主義已進佔香港。王維基專欄以「醒來吧！」為題，慨嘆得悉事件後聽到大家仍如常在說笑，慨嘆「因為今天你還會笑，還能笑，只會顯露你的無知」。

不僅是無知，而且是共業。今天，我們為劉進圖禱告，更要為香港禱告。光是禱告沒有大用，高聲譴責、說甚麼不會屈服也沒有大用，而是要真正感受到痛在劉進圖身上即痛在我們心裏，要奮起迎戰黑社會主義，為維護香港的既有文明而不怕犧牲地抗爭。

852郵報: 港大逾四成受訪生贊成港獨　北京統戰失策港人愈年輕愈本土

正當中港民間矛盾日益加劇，本土派又接連發起運動「驅蝗」之際，最新一期港大學生刊物《學苑》就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為封面故事，當中更直接討論香港獨立的問題，可謂非常「大膽」。

《學苑》的調查又發現，逾四成受訪學生贊成香港成為獨立國家。而《852郵報》翻查港大民調的數字，也發現愈年輕的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就愈低。由此路進，回歸16年多後的今天，新一代年輕人反而離「人心回歸」愈走愈遠，中共的「思想工程」似乎只是適得其反。

港大學生會學苑編輯委員會刊物《學苑》，今期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為專題，分析香港的本土意識發展，其中一篇由張士齊執筆的文章〈香港應否有民族自決的權利〉，更直指香港人是一個民族。他引述《信報》評論員練乙錚過去一篇文章，再引用斯大林對民族的定義，說明香港已滿足了成為民族的四大條件：「有統一的語言」、「有清楚定義的地理範圍」、「有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有處於同一文化基礎上之穩定的共同心理特徵」。

張士齊又稱，香港的本質「是一個逃避戰亂中國和共產黨統治的難民社會」，經過長期的分離和共產黨對中國文化的摧殘，港人再難找到與中國連結的文化紐帶。他續指，在國際社會中，民族是享有自決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的權利的，而《聯合國憲章》及另外兩條國際公約也有保障這個權利。中國作為聯合國成員，又是兩條公約的簽署國，「當然有義務尊重民族自決的原則」。

他最後表示：「讓全港選民公投表態一次，無論前途是獨立還是維持一國兩制，皆會令香港的前途更明朗。我們在八十年代錯過了機會，在二十一世紀應要能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

五成受訪生自認本土派

另外，《學苑》亦訪問了467名港大學生，結果發現61%受訪者認為自己屬於泛民主派，建制派只有9%。近五成人則認為自己是「本土派」，而「大中華派」只有一成半，可見支持「本土優先」的港大生明顯較多。

同時，逾五成人認為香港沒有政黨可代表自己（各大政黨似乎要好好反省），然後排名第一的就是公民黨，有近兩成人選擇。至於排第二的就是新民主同盟，有7%受訪者選擇，反而其他激進政黨如人民力量和社民連，以及「和理非非」的民主黨都分別只得4%，工黨、街工等更只得1%。須知道，新民主同盟是旗幟鮮明的本土派政黨，一直提倡限制自由行及保衞繁體字等，由此亦再印證了，港大生的「本土意識」的確不低。

最令人驚訝的是，不少論者一直以為是沒有市場的港獨思想，原來在港大內卻是「主流」。調查指，如果明天香港舉行公投表決「香港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而北京又承認結果的話，42%港大生表示贊成，剛剛比反對者多出一個百分點。不過，假如北京不承認公投結果的話，則反對者較多，佔43%，贊成者只有37%。

由此路進，原來只要北京答應的話，較多港大受訪者會支持港獨。須知道，港大乃香港一級學府，畢業生大多有望躋身社會精英階層、知識份子，將來更會進佔政府以至其他大型商業機構的管理層位置，長遠影響香港的發展。假如真的如調查結果所指，近四成港大生支持港獨的話，似乎這般港獨思想真的會「發揚光大」，即使不能成為主流，起碼也會爭取到愈來愈多的市民支持，北京最擔心的事恐怕會終於成真。

港大民調可作佐證

事實上，本報翻查過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數字，也發現年紀愈輕的人愈對中共沒有信心。去年12月的最新調查指，18至29歲的市民當中，只有17%表示信任中央政府，不信任卻高達65%。反之，50歲以上的人就有近一半信任中央，不信任的卻低至25%。

同樣地，在身份認同的問題上，近六成18 至29歲的年輕人會稱自己是香港人，遠遠高於稱自己為中國人的7%。30至49歲的組別雖然仍是稱香港人多於稱中國人，但差距已明顯收窄。直至50歲以上的市民，稱中國人的就有28%，高於稱香港人的23%。而其實去年青協的調查亦發現，15至39歲的青年「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認同自己係中國人」及「中國人身分令你感到自豪」的比率，均跌至1997年開始調查以來的新低。

以上數據都在在說明，雖然北京自回歸以來進行了大量「思想工程」，包括國民教育、國情旅遊團、以CEPA提供經濟利益鼓勵港人認內地是「恩人」等等，但年輕人卻並不受落，反而對中共的無形之手愈發反感。

過往一直有論者相信，老一輩的港人受過英國統治，所以才對英國以至人權自由等價值念念不忘，但年輕人畢竟是白紙一張，大有「改造」的空間，要令他們心服口服地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並非難事。然而，事實卻正好相反，老一輩的人大多是「大中華派」，依然對中國有深厚的感情，反而年輕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卻不斷下跌，甚至是「大逆不道」地支持港獨，至於一眾稱內地人為「蝗蟲」和「支那」的年輕網民更是一大佐證。

中港矛盾激化本土主義

本報問過榮獲第二名的新民主同盟之立法會議員范國威，他認為因為過去幾年的中港矛盾愈來愈尖銳，但其他泛民政黨甚少關注雙非爭床位及幼園學額不足等問題，脫離了民意，所以港大生才會支持以「港人優先」為理念的新同盟。

他指出，因為中港矛盾已是「殺到埋身」，全面滲透至社會、經濟、文化層面，本土主義是大勢所趨。他相信港大生看到的問題與新同盟非常接近，例如是都認同取回單程證審批權及限制自由行等等，所以才會出現這個現象，「我落區時，甚至連新移民都會走過來跟我說，支持以往要住滿七年才可申領綜援的做法，大家都身同感受，自然贊成有人會提倡政策處理」。

對於港大受訪者較為支持港獨一事，范國威認為調查有巨大的政治涵意，北京要思考為何提供了經濟利益後，不但沒有人心回歸，反而衍生了港獨思想。他又指，港獨不是新同盟的立場，但也沒有「反對港獨」的陳述。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回應本報查詢時則指，估計港大的學生是認同公民黨的價值觀，「我哋好着重法治、捍衞自由、人權，嚟緊普選我哋亦都係覺得係要平等，我相信佢哋都係認同呢啲價值」。

（學苑facebook圖片）

呂大樂﹕政府與激動分子的拉鋸狀態

九七後歷屆特區政府均有同一項弱點，就是在面對一些政治上的小眾時，束手無策。這裏所指的小眾，是一些嘗試公開表達不一定很有代表性的意見，或以未受廣泛認同的方式來發表政治主張的小群體。一般而言，這些意見和行動會被視為較為偏激，以至在取得一定的新聞曝光率之後，往往無以為繼。但在過去10多年特區管治的政治環境裏，這類有異於主流的政治意見或行動，卻總是揮之不去，而特區政府亦難以找到有效的對付方法。究竟原因，特區政府處於弱勢，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同樣重要的是，儘管一般市民不會照單全收，又或者挺身支持，那些形式上較為偏激的意見和行動，卻並非完全跟民情完全脫節：市民不同意或不認同具體的口號或表達方式，然而在信息的內容上，則觸及大眾的某些神經，以至雖然他們對激動分子沒有好感，可是亦不覺得特區政府就此可以對相關議題置之不理。基於以上的原因，過去多年我們經常見到市民旁觀特區政府與這些政治小眾以頗具戲劇性的方式拉拉扯扯，而不會明確表態支持（或全面否定）某一方。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方面特區政府缺乏足夠的民意支持去採取強硬行動，而另一方面激動分子亦無法進一步進行政治動員。兩者之間是處於一種拉鋸的狀態——誰也不佔上風，但誰也沒有方法將對方壓下來。近期針對內地來港遊客的各種激動的、情緒化的言論和行動便是生活中的一個例子。

市民未挺身支持政府確存在值得深思的問題

曾聽過政府官員私底下批評，今時今日香港人已變得是非不分。他們有這樣的想法，不難理解：在他們眼中，當有人採取一些過往香港人普遍否定的態度或手段來表達意見時，社會上卻看不見有一種制衡的力量的出現，這肯定是這個社會出現問題了。過去我們可以假設社會上有一套多數人都認同的規範、價值，以至社會內部可以產生一種自我制約的機制，令偏激的言論和行動難成氣候。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現在這種平衡與制約的機制失效，很難會覺得問題出在自己那一方。按這種思路來分析問題，責任一是推到傳媒之上（例如：因為個別傳媒對特區政府不友善，自覺或不自覺的將反對意見放大），又或者索性推到市民身上（例如：覺得市民迷失自我、失去信心，以至黑白是非都混淆了），總之就是不會認真想想，為何大部分持旁觀態度的市民，一點兒也不會覺得自己置身事外，同時他們又看得渾身不舒服。市民未有挺身支持特區政府，背後的確存在值得深思的問題；他們之所以沉默，並非因為對特區政府有偏見而搞得糊塗了。

近年多留意低薪人士的生活，間中也有機會跟他們閒聊幾句。當然，這並非正規研究，更談不上有系統的蒐集資料。但有時聆聽他們主動提出的話題，頗受啟發。舉例：兩位在一間街坊店舖工作的售貨員，她們在九七前後分別由內地來港居住，屬至今每年農曆新年例必回鄉探親的社區人士。她們主動談到有人組織行動衝擊「自由行」遊客時，還未講完行動是否過激之前，已立即補充說近年內地來港旅客實在太多了。她們對該等人士所採取的行動的回應是「唔知做乜」，但卻認為「唔係咁又點會逼到政府做嘢吖」。她們表示「平時好日都唔會去一次銅鑼灣，但最近去過一次就怕咗」，而結論是「咁唔係幾掂」。

「唔係咁又點會逼到政府做嘢吖」

如果特區政府的領導層更多走入群眾，他們應該知道，大多數市民並不支持偏激的行動，但同時又不覺得政府已經回應了市民的感受和正面面對問題。對少數市民來說，他們未必有翻過官方統計，知道即日來回的內地旅客不斷大量增加，但憑覑日常生活經驗中的感覺，他們已察覺得到，問題的性質又豈止是旅遊。他們未必有區域融合的概念，但在遊客區以外，亦感受得到內地遊客所帶來的衝擊。而對大多數市民而言，這些衝擊已進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起居飲食亦更騷擾；各種在社區層面上出現的問題，絕非政府所言，可通過發展旅遊設施而令問題紓緩。至於什麼將內地遊客分流，亦不見得是可行的應變方法（如一位街坊所言：「佢懐一日來回，唔通剩係過關買完嘢就走，點解唔搭火車去沙田、九龍塘啊！」）。市民其實有很多聲音，特區政府至今未有以同樣的聲頻作出回應。

假動作無助正面處理問題

當然，特區政府還有另一套解釋，就是內地遊客來港，有助推動經濟、就業。這個題目一經提出，把討論劃分為不同群體利益各異，引來誰會得益，誰要付出更高代價的辯論。現屆特區政府自認以港人利益為先（具體見諸限奶令、港人港地、停止進一步推展一簽多行），且看日後政府領導層如何自圓其說。更重要的是，市民心目中旅遊事業作為四大經濟支柱之一，並非（亦不應）不成比例的向國內遊客傾斜，只看到短期效益，而沒有長期打算。同樣重要的是，表面的市道興旺，消費服務其門如市，卻不足以說服市民，這就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方略，這就是年輕一代的未來。簡單的說，特區政府未能說服市民大眾，少少犧牲，可以換來長遠的、可一直發展下去的經濟出路。

可以想像，特區政府必定會充分利用那些激動的、情緒化的反內地遊客的言論和行動來作掩護，引領公眾的注意力放在手段的問題之上，而避開矛盾的根本。但在市民大眾眼中，這些假動作並無助於正面處理問題，而相關的問題繼續見諸日常生活的不同細節。對一般市民而言，特區政府和激動分子，同樣都很難看。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程翔: 全港同心頂住打壓新聞自由的歪風

最近，香港連番出現打壓新聞自由的惡性事件，使香港的新聞自由進入了自從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日子，迫使一班“無權、無財、無勢”但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站出來，與6000多名市民共同捍衛這個社會重要核心價值之一的新聞自由。

在捍衛香港新聞自由的過程中，最令筆者難過的，是很多人對這個運動提出似是而非的責難，例如：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有人打壓新聞自由；不要把普通的辦公室政治誇大為打壓新聞自由、每個機構老闆都有正常的人事調動權，不能動輒聯繫到打壓新聞自由等等。對於這些責難，如果是來自非傳媒界的朋友，我會對他說，恭喜您不是我們這個行業的人。如果他們是傳媒界人士，我就會恭喜他一世夠運，因為他尚未碰到厄運。我覺得，他們都是西諺所說的：failing to see the obvious.

請大家不要忘記兩點：一，為什麼這些新聞機構的人事決定，總是針對敢言的傳媒工作者？二，為什麼所有機構的這些人事決定的總體效果，是降低而不是提升香港的新聞自由度？根據無國界記者的統計，香港新聞自由度的國際評估，已經從2002年的排名第18位急降至2013年的61位。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我常說，新聞自由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它無色無臭，看不到、摸不著。人們甚至不感覺它的存在，所以難以體會到它的可貴。可是當有一天它不復存在時，我們這個社會就有災禍了。中華民族在過去60 多年，曾經歷過長達30年的“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日子，在這30年間，中國出現恒古罕見的民族大災難：共產主義暴政導致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所以，新聞自由這個概念雖然抽象，但沒有新聞自由的後果卻是十分具體的，是充滿血和淚的。直至今天，中國社會依然存在著「真的不能講，講的不會真」的荒謬局面。這正正是一個社會缺乏新聞自由的惡果。

我們現在享有的新聞自由，很多人視之為理所當然而不知道它是需要人們用氣力去爭取、珍惜以及捍衛的。所以有些人對我們很著緊的心態投以懷疑的眼光，質疑香港的新聞自由是否如我們所描繪的那麼差，甚至有人認為現在的新聞自由是“歷史上最好的”（見《亞洲週刊》2014年2月2日），對於出來捍衛新聞自由的人則斥之為“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式的獵魔”（同上）。對於這些故作持平的言論，我想起內地新銳思想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周濂的一本書：《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打壓新聞自由的源頭，當然是來自北京。大陸去年大刮“左風”。在短短一年之內，兩次發出重要文件，壓制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一是2013年4月22日下達的《九號檔》，在意識形態領域設定七個禁區（所謂“七不講”），其中就包括新聞自由；該檔的相關段落說：
5.宣揚西方新聞觀，挑戰我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

一些人以“新聞自由”為幌子，宣揚西方新聞觀，否定我國媒體的黨性原則。主要表現為：標榜媒體是“社會公器”、“第四權力”，攻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鼓吹“網路資訊自由流動”，污蔑我國加強互聯網管理是打壓網上言論；稱我國媒體是“法治盲區、人治特區”，呼籲按西方觀念搞新聞法；稱我國限制新聞出版自由，鼓噪撤銷宣傳管理部門。宣傳西方新聞觀的實質，是鼓吹抽象的、絕對的新聞自由，反對黨對媒體的領導，企圖打開對我國意識形態滲透的突破口。

二是2013年8月19日的習近平8月19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講話，他說：

“有一小撮反動知識份子，利用互聯網，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污蔑，一定要嚴肅打擊！

他重提要開展「意識形態鬥爭」，並且對提出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憲政的異見人士表示「要敢於亮劍」。

他又強調：“馬克思看家，宣傳部門守土”，強調宣傳部門必須“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宣傳工作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幫助幹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在外宣工作中要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香港回歸後，政治上已經越來越受內地影響。內地刮起肅殺的“左風”，香港就很難不受影響了。

北京固然是總源頭，香港的小源頭則無疑是梁振英政府。梁振英打壓異己的做法是他的既定行為模式。他未上台前已經提出用短期牌照的形式迫使商台就範。他上台伊始，即發出律師信給《信報》專欄作家練乙錚先生，意圖用公權力壓制對他的批評。在香港電視發牌的事件上，對選擇為香港為公義挺身而出，戳破行政長官謊言的伍佩瑩所屬的公司施加壓力，最終導致伍小姐被公司辭退。觀乎此，則被他認為最不喜歡的媒體人李慧玲小姐，又怎能倖免？從他的行事模式，筆者早已經在去年他上台一刻就作出香港將會出現“四化危機”的判斷，即：兩制漸趨一國化、意識形態大陸化、西環治港常規化、治港隊伍左派化（見筆者本欄）。近日香港打壓新聞自由的歪風不正正是前兩者帶來的禍害嗎？

新聞自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而言論自由則是思想自由的核心表達形式。新聞自由受限制，最終會令到思想自由也受限制。而沒有思想自由，人也將不成為正常的人。所以，如果我們還珍惜香港這個擁有思想自由的家園，我們就要向種種打壓新聞自由的錯誤說“不”！如果我們還珍惜中國土地上僅有的這一塊思想自由的樂土，我們就要奮起捍衛“一國兩制”，務使香港這一制固有的核心價值，不遭受另一制的打擊和蠶食。我們這樣做，絕不僅僅為了獨善其身，而是為了整個中華民族能夠闊步走向現代文明！

練乙錚: 風雨中的融合：衡陽賄選案、劉進圖遇刺

愈來愈多的事例顯示，特區管治集團提倡「港陸融合」，除了讓他們自己經濟上得益，並因執行北京有關政策而得到獎賞之外，香港社會和不少香港人得利不多而損失相當大。港人利益，無論是物質還是非物質的，很多方面都在中門大開的情況下，受到嚴重威脅。此中，筆者提出兩個特別值得港人擔心的：大陸的賄選文化、涉港陸政經集團利益的針對人身暴行。

衡陽集體賄選案

香港和大陸接壤，所以什麼都容易連通。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無怪當年從這邊過去的，不外是「香風臭雨」，擋也擋不了，而現在從北面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港域的，若不嚴加管制，亦泰半都是有害物。

「沙士」從那邊過來，本地馬上變成疫埠，死人三百，全城惶惶然不可終日。中共官僚腐敗成風，此間廉署最高層亦失守。陸人那種「購如不及、猶恐失之」的一窩蜂習慣，透過「自由行」，翻轉半個港九。下一波從北面吹下來的風土病，很可能就是那嘆為觀止的賄選文化，因為香港的選舉制度，正迫着得盡快和大陸那邊接軌（「普選不等於直選」既已申明，大陸地方底層人大那種「有篩選的普選」便是北京既定的香港政改目的）。

大陸的各級人大，除了由黨提名並委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其餘都沒有什麼立法和監督實權。結果，「選舉」很大程度變成各地黨政圈圈裏頭的權貴攤分名銜的遊戲，而人大身份，則變成與黨政官員、國企高管拉關係的通行證；很多代表拿着分得的銜頭搞貪腐。「很多」，指多少呢？

最近湖南衡陽爆出市人大集體賄選案，原因是有人繳了賄金選不上，對家卻不退錢，於是鬧上互聯網，不料愈揭愈多，最後發覺529名市人大代表中，竟有518 人（98%）收受賄款，幾乎「全軍覆沒」；市領導沒面子，五百多個代表要全部「勸退」（而已！）。市之上一級（省）人大當中，亦有56人涉案。所涉賄款，金額之大，難以想像：僅這一次改選，揭出來的直接賄金，便達1.1億元人民幣。賄金除了用來直接買選票，大部分是用來疏通高層黨政官員的「提名費」、「助選費」，幾百萬元一手，幾乎是公價。出了這種錢，你道是為了取得機會代表人民發聲、為人民監督政府的麼？體制裏的權力愈集中，賄金愈是本小利大；連本帶利，是次涉及的賄賂總額，還不知會是1.1億的多少倍。

衡陽不過是湖南一個二線城市，人口727萬，和香港差不多，但市人大代表就有五百多個（幾乎是香港立會人數的八倍，相當於美國國會兩院議員加起來的總數），但都是沒實事可幹的，代表們坐在那裏不貪腐幹什麼？

「德不孤、必有鄰」，如此衡陽，並不罕有。據《文匯網》報道，「衡陽的情況跟（不遠處的）邵陽一模一樣」、「不唯湖南，近年人大代表賄選問題在山西的太原和聞喜，安徽的巢湖，廣東的清遠和韶關，浙江的松陽、上虞和樂清等地屢現公開披露或舉報」（這個《文匯網》報道，乃此事件至今剩下的最權威消息；絕大多數大陸各地媒體的原來報道，和香港《大公報》的一樣，已經下架，只能用《新華社》的稿代替，但《文匯報》昨天還企硬。見http://news.wenweipo.com/2014/02/24/IN1402240046.htm）。

《文匯網》及類似的報道，還透露了一個訊息：習近平聽到有關滙報，火光得不得了，連續六問：「衡陽的共產黨員到哪兒去了？」習如此感到意外，原因不外兩個，其一是，此君雖號稱「有從地方到中央的完整歷練」，卻低能得絲毫不諳「黨情」，所以聽到民間早已習以為常的事，也大吃一驚；其二是，他並非特別「離地」或阿斗，賄選腐敗這碼事早就十分熟悉，只不過在滙報會聽到了，不能不在眾人面前故作震怒，假惺惺一番。其實，假如不知問題嚴重、是結構病，而病根就在黨內高層且早已一爛到底，那麼，他搞的什麼反腐老虎蒼蠅一起打，不過乃是一種裝腔作勢的奪權手段而已。

人民幣1.1億元的賄款，在大陸其實不算什麼。上周另外傳出，全國政協「美女委員」、官二代劉迎霞涉「周永康案」出事，委員身份吊銷了。此姝出身解放軍，2011年的身家已有十多億，胡潤榜排45，女富豪榜排第8；2002年，她還是一個中石化投資項目的三個牽頭之一，投資額一筆也達1100億。這位中國的「1%」，剛巧和筆者最近提起過的美國的一位「1%」、WhatsApp創辦人之一Brian Acton同年，彼此積聚的個人財富都令堅尼系數上升，但人家有的是貢獻，試問這位軍花對國家對世界貢獻了什麼？香港說不定也要步大陸後塵，最後愈來愈多選出這類「有廣泛代表性」的富豪坐重要位置。

大陸對待傳媒的暴力

《明報》前總編劉進圖遭兇徒施襲，性命危殆。沒有「證據」指那是統治階級黑惡勢力的滅聲手段，但如果從兩年來一連串襲擊非建制媒體高層的事例看，背後隱然有某種政治動機。這是否又是一種來自大陸的風土病呢？

媒體在開放社會號稱「第四權」，但專制社會不承認這個權，因為專制權力是一元化的。人大前委員長吳邦國、前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都有過類似的名言：「要築牢抵禦西方兩黨制、多黨制、兩院制和三權鼎立等各種錯誤思想干擾的防線」；三權鼎立不能容忍，何況那喜歡說三道四的第四權？「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對媒體及傳媒人施行的，是政權暴力，一切不聽黨領導人的話、不按黨領導人的指示辦事的傳媒人，下場都特別淒慘；反之，就能化險為夷、飛黃騰達。最好的一對例子就是鄧拓與吳冷西。

鄧拓在五十年代初是《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1956至57年間，因為反對毛澤東的經濟冒進和反右運動，數度把毛的文章扣起不發，終於在1957年遭撤換。1961年起，他在《北京晚報》副刊寫文章，最有名的一篇是《偉大的空話》，批判當時的浮誇風；後來又寫了《為李三才辯護》，借明朝東林黨事件中的一個角色李三才為彭德懷辯護。文革初，遭姚文元、戚本禹指為反黨叛徒，隨即自殺。1957年繼任《人民日報》總編職位的吳冷西，則是個懂得逢迎毛澤東的黨棍，事業一帆風順（廣東人，文革後八十年代初還當過廣東省省委書記）。

「改革開放」之後的今天，大陸各級權貴對待中外及香港媒體人的手法，愈來愈下作，動用黑社會、僱打手已成為常事。2011年，「地溝油」事件裏，河南洛陽記者李翔遭亂刀砍死。採訪上訪戶、異見分子的中外記者遭黑社會、便衣毒打，更已成為例牌，港人見慣不怪，因為那種現象，已經傳入香港。

兩年來，我們看過黑社會組織出錢買人參與政治活動，看過深圳註冊的社團指揮香港的一些親政府示威，看過武打團體在公眾地方演習威嚇群眾，看過暴徒光天化日再三向媒體人施襲；這次對劉進圖的襲擊，更有明顯的致命意圖。時光猛地倒流四十餘年，香港忽然又回到1967年左派暴動、商台播音員林彬遭親共分子燒死的那個處境。

這一切，都恰巧是在梁振英當上特首之前之後發生的，而且愈來愈厲害。沒有證據清楚顯示梁政權直接與這些邪惡親共力量有關係，但他以親共背景上台，無形中壯了那些力量的膽，有關的行動遂更加肆無忌憚，那是很自然的事。

筆者多次強調過，今天的香港社會和香港人，依然無法承受一個深紅特首；中共縱容他及他背後那夥激進派上台，現在進退維谷，香港的管治和社會政治質素卻不斷沉淪。稍為理性一點的左派也知道那是香港社會進入動亂的前奏，北京卻還在不斷在政改等敏感方面給港人上螺絲打壓。

然而，筆者也認為，近日的《明報》內部調職、昨天的劉進圖遇刺事件，不一定是純粹特區內部政治事件，而可能是與某些跨港陸政治集團的經濟利益有關。大家記得，不久前的新聞報道說，《明報》有成員曾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組織活動，幫助調查和揭發大陸太子黨家族的大量海外經濟活動。《明報》內部調職事件，梁慕嫻認為直接與此事有關——報館受壓，不得不有所反應（見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4484）。按此方向，我們或可再作如下推理：有人可能認為劉進圖知道的太多，調職也不能夠保證阻止消息的進一步流出，於是有必要下毒手。

如果是這樣，特區政府警察有膽量有能力去追查嗎？

《信報》特約評論員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

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曾經說過：「文化本是渾閒事。」最閑常不過的生活習慣往往會不知不覺地成為了大眾文化。由於香港的本土文化枝節甚多，根牙盤錯，要梳理出一套香港文化體系就要往歷史尋根。香港人自50年代英殖時期就身處一個尷尬的位置，他們既不是大英帝國的子民，又不願當中共口中的「中國人」，自不然成為了中英博奕的棋子。雖然香港人在政治上無法建立一個擁有主權的共同體，但是當一套主流文化冒出之時，他們就有了重新建構（套用民族理論學者 Anthony Smith的用語）香港民族的機契。隨著六十年代末始的一系列歷史事情，包括娛樂產業的誕生，香港節的創辦等，香港人的文化身份逐漸成形，這個文化身份固然包含了香港既有的嶺南風俗，也融合了由英美傳入的普及文化。本文旨在探討香港七八十年代興起的文化產業如何塑造了「香港人」這個文化身份，並就此說明香港並不單純是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而是一個具備公共文化的共同體。

文化沙漠非原罪非中非英也非誰

香港自1842割讓給英國以來，一直背負著「奴化」及「殖民」的指控，一浪接一浪的反帝反殖情緒，加上傳統中國的文化大一統主義，令「文化沙漠」這個扣在香港頭上的緊箍咒愈來愈緊。於50年代末期香港與大陸文化割裂初期，部分避難南來的香港人未能放下中華民族的傳統包袱，其身份自覺依然薄弱，故此在定居初期並没有發展本土文化的意識。但二戰後出生的新一代香港人，受上一輩的中華民族論述影響，反而對遙遠的中華文化傳統感到親切，而不認同中國共產主義。到了 70年代中期，以中國民族主義為題的學生運動逐漸消沉，走回歸祖國路線的國粹派也失去民心，新一代香港人轉而關心本地社會事務，要求改善社區環境和政府政策的聲音此起彼落，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亦有增無減。與此同時，香港經濟急速發展，對比起封閉的大陸，香港整個城市充滿機遇，市民從生活在香港之中得到實際利益和優越感，「安定繁榮」遂成為城市至高無上的主旋律。

另一邊廂，經濟好景帶來的消費熱潮造就了文化產業的興盛，令香港的學術思潮不再流於反共反殖等意識形態爭論，轉而討論香港發展本土文化的可能性。且看七十年代相繼崛起的香港的電視、電影業和流行音樂產業，它們的出現不但呈現了香港人的集體心理，更令香港成為強勢的文化輸出重鎮。民族理論大師 Anderson曾經提出，印刷技術與資本主義的結合促成了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的主張，而閱讀某一語言印刷出版物的人群，就會對「彼此是一體的」有具體的圖像。正好香港的普及文化如粵語電影，電視和音樂就發揮了恰如印刷術的作用，以香港人的母語將香港人結合在一起，形成香港人與香港土地的佔有關係。而這些普及文化帶來的幾個影響 (1) 培育庶民精神 (2) 突出香港人與「他者」的身份區隔 (3) 促成粵語成為民族語言，就成為了香港人重新建構香港民族的土壤。

無線麗的崛起統一港人口味
電視向來是香港受眾最多的大眾傳媒，它播放的節目及劇集自然反映著香港人的大眾口味。雖然麗的映聲和香港電視台早於1957年和1967年分別成立，但兩台成立初期播放的節目大多是外國舶來品，只有新聞和氣象報導才用粵語播映。到了1974年後，香港電視業才正式本土化。由於電視製作人才多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們擅於捕捉港人的需要，以社會剪影，時代變遷為題，製造明星魅力和經典場面去換來香港市民的共鳴。電視長篇劇《狂潮》和《家變》的出現，讓電視劇開始成為港人日常生活的話題。久而久之，電視長篇劇的本地色彩愈來愈濃烈，成為年輕一代經常消費的文化商品。電視很快就躍升成為香港普及大化的權力中心，是眾多娛樂文化的搖籃，縱使它的魅力於八十年代始就逐漸衰落，它的出現體現了香港人重視個人利益，追求物質生活的集體心理。

粵語戰勝國語本土音樂自主
粵語流行曲在1974年以前一直被人冠以低俗、市井、粗糙等罪名，未能登上大雅之堂。即使是粵語電視劇的主題曲也得用上上海傳入的國語時代曲，情況令人費解。直至「香港人」的身份觀念基礎建成之後，粵語流行曲才找到市場的定位。1974年正是粵語流行曲的誕生元年，因為當年無線電視劇主題曲《啼笑姻緣》成為第一首能夠大熱的粵語歌，象徵著香港各階層接受粵語流行曲的開始。《啼笑姻緣》的成功催生了更多粵語流行曲，很多歌詞名句因而變成港人的口頭禪，香港音樂也找到屬於自己的獨特聲音。粵語流行曲的興起固然要歸功於可以承載主題曲的電視長篇劇，但70年代早期萌生的本土意識也成就了粵語流行曲的普及與流行。

經六六與六七暴動一役後，年青人對中國共產主義的美好幻想固然灰飛煙滅，但面對貪污腐敗的殖政府，他們依然是不信任的。縱使以麥理浩為首的殖民政府在後暴動時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去修補市民與政府的關係，如舉辦香港節，成立民政司署等，但由於措施未有惠及基層市民，港人對殖民政府的依賴依然有限。正如 1972年的大雨災，市民要自發組織救援工作，顯示港人大多懷疑殖民政府的辦事能力。這段日子中，港人對共產中國的想像盡失，對殖民政府又無甚指望，結果自發地培育了一種生存靠自己的庶民精神，以發奮拚搏的生活態度貫穿社會上各行各業。

當這種庶民精神遇上經濟好景，港人自然變得富裕，消費主義也隨之而生。經濟成果為港人帶來的優越感令他們不再自慚於「香港人」這個身份，反之，他們樂於承認自己是香港人，並透過消費本地色彩濃烈的文化商品，如粵語流行曲去表現香港人的優越感。此外，六七十年代香港正值歐美流行音樂傳入之時，國際級搖滾樂隊披頭四及David Bowie相繼來港演出，激發年青一代追隨時代感較強的洋曲。因此以洋曲為底，廣東話入詞的粵語流行曲尤其親切，大受年青人歡迎。為迎接潮流且投樂迷所好，國語歌手如陳潔靈，葉振堂，葉麗儀等都轉唱粵語流行曲，他們的歌曲遂成了香港樂壇的新聲音，粵語亦隨之由主要溝通語言一躍成為本土文化的關鍵載體。

動作喜劇現港魂亞燦不是自己人在香港本土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香港電影文化的本位意識是最遲完成的，跟在電視及流行曲之後。在粵語電影未興起之前，香港影壇幾乎全由國語電影佔據。當時的粵語電影不但被當作方言電影或中國電影文化的支流，其產量更在60年代末開始走下坡，甚至到了完全停產的地步，直至1973年才藉著一部邵氏出品的《七十二家房客》重生。這部電影走小市民嘲諷大社會的路線，以嘻笑怒罵的方式呈現社會不公，完全切合當時香港人對殖民政府的不滿。《七十二家房客》的出現令此類粵語喜劇如雨後春荀般迅速繁殖，尤其以許冠文一系列城市喜劇最為著名，其作品包括《鬼馬雙星》，《天才與白痴》，《半斤八兩》，《摩登保鏢》等。至於六十年代以發揚中國傳統為榮的國語古裝武俠片及功夫片，卻隨著本土文化抬頭和城市物質發展而變得不合時宜了，而功夫片也只能借功夫喜劇和動作片的名義承傳下去。

到了80年代，香港電影主流以動作英雄片為主，這種題材反映了當時香港人渴求英雄，渴望生死之交的集體心理需要。以《英雄本色》為例，片中充滿出賣，捱義氣，報仇等劇情，盡抒港人出門靠自己的鬱結。至於文化認同方面，香港人的身份自覺及本土意識逐漸壯大，很多電影對白都道出了香港與大陸的文化區隔。正如電影裡「大陸來客」這個角色，幾乎全以「亞燦」的形象出現。「亞燦」不但是愚昧無知，文明欠奉的代表，更是香港人的對立面，被香港人借用來抒洩對大陸的不滿。以往五六年代那一輩礙於民族包袱還會在電影裡將「大陸來客」塑造為「中國人」，「自己人」，到後來七八十年代所謂的「自己人」已成為「亞燦」，「大圈仔」及「表叔」，可見大陸人在香港人心目中已不是自己人，而是要破壞香港安定繁榮的入侵者。透過消費移民的負面形象，香港人間接樹立了比「他者」出色的民族優越感，並以之換取作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結語
縱觀香港本土文化的歷史，就不難發現原來「香港人」這個文化身份不是純綷建基於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分離，也不依賴殖民政府的恩澤存在，而是由70年代起一整套本土文化體系去支撐。正如田邁修所說：「文化身份既非事實，亦非由教授來決，而是大眾想象力的產物。」剛好香港人就懂得將這個文化身份投射在文化創作之上，繁衍出一套屬於香港自身的文化體系，讓後世藉著這個實際的文化基礎去建構及想像自己作為香港人的本位。正因我們今天消費著前人種下來的果實，香港人就更應該設法維持香港的文化自主。為拓展大陸市場而生產國語碟，為採集資金而辦合拍戲，為節省開支而播放外購劇集等都是短視而有損香港文化自主的商業決定，假如香港連普及文化這條防線都守不住，「香港人」這個文化身分所帶來的價值認同及僅餘的優越感就會隨之逝去，香港人對共同體的想像也會瓦解。

轉自輔仁媒體

《明報》薯碎自白

前總編劉進圖遇襲時筆者剛剛回到公司不久，寫字樓裡人不多（很多記者或港聞編輯都是上下午開始的夜更），打算準備今天晚一點的時候要留意財政預算案的新聞。可就在這時看見有記者同事神色凝重聊電話，工作時候筆者不用電話，不過有同事叫筆者看看電話的通訊群組，閱後才得知劉生出事了。同事們都十分擔心，起初還有所懷疑，但新聞隨即報導相關事件，於是開始留意最新消息，也和陸陸續續回到公司的同僚討論這件事情，手頭上的工作不免慢了下來。

同事們一時之間接受不了這事情。不少同事在通訊群組中展露難以接受的情緒，感覺事情就像黑社會一樣恐怖，內心不禁疑問「香港到底發生咩事」？如果你說這件事發生係北韓、大陸、澳門，甚至香港一些有傳有江湖關係的傳媒機構，我都了。而且，畢竟做傳媒，特別是新聞，多多少少都係「出得蒞行，預左要還」，只是誰想過要你用條命來還？雖然薯碎平常在公事上不多會勞煩到劉生，只是有限度交流，但觀察他為人以及和其他重要部組同事商討時事時，他總是最穩陣、吐字必經小心深思、語氣溫和、能控制火氣的斯文人，實在想不出哪裡得罪了人，被人意圖尋仇謀殺。

中午時分編輯部同事會見其他行家記者發表聲明，不少同事到場表示支持。這段時間，我們從編輯部到大堂不少次：員工大會、靜默、展示報紙等等。嚴肅的氣氛之中筆者聽到有同事問到：「到底我地仲要落蒞大堂企幾多次？」這位同事絕對不是埋怨「為什麼要同事一起站」，因為這種的表態行動，同事都多次強調是自願性質，如果有自己的立場或者有工在忙不需要勉強參與，而事實上也有同事是不參與部分表態行動的。這位同事的問題，潛台詞是「到底還要多久、要怎樣做，才能守得住新聞自由／保障？」曾經看過一個笑話，說如果被女朋友問到「你是否已經不愛我」的時候，男人只要上前給他一個擁抱，回應「對不起，我不應該讓你問出這樣的問題。」可是當時聽到這個同事的發問，筆者想到的是，在香港，有誰會給我們這個擁抱，說不應該讓我們問出這個問題？其實在世界各地，大家都明白，新聞自由從來不是白白給你的，沒有絕對的自由，更多時候是從政者施捨，或是人民用自己的戰爭換回來的。可是近來，撤換總編輯被矮化成商業決定、電台主持被無理解雇被看成被開除者個人的不甘心，筆者越來越覺得香港新聞傳媒的第四權快要成為歷史。

轉自輔仁媒體

相反, 仲有人話香港新聞從來沒有那麼自由, 如民建聯核心成員阮紀宏最近的一篇文章, 雖然文筆平庸, 都原文抄錄當喺一塊照妖鏡。

阮紀宏：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

香港是中國現代新聞報業的發源地，《香港船頭貨價紙》創刊沒幾年，1873年改名《香港中外新報》以日報發行，開創了中國新聞業的先河。香港新聞業歷經140多年，九七回歸祖國後，是有史以來享受最大新聞自由的時期。

清末內地動盪，革命派和保皇派分別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和《維新日報》，也有知識分子王韜辦的《循環日報》，盛極一時。辛亥革命以後，香港也失去了避難所的作用，報人紛紛北上，香港回歸平靜。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內地報紙紛紛轉移香港。直到1941年末英軍投降，香港淪陷，再次失去避難所作用。

民國時期，共產黨人在香港辦報，揭露國民政府醜行；共產黨執政，國民黨在香港辦報，攻擊共產政權。從清末到回歸前，港英政府都是允許反對派在香港辦報抨擊中國現政權。先不論港英政府的陰謀，但香港確實享受到一定的言論自由。

然而，這種言論自由僅限於批評中國現政權，對於監督港英政府在自由則欠奉，1960年代安妮公主訪港，《明報》一條標題，〈打砲廿一響，送御妹過海〉，新聞處下令將編輯炒掉，不要說批評，對王室不敬也遭殃。及至回歸前夕，準備撤出香港的政府，才稍微開放言論自由，但由於特區政府成立在即，監督的焦點也在中央政府而不在港英政府。

回歸以後，香港新聞業享有監督特區政府的高度自由，政府與官員的一言一行都成為新聞界的監督焦點，甚至有官員上任幾天，陳年往事被揭露而下台。或許，有人想影響新聞機構，但在市場經濟的保護，香港新聞自由還是空前的高。幾千人上街遊行，捍衛新聞自由，實在杞人憂天。

另有劉迺強之流一臉猙獰話自己受言論受打壓, 這遍叫人沮喪不安的陰霾確實是令人喘不過氣, 香港的高官出香港納税人嘅糧但卻從冇由香港人的角度切身處地去諗,沒有捍衛這城市的利益,歪理排山倒海般輪流出場,仿彿大話講一百次就變成真理, 我們以往的道德價值已蒸發貽盡, 敗壞越顯得没有底線, 現在嘅香港越見陌生, 剎那間變成另一個中國城市。須知香港是國際城市嘅基石是【信任】,信任我哋嘅法律, 社會公平和透明, 言論自由, 但這一切似日薄西山, 香港正步向死亡,時日無多, 假裝睡着的人不久毋需再詐瞓,因為現實會毫不留情的叫醒你！

林行止: 宏觀財政堪告慰兇殘襲擊火中燒

「收看」曾俊華司長宣讀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時，電視熒幕打出《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遭人從背後襲擊、砍了幾刀的新聞。筆者曾與劉君有數年共事的經驗，知其待人圓融、工作認真，是一位正派的新聞工作者，何以會遭此毒辣橫手？真是費解。由於新聞界正處多事之「春」，變動連連，業界對「滅聲」的疑惑，原已不安，凱文遇襲，陰霾更甚。

筆者當然無法妄斷「劉進圖遇襲事件」的原因，更不知是否牽涉私人恩怨；不過，任何恩怨，招來如此暴戾殘酷的刻意傷殺，筆者何止震驚？真是髮指！

各方包括行政長官責成警方盡快緝拿兇徒歸案，警方發言人亦在熒幕前表示決心，但自從一九九六年五月《凸周刊》社長（現為樹仁大學新聞系主任）梁天偉被兇徒斬傷斷臂，以至其後「大班」鄭經翰被砍傷、《陽光時務》老闆遭毒打、《壹週刊》老闆黎智英家門被刑毀和放置利器、《蘋果日報》被縱火、《am730》老闆施永青座駕被當街截停並用鐵鎚敲破車窗等，事後警方都煞有介事地聲稱要「緝兇」，可是拿不出半點成績，兇徒逍遙法外，這令警方蒙羞，亦讓新聞工作者更氣憤！

去年，警方的「暴力罪案破案率」達百分之六十四點五，但願今年幹出更好的成績—包括成功緝捕刺劉兇手！.......

陶傑：寄劉進圖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遭暴徒刀斬，性命垂危，香港正式進入第三世界的黑暗時代。

劉進圖是香港大學的法律系畢業生。他的志願卻是新聞系。二十多年前我初識劉君，發現他頭腦冷靜，有法理訓練，做新聞的偵查報道，是很理想的人選。

劉君很熱愛新聞工作，源於他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香港主權移交之前，他曾出任記協主席，在公園的論壇高呼維護香港的自由。我那時私下與劉君時有見面，我告訴他極權之恐怖與殘酷，是一個香港唸英文書長大的優才生難以想像的。我說，做好中國人社會的新聞工作，必先熟知中國歷史。

劉進圖後來調去鄰近地區當駐外記者，為期兩年。那時我已與他不常見面，暗自為他擔心。不久之後他回到香港，昇任主筆、總編輯，而且在特首「選舉」期間與之後，有許多獨家新聞。我為他高興之餘，也希望他明白，一旦陷入中國式的醬缸社會，影響一些人的權力，處境可以很危險。

香港的新聞言論自由，明顯蒙上政治陰影。劉進圖是最近的風暴的一位主角。我與他近年少見，在報紙和網絡看見他的動態，我相信以他的機智和冷靜，會渡過香港的政治危機。

香港已經不再是英治，但是香港許多知識份子，仍以英治時期的思維意識估量形勢。在西方文明的區域之外，少有理性的餘地，也不太是講道理的地方，一切講金錢和權力。香港像一隻脫軌的衛星，毫無例外，向宇宙黑暗的深夜漂浮。

劉進圖是一個勇敢的人，此刻他在生死線上掙扎，我們都為他祝禱，伸出手來，想抓緊他的手，希望他努力，拚一口氣，也抓緊我們，他越界夠多了，不要越過這條線，在微弱的呼吸之中，尋找生命的光芒，劉進圖君，你聽到我們的呼喚嗎？請你守住，不要放棄，不要滑落而茫然失蹤在那星夜無際的黑色海洋。

庫斯克: 他們斬的不只是劉進圖，而是所有香港人

李慧玲事件之後，我寫過一篇《教父告訴香港人的事》，當時我說：

Godfather有一幕經典，係個製片人同教父嘅代表傾唔掂數之後，第二日佢隻愛駒無啦啦俾人割咗個頭放響佢張床度。
其實我地冇證冇據，點可以一口咬定係黑手黨恐嚇個製片？

大佬呀，叫得做恐嚇，就梗係冇證據俾你捉到，但係人都知道係你落order先叫恐嚇啦。

這不是恐嚇，這叫謀殺

我在文章的列舉了大量針對傳媒的「個別事件」，提醒大家恐嚇的意思就是沒有證據，但全世界都知是恐嚇。寫的時候已經預計會變高登用語講的「月經文」（即是每個月都會重複）。想不到，這次連一個月都沒有便再發生針對傳媒的事件，而且這次不是恐嚇，而是斬人。如果之前的事件是放血馬頭恐嚇，劉進圖被斬就等於黑手黨當街直接殺人了。

劉進圖在上班途中被刀手連斬三刀，就算是最天真的人也知道這不是「個別事件」。劉進圖被斬，比起之前每一宗打人、網絡攻擊、刑毀、恐嚇、炒人、換人、抽廣告嚴重百倍，須知道斬人是會死人或殘廢的。為什麼是劉進圖而不是其他人？

這很難不令人聯想到近日劉進圖身處政治、新聞自由颱風風眼之中，所知道一定比一般人多，有人要他「收聲」一點也不奇怪，但恐怖的是要用到斬人這一著，這是不是代表有人認為他必須百分百確定他會收口？抑或其實斬他是要殺一警百，提醒全港傳媒收口？

如果大家忘記了香港傳媒及出版界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我不厭其煩再列一次，那些不太明顯的已經省略。

2004年，商台兩個最受歡迎的主持鄭經翰黃毓民被封咪
2011年11月，香港電台踢走吳志森
2012年3月，唐英年在電視辯論上直指梁振英曾在行會建議以發牌整治商台
2012年3月，梁振英上台
2012年11月，鄭經翰「被商業糾紛」被迫離開DBC，股東黃楚標說西環不喜歡李慧玲的錄音公開
2013年3月，中共中央廳頒發9號文件，指「仇華西方勢力及國內異見份子，仍不斷在滲透國內的意識形態領域，以敏感議題製造混亂，挑起對黨及政府的不滿情緒。」
2013年6月，陽光時務老闆陳平下班時被毒打
2013年6月，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家門被刑毀和放斧頭恐嚇
2013年6-7月，蘋果日報被縱火
2013年7月，AM730老闆施永清被黑漢截停座駕用鐵鎚敲破車窗
2013年9月，主場新聞被網絡攻擊 2013年10月，出版社老闆姚文田，在出版余杰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之前被誘騙到深圳被捕
2014年1月，施永清指AM730被抽廣告
2014年1月，明報總編輯換人，換成作風保守的馬來西亞傳媒人
2014年2月，商台李慧玲突然被炒，她指有梁振英身邊人提醒她要「小心份工」
2014年2月，剛「被升職」的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

以上多宗「個別事件」，如果說全部都互不相干，相信連三歲小孩也不會信。一直以來，這些事件都被輿論打手和建制傳媒包裝成個別事件、私人恩怨、商業決定、別有內情，又或者以「沒有切實證據」來作詭辯。其實，如我在前文所講，恐嚇就是你們找不到證據，但全世界都知道是恐嚇。那些恐嚇要找證據，難過登天，就算是有三萬人手的香港警察，上述所有刑事案件都抓不到(或不抓到)兇手，試問普通市民怎可能找到證據？

香港人免於恐懼的自由呢？

事情就是這樣，香港一步一步變成了像俄羅斯和中國一樣的新聞白色恐怖社會，傳媒工作者被收編、被恐嚇、被襲擊、被劫殺、被失蹤。今天劉進圖被斬，明天難保不會有傳媒人像揭發地溝油的中國記者李翔一樣被刺十多刀「劫殺」。我又在捕風捉影？我想今天之前應該沒有人會想到劉進圖會被連斬三刀吧。

各位香港人，這已經不是什麼新聞自由問題了，這是一場政治惡勢力與文明社會之間的戰爭。如果這樣也無動於衷，難道要等有一天你的家人、朋友出事才醒覺？

李慧玲被炒，也許對很多人來說不是上街的理由，但劉進圖被斬，絕對是我們威脅到全港每一個人的言論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一次我們不可能再忍。

這次不是什麼喪鐘敲響，而是直接把刀架在我們頸邊。醒覺吧，香港人。

安裕周記﹕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I am certain that my fellow Americans expect that on my induction into the Presidency I will address them with a candor and a decision whic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ur Nation impels. This is preeminently the time to speak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frankly and boldly.Nor need we shrink from honestly facing conditions in our country today. This great Nation will endure as it has endured, will revive and will prosper. So,first of all, 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that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nameless, unreasoning, unjustified terror which paralyzes needed efforts to convert retreat into advance.“

「我堅信國人期盼我於總統任內闡釋美國何去何從的決定。這是關鍵時刻，我們應道出事實，坦率、勇敢討論整個事情，瞭然面對美國今日情狀，毋須退縮。這個偉大的國家將會一如以往堅持不懈，由此蘇醒繁榮。職是之故，我先須堅信，我們唯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無以名狀的、未具理由的、不值一哂的恐慌會癱瘓我們的力量，在本當邁步前越之時踟躕不前。」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也就是距離今天差不多八十一年前，小羅斯福（下圖）在總統就職禮開始讀出一千八百八十字的演說，這是全文首段。那是風雨飄搖晦暗不明的歲月，美國經濟正值大蕭條深坑幽谷，二百萬人無家可歸，泰半工廠倒閉；歐洲的德國蠢蠢欲動，東方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兩年前剛發動「九一八」事變，就在此時，這個患有小兒麻痺症的民主黨人入主白宮。此後的事都載於史冊，如西語所云the rest is history。歲月雲煙，歷史塗刷，留在人心的是「我們唯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其餘毋庸一一贅述。

十六世紀法國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寫過一篇〈論恐懼〉，比小羅斯福早四百年提出「我的最大恐懼便是恐懼」，只是這四百年的差別，讓小羅斯福能夠從蒙田的智慧裏找到治療失去信心的美國社會，「新政」（New Deal）造路起橋，解決失業問題；揚棄孤立主義，歐亞兩線出兵打勝二戰。蒙田在這篇短文說出人類在恐懼的陰影威嚇下的無助與虛弱，但到最後這種無力感卻可以通過自身治癒——蒙田一個好朋友死於瘟疫，父親死於腎病，弟弟給一個不知從哪裏飛來的球擊中頭部破裂。蒙田感到自己早晚會隨朋友父親弟弟那樣，自忖生命充滿對死亡的恐懼。他寫道﹕「我怎能不去想死亡，怎能不去想，死神正難着我們喉嚨？」

最大的恐懼便是恐懼本身

這種對死神不知何時襲來的恐懼，直至他經歷一己的恐懼——騎馬時從馬背墮下口吐鮮血重傷——那時始完全中止。康復之後，蒙田發現死亡其實沒有那麼可怕，如果一天到晚都在與恐懼爭鬥，那是浪費自己的時間和人生，「別費心思在想那個了」。以蒙田的經驗，恐懼的正面作用應該是人們從此對恐懼免疫，更加茁壯。

然而人們未必像蒙田那樣充滿大智慧，往往在集體恐懼裏失去判斷和理性。加拿大作家賈德納（Dan Gardner）於二○○九年成書的Risk: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Fear（《風險：恐懼的科學及政治》）指出一個可笑的事實：我們其實正身處人類歷史上最安全的時代，卻不知何故被眾多無名恐懼影響心智及行為：人們怕吃這怕吃那的原因只是讀了一段無法驗證的所謂專家分析；人們怕坐飛機只是因為「九一一」事件，結果是一千五百九十五人因為怕在航機上遇到恐怖分子改坐汽車不幸車禍死亡。

同一性質的恐懼也來到香港。西灣河的血案掀動這個海港城巿的關切，劉進圖倒臥血泊帶出香港原來未脫八十年代中美洲獨裁政權的血腥殘暴本質，企圖以恐懼令社會麻木傳媒噤聲。當下的香港正處大變前夕的破曉時分，從社會公義以至政治前路，未來兩三年存在巨大變數，因此任何控制傳媒控制政治控制社會的手段，都足以令社會發展進程的參數調整甚至變化；其中被認為可以有效影響此一進程及方向的，便是通過恐懼，大則扭向小則修正社會對變革的期許。

恐懼帶來的是噤聲威嚇

劉進圖遇襲事件無疑是「不得張聲」的恐懼營造，逼令香港社會及傳媒在公義和正義之前擱筆。毋庸諱言，這兩年香港已然進入恐懼年代，社會團體示威被不知何來的人橫加毆打，記者街頭採訪遭孔武有力者又推又撞，這就更不必說一篇文章引來特首律師信，這些有形及無形的恐懼客觀上帶來「第二套制度」，即在普通法以外的另種價值體系。當香港社會今天走上街頭呼籲反暴力反滅聲的同時，如何在公民社會的基礎上堅固我們本來的體系，即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就成為社會的當前急務。

現代社會傳媒角色遠已脫離「報道」層次，而社會的演進更不可能令傳媒自滿於所謂「有史以來最自由」這類抽空背景的「敘述」。如果僅是滿足於「最自由」的當下，香港其實可以休矣：我們今天仍然可能停留於新聞送審的年代，而審檢制度在昔日時空之下也是當時「最自由」一語的突顯。事實上，傳媒早已扮演報道事實及制衡權力的雙重角色，亦由於此，如何對傳媒實施威嚇，以及製造懸在頭頂的莫名恐懼，成為威權主義者的最大目標。

政府打壓傳媒最盛時期並非近十年的俄羅斯普京朝代，而是七十及八十年代的中美洲幾個右翼軍事政權。美國十九世紀實行門羅主義以降，從不間斷公開宣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容歐洲列強沾手，視中美洲南美洲國家為禁臠。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東西方冷戰高峰時期，美國不欲自家後園中南美洲受蘇聯勢力影響，刻意在這些國家培植右翼軍人，通過軍援利誘軍頭坐大，控制小國成為美國衛星國。軍人警察等武裝部隊由於對權力及槍支的迷思，有一種「保家衛國」的自我期許，美國透過「共產主義入侵」之說，令小國軍頭「保家衛國」基因發酵，打擊國內進步人士及媒體記者，其中最甚的是薩爾瓦多。

極權國家謀殺記者帶來恐懼

八十年代初的薩爾瓦多完全符合美國扶植右翼傀儡政權的條件：中美洲、小國、軍頭。美國一方授以軍援，一方對這個國家的違反人權惡行視若無睹。薩爾瓦內國內有左翼進步人士，也有不甘在人權高壓下苟活的新聞記者，面對經常讓軍政府醜行公諸於世的傳媒，軍政府組成一支「行刑隊」（Death Squad），專門拘捕拷打暗殺記者及反政府人士。Death Squad這個詞，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羅馬尼亞政府組成刺殺政敵部隊後成為政治名詞；到八十年代則因薩爾瓦多軍政府謀殺記者與左翼分子「發揚光大」，從而具有「官方用以暗殺記者及進步人士的部隊」特定意義，原本是執行死刑的監獄人員本意棄而不用。據人權組織估計，單在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三年，薩爾瓦多行刑隊殺害三萬五千人，這個小國的後台老闆是當時美國總統列根、美國近三十年最右翼的總統。與薩爾瓦多同屬中美洲行刑隊國家的是洪都拉斯和危地馬拉。美國導演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一九八六年拍攝《薩爾瓦多》（Salvador），通過記者眼睛看這個軍權小國。奧利華史東是有心人，可惜電影內容過於浮光掠影，無以勾勒薩爾瓦多暗無天日的三年。

今天香港恐懼臨空，肢體暴力政治暴力盤桓不去，背後的那些勢力，在於阻嚇社會朝覑更公開更透明的方向大步而去，本質上與八十年代的薩爾瓦多或危地馬拉並無二樣。面對恐懼，蒙田的人生體驗可作借鑑，「有時，恐懼會攫住一群人」，從而令人改變思維與行為，無法判斷對錯，難以界定正義與非正義。可是蒙田從馬背跌下來之後，就是有覑曾經面對恐懼的經歷，再也不畏。於香港而言，劉進圖遇襲，人們恐懼莫名，劉進圖病況好轉，社會知道恐懼最終可以克服。這一過程雖然短短三天，卻是百轉千迴的獲得，從此敢於面對恐懼，克服恐懼，戰勝恐懼，就像墮馬受傷後從此不怕的蒙田、經濟崩敗後再建國家的小羅斯福那樣，終生無畏。

FDR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2014年2月26日星期三

林非 (離經誌) : 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劉進圖送入院情形。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breaking/20140226/52226249

余曰：「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豈若真學一複，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

顏元（註1）．《存學編．卷一．學辨一》

由李慧玲被封咪，到驅蝗事件，到藍絲帶表態，再到反滅聲遊行，香港終於在酣睡迎來了新的黎明：掀開被鋪看見血淋淋的馬頭已給割下放在被裡。恐嚇、威迫等事件，在社會上往往看似無跡可尋，沒有血手印一樣的斑斑血跡證據確鑿，但染出來的恐怖氣氛卻是實實在在盤桓在各人頭上的。

李慧玲被封咪，有些人就要求李慧玲像法庭一樣拿出「實際證據」，然後卻用憶測去反指事件只屬個人糾紛，硬說與言論自由無尤。臨近商台續牌之日，陳志雲掛虛銜的不尋常調動，還有倉卒粗暴的解僱安排，有可能洩漏記者線報來源的「代你執拾」方式等等，早已指明事件背後必有政治黑手，然而那些人卻搖頭晃腦要求「證據」、「理性」、「邏輯」。

驅蝗事件不能說是很高明的策略，但無疑是一種明確而強硬的表態。很多人又會很理性地跳出來說這樣只會落人把柄，別人不高尚，自己做了這等事也只會一樣不高尚。問題是現在不論是壞旅客抑或故意放手不管的人就是無賴行事，就是利用你的「潔白」借用你的「理性」去走罅。劉進圖當初自己出面為調動總編明報事件降溫吧，夠聽話了吧，夠理性了吧，夠溫和了吧，夠和平了吧，還不是被人斬？你以為你夠溫和夠潔白夠理性夠非暴力，就沒有把柄了嗎？那只是予人機會將「把柄」的標準重新定在你以為夠「溫和理性非暴力」的新位置而已！大前天黃毓民那種叫激，所以被襲，前天鄭經瀚那種叫激，所以被斬，昨天李慧玲那種叫激，所以被撤，今天劉進圖這種也叫激了，所以被斬！這種自以為愛與和平的「忍讓」、「堅守」，不過是使強權有機會重新定義何謂「過激」的一道盾牌而已。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3]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

蘇洵．《六國論》

之前明報撤總編事件，已有很多人說明報員工早該罷工，早該更強硬，更明確表明拒絕。網上這種批評的聲音不絕，另一方面不少明報的員工就覺得滿腸鬱結，認為市民大眾不夠支持，又對誤解了明報人，以為明報人不夠強硬感到極為委屈。當中不少人睜圓了眼睛，焦躁不安地指其他人不了解明報，詆譭了無數默默耕耘的前線好員工，那些批評的人通通只作壁上觀卻連行動也沒有。民情是要引導和聚集的，連明報自己也無法造出聲勢，旁邊的人縱使關心，又怎置喙加入？及後加上李慧玲事件，記協等才組織了藍絲帶行動，才急急忙忙舉辦了遊行。

絲帶綁了，又怎樣？遊行了，又怎樣？第二天，你連頭條也不是！

很多人擔心驅蝗行動是「野蠻」、「不理性」，擔心政治黑手摻入就會挑動這股野蠻和不理性的情緒，造成社會的混亂。這是真確無誤的。然而堅守溫吞的「理性」、「文明」，但又欠缺毅力，欠缺組織，卻是同樣，甚至反過來有助政治黑手擴張版圖，讓參加者滿足「一日抗爭」的虛榮心，以「做了好事」去填補責任的空虛感，最後安於現狀，讓新的「現狀」定義生活。驅蝗的策略並不高明，但確實折射了普羅大眾的不耐和焦躁，連知識份子也不去理解和同情這道民情，不出一策去以更高明的方法去表達同樣的訴求，汲汲於自我滿足的虛假理性，樂於在不見輿薪的情況下繼續自欺欺人，這道自以為是的「理性之網」就空洞得讓政治黑手予取予攜。下筆萬言，胸無一策，只懂得批評普羅大眾的直觀反應。這就像一個人被動物襲擊，起而自衞，旁邊一個腐儒忙不迭跳出來說你殺死動物實在太殘忍太暴力，你為何不跟他念經傳教說道理說服牠呢？

請去洗個冷水面，清醒一下。一個負責任的公權力，一個文明的社會，確實應該用談判，用透明的程序，用貼服的倫理去處理社會上大大小小的問題。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現在的社會，很明顯已經不是你出來遊遊行，發發聲，寫寫文章，就能帶動改變，就能推動改變的。公權之崩壞，就是刻意的不作為，刻意的似是而非，要求合理的推測提出證明才調查（如特權法，如警察要求報案人提供證據才查案），普羅大眾的反應變得焦躁，縱是負面情緒，卻是可以理解的，應該集合引領，而非幫助堵塞減壓。說驅蝗不文明，請拿出更堅定的行動去與大眾站在一線，而非站到另一邊去指責人有情緒是不理性就算數。同樣地，今天劉進圖被斬，已不是甚麼商討日，甚麼愛與和平的空言大話能夠制止惡化的情況了，坐言起行，行動一定要升級，才能堅守陣地。不論是罷工，抑或長時間的佔領行動，已是迫在眉睫，商討下去，解放軍碼頭建好，鎮暴可期。而腐儒屆時還會說你們不夠理性。

於是當張秀賢說星期日明報受整頓，明報便不惜加上附註即時指張秀賢「無中生有」，明報旗下的評台繼續刊登屈穎妍指林慧思不用上班有錢收是「筍工」的荒謬之論，這便是明報自以為知識份子的「理性」、「持平」之害。時移世易，這些漏洞即使微小，卻已瞥見背後政治打壓黑手的強大，感到窒息的氣氛。仍然在搖頭晃腦說理性，說邏輯，說證據，無異於盤膝清談的腐儒。「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腐儒害人，為害之烈，大抵如此。

今天明報劉進圖被斬，明天被斬的，可能是你，你，還有你。

附錄

近年傳媒遇襲事件一覽（全部案件未破）：
《陽光時務》創辦人街頭遇襲 (2013年6月4日)
《蘋果日報》老闆肥佬黎家遭撞閘放刀斧(2013年6月20日
《蘋果日報》接連被縱火燒毀 (2013年6月30日, 7月4日)
《am730》老闆施永青駕車被截停兼被鐵鎚打爆玻璃(2013年07月31日)
《蘋果日報》發行商勤力德老闆遭鐵騎士持牛肉刀斬傷 (2013年9月7日)
《明報》前總編劉進圖被電單車騎手持刀斬傷(2014年2月26日)
註1：顏元創立的學派和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學不同，主張讀書的目的應該是「經世致用」，而非一味「格物致知」，自尋自證「天理」。

陶傑：寄劉進圖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遭暴徒刀斬，性命垂危，香港正式進入第三世界的黑暗時代。

劉進圖是香港大學的法律系畢業生。他的志願卻是新聞系。二十多年前我初識劉君，發現他頭腦冷靜，有法理訓練，做新聞的偵查報道，是很理想的人選。

劉君很熱愛新聞工作，源於他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香港主權移交之前，他曾出任記協主席，在公園的論壇高呼維護香港的自由。我那時私下與劉君時有見面，我告訴他極權之恐怖與殘酷，是一個香港唸英文書長大的優才生難以想像的。我說，做好中國人社會的新聞工作，必先熟知中國歷史。

劉進圖後來調去鄰近地區當駐外記者，為期兩年。那時我已與他不常見面，暗自為他擔心。不久之後他回到香港，昇任主筆、總編輯，而且在特首「選舉」期間與之後，有許多獨家新聞。我為他高興之餘，也希望他明白，一旦陷入中國式的醬缸社會，影響一些人的權力，處境可以很危險。

香港的新聞言論自由，明顯蒙上政治陰影。劉進圖是最近的風暴的一位主角。我與他近年少見，在報紙和網絡看見他的動態，我相信以他的機智和冷靜，會渡過香港的政治危機。

香港已經不再是英治，但是香港許多知識份子，仍以英治時期的思維意識估量形勢。在西方文明的區域之外，少有理性的餘地，也不太是講道理的地方，一切講金錢和權力。香港像一隻脫軌的衛星，毫無例外，向宇宙黑暗的深夜漂浮。

劉進圖是一個勇敢的人，此刻他在生死線上掙扎，我們都為他祝禱，伸出手來，想抓緊他的手，希望他努力，拚一口氣，也抓緊我們，他越界夠多了，不要越過這條線，在微弱的呼吸之中，尋找生命的光芒，劉進圖君，你聽到我們的呼喚嗎？請你守住，不要放棄，不要滑落而茫然失蹤在那星夜無際的黑色海洋。

吳靄儀致明報員工：大家站在一起祝禱Kevin早日康復

各位明報舊友，

劉進圖被襲傷重，我們深感震撼和憤怒，新聞從業員面對的威脅越來越凶暴，是香港社會的重大恥辱! 我們必須同聲呼籲特區政府正視事件的深層因素，不但全力緝凶，更要深切檢討，恢復香港社會以往的和平和文明。

在此憂心如焚的時刻，我希望和大家站在一起，祝禱Kevin渡過厄難，早日完全康復，重新回到我們的中間，堅強互勉。

吳靄儀
二月二十六日

原題為〈吳靄儀給明報員工：和大家站在一起祝禱Kevin渡過厄難〉，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

庫斯克: 他們斬的不只是劉進圖，而是所有香港人

852郵報: 劉進圖捱斬　記協極度譴責暴力行為

剛被撤換的《明報》原總編輯劉進圖於西灣河太康街遇襲，身中三刀。據報，今晨劉進圖及其妻子正前往東區法院應訊，現被送到東區醫院救治。記協主席岑倚蘭稱，正前往醫院了解事件，暫時未清楚劉進圖遇襲原因，但極度譴責暴力行為，要求警方盡快緝兇。

《明報》前總編劉進圖，今早在西灣河遇襲，施襲者為持刀的電單車騎手，劉受傷被送至東區醫院，消息指其傷勢嚴重。

有關劉進圖傷勢，各傳媒報道有出入：香港電台及《明報》即時新聞報指劉進圖身中3刀，包括背部，有線新聞則報道是1刀。《蘋果》即時新聞報道，劉進圖今早10時許，在西灣河太康街取車時，突遭騎電單車的兇徒砍傷，劉大腿中刀，施襲者得手後迅速離去。警方已封鎖現場調查。

劉進圖本為《明報》總編；上月初，《明報》突宣佈撤換劉，傳出會空降親中大馬報人鍾天祥接任，引起《明報》編採自主遭干預的疑慮。劉現已轉任世華網絡營運總裁，《明報》總編之職由張健波暫任。

劉進圖受襲特首高官齊聲譴責

特首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分別回應《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並情況危殆的案件，梁振英表示對此暴行感到非常憤慨，並強烈譴責；林鄭月娥表示感到震驚及心痛；黎棟國說，警方高度重視今次事件，港島總區重案組已接手調查緝兇，並呼籲目擊的市民向警方提供資料。

梁振英中午透過特首辦發表聲明指：

「我和特區政府非常關注劉進圖先生今日上午遇襲的事件，對此暴行感到非常憤慨，並強烈譴責。香港是法治社會，我們絕不容忍這類暴力事件發生，警方會作出全面調查。我呼籲能夠就此案提供線索的人士盡快與警方聯絡，將兇徒繩之於法。」

林鄭月娥在立法會聽取財政預算案發表後表示，對劉進圖遇襲感到心痛，強調本港是法治社會，不能容忍暴力事件，施暴者必須受到全社會譴責，肯定警方會嚴正跟進，現時不能任意揣測行兇動機，希望劉進圖盡快康復。

黎棟國在同一場合表示，他與全港市民對劉進圖受襲都感到非常憤怒，指這是嚴重傷人案，並嚴厲讉責暴力行為。他強調警方高度重視今次事件，港島總區重案組已接手調查緝兇，又指警方需要市民協助，呼籲目擊事發經過的市民或有任何資料可幫警調查，請與警聯絡。

被問到近年來多宗傳媒受襲案件，警都未破案，是否失責，黎棟國回應稱，警方對所有傷人案件都全力調查，如早前有人襲擊報社，警方都已拘捕相關人士，強調無論受襲擊的是甚麼人，警方都會全力調查。他又希望劉能早日康復。


劉進圖被斬即時關注│劉進圖遭從後偷襲　手法被指如「教訓式行刑」

劉進圖現時仍在東區醫院接受搶救。消息透露，當時兇徒是在劉進圖背後施襲，令劉進圖根本不知防備以至閃避。結果他身中三刀，但仍能自行報警。至於三刀的刀傷，最嚴重的一刀在背部，另左右大腿亦各被斬一刀，背部刀傷傷及肺部，傷勢頗深。消息人士形容，如此行兇手法，屬「教訓式行刑」，並非為要「攞命」。

據知，劉進圖本身居於喇沙利道，至於當時為何前往鯉景灣，以及他是否如傳聞般正準備前往法院，則仍有待調查。警方現時正搜集現場商戶的閉路電視錄影帶資料，並將循不同方向作跟進。

852郵報:劉進圖被斬即時關注│劉進圖主診醫生：劉手術後無生命危險　背腿共中6刀

根據香港電台即時新聞報道，《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經東區醫院手術後，目前情況危重，但並無生命危險。

東區醫院外科部門主管鄧宗毅表示，劉進圖身中6刀，入院時大量出血，最長的傷口在背部，長達16公分。他表示，劉進圖上半身有兩道傷口，分別在背部及肩膀上，背部的傷口將肌肉割開，但未有傷及肺部及胸腔，是不幸中之大幸，另一道在肩膀的傷口，傷勢較淺。

負責處理劉進圖腳部傷勢的東區醫院骨科部門主管曾偉略表示，劉進圖雙腳每邊亦各中2刀，一深一淺，皆長十幾公分。有傷及主要神經，但未傷及骨骼，這些傷口暫時已經縫合。然而，他亦表示，暫時未知道傷口會否影響劉進圖的活動能力，要經過長時間的復康安排後，才可作出結論。

劉進圖背部刀傷重腿部傷神經線復元時間長

《明報》前總編劉進圖現於東區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需以喉管協助呼吸，手術後24小時非常關鍵，院方會密切觀察。

東區醫院外科主管鄧宗毅指，劉進圖背部有2處刀傷，分別長16及4公分，長傷口「基本上cut過晒背部所有肌肉」，穿過肋骨中間位置入左胸腔，但沒有傷及左邊肺組織、主要血管、橫隔膜及腹部器官。另一傷口較淺，位於肩膊位置。

骨科主管曾偉略則稱，劉進圖左右腿部另各有2個傷口，左右膝蓋位置各有長逾15公分的傷口，傷及主要神經線，手術過程中已縫合。曾偉略指目前未能評估劉的行動能力會否受影響，但相信復元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警方今日下午向傳媒簡介案情指，今早約10點20分，西灣河太康街55號對開發生一宗傷人案，受害者其時正在上址泊車，落車時突有兩人騎電單車駛至，其中一人跳落電單車，向受害人背部砍了三刀，受害人跌倒在地，兩人隨即上車逃去。受害人自行報警，送院時仍清醒。

警發布涉案電單車兩人截圖　稱不問兇徒背景定繩之於法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案再有新進展，警方晚上發布兩張閉路電視截圖，懷疑相中人涉及襲擊劉進圖的案件。另外，警方晚上在西灣河街發現懷疑涉案的電單車，距離兇案現場鯉景道約600米，警方正封鎖現場進行調查，初步調查為失車。

警方晚上發布兩張閉路電視截圖。其中一張圖片（上圖）顯示一名身穿深色外套人士，正步行經私家車旁，警方指急欲會晤圖中該名懷疑涉案人士。

另一張圖片（下圖）同樣為閉路電視的截圖，警方指正追緝圖中兩名騎電單車的懷疑涉案人士。警方呼籲於發生事件當中，如有任何人士目擊或能提供相關資料，可致電9255 4063，盡快與警方聯絡。

警方強調，不論受害人或涉案人的背景與國籍，定會全力深入調查及搜證，務必盡快將兇徒繩之於法。

《明報》懸紅100萬元追緝兇徒

對於《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受襲一案，《明報》將懸紅100萬元，追緝兇徒。

《852郵報》翻查資料，就以往幾次知名新聞工作者的受襲案件，都有懸紅通緝涉案兇徒。例如在1996年5月14日，時任《凸周刊》社長的梁天偉就在鰂魚涌辦公室內，遭兩名兇徒用刀斬斷左手，各界即懸紅500萬元緝兇；又例如在1998年8月19日，名嘴鄭經翰於商台通道被兩名男子襲擊，身中八刀，生命一度陷於垂危，警方及電台分別懸紅100萬元及300萬元緝兇。這兩宗案件，到今日仍未破案。

劉進圖轉掌網站寫評論處理明報多宗誹謗官司

港台報道，劉進圖背部及腿部中刀，目前情況危殆，院方將施手術搶救，預料需要數小時。案件由港島總區重案組跟進，暫列作「傷人」案；警方呼籲目擊人士或能提供相關資料者，可致電92554063盡快與警方聯絡。

特首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以及香港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均已開腔譴責暴力。

劉進圖畢業於港大法律系，曾任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的議員助理；劉對新聞業抱有理想，具執業律師資格但選擇加入傳媒行列，曾供職於《信報》，後加入《明報》，2012年起出任《明報》總編輯一職，取態較溫和，甚至曾被批評為「梁粉」。但在今年1月初，《明報》管理層突宣佈撤換總編輯，外界將之視為香港新聞自由受損的警號。
修讀法律的劉進圖是誹謗罪專家。劉進圖曾在專欄撰寫多篇文章，解釋各種誹謗案的案例。他曾經擔任《明報》法律顧問，任職明報期間，一直負責處理《明報》多宗誹謗官司，官司過程中有贏有輸。

明報多篇報道針對權貴社團

事件引發《明報》員工連場示威請願行動，員工擔憂《明報》的編採自主會受到威脅。在《明報》換總編事件中，劉進圖並未加入員工的抗爭行列；據高層透露，劉本人接受調職安排：「OK，如果係老闆意思，無辦法，我尊重」。劉進圖又曾撰槁向公眾呼籲要「疑中留情」，讓管理層與員工有「較佳的環境和氣氛」對話化解矛盾。

《明報》近月較受關注的新聞報道，包括與國際記者組織合作，揭發中共前領導人秘密資產，以及前日報道香港滑冰聯盟事件，指前總理李鵬的媳婦和孫女涉私相授受。另一單較為敏感的新聞，是明報在2月初揭發市建局及房屋協會，過去16個月處理的200多幢舊樓申請，最少六成舊樓申請，維修費報價均高於當局的估價，報道質疑有人刻意高估報價，甚至涉及集團式「圍標」等不法勾當。
劉進圖現已調任「世華網絡營運總裁」；轉任新媒體主事人後，《明報》網站時有刊出劉進圖的即時評論：

25/02　烏克蘭變天對香港的啟示
20/02　長遠房屋策略徒具虛名
19/02　擱置隧道分流政府變跛腳鴨？
18/02　終審庭法外開恩助難民
17/02　禁仇恨言論須一視同仁
14/02　軍事用地爭議一葉知秋
13/02　敢於莽撞的自由
12/02　冬奧可以不太冷
11/02　徵入境稅不如叫旅客排隊
10/02　財爺被特首兩次「碌爆卡」
07/02　港台撥款怎可死得不明不白
06/02　請吳克儉示範無限派表怎做
05/02　阿基諾怕被美國出賣
04/02　請梁智鴻回答三個問題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讉責襲擊劉進圖事件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就《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今早遭襲擊發表聲明，表明嚴正譴責暴力，並指「國際社會高度懷疑此一事件出於中國操控，意在打擊香港言論自由」，同時嚴正呼籲香港政府正視此問題，保障香港新聞自由。

聲明全文：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先生星期三上午遭到歹徒襲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發表聲明，嚴正譴責暴力：

一、劉進圖先生日前甫遭到《明報》資方無預警、無理由撤換，國際社會高度懷疑此一事件出於中國操控，意在打擊香港言論自由。香港最近一連串媒體主管、主持人遭撤換事件，也已引發香港記者與人民的集體憤怒，就在香港發動遊行爭取新聞自由之際，即發生此暴力事件，直接侵犯香港記者的人身安全，殺雞儆猴，恫嚇媒體，已嚴重威脅香港新聞自由。

二、香港新聞自由十五年來嚴重倒退，從媒體所有權人更換、編輯台主管遭撤換、抽廣告、威脅消息來源等事件，層出不窮，我們嚴正呼籲香港政府應正視此一問題，保障香港新聞自由，勿讓危害新聞記者的暴力事件再次發生。

三、劉進圖先生是華人世界新聞圈備受尊敬的先進，論政犀利卻不走偏鋒、不做極端訴求。行凶歹徒及背後指使者應當認清，你們不僅是攻擊了劉進圖，更是在挑戰文明世界。祝願劉進圖先生早日康復，重回新聞線上。同時向劉進圖先生的家屬致上深切慰問。

劉進圖受襲國際媒體關注：香港怎麼了？

《明報》前總編劉進圖，今早在西灣河遇襲，身中多刀，傷勢嚴重。國際輿論對事件十分關注，多家外國傳媒亦有報道，行文亦紛紛指向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臆測兩者會否備受打壓。
主場把各國報道集合(上圖)，彷彿全世界都在問：香港怎麼了？

針對新聞界暴力事件頻生警破案率低

《明報》前總編劉進圖今早遇襲身中多刀，目前情況仍然危殆。香港新聞自由屢響警號，刪改稿件、自我審查、人事調動等手法屢見不鮮，近來更出現多宗涉及刑事罪行的暴力事件，往往針對傳媒機構主事人。

今早被問到近年來多宗傳媒受襲案件，警方均未破案，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回應稱，警方對所有傷人案件都全力調查，如早前有人襲擊報社，警方都已拘捕相關人士，強調無論受襲擊的是甚麼人，警方都會全力調查。他又希望劉能早日康復。

《主場》整理相關新聞如下。除《蘋果日報》縱火案有兩人被捕外，其餘均未破案。

2013年6月　《陽光時務》創辦人陳平　街頭遭扑頭

曾經刊登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爆料專訪的《陽光時務週刊》，負責人陳平於6月4日下午，在柴灣被人用木棍襲擊受傷，警方列作傷人案。陳平在柴灣安業街一號新華豐中心對出登上私家車時，遭兩名年約30歲的蒙面男子伏擊，兩人手持木棍襲擊陳的頭部，陳其後送往東區醫院，由司機報案。

2013年6月　《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　寓所遭刑毀

壹傳媒主席黎智英位於九龍城嘉道理道獨立屋住宅，6月19日凌晨1時被撞閘刑毀，一輛深色私家車撞毀大閘後逃去。警方接報到場在大宅外，發現一把開山刀及一把斧頭。蘋果日報指出，事發時黎智英與幼子均在家裏，黎智英夫婦昨剛從外地回港，事件中他們均無恙，警方正向他們了解情況，調查兇徒動機。

2013年6月　《蘋果日報》　大批報紙被縱火

6月26日零晨，運送《蘋果日報》的一輛貨車在紅磡被人點火，令車內報紙被燒毀，車斗薰黑。事發地點在暢通道南天橋底，為《蘋果日報》發行商勤力德其中一個發行站頭，當時有兩名分持牛肉刀男子，向兩名貨車工人持刀恐嚇，「你哋好走啦，唔係我斬你哋！」其中一名工人事後通知僱主及報警。
數日後、6月30日凌晨，又有2萬6千份在中環等待分發的《蘋果日報》遭人燒毀；這是在一周內，第二次有大批《蘋果日報》被橈。警方將兩案合併處理，拘捕2名男子。

2013年7月　《am730》創辦人施永青　座駕被刑毀

免費報章《am730》及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7月30日早上駕車上班時，遭遇不明來歷的汽車惡意截停，兩男子手持鐵鎚猛力搥打施的汽車玻璃。施永青倒車離去，致電報警。

2013年9月　《蘋果日報》發行商老闆　被電單車刀客斬傷

《蘋果日報》發行商「勤力德」老闆岑德強，9月5日在荃彎深井遭兩名騎電單車刀手用牛肉刀斬傷，右臂刀傷長5厘米。

18年前被斬傳媒人　終決定放棄追究　梁天偉：警方難破案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今日受襲，被斬3刀，情況危殆。特首梁振英發聲明指，絕不容忍這類暴力事件發生，警方會作出全面調查，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亦表示，警方高度重視案件，會全力緝兇。

問題是，其實破案的機會高不高？查多年來傳媒人嚴重受襲的案件，幾乎全部至今都未水落石出，兇徒和主謀繼續逍遙法外。例如1996年5月14日，時任《凸周刊》社長的梁天偉就在鰂魚涌辦公室內，遭兩名兇徒用刀斬傷背部、腳部以及斬斷左前臂（其後成功駁回），當時警方亦非常關注事件，傳媒界更懸紅緝兇，但至今依然未找到真兇。

《852郵報》找來梁天偉親述當時的情況。他指，與劉進圖一樣，自己當年遇襲後也是情況危殆，「我係死㗎根本，我流咗幾多血呀？我輸咗45包血呀，你知唔知！」

雖然案情嚴重，但他認為類似的案件真的很難調查，因為傳聞雖多，但很難找到確實的證據，「我哋做傳媒嘅，寫咁多嘢，你點知係關邊單事？我相信劉進圖的案件都是與他處理過的稿件有關」。更何況，就算警方成功找到兇徒，也很難知道背後誰是主謀，而這點也是他後來決定不再追究的原因之一。
梁天偉又指，就算當事人清醒了，其實也不能提供到什麼有效的線索，「我瞓咗成個星期先醒，然後已即刻錄口供，嗰時對兇徒係有啲印象，但已經好模糊，我根本都講唔到啲咩嘢」。

至於警方的態度如何，他強調警員非常認真勤力，「好認真調查，認真到搞到我好頭痛，因為成日叫我去認人，但係我真係認唔到，而且每次去認人，都會諗番遇襲當天的情境，其實都好傷感㗎，係咪？所以我後來都同佢哋講，我唔想再去認人了」。他認為警方真係有「做嘢」，只是千頭萬緒，他又處理過這麼多文章，根本難以查起。所以無論是自己、鄭經翰還是黃毓民的案件，他都覺得結果只能不了了之。

那麼，究竟傳媒界如何避免同類的事發生？梁天偉苦笑說：「大家行家小心啲囉，都冇其他辦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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