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感受」難捉摸

新班子執政不順，「行政會議」裏一定有很多離心份子，將梁特首「政策提交之前應充份評估內地反應」的指引，向蘋果日報爆了出來。

這樣一來，就大亂了。首先，所謂「內地反應」、「內地人民感受」，是大而抽象的課題，「內地」有二十多省，廣東的反應，跟四川不一樣。大陸基層市民的反應，又與北大教授孔慶東之類的中國知識精英不同。大陸以前溫家寶為首的國務院，又與「烏有之鄉」的毛左，感受和立場，勢成水火。你梁特首叫香港的政務官在提交政策前評估「內地反應」，慘過叫一個新上場的瞎子替一個三百磅的大肥佬按摩穴位。

對於香港，「內地反應」你除非不「評估」，一「評估」起來，你梁班子就完蛋了。譬如梁班子「嚴打雙非」，是傷害了大陸億萬孕婦及其肚子裏的嬰兒的感情，兩罐限奶令，也沒有顧及「環球時報」社論以下許多中國消費客的感受。增加額外印花稅，阻撓中國「內地」業主來香港買樓，更沒有顧及中國高官及其小三、大量有錢人的自尊心。最後連撥款一億捐地震，中國官方喉舌說：「國家不缺你這一億元」，也是嚴重錯估了大陸的尊嚴。

怎樣評估「內地反應」？許多「內地同胞」對於香港為什麼要實行「兩制」，早已滿懷怒火──「內地」一黨獨裁，香港三權分立；「內地」可以在地鐵車廂大小便，香港卻要罰款。香港這個城市之存在，已經一天比一天觸痛了「內地」大量草民和五毛眼紅的神經，要「內地」心理平衡，香港最好陸沉，七百萬人，包括月薪三五十萬的梁班子高官，一起與香港這座漢奸洋奴和港英餘孽的罪惡城沉到海底。

「內地」的感受，捉摸不定，像女人月事前後的情緒：人民日報今天還罵你香港人「抗捐」，兩三天後就說香港人「疑捐」，還是有道理的，我們自己要「反思」貪腐。事前完全無法評估，事後，你搞砸了，他會記下帳，記恨你到永遠。

評估「內地感受」，當然無可厚非，但梁班子的行會人員，說了一句「你煮咖喱，鄰居不喜歡咖喱味道，也不可以的啦」，就沒有能力事先「評估」香港印度人的感受，以致印度人大罵梁班子「種族歧視」了。「內地」的問題，你怎評估呀？可是比煲咖喱的氣味更複雜千倍呢。

廉政危機﹕「貪與反貪」基本課

文 洪清田

執教：湯顯明

對象：廉記、香港和中國

「愛國愛港」這特首條件是「常識」，不能寫成法律條文；「愛國愛港」不是法律條文寫出來的。同樣，「肅貪廉政」也不能寫成法律條文、不是法律條文寫出來的，健康奶粉和幸福生活也不能、也不是。「常識」活在人心，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香港的「肅貪廉政」，不（單）靠文字規例，超越文字，進入人心和自我意識、群體身分認同和美學道德，形成一種「現象」（phenomenon）；文字不外「現象」的局部總結和表述。

中國這「文字文明」，幾千年一直迷信文字，於今猶烈，天上人間一切想像得到的美好、完美，只要寫成文字就等於主觀願望成為客觀事實。

百多年香港比中國實事求是，唯物客觀，不會以為寫成文字就是「常識」。「肅貪廉政」寫在香港人及群族的心中，「常識」真正落實在生活和工作上，超越港式成功的標準。

歪打正，湯顯明的「嚴格守法、以法治港」，進入肅貪廉政的條文體制之外的廣大「深層次矛盾與問題」的內容，告訴廉記、香港和中國，廉政的成敗可以和文字完全無關，「廉政點止條文咁簡單」。

但如以逆向陰影論，湯顯明正在幫中國一個大忙，證明「香港沒什麼，不外如是，名過其實，露餡見底，岸涯自高、顛倒中港從屬關係，到了盡頭」，邏輯結論是﹕「現在輪到中國來教香港怎做了；香港自己不行，中國教，有什麼錯？」。

一）

湯顯明（迄今）沒犯法律條文，犯的是港人心中、生活和工作上的那把神聖的尺（「常識」）。

廉政公署四十年來遍遊世界各國傳授肅貪廉政秘笈，但都是管治與行政部門技術官僚的法律條文和操作性「技」，循例上到人文內涵、精神和靈魂時都只是「應試式」依書直說，不知內裏底蘊，不能有機結合理念與現實，拿不到港人心中的那把尺。從這角度而言，湯顯明犯事，不是ICAC的「例外」，而是「正常」。

這次湯顯明意外現身說法，有機結合理念與現實，從反面生動活潑展現「什麼是貪/不是貪、怎樣從生活中發病和傳染、怎樣反貪」，逐一上到「法規體制、人文內涵、人心認同」三層面，揭示港人從不加深究的三層之間的有機關係。近百年香港忙於成功應用中西方Best of Both Worlds，十多年來受懲罰，承受Worst of Both Worlds。

湯顯明對廉政公署的最大傷害，不在於他的「胡作非為」，而在於他的「廠佬行狀」。中國對湯顯明和ICAC這個Hong Kong Institution的最大傷害，不在於像對另一個Hong Kong Institution RTHK那樣要改造它的思想感情和行為，而在於對ICAC疼愛有加、爭先恐後要學習它、親近他，河水井水互通有無，「古井」茅台灌醉了他。

（二）

ICAC是世界最SOPHISTICATED神奇機構，根本不應出現在地球上。神話中的專員不單位極人臣、嚴肅正直，而且眉精眼企，誰會想到湯顯明（據報）那樣，慣常遲上班、不開會、打盹、囤酒、送禮、收禮，賣小聰明拆單報帳，特權自己批自己。

神話中ICAC上上下下赴湯蹈火，人人身先士卒，專員不輕發言，但發言必一錘定音，足為天下法；這次出事之後，他任由全港媒界鬧爆也不出來面對責難。和內地官員打交道時，他好像幾十年來入大陸的某些香港（和台灣）小廠主；面對責難時，他連一個台灣里長或香港街坊首長也不如。

十多年前，來CPU開會討論的官員中，我較好印象的是林鄭月娥和湯顯明。那時政府和官員由過渡前到過渡後一直在中英港政經文化湍流中跌跌撞撞，令人不忍卒睹；出問題不承認，常反駁說「你們（外邊）不明白政府的運作的」（十來年後已戒這本能反應口頭禪），往往引來新一輪社會反彈，又是一番灰頭土臉。林鄭月娥和湯顯明除了講政府規則和政策，多了一個角度從社會大眾及媒介看問題，比較能談到點子上。不論正反，十多年來他們各自有比較完整的形象，這次湯顯明卻好像變成幾個湯顯明，反差大，互相矛盾，合不成一個完整形象。

他一生在AO精英世界為官，跟對了主子，也算一員猛將，怎會明擺耍小家子的小聰明？他較少脫離社會現實，怎會不明白港人對ICAC「視如己出」、大眾對「廉記神話」四五十年累積和凝聚的期望？怎會不懂ICAC光環及專員桂冠要怎樣戴才似個樣（扮都應懂得扮）？他明顯處心積慮「經營」關係網絡，浸泡於中國官場文化，有所圖，但不圖成千上億的延後回報或別的，只求「貪過癮」？他懂用ICAC神話資產「忽悠」大陸（當政協時發言呼籲有系統組織學習香港廉政），但為什麼不珍惜羽毛，反而露出那麼多低級漏洞？哪一個才是「湯顯明」？他上位是對是錯？從哪個角度看？

（三）

對應ICAC這曠世第一的反貪倡廉機構，他這首長的反差委實太大，如今在最險要位置「倒米」倒得那麼「低莊」，令人納罕，他是怎樣上位的，又紋風不動足五年；政府怎樣了？（剩下審計署正常運作？）ICAC怎樣了？那麼多廉署內部諮詢委員會怎樣了？香港怎樣了？

更大的問題是，中央對他的委任是實質委任，三四十年來中國聲稱（也委實竭力）確保香港肅貪廉政絲毫無損，但中央對貧與反貧明白多少？明不明白香港肅貪廉政是怎樣來的、怎樣運作、和中西古今文化和社會政經有什麼關係、怎樣處理這些關係？為什麼五年視越軌異行為「正常」？由廉政而整體管治、政治和社會、文化，中國理解什麼才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戴卓爾夫人說中國不認識香港、管不了香港，果真不幸而言中？

貪污瀆職是「公/私、權/利」之間的不當行為，假公濟私、以公謀私，遍及生活和工作中的每個環節，搗亂了「公/私、權/利」之間的均衡（equilibrium）、公正（justice）及常態（normalcy）。生命在於活動，個人及群體的矛盾和利益的結構和運作，以及相應的均衡、公正及常態不斷起變化，正當與不當不斷重新介定和調整，過程中有大量空間給人有意無意間上下其手。貪污瀆職如細菌病毒，源於生活、毒害生活，但也是生活所免不了；肅貪清廉最終在授受雙方和全社會人心與自我形象，要從生活及人心出發和回歸生活及人心，但終也不能完全、徹底杜絕。

（四）

中西之別，是西方肅貪廉政一如政治和管治，不太願意太深入干擾個人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私人空間與自由（中國文化稱「人心」，西方視之為個人和上帝的關係）及私產，肅貪廉政主要在俗世的「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原理原則、邏輯規律」，以及「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原理原則、邏輯規律」的「人文內涵、文化價值、精神與靈魂」，不太願涉及「個人及群體風土人心、信念信仰、身分認同及道德美學」。西方最大恐懼是「公」權膨脹及濫權傷及「私」的自主，公權要分割和互制，不容組織體制極權和封閉。

中國沒有個人個體，正反意義上都是公私不分。肅貪廉政一如政治和管治，上述「法規體制、人文內涵、人心道德」三層面並舉，主觀願望是完全、徹底杜絕，但「具中國特色」，三層全從屬於單元一統絕對權力及體制，天子一直通天、一人上承於天，替天行道，以天地人合一的人心道德凌駕法律體制（孔慶東說香港的法律文化是次級文化，比不上中國（傳統）道德文化）。體制只是工具，愈大權封閉愈見效。用現代人文標準看，這是「舉國反貪、一人全貪、層層分贓」，成為幾千年來歷代天子皇朝國體的不變主軸，到1911年改國體，但餘緒連綿，「革命尚未成功」。

香港面對同樣貪與反貪這老大難題，四五十年前走出自己的路，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東西人文基因竟真的結合和異變而成新品種，創出新模式的ICAC。麥理浩和姬達不知怎的冒險犯難，頂住英國法治傳統（解釋不了即入罪）和政治及行政壓力，引建制外一點學生「反貪污、捉葛」社會運動力量入政府，不顧香港華洋商界和紀律部隊的反抗，成功改造警察和紀律部隊、整個政府與官場，以及整個香港社會的「個人及群體風土人心、信念信仰、身分認同及道德美學」。

英人殖民如工業生產，特色是「利益為目的、體制為工具、知識為指引、當地為資源」。香港創出ICAC奇蹟，變不可能為可能，也非完全邀天之幸，而是借助香港的人類學研究，從「個人及群體風土人心、信念信仰、身分認同及道德美學」探討貪與反貪的各種課題，四十年來成功把「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原理原則、邏輯規律」、「人文內涵、文化價值、精神與靈魂」及「個人及群體風土人心、信念信仰、身分認同及道德美學」三層面有機一體連接，又有靈活空間，可以調節個人與群體權力及利益的正反矛盾與競爭，形成社會共識和官民互信，臻於官與民、民與民之間的「均衡（equilibrium）、公義（justice）、常態（normalcy）」自由秩序。

肅貪廉政成為「香港文化」，人人從生活及人心出發和回歸生活及人心，成為港人自我身分認同的一部分。

（五）

「創業難、守業更難」。八十年代香港「九七問題」出現時，廉政和自由、繁榮、法治、民主、人權成為港人的焦慮和訴求，現在連廉政的「法律條文、規章制度」、「文化、精神與靈魂」及「人文價值及道德美學」三者各自內部及之間的無數環節都不知不覺中開始鬆脫，在最不起眼地方出現的「蝴蝶效應」。

如果壞事可以變好事，湯顯明大出港人意表、近無厘頭行逕的最大貢獻，第一是從ICAC可以看到香港的「第三種中國大陸化」（第一種是明言按中國標準改造，第二種是敲敲打打、納入「正軌」，第三種完全肯定，放手獨立自動，還虛心學習，但在中港共識和良好願望中，中港DNA交叉感染和異變），從而透視中國對港的「換血換心」國政，或有助更正中國對港政策的系統性和軌。

第二是認識貪與反貪和廉政是什麼東西、中港認識和行動有什麼分別，反貪廉政和社會形態有什麼關係，香港怎樣成功和運作，從而層層折射中港政經人文之別，香港廉政會怎樣在中港融合中受創蝕，怎樣防微杜漸。

第三是從認識廉政到認識整個管治、現代化和現代性是什麼，中港差別多大，百多年來香港與中國（內地）處於什麼相對位置和階段，香港與中國共同面對什麼廉政和管治、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問題和課題，中國怎樣拒絕問題、香港怎樣「先行先試」問題，走出去、和世界接軌，踐行和初步完成「世界化和現代化」，率先繁榮安定、長治久安，甚而創出世界奇蹟。

第四是將香港與中國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共同問題和課題引入「一國兩制」，作為「一國兩制」的內容，以普世標準界定「一國兩制」中的中港關係，中港一起學習「第一種世界化和現代化」，認識香港的價值，中國應怎樣、香港應怎樣，中港成為同道中人，一起貢獻香港、中國與世界及其現在、歷史與未來。

蘇賡哲：認清中共本質只需常識

加拿大的好朋友中，不少一向對中共持批判、反對立場；但也有以前是它的支持者，到1989年才轉變態度。他們能轉變態度，說明還是有良心的人。

但為甚麼一個有良心的人，在1989年之前會支持中共，這個問題在一次聚會中被提了出來。當時，一位1989年轉變態度的朋友也在座。我覺得應該照顧他的自尊心，最妥當的說法是，他是一個好人，但IQ低。

將心比己，如果我數十年來一直在做一件錯事，而人們肯定我是個好人，只是因為愚蠢才做錯事，我會非常感激人們給我一個很好的下台階梯。可是，這位轉變了態度的朋友聽了，立即臉有怒色。在感激和憤怒之間，他選擇了憤怒，這真叫人無話可說。 要瞭解中共的暴虐本質，確實只需要普通人的智力。我在這裏想以震動世界的中共土改為例：我們看電影，見歹徒打劫時常問被劫者「要錢還是要命」，即是被劫者奉上財物就可以保命。中共在建政前後搞土地改革，叫窮人分了地主財產土地後，還要取地主的命。為甚麼謀財之後還要害命，比劫匪更殘酷？

身為加拿大人，我們會覺得一個社會即使貧富懸殊、社會制度不公平，窮人也不應用暴力搶了富人的財物來分掉。 其實中國很多老實本份的貧農也有同樣想法，因此白天在中共鼓動下去鬥爭地主，晚上偷偷把分來的財物又送還地主。中共覺得這對黨是不利的，從而要貧農在鬥爭大會後把地主都殺掉。這樣，貧農和地主富農階級就結了血仇，只能堅定地站到中共那邊去，中共政權就能得到安定。

1947年，中共在北方的根據地只有一億多人口，搞土改運動幾個月，就殺了25萬人，即是每四五百人就有一人因為富有被殺。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後，殺得更多。

這個謀財之後還要害命的用心，任何旁觀者都不難明白。 楊奎松是中共著名現代史學家，著作宏富。他替中共解釋說，中共「要推動農民用激烈的方法來對待地主、富農，把他們徹底打倒再踏上一腳，絕對不能簡單地把地主的土地分了就了事」，「非如此無法叫貧苦農民完全站到共產黨一邊來，建立起完全在黨支配下的新政權，牢牢地控制中國的農村社會」。

楊奎松承認，暴力土改因殺地主，犧牲了農村大批生產經營能手，卻沒有推動農村經濟發展。他舉例說明問題：過去只有比較富裕的農民家裏才養得起耕畜，貧農分了富農耕畜，通常要幾個家庭才分得到一頭，但貧農沒有能力餵耕畜飼料，甚至沒有牲口棚，沒有護養技術，結果分來的耕畜很快就死了。

這只是經濟方面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楊奎松指出：暴力土改「固然便利了新政權對農村基層的控制與權力的鞏固，但用這種方式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傷害，刺激了人性惡的一面滋生出來，也破壞了農村社會中符合我們民族特色的優良道德人倫傳統，和正常的社會人際關係準則、損害了我們民族最看重的家庭親情關係，對社會健康發展和優秀民族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具有負面作用」。

今天我們看到中國國民性的很多陰暗面，都是中共為了他們的政黨利益炮製出來的。土改只是其中一端。他們驅動農民殺地主，是公開無所隱瞞的，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些在1989年才改變態度的人不能說自己是受到矇騙，因此，以IQ低作為下台階梯，不是照顧了人情味的說法嗎？
 

世紀．母親節尋親記﹕劉萍女兒：我媽媽無罪！ 「人大」直選提倡者劉萍被捕

文．陸克曼

編按：今天是母親節，本是兒女感恩、與母親同樂的日子，對維權人士劉萍與她的女兒廖敏月來說，另有一番意義。劉萍上月底被執法人員帶走後，廖敏月一直打聽母親的消息；得知母親涉嫌干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廖敏月決定為母親申冤，走上維權之路，成為中國新一代維權者。本文作者陸克曼曾訪問劉萍，並在劉萍被捕後訪問廖敏月，今天，陸克曼在母親節寫下這對母女近年所做的一些事。

第一次見到劉萍是在烏坎，2011深冬。當時陳光誠還被困在山東臨沂，網友和外媒前赴後繼地湧入東師古鎮，嘗試打破禁錮的鐵鏈。劉萍因為公開表明要去臨沂徵婚，之前的整個月出於軟禁狀態，那時剛剛獲得自由的她興奮地跟我說：「我現在最關注陳光誠和烏坎的事，不是有個口號麼：圍觀改變中國！」誰料到，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這個大家口中的「劉萍大姐」，日前竟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有可能遭受數年甚至數十年的牢獄之災。

掀起民間人大參選潮

劉萍這個名字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還要追溯到2011年夏天的人大獨立候選人參選潮。憲法規定，中國以「人大代表」來代表民眾實現「全民普選」。簡單來說，就是全國以街道居委會（城市）和村委會（農村）為單位，選出基層人大代表，再一級一級選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最終選出主席等中央政府成員。然而事實上，從基層人大代表開始，就一貫是基層政府內定了候選人，導致整個「民主選舉」名不副實。

2011年正逢5年一次的人大換屆，江西新余的下崗女工劉萍宣布以「獨立候選人」的身分參加基層人大選舉。一石掀起千層浪，網絡上出現熱烈討論，不少人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相繼宣布以獨立候選人的身分參選，其中有普通市民、學生，甚至不乏學者、律師和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在那一刻，中國人，起碼是中國網民，似乎看到了改良派一條通往憲政民主的康莊大道。「獨立參選人大代表，推動中國憲政民主」成為當時有志之士的共同呼喊，大家彷彿一時間忘記了八九的傷痛，撲面而來的是1980年代初的理想主義自由之風。

從下崗女工到維權母親

事實上，打響頭炮的劉萍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鋼鐵廠下崗女工，由於中國沒有成熟的工會，劉萍多年為了自己和工友的福利保障問題艱難維權。她決定參選人大，想用人大代表這個身分幫工人爭取權益。

然而當時她並沒有意識到，獨立參選人大一旦跟實現真正意義的民主選舉、普選等概念聯繫起來，立刻就觸碰到政府最敏感的那根神經。雖然這並不是第一次出現獨立候選人這個身分，但網絡這片廣闊原野，讓民主憲政的火焰漸漸有了燎原之勢。政府立即將事件定性為「外國勢力操縱的政治事件」，從此對劉萍和她的幾名響應者展開了全面的維穩措施。

結果是，劉萍不但沒當上基層人大代表，反倒多次遭到不明人士的綁架和毆打。有熱心的維權律師前來提供法律援助，也被一同「維穩」，財務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脅。那一年，雖然全國各地曾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了數百名宣布獨立參選的各路英雄豪傑，可大家的遭遇卻跟劉萍無出一二。情差的被限制人身自由、遭監控打壓，情好的被各種「制度」、「規定」限制，最終無緣參選，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名獨立候選人最終真正成為基層人大。不少「敗軍之將」事後回顧，紛紛表示從此熄滅了對現有體制改良的最後一絲幻想。

半年後，我跟劉萍坐在烏坎村民的院子裏聊天，談到她敗選之後繼續幫助上訪戶維權，並開始關注全國範圍的民主事件。不知怎麼的話題轉到她女兒，前一刻還侃侃而談、紅光滿面的劉萍突然像個受了委屈的小女孩，坐在灰白色的牆角下就濕紅了雙眼：「我現在最傷心的事情就是我女兒。」原來劉萍離婚多年，一手將女兒撫養成人，正在外地上大學。也許是受到公安人員的騷擾或是教唆，女兒經常發短訊和打電話給劉萍，責備她不應該繼續維權：「有時甚至用很難聽的話罵我。我什麼都不怕，那些便衣綁架我打我，我都沒掉過一次眼淚，但是我的親生女兒不理解我，還因此而責怪我，我更擔心我的事會影響她的前途……我每天晚上想起這事，只能躲在被子裏哭。」

其實，劉萍之前工作的鋼鐵廠也曾息事寧人，為了讓她不再鬧事，給她安排了一筆可觀的保障金。我看這張隱約還能看出年輕時美貌、親切和善的臉，一下子掉入了她女兒的角色，忍不住質問道：「既然你的訴求都解決了，那你為什麼還要搞維權呢？」劉萍的臉色瞬間黯淡下來，含淚的眼中充滿了痛苦，她聲音低了好幾度：「我的問題是解決了，可是其他下崗女工的問題都沒解決啊。她們的經歷跟我一模一樣，她們不斷地來找我，我能不管她們的死活麼？」我怔怔地望她，兩人一時無語凝咽。

為什麼連家屬通知書都不給？

這個母親的眼淚，從此便讓我如鯁在喉，吐不出也咽不下，甚至一度產生去找她女兒談談的衝動。之後的一年多裏，劉萍的消息在中國的網絡大海裏時沉時浮。在陳光誠和烏坎之後，她又參與「要求官員公布財產」的活動。然而，就在今年4月底，劉萍突然被公安拘捕，這次，罪名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震驚之餘，一條轉發的微博吸引了我的視線：「我，廖敏月，在此申明，就算最後只有我一個人在為我母親申冤，我也會繼續走下去。」原來，得知母親被捕後，劉萍的女兒廖敏月連夜趕回新余市老家，去公安局索要家屬通知書，討個說法。沒想到答覆沒等到，卻等來離異父親當眾人面的一頓痛打。這個20出頭的女大學生，對公安不懷好意的攝像頭，一邊哭一邊大聲質問：「我媽媽無罪！她到底犯了什麼罪？有罪的話為什麼連家屬通知書都不給？」

我這時想起她母親委屈的眼淚，一時間想不通女孩這轉變背後的緣由。聽完我憶述往事，廖敏月終於吐露心聲：「我一直知道我媽在做什麼事情，我對現在的時局也是很了解的，我從來就不覺得我媽做的事情有任何違法。但我媽自從走上維權道路後，三天兩頭就失蹤、被人打，我實在忍受不了，我怎麼能讓我自己媽媽這樣受人欺負？我只能反對她啊！」

廖敏月在網絡上實時發布自己與公安交涉的情，又委託律師介入事件。微博上，這個20多歲小姑娘的留言讓人心酸：「子不嫌母醜，父母很早就離婚了，媽媽工資從一個月400塊到一個月800塊把我養育成人，其中艱難是常人體會不到的，每每想起來都想哭。劉萍，她自己十幾年沒捨得買過新衣服，自己原來擺攤賣襪子，自己的襪子卻全是破洞，但她從來不捨得我比別人用的差……」

可想而知，劉萍始終不願意背棄的那一群維權上訪戶們，其中有多少是跟她一樣有沉重負擔的母親，廖敏月這樣前程似錦的大學生們，背後又承載多少母親長年累月艱辛的維權抗爭呢。然而如今，這個時代的荒誕劇即將再一次上演，這樣一群母親，僅僅因為想要養活自己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與廠方與政府周旋；這樣一位母親，僅僅因為一份樸素的正義感，就要被控以傾國覆邦的重罪！

如果說，劉萍因為不滿現有制度，挺身而出，維護自身權益、關注他人權益的人，是這個社會的少數「異類」，那麼廖敏月原本考慮家人安全和利益，儘量明哲保身的行為就是佔社會多數的「常類」。當今政府不正面解決社會問題，反而是耗費巨資用以維穩，打壓試圖發出不滿聲音提出意見的「異類」。長此以往，當愈來愈多的「常類」亦受到牽連影響，亦或是目睹聽聞不平後從此觸動改變，最終都會是忍無可忍的廖敏月。政府再發研究報告指出「網絡民意只能代表一小部份民意」，再將群眾當做「不明真相的群眾」玩弄於股掌之間，都只能是自欺欺人，一時聊以慰藉了。

文字江湖﹕沒有無知的自由

文 ． 鄭培凱

時常有人來訪問，總是環繞一個核心問題，問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創立中國文化中心，推動中國文化教學，是否要弘揚傳統中國文化？是否提倡國學？是否希望現代香港的大學生遵循儒家的倫理教誨？有個別的訪問者，還會聯繫到五六十年代的新儒家運動，問我是否承襲了新儒學，旨在復興中國文化？

對於這種問題，這種發問的方式，好像只准你回答是或否，yes or no，我總是感到難以遽然回應。好像你被推到法庭的證人席上，面前是調查過無數謀殺案件的檢察官，一臉嚴肅，盤問你跟被告的關係，只准回答yes or no，不准多做解釋或申說。你認識被告嗎？是。你和被告有親戚關係嗎？嗯，他的三舅媽是我四叔的… …停，不許解釋，yes or no？只好說是。可心裏那個鬱悶啊，那個說不清的窩囊啊，昊天無盡啊，他的三舅媽是我四叔的親家母的弟媳婦的阿姨，八竿子才打得到的親戚。何究竟算不算親戚，恐怕得查查親屬錄，還不一定能說清楚。面對檢察官的逼問，非要個斬釘截鐵的yes or no，你雖然不知道檢察官要問出個什麼，但隱隱約約感到，他心裏早已下了判決，就是要置被告於死地。跟你玩了半天yes or no，就是要讓你這個證人掉進yes or no的簡單兩極化的圈套中，繞啊繞的，繞糊塗之後，掉進圈套，只剩下非黑即白的選擇，拿你糊裏糊塗回答的黑或白，作為尚方寶劍，最後判決被告死刑。

我要弘揚傳統中國文化嗎？那要看什麼是傳統中國文化，怎麼才算傳統，什麼是值得弘揚的部分。人人都會說，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包羅萬象，少說也有五六千年的歷史，有精華，也有糟粕，真是剪不斷理還亂。怎麼訪問我的時候，就來個yes or no呢？我們研究歷史文化，希望一點一滴認清歷史的真相，梳理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與文化內涵，經常不是為了得出道德性的結論，不是為了判別絕對的是與非，不是發現文化傳統非黑即白，進步還是落伍，好還是壞。而是先要得到一定的客觀知識，得到認識複雜現象的辨識基礎，然後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斷，做出自己的選擇。還不能忘了，判斷與選擇是自己做的，要負責。

希望年輕人多認識中國文化，我倒是從來沒想過弘揚不弘揚的問題，沒想過是否提倡國學，更沒想到是不是繼承新儒家精神，推動第三波或第四波新儒學，以復興中國文化。我的想法很單純，希望香港的年輕人認識中國文化，是為了讓他們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了解生活在這種文化背景中可能遭遇的處境、可能面臨的心理挫折、以及可能追求的心靈提升。所有的人，都無法離開自己生存的文化環境，都無法提自己的頭髮脫離這個既繁華又渾濁的地球，因此，有必要了解自己生存的環境，以及影響生存環境的文化傳統。

無論香港人的政治認同如何，是否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喜歡五星紅旗、青天白日旗、港英龍獅旗、還是星條旗，你生活在中國文化傳統還在繼續繁衍生發的環境之中，為了自己的生存與發展，為了自己的心理平衡，必須多學習中國文化，了解中國文化傳統，否則真是一葉障目，跟自己過不去。我總是跟同學說，你可以自己選擇，可以愛，可以恨，可以喜歡，可以討厭，但是首先你得知道你愛什麼、恨什麼、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你總不能對中國文化一無所知，就說中國文化落伍、骯髒、封閉、愚蠢，比不上英國文化的先進與開放，所以你討厭中國文化，不想去知道，不想去了解。

我在大學裏推動中國文化的宗旨，是希望同學們知道，學習中國文化不是為了別人，是為了自己。了解中國文化，也不是了解與自己不相干的課業，而是要了解自己生存的文化環境。對於中國文化，你有選擇的權利，你有愛恨的權利，那都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是一個大學生，你沒有無知的自由。

文化和政治息息相關而文化又比政治更寛宏，更不為時間所囿，圖以強權壟斷所有『文化』的解釋，唯我獨專，其影響是短暫，文化的承繼必要經時間的洗禮，而個別政權在這悠長的過程是稍縱即逝，若沒有恒久雋永的人性價值，其影響是微不足道。就如散落四海的華人有著一種共同文化原素卻又因地區而存異，有它不可更易的大體，並有可塑的小體，令它有特色郤又不刻板。鄰近地區強推簡體字和普通話，嘗試以其政治權力扼殺方言，孤立正體字，但簡體字衍生的問題不單在文字混亂更危及讀者及用者思考方法，累贅的官方文章，長篇大論但內容空洞的例子俯拾即是，學者討論文章很多，不再重述。

馬傑偉：通緝

今天，電子網絡覆天蓋地，通緝一個人不難，逃避通緝則難上加難。追兇電影大家看過不少，神探無論由湯告魯斯抑或是劉青雲主演，要找一個殺人犯嗎，由Google到手提電話到7-11閉路電視，所謂天網恢恢，通緝犯總是百密一疏，也許是信用卡露了行蹤，也許被八達通出賣了，走到天腳底，還是露了底，乖乖伸出雙手，給戴上手扣了。

令人覺得幽默的是，香港警察通緝一個女子，有名有姓，有工作有出境入境，竟然追不上。還說，「伙記」打了十多次電話通緝而不獲。說這話的大佬竟可以忍得住笑！？你自己是警察，專長之一是偵查罪案。現在學生找演講嘉賓都懂得Google搜索啦。輸入名字，資訊一籮籮。要照片有照片，要工作單位有工作單位。幻想一下，重案組要找誰，電話註冊地址學校什麼同學會，有什麼難度？你打幾個電話找不到就算數，還算什麼通緝呢！那一個負責的重案組，豈不如一個中學的學生會！？找人，五年前還是有點困難的。今天，找人，真的不難。我等中年，小學中學的舊朋友，多年不見，今天都能找回來。人總有點歷史吧，facebook裏面真有很多失散的舊相識。這兩年，基本上潛水的，都浮出水面了。不要說朋友，陌生人也可以很快聯絡上。今天你和我留下的生活痕太多了，由八達通到搜尋器，要「通緝」一個人，普通人已經是易如反掌了。警方有內線有不少機密data bank，找人，更易。

公眾懷疑，遲不拘捕早不拘捕，為何在「佔中」啟動之時，那些只打幾遍電話就放棄的重案組，又可以有效跟進，在大街大巷把通緝犯拉個正？！

廉政危機 ﹕ 31 個 說 不 的 理 由

文 陳 嘉 文 、 楊 宇 謙

湯 顯 明 的 送 禮 清 單 見 報 後 兩 天 ， 午 夜 時 分 ， 電 視 播 起 「 香 港 ， 勝 在 有 ICAC 」 的 廣 告 。 理 直 氣 壯 的 口 號 變 得 荒 謬 ， 廉 署 落 廣 告 時 ， 大 抵 沒 想 到 這 竟 然 成 了 醜 聞 的 註 腳 。 沒 錯 ， 香 港 人 一 直 以 廉 署 為 傲 ， 九 七 前 後 的 大 堆 憂 慮 ， 其 中 一 種 就 害 怕 北 方 的 貪 風 南 吹 。 回 歸 十 六 年 ， 打 貪 的 機 關 居 然 爆 出 貪 污 案 ， 香 港 究 竟 要 如 何 處 理 ， 才 能 穩 住 核 心 價 值 ？

有 人 選 擇 在 立 會 帳 委 會 展 開 聆 訊 查 數 ， 但 嫌 只 見 帳 單 不 見 其 人 ； 有 人 到 廉 署 舉 報 ， 又 被 質 疑 是 自 己 人 查 自 己 人 ； 特 首 千 呼 萬 喚 委 派 小 組 ， 卻 以 檢 討 為 本 ， 搔 不 癢 處 。 於 是 ， 有 人 提 出 要 引 用 特 權 法 調 查 ， 結 果 是 人 稱 的 「 尚 方 寶 劍 」 一 出 ， 就 被 否 決 。 這 31 張 投 反 對 票 ， 說 不 的 理 由 又 是 什 麼 ？

記 者 於 上 周 三 及 上 周 四 ， 分 別 用 電 郵 及 電 話 訪 問 31 個 投 反 對 票 的 議 員 ， 最 後 收 到 17 個 回 覆 ， 雖 然 內 容 不 一 ， 但 所 持 理 據 大 致 相 同 。 為 免 累 贅 ， 記 者 嘗 試 整 合 ﹕ （ 見 附 圖 ）

後 記

對 於 議 員 來 說 ， 經 驗 尚 淺 的 記 者 ， 是 個 陌 生 臉 孔 ； 同 樣 ， 記 者 對 於 他 們 或 其 助 理 的 回 應 ， 很 是 意 外 。 議 員 獲 巿 民 授 權 投 票 ， 支 持 抑 或 反 對 議 案 ， 總 有 個 理 由 ， 回 應 與 否 ， 當 是 議 員 自 己 的 選 擇 ， 不 過 有 些 助 理 卻 因 此 而 困 擾 不 已 。 例 如 有 助 理 反 問 記 者 ， 議 員 所 屬 政 黨 的 其 他 議 員 如 何 回 答 。 亦 有 助 理 得 悉 記 者 會 如 實 寫 議 員 「 沒 有 回 覆 」 ， 就 逐 一 指 出 記 者 做 法 不 當 ， 例 如 指 記 者 把 查 詢 電 郵 傳 至 議 員 辦 事 處 不 常 用 的 電 郵 ， 又 指 記 者 電 郵 提 出 的 問 題 誤 導 ， 既 沒 寫 截 稿 時 間 ， 也 沒 說 明 這 是 一 個 「 電 話 統 計 調 查 」 ， 在 電 話 中 兩 次 問 道 ﹕ 「 咁 議 員 咪 好 大 壓 力 ， 一 定 要 答 你 ？ 」

 

安裕周記﹕「You Know」與「家是香港」

政治人物的虛妄，在於儘管以連綿不絕的單字或句子構建看似具有意思的話語，內裏則空無一物，美國曾有對這類人的講話量化分析，原來政治人物的說話可以高度壓縮。最近看過的是前總統甘迺迪女兒卡露蓮的統計，這位剛被奧巴馬委任為駐日本大使的名人後代曾接受電子媒體NY1訪問，半小時說了一百六十八次you know。在美式英語口語，you know的意思連中文的「唔」或「嗯」都說不上，其實就是廢話，卻是她平均一分鐘說五點六次。促狹者把她的名字改成Caroline "You Know" Kennedy，按照美國人習慣用法，名字和姓氏之間若有引號，就是那人的小名或綽號，八十年代NBA球星「魔術手」莊遜就叫Earvin "Magic" Johnson。

出身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卡露蓮幸好外派做大使，一切有公使和參贊代勞，美國對日本的政策亦不是她制訂，連見首相都可以想像講話內容早已擬定，you know見人的機會不大。根據美國憲法，外交權在總統，國務卿是執行總統外交指示的官僚，卡露蓮東京行腳定必十分輕鬆。題外話是日本對美國政治世家極為傾心，何這是六十年代的甘迺迪總統之女，六十年代初是日本經濟猛飛前夜，卡露蓮到任，足可一慰日本經濟泡沫爆破二十年來的失落心靈。

在政治語言學，「 you know」是大醇小疵，害不了人，倒是香港這年來各式政治語言壞透，最新的是「家是香港」。類似的隱性政治既滅語言，模糊視線，更能通過語言的扭曲及改變摧思想，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有鞭辟入裏的論述，此處不贅。中國在中共治下六十年發展出遠超一九四八年喬治奧威爾成書時的想像，「家是香港」則是這種表面是社會話語暗是政治語言的集大成，搖身一變成為制約以至控制社會的工具。

一九四九年後，香港在官方指揮下的類似「家是香港」今次不是首回。一九六七年暴動之後，港英炮製「香港節」，從花車巡遊到香港節小姐選美不一而足，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百年才推動「香港」概念，是懷柔政策的折射，通過確認香港並非「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這一虛妄說辭，令暴動後人心惶惶的社會恢復對港英信任。時維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歐美反戰學運高峰，也是第一次保衛釣魚台運動前夕，香港卻在「大亂之後有大治」的期盼下圖得休養生息，當全世界「東風壓倒西風」，香港「躲進小樓成一統」瑟縮一角。然而虛擬的社會和諧底下是劍拔弩張，維園舉行保釣和平示威，英籍警司威利掄起警棍就打，這一棍不但打得示威青年頭破血流，也一棍打破假情假意的所謂「香港情懷」。

一場工潮改寫社會史

今天的香港一如七十年代初那樣充滿躁動，四十天的碼頭工潮，寫下的不僅是香港工運史，而是新一頁的社會發展史。七百萬人在電視報章認識工會的何偉航，這個戴黑框眼的青年率領的不僅是一次工運，而是從藍領集中的葵涌伸展至精英雲集的港島中區戰略佔駐；此舉象徵意思明顯，是低下層直接來到決定他們薪酬的中樞登門挑戰。在這四十天的工潮，日日的發展不是我的觀察對象，而是投入相當多時間尋找具有意義的話語及態度。幾百萬元的捐款固是尋到的其一，但更有意義是工人在長江中心外紮營的一天，電視台訪問了三個看來像每天都到長江中心上班的白領族，兩位女性不僅沒有說工人阻路，更在語意裏表達了她們的同理心，一位男性則說工運與他無關。相信連何偉航也不會強求全港巿民同情並支持他們，但兩位女性的聲音，生動的勾勒出社會情勢的丕變。

何偉航和他伙伴的行動，顛覆了七十年代中葉香港經濟騰飛以來的社會階級以及倫理，四十年來的「香港價值」受到巨大挑戰，並得到不少社會人士和應。我把香港價值四字加上引號，是因為這一「價值」，是香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兩個車站，只是這一過程漫長悠久，拖宕四十年始在這次工運爆發質變。社會學者必會對這次個把月的另類革命投以注視，香港如何由對財富的膜拜尊崇，逐漸流向與已然成為體制主要成分的對立，這不是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十二或百分之九點八的加薪數字代表得了，是影響深遠的社會認知主客易位。

工潮與其他政治活動表面各行各路，但萬源歸一宗是民氣根本變化的體現，從學生到在業青年到工人到政治活躍分子，目標雖然各異，最大公因數俱是對當下香港不滿——對近年政治低壓的厭惡、對社會不公的反彈、對官員對貪污枉法的不滿，這些群體各自行動自力救濟，令北京和禮賓府追求的「和諧社會」無法實現，管治權威受到質疑。這對梁振英帶來巨大壓力，於民望低迷的現政府而言，任何不滿都可能是駱駝背上的那根草。

面對躁動特區祭出「家是香港」

特區政府無法有效應對社會躁動，這不是資源多少問題，而是梁班子沒有可以令人接受的政治及社會論述，在政治意識高漲社會，這是執政系統的可悲格局；我曾經想過主客易位來看這一情狀，想不出梁振英會有什麼法子平弭社會反彈。建制派表面上不承認人心浮動，可是執政集團以及其盟友在普選政改一事先天陷於被動，無以說服自己能夠安然渡過這一天塹。儘管建制派藉拉布事件在「浪費公帑」上甩出幾隻牌，可是這只是點數，不是技術擊倒，且北京大氣候日趨強硬，在香港這個每年六月四日晚上都有幾萬到十幾萬人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的海港城巿，特區政府更加難以反撲。

面對政治困局，建制一方這些年發展出一套雙重思考政治詭術，即通過模糊不清的言語，令到是非對錯模糊化，隨之以另一種經處理的政治語言包裝，用以控制社會對事態的看法（perception）。一年以來，香港巿民耳濡目染，看到的讀到的都是這類精心包裝的消毒語言，整個社會在文字迷宮耗得筋疲力盡，對這些不誠實的話語採取放棄態度，就在這一時間，「家是香港」來到眾人面前。港人早視這一千平方公里土地為家，何須政府推行運動教導巿民，路人皆見的是以廉價溫情來軟化社會的反彈，再配以教育系統「五四精神是尊重包容」惡意扭曲歷史，企圖馴化香港社會。

「家是香港」毋庸置疑是和諧社會的另一個名字，意圖以「家」的概念壓下異議。於遣詞用字，「家是香港」與「香港是我家」有根本差別，前者是「香港」為本位，後者是以「我」為根，兩者包涵了微妙的政治隱喻，映透出代表社會的「我」和代表執政建制的「香港」對立。中國文化對「家」的喻意是在同姓氏族下的共生共存，當要在兩者二擇其一時，「家」永遠比「我」排得更前。巴金名著《家》最能說明這種封建思想的戕害——覺新是長房長孫，為了維護這個四代同堂的大家族，凡事忍讓；他與梅表妹有一段情，但父親硬要替他找人說媒成親，覺新不敢說一個「不」字，無聲無息把自已的和梅表妹的一生幸福葬送，為的是息事寧人。覺新的弟弟覺慧則是與哥哥截然不同，他敢於挑戰封建殘餘，敢於與丫環鳴鳳相戀，最後出走家庭，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扭曲「五四」對歷史拆爛污

巴金形容自己是「五四運動的產兒」，《家》《春》《秋》三部曲在拂曉的民國初年是挑戰封建的武器，是對三千年封建餘毒的反發，想不到香港的教育卻把五四運動精神說成「尊重包容」，為了政治而把眾所周知的歷史論述如斯歪曲，學生受到的教育肯定是要做覺新多於覺慧，「家是香港」到底為何而來、為何而出，已是不言而喻。這種對歷史以及後代的不負責任拆爛污態度，特區政府急得連篡改五四歷史也在所不惜，總保守化的意識形態已是拔劍出鞘，寒光冒閃。

今天香港已然一分為二，是兩個對立的香港——  是執政者和企業的香港，一個是鐵了心要走出自己的路的香港。一場工運，一場佔領中環討論，四十年來的經濟倫理重新洗牌，北京自上而下的政治權威面臨質問。這刻的香港需要一套嶄新的論述﹕「什麼是香港」、「香港是誰的家」，其定義未來不會再由建制及其相關人等單邊決定，對第二種聲音的需要高唱入雲；此時此刻的香港，再一次來到歷史的門檻前。

周日話題﹕包容不下「五四」的香港

文 安徒

今年五月四日，政府在金紫荊廣場升旗慶祝「五四青年節」，主題竟是「尊重與包容」。因為港台電視節目《鏗鏘集》播出兩個參與學生的受訪時，照本宣科地口述這種對「五四精神」的錯誤理解，引致輿論嘩然。網上急急傳出要尋找「德先生」、「賽先生」的呼聲，勢要還「五四運動」本義一個清白。

當年北京的大學生，為了北洋軍閥政府在「巴黎和會」上未能捍衛國家權益，於是上街示威、罷課、請願、和號召罷工，更有學生聚眾火燒（交通及財政總長曹汝霖住宅） 趙家樓、痛打（駐日公使）章宗祥，青年學生高呼激進口號「外爭國權、內除國賊」……這些行為無論你同意與否，都是和「尊重與包容」八杆子都打不。顯見，特區政府對歷史符號隨插即用的程度，可以說已毫不要臉。

五四抗議風潮發生前後，中國青年熱中爭議國事，推動新文化﹕打倒「孔家店」、推倒「貞節牌坊」

，廢除舊禮教，批判儒家的倫理道德，推動國語運動、白話文學、科學精神、追求個性自由與解放，甚至有主張「全盤西化」。五四時期激進主義者的文化主張，並不拘泥於態度勇武的空洞姿態，而是充滿一往無前的戰鬥性和前衛精神。例如主張「把線裝書都拋入毛坑」的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就曾說過，「是亦謂新文化運動者，拋一香煙罐粗製之炸彈也」。

不同年代黨派扭曲五四

筆者不禁要問今年五月四日在金紫荊廣場上當主禮嘉賓的林鄭月娥，上述這些啟發青年參與五四運動的言論主張，是「包容」些什麼？「尊重」些什麼？……你就算不讀中史，不去查維基百科以了解五四的來龍去脈，只是去看看那部中共自己用作官方宣傳的《建黨偉業》電影，你都會問銀幕上那些血脈賁張，滿臉怒容的青年究竟在「包容」些什麼？「尊重」些什麼？

香港特區政府在紀念五四的同時，卻公然在踐踏五四，自是無恥與荒謬。如果寫《1984》、《動物農莊》的George Orwell再生，可能都要慨嘆自己的想像力望塵莫及。但是，話得說回來，港官公然以五四為名去羞辱五四，扭曲五四，其實也只是五四數十年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扭曲的歷史長河中的一點小浪花 。 數十年來有關五四的研究汗牛充棟，原因就在於每個年代，各個黨派，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都在扭曲五四，提供不盡的研究與辯論的題材。

先說中共，中共對五四的意義，長期以來都是以毛澤東的論調為本，挪用當中的「愛國、反帝、反封建」的成分，卻諱言「民主」與「科學」的面向，又刻意高抬五四運動參與者當中的馬克思主義者，貶抑、排斥、甚至醜化那些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中共的目的，就是要將五四運動的成果，單向地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促使共產黨的成立。中共官方論調視五四為「過渡時期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革命」，說到底，就是為政治社會革命作預備的一場「文化革命」。

這是毛澤東的五四運動觀，請問在金紫荊廣場上升旗的高官，你們有讀過毛澤東嗎？

一直以來，中共政策愈向「左」傾斜的時候，中共搭建的五四神壇上就愈不見人，只見聖像。在毛澤東晚年，五四運動更完全被扭曲為毛式「文革」暴力造反的先驅，科學理性、個體自由、人的解放等五四精神，讓位給以「反封建」為旗號的「紅色專政」。一直至鄧小平的年代，五四就搖身一變，成為青年「愛國主義」的代名詞。

可是，就算是中共創辦人之一的李大釗在一九一九年的文章也說，五四運動不只是愛國運動，也是人權運動。而馬克思主義也主要是在五四發生之後才大量傳播，根本並非五四事件的精神資源。可見，毛澤東對五四也只是隨政治之需要而挪用五四。而鄧小平時代，中共對五四精神的「維穩」定義，與蔣介石在北閥戰爭之後的取態，幾乎完全一樣。

當時國民黨名為表揚，實為抑制「五四」。因為「五四」所代表的學生運動傳統，對國民黨政權來說是心腹大患。所以，國民黨既要肯定五四，也要反對學生以學運干政。國民黨在一九二八年在官媒《中央日報》社論，宗旨在於「導正五四」，並引導青年回歸教室、皈依三民主義。這時候國民黨的五四觀是認為五四運動只適用於軍閥專政時期，當時「是希望青年到社會來，加厚革命的力量，促成破壞的運動，今後是希望青年回教室去，為將來建設的預備」。

今時今日，特區政府以「包容」、「尊重」來發揚五四精神，與其說是改寫歷史，忘記歷史，不如說是繼承國共兩黨「扭曲五四」的悠久傳統。

在三十年代末期，國民黨這種以「維穩」為主調的五四觀，在抗日救國的大環境下被迅速拋棄了。「五四」精神再被召喚，為的是國民黨要把青年運動都給統懾在「三民主義」的大旗下。當其時的五四運動觀，把五四運動都看成只是三民主義運動的一個支流。並批評當初的五四運動未能成功，皆因沒有一套統一了思想的三民主義所指導。

到了抗日戰爭打完，國共內戰隨即開展，國民黨有鑑於青年「投共」取向強烈，青年運動日益左傾，他們又反過頭來，反對中共利用學生運動。《中央日報》的社論又重新重原來五四運動的自發性，為的是反共。及至一九四九年敗走大陸，蔣介石深感五四的青年激進主義對自己傷害遠大於利益，於是更徹底地走上和共產黨「反封建」政策相反的「尊孔讀經」之路，以「復興中國文化」的保守主義主張為「反攻大陸」的文化大計。而為了爭奪五四詮釋的話語權，蔣介石於是將民主精神解釋為「紀律」，又將科學的意義解釋為「組織」。並附上民族主義和倫義道德作為青年要信服的精神。和今日特區高官把五四精神定義為「包容」和「尊重」，實在互相輝映。

香港少受五四運動影響

除了發揚蔣公扭曲五四的遺訓之外，特區政府之所以能夠如此肆無忌憚地當香港人是歷史白癡的原因，當然因為事實上長期的殖民政策，不少香港人的確是歷史白癡。以「非歷史化」作為「非政治化」殖民治術的補充，的確是有效地維護舊的殖民統治，也有利於新的殖民統治，兩者只是同一個譜系的不同片段，按同一個劇本由不同演員飾演的把戲。

的而且確，香港是中國最少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地方。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直至一九二六年北伐，整個中國的主要大城市都受五四的新文化狂所影響，民風驟變，以新為尚。可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卻颳起了一股復古風尚，因為在香港的統治者也感受到五四激進主義對其統治的不利。時任香港總督的金文泰，就帶頭吹起這股復古之風，請來清朝遺老那幾個太史公來香港大學主理中文教育，鼓吹讀經。還交付重任，由他們來主理修訂中小學用的漢文課本，傳遞「孝悌忠信」的儒教，一邊歌頌英皇佐治五世的功業，一邊教儒家忠孝之道。其用「讀經」來延續在中國大陸也不再受觀迎的華夏故教，比蔣介石還要有先見之明，也令先後到訪香港的胡適、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大旗手為之側目，這些五四新文化人，對香港的倒退，可說甚少包容與尊重正是為一個非常有趣的「殖民傳統主義」（colonial traditionalism）的案例。

或者，正是英國統治者尊重了和包容了中國的復古文化，所以，香港沒有產生過半個五四式新文化人物和歷史英雄，在殖民地底下，民主、人權、科學等五四精神，也並沒有發生過深刻的內部革命，取代過去香港華洋共治的殖民體制。於是乎，那保守，甚至是封建氣氛濃厚的社會文化體質，也頑強地存在，以致一如容許納妾的「大清律例」也只是在晚近的一九七○年代才予以廢除。

五四新文化運動與香港如此擦身而過，所謂香港核心價值的虛浮與不踏實，實在有其歷史根源。以致今天的高官，隨意把「五四」一段歷史當作幾個空白空洞的符號，按政治需要填塞任意內容，也不會令主事者有愧對古人的羞慚之意。

無恥，就是如此在殖民奴性下鑄造而成的！

在一片復古倒退的反動浪潮席捲神州大地的今日，香港反動力量的步伐，會不爭先獻媚／獻醜嗎？

張圭陽：5 ‧ 12 汶 川 地 震

5 年 前 的 5 ‧ 12 汶 川 8 級 大 地 震 ， 死 了 6 萬 人 ； 37 年 前 的 7 ‧ 28 唐 山 7.8 級 大 地 震 ， 死 了 24 萬 人 ； 22 天 前 的 雅 安 7 級 大 地 震 ， 死 了 200 多 人 。

有 了 互 聯 網 ， 要 追 尋 記 憶 ， 就 容 易 多 了 。 在 圖 片 中 搜 尋 唐 山 、 汶 川 、 雅 安 ， 苦 難 人 民 的 面 貌 是 一 樣 的 ， 不 一 樣 的 是 救 災 人 員 的 衣 著 和 救 災 設 備 。 37 年 前 的 救 災 隊 伍 ， 清 一 色 由 軍 隊 負 責 ， 救 災 用 的 工 具 是 鏟 和 雙 手 。 5 年 前 的 救 災 部 隊 ， 軍 隊 以 外 ， 有 救 災 武 警 ， 身 穿 鮮 橙 色 背 心 。 雅 安 地 震 ， 災 區 第 一 時 間 就 出 現 了 重 型 的 起 重 機 ， 救 災 人 員 身 上 的 裝 備 上 多 了 通 訊 設 備 ， 災 區 出 現 了 大 型 的 帳 篷 、 有 規 模 的 醫 療 隊 伍 、 賑 災 中 心 … …

公 共 媒 體 上 公 民 議 論 的 聲 音 也 比 以 往 的 不 一 樣 。 網 上 列 出 捐 款 名 單 ， 哪 一 個 企 業 單 位 捐 了 多 少 錢 、 捐 了 什 麼 ， 都 有 紀 錄 ， 也 有 人 在 議 論 。 有 網 民 說 ， 捐 什 麼 也 沒 有 用 ， 紅 十 字 會 捐 出 一 個 郭 美 美 就 可 以 了 。 兩 年 前 一 個 年 輕 貌 美 的 女 子 郭 美 美 在 微 博 上 展 示 名 貴 跑 車 、 手 表 、 衣 飾 ， 又 自 稱 是 紅 會 商 業 總 經 理 ， 經 過 媒 體 調 查 ， 郭 美 美 又 與 紅 會 的 相 連 企 業 負 責 人 有 關 連 ， 再 往 下 說 ， 內 地 的 傳 媒 卻 紛 紛 封 了 口 。 官 方 媒 體 不 提 ， 人 民 也 沒 有 忘 記 ， 內 地 紅 十 字 會 要 人 民 捐 款 ， 人 民 就 要 紅 會 先 交 出 郭 美 美 其 人 ， 說 清 楚 她 與 紅 會 的 關 係 。

過 往 官 方 媒 體 報 道 災 難 ， 都 有 一 個 既 定 報 道 模 式 ， 就 是 先 報 道 軍 警 如 何 英 勇 救 災 、 地 方 官 員 如 何 竟 夜 不 眠 、 中 央 官 員 如 何 快 速 到 達 災 區 指 揮 … … 至 於 死 傷 人 數 ， 當 然 是 要 經 過 有 關 部 門 數 天 的 協 商 同 意 ， 才 能 公 布 。 雅 安 地 震 後 ， 電 視 觀 眾 群 再 也 不 接 受 這 種 既 定 的 報 道 模 式 ， 罵 聲 不 斷 。

天下太平﹕政府宣傳片之低調警察

文 路家

這意念來自最近有一名女子，因兩年前的遊行集會到最近才被拘捕，我想那女子難道是黑玫瑰嗎？曾有黑影問題的警方解話說早於2012年1月已正式通緝她，但選擇低調行事，所以不到其辦公地點拘捕以免對其同事造成影響，就是這樣一直維持我睇你唔到，我捉你唔到的靈異狀態達一年多之久？我想警方如此「體貼」確實值得表揚，宣揚這種警隊「正面形象」最適合拍廣告，今次的武器是民間自發為警隊拍廣告！

根據法例，申請演員穿警服拍攝是須要向警察公共關係科申請的，批核的準則有兩個重點，一是那套制服整齊與否，頭髮一旦過長，不符合警員形象，最終可能不獲批拍攝該段戲份，所以申請時要呈交該演員穿上整齊戲服拍攝，（有肚腩不知會否被拒？）另一條件是該場戲的劇情內容能否反映警隊的正面形象。這部門比警察投訴科有效率得多，批核過程只須三天，三天就可知該「劇情」有否損害警隊形象。所以我建議申請拍一個表揚低調警察廣告，並向市民宣傳主動查詢自己有沒有被通緝的方法？但我又不懂寫劇本，惟有改編同樣於2012年1月大結局的《天與地》﹕

鏡頭第一幕中環街頭有一大群群眾自發聚集在街上，佘詩曼手提大聲公布道﹕「今晚有好多人來到聚集，是因為佢唔甘心一個獨立自主的生活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商勾結剝削丟棄，佢更唔甘心繼續依附在主流的建制裏任人擺佈我們的民主命運…今晚我度呼籲警方、傳媒和市民不要害怕我們的聚集…依並唔係唔和諧的表現…」

「你可知自己有否被通緝？」

鏡頭一轉，便衣下屬問穿著軍裝戲服的音樂情人鄭子誠要不要拍下佘詩曼作日後呈堂證供，鄭子誠憤斥便衣下屬停機，以免對其他人造成影響，他又說﹕「來遊行示威的人都是獨立自主，拘捕所謂主辦者就是對香港民主自由的打壓，更何群眾是因這個政府的惡行召喚而來而非所謂主辦者，我們應低調地向周邊不明白的市民解釋才是叫做盡了協助遊行示威工作。」

最後畫面有一字幕——「佘詩曼！你可知自己有否被通緝？警察熱線﹕2527 7177」

 

生活達人﹕陳淑莊 出得嚟還

跟陳淑莊做訪問，很容易，也很困難，因為她很透明，甚至，太透明。

她總是無所不談，公眾對她的出身家庭感情事甚至興趣都好像瞭如指掌，大家都跟她很熟似的。

這一年，議員陳淑莊變成市民陳淑莊，很多人問，她其實在做什麼？

大半年後再說敗選心情，原來很多東西也需要時間沉澱，「我覺得欠了七萬幾人一。」多謝她讓我告訴大家。

好了，不用多等四年，她已準備還債。

《出得嚟還》，不論你是否那七萬人。

還7萬人一票  選舉誰欠誰？

一年前在新立法會大樓，百忙抽空談她的首個棟篤笑《戴錯野夫人》，她請我喝了杯超值的$10 Cappuccino，當天她聲音沙啞，沒法子，一邊面對無休止的立法會會議，一邊準備演出，不累才怪。一年後我們在大鴨仔旁，忙裏偷閒，這次她請我吃afternoon tea，一邊幫途人影鴨仔，一邊興奮地談第二次棟篤笑。沒有了議員身分的陳淑莊Tanya，其實都是一樣，只是現在精神百倍。回想七年前在港大的課室，一起上文化政策的課，當時認識的是《東宮西宮》的陳淑莊，她也只是公民黨黨員，然而政治與舞台，因緣際會，有意無意間已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即使那時她的正職其實是大律師。上次的棟篤笑是她臨結束四年議員生涯前的一個小結，今次再做，是關於一個「還」字，「其實選舉之後一直有些感覺，好像欠了七萬幾人，特別是每次在街上碰到有人跟我說投了我一票，叫我畀心機，坦白說，感覺很難受，覺得欠了人，那怎樣還呢？」她覺得自己欠了人，她的朋友說其實是別人欠了她，誰欠誰，誰又要還給誰，「出得行，預要還」是否天理定律，「我很喜歡《雲圖》，電影中說的天理循環讓我想到很多事情」。

「七一出行 有人還嗎？」

宣傳海報上Tanya拿元寶，「本來是沒有特別意思，後來我想，欠債還錢，我們覺得很多東西也可用錢還，不過是今世還是下世？其實香港人經常也要出行，元旦、七一、六四、五一，至少這些日子也避不了，可是我們經常遊行，有人還嗎？」「還」也是「環」，「中環、西環、甚至銅鑼灣、土星環，還有那個電視劇《甄嬛》……」不用多說，這是關於香港的事，政治時事社會現象，「肯定會談佔領中環，我們也會談談講大話，也不止是針對某個人，事實上今天很多事情的發生好像都在挑戰我們的價值，從前認為對的，今天有人說是錯，肯定是錯的，卻有人接受得到」。Tanya說正在看Born Liars這本書，說的是關於人講大話是先天還是後天，講大話的人又有什麼小動作，面部表情又是怎樣，「其實講大話的人是比較聰明，可是聰明與講大話又是否一定是一個套餐，我們一定要接受？」

上舞台 還原真我   阿媽點醒 扮黃毓民=做陳淑莊

姑且說《出得嚟還》是Tanya還給支持者的第一步，用舞台用棟篤笑形式，確是她手到拿來的事，「當然舞台不止我一個，是很多人一起的創作，不過棟篤笑始終是個人化的表演，也是最能表現最真誠的我。其實演出《東宮西宮》時我已明白到舞台是最能安全地表現真我的地方，特別是當時我還未是公眾人物，而且科技也不像今天，沒有人知道我是怎樣的人，不用告訴別人我的想法我的過去我的內心世界，可以在舞台上盡情表現，因為在這裏所有人也認為你是在做戲所有東西都是假的，其實卻是真的。」於是Tanya說有個「《東宮西宮》的陳淑莊」，直至陳媽媽的一句話突然令她驚醒，「當年我扮黃毓民的一段戲得到很多讚賞，我跟媽媽分享喜悅心情，怎知她說，我只是在做自己，當頭棒喝，醒了！原來我是一直找不到安全的地方表現真我，直至踏上舞台，我知道已是沒法回頭。」

接觸市民/跟觀眾互動 兩回事

然而Tanya的政途走得比舞台演出更快更見效，2007年當選山頂區區議員，2008年走進立法會，議會新丁把時間都放到政治上，「當選區議員後只做了一次《東宮西宮》，之後便完全停了舞台的工作，其實當議員期間經常有機會參觀劇院，當然很多時候也會上台演說之類，心裏很掙扎，走到劇院到台前看看，然後便到後台走走，坦白說我是刻意避開舞台，因為我知道感覺會回來，記得有次參觀新落成的青年廣場，很不情願站在台前，我知道一定出事，所有感覺都會湧回來，那時我真的沒時間沒空間，想也不敢想舞台的事，好像你很喜歡一個人卻不敢承認，因為你知道是沒可能發生的事。」如果是我們欠她而不是她欠我們，出得還，這次也還她重返舞台的機會，台上沒有台下，舞台也不可能是舞台，「舞台吸引之處是能跟觀眾互動，雖然做議員常接觸市民，但兩件事情是很不一樣」。

她說上次是如有神助，像奇蹟一樣，「上次我向黃子華請教，他說大家都知道我沒有時間，又是第一次，所以不用太大壓力，如果這樣說成立的話，這次便是完全相反」。重返舞台當然很開心，壓力自然來，「好了承認自己真的很愛舞台，那麼我要用什麼方式去愛她，對自己也有所要求，我也希望細水長流」。有第二次會否有第三次，「其實沒想過，應該說是不敢細想下去，自問年紀也不小，體力是否還應付得來，個人talk show需要很大的體力，是否可以另一種方式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日後是否一定是我個人表演，還是我在幕後，支持其他人去做呢？」Tanya其實已想到怎樣延續她對舞台的熱愛，不久將來會有公布。

新動向 還有……   下屆再選？

舞台繼續，政治又怎樣，乾脆問她下屆會再選嗎？「根據選舉條例我不能回答你，哈哈！」大家心中有數，四年議員生涯一下子完結，「雖然也有預計到這個結果，但到真的發生時確實要時間適應，四年時間剛讓我習慣了一種生活模式，一下子要改變也要時間去調節，真的要再次多謝陳志雲，選舉過後不久就找我主持《晴朗》，除了是精神寄託，也令我明白到自己是離不開政治。突然間什麼議員也不是，的確有點失落，不是眷戀議員的身分，而是要問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是否繼續從政？」答案是肯定的，客串電台節目、之後在now主持，大家也不用擔心她沒事幹，「這段時間去了幾次旅行，休息調整心情，當然有繼續我的專業，也有幾個專欄要寫，還有黨務要負責，我是個不能停下來的人」。

Tanya說現在生活上最大的轉變是多了自由時間，從前一天都在開會，白天立法會開晚上跟街坊開，然後就是爭取時間看文件和休息。「多了跟朋友吃飯的時間，也會跑步做運動，一星期至少三四天，生活也必須有個框架，當然我也喜歡偶爾打破規矩，讀法律的人到底也會跟隨規矩，即使藝術也不一定是完全的自由自在，要有歷史、傳統去跟。」

四年時間不算長，成績也不是短時間看到，Tanya說議員生涯帶給她很多很多，「做新議員有很多新經歷新體驗，絕對是豐富了人生，而得到最多的是因不同議題而認識的戰友，這是我最意想不到的收穫」。她說如果要說失的話，就是睡眠時間，「現在可個夠，如果失是暫時性而又可取回的話，也不算是什麼」。

舞台不止在議會 還有民間社會   香港 政治 離不開

今天她是局外人，從外看議會，「今時今日做議員的確很辛苦，要成功爭取的過程很慢，這是制度的問題，所以與其要在議會內爭取支持，不如爭取社會的支持，反國教一役便是最佳例子，舞台不止是在議會，還有民間社會，然而議員還有其價值，不要忘記立法會議員的說話都會成為歷史」。議會內外，舞台內外，離開又回來，「離開是太難了，我知道我是離不開政治、離不開香港，香港是我家嘛，不是做騷的『家在香港』！」Tanya說自己爛命一條，媽媽也可自己照顧自己，可是從沒想過離開香港，「只是小時候想過要到外國讀書，在香港土生土長，所有東西都是香港給我的，不留在這裏還要去哪裏」。

我們貪高興去看鴨仔，無無聊聊地玩了一陣子，「梁堅說香港人原來這樣喜歡假．大．空的東西」。梁堅是talk show的創作成員之一，棟篤笑記者會上杜汶澤送了鴨仔給Tanya，我們又拿了小鴨去碼頭影相，攝影師問talk show會說鴨仔嗎？「未必唔講鴨！」「未必唔」， 梁振英上身喎！跟上次一樣，棟篤笑門票收入扣除開支會撥捐慈善機構，今次受惠機構是勵智協進會，推動智障兒童福利及權益。

吃了一口朱古力蛋糕，啪啪聲，「噢，我知道我知道，那是爆炸糖呀，我剛在有線教過」。然後她把食物掃清，政治與舞台，是兩樣也可以是一樣，假若要加一樣，看來是飲食節目。

李歐梵: 永遠的《今天》

李歐梵和北島攝於九十年代初

現代性是短暫的、臨時的、瞬間即逝的；它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久的、不變的。——波德萊爾

回想《今天》雜誌，我不禁又想到了波德萊爾的名言。當《今天》以油印的大字報形式第一次出現時，誰會預料到它竟然能如此持久？從二十世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 今天！反而我覺得我們生活的現在是短暫的，臨時的，瞬間即逝。《今天》雜誌已經成為歷史上的里程碑。數年前，當有心人把早期的《今天》重印成冊，北島送我 一套，我拿在手裏，頓覺它是意義珍貴的「藝術品」。能和《今天》結緣，余有榮焉。


猶記得三十年前我初見北島的情景，至今印象深刻。一九八○年我第一次到北京，表面上是為了公務：代表當時任教的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和北京外文出版社商談合 作業務，但私底下最想見的反而是被禁的或海外不知名的新一代作家。北島的名字，我還是從一位來自中國的學生口中聽到的。「朦朧詩」這個名詞第一次在中國文 壇出現，我當時很好奇：到底這些「朦朧」詩人寫的是甚麼？為甚麼叫做「朦朧」？有甚麼大不了？最多還不是現代詩的代名詞？台灣五十年代就有人討論現代詩 了。只有在當時中國大陸特別的政治環境下，才會產生有關「朦朧詩」的辯論。因此我在未見北島和他們這些朦朧詩人之前，早已同情他（她）們的處境了。


我在印第安那大學的那個學生有一個住在北京的好朋友，名叫陳邁平，他認得北島，而且是「親密的戰友」。這個關係可遇而不可求！於是我一到北京，在友誼賓館住定，就和邁平聯絡，約好見面，並且請他帶北島同來。


那次見面像是電影中的一幕：記得是先到邁平家，然後北島才來會合，偷偷摸摸的，不敢告訴同行的美國同事。至少在我心目中他們還是所謂「地下作家」，心情緊 張，但他們二人完全不當一回事兒。記得邁平平易近人，而北島倒真像一個「地下領袖」，個子高高的，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他和另一位年輕作家——怎麼來的已經 不記得了——展開激辯：一個說文學永遠要為社會說話，為民請命；另一個說文學必須回歸自己，回歸藝術。後者當然就是北島。我心裏同情他，但覺得他這種看法 根本在中國不可能生根。回美國後，我還應約用英文寫了一篇〈北京通訊〉（Letter from Beijing），發表在一本著名的文學雜誌Partisan Review，文中故意用「Mr. A」和「Mr. B」作為代號，怕連累到他們的安全。


事後證明我那時候的看法大錯特錯。我在八十年代初接觸到的中國文壇（我也結識了不少老中青三代作家，包括劉賓雁、王蒙、諶容、張潔等，還有幾位作協和文聯 的負責人）已經開始鬆動，各家各派對文藝的意見差別很大，但不少作家還是心理壓力很大，不敢暢所欲言；反而是北島這幫年輕人無牽無掛，勇於創新。《今天》 初期的文藝主張，現在看來，實在沒有甚麼大膽之處，然而那時文壇的「今天」畢竟擔負了太多過去的陰影，還不敢展望將來。《今天》雜誌所追求的其實就是「現 時」——而不是當時的社會「現實」——的感覺，以及它所孕育的藝術上的可能性。早期《今天》所刊載的詩和小說，都是在捕捉這種個人的、內心的「現時」感， 而不是重蹈五四寫實主義的傳統；所以必須用一種新的語言來描寫。但這種語言並非從天而降，也不是直接從當時的西方「移植」過來的（至少他們對於外語的掌握 還是有限，和俄國詩人Joseph Brodsky為了讀英國詩人奧登W. H. Auden的詩而自學英文的情況不同）。我多年後追問北島，才知道原來他們在文革期間看過不少只供內部閱覽的「參考資料」：內中就有不少先輩大師們繙譯的 西洋現代文學作品。這段文學因緣，還有待學者仔細研究。我只不過立此存照。


八十年代末的關鍵時刻，「六四」事件發生了，它的直接影響，就是切斷了文藝界真正「百花齊放」的願景。《今天》也跟着北島流亡，被迫連根拔起，移植海外， 先是愛荷華，後來又到了香港。對北島本人和不少作家而言，「六四」更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國內形勢一片大好，文學創作欣欣向榮，新冒起的作家和新的文 學探索層出不窮，如果沒有六四，《今天》足可在文壇站一席地位；六四以後，他們搖身一變，成了「流亡作家」。其實流亡本身並不稀奇，不少二十世紀的作家都 流亡過，甚至視流亡為現代文學的常態。然而對中國作家而言，離開了國土「中心」，幾乎無所適從，各種變態心理隨之而生，悲劇纍纍。難得北島有毅力，把逆境 變成新的挑戰，無形中也為自己的詩作打開了新的版圖。《今天》雜誌的內容也開闊了，不只以中國大陸為視野，而是從邊緣反思中心，並放眼世界。這種事說來響 噹噹，做起來卻不容易。


北島變成「流亡作家」以後，他個人的心路歷程當然由他自己來回憶。但就生活的經驗層次而言，這一段漫長的歲月卻是多采多姿的。至於我和《今天》的「海外關 係」，一時也不知從何說起。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後天安門」的日子，也彌足珍貴。那時候我不知哪裏來的幹勁，不停地活動，奔波美國各地，自認是「為當代 中國作家服務」，自己的學術生涯完全被一個信念所驅使：這個剛剛開花尚未結果的「新文化」不能被主流政治所把持壟斷。記得我寫過一篇學術自傳式的英文論 文：On the Margins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首次從文學和文化角度探討「邊緣論述」和「中心」的關係：我認為邊緣的文化版圖也是多元的，比以國界為範圍的「中心論述」廣闊得多。 在文中我還更特別提到剛冒起的「尋根派」小說家。這篇文章，是應杜維明教授之邀而寫的，當時他剛提出「文化中國」的口號，我當然回應。現在回想起來，我這 個論述，顯然受到「後天安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處境的影響，特別是「芝加哥幫」的朋友和《今天》的詩人。如今大家各自東西，只有我和北島反而變成香港同一 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同事。真可謂命運的安排。


前幾天北島在電話中鼓勵我多寫一點個人的回憶，我竟然把個人生涯中不少與《今天》相連的關節忘了，經他提醒才又召喚回來。也許這正是活在資本主義的香港 「當下」的毛病——不自覺地健忘。我想從自己過去的作品中尋找《今天》的影子，突然記得曾經寫過一連串的「狐狸洞詩話」在《今天》連載過，但似乎從沒有收 藏於自己的雜文集中。（編者按：其實收錄在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狐狸洞書話》裏）我一向研究小說，為甚麼寫起「詩話」來了？這當然和北島與 《今天》有關。


「狐狸洞詩話」的內容我已經記不得了。但其出發點很明顯：我希望把中國當代詩人的「中心意識」打開，把現代詩的範圍和中國參照系統也打開，跨越國界，從西 方經驗中開闊視野。因為自己在這方面的學養有限，所以寫時往往力不從心。後來我在哈佛任教時，還特別開了一堂中國新詩的研究生課，探討中國新詩的文字和聲 音的關係，這也是受到北島和《今天》的啟發。一首新詩是否必須經得起朗誦，聲音出來之後才能完成？我想到的參照是當時（八十年代）還很走紅的俄國詩人 Yevtushenko，我曾聽過他的朗誦表演，至今難忘。北島呢？初時我覺得他和艾青一樣，不會朗誦自己寫的詩，他那首傳誦一時的詩《回答》，我認為必 須朗誦以後才能見其效果。據說天安門廣場的青年男女最喜歡朗誦的就是這首詩。後來北島的朗誦技巧逐漸成熟，自成一格。也許就是多年流浪海外各地、參加各種 詩人聚會和學術會議的結果。在這眾多的活動中，我也有份，扮演了一個次要角色。


六四學生運動發生之前，我在芝加哥大學向美國的魯斯基金會申請到一筆「合作研究計劃」的基金，三年為期，總的課題是「文革以後的文化反思」，「六四」的震 撼使得這個研究計劃更顯得逼切。我請到劉再復、李陀、甘陽、許子東、黃子平等人，作為計劃的固定成員，每周定期開研討會。也請了不少來自海峽三岸和美國各 地的學者、作家和藝術家，作短期訪問。北島也成了我們「芝加哥幫」的特邀嘉賓。北島和我們混熟了，變成了「老北島」（可能是李陀起的外號），形象忠厚，時 常被我們開玩笑。討論到創作的時候，大家興高采烈，說起話來毫無遮攔。記得當時我就提出：我們不能自掃門前雪，中國當代新詩必須面對世界的挑戰，鼓勵北島 多讀世界各地詩人的作品；既然被迫流浪，不如利用機會打開中國的當代新詩的格局。北島完全做到了。


除了芝加哥之外，北島在美國流亡時期的活動重地就是愛荷華。記得八十年代中期，我初識北島之後不久，有一次我受邀在該校作演講，觀眾席突然一陣騷動，原來 舉世聞名的「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的主持人聶華苓和安格爾也來湊興。我很緊張，但還是硬着頭皮談北島的詩。那場演講，可能令聶華苓夫婦留下印象，甚至 連我自己也沾了光，後來變成他們的女婿，此是後話。但我可以斗膽地承認：北島後來受邀到愛荷華，我也算是始作俑者之一。北島後來到了愛荷華，這才把《今 天》雜誌也遷到愛荷華。我知道北島為了募款支持《今天》的出版的確花了一番苦心，連這個美國小城的一家中國餐館的老闆也不放過，又結識了兩位知音——譚嘉 和呂嘉行夫婦，他們義務幫忙，才能勉強把《今天》維持下去。好在這份雜誌的象徵和實質意義在美國學界逐漸受到重視，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受到感召參加編 委會，共襄盛舉。


這一段史話，我扮演的角色並不吃重，只不過參加幾次會議而已。我因為自己初婚，又從芝加哥搬到西岸的洛杉磯，一時自顧不暇。但責任所在，不能把芝加哥的 「魯斯研究計劃」棄而不顧，更重要的是我的「芝加哥幫」。一九九○年秋，我離開芝加哥大學，接受洛杉磯加州大學的教職。但心在芝加哥，每月和暑假都飛回相 聚。當然也邀請被我「遺棄」在芝加哥的老友們到洛杉磯來演講座談，大家在南加州的陽光下濟濟一堂。記得北島也是常客之一。我為他舉辦了數次詩歌朗誦，還錄 成影像。這些場合逼得北島鍛煉他的朗誦技巧，也因此結識了更多的「粉絲」。


記得當時北島最關心的問題還是募款。於是我不得不硬着頭皮，陪他「下海」。我在洛杉磯遇到多年不見的台大外文系的幾位老同學，其中一位女同學是當年的「系 花」，現在成了富婆。她熱情地請我們到她家做客，我和北島當然不放過這個機會，他當場念詩，我為他敲邊鼓，大講詩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一般不接觸新詩的 人必會說一句客套話：「新詩太難了，我不懂。」其實就是表示不喜歡。我不得不費盡心機，改變他們的想法：譬如流行歌的歌詞算不算詩？唱得琅琅上口，原因何 在？難道只是歌曲動聽嗎？我們說話的時候有時不經意用了意象式的句子或有節奏的韻律，那不也是詩嗎？……信口雌黃，目的就是要他們捐款。現在回想起來，真 是恬不知恥。不過我這位老同學十分有義氣，還是聯絡她的朋友捐出一筆錢。《今天》得以維持來自於這些分毫的慷慨資助。


「後革命時代」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點點滴滴的隨時隨地的經驗織造而成的，沒有甚麼英雄氣概，然而充滿了人情味。北島和他同代的中國詩人在海外的流亡經 驗，說不定將來會拍成紀錄片。現在回想起來，腦海中也不覺湧起像一部電影的「蒙太奇」式畫面，但敍述的時空連接線卻模糊了。北島的流浪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除了美國，還有歐洲的大小城市——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捷克的布拉格、荷蘭的萊登，是我腦海中「紀錄片」的三個重點，時間都在九十年代，細節記不清了，好在 《今天》雜誌有文字可循，北島和其他詩人在作品中也留下不少印記。更可以從各人的舊照片中重溫舊夢。我只記得在布拉格的一間地下酒吧舉行的一次詩歌朗誦 會，主持人是我的老友Martin Hala，他也是捷克的一位年輕漢學家。那晚他請到布拉格的幾位詩人來朗誦繙譯成捷克文的中國詩人的作品，我雖不懂捷克文，但聽時仍然深受感動，因此更相 信詩的境界可以超越國界和語言的隔閡。那晚的一個小插曲，至今記憶猶新。原來我身旁坐着一位捷克美女，北島和其他幾位中國詩人一直瞪着我看，眼中似有妒 意，想過來交談，不讓我「獨佔」。後來我還寫了一篇調侃北島的雜文，刊在《今天》某期。現在回想起來，不禁莞爾。時光荏苒，我和北島都過了不惑之年，然而 他依然為了《今天》孜孜不倦的奔波活動。


不知不覺又到了《今天》的一百期紀念。也許因為我年老記憶衰退，很多細節都記不得了。不能為《今天》立傳，只能寫點回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我的心目中《今天》早已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了名，永垂不朽，變成「藝術上的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