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不解法治不通情 滬港通京港不通

一、負責香港政改的京港官員，要是能夠像推動「滬港通」的工作團隊般執中扼要、掌握訣竅，京港就政制改革而衍生的分歧與矛盾，肯定不會像當前那樣一團糟！

李克強總理今年四月十日在「博鰲論壇」上透露，國家將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為上海和香港股票交易的互聯互通，創造條件，以使兩地資本市場能夠雙向開放和發展。那是「滬港通」成事在望、推出在即的先聲。

滬港股票互通交易機制（簡稱「滬港通」〔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包涵「滬股通」和「港股通」兩部分，前者讓投資者委託香港證券經紀，透過港交所的證券交易服務公司，向上海證券交易所買賣規定範圍內的 上海股票；而後者則是反過來讓投資者委託內地證券商，經由上海交易所的證券交易服務公司，買賣香港聯交所規定範圍內的香港上市公司股票。此一安排如今正處 於市場測試階段，可望於今年十月間正式啟動。

「滬港通」尚在整裝待發， 已經備受國際金融界關注，為上海及香港股市帶來憧憬和刺激，甚且流入傳之甚盛 的「熱錢」，影響了近月兩地的資金流向和交投量。科大商學院顏至宏教授昨天（十九日）在本報「專家之言」版「解牛集」欄的大作，對此新機制所隱含的制度疑 點及操作風險，作了言簡意賅的剖析，是投資者認識相關問題的好參考。

筆者現在無意深入跟進「滬 港通」的問題，缺乏相關專業知識之外，還在於目前更揪心的政改問題爭拗日趨緊 張，分不了神；不過，對此問題的論述，真是珠玉在前，讀者不會因為筆者難下筆而有損失。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在開展「滬港通」籌備工作時寫過一些「心 法」，筆者有所「感悟」，以為那正是當前香港政改諮詢砌（拼）圖中找不着的缺失板塊（missing puzzle pieces）。

國內與香港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日趨全面，那是業界公認的必然發展。可是，滬港市場的結構大異其趣，靜候兩地市場自然接軌，十年八年亦未必能「無縫接合」。李小加說他是在盡量避免改動兩地現行市場結構和規則的大前提下，設法提早實現上海與香港之間的市場互聯互通。


二、李氏以水管設譬，說香港的國際化市場好比方形管道，而內地市場 管道卻是圓形；加上雙方的閥門（valves）結構及水壓不盡相同，「滬港通」的設計便當發揮「連接轉換器」的作用。至於設計的最大考驗是「要在兩邊『水 管』不改形狀的前提下，把兩邊市場有效有機地連接起來，既要保持水流暢順，還要保證系統能夠充分承壓，做到水不淹、不漏，閥門開關靈活自如。」
李小加的「水管說」，援引 到金融市場，等於說香港與上海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滬港通」成 為強化兩地合作關係的新起點，前景亮麗。可是，政治方面，香港與北京的關係卻因新一輪政改的「商議」而變得疏離黯淡，港人在回歸十七年後發覺，北京可以事 前不聲不響，單方面由國務院屬下的新聞辦於六月七日以「白皮書」形式向全世界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難道那是皇上「宣告中外，咸使 周知」的詔書敕諭嗎！？

「白皮書」的內容，出現了 含糊的意識，使港人對香港司法制度能否保持獨立，深感憂慮甚至恐懼，不但因此 有一千七、八百多名律師（事務的和訴訟的）穿着黑衣上街，莊嚴肅穆的抗議；代表事務律師的香港律師會會長因發言維護「白皮書」中一些不清不楚的概念，而被 會員投以不信任票（導致他昨天正式辭去上任僅二、三個月的主席之職）。終審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為此親自撰文，就「白皮書」的「誤入禁區」（或故意闖進 禁區？），指出香港的法律傳統，法官並不是「治港班子」的一部分，「法官沒有任何主人，只對法律本身忠誠。」那是香港法律專業的根本立場，是須加澄清的 「不明不白」處。李大法官的看法得到現任首席大法官馬道立毫無保留的支持與附和！

由於國內司法的最終權力不 在法院而在政法委，而政法委是代表中國共產黨領導法院的最高權力機構，所以國 內司法根本是為政黨（治）服務，跟香港三權分立的法治精神南轅北轍。基於此種「歧異」，內地法律專家很難意識香港司法獨立對各方面尤其是作為金融中心的重 要性，更不明白何以這部「一切為香港好」的「白皮書」會引起港方各界如此強力反彈。

「白皮書」不僅在法律上令 港人感到自己是在「聽牛彈琴」，其突然出現，更讓人感到北京行事的獨斷獨行獨 來獨往，看來像是把港人港事放進另一幅我們未能見識的新「圖畫」！我們並非身處於「跪地接旨」的環境與年代（相信北京的最高決策層亦沒有這種要求），不聲 不響給港人擲下一份國務院文件，還要我們付鈔五港元（「白皮書」賣錢，相信是世界奇聞），那才可以閉門展「書」讀，從中「揣摩」中央要如何對我們貫徹「全 面管治權」！

「高度自治權限度在於中央 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把《中英聯合聲 明》和《基本法》的承諾擱置一旁，是要收窄已賦予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的權力和港人已獲應允的權利？「白皮書」是畫蛇添足還是悔諾食言的設計？港人怎能不 忐忑不安？怎能沒有反彈？

為什麼北京對香港事務的考慮，不像港交所總裁設計「滬港通」時作兩面兼顧的考慮，盡量避免改動、改變兩地原有的運作情況和基礎？把握兩制互聯互通而互不干犯且又各牟其利的有效機制？

 林行止: 左右言他歸一統 成全兩制不分流


三、（續昨）「滬港通」還未正式「開張」，誰亦不能肯定其效用是否「達標」；然 而，李小加策動工作的「水管說」，避免改動兩地原有運作系統，借一個「連接轉換器」的設計，「有效有機」地令滬港股票買賣順暢，而且足以承受不同水壓，做到水不淹、閥門開關靈活自如……概念化的比喻清簡，工作重心明確，是政改工作可以借鑑的參考。

《基本法》沒有提及「愛國」一詞，可是，極富爭議的「白皮書」卻一再強調「治港者」必須「愛國」、「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

如何具體地把「愛國愛港」標準化，大家都沒有頭緒。怎樣衡量一個香港人（尤其是政客）是否「愛國愛港」，顯得不着邊際，若以當權者的主觀看法作準，那等於說當權者有無限的「酌情權」，在這種情況下，弊病叢生固不待言，且開了貪腐之門令後患無窮。

經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如果不入當權領導「黨」眼，中央當然有權不予任命，結果是「不愛國愛港」的 人不能上任……。可是，北京高官不肯走出這一步，一來何謂「愛國愛港」，極富爭議性；一來在觀瞻上，不僅對外（國際）對內（國人）都難看，且會予人（外人 及國人）以北京橫蠻漠視港人意願！在大多數人心目中，北京會因此與民主愈走愈遠。

苦於「愛國愛港」的無法界 定（更確切地說，應是「不願界定」，因為一旦講清講楚明文界定，等於褫奪了有 關官員的「酌情權」），京派與同聲同氣的港共，散播北京對此有所堅持的原因，是擔心國家安全、外國勢力干犯以至有香港可能成為反共基地的顧慮；換句話說， 惟有「欽定」的「愛國愛港」人士當上行政長官，上述種種隱患遠慮才能消減。然而，港人對此如墮萬里霧中，根本想不通看不透京派認為「不當」人選，在沒有外 交與國防權力且「制服部隊」早在北京掌控之中，仍會幹出那些後果聽來若天方夜譚、過慮得難以想像的有害國家主權的事！

四、中 聯辦主任 張曉明近日聯同政務司司長，分批會（接）見泛民議員，就政改問題上，據說雖然彼此分歧並無靠攏之象，但與會雙方坦誠地「各自表述」，彼此直陳胸臆，鋪陳各 種看法。與會者說了什麼話（目前所見，相當片面），日後會否公布，不詳；惟張氏有幾句話可圈可點，他指出支聯會在港的活動得到中央包容（這是紀念六四風波 的集會遊行大體上均能自由進行的底因），可是，張氏坦言很難想像這個公開疾呼高聲打倒共產黨和結束一黨專政的組織，其成員可以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遑論當 選）……。其實，當時得令的港共紅人鄭耀棠（工聯會主席兼行政會議成員）早於日前（十三 日）便有近似的言論，他指扛起結束一黨專政及要把民主帶進內地大旗的人當上行政長官，會為中國帶來「無限災難」。無權無勇的反共港人有此能耐？鄭氏真是無 限上綱、過甚其詞、過度高估他們的影響了。不過，對於信心尚未完全 建立且擔憂外國勢力禍華之心未死的北京政府，為防萬一，要做到絕對安全，因此設法要把「非我族類」從參選人名單中剔除，是可以理解的。

張曉明的「坦誠」與鄭耀棠的「沉重」，兩相輝映，終於讓我們從夢中的「遊花園」醒來，雖然睡眼惺忪，但已看到一點政制改革何以有這麼多爭拗的原因。

特區行政長官需要同時向中 央政府和香港負責，得到中央信任是行政長官體現一國兩制而有持衡空間、建立良 好關係的重要元素，那是大家可以理解、體會的事實。筆者還未有機會弄清楚在選舉法上若列明不許反共團體的代表及黑幫人士（不是指名道姓的泛論）參選，會否 違反國際人權公約、人權法與《基本法》？反正只要京港雙方本着「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態度，正視彼此的疑慮，然後像用於流體控制系統的閥門，找適當的物料， 定適切的規格，保證其靈活開關，恰當發揮水流也好、氣體也罷的流通效用，豈不是等同釋除中港各有的憂慮，而不是自顧自地，各自在選舉細節上橫加操控，又或 犧牲某些選舉的標準機制，妨礙守正不阿，不偏不頗，放 諸四海亦屬合理的流程。北京對參選人選的堅持，說穿了，原來不過是要篩選那些有損一國體統、打擊兩制共存的港人入圍（或當選），如此便要出那麼多神秘莫測 躲躲藏藏的「手段」，很易因此造成因小失大的大患，這不是弄巧反拙就是削足適履！

五、「滬 港通」的交易平台有所謂「前端控制」的重要關口，見諸結算 交收方面，兩地仍按照各自的老規矩，在經辦過程中訂明配合的手續，上海可以預先查收，香港辦不了的，交易前便對券商的中央結算股票戶口的持股記錄進行近似 檢查，確保券商發出的賣盤訂單，並沒有超過其持股量。諸如此類的差異便彌合而運作起來；而「本地原則為本，立場規則優先」，便成 了「滬港通」的重大原則。

政改對港人的影響最為直 接，如果北京借鑑「滬港通」的「本地原則為本，立場規則優先」，那麼無論是佔中 運動選出的「三軌方案」及學者們提出的「中間方案」，其實都是有理有據亦貼近民情且與「國際標準」沒有衝突的建議，人大常委應該多留餘地，騰出磋商研究的 空間，不要 一手抹煞它們的意義，惹來不必要的強力反彈。

《基本法》附件二申明，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最終要交全國人大常委「備案」（for the record）。「白皮書」作出「微調」，變成全國人大常委對此擁有「決定權」（power of decision）。那是如今人們擔心這次八二五人大常委會議也有可能先把框架定死而不留商討餘地。有此憂慮，難怪反對之聲仍響徹雲霄。

雖然泛民議員與中聯辦張曉明主任見面不足以收窄彼此之間對政改立場的距離；不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此前有句很中聽的話：「對話總比對抗好」。如梁家傑議員所言，坦誠帶來真誠交流的起點。但願八二五人大常委的決定，可以帶來衝破各說各話且不連氣的悶局！

 

古德明: 李國能請勿自欺

■李國能日前撰文指，只要時常警惕，司法獨立和法治仍會繼續存在。

六月十日，中共發表白皮書論香港，針對三權分立原則，力倡 司法者須愛中共之國，維護行政當局利益，與之合作「治港」。律師會會長林新強應聲攘臂，為「偉大的共產黨」叫好，終於遭二千多位律師投票罷免，香港人心一 時大振。終審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撰《白皮書惹憂慮應澄清》一文，談到香港法治：「只要時常警 惕，法治與司法獨立仍會繼續。」李國能錯了。

沒有民主，香港人即使都能朝乾夕惕，律師都能守正不阿，法治最後也只能成為畫餅。

維繫司法獨立，最重要的，是法官斷獄無畏無懼，律政司論事大公至正。但香港法官以至律政司長，都由中共指揮的行政長官委任。結果怎樣，有目共睹。終審法院 前常任法官包致金有「人權法官」美譽，曾多次反對邀中共為香港「釋法」，前年就不獲續任。他說：「我着重自由裁決，這應是不能續任的原因。」

中共那份白皮書發表之後，香港一千八百多位法律界中人遊行抗議，其中不見一個現任法官或律政要員。即使李國能，一九九九年手執司法界牛耳，眼看中共借「釋法」手段，推翻終審法院的居港權裁決，對中共也不敢稍有微詞。畢竟獨裁之刀，就掛在法官頭上。他們不能不「時常警惕」。

二零零八年，習近平以中共國家副主席身份，叮囑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要精誠合作，互相支持」。二零一二年十月，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一面批評香 港法官「對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的關係缺乏認識」，一面解釋行政、司法應怎樣合作才算精誠：「地方法院，不可質疑人大常務委員會的決議，更不能宣佈其違 法。」

舊中國統治者對「行政、司法精誠合作」的理解，和中共不同。唐太宗貞觀年間，有人告刑部尚書張亮謀反，朝臣之中，只有李道裕逆太宗之意，力言張亮「反形未 具」，不應究治。張亮處死之後不久，刑部侍郎一職有闕，太宗就命敢逆帝意的李道裕出任：「吾已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 當時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貞觀政要》卷五）。

又清朝乾隆年間，高宗皇帝有一次出遊，隨侍太監恃勢欺民，遭巡檢張若瀛縛起來杖打。直隸總督方觀承是張若瀛上司，聞訊大驚，連忙上章彈劾，不料反遭高宗斥 為「不識大體」。高宗還下特旨，把張若瀛連升七級。於是「畿輔民庶，歡聲若雷」（《清史稿》卷十二、《郎潛紀聞》卷十一）。在舊中國，司法者不阿從上意， 就是「行政、司法精誠合作」的最高境界。

現在，香港法官卻連質疑上意都要受批評，不有民主，司法獨立將比舊中國還有不如。律師以至一般市民無權無力，「時常警惕」也難挽狂瀾。這不是香港人自欺的時候。今天，反政府者在警察耳邊吹吹口哨，都要問「襲警」之罪，判處入獄，「法治」情況可見一斑。

練乙錚: 「袋住先」的長短期嚴重後果想清楚了嗎?

如果把政制改革看成等同派米派錢派救濟品，則「袋住先」不失為窮乏者的好策略，因為施恩者的善心不知可以維持多久。

中共此刻似乎真的是在發善 心鬧慈悲，所以西環說：支聯會之所以在香港繼續存在，乃是北京能夠「包容」的 結果。的確，如果此「恩」不再，「以法治國」的中共顯會馬上下一道命令，律政司司長接旨立即起訴，法院的愛國法官朱筆一揮，支聯會這個非法組織馬上解散、 李卓人鋃鐺下獄。然此事不僅還未發生，北大人更通過其代理人之口，不斷督促港人趕快接受「符合《基本法》的一人一票民主選舉」，則北京何止是「包容」，簡 直就是皇恩浩蕩！因此，港人應見好就收。


衍生鼓動工具行業

這就是形形色色的「袋住派」—包括不明所以和明乎所以的「袋住派」—的模糊邏輯。

不過，政改不是派錢。我們大有理由相信，「袋住先」不僅會令支聯會及類似的組織更快消失，還會帶來中共 十七年來夢寐以求的各種變化。然而，這個關鍵圖像—「袋住先」五年、十年之後的香港社會圖像—到底是怎樣的，乃一十分有趣的問題，北人港人包括兩地當權派，大概還沒來得及好好想過，今天卻有機會搞清楚。

「袋住先」的那東西，既有北京需要的篩選機制，入得閘的人定必唯北京之命是聽，再加上有一塊「一人一 票」標籤撐腰，得勝者當特首便有「民意光環」，辦起北京要辦的事來，必然更覺理直氣壯；就算在一些如「23條」的事情上底氣猶覺不足，也大可找一個周融 （很可能是目下出了名的那個）調動百多萬群眾簽名上街，繼而安排一些商家學者在旁邊吶喊助陣，一面震懾敵人，一面替自己打氣。有如此陣勢和「民意」，可謂無堅不摧，特府還有什麼北京想要的法案不敢提出？

之後，任何特府提出的草案 到了立法會，一定會通過。原因很簡單：一個既同意了「袋住先」的立法會，不會 再有什麼特府提交的草案會遇到阻力，泛民在立會的存在意義盡失（「袋住先」若是由於泛民議員中有人「投誠」而獲通過，則這些人面對的，或是遭泛民支持者唾 棄而在下一次立會選舉中失去席位而由其他泛民人士取代；或是失去泛民支持者的票而獲得當權派精算之後過繼予他們的選票補充、得以保留議席，以後知恩圖報。 兩種可能，顯然是後者才對當權派有利）。

這是以「袋住先」發生為前 提所得出的最基本推論。然而，泛民從此在體制內泡沫化之餘，還有另一重要演 變，即以後的特首選舉，不會再有「板塊衝突」的好戲出現。道理很簡單：上一回的特首「選舉」，得勝者面對最強大的挑戰，並不來自泛民而是來自敵對板塊；篩 選機制既可把泛民的代表篩掉，也當然可把敵對板塊派系的代表篩掉（例如證明唐唐不愛國）。如此，剩下獲提名的「兩、三名候選人」，皆是北京當權派屬意或其 親自籌組的板塊的代表；最後的「普選」，因此將會非常和諧。然而，投票人數並不會因而偏低，因為到時每一名候選人自必獲得北人分派一套鼓動工具（一個周融 和足夠資源）去籌措適當而相應得體的數目的團體支持，再由團體交人，總票數就不會少。

有趣而值得一提的是，「袋住先」衍生出的選舉工程裏，鼓動工具（agitprop） 很重要，所以會進一步衍生出鼓動工具行業。「跑步上中環，騎鶴上揚州」，政界咸認為出了名那個周融一定要當官了，筆者卻有不同看法，認為那樣的話，職才不 匹配；中共要他搞政 治服務，專門提供鼓動工具配套租賃，才算物盡其用。作為獎勵，這個行業很可能是壟斷行業，由於此服務的需求來自隻手操控香港選舉的中共，故由她指定此行業 為壟斷，完全辦得到。「上揚州」不是當官而是發財。

此後，當港官有權勢猶如陸 官，不會再是「你謙虛的僕」，可能還得是說廣東話有口音的那種人才 有資格，那樣對北京來說，也最安全（大家可參考今天的西環）。官由北人當，錢由聽話的港人賺，這是今後的官商分野大趨勢，也就是大家最近常說的「不是我熟 悉的香港」的頂層趨勢。當然，這官商之間，還有互相合作乃至和親之舉，最後金權與血緣融合，成為新型的有大陸特色的香港統治階級。


社會運動相應變形

當然，上面的只不過是「局部平衡」的趨勢描述，還未有顧及這一切發生時的反作用。

泛民因「袋住先」而失勢於立法會、區議會，繼而失掉其他體制內的一切重要公職。失去作為反對派的作用之後，選舉投票對泛民支持者而言，不再有意義；議會道路封死，民主的護港作用減少，社會運動亦將相應變形。

怎樣變形呢？回歸前的社運 口號是「民主拒共」，往後民主路不通，社運內涵勢將轉化為更直接的「本土抗 赤」，成為文化意識領域裏的對抗。「泛民」一詞將逐漸淡化、轉化，最後化身為「泛本土」；現存的泛民各派別將按文化意識的差異重組，成為本土意識光譜上的 不同派別。當然，民主意識一定還會繼續存在，滲透在本土意識裏，因為中共是反民主的；但是，「民主」起碼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不會是社運焦點。

在這個過程中，會有一些泛民支持者不能接受轉變，最後忘情於江湖，或者只當一個赤化與本土之爭的旁觀者。然而，這不等於運動會削弱。

「爭取民主」從來都比較理 性、抽象，因為牽涉很多概念，而且爭取的目的只存在於未來；「捍衞本土」則完 全具體、高度感性，而且要捍衞的東西主要是現存的。由於有這種差別，兩種社運的韻味也不一樣，年前出現關於「和理非非」的爭議，無疑於無意中點出了這兩個 社運的分水嶺。由此得知，社運激情化，並非是「少數極端 分子騎劫運動」的結果，而是民運走到一個階段的盡頭，為另一個不同性質的運動取代，味道因而不同，變得更感性、更人味、更容易衝動。

這個新的運動，本是漸進式 地增長，但一旦「袋住先」成為現實，即代表民主運動到了盡頭（中共盡了《基本 法》要求的「一人一票」義務，再無必要給港人其他的），本土運動就會突進。這個運動的動員能力一定比民主運動強；又因為運動的原動力是感性的，中共與之沒 有很多交談和討價還價的空間。民主爭議的雙方可以坐下來談 制度設計、條件交換，但你跟本土意識怎麼講價？


抽象目的變得具體

所以，當權派不要以為爭取到「袋住先」就是贏，隨之而來的，必定是更尖銳、更情緒、更激烈的對立。因為對立是文化意識上的，而文化無所不包，對立因而是全面的，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堂中帳幔，從上而下分開。」

這些轉變，其實已經早有端 倪，並且日夜生長，就算真民主出現，或者政制原地踏步，又或者假民主出現而立 會決定「袋住先」，也不會停止；近年的大量民調已經說明這點。然而，在三個不同的政改結局當中，以「袋住先」最能催谷上述社運性質改變的趨勢，因為這個結 局牢牢堵死了民主運動，以致社運性質不得不變。

誰都知道，「袋住先」之後，政制不會朝開放發展，而是向大陸的人大體制靠攏；超級區議會議席的確立，就是讓香港的立會組成辦法走向人大基層體制的第一個小步。

把視線收近，我們也會意識到「袋住先」的巨大影響——整個佔中行動也會在最後階段變質。當民主運動進入死局之際，「佔中為民主」將會一扭轉而變成泛本土的「佔中衞我城」——抽象目的變得具體，理性變為感性，進擊變作背水一戰，行動的號召力更強。

慫恿民眾接受有篩選的特首選拔方案，當權派不遺餘力。但是，已轉身成為本土派的前泛民並不因此感到不安，反而在冷笑：「有膽放馬過來」。顯然，對「袋住先」的長短期影響，不少人根本未想清楚。


《信報》特約評論員

蕭少滔: 法治法治…何時才肯光顧中國？

錢可以買很多東西。於是乎各國名牌包包、洋酒、手錶、珠寶等等，都絡繹不絕的搶着到中國去開分店。外國名牌都很愛中國人民….口袋裡的人民幣。有些大款更加意氣風發，說「人」也可以買….

不過講到用錢買不到的東西，有一樣叫「法治」。這才又真教人頭痕。因為假如中國大款的邏輯沒有錯：既然人也可以用錢買，而「法治」這個東西，只是一個存在於人的腦袋之中的概念，又為什麼不可以連人一併買過來呢？

不過既然明白這是一個「概念」，不是物質層面的東西，那其實就有點「不證自明」了吧？因為不是物質層面，所以「不懂就是沒有」。

「法治可以用錢買」這個歪念，還是算了罷，想多了只會像范進一樣，害得自己一個失心瘋。這個吊詭在於：當一個人可以被錢收買的時候，心中根本就不會有法治；而一個心中有法治的人，根本就不可以用錢去收買。因此當有人真的拿錢去「買人」的時候，極其量只能買一大堆「鳩烏」…..也可以算是人吧，但法治 的腦袋嘛，不包的噢。這個道理，兩年前就講過，今次算是溫故知新。

近期有件很簡單的事可以增補說明一下。

例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有本事替中南海出掌香港的政治事務，照道理不會看不懂香港這本書吧? 但他在得知香港律師會會長林新強「竟然」被會員追究「擅自表態」，結果被迫辭職。他就居然「覺得非常奇怪」。並口出怨言「這個人犯了甚麼罪？出了甚麼問題？要受到社會如此對待？」

之所以話「不懂就是沒 有」。因為張曉明作為一個忠心的中共黨員，心中的天條是「愛國無罪」嘛，況且「法官也應該愛國」就更加是天經地義的事；再者，但凡黨中央出了指示，基於 「愛國」的原則，人民全力擁護才對。而林新強對於以上的「愛國」行為，包括支持【白皮書】的言論等等，對張曉明來說是完全符合了 「愛國」的要求，又可以有什麼「錯」的可能?

之不過講到「法治」，難道香港的律師和法官又會以中國式思維來看這件事嗎？即使是「深受信任」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大人，也是同樣講出張曉明「無法曉明」的說話，更公開表示和李國能講的想法一模一樣，就是「法官沒有主人，只會忠於法律」。

這種說話，要是在中國大陸 裡面講，早就拉去打靶，簡直就是現成反革命嘛。但這些香港的法律專家，正正就是本着他們所認知的「法治」原則來履行他們的職責。而這個原則，是沿襲自英國 的傳統、上千年的進化凝聚而成。因此中國假如要「法治」的話，香港的板模其實最現成，而且貨真價實，舉世公認。那又何用中 國自己再花一千年來「重新發明」?

明乎這個「不懂就是沒有」的道理，再轉轉鏡頭，看看中國大陸在搞什麼吧。例如習近平上台第一件大事就是宣佈「法治是治國理政基本方式」。更加表示，要研究包括「黨如何在法律框架下依法執政」。

不過共產黨其中一個「安身立命」的原則就是要思想純正，不會問得出「黨大還是法大」這般低水平的問題出來。居然習近平有此一問，除非他不是共產黨，否則就是「廢話」。因為若果不是「黨大於法」，那麼請問「政法委」管的是什麼? 如果事實上是「黨指揮一切….包括法庭在內」，那麼又如何可以反過來研究「黨如何在法律框架下依法執政」?而中國的憲法，也清楚寫明憲法基礎是：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集中制。黨大還是法大，一目了然。

於是乎先前「依法治國」的說法，被一些頭腦發熱的媒體和維權人士理解為「憲政夢」。但習近平很快就依照黨的思維來處理善後工作：拉人落閘，一律將「憲政」刪除，所有可以發的夢，都只能是「按照黨中央指示」的「中國夢」。其實這個夢有沒有內容? 真的有點像「高鐵體」，裝什麼東西進去都可以，但總之就不可以是「憲政」。

而按習近平的說法，推行「法治」的方式，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研究室負責人表示，是「黨中央有了政治決策之後，要先立法、後推行」。這只是說明，立法只是一個「確認黨中央決策」的手續而已，算是那門子的法治? 而所謂「立法」，都還是一個橡皮圖章。所謂「必須立法」，只算是「走過場」的功夫。反正人大代表必須先由黨來篩選確定…..而人大的「立法」工作又是要先 由黨中央擬好動議，那就很明顯是左手同意右手而已。所謂要依法，講了還不又是等於沒有講。

以上的盲點，都是基於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蘇維埃」政體就是「集權」、就是沒有三權分立、就是沒有制衡、就是沒有憲法監督、就是沒有民主選舉……。有的只是「一黨專政」。

因此撇除種種無謂爭拗之後，還原基本步看看「法治」這個概念是什麼，其實國際標準的萬千演繹都只是建基於三個「天條」1，包括：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仲裁只能由法庭按法律進行，不受隨意的政府或其他權力所影響
2. 政府和官員不能凌駕法律之上，同樣受到法庭和法律所管轄
3. 人權受到自然法原則的保障，不受任何憲法或者政治主張的限制

以上的三個天條，正正就是當年共產革命所誓要掃除的「資產階級假民主」。因此要在一個蘇維埃政體之內實行「法治」，除了只能是失心瘋之外，基本上是一個講 不通的邏輯。共產黨的蘇維埃政體，只有一個功能，就是「不斷革命」、而不是「依法治國」；在「一黨專政」這事上更加和「法治」的憲制原則背道而馳。 要搞法治？又可以從何說起。


而林新強錯的地方，正正就 是違反了法治的原則，無視香港的司法獨立概念，認同【白皮書】的中國式邏輯、將法官歸入和行政體系相同的「治港者」範疇裡面去；並且接受法律之上、另外可 以有凌駕法官履行司法責任、但不能明確界定的政治立場。相對於馬道立和李國能的表述「法官沒有主人」，林新強的演繹實在是 背道而馳。還可以怎樣代表香港的法律專業發言?

而同樣的對於「依法辦事」這種低水平要求，林新強在程序上也並未取得律師會的同意和授權，又可以用甚麼身份代表律師會去「同意」【白皮書】呢？假如連這個簡單手續也想省掉，光是這個「不依程序」的問題，也夠他落台有餘了。

而對於有論者認為「英國的民主也走了好幾百年，香港的循序漸進算是很快的了」。

有趣，正如說「猴子進化成人類，也足足用了幾百萬年」一樣，想要挺直腰板做人？多等幾百年吧。

對於同一天空下而有人拒絕進化，可以有什麼評論？我倒無言以對。可能這個也是人權的一種表現吧…. 之不過，全世界早就通過經驗論證、並且認同的基本「法治」槪念，就憑一個普通人的常識，也可以一看就明，也不需要「重新發現」吧？而即使自己想返祖回復菸毛飲血，那是個人的事，幹啥又要留難早已不再是猴子的其他人呢？

查這個「法治」的槪念當中，有一樣是中國無法消除的根本性矛盾：就是「人權法」的凌駕性本質。這個不獨是香港的事，更加是全世界的事，尤其是中國亟欲加入聯合國以取代台灣，因而也在1972年「入聯」的時候，同時承諾了會履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最終於2001年全國人大通過，並指當年國民政府1968年的簽署為冒認及無效…）

而很奇怪地，人家用了幾百年而推論出來的東西，並且經已成為聯合國「會籍」的必要條件，也還是已經由中國政府在2001年承認和接受了， 幹嗎反而到了2014年，才叫香港這邊「多等幾百年」呢？而香港這邊，也早在1991年立法確認條約的實施，還要等什麼？

也許，真正要等的東西有兩件：

1.今次香港政改要採取「篩選」的真正目標是：不能選出一個違反中國憲法的特首。違反《憲法》的那一條呢? 就是「共產黨領導」那一條。因此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能參選
2.共產黨同意修憲結束一黨專政，於是香港這邊就算有人堅持結束一黨專政，也不違憲。


至於以上那一個會有可能出現? 那麼大家又可以比較清楚知道問題卡在那裡了吧？

好了，講到這裡，真正的爭拗點才出現，就是

1.主張「結束一黨專政」，在香港是否違憲或者違法？假如「是」，拫據【基本法】又可以如何界定？
2.假如這種政治主張，在香港既不違憲、亦不違法，那麼又是根據【基本法】，又如何可以界定為「不能參選特首」的呢？


我在歐洲看過十幾個不同憲制國家也可以共同組織一個歐盟出來，我倒不担心沒有辦法。

不過看來能用錢買過來的人，基本上都只能拉雜成軍，到維園簽個名而已，解答不了以上的難題。即使再加碼到一百萬人上街，都不會有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種出洋相的尷尬也許另外一個更要命的理由：要買，但出手太低，只能買一堆「鳩烏」，稍有頭腦的都不願出謀獻策。所以張曉明到現在還是「唔曉明」。

• A.     V. Dicey, 1885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輔仁媒體

安裕周記：下台四十年

八月九日是 尼克遜下台四十年，國家地理頻道上星期播放一部兩小時長紀錄片，著名演員羅拔列福（Robert Redford）既是主持又是監製，內容是這位美國總統水門案的前前後後。我在學校讀過尼克遜的史料，羅拔列福的紀錄片對歷史的發掘沒有更多發現，他是再次喚醒美國人民，一九七四年那一天，總統是如何「最是倉皇辭廟日」撤走白宮。


尼克遜是因為水門案下台， 如果他不自動交出權力，國會的彈劾跟著就來，用今天香港的說話，尼克遜辭職是「明智的決定」。本來，過了差不多半世紀，尼克遜也在一九九四年去世，墓木早 拱，翻舊帳似乎意義不大，可是美國社會就是沒法忘記他。這裏說的「沒法忘記」，不是因為尼克遜七十年代初與中共破冰，也不是其後 與蘇聯關係好轉。今天回看，這些俱為了不起的外交功績——尼克遜訪華，顯示務實主義抬頭，世上沒有永遠的敵人；與蘇和解，令意謂「緩和」的法語名詞détente成為和平符號。不過，美國社會對尼克遜的痛恨沒有因而稍減，憤恨程度比起對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


尼克遜本來揹著妨礙司法公正罪名，繼任人福特上台後馬上把他特赦，從此這位前總統退隱山林以寫作為職志。福特這一做法當時引起軒然大波，認為尼克遜以總統職位向福特換來特赦，兩年後的一九七六年大選，福特慘敗而回，美國人民不能寬恕把罪犯赦免的人。二○○六年福特去世，意想不到評論對他的功績之一是「特赦尼克遜」。三十年後，社會認為福特的特赦「令國家和解」，然而對尼克遜依然無法放下，罪名是破壞美國制度、破壞人民信任，恨意難消。


尼克遜下台與甘迺迪遇刺是研究美國總統（presidency） 的熱門課目，後者的意義在於離奇死亡的背景，是中央情報局、是古巴、是蘇聯抑或是黑幫下毒手？近二十年這個課題變成傳奇的追尋多於對制度的探索。尼克遜則 是全面的總統職任研究，一個本來被認為是可靠的政治制度，何以在他入主白宮後頹然而倒。近 十幾年，對尼克遜的研究轉進另一方向：當年若不是仍有制度扛住，美國會變成怎樣？


一個人險毀了制度


入主白宮前的尼克遜絕非政 治新丁，五十年代他是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艾森豪威爾是二戰英雄，胸中自有雄兵百萬，治國哲學是放手不管，尼克遜以副總統之身執行總統任務，他代表艾森豪 威爾去過台灣訪問，在莫斯科與蘇共領袖赫魯曉夫作過「美蘇制度孰優孰劣」的廚房辯論。港英年代的《香港年鑑》有一張舊照片，是尼 克遜訪問彩虹邨與小朋友打羽毛球，儘管那已是六十年代無官一身輕的日子。


一九六○ 年大選，尼克遜出馬角逐，他雖有經驗，最終敵不過賣相奇佳的甘迺迪；之後他回到加州競選州長失利，覺得是傳媒把他整死，滿肚怨氣說「永不」回到政治世界。 政治人物的「永不」尤其是說到競選時，很多時有巨大欺騙性，正如若干年前梁振英的「N年都唔會競選特首」，不同的，是尼克遜確為真材實學，一九六七年在 《外交政策》季刊寫了一篇《越南後的亞洲》，指出美國必須同紅色中國打交道。中國熱不是一九七一年乒乓外交而起的，是一九六七年這一年。


一九六九年春尼克遜入主白 宮，於他而言，這是極其複雜的時代，睽違八年重回權力核心，他決心要長久以來看輕他的人包括傳媒好看。尼克遜痛恨傳媒，從不掩飾，一九六二年敗選加州州 長，他在集會上按捺不住怒火，十五鐘的講話用了絕大部分時間反擊傳媒，指記者從一九四八年就開始有組織地攻訐他；到了最後，「你 們再也不可以把尼克遜玩弄股掌上了，因為，女士們先生們，這是我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一個仇視傳媒的總統入主白宮，可以想像，他任內那些年對「傳媒監 察」的厭惡。那邊廂，尼克遜組織貼身班子，以幕僚長霍爾德曼（H.R.Haldeman）為首，由於霍爾德曼的辦公室有幾個德裔，白宮官員私下稱這幫人是「柏林圍牆」，把總統與人民遠遠隔開。


小圈子治國遠離監察


任何領袖都有核心班子，甘 迺迪的是以波士頓為中心的哈佛校友會；克林頓是來自中西部重鎮芝加哥一帶的教授群；小布殊則把列根的遺臣接收；列根乾脆把他做加州州長時的伙伴升格去白 宮，八十年代美國政壇有「加州黑手黨」之語，就是指列根這批人。美國總統權力極大，身兼行政首長，亦是三軍總司令；根據憲法，外交 權在他手上，國務卿是執行總統指令的官員。國會雖有宣戰權，但總統可以打了才說；法案雖出自國會，總統卻有行政命令（presidential decree），用法令形式先斬後奏。美國整個政治權力的制衡力學，是設法限制總統的絕對權力；遊戲規則便是如此，但總統可以置諸不理。


尼克遜雖有任命閣僚，但與他們的密切程度，遠不如每天上班前已談大事定腹稿的「柏林圍牆」；這幫人能力極佳，野心很大，最為忠心。以霍爾德曼為例，一九五六年已替尼克遜工作，一九六○ 年選總統、一九六二年選加州州長、一九六八年選總統他都是軍師，尼克遜對他言聽計從。六十年代的共和黨處於頗為奇異的政治氛圍，視民主黨是蘇聯及中共同路 人，認為民主黨早晚搞垮美國；這些人內聚得甚至結成姻親，尼克遜的女兒嫁給艾森豪威爾的兒子。舻近宗教的忠誠使得這票人為一 代又一代的共和黨大員工作——小布殊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 曾是福特的白宮幕僚長及國防部長，二十年後回鍋為小布殊出山；切尼（Dick Cheney）是福特的白宮幕僚長、曾是老布殊的國防部長，最後是小布殊的副總統。美國政壇傳言，如果小布殊的弟弟杰布（Jeb Bush）二○一六年競逐總統，切尼可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為少主再跑一趟。


尼克遜就是在共和黨如此內 部關係形態拾級而上，他與霍爾德曼幾個人統治了國家。尼克遜的閣僚俱是一時之選，國安會助理基辛格、國防部長斯萊辛格、財長康納利，可是尼克遜與他們僅是 公事之交，仍在世的基辛格曾咕嘀尼克遜不信任他，只視他是跑腿。這是美國總統最不受制衡的時期，於保守派學者眼中則是「尼克遜時 代」，被視為共和黨御用學者的新奧爾良大學歷史系教授安布羅斯（Stephen Ambrose）以這段時間的尼克遜撰書The Triumph of a Politician（政客凱歌），客觀說明這種兄弟會式的工作關係，是共和黨內部一直認同的方式。


《華盛頓郵報》保美國童貞


不過，這一神秘的團隊色彩 在水門竊聽案被《華盛頓郵報》跟上線，一舉搗破。水門案過了四十年，《華盛頓郵報》當年為何對水門案窮追不捨，兩個記者伍德沃德及伯恩斯坦以及當時的總編 輯布拉德利都沒有表白。我會相信是這記者的天職之故，但有一點值得提出：美國傳媒尤其是東岸一帶的都是自由派，對保守派有著先天 的惡感。我總覺得美國知識分子近十年對伍德沃德極度不滿，不是眼紅他的書洛陽紙貴，而是覺得他靠攏共和黨尤其布殊家族，出賣靈魂。


上世紀七十年代是美國本土 政治風起雲湧時刻，反戰世代懷疑建制否定建制，作為自由派掌門人的《華盛頓郵報》起著導師角色。尼克遜最恨傳媒，右派文棍惡毒地稱《華盛頓郵報》是「波多 馬克河真理報」，可想不到在人生最重要的一役，尼克遜遇上《華盛頓郵報》新聞記者，最終官位不保，可謂異數。


尼克遜下台後，克林頓有一 次給他恢復名譽的機會，請他到白宮參加宴會，實是感謝他對國際局勢的指點。即便如此，美國社會仍不可能忘記尼克遜對制度的傷害：悍然解散大陪審團、一夜之 間革除司法部正副部長、銷毀白宮錄音帶試圖抹去對話內容。尼克遜絕非一無是處，他下令撤出越南，他設立環保局，他打開與中共關 係，他與蘇聯達至核武裁軍。然而瑜瑕之間，美國社會最終仍執著制度的崩破，決難寬恕，生死關頭靠傳媒保住國家童貞，不致全盤皆失。幾年前，尼克遜圖書館舉 行水門事件座談會，請來布拉德利及伍德沃德對談，二人上台就坐之際，全場起立鼓掌致意。美國離任總統都設有圖書館，收納白宮年間的資料史蹟，是總統本人的 有形體現；尼克遜圖書館內一眾來賓為《華盛頓郵報》喝采，絕非拆台，而是對保住合眾國那片白雲青山的致敬。

艾青天: 國安層次凌駕高度自治

本周人大常委會將就特區政改方案作決定。泛民及「佔中三子」事先已張揚，倘若人大常委會所作決定的普選方案未達「國際標準」，便會啟動「佔中行動」。立法會26名泛民議員（沒有包括已「獨立」的黃毓民議員）在上周三（20日）聯署，承諾倘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未如要求，不惜政制發展原地踏步，也將會集體對政府提出的方案投以反對票。

同時，學聯、學民思潮等聲言開始籌措罷課爭取普選訴求，更有院校學者會支援，包括為罷課學生補課等。另一邊廂，政府則積極「備戰」，對「佔中」可能會出現的情況作出應變；警方日前也進行大規模演習。

公民社會與政府就普選和民主發展問題上的矛盾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特區官員似退下火線

但在推銷政改方案上一直走在前線的特區政府，在此關鍵時刻卻似退下了火線。「政改三人組」近期淪為「活動布景板」，在各公開場合只在中央官員後面「陪 襯」。例如，在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泛民議員的會面，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雖說是主持會議，但卻非會面的「主角」。政改第二部曲的階段，左右政改方向的能力顯 然已不再在特區手中。張主任在人大常委宣布政改方案的決定前夕，高調向泛民表述立場，並向泛民「曉以大義」，也反映中央在形式上的舖排已不作任何掩飾。

而身為特區之首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這兩周來的唯一「戲份」，竟然只是走到台前講句提名委員會的「會」字，是意味提名過程是集體決定云云。角色連「大咖」 （臨時演員）都談不上，確是對「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象徵意義的一大諷刺。但從另一角度看，梁振英的收斂，是否也說明中央在政改問題上不想留任何機會 讓梁振英節外生枝？

從上周張曉明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會見泛民議員的言論，可見中央在普選行政長官問題上的態度更趨強硬，語氣更咄咄逼人。

張主任在周二（19日）分別會見公民黨、工黨和街工等多名立法會議員。席上張曉明提出四點立場尤其值得細味：首先，張主任重申不接受公民提名方案。其次他 直言不諱地指出，支聯會等人士因為要求結束一黨專政，所以必然會與中央對抗，所以這些人士斷不能出任行政長官一職。他又補充，支聯會至今仍然能在香港活 動，是中央「包容」，但支聯會委員能否參與行政長官普選，則另作別論。李飛的言論更為極端。他在周四（21日）與14名泛民議員在深圳單獨會面時更直言， 對抗中央等同搞「港獨」。由此可知，本周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斷不會對公民提名方案留有任何空間。

張主任與泛民議員會面時指出，泛民政黨與中央政府「不存在對等談判」。他又強調普選問題涉及國家安全。他解釋，由於部分泛民議員及團體曾接受壹集團黎智英的政治捐獻，中央認為有港人在勾結外國勢力，企圖干預香港政治，所以普選問題已提升至國家安全問題的層次。

這個講法特別吊詭。從來政改問題都是在「一國兩制」前提下由香港自行立法處理的事宜。若將普選議題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是否表示政制發展已是同屬國防、外交的事務範圍，已超越特區「高度自治」下可以自行審理的事項？

政改商討空間狹窄

從張曉明和李飛對泛民的回應，可見中央就政改的想法已經沒有任何含糊，態度也很堅定；況且中央不認為與泛民對話是「談判」。繼續對話對改變普選方向已沒有 實質作用。所以，難以明白泛民議員為何仍能以為將來與中央就政改問題還有什麼商討的空間，何以評估上周的會面是「健康的開始」，還要求政府繼續安排會面機 會。

既然中央已「出招」，下一步便要看泛民的回應行動。政改博弈已進入殘局，在牌面上，啟動「佔中」似是泛民保留誠信和尊嚴的一着；但從泛民議員與張曉明和李飛會面後的反應，似乎看不出泛民有落實「佔中」的決心。

練乙錚: 近朱者赤化．周永康切割．風派必讀．無謂民主

許仕仁受賄案中，控方提出證據顯示這位前高官、大企業高顧多年來揮霍成性，生活奢華愈來愈甚，到了後來，日消費高達十多萬元、月開支百多萬元，支出與收入完全不相稱。


一、許仕仁案的普及

如此用度，不僅超越初級打工皇帝的負擔能力，還把大多數有正當職業而無太多不良消費嗜好的本地富二代比下去了。

此外，控方證據同時顯示，許官這種不斷攀升的消費水平，是與其個人負債額急升同步發生的。如果證據屬 實，則在那個階段裏，他很可能已經無法自控。辯方若以此證明許官患上 oniomania，即一般所謂的「購物狂」（其實包括花錢狂、巒物狂、購物狂這三種病態），那是不是一旦定罪，反可以藉此獲得減刑？
Oniomania 或是一種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中譯強迫症，意思是極度的、病態的專注執意），在精神病理學上與各種上癮行為相類似，如賭博狂、上網狂等等。這些行為，少則無傷大雅，過了頭就是病態；貪也是人之本性，大貪則成狂。

不過，若說許官貪狂，那麼大陸那些揭發出來多如牛毛的貪腐幹部，其行徑之癲狂，比香港的貪官嚴重何止千百倍：一個村官的副手貪污隨時也過億元（那是證實了的）；小道消息更說，最高層的，則一貪幾百億元。都是「中國人」，有此分別，毋乃兩制迥異之故也。

不過，近朱者赤化近墨者黑，兩制愈融合，香港便愈得與大陸看齊。君不見，外國好些一流企業到了大陸，很快就與當地政商精英同流合污了。英殖統治香港後期，本地AO官員貪一個崩也不敢，回歸之後卻開始放肆，乃有許案、湯案出現。

然而，那一個半個算什麼？將來港官貪念成狂者恐怕多得是；香港將自然而然併入大陸那個養虎打虎大循環。對於政治生活上無聊至極的國民來說，那倒是齣挺有趣味的連續劇的加插篇。



二、「康師傅」案中共撇清責任不道歉

周永康幹的壞事罄竹難書，終於掩蓋不了。中共不僅沒有就此事向國人道歉，當權一派還大事宣揚「打虎」功績，讓黨媒齊聲歌功頌德，好像周永康現象與自己無關；如此「巧妙地」與之切割，恐怕只會騙倒那部分民智未開的大陸人和一眾香港愛國派。

周永康是誰呢？他幹了哪些壞事？可以避重就輕把他描繪成「老虎」這樣一頭抽象的、與黨無關的、叢林裏跑出來害人的物體，就了事了嗎？

周永康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共產黨體制產物；他平民出身，並非太子黨駙馬黨；紅旗下長大，所作所為與之前的中國歷史無攸。

從他到北京石油學院（今石 油大學）學習、開始在石油部門幹技術工作的第一天起，到他改吃政治飯、一步一 步登上地方乃至中央權力地位高峰，直至去年被鬥倒為止，他每升一級，每做一件事，無論公的例如擴建政法委由中央到地方廣設維穩辦作為鎮壓人民搞貪腐保權力 的工具、私的包括包庇家屬親朋黨羽斂財以至拋棄妻子 討新老婆等，無一不是在黨安排、領導扶持或其他黨員默許、合作之下完成的。

舉例說，周永康在2002-2007年間擔任中央政府系統的公安部長，期間大陸「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到了2008年，已經成為全民關注的大問題【註1】。

然而，「康師傅」官運亨通扶搖直上，2007 年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掌管政法委，公安部長一職下放給上海幫二線人物孟建柱接替。據當時的公安部網站報道，時任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在宣布這個職務調整時 說：「這幾年公安工作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註2】李 源潮是今天統治階層的大人物、習派要員，官拜國家副主席，當年卻把周永康一塌糊塗的政績讚得天上有地下無，可見習周鬥只是近兩年的事，兩派異化之前都是一 丘之貉。

中共體制之下搞資本主義變成無官不貪，周永康不過是因為除了貪腐還有政治野心攀附薄熙來，所以才被抽出當「老虎」打，不像李鵬家族今天以斂財為上向習氏低頭過了關。

共產黨臉一變，把周永康當 成外物來鬥，撇清一切責任，切割所有關係（不稱同志，下一步開除出黨）；此除 了慣性文過飾非之外，還有第二層原因。鬥垮周永康，不表示周所賴以升遷發財作惡的體制會有任何改變；周一手帶大的政法委維穩系統已原封不動過繼到習派手 下，由熟悉維穩運作的低一級上海幫投降派公安部長孟建柱 來管。專政機器已經設置，當權者豈會棄而不用？

政法委最近有「改革」，各 級政法委員不再由同級黨委統領，而是向政法系統上級負責。這一改動 十分「先進」，與列寧斯大林時代的做法看齊了；後者在筆者以前的文章中談到過。然而，俄共後來很快也腐化了，成為「新階級」。中共體制山窮水盡，只得乞靈 進了垃圾堆的老大哥。如此頑固，後面當然有理由。維穩機制「行之有效」，中共無論誰當政也不會廢除。「新階級」怕什麼？中共自己早已變成剝削成性與民爭利 的新階級。這就是為什麼倒周之後，體制依舊。鬥倒周永康，還是周永康。


三、《文匯》又輸九條街

上月底，筆者從東京前往關西，到大阪會合幾位友人，按計劃一起乘公車南下鳴門，然後 騎自行車橫跨四國，欣賞日本最傳統的這個島上的風土人情。周永康落馬的官方消息於30 日見報，朋友見到面，第一句就是：「《大紀元》又貼中晒！」此話不假。如常，最尷尬的，又是大陸的黨媒、香港的左報。大家可以一看下面的事件簿：

2012年4月5日：《大紀元》系的出版物《新紀元》周刊269期於薄熙來事件官方首度公布後，馬上報道了溫家寶與周永康之間的激烈鬥爭，並明確指出周永康將遭拘禁。【註3】

2013年7月2日：《文 匯網》刊登關於周永康的文章《周永康4月回母校蘇州中學訪問》，文章中如是說：「即使官居高位，工作繁忙，仍然心繫母校，關心母校的發 展，並於2006年春天訪問母校，這次已經是第二次來了。這裏有他逝去的青春，這裏有他奮鬥的記憶，這裏更有他難以割捨的情結。這是永康校友的情意，也是 蘇州中學的榮耀。」無疑有點肉麻，但也是大陸的標準文風。內容顯然不是《文匯報》自己的採訪成果，而是中宣部的文章照發，因為幾乎所有陸媒左報都同日刊 出。

2013年10月1日：大陸國慶日，《文匯報》再刊報道周永康的文章《周永康回母校中國石油大學參觀》。

2014年7月29日：官方宣布周永康「涉嫌嚴重違紀」，立案審查。

2014年7月30日：事發翌日，《文匯報》記者火速趕到石油大學訪問該校師生批判周永康盛況，發表《周永康曾題詞「厚積薄發」一語成讖，薄熙來徐才厚雙落馬》。此文無什麼新聞價值，卻是一篇很好的扭軚文章，而且快得的確是「中國速度」。【註4】

顯然，在報道周永康事件上，《文匯報》輸給《大紀元》，而且是大輸特輸，事後還得「補飛」表忠。

扭軚緊跟，乃左派人之常情，老一輩人人都會，但像「愛字幫」那些年輕新愛國，就未必知道厲害。不過，扭軚雖然尷尬，當事者往往過一陣子就覺沒事了，而且總比站錯隊卻死不改悔好得多；經典例子莫如梁特於8964之後那次，可謂扭得大、扭得快。

不過，經常要扭，起碼對一些新愛國而言，總是有點彆扭，最好還是能夠預知大陸政局走勢。那麼，筆者奉勸一眾有志跟風人士：買報要買《文匯報》，看報得看《大紀元》。



四、提委會騙局

把謊話說大、不斷重複，群眾就會視以為真。本着這個道理，北官及其在港各級代辦努力宣傳說：提委會對每一參選人採用簡單多數決進行篩選，就是民主程序，符合《基本法》。這是有關提委會設計問題的最大騙局。

由於提委會的組成方式十拿九穩由北京控制，成員絕大多數會是阿爺的舉手機器，只有極少數是能夠代表一向佔選民大多數的泛民，所以如果在提委會裏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話，泛民參選者根本不能成為候選人。

這個道理本來很簡單，有初中程度的人都可以理解，但如果為口奔馳無心裝載的港人不假思索，就很可能馬馬虎虎地認定提委會用多數決就是民主了。

當權派抓住港人這個弱點硬銷其騙人貨色，最終很可能得逞。港諺「大話怕計數」，但選民懶得計數，遂變成「大話唔怕計數」也。

從前泛民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當權派陰陽怪氣說「民主不等於一人一票」。後來此怪論抵擋不住普選要求，於是來一招扣喉鎖，鎖定提委會設計權，實行委員多數決，並以此作前提，反過來推銷「一人一票就是民主」。如此高招，泛民真的不是對手。

就算皇天有眼、港人爭得無篩選一人一票的民主，中共也可祭出「老闆動員」、「上司動員」等利器，再加上「周融+資源」的鼓動手段，便能輕易奪得選舉勝利。當權派能夠如此操控部分選民的投票意志，表示「無篩選一人一票」已經不能達致真正民主。

民主選舉的真諦（所謂的「國際標準」），在於市民能夠把自己的一票在不受外力威迫利誘之下，投給自己認為能夠代表自己的候選人。沒有中共從中作梗，要達到這個民主台階其實並不難；不過，這個結論的大前提很難成立。

《氣短集》之四十五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陸媒《南風窗》記者楊軍發自北京的文章《2008年惡性事件密集發生　官民矛盾步入顯化階段》http://news.qq.com/a/20081227/000820.htm。
【註2】見《文匯網》今年7月30日文章《周永康與政法系統十年流變》http://news.wenweipo.com/2014/07/30/IN1407300048.htm。
【註3】見http://www.kingstone.com.tw/mag/ ... u2547219994-v251444。
【註4】見《大公網》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4-08/2646726.html；奇怪此文在《文匯網》找不到，想是由友報刊登，間接一點扭軚不那麼尷尬。

劉進圖﹕硬撬4票風險高 落閘篩選益富豪

人大常委會即將就2017 年特首普選的提名安排定 下框架，建制陣營有意見認為，人大常委需要當一次醜人，硬性規定提名要有篩選，提委會可以簡單多數表決來決定誰可當候選人，這樣才有利於游說數名溫和泛民 議員轉軚支持，令政改方案得以通過，但其實這樣做毫無必要，對北京風險極高，而且只會益了城中的超級富豪。

建制陣營中人認為，北京向來希望 特首普選的提名安排有一定的篩選，避免北京無法接受的人成為候選人，但泛民陣營強烈反對這樣做，以「全民投票」、聯署承諾等方式互相綑綁，堅拒篩選安排，令特區政府無法硬撬4 至5票，湊夠《基本法》規定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政改法案。因此，只好請人大常委會當醜人，以具約束力的決議定下篩選程序，令港人和泛民議員都看到，篩選 是無可改變的政治現實。這樣，一些有意轉軚的泛民議員才能站出來說，始終有普選勝過小圈子選特首，一人一票會令建制派推出形象較良好 的人選，泛民參選人若有民意支持，提委會也不敢輕易行使否決權，兩害權衡取其輕，還是通過政改法案較符合香港長遠利益。

不過，有一些清醒的 建制中人看到，這樣做風險極高，因為政改法案的審議過程很長，有足夠的時間給泛民陣營動員，若絕大部分的泛民議員強烈反對篩選，他們會用盡一切辦法，阻止 少數溫和泛民議員轉軚，包括發起群眾運動，包圍立法會大樓，針對個別議員持續施壓，在強大的群眾壓力下，就算私下答應了政府過票的議員，在最後關頭也可能 會退縮，重演2005年政改功敗垂成一幕，屆時人大常委會白當了醜人，給香港人責罵，政改仍以失敗收場，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


國務院可指定「不適合者」

其實，北京若是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必須左右特首提名人選，大可以在提名 階段以國務院名義發出文告，指明某位參選人不適合成為特首或主要官員，中央政府絕不會同意任命，提名委員會不可能漠視國務院的文告，必然會重新考慮提名人 選。港人有理由相信，北京不會輕易行使這項權力，只會在真的涉及衛護國家安全的特殊 情况下，才會介入香港特首選舉的提名。

可是，如果北京把否決特首參選人這項非常時候才動用的特殊權力，下放給提名委員會，變成提委會可以隨 時動用的正常權力，後果極其嚴重。提委會的組成如無意外會參照現時的1200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由工商金融、專業等四大界別組成，有大量的功能團體代 表，意味城中幾位超級富豪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數百名提名委員的取向，促使他們認可的商界利益代理人成為勝算最高的候選人，把有威脅性的參選人篩走。

假如2012 年的特首選舉有提委會過半數否決提名的安排，在2011年末的提名階段，唐英年還未遭遇僭建醜聞，大多數提委深信他就是中央屬意的、刻意栽培的 特首人選，梁振英只是一個不肯顧全大局接受勸退的搞事分子，泛民的何俊仁則是毫無威脅的陪跑分子。提委會當時若能夠用簡單多數表決定出誰可當候選人，出閘 的極可能是唐英年與何俊仁，被篩走的將是梁振英。北京設計這套提委會把關篩選程序，原本是想針對個別挑戰中共執政權威的泛民參選人，但實際操作下來，極可 能變成建制陣營內部的權力鬥爭工具，令特區政權長期掌握在商界大老屬意的人手上，藉以保障這些超級富豪的利益。

林行止: 滴漏理論失效 貧富兩極深化

一、雖 然有關統計無法做到絕對準確，但它對世人呈現了一個籠統也可說雖不中亦不遠的概況，那便是社會上最有錢的一群人（泛稱百分之零點一或百分之一）所佔國家財 富份額，與比其「窮」的百分之九十九或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擁有財富的比較。以經濟體積最龐大且經常有學術機 構更常見是民調組織進行這類「調查」的美國為例，於一九八一年，百分之一「有錢人」控制約百分之八的國家財富，低下階層一共有國家財富百分之十八；到了去 年底，這種分布情況起了巨變，前者控制的財富暴升至百分之二十，後者的則急挫至百分之十二！

拉闊貧富差距的原因，數不勝數，惟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一九七九至一九九○年在任）及美國總統列根（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九年在位）當政 時，實施連串對富裕階級極之優容的財政及金融政策有以致之！讀者應該記憶猶新，在戴卓爾夫人上任初期，英國最高所得稅率為百分之八十三（收入一百元納稅八 十三元，納稅人實際收入〔take home〕 只有十七元），戴卓爾夫人對之大動手術，先是把它降至百分之六十，繼之再減至百分之四十；列根上任時，所得稅最高稅率為百分之七十，他亦兩度推之壓之，先 是百分之五十，進而降至百分之二十八。低稅率加上對經濟活動採取較其前任遠為寬鬆的政策，符合當年紅極一時的供應方面學派主張；而事實上這種 「稅務改革」的確起了刺激投資、提高就業及增強消費的積極效應，對當年暮氣沉沉疲不能興的經濟，那真是一劑適時對症的良方。

可是，世上並沒有免費午餐，這樣做的副作用（或後遺症）是貧富的鴻溝愈來愈深愈闊，而賦予工商界及金融業以太大的自由，意味資本家能於最小約束之下，大展 賺錢之所長（換句話說，他們的貪婪天性有盡情發揮的機會），結果除了釀成創傷至今未癒合（各國「量化寬鬆」未有了期）的全球金融風暴。工商界為追求最大利 潤；加上拜科技特別是電腦網絡及機械人日益普及之賜，提高了工作單元的生產力，資本家遂有裁削員工的空間，「人浮於事」的結果自然是薪金持續「下行」，受 薪者的平均實質收入，比二十年前低百分之三十以上—受薪者指的不僅僅是非技術的時薪工人，管理階層的入息亦拾級而下，那意味作為「消費經濟」中流砥柱的中 產階級，亦是受害的群體。資本主義社會日趨不和諧，鼓吹政府加強消除貧富懸殊政策力度之聲盈耳，在美國甚至出現規模不小的群眾活動（始於二○一一年九月的 佔領華爾街「運動」，至今仍在「發酵」，影響未衰）！在這種背景下，主張對富裕階級「開刀」之聲響徹雲霄—不待皮格蒂那部顛覆現行經濟制度的巨構出版，法 國總統奧朗德甫上台便把利得稅最高稅率提升至百分之七十五；美國總統奧巴馬則不斷「吹風」，說要把已提升一點點的稅率，從現行的百分之三十五增至百分之三 十九點六（主要針對年入二十五萬美元的家庭）；而英國首相卡梅倫，即使面對競逐連任的民意壓力，亦表示百分之四十五的稅率有提升的空間……。


二、賦予富裕階級更多優惠（低稅率及解除對商業活動的部分管制），固然造成了貧富兩極尖銳化；同時，種下社會絕不和諧且有走向動亂風險的禍源，對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亦帶來重大衝擊。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成為「顯學」的「滴漏理論」（Trickle-down Theory），亦譯「下滲理論」及「利益均霑理論」等，經過這二三十年來的「實驗」，證實行不通，對此經濟學界和政客已有共識，那從近今甚少人提及可知。此理論為發展經濟的旁支，這派學者認為「傳統發展模式」最終會出現「利益下滲」（肥水流入別人田!?） 現象，那即是說，經濟繁榮旺盛不僅政府稅收大增，有的是錢的上層社會還會大事消費，巨額資金流入市場，帶動經濟發展，結果社會低層必然受惠—這種源於上世 紀二十年代大蕭條期的說法，於八十年代為與凱 恩斯學派唱對台的經濟自由學派所援用，他們力主不可藉提高入息稅拉近貧富差距，認為讓富人更富便能澤及窮人，因為上層人家家肥屋潤，有錢人花天酒地做大豪 客，他們窮奢極侈、盡量消費，遂產生肥水下流效應（Richer members spending raise the real incomeof the poor）。這種「理論」之所本，不過是阿當．史密斯《原富論》中有關「徵稅會打擊投資意欲進而影響就業」，惟此為泛泛之論，卻被八十年代美國執政者奉為圭臬（尤以列根的預算總管史篤民〔D. Stockman〕為甚）。可惜事實證明富裕階級擁有愈多，等於中產階級被淘空而下層人民更窮困（在實質薪金不增反減的條件下，中產及下層人民為應付生活重壓變得一窮二白），經濟學界（如史特格烈茲二○○一年諾獎得主之一，〔J.E. Stiglitz〕）及羅拔．法蘭克〔R. Frank〕）早已把這種理論打入冷宮，美國「新發財」漢諾亞（N.Hanauer，亞馬遜原始股東之一）更在今年六月的《政客》（Politico）雜誌以《剷泥車向我們這些財閥衝過來》（ThePitchforks are Coming... For us Plutocrats. Pitchfork〔亁草叉〕香港不常見意譯為剷泥車〔推土車〕），從實際情況說明「滴漏理論」根本是幻覺。他說他的年入千倍於平均普通人，但過去數年他家買了三部汽車、一艘遊艇，他自己則買了幾件恤衫和幾條長褲……， 換句話說，他年入並沒有為史篤民之輩所說大部分注入消費市場最終產生受薪者得益的效果！漢諾亞和他的同輩一樣，他們即使胡亂揮霍，數目僅及其入息的零頭， 對經濟增長有如泥牛入海，並無太大幫助。另一方面，面對當前陰晴不定的政治局勢及經濟只 有靠「量化寬鬆」才能撐持不致陷入通縮的窘境，富裕階級（大資本家）不會大量投資，這是大富豪大企業囤積大量現金在手的底因；這種做法理性保守，惟結果不 問可知。去周五「瑞士信託財富管理」部門的一份報告指出，今年第二季美國企業的合併收購活動大增（這充分反映在股市興旺上），那對經濟是一支強心劑，但不 利提高就業率（整合合併收購的必行步驟是裁員！），換句話說，此舉受薪階級無法受惠，僅對大資本家和股東有利，因而會加深貧富鴻溝，社會愈趨分化，勢所難 免，這種發展，強化了富裕階層有剷泥車朝他們衝過來的隱憂！

理財要有新思維．二之一


林行止: 經濟發展須滋養 用得其所不沸騰

三、一 向以來，市場（傳統）智慧認為「有錢人」（資本家、創業家）創造就業，但 勞工階層不斷要求加薪令競爭力不足的企業無法經營，於是「高薪」是高失業的罪魁禍首；然而，普通常識告訴大家，上述的觀察「在理論上可能如此，在實際上絕 非這般」。「有錢人」通過直 接（如開公司）和間接投資（如通過購買股票〔公共及私人公司〕），的確創造了若干就業崗位，這是鐵般事實，可是，讓有關企業成長、開花結果，進而僱用大量 工人的，卻不是資本家而是顧客。這樣說也許太玄，以種樹來作譬喻便明瞭清楚。

「有錢人」的投資，有如播 下種籽，他是否有眼光具遠見，使他的 努力有收成，要看他能不能選擇好品種；在自由市場，種籽的優劣可從其果實是否為顧客所喜來定奪，那等於說做生意肯定有風險（顧客不上門只有關門大吉）。非 常明顯，除了可以合法賣「發水樓」的香港物業發展商，世上並無保證投資一定有收成的營生—投資都有一定風險，已是普通常識。

播種之後，為了 降低風險，資本家的工作是「維修（護）」樹苗，讓它有個適合成長的環境，他因此必須聘請他認為最稱職的員工，可是，這些員工不能保證樹能果實纍纍，因為決 定收成豐歉的，是公司的顧客，「客似雲來」等於這棵樹獲得充足的陽光、水分及所需的肥料，這些「養分」合適與否，決定了樹木能否「快高長大」（不可測的天 災，以至稅務及貿易政策的改變，是植樹者無可避免必須面對的風險）。換句話說，顧客才是蒼翠樹苗長成濃蔭大樹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利息似有若 無的現在，「有錢人」寧願坐擁天文數字有所不及的巨額現金，不肯「植樹」。道理很簡單，他們深明在現時對中產及低下階層人民不利的財政環境下，他們的顧客 不但有減無增，他們的消費，受「高不可攀」失業率的影響，造成愈來愈多人靠最低工資及救濟金過活，而不得不撙節開支；就業者的消費量，則因實質入息持續萎 縮而下降；再加上自由貿易環球化令低薪地區廉價產品湧入，有誰還敢「植樹」?!有錢人不「植種」，經濟遂陷入衰退循環。
如何在二○○八年金融風暴後尚未完全復元的經濟環境下，讓中產重拾昔日消費豪情、使低下階層入足敷出及提高就業、降低失業，是決定日後經濟盛衰的重大課題；解決此「課題」，迄今未見有效可行的論述，但不少政治學者及經濟學家有共識的是「向有錢人開刀」……。

用徵收富裕階級以較多稅項及較高稅率去挽救他們面對「不敢種樹」的困局，看似非常諷刺，卻是不二之法，亦是解除漢諾亞發出「剷泥車正朝有錢人衝來」（亦即「把有錢人送上斷頭台」）警報的治本之法。



四、香港的情況比較特別— 事實是獨有內地的「支援」而比較幸運—我們本來可以有源源不絕（現在卻要諸多設限）而至的內地自由行旅客，他們中大部分不是「大豪 客」，卻是恒常的消費者（一日數度進出香港的「水客」），是令樹木茁壯茂盛不可或缺的元素。事實上，不論他們的消費形態與消費傾向如何「不合港情」，只要 當他們是顧客，什麼事都能合理解決。當然，人頭湧湧的自由行旅客佔用了不少香港的公共資源且污染了環境，令港人—香港持份者—有損失、不方便、不快；但在 這個典型商埠，「趕客」是最不理智的做法。解決此問題，可從提高指定用來改善公共設施的旅遊稅及公司利得稅上補救，公共衞生當局亦可執法把當街大小便，以 至隨地吐痰隨處抽煙的人捉將官裏，課以罰款……。限制內地遊客入境人流甚至當面出言侮辱，是在思維上不理性，在行政上低能且不符自由經濟原則，進而破壞 「植種」環境的做法！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力疾從 公，他的「網絡周記」，雖有人批之為不敢面對傳媒迴避記者「詰難」的表現，但他 犧牲假日休息時間（假定他於周日而非工作日構思及撰稿），以寫作表達對香港多種社會問題的看法，其志可嘉，其意見值得參考。不過，作為政治任命官員（事實 上已是政客）， 從其近日的言論看，他的公務員心態仍然揮之不去，以他的地位，他更應該設法開拓稅源。眾所周知，《基本法》在稅務上定下類似行仁政的「輕徭薄賦」（用現代 語言，是少稅項、低稅率和簡稅制）的規範，但當前香港的情形，動腦筋闢稅源，既有實際需要又有政治意義，財金當局何「苦」不為！當然，闢新稅提高稅率，不 但知易行不易，且會惹來一片反對甚至叫罵之聲，還可能被戴上顛覆有悠久歷史的低稅簡稅課稅傳統的帽子，但從另一角度看，這正是財政司司長一展所長機會。對 於因此「被罵」的代價，一個欲有作為的政治任命官員應視作等閒。

香港當前亂成一團的底因， 是社會流動性「大塞車」及貧富兩極化日甚一日，如 果政府開源有道，在人民最有需要的骨節眼上多花點錢，當可稍紓民困、稍壓日益高漲的仇富民情。在港人尤其是低下階層人民物質生活有所提升的情形下，不肯自 認中國人身份的港人必然下降，而對政府怨恨之心亦會緩和。如此一來，走上街頭抗議便不再那麼頻仍熱切。這些發展是可以預期的結果。

香港的富 裕階級佔盡便宜，由來已久，如今他們之中不少有識之士，近日相繼主動提出政府可考慮提高利得稅率以充實庫房，但財政司司長則擔憂提高稅率可能抑壓投資意 欲、拉低經濟增長，令庫房收入不增反減。這種情況出現時，意味政府將入不敷出，有違「量入為出」的大原則，他因此不在稅務上動腦筋，而要行削減開支勒緊褲 帶之策，這樣做雖可讓工商界（尤其那些專做遊客生意的店舖）開顏，卻肯定會令不滿政府的人大增。當前社會趨於不和諧，人心躁動不安，掌財金政策的大員不思 開源而要節流，非常明顯，那是像家庭主婦持家而完全缺乏政治智慧的思維！


理財要有新思維．二之二

程翔: 尋找香港政改的「又一村」

本文刊登之日，人大常委會正在北京開會，就香港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事宜作出決定。從上周李飛在深圳的連串發言看，人大常委的決定會偏嚴偏緊，它將為香港制定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普選制度（即“真篩選、假普 選”）已經是清晰地寫在牆上的結論了。不過，正如林行止先生所說：“哀莫大於心不死”，正因為心不死，不欲看見香港從失去“兩制”特色，所以筆者仍然不自 量力，擬在此作最後陳詞。

針對中共關於2017年普選的種種論述，筆者之前的文章都正面回應，這裏不贅。筆者只希望人大常委的袞袞諸公，在拍板前再思考幾個問題。


第一，鄧小平有關“反左”的教導

從1978年鄧小平召開三中全會推動改革開放開始，到1992 年他最後一次重要露面這14年間，鄧小平至少有三次強調左比右危險。

第一次，1987 年4 月30 日，鄧對來訪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說：“我們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總的情況是好的，但不是說沒有干擾。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 “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習慣了，人們的思想不容易改變。（見《吸取 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1987年4月30日，《鄧選》ⅢP.229）


第二次，1987 年7 月4 日，鄧與孟加拉總統艾爾沙德談到：“搞現代化建設，搞改革、開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問題。“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 易。…“左”的和右的干擾，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擾。建國後，…我們吃虧都在“左”。我們國家大，黨的歷史很長，建國也已經有三十八年，因此好多習慣勢力 不能 低估“。（見《我國方針政策的兩個基本點》1987年7月4日，《鄧選》ⅢP.249）。


第三次， 1992 年南巡談話：“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 就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見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 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鄧選》ⅢP.375）

從這些談話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認為“左”比右更危險，因為它是人們腦子裏根深蒂固的東西，是人們習慣勢力造成的錯誤。

為什麼在香港問題上要重溫這些論述？因為中共在香港問題上，長期以來就受到一條“左”的路線影響。前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在其回憶錄中，就指出自 1949年以來香港工作曾經出現幾次比較嚴重的“左”的干擾（見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1984年 許家屯到香港工作後，坦言香港局面是“一左二窄”（見許家屯回憶錄）。換言之，“左”的錯誤，既干擾了全國，香港也不能倖免。

聯繫到眼前的普選爭議，“左”的錯誤表現在哪？


一是對形勢作出十分錯誤的估計，過度強調“階級鬥爭、敵情觀念”這些腦子裏“根深蒂固”的東西。最典型的例子，是李飛說回歸17年來一直有人要謀求恢復殖民地統治，這種對形勢的嚴重誤判，只能說明中央長期來從香港取得的情報是嚴重脫離香港的實際。


二是立足於鬥，而且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共在港幹部，不去面對“占中”的訴求化解“占中”危機（即允許香港實行真正的普選），卻發動親建制力量反制“占中”從而使矛盾升級。這從李飛和張曉明都盛讚“反占中”可以看出，他們是在出錢、出力地煽動“群眾鬥群眾”。


三是混淆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李飛引用鄧小平災難說來應對“占中”，說明他把中英談判（敵我矛盾）與中央和特區就普選爭議（人民內部矛盾）混為一談，把“占中”的倡議人當成敵人，這是典型的左傾錯誤。



請人大常委袞袞諸君，深刻認識到鄧小平所說反“左”的重要性，深刻認識到中共在香港從來就有“左”傾錯誤的傳統，防止“左”的思維習慣和行事方式葬送香港，就如鄧小平所說的“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就被他搞掉了”，不要一下子搞掉一個好好的香港。


第二，鄧小平關於中國2050年也要實行普選的願望


鄧小平在1987 年 4月16 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中明確說：...“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 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養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

1988年6月3日，鄧小 平在會見“九十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全體與會者時，更進一步強調了香港與大陸的政治關聯效應：“為什麼說五十年不變？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 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中國的發展戰略需要時間，除了這個世紀的十二年以外，下個世紀還要五十年，那末 五十年怎麼能變呢？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 呢？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

鄧小平此番話蘊涵、傳遞著幾個重要資訊：

一是中國最終也要實行普選制，說明鄧小平看到普選制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無可阻擋。普選，在中國的實現只是時間問題，而非“行”與“不行”的問題。

二是提出了全國實行普選制民主的時間表，即2050年左右。

三是中國和香港在民主化問 題上是同向異速的，相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 “再造幾個香港”，這表現出鄧小平對於香港政治和經濟整體表現的充分肯定，對香港政治體系有學習仿效的意願。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五十年之後，變的不 是香港，而是內地。等到法制的傳統、民主的理念、自由的精神在大陸全面普及，等到大陸也按照設計的時間表施行普選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給出的普選時間表是 2050年左右，原話為“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所以香港不必擔心變。

從這裏可以看到，香港實行真正的普選，正可以為中國大陸全國實行真正的普選提供有益的經驗。如果從一開始香港就實施“有篩選的普選”，則對中國完全沒有垂範作用，因為這種“有篩選的普選”，早在中國大陸基層實施多年，不必等到2050年。

人大常委袞袞諸公，務必牢記鄧小平這個宿願，放香港一馬，以便香港能夠為中國未來的普選民主創造各種經驗和條件。


第三，借鑒兩岸通航的談判，化解危機於無形

這次中央和特區就普選問題的鴻溝，看似無法逾越，在中央看來，因為事涉國家主權和安全，無法妥協。這就使我想起兩岸通航問題的談判。

兩岸通航問題，談了很多年都談不攏，就是因為雙方無法就臺灣海峽這條航道 如何定位。中國大陸要定之為“國內航線”，臺灣要定位為“國際航線”。定位問題涉及船舶的掛旗問題，而掛旗問題涉及雙方的主權問題。由於事涉主權，雙方互 不相讓，結果是爭持了十年而無法達成協定。最後，雙方同意擱下主權，把航線定位為“特殊航線”，既非“國內”，亦非“國際”，雙方船舶只進出對方港口時， 什麼旗都不必掛，只須掛各自公司的旗。這樣，一下子解決了長達十年的死結。一個事關主權的重大爭議，竟然可以化解於無形！這就是政治智慧。

宋朝陸遊詩：“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遊山西村》）。京港之間的死結，有沒有人可以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化解於無形呢？希望人大常委的袞袞諸公，先不急於“落閘”，給與香港一點空間讓雙方都能夠找到香港政改的「又一村」。

練乙錚: 國家昏亂 港人埋單？

北京終於解釋清楚了。干預 香港政改、設立小圈子篩選機制，原來是為了國家安全。尤甚者，按特府某政治任命官員的公開 解釋，中國意義的國家安全就是黨的安全。這個「源」於《基本法》、高於《基本法》的理由，到底只是一個藉口還是中共確有其「苦衷」，任何不是高級黨員的香 港人都無法辨別。不過，如果是後者，就是中共作孽、港人埋單。

1949至1980年這段 時間裏，中國經濟實力和今天差很遠，軍事方面更不是西方對手，美帝兩度在亞洲出兵大打出手，蘇修一度在中俄邊界上陳兵百萬準備入侵，管治香港的頭頭紅鬚綠 眼，是個英帝派來的人。然而，當時大陸不僅處之泰然，甚至對香港的存在形式非 常滿意，溢於言表，如果不是重視法制條文的英方提出，北京根本無意取回香港管治權。

那時的香港之於北京，沒有 什麼國安涵義，但為何今天大陸變了「強國」，而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不但回歸了， 還駐有大陸派來的重兵，卻忽然可以嚴重影響大陸的國安，有勞北京插手本地政改，徹底推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莫非三十多年大陸的「發展」，到頭來外 強中乾，黨國安全自己保障不了，竟要香港人將就？如此不負責任，港人看了心冷，台灣人看了心寒。

去年 10月10日，大陸《新京報》發表一篇文章，報道大陸出現了一個官方催生、公開認可的新行業，業員的正式名稱是「網絡輿情分析師」。表面上，這些分析師幹 的是研究工作，主要支援政府各級機關和大型國企做決策，完全正當。不料，今年7月，北大發生「燕京學堂事件」，衍生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網絡風暴，而剛好那麼 巧，有關的網絡輿情分析師做的一份報告走了光，在網上廣傳了幾小時，結果暴露了這種分析師的職責【註 1】。

原來，此等「分析師」身負 重任，專門為所屬部門單位監控網上出現的對本單位的負面訊息；若單位真的出問 題、暴露了，分析師除了負責策劃輿論戰怎樣打，以便讓領導知道應該如何給「網絡評論員」（另外一種業者，俗稱「五毛」）分派任務引導新舊媒體裏的輿論之 外，如果形勢依然不妙，便更進一步建議領導找中宣部及其他維穩單位幫忙。顯然，這是一支維穩先頭部隊。

大陸有多少這種「網絡輿情分析師」？《新京報》（及其他大陸媒體）給的數字是二百萬。由於報道的原文經 過大半年仍未被刪，可見「兩百萬」之數不僅可信，在黨的心目中還可能有阻嚇作用。這個二百萬之數，幾乎是全美國公關人員總數的十倍【註2】。 如果按比例推 算，將來香港與大陸融合了同化了，八百萬人口的香港就應有十二萬個這種「分析師」，比現時本地公務員的總數（108373）還多，幾乎是警務人員的四倍。 不過，關鍵的對比是：大陸這等「分析員」的二百萬之數，還未有把「五毛」人口算進去，卻已經大大超出解放軍的一百五十萬部隊人數。

大陸的社會控制、輿論監 督，本來就非常嚴格，世界上少有。近年，黨中央政法委領導的維穩系統的經費，已 經超出國防預算，但中共還是坐立不安，於是再建立這支比解放軍的規模還要大得多的維穩網軍，卻依然杯弓蛇影。如此恆常惴慄，是這個黨的確患上集體恐懼症， 還是她的管治基礎真的愈來愈不穩固？有理由相信是後者。


我們先看社會生活層面方面；這裏有三大死穴。

一、亂：管控歸管控，大陸 社會秩序卻日漸鬆弛。各種原因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愈來愈多，有勞資糾紛、有村官 搶地、有城管打人、有環保抗爭、有官二代橫行（「我爸是李剛」），都是一觸即發，然後往往就是燒警車、打公安、武警出動鎮壓（每次事發，詳細報道和大量即 時現場圖片視頻只能在《大紀元》網站看到，無怪有人那麼痛恨這個「邪教」）。美國發生一宗「費格遜暴動」，舉世矚目，但同樣規模的騷亂事件在大陸，一年不 知發生多少次。這種現象，國史上只在改朝換代的前夜出現，這個事實愛國派不懂中共懂；無法治本，所以大量投資搞維穩。

二、腐：官員貪腐太厲害， 不能不「打虎」，但老百姓並無很大反應。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那不過是政治周期 的一個相位、派系鬥爭的一個手段：本是同根生，哪有一派一直都是魔鬼、偏偏台上掌權那派從來都是聖人？於是，只有黨媒在那裏做媒哄抬氣氛。做不到有效的體 制改革，更沒有辦法移風易俗（例如講了好幾年的領導幹部財產公開都未有下文），所以王岐山說反貪腐要有一個「常」字，因為他知道，常打常有。世界上哪有一 個現代文明國家是要長期嚴打的？

三、散：人心散了，特別是 精英階層的人心散了，出現愈來愈厲害的洗錢套滙移民潮。首先是高官，當權的退 休的坐牢的，統統都有家屬在外國或長居或入籍然後跑兩頭大小通吃。說是禁「裸官」，一是禁不了，一是禁得了人禁不了心，那就更壞，一面當官一面鑽營鋪後 路，時間一到，劈頭就走。其次才是富商，那是因為他們還有很多賺錢機會在大陸，移民的機會成本較高。

大家耳熟能詳的是，大陸愈有錢的人愈想移民。這是中國銀行與胡潤百富合作寫出的一份2013 年報告裏指 出的：大陸的擁有可投資資產一千萬人仔的富人當中，有58%已經或者正在計劃或者正在辦理移民。如果把可投資資產增加到一億人仔的話，上述比例就增加到 74%。歷史上，上世紀中葉以前要移民的中國人大多是勞苦大眾；二戰後的一段時間裏，要移民並且能夠移民的，是大量中產或技術人士；現在大陸是愈富的人愈 迫切要移民。

胡潤百富進一步於今年6月6日發表了一份人人有興趣閱讀的「白皮書」：《2014中國投資移民白皮書》；英文題目稍有不同，但更會引發會心微笑：Im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HNWI 2014，HNWI 者，不是什麼禽流感病毒而是highnet worth individuals，即高淨值人士也。這份報告包括了一個含141名準備或正在辦理或已經移民的HNWI大陸人的隨機樣本調查分析。這些大陸HNWI 的平均個人淨財富為四千二百萬人仔。以下是這本白皮書裏的一些統計亮點：

教育、污染和食品安全是大陸富豪想移民的最主要原因（子女的中學教育首選英國，大學首選美國。記得《環時》說大陸高教比美國好？）；

美國是受訪大陸高淨值人群投資移民的首選國，佔52%； 加拿大排名第二，佔21%；其後依次是澳洲、歐 洲、紐西蘭、新加坡、香港、日本（不少人當領導、未移 民的時候最恨美國，當移民了就反過來；大陸的所有幾個友好國家都排不上榜，反而小日本上了）；洛杉磯、舊金山和溫哥華依次是富豪最嚮往的移民城市，也是他 們最青睞的海外置業城市（都是在美洲西岸、物價指數最高的城市；口味和香港的幾位領導不一樣，反映港人親英，陸人崇美）；

受訪富豪可接受的投資移民成本平均為500萬人仔；海外置業在富豪海外投資項目中佔最大比重，超過四成；其次是固定收益和股票；

七成富豪海外置業為自住，三分之一為投資；（大多數人走硬）三分之一對海外投資回報率非常有信心和有信心，另外近一半較有信心；有近四分之一即使不移民去該國也會考慮在當地置業【註3】。

這個胡潤百富調研的結果與近年另外一些調研結果吻合。例如，聯合國《2013 國際移民報告》的數據已指 出：在1990-2000、2000-2010的兩個 十年期內，出自大陸的移民的首選國都是美國（可見中共六十餘年反美宣傳的零效果）。這份聯合國報告也指出，大陸移民流出量，於上述第二個十年期裏，比起第 一個十年期，剛好增加三倍【註4】。

在任何一個社會裏，除了牽 涉階級利益的事情上，精英的偏好幾乎決定整個社會的主流偏好。八十年代的大陸 精英要改革開放，整個國家蠻有希望的；九十年代的要悶聲大發財，也還不算太壞；零零年代起，要的是不問手段賺了錢便去移民。人心散了，不必替領導感到難 為，因為他們正正是帶頭者。


春秋時代大政治家管仲寫過一篇論治理國家的文章《牧民篇》，裏頭有一節很有意思，題目是「四維」，以前的中學生都讀，現抄錄一小段在這裏：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上面僅僅是列舉了大陸在中共統治下社會層面裏的三大死穴：社會秩序出亂象了、黨政官員上上下下腐敗了、人心散了。亂，古人就會說是禮崩樂壞；腐敗，就是缺 廉；散，特別是精英已經心不在焉，帶頭走佬，投敵賣國，什麼都幹，就是無恥。還未開始談大陸經濟、環境、軍事、外交等方面的其他弊端，四維已可謂去其三 矣。

難道這是一個能享安全的國家嗎？如果不能，是誰之過？應該由誰來埋單？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新京報》文章見http://zgbx.people.com.cn/BIG5/n/2013/1010/c347569-23147730.html；北大「燕京學堂事件」的網絡輿情分析師報告轉帖見http://news1984.blogspot.hk/2014 ... ml?spref=tw&m=1。
【註 2】美國PR行業數字來自美國政府勞動統計局，見英文維基publicrelations辭條。中國方面上網一查，可知全國很多大大小小的單位從新華社到 一些不知名的「公關公司」都在招聘這種「網絡輿情分析師」，而培訓這種人員的機構，更比比皆是，故上述兩百萬之數，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註3】這兩份胡潤百富報告分別見於http://pic.bankofchina.com/bocap ... 104360888560054.pdf和http://www.hurun.net/CN/ArticleShow.aspx?nid=1501
【註4】這份聯合國報告見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 ... _Document_final.pdf

吳靄儀: 政改：這一代的事

上周數事：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飛在深圳會見香港各界人士，傳達中央對政改的立場；周永新博士發表退休保障未來發展報告；經濟學者曾澍基意外逝世。3宗事件，令本人感觸良多，皆因涉及香港前途：我們這一代的事。　

打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港會見各政黨及議員、中央官員在深圳會見香港各界，說是遲來總比沒有好的政改商討溝通，但報道所見，其實中央之意已決，並沒有真正可變的空間。　

中央方案的重點為：一、只有提名委員會有權提名特首候選人；二、提委會按照現時選委會「四大界別」方式產生；三、提委會以過半數通過，選出「愛國愛港」的2至4名特首候選人；四、再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在這2至4人之中，「普選」出行政長官；五、由中央任命。　

這個模式，正是以政治立場先行篩選的假普選；正切合了法律學者指出，百分之一百安全就不可能是真普選的假普選。對此，中央毫不掩飾，李飛打開天窗說亮話：香港普選涉及國家安全，中央理所當然要嚴密監控。　

一道管治文化鴻溝　

於是餘下的問題，只是香港人打算抗拒還是接受。李飛比特區官員老實，他沒有叫港人「袋住先」，將來還有改善的機會。起碼，李飛不當香港人是傻瓜。而且，中 央沒有理由不坦白。控制誰人當選特首是訂立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真正目標，不是「談判」的「開價」，以中央的思維，特區與中央並非對等，何來「談 判」？而說明提防「外國勢力」，反映的是中央一貫的思維。語氣可以溫和可以強硬，思維卻是30年不變的。2004年，中央釋出善意，本人有幸隨法律界上京 面會當時還是「明日之星」的張曉明。探問政改，他的起點是鴉片戰爭，必須提防外國勢力這一套。當時我難以相信這麼新時代的人物真的有這樣的舊思維，但現在 我明白了。　

中央官員與香港人之間存在一道管治文化的鴻溝。最近，香港律師會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了對會長林新強的不信 任動議，今天已是中聯辦主任的張曉明質問應邀往談政改的公民黨議員：「林新強這個人犯了什麼罪？要受到社會如此對待他？」中聯辦主任的確不明白。他這問題 反映的是以權力鬥爭為政治模式的人治社會思維，所以不信任動議只能理解為「倒林」的政治權鬥，而以大狀為多的政黨，必然就是幕後黑手。他不明白，律師會是 個獨立自我管治的專業團體，不是個權力機構，會長沒有個人權力，而是代表成員履行義務的公職，要向成員負責。若他的行為處事偏離成員認為公會應持的尺度原 則，成員可以對其提出不信任動議表示質疑，若動議通過，他就要考慮辭去會長職位，以保存公會在社會上的公信力。一位會長在這個情況之下辭職，根本不存在是 否「犯錯」的問題，而是他的對錯已不再是公會成員的爭議，他辭職的直接原因是尊重會員大會的意見，而他對會員的尊重，也同時得到會員的尊重，爭議由是畫上 句號。　

這些原則和程序，目的就是在一個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社會，以文明的方式，毋須羞辱「推倒」任何人而解 決爭端。這不是律師會所獨有，而是專業自治的常態。社會的和平秩序，不是出於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集團從上而下的統治，而是政府權力與強而有力的公民團體互 相約制，共同向社會大眾負責的結果。這套制度，建基在人權、自由、民主、法 治的核心價值。在我們這一制，香港律師會有堅守原則的制度和決心，只會增強社會的信心，沒有人認為這是「作反」、「權鬥」的所為。　

但中聯辦主任不明白，中央官員也不會明白，因為他們治國的思維不同。李飛說，屈服於違法活動，將永無寧日——如果中央不允給普選就佔中，這還成世界？我們以為政府順應民意社會才會穩定安寧。我們急於政改，目標是為了香港的良好管治，但這不是中央官員關心的問題。　

中央官員不滿香港「人心還未回歸」，其實也是說同一件事；不是香港人反對《基本法》、不接受中國的憲法，而是不順從。中央官員不明白港人的文化思維不是這 樣的。終審法院前任首席法官李國能撰文說：法官沒有主人，法官只對法律忠誠，反映的就是這種文化思維。中央沒打算尊重我們的一制，「人心回歸」的工程，是 思想改造的工程，所以國民教育是大使命，相形之下，第23條立法只是以嚴刑峻法管制言論和行為。23條立法不成，推行國教科又不成，何止人心還未回歸？簡 直反了！是以這次政改，中央公開表明會強硬對待。　

既然中央沒有讓步的理由，那麼香港人是否應「務實」地暫時接受——「袋住先」，保持良好關係，以圖日後逐步改善？　

我們沒有「袋住先」的空間　

不幸的是，只要冷靜地想一想推行中央方案的實際後果，就知道我們其實沒有「袋住先」的空間，因為接受中央控制之下進行的特首選舉辦法，實際上就是接受由中 央「欽點」、必要時由中央發動群眾選出的代理人做特首，以「普選」授權之名，行使在中央指示之下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受特區任何力量的制衡，通過任何中央指 示通過的法律，執行任何中央指示的政策。香港特區再無「高度自治」可言，而白皮書清楚勾畫的局面就會全面實現，「法治」變質，司法獨立也難以持續多久了。 　

練乙錚8月22日在《信報》撰文形容：　

「『袋住先』的那東西，既有北京需要的篩選機制，入得閘的人定必唯北京之命是聽，再加上有一塊『一人一票』標籤撐腰，得勝者當特首便有『民意光環』，辦起 北京要辦的事來，必然更覺理直氣壯；就算在一些如『23條』的事情上底氣猶覺不足，也大可找一個周融（很可能是目下出了名的那個）調動百多萬群眾簽名上 街，繼而安排一些商家學者在旁邊吶喊助陣，一面震懾敵人，一面替自己打氣。有如此陣勢和『民意』，可謂無堅不摧，特府還有什麼北京想要的法案不敢提出？」 　

如果今日香港人自願接受這個制度，同意這個方案「推進民主一步」，將來有什麼理由不接受結果？現屆立法會，泛民除了愈來愈沒有意義的「拉布」之外，已是無 力制衡特區政府，2016年立法會組成不變，下屆35個功能議席仍在，2017之後，立法會內，民主聲音必然更不足慮，中央有何誘因去「改善」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縱不能令人心回歸，但也足以隱沒人心未回歸這個難堪的事實，中央起碼已達到全盤控制特區的目標。而且這已是「普選」了，《基本法》第45條「最 終」要達至的目標已達至，誰要爭議也難有覑力處。　

所以，以為中央樂於見到方案得不到通過而「原地踏步」，是沒有想通透篩選方案的涵義廣遠，因為如此「普選」一了百了，對中央管治特區絕對有利。反而今屆「原地踏步」，爭取普選的運動必然繼續下去，中央才是「永無寧日」！　

但是，中央立場這麼強硬，香港人有沒有拒絕「袋住先」的空間？有想法認為即使是微細的改善也應盡力爭取，其實這是最愚昧的想法。若然上述分析正確，所謂 「改善」的空間，必然無關宏旨，不會影響實施方案的實際後果，若不改變後果，這個情之下的妥協就是最差的妥協，因為這是香港人積極參與討價還價得來的成 交，以後更無不合作的藉口。　

香港僅餘的力量，就是透過立法會泛民議員，對這個斷送香港前途的方案說「不」。這是一場經典的「大衛對 哥利亞」，中央只能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但無法強迫議員投贊成票。守住立法會這一關，是泛民議員無可代替的任務，我們應做的，是鼓勵、支持泛民議員完成這個歷 史任務。佔中，大可讓別人去佔。


可以想像，未來的10 個月，泛民議員一定會承受巨大的壓力。先前的抹黑是小試牛刀，更嚴重的必然陸續有來，發動「選民」網上攻擊，也是少不了。這邊施壓，那邊必然引誘，發動輿 論，安排下台階，褒獎如何能為香港「化解危機」、推進民主一步等等各種心戰，不一而足。在這個時候，爭取民主的民間組織，必須冷靜對 待，撐住議員，使他們能撐住香港民主，保留改變現實的空間。
　
會有人說，其實託詞接受，真正的原因是為了防止不接受帶來的社會撕裂，甚至是更災難性的後果，特別是指「不接受，必佔中」的後果。李飛講好了，中央會視佔 中為動亂，中央無懼威脅，會「勇敢」面對。（哥利亞勇敢面對大衛？） 如果這是暗示會用防暴警察用武力對待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或藉滲透挑撥發起動亂，佔中三子說他們已有心理準備。更重要的是實際的策略及行動準備，確保嚴 守和平、非暴力的防線，這當然不易做，但害怕有人搗亂不是消極接受斷送香港前途的理由。

　
死力撐住是唯一出路
　
李飛說到30年前，戴卓爾夫人向鄧小平說，中國收回香港會為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鄧小平表示，「那我們要勇敢面對災難」，今日亦會同樣面對不實施真普選會帶來的災難。
　
其實什麼災難是香港人承受，不用李飛「勇敢」。30年前大陸要收回主權，香港人心徬徨，我那代人歷歷在目。那時大陸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經濟環境與香港 人有極大差別，是人心徬徨的主因，為了避免災難，至少減低發生大災難的可能，無數人做了無可估計的工作和盡了最大的努力，當中有香港人也有中央的人員，有 左派也有右派、中間派，力求撐住香港，為香港平穩過渡創造最大的空間。
　
如今又舊事重提，大陸經濟崛起，但制度封閉如故，人權、法治受制如故，封建政治思維一點沒有改變。 香港人唯一出路，仍是死力撐住。但是，這30年之中，香港社會並非「原地踏步」，我們的公民社會組織強壯了，我們有很好的學者如周永新，而曾澍基必然後繼 有人，為香港特區思考實際的公共政策，我們的新一代，對香港不是我們那一代的舊情綿綿，而是朝氣勃勃，跟我們同樣一往無悔。我們撐住今天，就是讓他們創造 更好的香港明天！

古德明: 是誰「放任賄選」？

■湖南省衡陽市前書記童名謙因「放任賄選」罪而被判入獄五年。資料圖片

日前，大陸傳出一則小新聞：湖南省衡陽市前書記童名謙在職期間，對省人大代表選舉賄賂公行情事，視而不見；八月十八日，遭北京市法院以「放任賄選」罪名，判處五年監禁，真是冤哉枉也。

新中國上至人民代表大會下至香港長官層層選舉的七寶樓臺，拆下來，無處無「賄」字。去年初，中共政協委員劉夢熊失意名利場，憤然揭露梁振英競選香港長官 時，怎樣和他私相授受：他以選舉委員身份，為梁助選，並投梁一票；梁則答應當選之後，委任他做行政會議成員，不料後來卻食言。總之，中共以千多名財閥、政 客等組成選舉委員會或提名委員會，目的就是要多給他們甜頭，使之心悅誠服，協助當局把小市民踩下去。所以，七月三十日，香港廉政公署宣佈，梁振英涉嫌賄選 案，無有違法者。此外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事實上，在中共倡導之下，「政以賄成」已經成為香港常規。最近有個周融，包辦反民主宣傳任務，花花綠綠的鈔票，馬上就買得無數小民簽名和遊行，如蟻之附 膻，號令及於學校、工會、舞廳、各地屋邨等等千多個組織，其間數以億元計的費用，來歷不明；糾集群眾者中飽私囊的傳言，更時有所聞。當然，在新香港，這一 切都無有違法者。中共以至梁振英政府更盛譽這場「愛國運動」。所以，你不得質疑周融受了厚賄，否則就是誹謗罪。這位風流周郎早已聲明，誰人質疑，就狀告誰 人。他除了前後有四位嬌妻，還有錢有勢。

《漢書》卷七十二載：武帝好大喜功，用兵四方，為補國庫，容許犯法者出錢贖罪，有錢者輸穀補官，於是「天下奢侈，官亂民貧，亡（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 謾而善書者（巧詐者）尊於朝」。後來元帝有心整頓風氣，御史大夫貢禹就勸他先正朝綱，選賢舉能，廢除買官鬻爵積習：「相守選舉不以實（地方官吏所選舉者， 不有才德之實），輒行其誅。進真賢，舉實廉，天下幸甚。」元帝深為嘉許。

現在，中共給香港精心設計一套選舉不以實制度，把收買豪強當作選舉，然則根據中文大學調查，小市民生活素質跌至十二年來最低點，可謂合情合理。北京大學《二零一四年中國民生發展報告》指出：大陸三分之一財富，由百分之一家庭擁有。香港民生遲早也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本月初，香港地政總署助理署長林嘉芬囤地事發，市民才看見地政總署怎樣刁難農地主人，待林嘉芬買得其土地之後，即放手任她建屋圖利，利錢可達五千萬元以上。不少市民胼手胝足一輩子，恐怕都賺不到其十分之一。新中國不杜絕民主選舉，大人先生怎能創造這樣的經濟奇迹。

請問中共：童名謙究竟罪犯何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