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峯：中共把香港變成政治鬥爭城市

最喜歡、最擅長搞政治鬥爭的中共官員居然好意思批評香港人想搞政治鬥爭，居然開口閉口要求香港在政治鬥爭城市或經濟城市作選擇實在令人感到荒謬絕倫。他們顛倒是非黑白的功力，睜眼說謊的道行更教人瞠目結舌，搖頭嘆息。

稍稍翻一下中共的歷史就可以清楚知道，這個政黨是個以鬥爭為綱的政黨；它建立的政權是與天地人鬥爭都其樂無窮的政權。從九十多年前建黨開始，中共內部已是鬥爭不絕，領導人物一個接一個被打倒。昨天還是最高層領導，今天就成了叛徒、內奸、工賊，到明天又是偉大的馬列主義革命家。上一次黨大會還是副統帥及接班人，新一次會議就成了狼子野心的陰謀家。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共的內鬥、權鬥仍沒有平息，重慶前市委書記兼政治局委員薄熙來從有望進身最高權力核心的人變成階下囚，這個黨的內部鬥爭能說不激烈、不嚇人嗎？

黨內權鬥固然是中共的拿手好戲，對黨外力量及一般民眾中共同樣是以鬥爭為綱。四九年建政以後就大搞階級鬥爭，把城市、農村搞的天翻地覆，把數以百萬計無辜的人打成階級敵人、人民公敵。到反右時又把大量知識分子及回國協助建設的華僑打成右派，對他們實行專政壓迫。文革時就不用說了，從學生到工人到幹部到高官只要稍稍跟毛澤東有不同意見，甚或稍稍跟不上形勢已被打翻在地，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共依然以鬥爭為樂，隨便把有獨立人格及意見的公民打成顛覆分子，隨意把仗義執言捍衞憲法權利的人說成國家民族的敵人。趙連海、劉曉波、艾未未就一個又一個成為鬥爭的犧牲品。真要批評政治鬥爭的嚴酷，中共不是該先好好作檢討嗎？

更何況香港根本不存在甚麼政治鬥爭，香港根本不是個所謂政治鬥爭的城市。以爭取民主政制為例，香港市民及泛民主派政團爭取的是建立一套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制度，爭取的是一人一票選舉政治代表的權利，當中既沒有你死我活的鬥爭意味，也沒有針對個別政團或人士，更沒有要打倒誰或向誰專政的問題。大家要求的只是逐步改變畸形及充滿特權的政治體制，只是要把小圈子選舉制度送進歷史垃圾堆。這能算是政治鬥爭嗎？

此外，發展民主政制及落實雙普選是北京對港人的承諾，是《基本法》設定的目標，是國際人權公約授予港人的基本權利。市民據理力爭，要求北京政府及建制派尊重《基本法》，積極落實市民按憲法及國際公約享有的權利實在理所當然，合情合理。事實上有關承諾已一拖再拖，從○七○八年到現在還未能落實，還有這樣那樣的障礙。市民及泛民主派政團希望北京及建制派不要再節外生枝，不要再搞小動作拖延怎麼能說是發動政治鬥爭呢？怎麼能說是令香港變成一個政治鬥爭城市呢？

而且，市民及泛民主派政團儘管對民主政制發展過慢有不滿，但大家都堅持和平抗爭，都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希望藉着討論、辯論醞釀共識，減少北京及建制派的憂慮，令雙普選能順利落實。這樣有理有節、合法合情合理的民主運動跟所謂政治鬥爭根本是兩碼子的事，跟中共那種橫蠻暴力的鬥爭更是南轅北轍。

其實，真正在香港搞鬥爭的是北京政府及他在香港的代理人梁振英。國際社會關注香港民主化就立即被北京打成特務滲透顛覆。學者發動和平佔中爭普選立時招來甚麼「愛港之聲」、「幫港出聲」之類的團體圍攻抹黑。由此可見，在香港大搞分化，大搞敵我矛盾及政治鬥爭的不是別人，而是北京當權者！

程翔: 習近平要把中國帶到何方？

早在今年初，筆者在此專欄發表文章《對習近平政改抱希望者可以休矣！》（見2013年01月31日），指出憑他就蘇聯東歐崩潰發出的感慨：諾大一個蘇聯共產黨“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這一句話，斷定人民不能對習近平政改抱希望。

半年多以來，習近平一再用他的言論和行動，來證明我對他的這個判斷沒有錯。他先在2013年5月13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了《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即中共中央2013年9號檔），提出所謂“七不講”的鉗制思想新措施，進一步證實了筆者的觀察，詳見筆者2013年5月23日本欄《中國政治改革的希望徹底落空》。

“七不講”只是一個序幕，為習近平即將在神州大地掀起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作鋪墊。九號檔下達不足兩個月，習近平就在8月19號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了一篇向自由派知識份子宣戰的檄文。

深入分析習近平的講話，可以歸納為幾點：

一，他把意識形態工作提升到僅次於經濟工作的地位。習近平在會上說：“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党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這就實質上改變了鄧小平只有一個中心，即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

理解中國政情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把意識形態放在一切工作之首，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在全國範圍長期掀起“鬥、批、改”運動，使全國陷入長達30年的災難。鄧小平深明這樣做只會危害到中共的統治地位，故主張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不爭論”。鄧小平1992年在南巡講話時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所以鄧小平主導中國政治期間，把意識形態爭議擱置在一邊。雖然他從沒有放鬆過對異見人士的迫害，但他也從來沒有提出向自由派知識份子宣戰的做法。現在習近平要把意識形態提升為僅次於經濟工作的地位，又要向知識份子宣戰，自然引發人們擔心毛澤東時代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是否會再出現。

二，他解釋了為何要這麼重視意思形態工作。他說：“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盪、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很難守住”。

習近平顯然是認為蘇聯東歐的崩潰同放鬆意識形態的管制有關。從我們在開放社會所接觸到的資料看，這種分析顯然是錯誤的，但在中共看來，這卻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從1991年蘇東波事件發生後，這一套論述就成為中共根深蒂固的認識。

三，他向自由派知識份子宣戰。

當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劉雲山在會上發言時，習近平插了一句話說：“有一小撮反動知識份子，利用互聯網，對党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污蔑，一定要嚴肅打擊”。這句話在公開報導的講話版本中被刪除掉，但據資深記者高瑜表示，在黨內傳閱的檔中確有這句話。這就實際上是向知識份子宣戰。

四，他要宣傳部門把好意識形態的關口。他說：“宣傳思想部門承擔著十分重要的職責，必須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為此，全國30多萬新聞工作者都必須分批輪流到各級黨校接受再培訓，以便強化他們的馬列水準。

習近平講話後，中共官方媒體就掀起一論密集的對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批判。官方媒體《人民日報》便在頭版位置連發八篇本報評論員文章造勢。第一篇《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作為統領，隨後陸續發佈的《中心工作與意識形態工作要兩手抓》、《凝聚在共同理想的旗幟下》、《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在創新中贏得主動權》、《客觀認識當代中國與外部世界》以及《構建全黨動手的大宣傳格局》，全面闡述習近平講話的精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亮劍”的威脅。

9月2日，《人民日報》也在評論員文章中開始宣揚“亮劍”精神，《關鍵時刻要敢於亮劍》，呼籲在意識形態領域領導幹部要敢於亮劍。《北京日報》連續在頭版發佈的《意識形態領域鬥爭要敢於亮劍》、《意識形態領域陣地不能丟》，《求是》也強調《一刻也不能放鬆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從這些文章及其遣詞用語，都是火藥味十足和鬥爭色彩濃烈，那種“你死我活”的氣氛絲毫不亞于文革時期的大字報。

以《北京日報》的《意識形態領域鬥爭要敢於亮劍》為例，都是十足的文革時期大字報的寫作模式：

““要鬥爭， 就要不怕鬼、不信邪，就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

“尤其是對一些人極力宣揚的所謂‘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新聞自由’等論調，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論，任何時候、任何管道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和方便，該管的要管起來，違法的要依法查處”；

“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看不見硝煙，但同樣你死我活。在這個戰場上沒有開明紳士，妥協換不來和諧合作，鬥爭才能生存發展。那種態度曖昧、明哲保身的想法是不可取的，那些迷失自我、同流合污的做法就更要受到懲戒。敢於鬥爭，敢於亮劍，才是我們當前勢在必行的選擇！”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更公然宣稱“普世價值派已成為中國人民最危險的敵人”（見該雜志網站9月4日）。

讀到這些文章，能不擔心文革的再來嗎？

事實上官方已經不僅僅限於口誅筆伐，而是在採取實際行動來鎮壓了。據《人民日報》的子報《環球時報》承認，自從習近平8.19 講話發表後，一個月間，全國已有數百名網路博客以散播謠言為理由被官方“行政拘留”（一種不經過司法程式而被扣押的鎮壓手法）。

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不能不嚴重關注習近平會把中國帶到何方。

添馬男: 互借東風抽乾水

為配合政改及反佔中鬥爭，黨報引述港媒（即係文匯及大公兩篇署名文章）報導回歸後英國軍情六處間諜滲透全港重要部門、傳媒、商會，又指麥齊光被揭騙房津乃來自英特工手上情報，又指陳方安生、黎慶寧乃英國棋子，文章講到似層層，好得人驚！

軍情六處幫狼英？

首先，香港有英美特工存在係基本常識，唔好扮純真，大驚小怪，長期以來香港係東西方角力諜報中心，軍情六處有人員派駐香港，指揮政治部監控左派親共人士，港督麥理浩在抗日時在汕頭從事敵後情報工作，二戰後曾派駐布拉格，59年來港出任栢立基政治顧問，從倫敦公開五十年代港英政治部報告所見，審閱報告後簽名是麥理浩招牌式樣「大M」，之後67年曾做過越南大使，在越戰中與美國緊密合作。麥理浩就係冷戰時代英國具帝國視野、情報、外交、行政集一身的人才，任務係阻止中共在香港滲透，67暴動後出任港督，將早年出任政治顧問時「民生抗共」戰略付諸實行，造就了香港大建設時代。

七八十年代政治部監控對象眾多，不限於左派，港大社會派學生，中大學運積極分子，如前匯豐大班鄭海泉也曾被監視，梁國雄當然也有份，壓力團體成員觀察社陸恭蕙、胡紅玉也有份。九七主權移交後，英方情報人員亦會留在香港，當然也有親英勢力留在司法、紀律部隊、商界、學術界及公務員。

但由此推論麥齊光事件、倒梁及佔中由軍情六處情報人員策動，就好奇怪。麥齊光乃林鄭頭馬，協助政務司長掌控土地資源，打倒麥齊光，對邊個最有利，只要睇邊個接任就一清二楚，接替者乃梁振英頭馬陳茂波，唔通軍情六處幫緊梁振英？

而霍德及顧汝德兩人過去十幾年已被左派圈子視為軍情六處特工，講到佢地神通廣大。最近顧汝德在訪問中公開回應，笑問如何一邊做全職中策組顧問，又一邊做地下情報工作 。除非兩人是國產007，慌死冇人知佢地係特工，大搖大擺，來香港搞飯局做串連，倒梁佔中。按常識推測，若顧汝德係有份策劃佔中之特工，佢會就佔中公開表態咩？咁高調做乜？至於反國教運動，大家唔好以為搞政總集會需要軍情六處特工協助，阿牛、支聯會義工及教協已經熟手。03年七一遊行及之後包圍中環，當時也被視為有英美勢力策動。

其實夏千福也好，Hugo Swire也好，都想借普選抽水，扮做嘢，英美同中國無根本利益矛盾，英國尤其睇重「人仔」。而挺梁陣營則想借英美抽水行為，拉高政治矛盾，迫所有建制派歸邊，尤其是當佔中被定性為由英美外國勢力操控，涉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民族統一，咁大頂帽笠落嚟，邊個頂得順？

 

范克: 不能片面詮釋香港歷史

本月16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批評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Hugo Swire就香港普選提出意見是「動機不純」，如筆者上星期所言，該套「港督不是普選出來」的理論又被重提；文中更指香港過去16年的「民主獲得了大發展」，說香港過渡至民主的過程是因處於中國的懷抱，暗示英國這個奶媽，在殖民地時代並未給予港人民主，不如中國對香港百般呵護。但交到中國這個親娘手中，僅用20年時間就過渡至民主。你為甚麼還要擁抱殖民地時代？難道你忘記了「英國統治99年」、「要求港人對女皇效忠」的屈辱？

確實，我們必須承認，在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曾經有過一段非常不光彩的歷史，我們可以透過歷史知道舊時代在港華人的處境，知道華人和洋人間不平等的過去；但在翻閱史書的時候，我們亦不可忽略在殖民地時代最後的短暫歲月，環境比過去的16年要好。至少，在九七前我們雖沒有選港督的自由，但我們還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示威集會、表達個人意見的自由，還有比今日立法會功能組別更為民主的政制改革，控制多少外來人口亦是港英政府可以管治的範圍。

如果你忘記了這段對於大多數港人而言，都能夠稱得上為美好的光輝歲月，是發生在九七之前，「獲得了大發展」這類屁話，自然聽得入耳。但如果你清楚這段過去，明白今日的香港處於一種怎樣的局面，自然會覺得不悅。

九七前的歲月，不能夠說沒有窮人。二戰過後湧現的大量人口，木屋區環境惡劣，衞生問題對社會構成嚴重威脅和影響，於是政府開始着手大規模興建公屋；窮人孩子不能上學，於是有了免費教育。麥理浩上任後推行福利政策，建立醫療體制，保障勞工權益。雖然上述種種，並非全為窮人而設，更多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進行的「戰略部署」。港英政府推出不同措施以改善社會的整體環境，最後目的可能只有一個，就是為了確保英國可以在一個安定、繁榮的殖民地中繼續保障自己的利益。然而這樣的部署，終為香港和英國，在九七前達到了真正的互惠互利、雙贏局面。

當時的窮人，尚能被看待為人；今日的窮人，不只被政府視為「大麻煩」，更加有被政府「標籤化」的傾向。就在今個月初，在深水埗區議會上，民政事務處和社署的人竟然指深水埗區內的露宿者問題，是熱心人士派飯導致，認為派飯此等義舉會令人拒絕結束露宿生活。不知民間疾苦，是否已經不足以形容？看過通州街臨時街市、附近露宿者聚腳的環境，為甚麼還會有人認為露宿者是在心甘情願的情況下，選擇在一個環境惡劣的地方居住？

倘若九七沒有發生，港英政府又會否早於數年前，就如當年港英政府解決木屋問題一樣，已經能夠預見問題發生，及早採取行動，加快露宿者輪候公屋的時間甚至短暫豁免租金、按金去解決露宿問題，或者協助露宿者盡快重投社會工作？我們只能想像港英政府會如何處理，但是最少窮人還會被看待為人，而非視之為一個問題，以眼不見為淨的方式解決。

另一件在去年發生的「意外」，是前《蘋果》攝影記者成啟聰在政府總部與當時在場的一名保安推撞，律政司動用人力物力檢控他襲擊。官司持續到高等法院，法官駁回律政司的上訴，維持判成啟聰無罪判決，律政司的回應竟然是「研究判詞以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意味有可能再進行上訴。成啟聰在商台節目上表示，九七前記者能夠自由出入政府總部；節目主持李慧玲亦指，從前可以自由出入政總，或者敲門與官員交談。

當時的新聞自由，不會因為有報館針對政府，而被要求向政府或者警方道歉，香港市民不會看到彭定康阻止《大公》《文匯》或者控告左派報章的記者襲擊保安。今日的律政司，卻可以為了一個前《蘋果》攝影記者，僅因為記者的身份和所屬機構與政府不和就進行檢控甚至上訴：是進步，還是倒退？

事實上，過去16年來，不論大小事情都反映出，香港的民主自由，乃至民生，沒有多少寸進，更多是倒退。英國人不會強迫港人唱國歌要激動流淚，不會強推國民教育要學生認識大不列顛的輝煌歷史，即使效忠的是英女皇，英國政府仍然是一個經民主洗禮而誕生、具民意授權和代表性、認受性的政府，有憲制的約束而不至於權力過度擴張，有着被稱為海盜的過去但不會如盜賊劫匪一樣掠奪香港的資源。

英治下的香港，就是比今日的共匪治港好，至少英治下的香港，不會出現自由倒退、民主倒退、人權倒退，不會有重案組調查說粗口的教師，不會有律政司死咬一名攝影記者，不會有人批評派飯會令人繼續貧窮，亦不見得宗主國政府會進行任何破壞殖民地法治的舉動。即使中共不想承認英國人管治香港的功績，亦必須要承認香港的歷史，是怎樣記載在港華人和英國合作，令香港由一條小漁村、轉口港，發展成一個大都會。回看過去，一個嬰兒長大了，但成年後雙腳被活生生打斷，有人送他一對枴杖，指他終於能夠站起來，他自豪了，他終於「獲得了大發展」。

古德明: 香港民主的真諦

九月十五日，梁振英出席所謂地區論壇，「聽取民意」，但一般市民休想入場：論壇舉行前三十小時，當局已聘得數以百計老人到場，通宵輪候。問他們要見誰人，要談什麼，不少都茫然說：「不知道。」總之，他們把門券領取一空，然後或入場枯坐鼓掌，或把席位讓與他人。於是會場之內，頌歌不斷，掌聲不絕。梁振英不禁滿面春風說：「論壇秩序一次比一次好，正合民主政治發展之道。」

民主政治，原來在於要人歌功頌德。難怪他們說新中國民主冠全球。香港不是有這樣的民主，地區論壇場外就不必處處戒嚴，令行人却步，周圍商戶叫苦連天；也不必出動四百多個共家警察，對付二百個抗議者。梁振英更不必一離會場，就捐棄正道，違規逆向驅車而去，務求擺脫不聘自來的市民。

唐朝初年，王世充割地稱帝，曾經輕騎簡從，巡行市廛，說要了解輿情，還邀百姓到順天門外議事：「世充非貪位者，本救時矣……恐門衞有禁，無以盡通，今止順天門外置座聽事。」他又在西朝堂聽冤訴，東朝堂聽諫言，不過幾天，就疲憊不堪，「後亦不能復出」。王世充不明白，主政者不可能事事躬親。要掌握民意，當交有司負責（《新唐書》卷八十五）。

當然，梁振英和王世充頗有不同。第一，他出入要幾百警員護衞，絕對不敢像王世充那樣，「出則輕騎，無警蹕」；第二，他只要聽歡呼喝彩，絕對不會像王世充那樣，收到章牘如山，「觀省不暇」。王世充、梁振英之「垂聽輿情」，哪個較為可取，後世當有公論。但有一點可以斷言：王世充只會為人譏笑，不會為人唾駡。

而無論如何，香港在梁振英政府不惜重金經營之下，越來越有新中國民主之風。這風氣見於嶺南大學經濟學系主任何濼生教授的主張：「他日行政長官普選，候選人不得譴責中央政府所作所為。」

又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教授獲梁振英政府授以多個公職之後，就大力鼓吹：「要普選行政長官，先要為二十三條立法。」十年前，他力言二十三條法案「箝制學術自由，有如利刀架在市民頸上」；現在，他大概發覺利刀之下，才有民主。

上月，梁振英說一句「反對派以舉報貪污為名，借助廉政公署打擊政府聲望」，馬上就有廉署退休人員協會、前任副廉政專員等高聲附和，發揚了一呼百諾的民主大精神。

這種大精神，梁振英轄下組織「愛港力」解釋得最清楚。八月十七日晚，這個神秘組織聚餐聯誼，觥籌交錯之餘，有聚餐者毫不諱言：「我們都希望獲中央駐港辦公室資助。」請不要笑他們市儈。市井小人，說話畢竟比有些所謂一流教授坦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