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4月13日星期六

陶傑: 愛國超級市場




英國三大超市連鎖店,包括世界聞名的Sainsbury'sTesco都宣佈限購奶粉。

這一次,我們香港可「威水」了。因為十六年來,香港特區政府的行為,都「參考西方國家先例」,「西方先進國家」創新先做的,香港小特區才敢模仿而照跟。但是,限購奶粉,總算是香港在前殖民宗主國的前頭,香港特區先做,英國跟隨,你說,香港的炎黃子孫,這次真正當家作了主,怎會不激動呢?

所以香港特區政府,也壯了謄。食物衞生福利奶粉局局長高永文醫生召見記者,充滿自信,嚴正指出:奶粉限購令,會繼續下去,因為搶購奶粉風潮,已經是世界現象。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蝗禍不止困擾香港,而且還在侵襲全球。英國不知哪裏冒出來的中國人搶購奶粉,英國都限購了,香港怎可以撤銷?

高局長的講話,得到香港市民支持。梁振英的施政藝術,也日漸進步。面對大陸「環球時報」的大批判,梁特首柔性應對,說香港特區以後「施政」,也顧及「內地」的需求和感情,然後外柔內剛,由高局長再強硬堅持,奶粉限購令,什麼「日落條款」,不會加設。

當然,英國的限購令,比香港高明。人家英國不是由政府來行政頒令,而是民間的超級市場自動實施限購。

這一點,十分重要。小農經濟的中國人,不會明白:英國超級市場多賣奶粉,有錢可賺,為什麼不賺?多進點貨,多抬價,囤積一批,發大財呀?

但是,人家英國超市集團,不要賺這點污腥錢。利潤當前,英國的超市愛國,奶粉是賣給英國人的下一代的,不是給中國嬰兒的。中國人再抬多少現金來,滾你的蛋,不賣就是不賣。

愛國不是掛在嘴巴上的,英國人精於貿易,但這個時候,就顯出真正的「大是大非」。

這樣的優秀國家,又怎怪得你搶人家的奶粉,把子女送去人家的寄宿學校喲。

SARS十周年﹕從沙士到罷工——拾年四月兩茫茫



文 黃宇軒

 

每年四月寫文章,總想矯情地引用艾略特的詩句「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放諸2003年及2013年香港,這句真是準確無誤:十年前,香港人因不明病毒來襲,早成驚弓之鳥,剛踏進四月,先有謠言傳出香港將成為疫埠,將港人焦慮推至頂點,翌日世衛即宣布發出旅遊警告,香港頓時成為死城。

往後淘大花園整座隔離,醫護人員相繼離世,也算不出何者更教香港人更惶恐傷感矣。那種坐困愁城之感,趙良駿導演的《金雞二》再現得細膩準確,我們都像戲中吳君如飾演的阿金,看鞠躬盡瘁的醫生無辜死去,只能讓淚流進口罩之中。十年後的今天,「天意」之於這城市,難道不是同樣殘酷?在葵涌6號貨櫃碼頭,為了爭取合情合理的加薪,要求資方改善待遇,四百多位碼頭工人餐風飲露,先被法庭禁制令驅至馬路邊,踏入四月,十數場大雨更傾盆打在工人身上,似要把罷工面對之嚴峻加劇。那幾天,不斷在社交網站上見到人說:天怎麼要如此作弄人?

我們記得什麼,要記得什麼?

因教學與研究旨趣與疫症相關,年初就承諾了編輯要為沙士爆發寫點什麼。始料不及的是,二月開始,沙士十年的「回顧」成巷成市,像要堆砌起來向年輕一代說聲我們不能忘記。官方正式的紀念活動不多,但三月底香港面對眾多政策問題之際,一直低調的梁振英竟高調發表《香港家書》,港人不能忘記沙士、不能放棄沙士精神。然而,在特首口中,沙士精神忽然成了他的競選口號「齊心就事成」,似乎沙士之殘酷,帶給我們的教訓就只有在遇上困難時要團結、無私和發揮人性光輝等「教訓」。我把一份份刊物儲起,出席了數場回顧沙士的論壇,然後不禁納悶:到底疫症過後十年,我們記得什麼,要記得什麼?編輯三月催稿時說「就快回顧完了」,我打趣說也許可以回顧那些「回顧沙士」的敘述是何許模樣。那封「家書」一出,我想實在要由此說起。

說好的沙士精神

早前在網上見到有文化人戲言,關於沙士,港人只記得疫症來臨,一定不要怕死買樓去!讀到這句後沒多久,我親身在地下鐵聽到二人對話,說想到沙士就想到買樓。這不僅是一種譏諷,也是說明,如果疫症可能是種「警號」(就如其他天災總被我們想像為對人類行為的警告),它可說完全失效:沙士期間與過後曾有一段極短暫時間,香港社會出現一種論述,指出我們必須反省這個城市當年來吹捧的發展模式、政治制度的缺漏、以及個人生命的追求。可是,這種較為深刻的社群反省及對疫症教訓的思索,很快就轉化為對馬照跑舞照跳的渴望。十年前5月初,官方成立小組希望在公眾組織反思沙士與推廣沙士精神的工作,但開展不久後就被拋諸腦後,全因世衛在5月底解除對香港的旅遊警告後,政府就立時改變論述,把全副精力放在復蘇經濟與救市。凡此種種可濃縮在一個畫面:梁錦松得知世衛消息後即趕至蘭桂坊,執啤酒擁洋妞;伴隨這畫面溜走的,還有整個城市原本即將開展的省思。因研究需要,我把2003年三月到六月的報紙連續翻起來,見到從高度戒備到社群開始討論疫症的教訓,到一切恰似沒有發生過,分外感受到那戲劇性的轉折。

其時有過的反省包括,高密度的發展模式與不顧庶民居住環境的地產投機市場,會造成疫症易於散播的城市格局。另外,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廣東省及北京的不對等關係,會讓重要資訊無法順利向香港流通,而中國封閉的政治體制也會在突發狀下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除此以外,中港兩地急促加劇接觸,會帶來許多尚未全盤摸索得到的問題,即使「融合」也要摸石頭過河,沙士借微生物的移動有所提醒。在本土政治體制層面,沙士曾讓我城體會到官員誠信與能力之重要,市民與公民社會的團結一致,曾經用來揭破官員信口開河的謊言,用來替代無力與崩壞的政府。今天房處處樓市發燒、內地官員及其代理人在普選問題上指鹿為馬、高鐵起始中港一面倒融合、要官員問責與保持操守難過登天,我想,「說好的沙士精神」若然猶在,十年後這城市豈會如斯?

2003年時任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領導威院抗炎的鍾尚志教授,今年三月初在報上撰文,輕輕一問﹕「十年過去,股市、樓市回升了,零售興旺了,政府的盈餘也多了。禽流感、豬流感、新沙士的新聞像『狼來了』的故事般此起彼落。可是,我們的醫療系統處理突發巨變的『餘力』安在呢?」他指出,疫情過後醫管局花了不少時間檢討,提出沙士的教訓是香港的「醫療資源每天都是繃繃緊」,根本無力應付這個全球城市(global city)與高密度發展城市可能會面臨的疫症。但僅僅是醫療系統這一領域,長年為專家詬病及在沙士期間表現差勁的醫管局,在沙士後仍不見改革,公共醫療系統受過「教訓」,但像香港社會一樣,改變不了多少。沙士過後不久,何芝君教授所編的《沙士啟示錄》(進一步出版)中,香港重要知識分子馬國明與曾澍基的文章,都強調「危機」二字——沙士曾經是一場全盤性危機,喚醒我們這個城市許多領域都急需改變。

陳馮富珍的「教訓」

鍾尚志除了在專欄略提過沙士外,十年後的今天相對沉默,還有多少人記得這位香港英雄?在我心目中,他的英勇不獨因為他在病房抗戰,無畏無懼。十年前的317日衛生福利及食物局長楊永強堅持沙士沒有在社區爆發,又指世衛反應過敏,同日,鍾眼泛淚光在鏡頭前向香港人宣告,沙士已向社區蔓延。這肯定是香港主權移交過後,最振奮人心的其中一幕。流行以謊言蓋過謊言的今天,特首竟敢勸港人記住沙士精神,世事竟能荒誕至此?最近重溫一些立法會沙士獨立調查委員會的紀錄片段(此委員會特因醫管局調查報告「自己查自己」而生),看到醫護人員相繼指出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輕率對待疫情,犯上眾多可避免的嚴重錯誤,令原有可能逆轉的疫情轉壞,間接令死亡人數增加。當中,鍾尚志亦曾在席中直指感到陳太在沙士期間「耍」醫護人員。看到此片段,一方面感到當今有勇氣直斥官員不是的良心之聲並不易見,另一方面,想到這份全面的立法會報告對陳馮富珍作極嚴厲批判,譴責她在沙士期間的表現,而這位處理公共衛生危機嚴重失職的官員如今在日內瓦指揮全球抗疫!(楊永強受到相似批評,含淚問責辭職,後更向公眾表示反思後認為應付上責任,惟陳馮富珍未有辭職,後更在世衛記者會上斥責記者無知,指世衛認為其抗疫表現優秀。)她近日更在Foreign Affairs這本雜誌每年選百大思想家的候選名單榜上有名,是香港歷史上唯一的代表。或許,這才是沙士的教訓。

陳馮富珍當上世衛總幹事,內地多番強調這是國家的力量。大概這就是香港在兩制與一國強弱懸殊關係下,「被送禮」與「被光榮」,以及被教導要學會感激的開端。其實在沙士肆虐期間,北京已多次示範如何強調一家親,逼人忘卻疫情功過的細節,例如在自顧不暇之際將少數的抗炎物資運往香港,作形象工程,企圖壓下港人對內地隱瞞疫情的憤怒。20035月中,香港疫情未好轉,未符世衛除去旅遊警告的三項要求,但國家為了顯露實力和緩與經濟影響,特派出吳儀向世衛施壓,用大國外交的方式替香港作主。不久香港在未達要求下,世衛忽然解除旅遊警告帶來的「驚喜」,也是導致「恢復經濟」的全城論述壓倒原有在百廢待興中反省的最大原因。耐人尋味的是這旅遊警告雖然衝擊香港經濟,卻一度是唯一可牽制內地,逼其加強對世衛的透明度的重要武器(詳見下註陸恭蕙的文章)。沙士過後幾年,陳太作為「中國人才」參選世衛總幹事,部分沙士死者家屬難以接受,但往後幾年,港人才知道愛國愛港就是這麼一回事,陸續有來。

工潮中的沙士精神

說了這麼多,不過想問,關於沙士,我們到底想記得什麼,應該記得什麼?我偏執地想,若我們真記得沙士,上述都會是多餘的話。可是在諸多關於沙士的回顧與紀念中,最常見到是特首強調,曾經在例外狀態中存在的「齊心」與無私,一片偶然的溫情,還有那種對無常的體會、珍惜生命與感恩的論調。我大膽一問,疫症殘酷無情,帶走的不少都是枉死的人。瘟疫過後留下來活的我們,怎樣才能讓無辜逝去的人,不至那麼枉死?疫症本來像一切天災,本無意義可言,但就如日本311地震開啟了對核能與社會發展路向的反思;記住沙士應意味讓那些曇花一現、公民社會與體制層面的反省與改革不至胎死腹中,也不能磨滅人為的種種過失與不義。不過,畢竟香港還是錯過了沙士的教訓,299人的犧牲,並無為這個城市帶來持續的反省與改變。一位對我影響至深的老師讓我知道,鍾尚志在2003年受訪時曾說過,「沙士過後,世界將要不一樣」。這句話深深烙在我腦海。香港,還是一樣。君不見,十年前本應引發全城檢討,動搖各種體制的疫病,竟變成嫁禍外判清潔工人與基層公屋住客的「全城清潔大行動」,難道一場世紀瘟疫的教訓就只有香港不夠清潔?擾民傷財的功夫就像派六千元,總是易做,而核心問題就立時被遮蔽。執筆之時,工聯會王國興建議政府再辦全港清潔大行動,當年因沙士離任醫管局的高永文欣然答允,這回「清楚大隊長」又要讓多少小販與清潔工人受罪?

是故,十年前沙士最教香港人惶恐的一段時期,十年後忽然爆發貨櫃碼頭工人工潮,讓我感慨萬千。在許多關於沙士的回顧與紀念裏付諸闕如的「沙士精神」,反而展現在工潮之中,以及支援他們的市民身上。偶然而來的罷工運動,就像沙士一般截住了急促的全球化流動(病毒停頓了航班,罷工減緩了貨物流轉),也只有這樣,才可逐層剝開看似行之有效的社會,讓香港人可以片刻目睹這個城市發展模式隱藏的問題與邏輯,得見這城市如何病入膏肓。大量市民積極聲援,討論平常難以引來注視的政經與政策問題(如工會、勞工權益、集體談判權、工聯會)、公民社會協力拆穿有權勢者的謊言騙局,反思現有經濟發展為何等。一切一切,教人如此熟悉,十年前的4月香港也曾在另一種情景中進入那市民高度充權與反思的狀態。沙士疫症讓1755人經過鬼門關,奪去299人的生命。執筆之際,碼頭罷工勞資談判未有結果,資方姿態強硬,400多工人犧牲生計,多人承受極大風險。跟十年前一樣,這個城市徘徊在「差點」可向令一個方向前行的邊緣。

弱者不受苦的卑微奢望

但我憑什麼樂觀呢?早前碼頭工人罷工開始不久,有位在法律界工作的朋友在網上指出讓人萬分驚訝的資訊﹕在船隻泊運合約中,會有一條名為「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的條款細目,說明若在合約期間發生意料之外的事,「令雙方最後無法履行合約,雙方的責任就會解除,碼頭亦毋須賠錢給貨主,貨主只能自嘆倒楣」。這些意料之外的事,除了包括天災、瘟疫、戰爭,竟連罷工也包含在內;更教人欷歔是,這些事件又稱act of god!雖然知道那是法律術語,都不禁讓人聯想,如果這些真是「act of god」,又有多少暫時讓恆常秩序停頓的意外事件能令社群與當權者領受教訓,不讓善良而無權勢者受苦?我們都記得四川大地震中的學生、日本311地震核電廠中的員工、沙士期間緊守崗位的醫者與職工。十年前曾有論者,在報章寫下教人慨嘆的深刻評論﹕「我相信疫症將重來……但假如疫症有天意,我希望它在重來的時候,會公正一點,不要再殃及無辜……」寄望意外事件改變世界的權力不均與不公義、教訓世人,看來只能是種奢望。願它不讓無權勢者受苦,已是卑微的奢求。僅以此文誌沙士十年,並為罷工工人打氣——你們以尊嚴竭力停頓了我城的節奏,讓我們睜眼看到不應如此運轉的世界。

本文觀點,全得力於以下重要的「沙士書寫」,可作延伸閱讀﹕

1. Chan Wai Yin & Ma Shu Yun: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head of the WHO'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2009, vol. 39 no.3)

2. Christine Loh: 'The Politics of SARS: The WHO,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in At The Epicentre: Hong Kong and the SARS outbreak (2004, HKU press)

3. 百年:〈防疫關鍵不在全城清潔〉(2003814日,《信報》)

4. 鍾尚志:〈災難〉(201333日,《蘋果日報》)

庫斯克:高達斌陳淨心這種貨色




 [不好意思,本篇比較口語化]

連歪理都不如

CCTVB報導陽光時務個研討會,當然係睇下高達斌點樣曲線救國。我估CCTVB已經剪最見得人嗰段,但佢都係好似文盲咁講啲冇邏輯嘅嘢,連歪理都不如,無理可言。佢話民主只係西方近三四百年嘅嘢,係舶來品,香港唔一定要學,應該學嘅係中國傳統文化仁義禮智嗰啲。跟住長毛就嘲笑高達斌,話佢反對中共,因為馬克斯係德國猶太人。

查實四百年前,係萬曆年間,當時仲未有電話,咁點解高達斌又用呢?

同一個場合,陳淨心帶咗班愛港力嚟踩場,在場搗亂,但奇就奇在佢地連搗亂個台型都騎呢過人。

講開高達斌、陳淨心呢啲角色,其實佢地係層級最低嘅爛頭卒,負責攪亂對家個場。佢地賣相差、講嘢無知唔係問題,而且最恐怖嘅係佢地好似乎真係好似好亢奮咁。呢種水平嘅貨色,召集到成班都係同等水平貨色。響正常民主社會,呢班人嘅水平當然係連挽鞋嘅資格都冇,頂多就係一百幾十個極右狂徒嘅頭頭。而家佢地上位,就好似抗日嗰陣,只要肯做爛頭卒,就水平幾差都有得做漢奸咁。

土共水平也不見得好

高、陳呢啲最低級嘅爛頭卒當然係騎呢,但我試過唔只一次潛入西環同土共組織嘅座談會之類,發覺無論係西環官員、土共組織頭面人物、爭住埋堆嘅生意人、土共區議員同黨工,講嘅嘢其實水平唔高得過高達斌幾多,只係流利啲、少啲笑位咁。就算係你電視見到班土共立法會議員,唔理係所謂法律副教授、有錢太子女定係傳統土共,一樣好似鄉下出嚟咁。

土共世界當然有聰明人,不過大體上都係上面講嗰種水平嘅人,佢地好多係活響個封閉系統幾十年,見識有限,新埋堆嘅就物以類聚,一樣咁低水平。不過,有啲人就似乎係扮出嚟,為咗埋班,所以要突出自己有幾左,仲要係左得嚟同班土共一般水準。有啲新埋堆嘅人,例如啲澳洲嚟嘅大律師,本身冇料,但小人得志,財大氣粗,以為自己好巴閉,對住電視鏡頭語無倫次丟人現眼都不自知。

仲有一種人更無恥,就係爭住做三姓家奴嗰種,英國人統治嘅時候就宣誓效忠英女皇,服侍完英國人就服侍中共,甘心做打手,擺出一副狐假虎威嘅嘴臉,為咗表忠,講嘅說話仲衰過土共。以無恥程度計,呢班人比起土共,有過之而無不及。

總之,響西環嘅指揮之下,憑藉無限資源,呢班人就掌握愈來愈多委員會、公帑組織、議會議席。再提大家一次,而家就好似抗日時期,有志之士唔肯賣靈魂,但大把小丑無賴爭住賣,賣相幾核突都有得做漢奸上位。

農村包圍城市

仲有,唔好忘記,而家中共實行農村包圍城市。日復日咁放人落嚟溝淡你地班本來嘅人,人地受大陸教育,唔識你地講嘅咩核心價值,總之土共可以以無限資源發展新移民網絡,日日洗腦。你地班香港人覺得愛港力、愛港之聲、土共水平又低、又言而無信?有乜所謂?人地有好多農村水平嘅群眾支持。

當你有一日一覺醒來,發現周圍嘅農村已經被改造成功,議會投票又投贏你地、政府上下都係佢地、你有份交稅嘅公帑源源不絕支持佢地,人地名正言順咁對你進行人民民主專政,後悔都太遲。



時務論壇-公民抗命佔領中環

truth or dare ? ﹕ 你 敢 寫 , 我 敢 改



文 阿 離

本 周 人 物 ﹕ 學 生

「 通 識 文 憑 試 答 「 六 四 題 」 pro- 政 府 有 數 ? 」 — — 學 生

答 ﹕ 「 你 敢 寫 , 我 敢 改 」 — — 通 識 科 評 卷 員

公 開 考 試 總 叫 人 想 當 年 。

筆 者 高 考 時 修 讀 政 府 與 公 共 事 務 科 ( GPA ) , 記 得 一 條 中 國 政 治 題 目 , 問 「 在 中 國 , 法 治 在 什 麼 程 度 上 得 到 實 現 ? 」 當 下 引 經 據 典 , 分 析 何 謂 法 治 精 神 、 書 述 中 國 憲 法 綱 要 、 現 實 中 的 人 治 多 於 法 治 , 還 有 遍 野 叢 生 的 違 紀 事 件 等 , 正 反 並 舉 立 場 鮮 明 , 總 結 否 定 中 國 有 法 治 ; 另 一 條 香 港 政 治 題 目 , 問 考 生 多 大 程 度 同 意 「 相 對 在 選 擇 中 投 票 , 大 眾 傳 播 媒 介 是 更 有 效 的 政 治 參 與 途 徑 ? 」 , 不 用 猶 豫 , 下 筆 就 是 對 香 港 政 治 制 度 的 批 判 , 解 釋 既 有 制 度 如 何 把 民 選 議 員 綁 手 綁 腳 、 民 意 在 制 度 內 的 窒 礙 難 行 , 再 分 析 幾 段 新 聞 事 件 說 明 第 四 權 威 力 。

從 來 , 立 場 是 答 案 的 必 須 , 開 門 見 山 下 筆 就 寫 。 筆 者 以 往 當 考 生 , 從 沒 考 慮 答 案 是 否 「 政 治 正 確 」 、 是 否 能 取 悅 閱 卷 員 ; 重 視 的 是 一 字 一 句 是 否 客 觀 公 正 , 證 據 確 鑿 , 邏 輯 暢 達 。 得 見 今 屆 考 生 在 通 識 科 文 憑 試 中 怕 失 分 而 傾 向 保 皇 , 反 對 「 拉 布 」 ; 回 答 六 四 問 題 時 又 棄 用 「 鎮 壓 」 字 眼 , 生 怕 惹 閱 卷 員 之 厭 ; 答 卷 未 上 呈 , 自 己 已 先 審 一 遍 。 筆 者 當 然 明 白 被 操 生 殺 大 權 之 忐 忑 , 然 而 教 育 的 結 果 不 是 求 真 , 卻 是 奉 承 討 喜 以 求 分 數 , 不 禁 令 人 扼 腕 。

「 一 個 人 不 能 做 屠 夫 」

資 深 閱 卷 員 洪 老 師 ( 化 名 ) 一 錘 定 音 : 「 政 治 議 題 , 就 會 有 取 向 , 最 重 要 合 乎 邏 輯 , 有 理 據 支 持 你 的 立 場 , 你 有 self-censorship ( 自 我 審 查 ) , 就 是 自 我 矮 化 。 」 隱 身 在 分 數 背 後 的 一 雙 橫 眉 , 主 宰 考 生 生 死 , 考 生 為 求 軟 陸 , 都 不 敢 走 「 對 抗 路 線 」 。 考 生 眼 中 , 閱 卷 員 猶 如 一 尊 尊 保 守 大 石 , 眼 底 容 不 下 半 點 激 進 前 衛 ; 然 而 閱 卷 員 其 實 也 是 一 個 個 主 體 , 按 指 引 辦 事 , 也 有 獨 立 思 考 , 特 別 是 通 識 科 目 的 老 手 。 在 考 評 局 規 定 下 , 閱 卷 員 的 身 分 背 景 保 密 , 事 實 上 他 們 都 是 資 深 老 師 , 一 如 洪 老 師 , 由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到 文 憑 試 考 卷 , 也 有 她 的 硃 批 。 默 默 在 「 面 紗 下 工 作 」 多 年 , 她 坦 言 閱 卷 員 個 個 都 是 「 行 家 」 — — 行 有 行 規 , 「 當 你 做 marker , 你 要 有 你 責 任 」 。

閱 卷 員 的 責 任 是 什 麼 ? 一 份 考 卷 要 如 何 改 ? 洪 老 師 說 , 通 識 科 最 重 要 是 考 量 考 生 的 邏 輯 推 論 、 立 論 理 據 ; 要 求 的 , 不 是 立 場 取 態 是 否 「 政 治 正 確 」 , 而 是 理 性 思 辯 , 她 幽 默 地 舉 了 一 例 : 「 你 話 我 係 一 隻 豬 , 我 唔 會 即 時 反 臉 同 你 互 罵 , 呢 個 係 意 氣 之 爭 。 我 會 首 先 定 義 咩 係 豬 , 豬 有 咩 特 性 , 我 有 無 呢 特 性 , 然 後 分 析 我 有 幾 符 合 豬 定 義 , 再 總 結 我 係 咪 豬 。 」 若 考 生 要 選 答 「 拉 布 不 損 害 香 港 社 會 利 益 」 , 便 要 先 詳 述 拉 布 定 義 和 作 用 , 什 麼 才 是 「 香 港 社 會 利 益 」 , 再 仔 細 分 析 , 引 以 實 例 。 「 多 角 度 」 、 「 批 判 思 考 」 , 不 單 是 口 號 , 切 實 是 審 題 的 尺 。 在 評 卷 前 , 審 題 委 員 會 會 草 擬 指 引 , 例 如 題 目 的 要 求 及 可 接 受 的 答 案 ; 再 召 開 閱 卷 員 會 議 , 讓 閱 卷 員 評 改 樣 本 答 卷 , 掌 握 評 卷 準 則 , 「 指 引 是 很 general 的 一 把 尺 , 打 分 點 打 , 與 取 態 無 關 。 改 卷 前 marker 開 的 會 , 會 討 論 那 把 尺 跟 真 實 考 卷 表 現 的 差 異 , 再 作 調 整 」 。 通 識 科 採 用 雙 評 制 , 即 每 份 考 卷 由 兩 位 閱 卷 員 分 別 獨 立 評 分 。 若 兩 個 分 數 有 明 顯 差 異 , 將 由 第 三 位 閱 卷 員 評 改 ; 若 差 異 仍 大 , 則 有 第 四 次 評 卷 , 以 確 保 評 核 公 允 。 如 此 評 卷 機 制 下 , 「 一 個 人 做 唔 到 屠 夫 ! 班 房 你 可 能 有 絕 對 主 權 , 但 出 到 去 , 一 己 私 欲 不 足 以 操 縱 大 局 , 個 場 唔 係 你 睇 晒 ! 」

政 治 題 目 , 有 多 敏 感 ?

既 然 機 制 嚴 謹 , 何 以 學 生 仍 怕 得 自 我 審 查 以 保 分 ? 洪 老 師 坦 言 : 「 兩 個 字 — — 唔 識 ! 因 為 無 知 , 所 以 憂 慮 。 」 由 於 對 政 治 制 度 並 不 熟 悉 , 面 對 敏 感 議 題 , 不 知 就 裏 的 學 生 唯 有 牙 牙 學 說 「 政 治 正 確 」 的 話 , 「 從 媒 體 上 看 到 官 員 面 對 這 些 話 題 , 自 我 審 查 了 , 學 生 便 以 為 需 要 這 樣 做 」 。 又 現 今 社 會 政 治 氣 氛 白 熱 , 考 生 若 不 理 解 事 件 的 前 因 後 果 , 自 然 傾 向 退 到 保 守 派 的 堡 壘 避 風 頭 , 以 為 安 全 。 有 考 生 打 開 試 卷 看 到 拉 布 題 目 , 直 言 「 好 驚 」 、 「 好 敏 感 」 , 或 言 不 知 「 Filibuster 」 之 意 , 洪 老 師 卻 說 : 「 拉 布 是 基 本 常 識 , 是 一 個 議 會 的 職 能 、 制 衡 政 府 的 方 法 , 而 且 在 立 法 會 出 現 了 那 麼 多 次 , 都 是 hard facts , 老 師 何 以 不 教 ? 」 通 識 課 程 範 圍 列 明 的 三 部 分 , 包 括 「 生 活 素 質 」 、 「 法 治 和 社 會 政 治 參 與 」 、 「 身 分 和 身 分 認 同 」 , 政 治 議 題 當 然 包 括 在 內 , 「 政 治 題 目 為 什 麼 不 能 出 ? 不 要 叫 人 家 不 要 出 題 , 行 家 自 己 也 要 砥 礪 , 要 查 找 不 足 。 」

「 以 前 GPA 既 題 目 , 敏 感 過 通 識 一 百 倍 啦 。 」 洪 老 師 笑 說 。 翻 閱 高 考 GPA 舊 試 題 , 香 港 部 分 的 考 題 , 03 年 就 咬 當 時 剛 出 台 的 問 責 制 , 問 考 生 是 否 同 意 「 問 責 制 不 能 加 強 政 策 制 定 者 向 公 眾 問 責 , 反 而 會 讓 行 政 長 官 進 一 步 集 權 」 ; 04 年 轉 向 特 首 , 問 考 生 是 否 贊 成 「 非 普 選 產 生 的 行 政 長 官 不 能 確 保 政 府 有 效 管 治 」 ; 07 年 直 指 基 本 法 , 以 「 基 本 法 主 要 強 調 的 是 維 持 香 港 的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而 非 保 障 香 港 的 自 治 」 向 考 生 投 問 ; 至 於 中 國 部 分 , 06 年 坦 言 問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是 不 是 橡 皮 圖 章 ? 憲 法 主 義 在 中 國 能 否 得 到 落 實 ? 還 有 學 生 對 「 大 陸 不 排 除 使 用 武 力 來 統 一 台 灣 」 的 看 法 , 均 是 挑 動 神 經 。 然 而 當 年 GPA 是 小 眾 科 目 , 乏 人 注 目 ; 現 在 通 識 為 大 科 , 因 而 更 吸 引 眼 球 , 「 政 治 敏 感 」 之 名 愈 炒 愈 旺 。 然 而 無 論 敏 不 敏 感 , 「 香 港 有 學 術 自 由 , 容 許 學 術 討 論 , 基 本 法 chapter 3 寫 明 ! 」

核 心 價 值 考 卷 藏

上 年 8 月 , 政 府 委 任 國 民 教 育 推 手 、 內 地 愛 國 統 戰 組 織 全 國 青 年 聯 會 副 主 席 陳 仲 尼 出 任 考 評 局 主 席 , 令 考 評 局 的 公 信 力 蒙 上 紅 色 陰 霾 。 雖 說 公 開 試 科 目 審 題 委 員 會 獨 立 運 作 , 但 由 特 首 委 任 的 考 評 局 委 員 會 具 有 制 定 考 試 政 策 及 檢 察 考 評 局 工 作 的 職 能 , 不 禁 令 人 對 考 評 局 的 中 立 性 生 憂 。 執 教 「 敏 感 」 科 目 多 年 的 洪 老 師 卻 底 氣 充 足 , 「 唔 係 話 染 紅 就 染 紅 到 」 。 笑 言 自 己 平 日 在 學 校 「 務 農 為 生 」 , 韜 光 養 晦 默 默 無 聞 ; 但 一 旦 徵 兵 , 便 「 披 甲 上 陣 」 , 而 身 邊 行 家 也 如 是 , 「 香 港 人 , 在 這 個 地 方 咁 耐 , 心 裏 總 有 核 心 價 值 ! 」 權 力 再 大 , 都 不 能 佔 領 人 心 。 恢 宏 制 度 下 的 組 件 , 一 旦 發 動 主 體 意 識 , 亦 能 堅 守 崗 位 力 保 不 失 。 即 使 當 年 筆 者 的 答 案 再 「 反 動 」 , 也 能 拿 一 個 A 。 學 子 們 , 不 要 早 早 為 分 數 折 腰 屈 膝 , 把 年 輕 的 生 命 困 在 犬 儒 牢 籠 中 。

佔領中環對談系列﹕是孩子迷失了被驕縱 還是家長太過直升機?



文 譚蕙芸

這星期,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馬丁)向記者拋出他的底線方案,兩日後道歉收回。馬丁解釋,接受訪問前沒有晏覺,鹵莽說出不符民主原則的方案,形容自己「老貓燒鬚」。就在馬丁方案未夭折的早上,民建聯副主席李慧與「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對話。

李慧琼對答謹慎,重點字眼重複。筆者數過,短短一小時,她說要向中央「爭取最大空間」出現了十三次;「按照基本法45條」十一次;希望看到「公平公開有競爭性選舉」九次;希望港人和中央「建立互信」六次。李氏說話紀律,情緒平穩,應該不會像馬丁般燒鬚。

別誤會,我不是說李氏是人肉錄音機;她也有真情流露,談到民主黨二○一○年與中央對話後遭狠批,語氣委屈得像家嫂,說受批評的不止民主黨﹕「沒辦法,社會就係咁,我都畀人批評啦!」筆者再引述股評人周顯月前撰文指,李慧琼是中共欽點的未來特首,她謙稱,「沒想過,沒具備條件」,筆者再三追問會否「N屆不選」?李氏忽然幽默﹕「我從來說話不是說得那麼盡的人」,大家哄堂大笑。有血有肉的李慧琼,驚鴻一瞥,一閃即逝。

從政不是「人做的工作」。口太疏,隨時誤大事;口太密,悶出個鳥來。李氏過往接受訪問,談得最輕鬆的,就是其十歲女兒Maggie和丈夫的home sweet home。可惜,這陣子親子討論也不一定政治安全。

話說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上周說,國教一役後,中央覺得香港是個「被驕縱和迷失的孩子」,港人嘩然,大家腦海裏浮現的畫面是﹕四腳爬爬吮奶嘴的嬰兒,竟是港人化身?戴耀廷活用親子比喻,形容港人公民意識成熟,理應像三十幾歲成年子女,問題是中央硬要篩選,如同「直升機父母」過度介入子女生活,惹港人反感。戴形容,民建聯就像乖巧家姐,泛民是頑皮弟弟,阿爺應較聽大女兒說話,期望李慧向阿爺講好話,讓真普選水到渠成。堅稱自己是土生土長香港人,說希望看到普選的李慧也有無奈﹕「如果件事這麼容易……我有講呀,我真心希望有競爭性的選舉是包括不同政治意見的人,係真。」

這個「係真」重複了三次。

洋名Starry的李慧琼,科大會計畢業,在畢馬威工作過,身為會計師,應該對數字敏感。我們由數字談起。話說民建聯周二公布了一項關於佔中的民調,聲稱「七成市民不支持佔中,擔心會引發衝突,癱瘓中環,影響香港國際形象。」調查獲無新聞重點報道,翌日登上《文匯報》、《大公報》頭條。可是,該民調公信力存疑,於中大修讀傳播學博士的資深記者區家麟在博客批評,該調查有三大死穴﹕問題有誘導性,以偏概全,受訪者年紀偏高。科學化民調講究受訪者年齡分佈,應模擬人口結構。民建聯民調裏,五十歲以上受訪者比例達七成,但五十歲以上市民只佔人口四成,故此「七成市民反對佔中」有言過其實之嫌。

「尊重另一部分不想被影響的人。」

李慧琼反駁,覺得民調問題設定「中立」,準確反映市民憂慮。她亦指以往民建聯的民調多次使用「電話機」,由電腦隨機致電家居電話,一貫沒有加權,過往從未被質疑。又說,佔中民調大家可以做,歡迎其他機構發表結果。不知Starry是否有點緊張,喝水時濺濕上衣,筆者遞上紙巾,其後她雙手緊握椅子把手,右手指頭偶爾在扶手上做出恍如彈琴的小動作。

輕鬆得多的戴耀廷,先讚民建聯民調做法「合理」,更笑言,佔中提出僅三個月,已獲22%支持,成績不錯﹕「我覺得不太差,我們什麼也未做,只是有個傻佬在這兒,已拿到二成二支持,按比例即是有一百四十萬人支持,若一百四十萬人走出來中環,你都幾係喎。」

戴再認真解釋,佔中明年七月才進行,未來一年會以商討日、電子公投收集民意,相信會感染更多市民。另外,佔中不只是「聽電話答民調」般簡單, 強調市民的高度公民參與﹕「我們整個運動不是說要大多數人認同,只要有足夠數量的人,願意為民主『身』,甚至承擔罪責,這個社會能量是很不同性質的東西。」

李慧琼承認,民意可以變化得很快,亦尊重有人想參與佔中,但指民主精神應「尊重另一部分不想被影響的人」。戴耀廷研究人權多年,指人權有不同層次﹕經濟考慮和「上班不想遲到」非基本人權;相反,民主普選卻是基本人權。若成功爭取,能惠及全民﹕「這班人不只是為了『擸』給自己,他們所爭取的權利是屬於所有香港人也應有的權利。」故此佔中目標在喚醒原來不支持者﹕「像馬丁路德金,最初連黑人也說做乜搞搞震。佔中想喚醒大家,我們所重視的利益和價值,是否只是中環價值?我們是否還要追求一些普世價值?」

戴耀廷打蛇隨棍上,指曾鈺成也說過「有篩選的普選欠認受性」,他十分認同。曾氏是李慧師父,李卻覺得戴耀廷沒真正了解曾講話﹕「據我了解,曾先生講法是,若按基本法45條落實,令到民望高的候選人不能參加,社會將會付出很大代價,和你說的有一定分別。」

筆者翻查舊報紙,去年六月二十日《明報》訪問曾鈺成,文中引述曾的講話為﹕「若民主派有力問鼎特首,中央將他們篩走,要付上很大政治代價……最高民望的人如不能參加特首,普選下的特首將難以管治。」我們曾邀請曾鈺成與戴耀廷對話被婉拒,最後成功聯絡近日稱願意為佔中和中央做「溝通橋樑」的李慧。

「在信任香港人高度自治底下,他是否一些憂慮也沒有呢?我們不能否認,現在中央不能完全信任所有香港人。」

李慧琼在民建聯是個傳奇。一九九九年,她年僅廿五歲,以獨立身分勝出九龍城區會選舉,成為當時最年輕女區議員。二○○三年七一遊行後,民建聯區選大敗,曾鈺成辭任黨主席,同年他看中李慧琼,邀請她入黨。李願意在民建聯最低潮時加入,被黨內人士銘記。二○○四年她隨曾鈺成出選立會,李未能勝出。至二○○八和二○一二,李先後以三十九萬和二十七萬票成為票后,奪得西九立法會和超級區議會議席。今年只三十九歲已是民建聯副主席、行會成員,政治仕途如坐直升機。

和李同期出道的陳克勤一句try our breast被人記到今日,李慧琼卻甚少禍從口出。訪問期間,她用詞如履薄冰。喬曉陽指「篩選」不準確,她明顯避開「篩選」字眼;「普選」也少提,取而代之是「公開公平有競爭性的選舉」。她最愛說﹕中港要「建立互信」,指佔中太「激進、激烈」﹕「佔中係雙刃劍,現在鬥大,中央究竟會再強硬些,是否更難拿到中央信任?」

談到互信,戴耀廷以親子關係比喻中央和香港關係,認為做父母宜先放權﹕「在權力關係裏,如何產生互信,往往是擁權者先下放權力,才能造成信任關係。」同為人母的李慧不認同,指自己常鼓勵女兒多為媽媽設想。

戴反駁,香港不是被驕縱幼兒﹕「香港其實係成年子女,三十幾歲還跟父母一起住,父母還說呢樣唔得呢樣唔得,有什麼效果呢?就是樣樣跟你對幹,樣樣跟你剷到盡。若你放手,成年子女怎會不愛惜父母關注的事?香港人這麼多年,在選舉活動裏是很成熟的,你信得過香港人,我們投票怎會選個和中央對抗的人?」

李慧琼借用「信得過香港人」反駁指若中央不信任港人,根本不會承諾普選。李慧琼又在喬曉陽講話中,讀出積極意義,覺得「不與中央對抗」的條件,已比「愛國愛港」更容易定義,排斥性收窄了,包容度更廣。但她指大家要面對政治現實,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由共產黨執政﹕「在信任香港人高度自治底下,他是否一些憂慮也沒有呢?我們不能否認,現在中央不能完全信任所有香港人。」

戴追問,香港市民中,有五成五人支持泛民,若泛民未能入閘,是否有問題?李說,現在談泛民能否入閘言之過早﹕「我不認為(泛民)沒機會入閘」。她強調,喬曉陽指「特首大門是開的」,講話雖提及余若薇,只是引述文章,不等於排除余氏,即使何俊仁被點名「對抗中央」,港人仍可爭取讓他入閘。但筆者細看喬講話,寫明被指「對抗者」的人若要跨入這門,需先放棄舊立場。

「我也想有普選,但政治現實是一國兩制底下的普選。」

我們轉換話題,談提名。戴耀廷說,現時選委會「廣泛代表性」不足,有市民向他建議一個方案,戴強調不代表他立場﹕在現行一千二百人選委上,另加一千二百人由全港選民直選,是否可取?李沒明確回答,稱只要「拗到符合45條也可研究」,但李不忘補充,現時選委會包含四個界別,「能代表到香港的多元性」。

李慧琼常把「互信」「對話」掛在口邊,但二○一○年民主黨和普選聯與中央對話後,民主黨失民心,學者失望。我們就所謂「互信」討論﹕

李﹕對話始終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筆者﹕你如何游說失信心的人?

李﹕大家行前一步就可以,我也想有普選,但政治現實是一國兩制底下的普選。

筆者﹕政治現實是原來對話的人,付出很大代價。

李﹕我覺得(二○一○年時民主黨)是有成就的,他們爭取了政改向前走,當時民調市民是支持的。

筆者﹕但批評更多。

李﹕無辦法啦,社會是這樣,我們都被人批評(語帶激動)……民主黨在選舉失利,我不覺得完全因為(對話)

筆者﹕原來支持對話的學者如陳健民,現在也支持佔中。陳說過,二○一○年對話後,看不見恒常溝通渠道,更失望。

李﹕我覺得對話是開放的,你想跟誰對話?

筆者﹕有沒有直通天庭的電話線?

李﹕我們沒有這些電話線,大家要換位思考。中央要了解港人,港人亦要了解中央擔心。

戴﹕不只喬曉陽,其他人一系列說話,已看到我們憂慮的事出現,二○一七原來不是市民真正有得揀,只可在他接受的人裏選。

李﹕他是按基本法落實普選,沒加入新條件,公道點。

戴﹕我研究基本法廿幾三十年。我讀的基本法,和他讀的基本法,竟然同一條文得出不同結論,就是憂慮所在。原來他掌握了所有,你說什麼就是什麼,他擁有最後武器,就是解釋權。

戴坦言,香港人先感受到不被信任﹕「現在是我看到你根本不信任我。我當然先小人後君子,大家講清楚先,你不給我,我就這樣。這是不好,不理想,但現在情是被迫走到這一步。我不想博弈,問題是整件事上,實在大石壓死蟹,隻死蟹唯有豎起隻槓,垂死掙扎,你壓下來,我們死梗,無反抗餘地。」

戴說得悲壯﹕「我們是沒有辦法,唯有以身去犧牲成全,我們覺得普選沒有了,我們根本不想擾亂香港秩序。只是坐在中環,讓你拘捕,怎會令經濟受損?我們只是表達香港無普選的失望,僅此而己,失望都不可以表達嗎?」李慧琼回應,她也不希望佔中發生,又指自己也想看到普選﹕「過去也有泛民入閘,我看不到有一個機制可以完全排除,我自己覺得真是不可以(排除泛民),我也不想,公道講,我真想有競爭性。」

N屆也不選?「我從來說話不是說得那麼盡的人。」

戴追問﹕「如果中央是阿爺,民建聯是大女,泛民是離家一段時間的成年弟弟。只要大女跟阿爺說幾句好話,件事容易好多。」李無奈道﹕「如果件事這麼容易……第一,我一定有講,第二,我真是衷心希望競爭性是包括不同政治意見的人,係真,係真,係真。」

對話系列至今,首集有余若薇,今集有李慧琼。兩人政見南轅北轍,筆者卻聯想到兩人雷同﹕身材高,皮膚白,舉止斯文,衣著有品味。何俊仁曾形容,民建聯近年致力「李慧化」,培育一批高學歷專業人士成員,這批人不是傳統左派背景,望能擺脫「土共味」,吸引中產選票。股評人周顯今年二月撰寫文章,以一萬六千字分析,未來特首須符四條件﹕年輕、港人背景濃厚、專業人士、疑似共產黨背景,周顯最後總結﹕「要符合以上所有條件,只有一個人,就是﹕李,慧,琼。」李慧琼在香港出生,自稱「愛吃燒賣,愛逛旺角書局」,童年住公屋,沒讀過左校,做過女童軍,家裏沒左派人士,二十五歲任區議員,二十六歲與從事航運物流業的丈夫結婚,二十七歲做媽媽。粉絲稱李為「正義靚太」,她笑容可掬,不謾罵,總耐心等你說完才發言,被譽為形象清新建制派。

筆者問李慧琼,會否參選未來特首?她淺笑道﹕「第一,我從來沒想過這件事,亦感謝有人把我個名拿出來,但我不認為我具備這條件。」戴頑皮問﹕「如果二○一七特首選舉,是李慧琼對余若薇,你點睇?」李冷靜答﹕「這個假設性問題,我沒想過。」筆者補問﹕「會否說N屆也不選?」戴笑提醒﹕「不要自打嘴巴!」Starry知道對話快結束,輕鬆起來,幽了現任特首一默﹕「我從來說話不是說得那麼盡的人,哈哈哈。」然後笑打圓場,跟戴耀廷握手道別,輕快步出會議室。

周日話題﹕老虎.燒鬚.賊佬.沙煲



文 王慧麟
「民主之父」李柱銘提出的退讓性普選方案,輿論大嘩,震撼力不下於「佔領中環」。當然,方案之鳥籠,連正常的民主派也難以嚥得下。最後他迅速道歉,事情算是告一段落。

我不認識民主之父,而且曾經在九八年,在友儕間輕輕提過,時為民主黨主席之馬丁應該學習西方政黨,為選戰失利引咎辭職,據聞遭主席懷疑此舉是否想挑撥派系之間矛盾,為某些人奪權而鋪路。是但啦,舊事一樁!但由此可見,民主之父之政治觸覺,識力敏銳,也不是衝動派,凡事必經縝密分析,非玩玩下之九流政客。上周他居然選擇跳出來,公開提出一個鳥籠選舉方案,背後應不是一時衝動,多多少少是有巨大的政治計算。

這些計算,其實也是他們同代(或上下一代)民主派,一直信守的政治遊戲潛規則:只要忍一忍,入到北京定下的入閘門檻(如立法會、特首選舉等),就可以楔入去,慢慢地將個夾縫拉大,最終會達到真正的民主。

假如你是一個正常的八十或九十後,看到這裏,必然是炒蝦拆蟹一番。不過,部分民主派前輩對我有提攜之恩,要我像部分朋友般,對民主派前輩口誅筆伐,非本人之願。不如換轉一個角度來說,究竟為什麼上一代的民主派前輩,會有如此想法?這個想法的論述基礎又在哪裏呢?

上周在家,買執屋,執出一份由太平山學會於1986年一個研討會,呈交的文章講稿,有關香港未來政治體制的發展及建議。談到未來九七後的立法機關,他們倡議:

「產生方法:(1)功能選舉:40%的席位由按功能組別劃分選舉團舉行選舉產生;(2)比例選舉:60%的席位按參選名單按比例代表制舉行選舉產生。」

假如以現時的標準來審視這些建議,簡直保守到極點。一來,一個支持民主的團體居然同意有功能組別選舉,而且竟佔議席40%;二來,直選議席居然是用比例代表制產生,有冇搞錯?

「騎呢」方案產生原因

太平山學會是民主派一員,當日負責宣讀這份文章的,就是何俊仁。後來太平山學會與一些民主派組織籌組港同盟,以及組建民主黨,這是後話。但就從這個建議可見,當時的所謂民主派,其實是相當溫和及保守。

為什麼他們會倡議一個如此「騎呢」的方案,理由好多,但從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來說,類似太平山學會等民主派組織所提出的政制發展方案,絕大多數不是急風驟雨式的民主改革。這是與當時民主派提出及信奉之「香港中產階級」的論述,有密切關係。

這套論述的基本前設,是香港社會的穩定力量,不一定來自工商界,更多的是來自香港社會各行各業之中產階級,特別是專業人士。在九七過渡期間,假如這些中產階級出現人心不穩,甚至大規模的中產移民潮,香港必然產生社會混亂,影響繁榮穩定。

在這套論述之下,香港中產階級的精神面貌,是被描繪為一班求穩定、怕動亂但對民主、自由及法治等理念有執著及有理念的專業人士,他們不希望一朝變天,政治上雖不太熱中,未必親英,卻不一定親共,但至少在民主步伐方面不能倒退,更要求北京信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這就是香港中產階級的所謂「保守性」。由於香港中產普遍存在這種保守基因,民主派組織在提出政制方案時,不可能太急進,以免失去他們的支持。

三言兩語,好難將整套「中產階級」論述寫得非常詳盡,不過,這套「香港中產階級論述」至少發揮到一個重要作用:令當時的中英政府,覺得香港中產階級在整個政制發展之中,變得相當「有關係」(relevant),即是說,中英政府在考慮香港政制發展甚至公共政策的時候,不能一味照顧大財團大商家之利益,更不能不考慮中產階級之利益及需要。這套「香港中產階級論述」,既有學者撰文提出,亦有社會人士出來附和,儼如一套極為完備的香港社會階級分析,造成了政府不得不注視的「中產現象」。隨論述於八九十年代發酵,代表這班中產階級,或相對進步(progressive)中產階級利益的政治團體,就是民主派。結果令民主派成為日後香港討論民主發展之中不可或缺的聲音,由無關痛癢的一班人,「升呢」變成相當「有關係」(relevant)之政治力量。

中產論述何為成功?

「香港中產階級論述」如何為之成功?其中一個指標,是令北京及本地親中力量,「誤信」要在香港長治久安,需要得到中產階級支持(2003年之後才大徹大悟,重返基層,派糖派「數」予市民更有選票力)。於是,有親中政治力量花了不少力氣,試圖洗刷基層形象,出現了穿polo shirt之「白頭劉德華」以吸引中產選票;北京駐港機構搞了一大堆專業組織及跨專業聯盟,試圖吸納更多專業人士加入;至於傳統專業人士獲邀上京交流、國情班、訪問團等,更絡繹不絕。

對民主派而言,除了基層選舉令泛民可以在地區扎根之外,中產階級的支持更不斷保送民主派人士入去議會,成為香港政治上一股重要力量。因此,從民主派前輩的角度來說,經過三十年的努力,至少令民主派的聲音,成為了香港政治上一股不可或缺的勢力,成績得來不易。君不見現在講2017年特首普選,要勞動到喬老爺搭三粒鐘飛機親赴深圳向民主派「挑機」,難道不是成就嗎?回想三十年前,香港民主進程是中英兩國之事,所謂精英如飛哥、鄧蓮如及鍾士元亦只能在旁邊擔仔搖旗而已,關你香港人叉事?更遑論民主派的聲音?

不過,在激進派眼中,「香港中產階級論述」的死穴,或者是盲點,就是所謂「失敗主義」,即是民主派只佔道德高地,不願意硬碰硬,遇上北京(或九七年前之英國)強硬反對,立即縮,由爭取八八直選到現在的2017年普選均如是,次次失敗次次退卻。

但對這班民主派前輩而言,爭取民主必須照顧雙現實﹕香港中產階級其實是相當保守,怕死怕亂;其次,香港政治前途掌握在別人手上,九七年前是英國及中國,九七年後是北京,後者把權力看得非常重要,怕民主開放會帶來動亂,甚至遭到奪權。因此,爭取民主只能「寸土必爭」,其定義就是:「人畀幾多你就幾多」。

說服到新一代中產?

過往三十多年,民主派靠「香港中產階級論述」 之紅利,維持政治影響力。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這班送民主派上去政治舞台之保守及怕死怕亂的中產階級,好多已屆六十歲,甚至有些已經退休了,部分更可能是老闆階級,搵大錢養番狗,坐郵輪鬧中共。新一代的中產階級(七十後或八十後)是否仍可用此分析框架,仍然有幾支持民主派呢?他們是否仍然不敢硬碰硬呢?他們是否仍然覺得,「人畀幾多你就幾多」就是香港民主發展的硬道理呢?而現在的民主派前輩,風光了三十多年,是不是倒過來被這套論述綁架,面對愈來愈激進及對立的外部環境,不肯轉型求變呢?當然,你可以進一步問:究竟七十後或八十後的世代,還有多少人是中產階級呢?

民主之父所提的方案,其實是代表哪一班人,或者是哪一個階層的利益呢?是過往享受論述紅利的民主派人士及其支持者,還是現在捱到水深火熱,七八十後的所謂「中產階級」呢? 假如他提出的方案,是要試一下社會水溫的話,究竟是為誰而試、向誰而試及為何而試呢?大家無謂深究,反正,他也道歉了,對吧!

何清漣:“屌絲”一詞折射的社會沉淪




促使我認真關注“屌絲”一詞,是在推特上一次不太愉快的經歷。因為寫了篇支援《南方週末》爭取新聞自由的文章,傷了不少“粉絲”的心,這些“粉絲”認為我不應該支援南周,因為南周曾“吹捧韓寒”。最後我實在對他們這種嚴重干預他人言論自由的行為煩透了,拉黑告終。其中有一位,讓別人轉過來臨別用語,“我一枚‘屌絲’,還怕你不成?”這句話頗有幾分“無産階級不懼怕失去任何東西”況味,讓我想起中共建政後三個時期的流行用語,這些流行用語都與“無産者”有關。

*文革:無産者的黃金時代*

“文革”時期,凡遇任何爭執,對方將袖子往胳膊上一捋:“我是工人階級(或“我是貧下中農),大老粗一個,還怕你不成?”80年代之後,王朔通過“我是流氓我怕誰?”生動地描繪了“大老粗”藐視社會規則的“氣派”。

上述這些話,與“屌絲”的相通之處是:話語的主述者都屬於社會底層,都體現了自傲與自卑的奇怪混合。但細究起來,三類説法雖然都屬於身份型社會的話語,但其內涵與折射的社會環境卻大不相同。

“工人階級”與“貧下中農”這兩大階層在“文革”時期的政治地位與今天有天壤之別。其時,“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説過:“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

“聖諭”既頒,當時社會上便流行起反向型身份歧視。工人、農民擁有體制賦予的政治地位,工人階級是“無産階級先鋒隊”,在所有階層中被視為上品,在婚姻市場中,工人一度成為婚齡女子的首選。因其政治地位高,這兩個階層的社會文化特徵,即文化低、行為舉止粗魯(大老粗)、生活品味差,都成了可以自傲的政治資本。這段時期説自己是“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包括將這個階層的標簽“文化低”往身上貼,是種階級自傲。這一點當然頗有中國特色,因為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雖然也尊重工農,但卻從未將沒有文化與受教育不足當作他們可以自傲的“資本”。

*流氓無産者精神的長盛不衰*

“我是流氓我怕誰”,是王朔借用書中人物的口表達他對中國社會文化的一種深刻認知。有人評説,王朔諷刺的是一種“身份喪失者”那種不顧一切的破壞慾望——因為流氓不被正常社會承認,游離于正常社會邊緣,因此是“身份喪失者”。這評説其實只對了一半,如果將流氓精神視為身份喪失者(遊民)獨有,那是對中國文化欠缺了解。事實上,身份喪失者不一定具有流氓精神,具有流氓精神的不一定是身份喪失者。流氓精神的核心要素其實是不遵守社會通行的規則,甚至希望在自己強大之後有力量為他人制訂規則。小流氓是在破壞社會規則的快感中獲得滿足,大流氓則是在別人的服從中體味自己操縱他人與世界的快感。但無論是大流氓還是小流氓,其共同點是從不考慮別人的願望與利益。

我對中國文化中流氓精神的認知,是隨著對中共黨文化的認知日深而逐步深化的。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其實是以遊民為主體的流氓無産者革命,遊民精神不可避免地滲透到中共的政治文化當中,那就是鄙視知識分子與人類文明,並從破壞行動中獲得滿足感。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毛澤東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及蘇聯代表的共産文化分別視之為“封資修”,一律除之而後快。這種流氓精神還有一大特點,凡自己不能佔有或者理解的,一律破壞。比如,明末張獻忠覺得奪天下無望,於是以屠戮為快。但對於1940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來説,認識毛所代表的流氓文化卻需要一個過程。本人直到本世紀初,看到中國走上政治精英流氓化、社會底層痞子化、基層政權黑社會化這條不歸路,方才認識到,王朔這句“我是流氓我怕誰”,其實是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一翼——江湖文化的鑰匙(另一翼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精神的士大夫文化)。

中國的精英階層流氓化非常明顯:官員的腐敗內幕之醜陋駭人聽聞(如下流不堪的情色日記等):不顧一切地榨取,導致中國生態環境瀕臨崩潰;對自己生長于斯的土地從資源的榨取到人之生命的榨取,毫無人倫底線的器官買賣與屍體買賣;不僅社會成員活得毫無尊嚴,就連政治失敗者也毫無尊嚴。這種流氓文化浸染之下,不僅上層精英如此,不少底層中國人更是無原則生存,欺負淩虐更弱者以獲得生存資源的惡性事件時有曝光。只要能夠活下去,告密、當特務、線人、五毛,什麼都願意幹,而且還幹得理直氣壯。山西黑磚窯事件及陜西前幾年的“殺豬生意”,即騙人去煤礦做工,伺機謀人生命並偽裝成礦難事故,然後以死難者家屬身份向礦訛詐賠償,都是社會底層成員針對他人施加的毫無人性底線的暴行罪惡。

*“屌絲”:社會向下沉淪的語言表述*

“屌絲”一詞,凡中國人都知道其鄙俗不堪,它是中國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的産物。當絕大多數社會底層成員通過各種努力,比如通過讀大學、研究生,仍然無法改變命運之後,深感無望,於是乎如此為自己作社會定位。與毛時代將人視為螺絲釘不同,螺絲釘至少還是個機器上的零件,“屌絲”一詞的意思是,世界上有自己不多,沒自己不少,其存在價值無足輕重。之所以要使用如此鄙俗不堪的詞自況,除了自賤之外,還混合著一種自我賦予的自傲,大概是從“屌”字一族,即“老子不屌你”、“屌你媽,老子不玩了”這類粗口裏轉義而來。

這一寒門自賤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比如,魏晉南北朝的閥閱門第制曾阻斷底層英才上升之路。但當時那種寒門自賤,並未得到如今天這般廣泛的社會認同,也從未到今天這種拿自己不當人的地步。南北朝還是有一些寒門英才自重自強,力爭應有的社會地位。其結果我們也知道,隋唐時代,隨著門第閥閱制度的衰落與科舉制的興起,從此中國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白衣卿相。

正常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在經濟學説史上地位獨特的凡勃侖的解答為不易之理。他認為,下層階級與上層階級並非必然針鋒相對的,前者抱持一種看不見但十分堅牢的共同態度:工人階級並不企圖取代他們的管理者,他們只是試著去模倣他們。他們本身皆默認,他們所做的工作,比他們老闆的工作要不“體面”得多。但是,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除掉較高的階級,而是設法讓自己成為較高階級的一員。正是這種心態,使社會得以保持平衡穩定——這話的意思是説:在社會上升通道暢通的社會,人人以能夠成為較高階層為目標,這是人類文明保持進步的活力源泉。

中國社會精英的不良作為,導致社會底層産生反精英情結,甚至對精英一詞表示反感。其實,台灣人在翻譯Elitegrassroots這兩個相對應的片語時,很有創意,將Elite譯成了菁英,即花與草木之菁華,隱含有無草根即無菁英這種共生關係。我認為沿用此詞甚好,可以提醒國人記住:草根雖賤,生命力卻強,且是菁英之根本;而失去草木滋養的菁英階層,早晚會喪失生存之根本。

安裕周記:她是誰?




英國人似乎什麼事都認真到不行,在倫敦生活過的都會聽過這個謔而虐的笑話:路人甲在最繁盛的牛津街街頭問身邊路人乙時間,「現在是幾點鐘」(What is the time?),神差鬼推說漏一個the,變成What is time?(什麼是時間?)不巧這路人乙原來是倫敦大學哲學系教授,結果站在路旁給路人甲來一課哲學,講了半個鐘頭才講到物質大爆炸。這時路人甲禮貌地說要趕車,留下了電話「待日後聯絡」,可就沒有留下姓氏只留下名字。可以想到的是,路人甲與教授下半輩子都不可能在電話裏請益。
 
香港這個星期討論最多的外國新聞不是北韓的金正恩而是戴卓爾夫人。討論似乎很嚴肅,自由派狠批戴卓爾夫人殲滅工會到為美國作倀,到自詡自由巿場擁護者對戴卓爾夫人的私有化國策山呼萬歲,不一而足。我覺得這些討論很有點學術和社會意義,但聽多了不免令人想起前面那段笑話,想不到連香港人也認真到不行。
 
歷史是一門極其嚴肅的學問,是比對排併的比較,亦如美國自由派史學巨擘小阿瑟史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言的「歷史是人民生活的全部」。我無意推銷唯物史觀,但現實是七十年代末等待戴卓爾夫人上台的英國,或者說,七十年代末正準備上台的戴卓爾夫人,肯定沒有想過今天一些人大吹大擂的「戴卓爾主義」。那刻英國其實只有一條路走,就是趕緊與混亂的管治凋敝的經濟軟弱的國力說再見。
 
戴卓爾夫人去世當天晚上,朋友談到與戴有關的一些問題,忙亂之間答了幾句;過了幾個鐘頭,人靜風清,腦海裏想起的不是她,而是一個叫史卡吉爾(Arthur Scargill)的男子。他是七十年代英國煤礦工會主席,今天人們說戴卓爾夫人槍斃了英國工會運動,那就必須提到史卡吉爾。英國七十年代工會勢力龐大,固然由於工會在工黨首相威爾遜年代高速膨脹,更深遠的歷史要推到早一世紀的工業革命,很難想像工業革命發祥地兼大憲章始祖國家的工人力量會潺弱不堪。七十年代英國煤礦仍是國營,因為各種薪酬福利的爭論,工人經常罷工,同一時間罷工的還有鐵路工會,兩個都是會員眾多的工會。畢竟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在倫敦大英圖書館撰寫,葬也葬在鄰近阿仙奴高貝利球場的公墓,墓碑除了老馬的頭像,便是刻在大理石碑上的一句話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可以想像工人在英國那些年實力滿滿,於實質的人數以及抽象的思想背景而言俱如是。
 
野貓式罷工工會殺著
 
史卡吉爾和鐵路工會的殺著是野貓式罷工(wildcat strike),其實就是罷工游擊戰,今天開工不等於明天也開工,英國人一覺醒來沒有鐵路上班,這是極具殺傷力的一招。戴卓爾夫人的前任保守黨魁希斯是謙謙君子,餘閒活動是當交響樂團指揮,書生遇上工人,命運可思過半。然而,很難令人相信幾條工會漢子便令大英帝國國運亡敗於此,七十年代的世界其實是「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造反日子,冷戰下的政治經濟秩序在美國外交軍事節節失利下幾乎瓦解,第三勢力破土而出,阿拉伯石油大國因著美國中東政策而發動石油禁運是犖犖大者,今天自由經濟學派所云工會搞亂大局僅是支末而已。兩者夾擊之下,對英國帶來的衝擊是國民經濟令人難以樂觀,由戰後的歐洲一流下沉到歐洲二流。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同是苦過黃連,石油危機搞得花旗灰頭土臉,如果說英國經濟差勁,美國經濟就是瀕於死亡,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因為美國的偏袒以色列中東政策吃盡惡果,石油一年之間從三美元一桶(是的,三美元,想不到如此便宜吧?)急升到十三美元,美國GDP下跌百分之四,日本下跌百分之七,歐洲算最好的了,下降百分之二點五。
 
資本主義世界面臨危機,沒法可施只得改朝換代看看新人如何死馬當作活馬醫。這不獨英國要由工黨換上保守黨,美國也因為民主黨卡特治國無方而給三流演員出身的列根一個機會,日本也從重重醜聞裏死過翻生,大平正芳上台。三個經濟大國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齊齊換馬——戴卓爾夫人和列根與大平正芳都是無路可走,只能試走一條與前人不同的路看看情如何。如今三人俱逝,後人的解說不免神化了,英國七十年代末窮得要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錢度日;美國國庫雖有餘糧,但由於石油危機帶動通脹,聯邦基金利率高見二十厘,今天聯邦基金利率只是零到零點二五厘,可見當年日子如何難過;日本的銳氣在田中角榮洛歇飛機公司醜聞和石油危機裏消磨淨盡。三國億萬人民望盡天涯路,民主制度帶給他們的是在選舉中給第三者機會,列根大敗尋求連任的卡特入主白宮,戴卓爾夫人則在社會對工黨感到厭倦時搬進唐寧街十號,大平正芳則是給予全民躋身中產社會「一億中流」願景。
 
是時代挑選了他們
 
易言之,是時代挑選了他們而非他們挑選了時代,三人乘著社會對政府的極度不滿上任,這就為改革構建極大的空間。中國歷史上有「大亂後有大治」之說,人民經受長年折騰迫得放手讓新人一博,破罐破摔也不礙事。英美政客板斧不多,要麼凱因斯主義要麼貨幣主義,小政府和大政府輪流替用,戴卓爾夫人上台的情和列根一樣,祭出解放生產力為名,增加巿場競爭為招徠,英國走的是私有化之路,英航煤礦都脫手送走,美國則把大型巨企拆解得分崩離析,貝爾電話公司變得支離破碎,福利大幅削減,社會都默默承受下來,希望捱過苦日子後換新天。更重要的是,戴卓爾夫人、列根、大平正芳入主政府時正值資本主義最低潮,他們到任後就是經濟周期向上時代,廣東有句俗話「行運醫生醫病尾」,不能否認戴卓爾夫人的私有化確是大手筆,也不能拒絕承認列根的減稅措施刺激了美國經濟,更不能說大平正芳的建設美好家園提升日本產品層次是虛招,但設若沒有巨大而綿長的經濟上升周期,列根能連任八年、戴卓爾夫人能做十一年、自民黨可以一直在任到一九九三年?這就更不用說蘇聯開始虛弱,勃涅日列夫去世後,巨大軍工帝國沉淪,西方省下大量軍費,政府預算赤字大減,這是簡單不過的經濟學。
 
誠然,政治人物的決心是關鍵,戴卓爾夫人推動改革的精神構建自她以降的治國理念,一九九七年,工黨貝理雅上台,此前一年,工黨周年大會,人們赫見會場上斗大的兩個字NEW LABOUR(新工黨),貝理雅與代表工人利益的舊工黨說再見,與富特(MichaelFoot)、金諾克(Neil Kinnock)年代的工黨劃清界線,他要的是以工黨為名保守黨為實的新工黨,行的是保守黨政策。以英國政黨政治來說,戴卓爾夫人的勝利方程式有催眠作用,貝理雅不敢逾越只得追隨,難看的是貝理雅連戴卓爾夫人投靠美國的做法也一併照收不誤,最終導致二○○三年緊隨美國出兵伊拉克,慘勝無癮而回,新工黨的假面行動以失敗告終。有一種論據說,戴卓爾夫人救了英國,我同意一九七九年英國經濟沉痾難起千鈞一髮之間,戴卓爾夫人給英國人民置諸死地而後生的選擇,讓大不列顛逃過不成熟的社會主義冒進年代,但她終究使得這個國家自此撕裂。時至今日,究竟如何悼念戴卓爾夫人,英國上下依然爭論不休,客觀上說明了英國到今天仍在對戴卓爾夫人功過是六四開抑或四六開的蓋棺定論十字街頭不知去從。

中英談判見實用主義
 
除卻左右派對戴卓爾夫人的各種心魔以及無以名之的膜拜,實事求是檢視其一生功績,戴卓爾夫人應是右傾的實用主義者多於獨沽一味的新自由主義。上台伊始,她採取的是止血救急藥方,當工會勢力大得連不罷工的工人也遭毆打,當英國經濟沉到谷底無法翻身,當英國稅率高得大牌藝人受不了要遷到美國,戴卓爾夫人把流血的傷口堵住徐圖後計。英國人從來不是理想主義者,實用主義當頭更不是起於大哲羅素,英國人口講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口頭和你侃侃而論「什麼是時間」,然而一轉身從此各奔前程永不再見。戴卓爾夫人生在逢時,她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主義之言皮相之談於她皆是空話,她對工會的殘酷不是理念之故,對愛爾蘭共和軍的冷血也非宗教之因,英國在那刻需要這種人做首相,她就做了。
 
香港一些朋友對戴卓爾夫人一九八二年與鄧小平談判香港前途滿有微詞,批評她放下三百萬港人而不理。這正是英國人的實用本質,英國曾經接收大量殖民地子民,非洲的肯尼亞和亞洲的印度,都是。然而那是工黨在位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連工黨也不敢再提這些,那時在英國留學的港人應不會忘記,英國移民法例當時只要留英三年即可申請居留,後來改為四年,這一年之差,就把大學畢業的外國留學生坑死, 只差一年就做不成英國人。但英國政府在另一邊留一手,去法國一次再入境英國,護照簽證即延一年。中英會談,英國本來確是打算主權換治權,鄧小平一席話把大門關上,戴卓爾夫人改轅易轍全面與中共合作。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的歷史照片,中方在場的是外交部港澳辦官員,英方站在台上的除了外交官,更有貿工大臣楊格勳爵,把外交失利變作無限商機,不是實用主義是什麼?
 
功業豈能與邱翁並列
 
論功業,戴卓爾夫人比不上邱吉爾,儘管二人都如英國鬥牛那樣勤勞進取,都曾經力挽狂瀾於既倒,但邱翁畢竟是開創時代的偉大人物。打勝二戰的榮光僅是附加值的體現,邱翁最令人不能忘懷的是他的無比凝聚力。七十年代在香港念中學的都讀過邱翁的大不列顛保衛戰國會講話,那是希特勒大軍壓境前夕,英軍從法國鄧扣克(Dunkirk)倉皇撤回,風雨如晦,國難當頭,一九四○年六月四日,邱吉爾把全英上下擰成一股不可砍斷的粗繩,「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本土;我們將在海灘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的登陸點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決不投降」。(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兩個月後,千架納粹戰機空襲英倫,保衛戰由此展開,英國人民日間上班上學,晚上睡地鐵站。九月,希特勒師老無功,無限期推遲登陸英國計劃。「偉大」的定義往往在於義無反顧的承擔和凝匯民心,對戴卓爾夫人的評定,若從大是大非這重切面而言,稍遜邱翁已是不言自明;只能說,從「政績」而非「偉大政治家」這稍次層次來說,她是一個凌駕從艾德禮到貝理雅的首相,是講出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的齊家治國政界中人,距離「平天下」還差一點點。

生活達人﹕翻滾吧!台灣電影夢



文 林喜兒

【明報專訊】李烈說,因為台灣人都很傻,很多的傻子有很多的夢想。

夢想可以變成電影,卻不一定能賣錢,也不一定能成為現象,光是傻子不可能令台灣電影起死回生,我們隔岸看到的,也不只是電影業,而是整個產業的興盛。

也許,李烈與一眾傻子的努力不能解釋所有,但至少他們令台灣觀眾回心轉意,重投台灣電影的懷抱。

或許感情這回事,必須用情感來解決。

從演員到製作人,李烈喜歡的還是電影,於是離開又回來,觀眾也跟她回歸,回歸台灣電影。

從演員到監製 延續台灣電影夢

台灣朋友對李烈都不陌生,七八十年代的著名演員, 今天成為電影監製,香港觀眾有印象的,或許便是《逆光飛翔》中飾演男主角的媽媽,二○一○年更獲金馬獎頒發傑出台灣電影工作者獎,延續對台灣電影的夢,上月先後到訪香港兩三次,出席電影文化中心的獨立工作坊、香港國際電影節和光華新聞中心的活動,為她監製的電影奔走,「我四年沒有放假了」。從演員到監製,不算是一條很暢順的路,大概當演員的李烈沒想到後來會走到幕後,因為離開電影那天是因為太累了,「小時候的志願是當記者,後來因緣際會做了演員。當演員是很好玩的,因為可以過很多不同的人生,每個角色都是一個人生。可是當時的環境和生態讓我不能當一個正常的演員,一天三組戲,工作不停,不需要思考,沒法用心去演,我像工廠裏的機器一樣。」太累了,只想到離開,李烈完完全全放棄了演藝工作,跑到大陸做生意,結果還是回歸台灣的演藝圈,離開又回來,這一次她走到幕後,「十八歲入行,一直對幕後工作很有興趣,不過不想再做幕前表演,而且做製作某程度上也是一種表演,電影一定要有想法、意見,讓作品變成活的,所以跟當演員道理上是相通的」。

台灣電影最慘烈時,她回歸

李烈在二○○○年重回台灣,她說那時是台灣電影最慘烈的時候,「二○○○至二○○一年間, 那一年只有八部台灣電影,票房不到一千萬台幣,是市場的0.07%0.1%都沒有,是很可怕的,那時根本沒有電影」。李烈不敢做電影,於是從電視開始,她在公共電視台做電視電影,「那是給新導演機會的平台,因為他們有較高的預算,年輕一輩的導演都從這裏出來」。在電視裏六七年,李烈說是做電影的準備期:「慢慢觀察台灣電影的變化,也認識了很多年輕的導演、編劇和演員,找回很多的聯繫。」看覑大環境慢慢改變,年輕的導演一個一個出來,「他們說故事的方法很不同,像我這一輩的人身上的擔子比較沉重,政治上文化上的,像侯孝賢、楊德昌;年輕一輩卻沒有這些包袱,他們看荷李活電影、日本動漫長大,他們說故事的方法可能比較簡單和顯淺,或許沒有侯導他們那樣深厚,他們說故事的方法可能更簡單、顯淺的,雖然沒有侯導他們那樣深厚,或者就是這個原因比較能跟觀眾溝通。那時我觀察到他們都有很好的構思,不過卻沒有資金,因為一部電影要二千萬的預算,因為環境的問題,最後只用五百萬八百萬,可是電影是不可以粗製濫造的,必須要精細。」

為拍片 押房子

從李烈第一部製作的電影《囧男孩》開始,台灣電影也開始再受注視,票房口碑俱佳,隨後的《艋舺》、《翻滾吧!阿信》,在香港也有上映,這不是一個悉心部署的計劃,三部作品的成功也不是用上同一個方程式。「做《囧男孩》時環境還是很差,本來預算要一千萬台幣,後來增加至一千二百萬,因為小朋友不懂演戲,必須要拍很多篇幅才找到好的東西,所以成本一定多,我告訴他們不緊要,要讓導演盡情拍,那時是沒有人敢這樣做」。《囧男孩》是一部關於兒童成長的故事,李烈為了籌集資金,把自己的房子拿去貸款,「那時的心情是反正都是要借錢去做,欠一千萬跟一千二百萬都是差不多。」《囧男孩》成績不俗,票房不錯又贏得口碑,李烈說在台灣很久沒發生過,「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電影為我建立了很好的信用,對後來找資金很有幫助」。

如果《囧男孩》是小試牛刀,到了《艋舺》便是大展拳腳的一次,「最初的預算是三千萬台幣,那已是很冒險,大家都說台灣的市場這麼小,至少要有六千萬票房,後來發覺要五千萬才足夠,當時的投資者說我跟鈕承澤是神經病,這部電影又進不了大陸,只有台灣市場,沒可能拿一億票房,於是本來已找到的資金一下子又沒有了。幸運地,後來找了一個不熟的朋友,再介紹了兩個商人投資,他們完全不懂這行業的事,卻都投資了。」李烈想到已經很多年沒有二三千萬製作費的電影,於是想到要把她拍成大片,非看不可的大片,「我認為這部電影一定會中,她具備了所有的商業元素,有帥哥當男主角,而且還碰上農曆新年這個黃金檔期」。最後《艋舺》獲得空前成功,票房超過二億台幣,不過李烈認為《艋舺》的成就不止在票房上,而是對台灣電影的影響,「第一是令投資者對電影投資有信心,從前沒人敢投資電影,大家覺得沒有回報,《艋舺》證明了電影也可賺錢,這樣才有後來的大片出現,像《love》、《痞子英雄》、《賽德克巴萊》等,因為有人敢投資,坦白說《海角七號》的票房成功也沒有帶來這個效果,令投資者對台灣電影市場有信心,原來爆發起來時票房可以去到這個程度。」接覑製作的第三部電影《翻滾吧!阿信》就顯得太容易了,「他們找不到資金,於是來找我,我成為了他們最後的希望」。

信用第一

找不到資金,大家都懂得找李烈求救,「都說信用是最重要,這個圈其實是很小的,別人隨便也可打聽你是一個怎樣的人」。不過李烈說當製作人,找資金不是最重要:「我真的認為是這樣,找資金不是最困難,因為大家最缺的是案子,而且製作人的責任不只是管錢,我是什麼都管的,行銷、宣傳,就連演員的頭髮也要處理。我想判斷力是很重要,必須懂得什麼是好和不好,劇本好在那方面,不好的地方在哪裏,可以怎樣修改,大概這與我的人生經驗有關,自己走過很多的路,而且也是演員出身,幫助我理解劇本,還有看演員的演出,當然自己是很熱愛電影的。」

台灣電影 起死回生

看到《艋舺》的電影海報,很自然會想起《古惑仔》,香港電影還是很風光的九十年代,或者是更早的八十年代,不知多少次聽台灣人說以為香港街頭到處都是黑社會,可見當時香港電影的流行程度。今天我們必須承認香港電影風光不再,那不只是指票房上,說台灣市場不夠大,相對香港,那真是沒法比,或者因為有一個更大的大陸市場,比數字,什麼也比下去,「大陸市場很大,不是不要去管,因為市場已經存在,可是這幾年的香港電影一直往下掉,是因為香港電影已經不是香港電影,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很喜歡看香港電影,因為他們有非常飽滿的香港文化色彩,對台灣人來說就是不一樣才吸引,所以從前只要是香港電影就一定大賣。可是今天為了要討好內地的觀眾,一面倒的走進大陸,忘記了自己土地上的觀眾,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是很可惜的。」

跟自己文化連結

當然,李烈也認為香港跟台灣的情不太一樣,只是大家看覑台灣電影在經歷十幾年的低潮,如今慢慢往上爬,能夠起死回生,究竟是什麼原因,「重要的是跟自己的文化連結,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站得穩,假如我們拍的電影連台灣人都不看,那我們還拍什麼電影。而且我認為是因為每個人也有夢想,或者是台灣人可能都比較傻,好像魏德聖拍《海角七號》欠了一大堆錢,可是被他欠錢的人都只是在罵他,卻沒有逼他還錢。大家都是這樣,就算是欠債,也要去做也要把他完成,好像當時拍《囧男孩》,朋友都笑我到了這個年紀還欠債,他們都比我緊張,可是我很樂意去做這件事。我想香港人是否都比較踏實,很少會背負覑債務而做自己很想做的事。所以大概就是台灣的傻子太多,大家一直做,終於做出成績來,當然前面是有很多的失敗,一個的失敗兩個人的失敗,我們是踏覑別人的失敗而走過來,看上去真的有點像革命。」從不愛看台灣電影到建立了看台灣電影的潮流,這二十年間,台灣電影從佔整個市場的0.07%到今天的20%,他們是把市場擴大了,李烈說證明市場是可以做大的,今天在台中台南都在建新戲院,改變現狀,不就是革命嗎?「記得從前有台灣觀眾說看台灣電影很丟臉,我是非常難過的。」時移世易,看香港電影長大的人,相信也很明白李烈的感受。

台灣人愛恨港產片

李烈二月應香港電影文化中心邀請來港出席「獨立監製工作坊」,跟本地的獨立製作人和學生分享經驗,「在台灣我也經常到大學跟年輕人分享我的經驗和故事,坦白說,香港和台灣的情

不太一樣,也不知我的經驗是否合用。不過我也看見近年香港的獨立圈子也慢慢抬頭,其實每個地方也有自己的電影文化,而且好看的電影是應該不分區域的。」李烈說自己一直也有看香港的電影,「好像杜琪㗖的電影一定不會錯過,《奪命金》真的是很好看,可是在台灣的票房不好,因為台灣觀眾現在也有點排斥香港電影,他們覺得不好看,以致他們會錯過了好看的電影。其實不管是哪個地方的電影,看到好的電影票房不好我也會很難過。」


「電影是應該超越政治」

去年金馬獎在台灣鬧了小小的風波,有人批評說獎項都頒給香港和大陸電影,「那個立委都給我們罵過半死,後來要出來道歉,電影是應該超越政治之外,為什麼金馬獎一定要頒給台灣電影,而且電影也有周期性。金馬獎最可貴的地方是整個華人世界公認最難拿的電影獎項,我們一直為她的公平性而感到驕傲。李烈另一監製作品《明天記得愛上我》也剛在香港上映,「這部電影有份參與柏林影展,當我們在自己的土地站穩腳後,接下來便要努力走出走,走進國際舞台」。


劉紹銘: 抱着詞典學英文


上 世紀五十年代中我在台灣念大學,常找藉口到夏濟安(1916-1965)老師住的溫州街教職員單身宿舍聊天。話題總離不開文學作品的欣賞和英文寫作的甘 苦。言談間他一再重複老話:學英文不能指望甚麼「名師」指引,一切只能靠自己。老師在上海念大學時曾患過肺病,逼得呆在家中休養了一段時間。我問他病中怎 樣打發日子。他說躺在床上捧着韋氏詞典背生字。


夏老師寫得一手漂亮的英文,全靠自修磨練得來。已故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牛津高階英語詞典》)主編A. S. Hornby明確的認識到學生要學好一種語文,首先要建立一個足夠日常使用的詞滙。濟安先生在床上背字典,雖然是環境使然,但實際上對他掌握a working vocabulary大有幫助。Vocabulary是由一堆各不相關的單字湊成。一個單字的意義要看放在甚麼context中才能決定。"Go down, Moses, let my people go"在這句中的"down"是「副詞」(adverb)。但在"The duck was plucking at the down under her wings"這句中,鴨子翅膀下的down是「絨毛」。


一般辭典的功能是釋義。修讀英語的人如立志寫作,光靠背誦生字不能成事。夏濟安經過了「捧辭典背生字」階段後的另一個自修途徑是一本接一本的追讀十九世紀 英國名家小說,特別是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的故事讓他讀得如醉如癡,但因為他有志寫作,他讀得更為用心的是狄更斯多樣化的敍事文體(variety of expressions)。


第八版《牛津高階》新增了不少有關寫作的專頁。在Vocabulary Building欄目下出現的例句可讓我們看到刻板的表述怎樣轉變為生動語言的過程。文章忌見同一詞語在同一的敍事空間中反覆出現。且看出現在下面六個句子的單字approximate怎樣演變:


(1) The tickets cost approximately £20 each.(票每張約20英鎊。)


(2) How much will it cost, approximately?(這個大概多少錢?)


(3) We are expecting approximately thirty people to come.(我們預計會來三十人左右。)


(4) Profits have fallen by approximately 15%.(利潤下降了大約15%。)


(5) You can expect to earn approximately £40,000 a year.(你可望每年賺四萬英鎊左右。)


(6) She earns approximately £25,000.(她大約賺25,000英鎊。)


Approximate是「大約」、「接近」、「差不多」。以上六個例句,從內容看,全可用上approximately作為「大約」的正式譯文。但如每 個句子中的「大約」全由approximate來負擔,達意雖然沒有問題,文字未免太呆板了。因此在Vocabulary Building這一欄內,我們看到了與approximate同義的多種不同說法。


(1) The tickets cost about £20 each.


(2) How much will it cost, more or less?


(3) We are expecting thirty or so people to come.


(4) Profits have fallen by roughly 15%.


(5) You can expect to earn round about £40,000 a year.


(6) She earns somewhere in the region of £25,000.


新版《牛津高階》有別於同類辭典的最大特色是於正文(The Dictionary)外增設的參考資料。Oxford Writing Tutor(牛津寫作指南)這個附件包含了十四個有關寫作的項目。在What Makes Writing Formal?(撰寫正式文章的要義)這一輯內,有這麼一個提示:Use suitable synonyms for common words such as do, put, get, make。為甚麼不用do, put, get, make這些顯淺的字眼?因為這都是口語。在formal writing中,"Several operations were done"不合規矩,應說"Several operations were carried out"或performed。


新版詞典所列的參考資料,互相發明。不想一再使用interesting形容這個故事多「有趣」,有多個同義詞給你選擇,如fascinating, compelling, stimulating, gripping, absorbing等。要注意的是,有些字在解釋上雖然同義,但用法卻有不同。Answer和reply究竟有甚麼分別?新版詞典在Which Word(詞語辨析)這個欄目下提供了答案。Answer回覆的對象,可以是人、問題、或信件,後面不用to。Reply後面則要用to。試看下面例 句:I'm writing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特此函覆貴方提問)。如要改用reply,就應這麼說:I am writing to reply to your questions。


新版《牛津高階》除了做足釋義的基本要求外,同時也兼顧英文書寫的各種規矩。「牛津寫作指南」教我們怎樣寫議論文、長篇論文、學位論文、書評和文評等。每 一類文體略加討論後就列舉一個示範樣本。這本新詞典在內容取材上確做到了巨細無遺、取捨有道。甚麼是dangling participle?一般詞典不會收入這一條,因為這是一個語言學的問題,只合留在文法專書討論。此說雖然言之成理,但事實上這種「半吊子分詞」經常出 現,連英語是母語的人也一樣犯錯。喜見新版《牛津高階》收了這一條:


"Dangling participles" are not considered correct. In the sentence "while walking home, my phone rang", "walking" is a dangling participle. A correct form of the sentence would be "while I was walking home, my phone rang".


"While walking home"為甚麼是「半吊子分詞」?因為分詞「六神無主」,我們不知道誰在回家走路。


修讀英文,如果能得「名師」指點,當然再好不過,但如逼於環境,一切都得靠自己時,憑着苦心與毅力,一樣可以修成「正果」。濟安先生在這方面的成就,給我 們豎立了一個「有志事竟成」的好榜樣。他第一篇在美國發表的文章"The Jesuit's Tale"是小說,一九五五年秋以「頭條」的地位在名批評家Philip Rahv主編的Partisan Review期刊發表。同期出現的還有Lolita作者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的作品。

鄭培凱: 宋徽宗飲茶

講宋代文化發展精緻品味的時候,我常說,宋徽宗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玩家,而且從審美的境界而言,不論是鑑賞還是實 踐,古今中外,空前絕後,沒有人玩得過他。聽我這麼講,或許有人會覺得我故意使用潮語,誇大其詞,以聳人聽聞的說法,顛覆宋徽宗作為皇帝與藝術家的地位。 但事實是,宋徽宗趙佶先生確是個天生的藝術玩家,不適合當皇帝,卻可以冠以雙料頭銜:出色的大藝術家、蹩腳的亡國皇帝。這兩個身份在他身上的「有機」結 合,就注定了宋朝要遭殃,大好江山要落到金兵手裏。


宋徽宗懂書畫,創製瘦金體,花鳥人物都畫得精美無比,而且帶一種雍容貴氣,細緻而不柔靡,華麗而不炫耀;他懂園林設計,在汴京開封建艮岳,建材選了最具藝 術空靈想像的太湖石,不惜勞民傷財,到太湖裏打撈,還要一路運到汴京,鳩工興建,想來那工程也不亞於古埃及法老王建築金字塔。他還「懂得用人」,專用一些 奸佞之徒,如蔡京、童貫,讓他整天開開心心,沉溺在莫談國事的美好藝術世界之中。《中吳紀聞》卷五,記載徽宗即位之初,下詔徵求直言,有人力陳時政闕失, 沒想到龍顏震怒,下令殿前衞士「以柱斧撞其頰,數齒俱落,凡直言者盡捽出之。」世界真美好,國家大事像一曲悅耳的歌,豈容不識好歹的直言極諫的傢伙來破 壞!


宋徽宗號稱道君皇帝,雖然不懂得如何當個明君,卻絕對懂得藝術品味。日常飲宴豪奢講究不說,單講飲茶之道,他也是第一流的玩家兼專家,可與陸羽、蔡襄並 列,最能說出品茶的箇中深蘊。身為皇帝,他當然可以品嚐來自全國各地的貢茶,有條件審視各種名茶的品相與滋味,同時還參與實踐,要求御茶苑製作精品茶團, 大玩皇帝尊口的品味技藝。按照《宣和北苑貢茶錄》的記載,宋徽宗在位的時候,武夷山北苑的御茶園不能再囿於傳統上貢的龍鳳團茶,必須跟着皇帝的心思變花 樣,以悅龍心,至少精製了幾十種貢茶,讓這位不世出的藝術皇帝來玩賞:白茶、龍園勝雪、御苑玉芽、萬壽龍芽、上林第一、乙夜供清、承平雅玩、龍鳳英華、玉 除清賞、啟沃承恩、雪英、雲葉、蜀葵、金錢、玉華、寸金、無比壽芽、萬春銀葉、玉葉長春、宜年寶玉、玉清慶雲、無疆壽龍、長壽玉圭、太平嘉瑞、龍苑報春、 南山應瑞、瓊林毓粹、浴雪呈祥、壑源拱秀等等,不一而足。我不禁想,這麼多層出不窮的花樣,不要說啜飲逸興了,就是為了評級而一一品嚐,喝得過來嗎?宋徽 宗樂此不疲,看來絕對是有過人之處,就跟真正的藝術家一樣,為藝術鑽研而搏命。不過,也就沒有時間精力來管國家大事了。


宋徽宗不但品嚐鑑賞,還寫了一本《茶論》,後世稱之為《大觀茶論》,談製茶之法與點茶真韻。書中說,飲茶有道,首先講究色、香、味。說到色,他認為「點茶 之色,以純白為上真,青白為次,灰白次之,黃白又次之。天時得於上,人力盡於下,茶必純白。」我在校注編寫《中國歷代茶書彙編》的時候,出版社編輯就問, 茶之色怎麼是純白最上呢?宋徽宗沒搞錯吧?最精美的茶芽,不是淡綠色的,泡出的茶湯清雅飄逸,呈現荷葉青的茶色嗎?我說那是明清以後的講究,不是宋代點茶 所追求的極致。宋代點茶,在品嚐之前,還有一道視覺藝術的工序,用的是碾成粉狀的茶末,放在建窯紺青黑釉的茶盞中,拂擊成白色的沫餑,有點像現代人喝卡普 奇諾那樣,上面要浮着一層濃郁的泡沫。宋徽宗最喜好的白茶,是特異的品種,他自己說,「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 出,蓋非人力所可致。」說來說去,就是皇帝老子本事大,能夠獨享這種天地間偶然生出的白茶,是屬於天地精英的聚萃,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差不多了。


講茶之味,宋徽宗指出,「夫茶,以味為上,甘香重滑,為味之全,惟北苑、壑源之品兼之。」這裏講的,就是福建北部御茶園及其附近所產的茶,因為茶底濃厚, 韻味十足,所以入口甘香,可堪回味。宋徽宗觀察得十分細緻,指出福建茶的特性,是與別處茶葉不同的。到了今天,雖然飲茶的方式完全改變了,從宋代的研末煎 點,改成了明清以後的葉芽沖泡,基本上還是如此。也就是福建武夷岩茶、鐵觀音、烏龍一系,茶種含有較濃的茶氨酸與單寧酸,焙制之後有濃香的口感,呈顯「甘 香重滑」的特色。


說到茶之香,《大觀茶論》是這麼講的:「茶有真香,非龍麝可擬。要須蒸及熟而壓之,及乾而研,研細而造,則和美具足,入盞則馨香四達,秋爽灑然。或蒸氣如 桃仁夾雜,則其氣酸烈而惡。」編輯看不懂,又來問,這一段話談茶之香,提到把茶蒸熟,到底是在描述製茶的過程,還是在談泡茶的過程?我說,這裏主要講的是 製茶過程與茶香的關係,但是當中夾了一段「研細而造,則和美具足,入盞則馨香四達,秋爽灑然。」則是泡茶的過程,顯示茶香氤氳的效果。說完了這一段,又回 頭講製茶過程影響茶香,若是製作時蒸壓不得法,像核桃仁那樣,當中夾雜着空隙,充氣其中,則夾雜其中的氣會變酸,泡出來的茶就難喝。所以,由此可以看出, 宋徽宗是真的懂茶,不但懂得如何點泡,還清楚知道製茶的過程與飲茶的香氣效果。


這位最懂得品嚐茶道的徽宗皇帝,治國無方,最後導致金兵入侵。靖康二年(1127)徽宗和他兒子欽宗一道,被金兵擄去,成了階下囚,遭到百般侮辱,封為 「昏德公」,辱罵他是昏庸無道之人。隨後又把他遷往極寒的北地五國城,也就是今天黑龍江依蘭縣北邊的舊城。令人驚訝的是,徽宗居然能夠苟延殘喘,在金人凌 辱之下,逆來順受,活了八年之久,到1135年才因病去世。不知道他生活在黑龍江的年月,是否還有茶喝,是否還有甚麼花樣讓他一展藝術的長才?《宋史》評 論徽宗,針砭得非常嚴厲:「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慾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2013年4月12日星期五

陶傑: 反戴婆才有型




英國左派覺得,做人「有型」的表現,就是罵戴卓爾夫人。

抨擊戴卓爾夫人,是一種時尚。他們指今日華爾街市場的貪婪,皆因戴夫人當日之「私有化」;而且,戴卓爾夫人執政時,作風一言堂,獨斷獨行,一點也不「民主」。

這兩條罪名,對於思想淺薄的人,聽來很有道理,其實都是垃圾。戴卓爾夫人打擊工會,自由市場政綱,從不隱瞞,再次大選,講得明明白白,她沒有用軍隊政變上台,沒有用白色恐怖維持統治。她贏得共三次大選,每次都是大勝。

這個女人上台,因為一九七七年的嚴冬,工會罷工,垃圾堆積。經濟癱瘓。首相卡拉漢,是個平庸的領袖,全國人心思變,這時戴卓爾夫人出來了,民選上了台。

抨擊戴卓爾夫人的人忘記了:她是民主選舉產生的首相,她從不諱言:國家病了,她要用重藥來醫治。她認為:「英國病」症狀之一,是凡事都要「共識」。戴卓爾夫人最厭惡「共識」這個詞,她說過:「我不反對共識,只要是在我的主張之下的共識(As long as it is a consensus behind my convictions)。」

戴卓爾夫人「專橫」,沒有錯,選民既然選了我,我的政綱主見、我的性格,你我都清楚。選票給我「獨裁」的權力:打擊工會、福克蘭之戰、不理會愛爾蘭共和軍囚犯在獄中絕食至死,戴卓爾夫人的「強硬」,領取了光明正大的民主執照。

如果戴夫人那一套是錯,那麼一九九六年,保守黨下台了,工黨執政,工黨的貝理雅,完全可以推翻戴夫人那套極端的自由市場經濟,恢復國有企業,讓工會復活,但是貝理雅沒有──他以戴卓爾夫人的傳人自居,進一步讓銀行借貸泡沫化,而貝理雅十年,英國選民還在享受着所謂「戴卓爾主義」留下來的花紅。

但是泡沫消費,絕不是戴卓爾夫人的政見,她反對濫借貸買房子,反對信用卡,反對先花用未來的財富,她是老一輩人,她主張儲蓄和務實。貝理雅的一代,包括英國的左翼知識份子曲解戴卓爾夫人的思想,自己在泡沫裏撈吃得飽飽,直至二○○八年,美夢破滅,今天,這伙王八蛋覺得自己沒半點責任,都是戴卓爾夫人把他們教壞的。

世上豈有這樣的道理?不懂得二十年來社會歷史的人,才跟在後面罵這個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