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月俸盜賊

昨 談 老 軍 頭 郝 柏 村 ， 此 公 據 說 打 過 日 本 仔 ， 我 倒 另 外 想 起 一 個 也 打 過 日 本 仔 的 名 字 ： 簡 吉 。 但 郝 柏 村 在 中 國 大 陸 打 日 本 仔 ， 簡 吉 卻 在 台 灣 打 日 本 仔 ； 郝 柏 村 是 躲 在 槍 炮 坦 克 後 面 打 日 本 仔 ， 簡 吉 卻 拿 鋤 頭 和 土 槍 近 距 離 打 日 本 仔 ； 郝 柏 村 到 台 灣 後 享 盡 榮 華 富 貴 ， 簡 吉 卻 兩 度 被 日 本 仔 下 獄 ， 坐 牢 逾 十 年 ， 最 後 ， 又 被 國 民 黨 拘 捕 ， 槍 斃 了 結 ， 死 時 才 四 十 八 歲 。

若 你 有 機 會 到 台 北 誠 品 ， 不 妨 在 「 台 灣 歷 史 」 的 分 類 書 架 上 找 找 關 於 簡 吉 的 傳 記 書 籍 ， 至 少 有 三 四 本 ， 其 中 一 本 由 楊 渡 所 撰 ， 《 簡 吉 ： 台 灣 農 民 運 動 史 詩 》 ， 遠 流 出 版 ， 以 口 述 歷 史 、 書 信 、 日 記 為 資 料 ， 呈 現 簡 吉 一 生 ， 也 看 時 代 悲 歌 ， 最 為 動 人 。 楊 渡 是 資 深 新 聞 工 作 者 ， 亦 寫 報 道 文 學 ， 早 年 作 品 《 民 間 的 力 量 》 專 述 八 十 年 代 的 環 保 、 人 權 、 女 權 、 學 權 等 運 動 悲 歌 ， 我 曾 在 上 班 時 偷 偷 讀 ， 然 後 ， 偷 偷 流 淚 。

簡 吉 ， 出 生 於 一 九 ○ 三 年 的 高 雄 鳳 山 ， 是 農 家 子 弟 ， 幫 忙 農 事 之 餘 發 憤 讀 書 ， 考 進 台 南 師 範 學 校 ， 在 當 時 ， 光 榮 有 如 中 狀 元 。 畢 業 後 ， 回 到 鳳 山 公 學 校 教 書 ， 做 了 四 年 教 師 ， 盡 心 盡 力 ， 但 看 見 孩 子 因 貧 窮 而 沒 法 好 好 學 習 ， 心 痛 如 割 ， 也 領 悟 現 實 之 惡 。 楊 渡 描 述 ：

「 簡 吉 發 現 ， 那 些 衣 衫 襤 褸 的 孩 子 ， 拖 疲 憊 的 身 體 來 到 學 校 時 ， 不 是 因 為 一 早 就 起 來 作 農 事 ， 已 經 疲 累 得 無 力 上 課 ， 要 不 就 是 農 忙 的 時 候 ， 根 本 無 法 來 上 課 。 農 忙 時 ， 無 法 上 學 的 孩 子 尤 其 多 ， 他 們 要 參 與 大 量 的 勞 動 ， 卻 無 法 得 到 基 本 的 溫 飽 ， 面 黃 肌 瘦 的 孩 子 ， 在 課 堂 上 只 能 露 出 被 生 活 過 早 折 磨 的 疲 倦 。 簡 吉 由 是 明 白 ， 問 題 不 是 出 在 孩 身 上 ， 實 在 是 農 民 無 法 生 活 啊 。 」
怎 麼 辦 ？

簡 吉 選 擇 的 答 案 是 ： 「 我 在 村 莊 作 教 員 的 時 候 ， 生 徒 們 概 由 學 校 歸 家 ， 都 要 再 出 田 園 勞 動 ， 因 為 過 勞 所 致 ， 以 致 這 樣 的 兒 童 ， 雖 有 往 學 校 就 讀 ， 而 教 學 效 果 往 往 便 失 其 半 。 為 此 我 想 ， 在 那 裡 當 教 員 ， 卻 是 月 俸 盜 賊 。 為 這 樣 的 原 因 ， 而 辭 去 教 職 。 」

這 是 簡 吉 於 首 次 被 捕 ， 一 九 二 九 年 ， 在 法 院 公 審 庭 上 的 自 辯 陳 詞 。 他 不 願 再 做 「 月 俸 盜 賊 」 ， 他 決 定 直 接 走 進 農 田 ， 喚 醒 所 有 農 民 子 弟 ， 爭 權 益 ， 反 殖 民 ， 不 再 做 奴 隸 ， 挺 胸 抬 頭 ， 生 要 光 明 磊 落 ， 若 死 ， 更 要 堂 堂 正 正 。

台 灣 日 治 時 期 的 農 民 運 動 ， 有 了 簡 吉 ， 有 了 新 的 生 命 與 方 向 ， 而 簡 吉 ， 亦 為 此 付 出 自 己 的 生 命 。 ( 上 )


馬家輝：壓抑的嚎哭
 

楊 渡 於 《 簡 吉 ： 台 灣 農 民 運 動 史 詩 》 書 內 直 接 指 明 ： 過 去 國 民 黨 解 釋 光 復 後 的 台 灣 反 抗 運 動 是 受 到 中 共 影 響 ， 但 簡 吉 歷 史 證 明 ， 它 有 更 深 遠 的 歷 史 ， 它 是 從 日 據 時 代 的 農 民 運 動 就 開 始 了 。

簡 吉 便 是 農 民 運 動 的 領 導 人 。

一 九 二 五 年 ， 本 為 教 師 的 簡 吉 辭 職 不 幹 ， 帶 他 的 小 提 琴 跑 遍 南 台 灣 各 村 各 鄉 ， 推 動 農 民 運 動 ， 他 跟 友 人 合 組 「 台 灣 農 民 組 合 」 團 體 ， 並 跟 日 本 左 翼 以 至 台 灣 共 產 黨 組 織 結 盟 ， 誓 爭 農 權 。 一 九 二 九 年 ， 簡 吉 帶 領 農 民 反 抗 日 本 濫 收 農 地 及 其 他 剝 削 政 策 ， 被 捕 入 獄 ， 坐 了 四 個 月 牢 ； 但 出 獄 後 ， 繼 續 武 裝 抗 爭 ， 很 快 再 被 捕 ， 此 番 ， 苦 牢 一 坐 十 年 ， 妻 子 和 兒 女 在 家 裡 悲 痛 等 候 。
日 本 仔 被 打 敗 ， 國 民 黨 來 了 ， 簡 吉 暫 時 翻 身 ， 出 任 三 民 主 義 青 年 團 高 雄 分 團 書 記 ， 但 性 格 獨 立 的 他 怎 可 能 被 招 安 ， 不 久 後 ， 爆 發 「 二 二 八 事 件 」 ， 本 省 人 外 省 人 誓 成 水 火 ， 白 色 恐 怖 籠 罩 全 台 ， 可 是 簡 吉 不 怕 ， 繼 續 打 ， 並 組 「 台 灣 自 治 聯 軍 」 ， 也 出 任 中 國 共 產 黨 台 灣 省 委 員 會 山 地 工 作 委 員 會 書 記 ， 流 竄 台 灣 南 北 ， 企 圖 推 翻 蔣 氏 王 朝 。 勇 雖 勇 矣 ， 終 被 擊 破 ， 一 九 五 ○ 年 被 捕 ， 翌 年 三 月 七 日 ， 槍 斃 於 台 北 馬 場 町 。

楊 渡 書 內 描 述 ， 簡 吉 死 訊 ， 是 由 兒 子 簡 敬 在 報 上 讀 到 ， 告 訴 母 親 ， 才 一 起 北 上 迎 回 父 親 骨 灰 。 「 簡 敬 回 憶 起 當 時 ， 母 親 帶 他 坐 火 車 到 台 北 ， 沿 途 上 ， 從 台 南 到 台 北 的 十 個 鐘 頭 ， 母 親 一 語 不 發 ， 抿 嘴 唇 ， 凝 視 窗 外 。 母 親 到 馬 場 町 ， 只 見 到 父 親 冰 冷 的 屍 體 。 她 是 那 樣 從 容 鎮 定 ， 只 告 訴 簡 敬 要 如 何 祭 拜 父 親 。 在 白 色 恐 怖 的 陰 影 下 ， 為 了 怕 影 響 孩 子 的 未 來 ， 她 要 簡 敬 不 要 出 聲 說 話 ， 只 由 她 去 簽 字 具 領 屍 體 ， 再 由 簡 敬 幫 忙 安 排 火 化 的 事 宜 。 回 到 家 ， 她 只 交 代 了 幾 句 話 ， 便 進 到 她 自 己 的 房 間 裡 ， 關 起 了 門 ， 然 後 ， 簡 敬 才 聽 到 她 那 壓 抑 的 哭 聲 ， 慢 慢 釋 放 出 來 ， 變 成 無 法 遏 止 的 哭 泣 。 從 此 ， 她 彷 彿 不 曾 再 哭 過 。 」

簡 吉 在 獄 中 留 下 大 批 日 記 ， 其 後 出 土 ； 他 也 常 寫 信 回 家 ， 其 中 一 封 寫 於 行 刑 前 不 久 ： 「 有 人 說 ， 儘 管 每 個 人 走 的 路 是 多 麼 不 同 ， 可 是 要 抵 達 的 地 方 都 是 墳 場 。 話 是 這 麼 說 ， 而 實 際 上 我 的 生 命 也 到 了 此 。 」

抗 爭 者 簡 吉 ， 不 畏 縮 ， 不 迴 避 ， 他 一 早 已 知 道 自 己 要 付 的 代 價 ， 只 要 付 這 代 價 ， 他 便 自 由 了 。 牢 獄 與 死 亡 ， 從 未 打 敗 他 。 他 終 於 走 完 自 己 選 擇 的 路 。 ( 下 )

張鐵志說﹕台灣真普選的意義 或者台灣的世代之戰

編 按 ： 從 今 次 台 灣 九 合 一 的 選 舉 結 果 可 見 ， 作 為 執 政 黨 的 國 民 黨 正 在 退 場 階 段 。 政 黨 輪 替 在 台 灣 民 主 政 制 是 常 見 的 現 象 ， 居 港 工 作 、 主 編 《 號 外 》 的 台 灣 文 化 人 張 鐵 志 ， 為 香 港 讀 者 總 結 台 灣 「 真 普 選 」 始 末 及 分 析 箇 中 緣 由 。


這 一 票 ， 請 聽 父 母 的 話 ( 大 標 題 ) ／ ／ 人 生 可 能 不 像 你 想 的 那 麼 簡 單 ／ 要 往 對 的 方 向 做 改 變 ， 才 會 有 美 好 的 未 來 ／ 萬 一 因 為 錯 誤 的 選 擇 ， 喪 失 了 經 濟 競 爭 力 ， 那 就 失 去 一 切 了 ／ 你 可 以 不 再 讓 父 母 擔 心 ， 你 不 只 是 為 自 己 投 票 ／ 也 是 為 了 愛 護 你 的 父 母 及 未 來 的 下 一 代 ／ 投 下 連 勝 文 這 一 票

這 是 選 前 一 天 國 民 黨 市 黨 部 在 台 灣 各 大 媒 體 刊 登 的 廣 告 ， 也 勢 必 成 為 廣 告 課 程 上 最 蠢 的 案 例 之 一 。 這 個 廣 告 是 為 了 回 應 無 黨 籍 台 北 市 長 候 選 人 柯 文 哲 陣 營 的 電 視 廣 告 ： 你 有 多 久 沒 有 聽 你 孩 子 說 話 ？ 你 知 道 他 們 擔 心 什 麼 ？ 他 們 跟 當 初 的 你 一 樣 努 力 、 認 真 ， 但 他 們 得 到 的 跟 你 不 一 樣 ， 他 們 被 欺 負 ， 他 們 不 敢 想 像 在 你 的 年 紀 ， 有 跟 你 一 樣 的 生 活 ， 他 們 不 敢 想 有 錢 ， 只 想 要 安 全 ， 而 連 這 樣 想 ， 都 不 太 保 險 。 你 有 多 久 沒 聽 你 的 孩 子 說 話 ？

或 許 你 無 法 給 你 孩 子 工 作 ， 你 無 法 給 你 孩 子 另 一 個 房 子 ， 你 更 給 不 了 你 孩 子 一 個 孩 子 ， 但 你 可 以 像 他 們 小 時 候 一 樣 ， 保 護 他 們 、 幫 助 他 們 ， 這 次 你 不 為 自 己 投 票 ， 你 為 你 的 孩 子 投 票 ， 你 為 你 的 孫 子 投 票 。

一 個 要 父 母 聽 孩 子 的 話 ， 一 個 要 孩 子 聽 父 母 的 話 ： 這 場 廣 告 戰 讓 這 次 選 舉 明 明 白 白 成 為 一 次 巨 大 的 世 代 之 戰 。

新 世 代 青 年 的 價 值

青 年 的 社 會 與 政 治 力 量 透 過 網 路 與 社 交 媒 體 在 全 球 的 崛 起 ， 是 我 們 這 個 時 代 最 重 要 的 現 象 。 在 台 灣 ， 今 年 四 月 的 太 陽 花 學 運 是 這 個 世 代 戰 爭 的 社 會 起 義 ， 而 這 場 九 合 一 選 舉 ， 尤 其 是 台 北 市 長 選 舉 ， 則 可 以 說 是 這 個 台 灣 世 代 價 值 的 典 範 轉 移 改 變 了 台 灣 的 政 治 版 圖 。 或 者 說 ， 太 陽 花 運 動 體 現 了 台 灣 新 世 代 青 年 的 價 值 ， 而 這 些 新 價 值 則 在 這 次 打 敗 了 國 民 黨 ｜ ｜ 民 進 黨 雖 然 這 次 贏 得 選 舉 ， 但 他 們 並 沒 出 現 重 大 的 改 變 面 向 新 世 代 的 價 值 。 不 過 ， 柯 連 之 爭 則 是 太 過 於 典 型 地 反 映 了 世 代 價 值 之 戰 。

一 、 這 次 選 舉 不 論 是 連 勝 文 個 人 ， 或 是 國 民 黨 全 黨 的 競 選 主 軸 ， 都 是 主 打 台 灣 經 濟 競 爭 力 ( 上 述 那 個 廣 告 也 再 次 提 到 ) ， 尤 其 他 們 不 斷 強 調 是 中 韓 簽 訂 了 FTA(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 ， 台 灣 和 大 陸 也 應 該 盡 快 簽 訂 經 濟 協 議 。 選 前 ， 台 灣 知 名 企 業 家 郭 台 銘 四 處 替 國 民 黨 人 助 選 ， 批 評 民 主 不 能 當 飯 吃 ， 對 GDP 沒 幫 助 ， 因 此 要 呼 喚 「 經 濟 選 民 」 。

在 連 勝 文 和 柯 文 哲 的 首 次 辯 論 會 中 ， 連 勝 文 也 不 斷 談 所 謂 「 經 濟 競 爭 力 」 ， 並 標 舉 個 人 的 財 經 背 景 和 行 政 能 力 ； 柯 文 哲 的 主 要 論 述 則 是 「 開 放 政 府 、 全 民 參 與 」 ， 具 體 作 法 雖 然 還 很 虛 ， 但 這 代 表 他 聽 到 了 青 年 呼 聲 民 主 參 與 。 回 顧 太 陽 花 學 運 ， 我 曾 指 出 其 主 要 背 景 是 年 輕 世 代 愈 來 愈 從 「 物 質 主 義 」 轉 向 「 後 物 質 主 義 」 ， 更 重 視 環 保 、 公 義 、 參 與 ， 而 不 是 經 濟 成 長 ； 學 生 佔 領 國 會 更 代 表 他 們 要 奪 回 他 們 的 民 主 ， 要 重 新 成 為 政 治 的 主 人 。

台 灣 選 舉 史 上 極 為 罕 見 的 作 法

二 、 連 勝 文 具 有 富 二 代 加 上 官 二 代 的 背 景 ， 不 斷 被 批 評 為 權 貴 。 其 實 個 人 出 身 背 景 未 必 是 原 罪 ， 但 他 長 期 以 來 並 沒 有 在 個 人 行 為 或 公 共 參 與 上 改 變 這 個 形 象 。 相 對 的 ， 柯 文 哲 雖 未 提 出 解 決 社 會 不 平 等 的 好 政 策 ， 但 他 在 競 選 方 式 上 卻 是 一 場 革 命 性 的 ： 不 插 旗 ， 不 用 宣 傳 車 、 不 做 電 視 廣 告 ， 且 按 照 法 律 規 定 申 報 競 選 花 費 ， 在 募 款 收 入 達 到 近 九 千 萬 的 法 定 上 限 後 宣 布 停 止 募 款 ( 他 在 選 後 第 一 天 則 公 布 詳 細 競 選 開 支 ) 。 這 個 台 灣 選 舉 史 上 極 為 罕 見 的 作 法 可 以 避 免 受 到 大 財 團 影 響 ｜ ｜ 別 忘 了 陳 水 扁 政 權 是 如 何 崩 解 的 ， 也 是 柯 文 哲 所 謂 「 開 放 政 府 」 實 際 方 式 之 一 。

這 個 差 異 當 然 不 只 在 連 柯 之 間 。 台 灣 民 主 化 最 大 的 缺 陷 之 一 就 在 於 金 權 政 治 ： 因 為 競 選 過 程 如 此 昂 貴 ， 因 為 對 政 治 獻 金 欠 缺 良 好 規 範 ， 以 及 公 民 對 於 利 益 團 體 遊 說 缺 乏 足 夠 監 督 ， 而 讓 富 人 對 政 治 決 策 有 過 大 的 影 響 力 。 這 不 僅 扭 曲 了 民 主 體 制 最 重 視 的 政 治 平 等 ， 讓 「 一 人 一 票 」 原 則 變 成 「 一 元 一 票 」 ， 更 造 成 了 台 灣 在 民 主 化 之 後 ， 社 會 愈 來 愈 不 平 等 ， 青 年 貧 窮 化 問 題 嚴 重 。 馬 政 府 在 二 ○ ○ 八 年 執 政 以 來 ， 更 推 動 許 多 大 型 發 展 計 劃 ( 包 括 中 部 科 學 園 區 、 國 光 石 化 等 ) ， 以 至 於 出 現 了 以 居 住 正 義 、 土 地 正 義 、 環 境 正 義 等 為 名 的 新 青 年 社 會 運 動 。 再 加 上 上 述 論 及 的 國 民 黨 的 發 展 主 義 意 識 形 態 ， 於 是 在 年 輕 選 民 心 中 深 感 台 灣 淪 為 「 鬼 島 」 ， 而 國 民 黨 則 代 表 的 以 企 業 為 受 益 者 的 傳 統 經 濟 發 展 模 式 ， 更 不 要 說 對 馬 政 府 兩 岸 政 策 所 造 就 的 「 跨 海 峽 權 貴 資 本 聯 盟 」 的 憂 心 。

三 、 台 灣 的 年 輕 世 代 的 政 黨 認 同 較 低 ， 對 政 治 人 物 信 任 度 也 低 。 畢 竟 以 八 零 後 的 青 年 來 說 ， 他 們 進 入 投 票 年 齡 後 ， 看 到 的 是 阿 扁 的 貪 腐 和 馬 英 九 的 無 能 ， 很 難 對 政 黨 和 政 治 人 物 產 生 強 烈 認 同 ， 他 們 也 最 厭 惡 所 謂 的 「 藍 綠 惡 鬥 」 。 但 國 民 黨 與 連 勝 文 則 不 斷 強 調 柯 文 哲 是 墨 綠 ， 柯 文 哲 當 選 就 是 民 進 黨 當 選 ； 前 行 政 院 長 郝 伯 村 更 出 來 說 ， 連 勝 文 敗 選 ， 中 華 民 國 就 要 滅 亡 ─ ─ 這 是 二 十 年 前 的 老 梗 了 。 凡 此 種 傳 統 藍 綠 鬥 爭 論 述 ， 只 會 讓 年 輕 選 民 反 感 。

眷 村 長 大 的 人 如 何 看

柯 文 哲 雖 偏 綠 ， 但 他 以 無 黨 形 象 競 選 ， 強 調 推 倒 藍 綠 高 牆 、 族 群 和 諧 ， 競 選 總 幹 事 則 是 知 名 深 藍 人 士 姚 立 明 。 他 在 一 段 演 講 中 提 到 為 何 會 加 入 柯 的 陣 營 ， 讓 許 多 人 為 之 動 容 ： 「 他 ( 柯 ) 說 ： 你 跟 我 站 在 一 起 ， 露 出 來 ， 然 後 我 是 二 二 八 的 受 難 者 的 家 屬 ， 你 是 外 省 家 庭 ， 你 的 太 太 也 是 外 省 家 庭 ， 眷 村 長 大 的 。 我 被 認 為 是 深 綠 ， 你 被 認 為 是 深 藍 。 我 們 倆 只 要 站 在 一 起 ， 我 們 倆 可 以 理 性 的 交 談 。 我 們 倆 可 以 合 作 。 全 台 北 的 市 民 都 知 道 ， 藍 綠 就 可 以 和 解 ， 對 不 對 ?! 他 說 台 北 需 要 開 始 ， 台 北 如 果 不 開 始 ， 全 台 灣 都 沒 有 機 會 … … 我 們 倆 有 不 同 的 歷 史 經 驗 ， 可 是 他 說 了 一 句 話 。 他 說 ： 我 們 可 以 有 共 同 的 現 在 ， 也 可 以 有 共 同 的 未 來 ， 對 不 對 ?! 」

總 的 來 說 ， 對 競 爭 力 與 經 濟 發 展 的 強 調 甚 於 民 主 ， 操 弄 藍 綠 惡 鬥 的 舊 把 戲 、 加 上 連 勝 文 的 權 貴 形 象 與 行 為 ， 都 使 得 國 民 黨 對 年 輕 人 來 說 ， 是 一 個 仍 然 活 在 舊 時 代 的 政 黨 。 更 不 要 說 ， 他 們 這 個 在 選 前 一 天 的 廣 告 ， 自 甘 站 在 年 輕 人 對 面 。

當 然 ， 柯 文 哲 和 民 進 黨 雖 然 成 為 贏 家 ， 接 收 了 新 世 代 選 民 追 求 改 變 的 文 化 革 命 ， 但 是 他 們 作 為 新 的 執 政 者 ， 在 未 來 未 必 難 達 到 新 世 代 選 民 的 期 待 。 不 過 ， 無 論 如 何 ， 正 如 蔡 英 文 在 選 舉 感 言 中 所 說 的 ： 這 次 選 舉 代 表 了 ， 人 民 是 隨 時 可 以 把 交 付 給 他 們 的 權 力 收 回 去 。

這 也 是 真 普 選 的 意 義 。

A Question of the State: Developmental or Predatory

Excerpt from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by Minxin Pei

 

A Question of the State: Developmental or Predatory

The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chieved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in Singapore, Taiwan, Hong Kong, and South Korea from the 1960s to 1980s has provided the factual basis for the claim that a neoauthoritarian mode of development—state-guid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is a superior and proven strategy.⁵³ To be sure,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community, the concept of an East Asian model is a subject of debate,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efficacy and degree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For some scholars,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is proof of the centrality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rapid growth of late-developers.⁵⁴ For others, right public policies were the key to East Asian success.⁵⁵

Unfortunately, most leading scholars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have skirted the issue of regime and development. Only Robert Wade, author of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tudies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ast Asi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icitly identified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institutions of political authority before the system is democratized” as a key to East Asia’s success.⁵⁶ With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 the East Asian model has been essentially reduced to a simple formula: strong government authority + promarket policies = superior economic performance. It has further been argued that strong government authority would be difficult to obtain under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⁵⁷ In fact, when asked about his views on neoauthoritarianism by Zhao Ziyang in a private conversation in 1988, Deng admitted that such a strategy, “relying on a political strongman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develop the economy,” was exactly what he was advocating even though “it is not necessary to use the term (neoauthoritarianism).”⁵⁸

Such a preoccupation with the efficacy of the state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looks one crucial iss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redatory behavior of the state. In other words, the real East Asian puzzle is not how sustaine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ccurred under strong states, but why and how the predatory, practices of the state were held in check.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the state as a “helping hand,” much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has all but ignored the possibility that a strong state can also be a “grabbing hand.”⁵⁹ Peter Evans’s influential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may be the only exception. By identifying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as the critical variable in explaining the variations in the suc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ans shows that a predatory state is incapable of nurturing new engines of growth (in his case,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⁶⁰

But Evans’s explanation of why some states are nurturers while others are predators addresses only part of the puzzle. His formulation of the “embedded autonomy” of the state—the idea that developmental states gain autonomy and efficacy only when they arc “immersed in a dense network of ties that bind them to societal allies with transformational goals”—provides a useful answer, but appears to restate the well-known: states counterbalanced by strong societal coalitions are less likely to be predatory.⁶¹ Such explanations, built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fail to probe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and norms of the state. While few would deny the desirability and benefits of having strong societal forces commit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 in the real world is that, in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forces are extremely weak or absent altogether. The transformativc project has to begin inside the state.

Yet, there is another conundrum: as some scholars have argued, no evidence exists to show that institutions can be devised to make the state an effective protector of property rights, but at the same time prevent it from abusing its power.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 same helping hand will not become a grabbing hand.⁶²

Indeed, as the experience of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ws, states as helping hands are the exception. Sustained developmental successes probably number fewer than ten, with most of them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⁶³ At the same time, predatory states have caused disastrous failures in a majority of poor countries, the most egregious examples being the Philippines under Marcos, Zaire under Mobutu, and Haiti under the Duvaliers. As the collapse of the Indonesian economy in 1997-1998 demonstrates, without adequate institutional controls imposed on predatory states, even initial successes could end up as catastrophic failures.

The Theory of the Predatory State

In its simplest formulation, the theory of the predatory state is based on a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as a grabbing hand. It envisions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state as the expropriation of wealth from society through taxe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tate’s own power.⁶⁴ The recent growing appeal of the theory is due, in large part,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to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⁶⁵ The revival of institutionalism has again elevated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⁶⁶

To be sure, the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the state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which, as popularized by scholars of East Asia, has a direct role in correcting market failures. Institutionalists see the state as the provider and enforcer of rules and norms that underpin market transactions. This distinction is significant because the perspectives on the state behind it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Unlike the helping hand envisioned i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perspective, the state is seen by institutionalists as a force both for good and evil. As Douglass North puts it,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is essential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state, however, is the source of man-made economic decline.”⁶⁷ Although the state may be a helping hand that specifies and protects efficient property rights, it can also be a grabbing hand that expropriates the wealth of its people.⁶⁸

The grabbing-hand perspective appeals to students of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theory of the predatory state provides a persuasive explanation for the weakness of the state and the overall poor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In applying this perspective, however, we need to mak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entralized predation and decentralized predation because such a distinction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t dynamics behind a state’s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earlier formulations of the theory of the predatory state, the focus is on the aggregate level of state predation and treats predation as the political imperative of the ruler.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rincipal and the agent. As a result, predation is conceived as an act of the principal. This formulation assumes, first, that state predation is universal. Because rulers are monopolists of both violence and public goods, state predation, in the form of taxes, is simply the price private producers of wealth pay for such monopolistic services. Second,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limits the level of a ruler’s predation is his self-interest. To use Mancur Olson’s colorful analogy, a self-interested ruler behaves like a “stationary bandit” who is unlikely to risk his future revenue streams by looting the current stock of wealth of his subjects. He will raise taxation only up to the level that maximizes his tax revenues.⁶⁹ Third, rulers are supposed to have an encompassing interest that is akin to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centralized predation can spiral out of control. The ruler’s encompassing interest may diverge fundamentally from that of the state. For example, the ruler’s personal greed may become insatiable. He and his close cronies may loot wealth, not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but to line their own pockets, thus creating a kleptocracy. ⁷⁰ The ruler’s encompassing interest may also become too ambitious for his nation’s good. Desire to acquire a larger territory (hence tax base) or international prestige may motivate the ruler to extract excessively from society to build a strong military.⁷¹ In addition, the ruler’s monopolistic position is always insecure because a domestic or foreign rival can seize his monopoly by force.⁷² This structural insecurity affects the ruler’s time horizon and the rate of discount on future revenues, incentivizing behaviors that result in short-term gains but long-term revenue losses.⁷³ Finally, the absence of a third-party enforcer makes the ruler’s commitment to self-restrained predation not credible. Temptations for the ruler to break his promise and increase predation always exist, and most rulers have honored their promises in the breach.⁷⁴

In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on decentralized predation, the emphasis is on predation by agents of the state. Although agency cos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 constraint on the ruler’s ability to maintain a desired level of extraction, the effects of such costs on state predation have not been explored until recently.⁷⁵ Scholars who focus on the role of agents in state predation see decentralized predation as more harmful to the interest of the state.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demonstrate that centralized corruption, which is a form of monopolist predation, generates higher aggregate revenue for the state—because the state keeps its rate of extraction at the optimal level—than decentralized corruption (a form of predation by state agents acting as independent monopolists), which not only raises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ft (that is, making corruption more widespread), but also reduces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income for the state. Since predatory agents simultaneously compete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 same revenue, they have the incentive to steal everything, behaving essentially like Olson’s “roving bandits.”⁷⁶ The welfare loss from decentralized predation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from centralized predation.⁷⁷ Decentralized predation, moreover, has emerged as a more prevalent problem today, as regime transition in many countries has restructured some of the key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 (more on the effects of transition on decentralized predation below).

To be s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is a subject of scholarly dispute.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decentralization may actually reduce the level of corruption. For example, decentralization can make local officials more accountable to the public because they can no longer hide behind the actions taken by higher authorities. Greater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would help control corruption. ⁷⁸ Decentralization may also contribute to lower levels of corruption because local officials are deterred from corrupt activities by a higher likelihood of being caught. Moreover, decentralization depriv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hat otherwise are routinely squandered on grand corruption schemes (such as white elephant projects), thus reducing the aggregate costs of corruption. Even though decentralization can lead to a short-term increase of petty corruption by local officials, the total costs of petty corruption are likely to be much lower.⁷⁹

Many scholars believe, however, that decentralization can increase corruption for several reasons. 

Given the low wages paid to local officials, increased political discretion as a result of decentralization is likely to lead to more corruption.⁸⁰ If decentralization should lead to the breaking of arm’s-length relationships between clients and government agents, it can cause corruption to rise, especially in cultures where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Newly empowered local bureaucrats are thus more likely to reward family friends with various forms of rents.⁸¹ Decentralization may exacerbate corruption if it occurs in the context of weak government. When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is weak across the board, decentralization can create independent monopolists who have every incentive to maximize the collection of bribery at the local level.⁸² On balance, the argument that decentralization can lead to more corruption is more persuasive because its proponents adequately account for the agency problem, while the same problem is simply assumed away by those who believe that decentralization can reduce corruption.⁸³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predation notwithstanding, the central point of the predatory state perspective is self-evident : without effe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r structural constraints that curb the predatory appetite of the state, a state that is sufficiently strong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hindered by parochial interests is also strong enough to prey upon society without much restraint. The consequences of unrestrained state predation are dire. In such a state, the ruling elites distort markets, create rent-seeking opportunities for self-enrichment, and loot the wealth of society.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such a state is impossible. The hop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ould eventually lead to democratic transition is only wishful thinking because the predatory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logically, mutually exclusive.

Why Decentralized Predation May Emerge during Transition

Research on transitions in the former socialist states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decentralized predation immediately following regime changes. Joel Hellman’s study of reform in the former Soviet bloc countries suggested that the ruling elites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 state and reap all the benefits of partial economic reforms.⁸⁴ Michael McFaul and Federico Varese found that the communist ruling elit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ere able to use their institutional privileges and exploit the loopholes in property rights laws to steal public assets in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⁸⁵ In an insightful analysi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Steven Solnick showed that transitions that decentralize authority tend to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hefts of state assets.⁸⁶

Theoretically, the type of post-transition state predation observed by country specialists and journalists is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occurred during the pre-transition era. In pre-transition communist countries, state predation was centralized. Two characteristics defined centralized predation under communist rule. First,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revenues generated was large, reflected in the government revenue as a share of GDP. Secon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he revenues was used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mainly national defense, health, and education spending. Consequently, countries ruled by communist regimes enjoyed a higher level of human development relative to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ir literacy rate, infant mortality rate, and life expectancy.⁸⁷

By contrast, posttransition state predation is decentralized and manifests itself in various forms of official corruption. Decentralized state predation reduces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state revenue, as agents divert public money into private pockets. It also causes a fall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as state agents convert public resources into private consumption or offshore investments. Although the phenomenon of decentralized state predation in post-transition countries has received enormous attention, the causes of decentralized predation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Centralized predation becomes decentralized when the state, as the principal, loses effective control over its agents. Of course, different types of regime transitions generate different dynamics that affect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 In communist states that saw a quick collapse of the ancien regime, state agents were afforded great advantages by even the temporary decline of the principal’s authority. In those societies, the agents’ theft of state assets was completed with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However, the patterns of post-transition agent predation diverged dramatically in those post-communist states that experienced dual transition. As Hellman’s work shows, new regime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democracy and more complete market reforms tend to restrain such predation, while new regimes with less democracy and partial economic reforms are beset by increased levels of agent-predation.⁸⁸

By comparison, agent-predation followed a different dynamic in post-communist systems that have seen market liberalization but no political transition, such as in China and Vietnam. In these societies,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the state remains unchallenged. However,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decision making, needed to reincentivize state agents, led to a restructuring of the contracts between the state and its agents, which proved to be extremely advantageous to the latter. Therefore,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decentralized predation is to examine both the preexisting and the transition-related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at have structured and restructured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 Specifically, changes in the control of property rights, mechanisms of monitoring, exit options, and institutional norms arc the critical variables responsible for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state predatio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Decentral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theory, the degree of central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centralized predation. In countries with a high level of central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he loss of state money through agent theft or misappropriation tends to be small. Under the prereform communist system, despite the lack of clarity of property rights, the high degree of centralization of such rights was the decisive institutional factor that limited agent-predation. In practice, the central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prevented large-scale theft of state property. Of course, the mono-property rights regime and the high degree of central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caused low efficiency because this system provided few incentives for agents to improve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state assets.⁸⁹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hase in most state-socialist systems was originally designed to increase agent incentives so that state assets could become more productive. In some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lso involved the transfer of formal ownership of state asset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ments. Such decentralization granted the state’s managerial agents more discretion in operating SOEs, especially regarding investment and compensation. Although no evidence shows that decentral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lone contributes to efficiency gains, the combination of lack of clarity of property rightsand decentralization of such rights has led to widespread asset-stripping and other forms of theft by state agents.⁹⁰

Ineffective monitoring

Give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entailed in regime transition, the old system of monitoring state agents is likely to break down. Rule changes are frequent and confusing during transition, resulting in poor coordination among various state agencies monitoring agent behavior, such as the secret police, tax authorities, auditors, and financial controllers. The breakdown of monitoring becomes even more likely if those state agents in charge of monitoring other state agents detect the latter’s theft but decide to divide the spoils with the thieving agents, instead of reporting their malfeasance to the principal. (Unsurprisingly, one of the most corrupt government bureaucracies in China and Russia is the anticorruption agency.) Transition frequently entails changes in political values and erodes the authority of the principal. Agents face negligible risks in defy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rincipal. Erosion of the principal’s authority makes effective monitoring of agents ineffective. The monitoring of agents has also become more difficult under reform because of an increase in transaction channels. As X. L. Ding observed, interfirm transactions almost did not exist under the old system, in which ministries directly controlled SOEs’ sales and purchase processes. As a result, the monitoring of agents’ business deals was easier under the old system. In the transition era, the advent of marketization replaced the firm-ministry-firm transactions chain with the more efficient firm-to-firm transactions chain. Consequently, the number of transactions exploded, making effective government monitoring nearly impossible.⁹¹

New exit options

Large-scale theft of state assets was made less likely under the old communist system by the absence of exit options from the state sector for nearly all agents. Regime transition has opened numerous exits for these agents, including ownership stakes and managerial positions in the new private or semiprivate firms,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⁹² These exits effectively allowed “stationary bandits” under the old system to become “roving bandits” because they can steal and then store their loot safely elsewhere. The time horizon of state agents with lucrative exit options is likely to be short, resulting in more intense theft of state assets.

Erosion of institutional norms

Institutionalists have long recognized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norms in constraining agent opportunism and the free-rider problem.⁹³ As a concept, institutional norms are vague and difficult to define. In practice, institutional norms may derive much of their legitimacy, appeal, and binding power from the prevailing ideolog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case of communist systems, it may be controversial to claim that the communist ideology had any appeal. One can point to the widespread cynicism among the ruling elites of the ancien régime. It is nevertheless conceivable that even residual ideological appeals of communism, socialism, or nationalism might have played a role in constraining the predatory instincts of the agents under the old regime. During transition, the total bankruptcy of the communist ideology meant that state agents were under no constraints imposed by institutional norms.

The above theoretical analysis suggests that a temporary partial reform equilibrium, or a transition trapped in semireform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s a product of a confluence of factors. The most important among them includes the initial conditions of the transition process in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such as the CCP, which retains unchallenged political supremacy over society and maintains its rule through a mixture of coercion, co-optation, and adaptation. Addition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emergence of such a trap are embedded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ogic of market transitions and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dee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provides an intriguing example that demonstrates why gradualist economic reform pursued under a neoauthoritarian regime, even after achieving impressive initial results, may lose momentum. Instead of moving toward an even more open economy and society, such a system may be heading toward long-term stagnation amid widespread symptoms of state incapacitation and deterioration of governance.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one can construct an argument that incorporates the insights from the theories of democratization, economic reform, and predatory state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trapped transitions.

Gradual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face higher hurdles than those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s likely to be weak in these regimes because the initial conditions are far more adverse. The institutionalized curbs on the power of the ruling elites in a post-totalitarian regime are negligible. The ruling elites thus have far greater ability to defeat societal challenges. The presence of the post-totalitarian ruling party in state bureaucracies, economic entities, the military, and the judiciary provides it with the instant ability to convert political monopoly into economic rents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 Consequently, economic growth, rather than creating exits for peaceful withdrawal from power and lowering the cost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may perversely increase the stakes of exiting power because the ruling elites risk losing not only political power, but also economic rents. In addition, such rents become more valuable in an open and fast-growing economy, and, more important, the material wealth accurnulated by the ruling elites can be consumed openly, extravagantly, and without fear when the prereform codes of austerity are no longer operative. Therefore, even though economic growth may have a long-run positive impact on democratization, its short-run impact can be decidedly negative.

Gradualist transitions can further help entrench the post-totalitarian party-state and thwart efforts to both deepen market reforms and initiate democratic transition. Gradualism allows the ruling elites to make selective withdrawals and maintain their control in the most lucrative high-rent sectors; this development tends to make the ruling elites even less inclined to give up political power during transition. The control over sectors with rich rents also facilitates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alliances with stakes in a semireformed system but with no interest in political reform, as the ruling elites use such control to co-opt emerging social elites individually, include them in a collusive network of rent-sharing, and preempt potential political challengers. To the extent that initial reform efforts may be successful, gradualist reforms buy the regime a new, albeit temporary, lease on life, removing the pressures for political reform. Gradualism becomes eventually unsustainable because of the problem of dissipation of rents. The regime’s strategy of protecting rents in key sectors ultimately fails when such rents are distributed and consumed by the agents of the regime, critically weakening the health of the economy.

However appealing the concept of a developmental state, success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neoauthoritarianism may be the exception. A self-restrained developmental state can materialize only under rare circumstances that force the ruling elites to choose between curbing their predatory appetite or risking their own survival, a choice that is not always correctly made. In post-totalitarian political systems where the ruling elites possess overwhelming advantages vis-à-vis societal oppositions, operate under ineffective institutional restraints on their power, and face no credible external threat, the state is most likely a grabbing hand, not a helping hand. Thus, despite its promarket rhetoric and policies, a post-totalitarian regime may likely degenerate into a predatory autocracy, rather than evolve into a developmental neoaut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a predatory autocracy is ultimately unsustainable. Ironically, a democratic opening may emerge in the end, not as a regime-initiated strategy undertaken at its own choosing, but more likely as the result of a sudden crisis brought on by years of corruption, mis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decay.

梁文道: 兩場戰爭與一種想像

快要結束的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百週年，湊熱鬧，我也趁機翻了一些這兩三年出來的新書。回看大戰 點燃的那一刻，最荒謬也最可笑的，莫過於當時參戰國各有不少重要人物正好身在敵方，必須設法兼程回家領戰。例如邱吉爾，英國第一海軍大臣，他當時人在德國 基爾，參加英德海軍的交流活動。又如俄羅斯名將勃魯西洛夫（Alexei Brusilov），他也在德國，正和家人暑假旅行。還有塞爾維亞的民族英雄，參謀總長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費迪南大公在他老家遇刺，奧匈帝國已經宣戰，他居然還在布達佩斯，好在皇帝大度得離奇，准他立即返國，否則後來雙方的戰事就不夠精彩了。

率領軍隊，制定戰略決策的領袖如此，其他人如企業家、藝術家，和學者就更不用說了。有太多人在戰爭已經回不了頭的時候才赫然發現自己站錯了邊，要不就中斷 工作趕緊回國，要不就留在敵方繼續旅程繼續創作當個無可奈何的「德奸」、「法奸」、「英奸」、「俄奸」，以及各種你想像得到的叛徒稱號。

那兩個月的歐洲交通史，最大的啟示自是一戰的無厘頭，莫名其妙地開打，幾無心理準備，才有了這一大批站錯邊的遊客。照道理講，兩個國家要是打仗，此前氣氛 必然緊張到極點，雙方人民互相仇視，怎可能會發生軍方最高將領還在對手那邊遊山玩水的怪事。但若把焦點集中在那個時代的氣氛，同情地理解當年歐洲中上層社 會的心態，這一切就又顯得沒那麼奇怪了。畢竟那是一個全球化的年代，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國際貿易總額之高要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被超過。那還是一個歐洲文 化圈大一統的年代，我們今天旅遊歐洲，或許會驚訝像里爾克、喬哀斯和畢加索這些人，怎麼能那麼輕易地就跑遍各地留下足跡，成就了今天的名勝景點。就算勞工 階層，也在第二國際的領導下變得很有全球意識，總在自己國家的罷工集會上歡迎他國工運領袖的打氣演講，真真正正地全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那個時代，一個俄 國來的地主會在威尼斯沙灘上的酒吧遇到一個比利時醫生，兩人用法文交談，笑說昨晚賭場上一個美國工業家的醜態，然後旁邊一個德國作家默默聽着，想把那段話 寫進自己的小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只毀滅了古老的帝國，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地位；它同時還毀滅了一種民族主義大獲全勝之前的想像：人類（至少是歐洲人）原來是可以無國界 限制的，國籍原來是可以不重要的；藝術、科學、文化、階級、某種專業，當然還有金錢，對它們的忠誠原來是可以勝過對民族的認同。而且你還可以大聲地說出 來，毫無愧色。法國聽眾並不會因為拉威爾是法國人，便把他捧成國寶或「民族的自豪」，說不定他們就是喜歡德國來的理查．史特勞斯。也就是說，今天時時被人 說成是自天地創始以來就存在的，身為人類就該擁有的民族感情與愛國心，曾經不是那麼重要，也曾經不是那麼絕對（有如一張王牌，逢出必勝，其他一切都必須讓路）。

且先別說歐洲，就談中國。今年又是甲午戰爭的一百二十週年，很多人都在紀念，要我們勿忘國恥。有意思的是，今年同時還是日俄戰爭的一百一十週年，但大多數 人卻沒打算大張旗鼓地要我們千萬別忘了這場國恥中的國恥。真的，若說國恥，日俄戰爭的羞辱程度絕對超逾甲午。因為甲午究竟是清日雙方堂堂正正地來了一趟決 戰，只不過清朝不幸落敗而已。可日俄戰爭就不同了，兩個國家開仗，相約在東北一會，身為戰場主人的清朝卻舉手宣佈中立，你們來打你們的，我沒意見。視百姓 為草芥，看疆土如飛地，這不是國恥，甚麼才算？

但為甚麼這場戰事卻少被算進「百年國恥」的記憶清單之內，就連執政者也不願多提呢？我懷疑那是因為打從一開始，中國人「至少是上層社會與輿論主流」就沒把 它看成恥辱，不只不以之為恥，甚至還要對日本的獲勝感到與有榮焉。當時清廷內的立憲支持者很受鼓舞，覺得這是奉行君主憲政的現代國家打贏了落伍的專制帝 國。已經出逃的立憲派如梁啟超，則歡呼這是日本尊崇陽明學有功的結果。身在倫敦的孫中山，其反應更能代表亞洲許多反殖先鋒的想法，他認為日本證明了亞洲的 力量，黃種人絕對不會總是輸給白人。這一戰確實是全亞洲的盛事，從阿拉伯半島到中南半島，到處都有人高興得睡不着。泰戈爾帶着學生舉行勝利遊行，凱末爾的 土耳其革命同志則乾脆為新生的孩子取名「東鄉」（東鄉平八郎是日方海軍指揮官）。

這就是當年大家感知日俄戰爭的框架。如果用今天連叮噹也是文化入侵（上個月，成都官媒批判『多啦A夢』就是這麼講的），在人家砸日本車時跑去日本旅行就算 漢奸的標準；那麼梁啟超和孫中山就更是頭等的漢奸了，因為他們居然把對思想及體制的讚許，對亞洲和人種的認同，放在了國家尊嚴之上。清廷的「中立」，東北 的劫難，在他們眼中竟然比不過一種主義，比不過一套主張。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說說吳清源了，這位憤青口中的「大漢奸」。

郭梓祺: 孰不可忍

警察周日在金鐘集會毆打市民後，梁振英周一走出來說：「好多市民認為兩個多月來，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忍，孰不可 忍。」這其實是病句，前後不相連，不知是否誤解了古語。跳了幾句，他再說：「不要以為警方的忍讓等如軟弱」。如果當日那窮兇極惡也算忍讓，我實在無法想像 甚麼叫做小器。

　「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忍」字，固然可解「容忍」，但我向來覺得解作「忍心」更有味道。原句出自《論 語》〈八佾〉第一章：「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古文無標點，句末的問號，有些版本作句號或感歎號，語氣嚴厲得多。但傳統大 多當這是問句，不是質問，更像無語問蒼天。「也」字放在問句之末，習慣不讀也，讀耶。朱熹在《論語集注》兼存「忍」字容忍與忍心二義，而偏重忍心：「孔子 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意謂：這樣做也忍心，還有什麼不忍心呢？那感情不是憤慨，而是悲哀。用這問題來回應警察周日虐打市民，可算恰宜。

　還有什麼不忍心？

　 程樹德在《論語集釋》謂忍字作「容忍」解更近漢代的用法，錢穆先生在《論語新解》則承朱熹而重「忍心」一義，補充時重點特在「心」：「禮本於人心之仁，非 禮違禮之事，皆從人心之不仁來。忍心亦其一端。此心之忍而不顧，可以破壞人缌一切相處之常道。」孔子既看不見警察僭越職權凌辱市民，他感慨的是什麼？佾音 日，指舞列，天子之舞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孔子重仁重禮，知季孫氏僭越其大夫身份，行八佾之舞，不禁感歎起來，有孰不可忍之問。

　 「孰不可忍也？」是我最近常有的問題。有市民被警察打至頭破血流，有市民被捕後給風扇猛吹，也有市民受到警察種種可怖的恐嚇。其中一則新聞尤令我難忘：張 超雄議員一晚到旺角，跟面前的警員點了點頭，怎料對方呼喝：「返屋企湊女啦。」為何不是習慣說的湊仔而是湊女？那則新聞最後一行的事實陳述，竟有結穴一點 的威力：「現年57歲的張超雄育有一子兩女，二女患有嚴重弱智。」那警察所言是巧合，抑或是查清背景後的暗箭？這樣做也忍心，還有什麼不忍心呢？

　視民如傷

　 但什麼是「忍心」？我想拉遠一點，先從《左傳‧哀公元年》逢滑的幾句話說起：「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楊伯 峻在《春秋左傳注》點出《孟子》亦有「視民如傷」及「視民如草芥」這對比，有注家或以為本諸逢滑，楊伯峻則謂從「臣聞」二字可見，在逢滑之前早有此說，可 謂源遠流長。視民如傷，即把百姓當作傷病者細心照料。但近日香港政府治下的警察，非但沒有視民如傷，還放肆把人打傷。尤有甚者，他們竟連周日晚上救急扶危 的醫護義工都打傷。

　 當晚所見，醫護義工趕到添馬公園草地較光處，穿起鮮拦背心，二話不說便不斷為躺在地上的傷者急救，有的慢慢倒水清洗中了胡椒噴霧者的眼和皮膚，有的為被警 棍打傷的人包紮。人手和資源都有限，故每隔一陣就需呼籲：「要毛巾」，便有人傳遞毛巾；「要紙巾」，便有一包包紙巾從四方拋過去；「要水」，然後大概想到 急忙中或有人把一支支水扔過去，立即補充，「不要拋，傳過來」；然後，「要繩或者橫額」，綁起來，在草地間出一片愈來愈大的角落，治療愈來愈多的傷者。後 來旁人更是手拖手，圍住救護範圍，以免傷者受到干擾。

　醫護義工之聲明

　 我和朋友中途去了搬水，幾個醫護迎面走來，只喊了單字「水」，邊跑邊伸手在箱中拿了兩支，便飛奔過了另一邊。那刻真切感覺到，學醫護的人實在可敬，那不忍 拖慢救人的心情，應該就是醫者父母心了。但翌日看新聞知道，那片救援地帶，那些辛苦了一整晚的義工，竟被衝上添馬公園的警察暴力對待。日前見「醫護義工譴 責警方濫用暴力聲明」，首句便是：「我們憤怒了」。那才是真正的忍無可忍。聲明初段說，鑑於傷者情況嚴重，「當場診斷、止血及穩定病情當然至關重要。其 間，竟然不斷有警員公 然向當值的義工醫生或護士揮舞警棍，在急救包紮進行時，兇暴驅趕。甚至有警員明言『你救人又點呀，照拉！』，企圖作出無理拘捕。」這樣做也忍心，還有甚麼 不忍心呢？

　聲明又說：「試問假若有傷者因此而延誤醫治，甚至失救，誰能負 起這個責任？況且傷者當中更有不少是十來二十歲的莘莘學子，難道警察就連生而為人的惻隱之心也沒有了嗎？」在這時勢看見「惻隱之心」四字，真是感慨良多。 《孟子》在〈公孫丑上〉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之掌上」，不會有香港今日的管治困難。接著解釋何謂「不忍人之心」時，孟子便引出「孺 子入井」的故事，提到「怵惕惻隱之心」。朱熹注解怵惕作驚動，惻隱作傷痛，都是見旁人身處危難而生的不安感覺。人若沒有這驚和痛，我們通常會稱之為殘忍， 忍心大概就是這麻木狀態。

　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孟子曾用「幾希」形容人禽之辨，仁心或存或亡，都是一線之差。三萬警員中，總有人本性不壞，但在不公義的制度下，在刻意縱容濫權的氣氛中，人性美好的一面 容易給一下壓到腳底。倒是醫護義工聲明的末段令人鼓舞：「可恨的是，梁振英政府非但並未對此作出譴責，居然於翌日對警方濫用暴力加以肯定，以為血腥暴力可 以嚇退我們。但事實上自從醫護人員遭暴力對待的消息傳出以來，報名參加義務急救工作者以數倍增長，我們守護香港的意志亦更為堅定。」真有《孟子》裡「雖千 萬人吾往矣」的氣概。

　《論語》、《孟子》、《左傳》這些中國典籍，不是用文言文寫的道德教條和口號，只方便人演講時徵引幾句 以壯聲威。他們充滿生命力，深刻時有睿智又觸動人心，淺白時卻是如此理所當然：「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不是易明得有點像廢話嗎？運天下於掌上 未定是奢想，答案更奇妙地早在梁振英口中。看看為爭普選而在寒冬中絕食的學生、在打壓中血流披面的男女、在施救中險被拘捕的醫護人員，不也應該自問由他領 導的這個官逼民反的政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