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日報正論： 但看古來歌舞地 惟有黃昏鳥雀悲

「六代繁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空悵望，山川形勝，已非疇昔。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這首《金陵懷古》描寫的是六朝古都今非昔比的衰敗景象。其實，香港何嘗不是如此，山川形勝，已非疇昔，百年繁華有如逝去的春天，轉眼間消失得無聲無息，空餘惆悵。

回歸十六年了，香港人面對的是一種怎樣的情景呢？當年列根競選美國總統時憑着一句「你比四年前過得好嗎」，成功打動人心，入主白宮。如果問香港人「你比十六年前過得好嗎」，相信答案不言而喻，香港回歸後不斷沉淪，敗象紛呈，多少人水深火熱，多少人掙扎求存，多少人坐困愁城，多少人望天打卦，多少人前路茫茫，多少人悲觀絕望，他們又怎麼可能過得好呢？

回歸前後 判若霄壤

回歸前，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之一，是璀璨奪目的東方之珠。雖然洋人高高在上，但施政高效，經濟繁榮，民生安定，向上流動機會比比皆是，只要肯努力肯拚搏，人人都有出頭天。當時生活再苦，大家都無怨言，即使做小販，也足以自食其力，許多人就是憑着這種獅子山精神克服困難，逆流而上，為自己開創美好的明天。

回歸後，香港馬照跑舞照跳，表面上維持繁榮，可惜繁榮的背後是貧富懸殊、民不聊生、矛盾尖銳、亂象叢生。歷屆港府管治無能，一事無成，以致十六年來經濟停滯，民生凋敝，大部分香港人的生活有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今時今日，弱勢市民即使想自食其力也不容易，君不見有小販被趕出馬路遭車撞傷、有小販被趕落河溺斃；有位年逾七十、自力更生、拒領綜援、在中環擺檔十六年的擦鞋老伯，也被食環署趕盡殺絕。十幾年來，不少港人經歷了移民、回流、再移民的過程，恰恰就是香港回歸後的痛苦歷程，這些人回流後可以再移民，但更多的人只能無奈地留在這裏，其痛苦又能向誰訴說呢？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早前調查顯示，七個港人中有一個感到生活痛苦，另有六成六人處在「掙扎」求存狀態，而認為「興盛」的只有兩成。回歸前後，港人生活判若霄壤，這不正是當今社會躁動不安、民怨瀕臨爆煲的真正原因嗎？人人心中有怨氣，個個眼中有怒火，社會怎麼可能和諧。回歸十六周年前夕，港人對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雙雙急跌，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更是跌至零，創下回歸以來新低，這不僅值得港府好好檢討，更值得中央政府好好反思。

香港是富裕地區，人均生產總值位居世界前列，本來不至於淪落到如此地步，只因港府嫌貧愛富，政策長期偏向大財團，導致社會財富嚴重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冠絕全球發達經濟體，現代版「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屢見不鮮。有人形容，不少港人在娘胎中就開始人生痛苦的長征，出生爭床位，讀書爭學位，畢業爭職位，成家買不起樓，病了求醫難，老了無人理，死了無葬身之地。香港人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也死不起，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樣樣都是難題，不痛苦才怪！

可以見到，在港府的無能管治下，沒有一個範疇不是亂象叢生。有人蜷縮於劏房和籠屋，有人流落街頭淪為露宿者，有人年逾古稀還要拾荒幫補生活，有人苦苦等候醫院病床，有人輪候安老宿位期間含恨而逝，有人死後連骨灰龕也沒有……這根本就是一幅悲慘世界的景象，哪裏是甚麼國際都會！

香港之死 豈是無因

回歸十六年，香港整體競爭力、營商環境、經濟民生、廉政法治，無不每況愈下，以前會生金蛋的肥鵝儼然淪為風乾的臘鴨，既可嘆，又可悲。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羅湖橋就是香港快速沉淪的見證，以前香港人帶着大包小包回內地接濟親友，現在則是內地個人遊反過來打救香港，以前香港人嘲笑內地同胞是「阿燦」，現在香港人變成內地人口中的「港燦」，這難道不是歷屆港府無能之過嗎？難道不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失敗的明證嗎？

最不堪的是，港府不僅無能，而且貪腐，前特首曾蔭權爵士及前廉政專員湯顯明等高官權貴先後捲入貪腐醜聞，但案件一拖再拖，大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勢；反觀的士司機多收五毫子車資、隧道公司員工拾起一元放入口袋，都被極速告上法庭。「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法不上大夫，刑不上權貴，香港不僅廉政已死，而且法治已死。回歸前外國雜誌預言「香港之死」，引起頗大非議，現在看來，預言確有先見之明。回歸後的香港，競爭力在消失，廉政與法治在消失，言論及新聞自由在消失，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亦在消失，香港不是死亡，慘似死亡。

現屆政府口口聲聲「穩中求變、適度有為」，上台之初市民曾寄予一定的期望，然而一年過去了，管治班子濫竽充數，醜聞不絕，施政寸步難行，政策推出一項跪低一項，成為笑談。最新民調顯示，港府在七大施政範疇中五項不合格，近一半人不相信未來一年可以改善施政。哀莫大於心死，弱勢政府淪為徹頭徹尾的跛腳鴨，豈是無因。

「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這兩句唐詩恰恰是香港的真實寫照。百年繁華、歌舞昇平的香港，淪落到日暮途窮、鳥雀悲鳴的地步，過去的成功正如天邊的流星，只留下剎那間的光輝，已一去不復返。往事只能回味，對於大多數香港人來說，七月一日並不是甚麼值得慶祝的回歸紀念日，而是上街表達不滿的日子，香港何去何從，路就在自己腳下。

香港電影﹕社會動盪 因不捨香港

——專訪陳果

文 阿離

《迷離夜》曇花一現的分半鐘驚蟄片段，邵音音盧海鵬兩大老戲骨粗口橫飛對「梁震嬰」冷嘲熱諷，短短三天便聚來十多萬點擊，燒得網絡火旺，網民大嘆這種反叛啜核久久難逢，「我呢部戲強調打小人好靈，百、發、百、中呀」！陳果笑開懷。起初沒料到片段如此惹火，熾熱迴響令他更感民怨洶湧，「正正係社會上有咁多不滿聲音，你恰恰又同noise吻合，係一個時代紀錄」。十多年前，他以電影為香港歷史補白，讓觀眾透過他的視覺察看大論述下的香港生態，處處都是對我城的委身深情。八年沒在香港拍片，再說這片彈丸之地，他為當下的紛亂皺眉，聲軌低沉，然而滿圓眼鏡卻迎光泛亮，「你睇到社會家動盪不安，係因為有人唔想放棄香港」。

不歸路上 堅定立場

陳果說過，人生中要拍十部自己想拍的電影，他完成了五部。不論是成名作《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和《細路祥》等香港三部曲，還是往後的《榴槤飄飄》和《香港有個荷里活》，都有種穿破宏大論述的率性，對生活忠實。一套套低成本電影拈來的，是香港社會華光下平民的掙扎生活，「呢個係我本人對香港感情維繫，一定係。如果套戲係講香港，我死都要講番我對香港睇法。我會千方百計諗，如果我拍香港係點拍呢？難，因為如果你有呢個要求，某程度就係你立場」。

立場，從來都難守，特別在大是大非前，更舉步維艱。回歸，陳果一拍三部曲，至今仍是香港電影文化史上一個重要註腳，在義勇紅旗下奏出反叛不馴的香港野樂，「當年想拍一個回歸電影，記錄香港人對回歸睇法，同埋我地呢個時代所面臨問題」。

「九七係一個中國和香港變化里程碑，但呢個里程碑有個好嚴重問題，你會看到人生變化、人面變化。」陳果善感而敏銳，尤其對時代變遷。他說，中國以往的變，是驟然的朝代更替；香港的一國兩制，可堪是綿長的「催眠謀殺」，「你睇到個社會係咁變，係必然，你一回歸，就係不歸路」。

紛亂難阻 和諧無路

回看當年的三部曲，有感陳果一如預言者。《香》片末播出毛澤東的「世界是你們的」講話，由廣東話轉唸普通話，以話語變換寄寓時代的悄然易轉。他打趣說，這是個「上帝」的轉變；上帝是啥？他手向上指，笑言是「怕佢」，才稱作上帝，「最慘係佢會target你，要控制你」，「香港人不嬲都隨波逐流，但近年有一種指引，令你好繁複……你咪識得爭取，呢個爭取係發自內心，發自自己，係好」。高高在上者，只願人人服膺繁榮穩定的調調；然而他說，以安居樂業為滿足的人，看不見一己安樂，原是建築在別人的犧牲之上。

面對大變，「抑鬱不滿一定有（笑），仲慘過股市崩潰，因為股市崩潰，若干年後會返番去。但政治取向會令你一路係咁，佢逐漸法律上改變你，好多。」陳果說，回歸十多年後，那種因變而生的躁動愈發昇華激烈，因我城的自由空間，以及此空間的愈益收窄，「我覺得某人比較笨，作為一個自由地方，你唔需要控制佢，由得佢，唔需要搞乜國教搞乜廿三條，你搞做乜？你一搞呢，你即係驚啦！」

「普選點解要咁遲？因為我未搞掂你班友，我搞掂你班友就點都係我啦！」在他看來，這城走至今日已難再和諧，往後只有分歧處處，「但如果社會個個都跟大方向去和諧，咁會失去個人思維」，「唔政治化，你個社會只係行一條直線，佢唔會畀第二條路你行，呢個係最悲哀地方」 。

雜亂紛陳的香港故事

陳果抗拒跟大伙兒走同一條路，他總要顛覆，因而譜出了香港電影商業主調之外的幾部曲；後又不願被定形為悲天憫人的「草根導演」而轉拍主流片，近年更回內地執導。他自嘲模稜兩可，但並非沒有立場。他的視點，難定而流動；站在一個眾人交匯的位置，仔細追溯並鋪展他的故事。以捕捉香港主體性聞名的陳果，說到生長地，坦言「其實個世界無香港過，一直滲入好多大陸元素」。這個移民城市，人來人往，一直紛陳。他憶及回歸的一幕，「解放軍入城時，你去到上水，真係有一班人揈旗，好enjoy，你當佢係深圳都得！香港唔係香港。你去到某一個區覺得好似深圳，香港基本上就係咁雜亂」。

這種在我城交織穿插的千絲萬縷，他早早透析；鏡頭下，盡是港人不欲面對的景象。以香港三部曲對照當下，能看到社會變遷，世事的消隱退淡或積累激化。《香》記錄了小學升國旗情，老師教學生行隊禮，跟共產黨走；今時今日，愛國教育滲得更深，但港人亦站直頑抗；《去》的華籍英兵悲嘆自己「唔似中國人，亦唔係英國人」；當下把「香港人」「中國人」二分，也被北大人批評為「不科學」；《細》中港童祥仔和無證兒童阿芬兩人在海旁爭論「香港是誰的」，大喊「香港係我」；今日的香港之爭已非童言戲語，而是面對內地洪流的港人發自內心歇斯底里的叫喊。問他，在紛陳變幻中，什麼才是恆常永在的香港精神？陳果笑言，為「XX精神」下定義最無謂，但他仍吐一句：「似阿信囉，成功靠自己。」個人掙扎求存的拼搏，是三部曲中主角們的品性；此外，貫穿電影的香港情味，還有社區的親熱熟稔，和人與人相濡以沫的患難情。

強國的嘮叨與主旋律

陳果近年在大陸奔走工作，「有料唔愁無出路」的他，依舊靠自己；打滾數年，體驗極深。他說，大陸朋友間瀰漫一點對香港的怨恨，「佢好憎香港，覺得你太幸福，無受過中國政治災難，戰爭你又無受，所以佢家『掠』你少少係好正常」。在他們眼中，看似無風無浪的香港，幸福太久；還擁有對內地人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大陸人成日講一句，我體制下做唔到，只能係咁做，個體制令人失鬥心」。以體制之限原諒自己的無所作為，又羨慕香港僅有的鮮活空氣，「大陸導演成日鬧，成日話香港導演為賺人民幣而違背自己。佢覺得我好悲哀，大陸作為藝術家好有品，好有立場好有堅持，但藝術家大陸搵到好多錢，香港藝術家係乞食。你有錢就唔需要受，但無錢呢？」談及此，他每每跟內地大導針鋒相對。作為香港導演，陳果太清楚遊戲規則；所謂違背，都是「搵食」，「你唔好以為香港係神，香港人都好慘，香港人係所有華人社會中最識邊度有希望就去邊度」。

陳果的火傲，往骨血裏沉，煉成一種底氣﹕不故作孤高，亦不妥協自憐，「我主流工業成長，係中途癲想去拍我自己鍾意電影。做導演有兩種，一種搵錢先，一種過癮先，咁我行第二種。」遊走商業與小眾電影之間，他笑言自己是「多手、間唔中下社會問題」；拒絕被標籤、被指點，被牽鼻走。《去》片中，解放軍進城一刻，警察向下屬訓話﹕「服從命令，唔需要計較上司係邊一個。」最後幾十人以為西瓜是炸彈，誤捉平民；《香》的少年中秋，開首就來個獨立聲明﹕「（我）識得諗，唔會畀人老點。叫你劈友你又去，叫你去死你又去，幾笨實呀！」陳果明顯是後者。

「大陸公司想請我拍紀錄片，講品牌。一講，自卑感就，又自大呀！『（普通話，提高聲調）我們中國這麼多……』我一聽到，死啦！之後佢用政治性去講，又用民族性去講：中國壓抑咁多年，終於有自己品牌啦！嘩，我一聽完呢句，點拍呀大佬？」他形容這種主旋電影是「大鑼大鼓」，聲大雨小；反而默默耕耘，緊貼平白生活的厚實作品，更有力量。

沒有結果的希望

抗拒跟風，不願被「老點」，就是陳果；而這種「你得到我個人，得唔到我個心」的不馴，才是令我城得以鳴放響亮的動能；然而，如此執著亦未必能敵得過時代刷，「五十年後無一國兩制就大家無聲出囉！（咁好驚喎）所以家好玩囉！（你想睇戲？）我想睇人生變化」。變幻原是永恆，然而在大勢洗刷下，作為電影人，他以本業為香港繼續補白，「我做呢部戲（《迷離夜》），都係想做番香港。你都知大方向其實係向北移，本土，無論咩都慢慢流走」。《迷離夜》由香港班底撐起，「大家齊心，收好少錢去做，想做番樣。鬼片係香港重要戲種，但而家好少。我覺得應該要做，做得幾多得幾多」，他笑言這次是「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鬼片」。

陳果又再預言，五十年的洗禮，能把香港人的記憶洗刷淨盡。真的寸土不剩？ 「要靠香港政府同民間藝術團體，但政府有乜藍圖？佢藍圖就係搵錢，乜GPD話？（GDP）佢係諗呢，佢唔會諗下香港優勢係乜，佢覺得香港優勢就係自由行」， 「如果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無自己文化或者內涵，其實好大鑊。到時我同中國大陸其中一個城市一樣，咁我就可以齊齊唱，歡、樂、今、宵」！《迷》那分半鐘短片，音音姐逼問「梁震嬰」：「你搵咁多錢做乜×？」當下震嬰一陣語塞，可說是對香港經濟至上的發展邏輯最簡單直率的詰問。

政府無望，港人唯有默默耕耘自救。陳果說：「無國教，你對新一代都有失望；但反國教之後，你會覺得呢個世界有得救。呢班人識睇啦，唔使我地呢班中佬去維持正義，而係佢自己去撐番自己。」然而，不少人認為香港社會愈來愈亂，有人在「搞事」，破壞繁榮穩定，陳果卻笑說，「安居樂業係中國人最笨實諗法」，「你睇到社會而家動盪不安，係因為有人唔想放棄香港，呢個係感動」。他說，倘若香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上街遊行時，世界就有希望，「但呢個係無可能，因為有一半人覺得你搞，有福唔識享」。

在歷史大調的壓蓋下，陳果坦言能做的不多，只能做到幾多得幾多。當真是那樣悲觀？「你又放心喎，我電影，悲觀中帶希望！」他右手一提，笑中有種底氣充足的自信。筆者就想到《去》片中，主角一句「打仗要靠運氣，但唔打唔知結果」。

就讓港人靠自己，拼一場。

星期日現場﹕別把焦點錯放

文 嚴尚民

我們在事前根本沒有縝密計劃過，連後來見報的「我要真普選！」紙牌也是由幾位同學於畢業禮綵排後始匆匆手製。我是在正式入座時，同學從右邊倏地傳來一張A4紙，瞥見上面有一隻手繪、油彩仍未乾透的「選」字，才知道等一會兒要舉牌。有幾位沒有出席綵排的同學，想必跟我一樣，正要搞清楚情，想知道到底要在哪時舉牌時，卻發現自己早被人拉到台側，準備登台「扑頭」了。

即興無計劃 但一定要做

臨上台前，隱約聽到一位同學跟大家說在台上freestyle便可以，所以對梁校監施展所謂的「創意姿勢」，其實也是即興的。例如，我本欲作勢衝向這位校監唬嚇他一下，卻在上台時發覺四下佈滿保鑣（暫時仍不是蓋世太保），立時膽怯，轉為送他一個屁股便算了。之後，我們在舉牌時叫了幾次「我要真普選！」，此起彼落，似是氣勢十足，卻沒有一次是齊整的。因為我們根本未有默契，亦沒有商量過要在何時齊聲叫陣。還好，雖然行動鬆散，亦非常impulsive，但慶幸亦未至於一盤散沙，可能是因為，大家心底裏都認為，一定要做。

擺擺姿態 也觸動神經

所以，當我在網上看到親中團體的陳腔濫調如「香港演藝學院電視電影學院院長舒琪成功用港式民主（文革）將學生洗腦」，喻舒院長作老毛，指他在背後煽動我們行動時，我是頗驚訝的。因為，我在那一刻翹起屁股，其實只是想表達無權力者對無能的當權者之藐視，卻萬料不到親中團體硬要放這種悶屁加持，上綱上線。原來這樣擺擺姿態、叫叫口號，亦會觸動到政府（中共）的神經。

只執著於尊重／不尊重

坦白講，若不是梁校監終日藏頭露尾，我們亦不用在自己的畢業禮上如此禮待他。面對這一隻大話連篇、任人為親、愛玩弄語言偽術的豺狼，我們表達訴求的方法已算是非常克制，我甚至認為略嫌過於保守，遠遠未能反映我們對他的失望與不忿之程度。儘管如此，卻仍有人認為我們這次行動不尊重場合，大學生們竟然連基本禮儀也不懂得遵守，對我們這些未來社會棟樑異常失望，謾罵聲不絕於耳。雖然，很快便有各方高人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反駁，為我們的行動尋找理據。但其實，若有心人過分執著於尊重／不尊重和有禮貌／沒禮貌的論辯，反而會離我們原本想達到的目標更遠。

有回應過真普選的訴求嗎?

我們的目標與訴求，是要政府落實真普選。因為我們渴求一個民主社會，而普選是其中一個會令社會更民主的環節。但這次行動後，社會上關於普選與民主的實行有增加了嗎？我們有迫使梁班子直面問題，給我們確切的答案嗎？ 似乎並沒有。梁振英在畢業禮後的記者會，隨便敷衍了幾句便蒙混過關，因為焦點似乎已挪移到「應不應該在畢業禮上抗議」、「能不能對特首舉中指」和「會否有損校譽」等旁枝末節處。而好些媒體更將這次行動的娛樂性放大，令背後的政治意義愈見模糊。

傳媒不要將抗爭娛樂化

普選的進程，即使在我們大聲疾呼後，其實亦沒有前進半吋。我們萬不能只為侮辱了一隻扯線木偶而自我感覺良好，一下子鬆懈起來，紛紛吶喊鼓掌，拍案叫好，卻沒再深刻反思，被高級五毛牽鼻子走而失焦。傳媒亦不應將抗爭娛樂化及膚淺化，討論必須要回歸到訴求自身——我要真普選，我要有權選特首。因為我們不想眼巴巴看香港特別行政區變成香港市，人權與自由盪然無存。而我，更不想母校的師弟師妹，在日後被一個由小圈子選出來、中央默許的行政長官掛起厚臉皮笑咪咪咁「扑頭」！

陶傑 ：沉默就是懦弱

教育是很艱巨的事業，不但課本知識，還有做人的宗旨和道理。

中國文化有許多自打嘴巴的成語，身為教師，年紀太輕，也不懂得如何教小孩分辨。

譬如，有說「打鐵趁熱」，做事不要拖，一旦決定了，勿失時機。但是另有一句，叫做「事緩則圓」，那麼做事應該快速，還是該審慎呢？

孟子說，大丈夫要捨生取義，但「民間智慧」說：「螻蟻尚且偷生」，那麼做人應該挺身而出，還是該做縮頭烏龜呢？

即使在英語世界，也有矛盾的智慧：有說「沉默是金」（Silence is gold），但美國演員兼編劇家費恩斯坦說：「不要被欺侮而沉默，不要讓自己成為犧牲品，不要讓別人度身訂造你的生命，不要讓別人來定義你自己。」（Never be bullied into silence. Never allow yourself to be made a victim. Accept no one's definition of your life; define yourself.）

如果要說明什麼是「美國精神」，這句話是首選。在強權的欺凌之前，不可以沉默。你不說話，並不是留白，也不是含蓄，更不是高深，因為你留白了的空間，邪惡的人絕不會跟你客氣，牠們會一哄而上來填滿。

沉默一時或可偷生，但對方終將得寸進尺。你的忍讓，欺凌你的人決不會尊重，只會視為其欺凌之得逞。古往今來有太多的笨蛋，無辜用人頭做了祭壇上的供品。生命是你的，個性也是你的，不由任何外來的權力為你像工廠流水作業一樣，造出千萬副一樣的iPhone，外形和功能，全都一個樣。

在喧譟的時代，選擇沉默，沉默即是超然和智慧。但在暴力和欺凌的環境，還保持沉默，尤其以「理性」、「包容」的託詞狡遁，則沉默的人無異幫兇。沉默是美德，還是罪惡，一點也不難分別。在一個愚昧的城市，你不甘於沉淪；在生死關頭，為了你的下一代，你要選擇。

安裕周記：沸騰歲月 —— 我們選擇到月球去

香港自從二○○三年七月一日之後就不是以前的香港。沉默的不再沉默，寂靜的不再寂靜，慣了逆來順受的不再逆來順受，一種新形態的香港巿民破土而出訣別過往的溫良恭儉讓。如果說，今天的香港是一個新香港幾會無人質疑，新香港以其完全異於管治階層的意識形態，成為這個海港城巿的核心價值。職是之故，人們不會相信樓價下挫就可以把憤懣全然消弭，也不會相信自由行帶來的利益可以把反對聲音都壓下；經濟利益不再成為誘餌，香港社會要的是今天中共難以交出的無形資產。

當人們為十年前那場揮汗如雨大遊行孜孜而憶侃侃而談時候，其實除了那抹汗水，香港已然變成永遠不可能回到「母體」的地方。這十年的變化，巨大得令香港社會提升到另一個更高的層次，高得懂得恥笑梁振英「不會自滿」的政績匯報，高得大力支持演藝學院畢業生在主席台對梁振英的種種不滿姿態，高得理解某些經濟民生層面的恫嚇總有一天會到來的現實。當一切都在視野之內期待之中，就沒有什麼可畏懼的了，因為更高的期盼就在前頭。

一九六二年九月，甘迺迪在得州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足球場向四萬汗流浹背的群眾演說，由此趟開一整代美國人心靈：「我們選擇到月球去。我們選擇在這一世代去月球和做更多的事，不是因為它輕而易舉，而是因為它艱辛困難，而是這目標可以讓我們融合並自況一己之力，而是因為這一挑戰是我們願意面對但絕不願意拖沓的，我們決心一再取得勝利。」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in this decade and do the other things, not because they are easy,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d, because that goal will serve to organize and measure the best of our energies and skills, because that challenge is one that we are willing to accept, one we are unwilling to postpone, and one which we intend to win, and the others, too.）

回首前塵百轉千迴，這一刻香港社會亦是鐵了心選擇到月球去，這也是一整代人的夢想。

十年前的七一大遊行是社會悶氣發泄，負資產小業主的怨氣，對沙士死難者的懷憶，對特區政府顢頇無能的反彈，對經濟凋敝不起的無力感，七一當日的酷暑把這股蓄了六年的怨氣吐了出來。本質上，○三七一是一種不具逆叛性質的抗議行為，儘管人人心裏口中手上都是董建華下台的標語口號，但誰都不會真的想到兩年之後董建華一夕之間腳痛下台，這才是轉變的開始——原來可以把不可能變為可能，只要眾志成城便可臻此，貨真價實的公民社會於焉誕生。回歸後七年，香港社會終於正式對這千把平方公里小島有著不能丟棄的感情和不能磨滅的認同；六四事件以降的我城疏離一揮而去，五十萬人上街帶動的是對香港的強烈鄉愁。必須指出的是，這裏所說的「認同」及「鄉愁」，絕不是每晚電視新聞前播出的《義勇軍進行曲》的「河山錦繡，山川壯麗」解說，而是以各種方式保住香港固有的一切，從民生到社 會到自由和對民主的追求。儘管其中衍生各式的本土主義，然而目標則一：保住香港這一髮青山。

保住香港這一髮青山

檢視過去十年，新和舊的香港夢成為這個城巿的特色，最有意思的是年輕一代對過往香港的追尋。社交網絡facebook類似「香港舊照片」和「香港昔日情懷」群組，每張照片都附載著我們成長年間的足迹，在照片說明插嘴的九十後不在少數，他們企圖從舊日中區消防局推斷出這就是今天的恒生總行，從啟德的臨屋區 尋回胼手胝足的克難歲月。這種舊照片的匯集，以及傳媒對去世人物包括藝壇泰斗的重點報道，折射出我們不欲記憶中的香港從此如逝水，劉家良大去蘇杏璇病故，我們的心情躍然而出：這一眾人與事俱是我們徒手建設社會年代的下層建築支柱，代表著令人驕傲的情懷和更多的香港本色，以及對現下香港政治的反發。

這種思念在○三七一之後更為普遍，並且遠超「懷舊」的本旨而到達保衛一己財富的層次。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後知後覺，拆卸皇后碼頭以及喜帖街引發的躁動，今天回望就是香港本色先行者。純從城巿發展觀而言，拆去一個碼頭、在不遠處建立一個類似現代化鐘樓，或是把短窄的灣仔內街改建為現代化購物商場，在主事者眼中俱是「不破不立」。然而唯發展論沒有涵蓋的是，碼頭及小街蘊含的不但是記念回憶，而是觸及更深邃的「什麼是香港？」從二○○三年至二○一三年整整十年，香港社會從新構建一套以傳統為經，追求民主為緯的後回歸論述，在後二○○三時期，社會在建制打壓、民間抗爭、反對政府、環保意識四者之間來回折衝，中間有短 暫失敗的例子，像皇后碼頭及利東街，但更多的是總結後的邁進，如今特區政府絕對不敢以發展為名輕易摧眦任何一條街及一幢房子。

後○三年代 叛逆及改革

叛逆及改革是過去十年的香港社運特徵，聲勢及本意比起香港歷史上任何一次社會改革來得深遠。六七暴動引發港英小敲小鬧的所謂「社會改革」，相對於今天動輒 十萬人上街帶來的抖動是微不足道的政治裝飾；七十年代反貪污及中文運動，其遍及社會的植根，遠不及○三七一及其後歷次示威的多元。縱然六七十年代如何大變，亦只能局限於港英管治系統下的有限度量變，當然這與殖民地主義者打壓直接有關，然則與近十年以還、尤其是一兩年來動輒拘捕社運人士的手法相比，今天的 香港雖然表面澄明，但暗黑的勢力比諸往日在質在量皆大幅提高，社運面對的不光是殖民主義者的警察，更是國家機器的維穩部隊。然而，儘管外部壓力強化，香港 社會在巨壓下綿密堅韌，由十年前的泄憤漸變成今天的爭取，本質上的蛻變，一舉推動香港朝向甘迺迪所言「我們選擇到月球去」的終極理想。

於中共而言，大陸經濟飆升，香港受惠於北鄰的GDP主義，因著自由行等因素帶動，令到○三年奄奄一息的經濟重見天日至今。但是北京不解的是，按他們的認識，經濟因素理應決定社會的變化，何以香港蒙受中共經濟實惠，卻沒擁抱中共及其所代表的社會及政治價值，反而調轉槍頭討回從未兌現的民主承諾。對此，葛蘭西一九一七年早已指出：歷史中的決定因素，並不是冷冰冰的經濟事實，而是社會中的人，他們處在彼此的關係中達成一致，並通過這些接觸發展出一種集體的、社 會意志的人。葛蘭西是新馬克思主義學者，以此分析框架閱讀今天的香港一矢中的，中共自六四後鼓吹的「生存權高於人權」言論不堪一擊。

經濟不是歷史決定因素

中共的經濟治港論在本土意識抬頭的香港踢著鐵板，巿民對北京的疏離在經濟論愈高唱入雲愈是強烈。香港巿民以另一種方式熱愛這片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而這恰恰便是中共所亟不欲看到的意識形態。近十年中國大陸建設進入高峰期，中港當政雙方一再催促「中港融合」，可是香港社會相當一部分打從心裏抗拒。倘把這簡單套用為「看不清大勢」未免失諸粗疏，這實是香港追求更大目標的前奏。香港早已遠離粗放式的盲目追求經濟目標年代，轉而向上層建築尋回自我，而這一度失去的 自我，原本在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裏清楚列明。只是中共無意馬上履行這份當年稱之為「莊嚴的歷史文件」，一拖再拖，香港社會感到上當之餘，拒絕再玩這種猜謎遊戲。

七一十年於茲，內涵早已脫離十年前的固有形態，今天香港社會追求的是遠高於吃飽飯基本人權，香港社會追求的是「到月球去」更為恢弘的目標。甘迺迪在萊斯大學發出豪言壯語後十四個月中槍身亡，然而登月夢想從未幻 滅。距離萊斯大學演講七年之後的一個炎熱的晚上，太空人杭思朗踏足月球。夢境成真背後的是巨大的系統工程，從全美中小學科學教科書革新，到發起電腦工程革 命，乃至於碩大的噴射引擎研發。這些都是人力投資，都涉及大量金錢及風險，然而這些在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這句話面前都微不足道。一句話的背後是一代人的夢，香港的民主夢亦復如此，誰會想過，清末年間中環歌賦街二十四號小店的四名青年，竟成就了三千年 封建王朝的覆滅。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切俱在明天。

溫曉連: 剃刀邊上的中港關係

十年前今天，香港的局勢雖亂，但大方向其實十分明確，香港人仍然底氣十足，自信只要團結一致，終會壓倒特區政府的專橫，甚至可以觸動中國領導層。但十年過去，香港進入大混戰格局，面對「脫胎換骨」的祖國，香港人這種底氣，實際上已經所剩無幾。

十年前的中國，剛在沙士疫情中恢復過來，胡、溫剛上任，整個領導層，仍然在是否跟普世價值接軌的議題上尋找路向。經濟上，仍然極為依重外國的投資，當 然，香港在經濟上的利用價值也十分吃重，是各省市吸納資金的重要管道，至少統治階層中的權貴，還是依賴香港的金融工具，把他們的「財富」轉移到海外。

另一邊廂的香港，十年來經濟實力其實沒有多大的改變，但面對強勢崛起的中國，在此消彼長效應下，無論政治或經濟層面，香港的重要性已大幅倒退。

回歸前後，香港人的自信心，除了來自本身經濟的獨特性，更重要的，是對台灣起示範作用，用香港的一國兩制，把台灣同胞從西方社會陣營拉回來。可惜，現 在台灣人早已看穿「一個兩制」的虛偽本質，不論北京還是台北的領導層，已經接受了一個現實，兩岸統一實際上比世界末日還要遙不可及，現在跟台灣民眾談起 「一國兩制」，人家只會一笑置之。

港人籌碼有限

可以說，不論從經濟還是政治層面看，香港已喪失了利用價值，和十年前相比，香港人跟中央討價還價的籌碼已變得愈來愈少，這就是中央跟香港關係內在條件在過去十年的演變。

香港傳統的泛民政黨逐漸沒落的原因，就在於未能看清這種變化，他們所有行動的大前提，都是建基於一種良好願望，以為中央領導人對香港人始終懷著一種民族感情，珍惜香港對內地的貢獻，當港人跟中央出現矛盾時，中央最終都會投鼠忌器。

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北京已經歷了三代領導人，新一代領導人看香港問題，那份歷史和民族感情已經淡化了，現在他們只會從自身的政治利益角度考量對香港問題。

為保政權壓倒一切

十八大後，習、李承接下來的，其實是「江、朱」與「胡、溫」遺留下來一個爛攤子，經濟正從巔峰滑落，增長無以為繼，債務泡沫隨時爆破，政治方面，已錯過 了改革的最佳時機，知識分子與中產階層的向心力潰散，精英階層早已作好準備，只要經濟繼續下滑，全國將會進入混亂局面。習近平與李克強在上任前已看到這個 問題，並早已作出部署，所有政策，就是要穩定大局，保衛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地位。胡溫年代的維穩思維，並未因為政法委書記被降格而消失，相反正進一步加 強。

近月從各方面獲得的消息，加上觀察到負責執行對港政策前線官員的行徑，中央對港的態度已全面改變，新領導層已把香港問題提升至國家安全層面，認為讓香港長期動盪下去，早晚會輻射到內地，基於需要，全國性的維穩戰略已擴展到香港。

抗爭必須轉型

根據總書記習近平界定的「中國夢」，至少在未來十年，中國政府只會和普世價值愈走愈遠，至於甚具普世價值色彩的2017雙普選，跟中南海諸君的「中國夢」根本格格不入，現實一點看，要實現香港人心目中的雙普選，將會愈來愈渺茫。

走筆至此，香港人的命運看來一切都是一個死局。對，中央應對香港問題，很大程度上建基於過去三十多年香港人的慣性反應，當中包括民主派機械式的反射動 作，以及大部分香港人的鴕鳥態度和消極反抗，如果香港人維持這種抗爭方式，中央只要從全國的維穩力量中，撥出百分之一的資源用在香港，那就可以輕易瓦解任 何反對聲音。

習李時代新的中港關係已經形成，香港人要扭轉被動的局面，除了走上街頭，還要尋找更具創意的角力方式，否則，只會坐以待斃，走上澳門特區的老路。

練乙錚︰ 往奴役之路的盡頭處

七一臨近，梁氏政權對香港管治失控，無法對香港作出有效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指引，無法對一個多元社會裏的人心作最低限度、必要的整合；這兩個「無法」，再加上梁班子及其背後的板塊勢力和人物不斷胡說八道、胡作非為，終於把香港打「散」了。

　　社會散而不亂，只因香港底子好，港人質素一般比較高，政府的各項日常功能，大體可在原有基礎上依靠公務員體系繼續運作，尚不至於像大陸那樣，出現各級黨政幹部對人民巧取豪奪，引發愈來愈多的群眾性暴力維權，需要勞煩中央作高成本暴力維穩。


權與力嚴重脫鈎

　　然而，根本的問題是，夠聰明、高資歷的梁氏及其班子，為何依然困於上述兩個「無法」？解釋不止一個，例如訴諸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體制矛盾，等 等。筆者今天提出另一觀點，不僅能夠解釋梁氏為何無法有效管治香港，還有助了解大陸內部出現的同樣困境。畢竟，一國專制之下，衍生出的管治問題，關鍵處都 一樣。

大家知道，《基本法》賦予特首很大權；所謂「行政主導」，簡單而言，其實就是「行政長官主導」。此外，還有其他很多個別法規，也賦予特首各種重要權柄。由 於行政長官非民選而是由中央欽點、交小圈子奉命推舉產生，故特首權大，其實就是中央權大。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而是港英外來政權遺留下來的體制的最專制那 部分而已，只不過九七年由北京接收，做了點改頭換面的功夫。

　　因此，特首除了制定政策、主導立法，還可以直接或間接委任重要公職人選、法官、大學校長，等等。帶紅色背景的梁氏，因此幾乎可在香港每一重要權位上替黨插上紅旗，而事實上他也正在辛勤地做這個工作。

　　不過，有權不等於有力。我們習慣把權和力連在一起混為一談，但細想一下便知道，就算梁氏多找幾個高靜芝，委出一個又一個「紅旗牌梁粉」，奪盡 獅子山下每一權位，但只要民心背向，力就無法使出，甚至只能看到反作用，而梁政府還是會和一年來那樣，一籌莫展，事事反彈、到處碰壁。

　　事實上，這將會是香港的一個顯著政治趨勢：梁氏的權不斷膨脹，重要位子愈佔愈多，但民心愈來愈背馳，管治力於是愈來愈弱。大如整個政府，小如一所大學，都會有這個趨勢。某一天，當權與力完全脫鈎，特區政權便是到了崩壞的前夜。

為何民心背向今年特別急促？

　　梁氏把紅旗遍插，其支持者吐氣揚眉非常得意，而香港的一般市民、反共人士、本土派、民主派，卻因此憂心忡忡；筆者卻認為，無論是得意還是憂 心，都是捉錯用神。特區當權者愈是仗權佔位倒行逆施，民心愈是背向，管治力就愈弱，之間有直接的負面因果關係。這才是大家（特別是北京和本地當權派）都應 該擔心的事。

　　十年一輪迴，對比○三七一後垮台的董氏和今天的梁氏，必有所啓發。當年董氏雄心萬丈，但多做多錯，經濟上的最大失誤，是任由當時在行會裏分管 房屋政策的梁氏搞了個「八萬五」，製造出無數負資產；政治上的最大錯誤，則是聽從另一個梁氏（女）慫恿，硬推「二十三條」，嚇煞愛自由的港人。

　　這些一級錯誤，加上執政不逢時（遇上禽流感、「沙士」），終令董氏執政七年光陰虛擲，最後成為北京高層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然而，儘管管治能力 有限，論人品，董氏卻堪足稱道。撇開政治觀點不談，他失敗的主觀原因，如輕信小人、執迷不悟、喜替部下護短，等等，都可說是性格缺陷。這種缺陷，經年累月 方能看出，所以董氏管治失敗，市民對他失去信心，有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

　　相比，在大多數市民心中，梁振英的各種缺陷，卻是以人格缺陷最為突出。這種缺陷，視乎運程，有時顯露得很快，做一兩件錯事壞事，或給政敵揭露 一些陰私，馬上現形，無可葯救。而且，人格缺陷和性格缺陷不同，容易物以類聚；因此，梁氏身邊的同志當中，有同樣缺陷者，他大概都不以為意，甚至相處的時 候，可能感覺特別舒服、無拘無束。

搞中港融合適得其反

　　但是，領導人身上的人格缺陷，港人最難容忍；曾蔭權不過貪了點小恩小惠，港人便視之如敝屣。是以梁氏上台不足一年，儘管實事未見多做而大錯未 見多犯，他和他領導的特區政府，聲望卻跌至回歸後新低。一個以不正當、欠誠信手法上位獲得最高權位的人，港人理性估計他可能會同樣為了一己政治私利出賣港 人利益。事例之一，就是所謂的「中港融合」。

　　「中港融合」這個詞，回歸之後不久，已經十分時髦；當時把這個口號提得最響亮的，是好一部分商界人士。的確，從經貿觀點談中港高度融合，不一 定是壞事，大多數人明白這點，所以商界當時提出這個口號，港人並無特別不安；但梁氏上台後，由他以特首身份再推「中港融合」，市民則疑心頓起，怕他為了一 己政治利益，搞的不只是經貿方面的融合，而是蓄意引入、強化大陸政治、文化、作風、價值觀乃至跨境殖民，最終實現把香港全方位「溶合」於大陸。

　　市民的這種恐懼，在月前國教事件和廉政公署被大陸「隊」酒文化攻陷這兩起危機之中得到印證；梁氏倡融合，結果反而加深中港矛盾，助長了本土主義和港人的脫北傾向，震動中南海，反過來連特區「高度自治」的根基也打散。

這是香港政治現實中一個非常特異的「蝴蝶效應」：一個地方領導人小小一點人格缺陷，能引發巨大回響和破壞力。這個事例，亦正好說明上述觀點：權因民心背向而與力脫鈎，力無法有效使出而只見其不良反作用。

　　香港如此，大陸的管治亦出現權與力嚴重脫鈎。「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說，溫家寶時代已有傳聞。中共搞中央集權，權不可謂不大；黨員人數今年估計 已達八千五百萬，不可謂不多；在一黨專政之下，政府裏、社會上的一切重要權位，除了少數幾個政治花瓶之外，全部由黨員包辦。儘管如此，中共的權與其管治力 依然脫節。

　　論原因，當然比香港複雜；論結果，大陸社會開始紊亂，亂象已比香港嚴重，因為社會底子弱，人民教育和公德水平一般比較低，公務員隊伍貪污（後者本身就是導致社會昏亂的一個根源；之外還有更黑暗的黨和軍隊貪污，都是香港所無、港人因此無法想象的事情）。

　　維持社會基本秩序，中共主要倚靠對經濟發展成果分配權的壟斷，以及在必要時實施政權暴力──這就是具現代中國特色的「恩威並重」。中國經濟改 革之所以走回頭路搞「國進民退」，就是因為需要保證黨擁有「施恩」的絕對能力。然而這正正就是海耶克說的「往奴役之路」；此路盡頭處，盡是一輛一輛坦克和 沒有橡皮子彈的衝鋒槍。

大陸這兩套「解決」無法有效管治社會的路數，看來很可能通過梁氏政權的通力合作引進香港。梁氏一邊搞「大政府」，解放軍駐港部隊一邊搞演習。當特區政府進入有權無力時代之際，大陸的「恩威並重」香港版，對梁政權而言，不僅愈來愈有需要，要搞還的確愈發有條件。

　　黑夜快將來臨，你要不讓子彈飛，還得靠自己兩條腿，靜靜地走到中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