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普選夢

梁文道: 預選的重點

如果中央政府不喜歡一個「和中央搞對抗」的特首，要求所有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的話，我們能不能想像一個非常不可能實現，但又令人皆大歡喜的場景呢？

例如一位魅力猶勝余若薇，辯才好比黃毓民、行動勇武賽過梁國雄的政治家。偏巧他還愛國愛港，出身民建聯，擁護中央，支持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體制。他又敢在李旺陽等事件上高調發言，參與過六四燭光晚會；同時還維護「香港主體」，港人港奶、港人港地，甚至港人港空氣，預備找彭浩翔做未來的文化局局長。假如真有這麼一位獨角獸般的人物選上了特首，你覺得北京就會願意祝福他嗎？

再退一萬步講，如果今天的民調顯示，香港人最有可能選出的特首是曾鈺成、曾鈺成，以及曾鈺成的話；中央政府就會放心放手，讓香港人來一場不經預選的真普選嗎？

恐怕不會。我大膽猜測，這可能才是中央政府最大的夢魘。也就是說，近日輿論談得鬧哄哄的「愛國愛港」只不過是個幌子，一個方便的藉口而已。這裏的真正重點並不在於所謂「預選機制」的選擇標準，也不在於香港有沒有要和中央對着幹的敵對勢力，而就在於這套機制本身。北京真正在乎的，不是香港人會不會選出一個衝擊一國兩制的反對派，而是它會不會失去對香港的控制。

這麼說好像有點乖離常識，且太像陰謀論。可是只要我們再大膽一點，擴大想像局面的範圍，就會明白其中意義了。就假設習近平贏盡全國民心，十三億人都覺得只有共產黨才能建設新中國，很想它繼續執政。難道如此一來，中央政府就會嘗試政改，讓國民一人一票把它普選上台嗎？

普選夢之一

梁文道: 敵人的必要

我們當然可以繼續長篇大論地去辯說普選的真偽，繼續開解商界對民主的憂慮，繼續煞費苦心地解釋香港主流不會想和中央對抗。然而三十多年以來，究竟還有什麼未曾說箇清楚的論點呢？難道過了三十多年，大家還沒發現，問題根本就不在於普選的種種後果，而在中國共產黨實在無法接受一個在它轄下的城市竟然能夠不受控制？在它看來，要在普選之前加上一道預選的關卡，可能已經是它能容忍的最大民主限度了。要是真的願意開放普選，任七百萬港人隨意舉出我們心儀的領袖，那它還能叫做共產黨嗎？所以說，就算七百萬香港人今天都很愛國，沒有可能會選出一個和中央玩對抗的特首，它也會想辦法再找一個理由來預選。

拉遠一下視野，當前局勢或許可以套用此前多次在此介紹的「維穩邏輯」來理解。

有些朋友不明白喬曉陽等人為什麼總是如此強硬，明知香港民氣躁動，有人要佔領中環，有人要城邦自治，甚至有人想香港獨立，他們卻還要火上加油，逼得形勢更加對立？成熟一點的做法豈不該是為熱爐降溫，營造一片有商有量的祥和氣氛嗎？如果目標真在議出一個各方可以容受的普選方案，真在「社會和諧」「繁榮穩定」，那麼北京要人自會放低姿態，擺出幾圍和頭酒（例如再邀泛民去中聯辦聊天）。但要是它的目標恰恰相反呢？

表面上看，近年橫行全國的維穩體制是要消弭反對勢力，從根處扼殺「不和諧因素」。實質上講，它卻像許多學者所言，乃是一個越維越不穩的手段。只有這麼一個常常主動替自己尋找甚或生產敵人的體系，才能在地方上擴充人員編制和資源預算；才能在全國範圍內維續一個緊張的動員狀態，伸展權力的密網，保住自己的執政理由。許多新國家主義者喜言卡爾．施密特的名句：「政治的首要問題是區分敵人和朋友」。延伸演繹之後，如今的國家機器就把敵人的存在當成自己的絕對預設了。簡單地講，它需要敵人；若是沒有，那就得設法創造一個出來。

普選夢之二

梁文道 : 惡性循環

「佔領中環」一議一出，各方反應實在不出大家預想。長年埋首社運的朋友當然要嫌它太過中產，忽略了基層人士參與運動的成本和技能；對「審訊日」的設想又太過理想，不切實際。路線再激進些的，自然還是要追問普選的意義，在他們眼中，所謂普選也只不過是代議政制，民主得不夠徹底，未能根本扭轉香港的局面。

至於爭佔道德高地，一向以最激進最民主為豪的朋友，則舉出了一些比較難以理解的說法。在他們看來，倡議佔領中環的知識份子只不過是想和他們搶奪光環，似乎方案本身不是重點，誰先提出才是要旨；又似乎激進的旗幟只能握在我手，誰要敢碰就是賣港求榮。

但是在北京那裏，那些人最可怕，那些主張最有殺傷力，倒是一目了然。像《環球時報》這種喉舌報刊，很熱血的公民它不罵，很激進的社運人士它漠視，獨獨挑出佔領中環當目標，拿它開刀嚇唬港人。

到了這步田地，一直在香港尋找敵人的國家機器總算有了最顯眼最明確的對手。

它本來就在思索如何解決香港雙普選的問題，一方面要「實現對港人民主訴求的莊嚴承諾」，另一方面卻又不願放棄在手的權力。它需要一個理由，一個敵人，一個激烈對抗甚至街頭衝突的局面。如此一來，它才能理直氣壯地食言反口，以「穩定香港」為說詞，設計一套古怪的「民主」政制，儘管這個做法可能會造成真正的不穩定，弄得未來香港永無寧日；但它並不在乎。誇張點說，那甚至是件好事，因為不穩定和矛盾已經內設在國家機器的維穩體制之內，是讓這個體制保持緊張活力的要素，是使它得以存在得以運作的合法理由。

激進民主派和「港獨」可以叫它正兒八經地設下「愛國愛港」的關卡，佔領中環則給了它一個名正言順的鎮壓目標。接下來自然是更猛烈更強硬的言文攻勢，以激起更多港人的怒火，反覆循環。對話再也對不下去，行動又會成為對方進攻的彈藥。相對如此體制，如此黨國，莫非盼了三十多年的普選，終究春夢一場？

普選夢之三

鍾樂偉: 雙面「三星」

 

  

說時遲，那時快，左右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的南韓品牌「三星」，宣佈將會在短期內推出新款手機Galaxy S4，成功在國際手機市場上再下一城，並以高速推出新手機的優勢擊敗另一競爭對手蘋果。在市場覆蓋面上，三星是南韓最大的出口企業，單以出口額計算，已佔 下了南韓國家總出口量的五分一，其規模之大可見一斑。

正當三星企業雄霸一方，使南韓國民引以為傲之際，南韓在野黨進步正義黨國會議員魯會燦公布情報機關的竊聽錄音，內容是三星集團董事長李健熙的助手與親戚的 對話內容，暗示有檢察官收受三星的賄賂，震驚了整個南韓社會。然而，南韓最高法院卻無理三星賄賂的惡行，反控告宣判魯會燦把竊聽錄音內容放到網路上，違反 通信秘密保護法，剝奪他的國會議員資格。不少評論指法院判決「可笑」，但透過這個只屬冰山一角的案件，我們可以得知，在南韓，財閥就是一切，它主宰著國家 的政治、經濟與司法的命脈。更嚴格來說，他們比總統的權力更大。

財閥制度的起跌

「經濟落後」是最能描述19至20世紀初朝鮮半島的形容詞，但廣大的國內市場與資源成為日本帝國入侵並進行佔領的藉口，在20世紀初的三十五年間，朝鮮半 島落入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在高壓管治背後，擁有日本特色的財閥經濟模式也傳入了朝鮮半島。及至日本戰敗投降後，這種財閥的商業管理制度也慢慢在南韓找到了 成長的土壤，不少從日本獲得商管企業思維的南韓人，在戰後重建階段模仿日式財閥，在國內建立南韓品牌的私人企業。

早期這批財閥營商環境極為艱難，後來的韓戰更也把他們的生產設施一併摧毀。及至60年代的一次軍事政變，才在水深火熱中拯救了這批財閥。軍人出身的朴正熙 在1961年透過政變奪取南韓總統位置，為著在短期內建立更強大的經濟實力，以超越敵國北韓為目標，朴正熙大舉以政府介入，扶植了這批已有一定規模與潛力 的財閥。

朴正熙在60年代起為南韓經濟定下多個「五年計劃」，當中以財閥為工業化的火車頭。這批財閥因應朴正熙的指示，配合國家發展出口型重工業經濟，並獲得政府 從國有化後的銀行體系中的低息貸款和稅務優惠，使政府與財閥在財政緊扣在一起。另外，出於發展出口型經濟的需要，朴正熙也要求財閥把他們的生產線進一步多 元化，例如一間造船企業，可兼生產化妝品和藥物。但假如某一財閥未能達標，其生產線也會被重組至另一更大的財閥手裡，因而造成財閥的數量越來越少，但他們 的集中規模也卻越來越大。單單在1984年時，南韓首50間財閥的經濟實力，便等於94% 的國民生產總值。當中，三星、現代、大宇等巨型財閥，也就是在那個年代冒起。

這些財閥的成功之道，不單在於擁有龐大的資本支持，而是在政府提供的高關稅、低配額的「溫室」和往往可以在近乎沒有法律阻止的條件下，擁有交叉控股的市場 壟斷地位。在南韓的經濟市場中，財閥以複雜的循環控股手段控制其子公司，避開法律上的監控。一般而言，大財閥可以擁有數十間以上的子公司控制權，以家族式 經營，使他們可進一步坐大營運規模。此外，財閥領導層更可以輕易地將利潤從一個公司轉移到另一個他本人有大量股份的關聯公司。

然而，這種「裙帶資本主義」卻在1997年的一場亞洲金融風暴後面臨崩潰。當時不少財閥由於以借貸維持一些高風險的生產投資以壯大市場佔有，但就在金融風 暴爆發後，利息極速飊升和出口市場委縮使這些財閥面臨破產邊緣。傳統財閥如漢拿集團和雙龍汽車被迫瓦解，三星也因財政壓力，被迫放棄總裁李健熙看重的汽車 業務。話雖如此，這類良性的震盪式市場大「瘦身」也只能收有限作用， 因為一方面南韓政府認為這些財閥「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在關鍵時刻政府也出手支援，另外這種「官商勾結」商業模式形成一大市場惰性，最終不少財閥在面對陣痛後卻能「東山再起」。

成功？惡魔？三星的兩面性

回顧過往數十年間南韓的經濟發展，觀乎眾多財閥，三星必定是最能代表南韓財閥制度成功一面的先鋒。曾經有研究指出，在60年代被評為南韓前百大的企業，到 90年代，只有16家能生存下來，更確實點說，從60年代至今天，只剩下三星和LG兩大財閥企業而已，可見三星在南韓經濟發展的超然地位。

「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堅毅精神」是三星在南韓企業中有一大特色。想當年，三星電子創辦人李秉喆70歲時選擇面對新挑戰，在一片反對聲音下建立三星的半導體 產業，其獨具惠眼協助三星在80年代取得空前成功，更為帶領三星轉型奠定基礎。他的兒子李健熙在88年接任總裁一職後，其突破性的管理哲學，如在1993 年提出「換掉吧﹗」(除了妻子和孩子以外，全部換掉)、「七四制」(指早上七時上班，下午四時下班的破革安排，使員工在下班後仍有時間作個人研習和進修) 和鯰魚理論 (意思是指在泥鰍養殖場放一條鯰魚，泥鰍就會為了不讓鯰魚吃掉而到處閃躲，結果泥鰍因為大量運動，自然變得更健康、更肥美，這代表只要保持在適當的壓力 下，人和企業都會充滿活力。) 更是帶領南韓企業衝出亞洲達到世界巓峰的驕人成績來源。

可是，曾因起訴前南韓總統全斗煥而聲名大噪的金勇澈，於1997年加入三星集團並成為其法務長。2004年請辭後他踢爆三星種種鮮為人知的惡行，並發表厚 達五百頁的《思考三星》一書，揭露三星動用不法秘密資金行賄官員、檢察官、買通執法者和非法逃稅；李健熙違法繼承經營權；對敵人與競爭對手進行監視、跟 蹤、竊聽；並收賣主要媒體，對於三星的種種惡行保持緘默。結果，雖然一石擊起千重浪，2007年11月南韓成立獨立調查組進行調查，最後李健熙因背信和逃 漏稅等罪名成立，被判刑3年徒刑緩刑5年 (法院以「罪名尚未嚴重到須實際服刑地步」未有判李健熙入獄)，其後更向大眾道歉並辭去會長職務。

但案件結束不到兩年，當年曾險遭法院起訴的三星高層，卻以「護主有功」給予大額補償和升職。另外，2009年12月，南韓總統李明博表示因為要申辦 2018年冬季奧運會，而李健熙是國際奧委會委員，為了整體國家利益，決定給予李健熙特赦。他更於2010年恢復原職務，重新成為三星集團的總裁。凡此種 種，都只是顯示出三星對南韓公共事務和法院判決的干預已到達目中無人的地步。

三星的歷史，只是在告訴我們一個關於南韓的現實：「法律與公義的價值，永遠及不上一部三星的智能手機﹗」

推薦閱讀：
高承禧、金聖壽、金新，《你應該要怕三星》，台灣：人類智庫，2013
金勇澈，《三星內幕》，台灣：大牌出版，2013

原文刊於《讀書好》

阿離: 揀選生命

《申命記》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在曠野流徙四十年，走到盡處，腳踏迦南美地的入口，面朝無垠未知；他向同伴剖懷吐露，「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揀選生命，不只是人生路上工作結婚買樓生仔等等的進退抉擇，而是要活一趟怎樣的人生；是否願意承受，存活於真實中，又豐盈又艱辛的重。

眼前矯健精靈的牧者李清詞，一生以來，揀選了生命。

接納他人 毋須條件

香港市民對基督教最鮮活的記憶，不外是一月份在政府總部的「愛家共融音樂會」，數千基督徒聚集天馬草坪，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諮詢。在香港，教會與同志恰如天敵，在平權議題上總鬥得你死我活；然而，教會並非鐵板一塊，明光之中亦有別樣色彩。月前，數個基督教團體發起「彩虹之約——共建同志友善教會」活動，藉以向同志發出大愛之聲，席間請來不少重量級牧者聲援，李清詞是其中一位。

貴為香港首位女牧師，曾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及英華女校副校長，李清詞在本地基督教會資歷極深，一向以敢言見稱。這次出面為同志發聲，亦不怕得罪教眾，向「反同志特權」的兄弟姊妹提出詰問，「你話你道德，但你有沒有實踐？你說不歧視，但如果有一個同性戀者說想要洗禮，你接不接受？如果你要他改過了再回來，你也是歧視他，這是講一套做一套。」反對同志的衛道者，總是手拈聖經以定他人的罪，然而李牧不認為聖經足以解釋世態，「聖經也有很多文化背景，有文化的限制。我重視的，是耶穌說什麼」。在她眼中，耶穌是個願意與性工作者和稅吏同席，體察接納他者的人，「我不會endorse，但我也不會說他們不對。我不是上帝，為何我們拿了上帝的權力去審判他們？上帝自會審判，用不覑我們來審。在上帝跟前，人人平等，所以我們就是要接納他們；接納別人，不要那麼多條件。」

「今日我們就有很多法利賽人在教會裏，指手劃腳，耶穌最憎這些人。」說來，眉間有氣。

流離寄住 明白人子之痛

眼前剛滿八十的老者，說話直白率性，半點不矯情；暖白的髮理得整潔有神，窗邊的陽光透在她眼底，啡黑的瞳孔清澄發亮。在基督教保守的氛圍下，敢言的她可算異類，曾多次公開堅持悼念六四、聯署反對廿三條、批評教會內部的奢侈敗壞；勇武之氣令人肅然，然而李牧打趣說：「我不是勇敢，也不是我叻，我是恃老賣老！」剛正耿介的性子，自小育成。李清詞生長自四十年代，男尊女卑的大社會裏，她的父親卻把她捧在掌心寵惜。生於富貴之家，母親早逝，父親長年不待家，家事就由幾歲大的她打點，養成她的傲然自信。

那個時代，是炮火交錯、左中右昏亂陳雜的年頭。抗日戰爭，她舉家到廣州避難。突然一天，父親被抓入獄。原來李父是昔日汪精衛政府的官，日本戰敗，國民黨奪回政權，自是落難。她由千金小姐突變漢奸女兒，被烙上「偽學生」的標號；與弟妹離散，即便是父親留她的名貴古董也被抄走。頓失所有的她，幸得兩位老師收容。本是情分單薄的關係，兩女卻甘願無條件濟助，「所以我知道，不一定是基督徒才是好人」。

克難完成學業，一九六六年按立成為首位女牧師，後更出任副校長、教會總幹事。浮生大半，看似平步青雲，卻也從沒一個固定的家，永遠流離寄住，孑然一人。狐狸有穴，飛鳥有巢，人子卻無枕席之地，她明白人子之痛，生命裏無能述之以言的苦，「我知道痛苦，我知道當孤兒是怎樣的，父親坐牢兒女是怎樣的，沒錢是怎樣的。理論可以學得到，生命的事，學不了。」

孑然意志 踏足貧瘠戰地

她生中，有四年，刻骨難忘。在一九七七年，她答應出任世界傳道會宣教教育幹事，巡行二十二國工作。當時她貴為英華女校副校長，位高權重，意外被傳道會看中，力邀她加入。她一邊仰慕傳道會的平等公義等革新概念，一邊顧念在英華的優裕穩定，心神掙扎難定，「我自己列寫了一張清單，左邊寫了去的好處，有五六項；右邊寫了不去的理由，有十幾廿項！」最後她決定面朝荊棘路，捨棄一切，委身遠行。臨行前，她更囑英華不需要為她留覑職位，並把所有家當拍賣，全捐母校；走的時候只有身軀，意志，與信仰，「神總有辦法」。

她觸及之地，不是戰火殃城，就是貧瘠窘迫。長期宵禁的東北印度、種族敵對分明的南非、被游擊隊佔領的北愛爾蘭、隔絕的南太平洋孤島，一片片荒蕪之地，重新拼湊她的世界。她曾到一個南太平洋島嶼，只能以獨木舟到達，「土人坐一邊，我坐一邊，職員給我一個膠袋，叫我把相機護照放進去，萬一隻船翻了，可以撈回膠袋。」不諳泳術的她，就這樣迎向大水。旅途上，她爬過北愛爾蘭威爾斯區的礦洞，在黑不見五指的洞底傾聽老礦工絕望的呼號：在勞資的對峙中，教會總站在資方一邊，在「維持繁榮穩定」的口號下，無視工人身上被長久剝削的疤；她走過印度的貧民窟，仰頭看過乞丐身後的雄偉高樓，見證過極致的貧富懸殊下，生命的被貶值；她到過戰亂中的津巴布韋，聽到過黑人青年甘願在彈雨之下，留守國家的誓言，「那是神學也教不到的，是生命的歷練」。

「我不是信基督教，我是信基督」

李清詞銘記覑一個時代。那是醒覺年代，教會賢人輩出，主張走向世界，不能關上門。一九六三年，John A.T. Robinson寫下Honest to God，批判傳統基督教教義，呼籲人們要對神忠實；教會瀰漫一片更新氣息，信徒刻痛反思神與人的關係、己身信仰的核心，「你不是信衪的行事，it's not his doing, it's his being。祂是代表了神，有神的本性」，「我不是信基督教，我是信基督。基督教是教義，由教會定下，有歷史原因，有些對有些錯，都是次要，最重要是我跟神的關係。」

時代轉臉，今天的教會，忠實成了口號，神的殿成為權力必爭之地。不論性沉溺的失敗者，還是詐騙財色的神棍，更甚是一區之長的特首、官員和議員，也要與神對話，一洗罪孽，向大眾彰顯當好人的福樂。對這些「更新」，李牧說，「讀聖賢書也可以做好人的，基督教不是找好人，基督教是找一些真正悔改的人。信教就變了好人？變了好人是結果，不是目的，做好人不需要信教。生命的改變，不是行為上的改變，是整個態度和方向、是質素、是心的改變。」

八十年代自外地歸來，她執掌教區高位，看盡教會惡習，她痛恨教眾強行對非教友傳教，把人硬拉「入會」，「既然我們的神是這麼偉大，你信就信，不信就罷，與我無關，這是神跟你的事，不用我在中間拉人，難道我在做生意嗎？」除了對外的橫蠻，還有內部的敗壞。神的聖殿內，是非猜忌、阿諛奉承，結黨排擠，白熱的權力鬥爭，無日無之，她為此震驚，慨嘆「未著袈裟嫌多事，著上袈裟事更多」。在最孤立無援的日子，剛強如她亦淚沾衣襟，「上帝你為何不出聲？為何默默無語？我也有問過的。你發夢都想不到，教會不是說不愛權威嗎？不是說不愛地位嗎？得個講字！」說覑，一臉鬱結的怒。

做人良心 最緊要真

醒覺年代已逝，教會不再是讓世人仰仗的無沾的岸；教會展露人前的，不再是單純神聖，卻是對權位的爭奪，對財富的貪慕，對安逸的戀棧，還有對不公義最響亮的沉默。一向敢言的李清詞，自是體諒會堂牧師左右做人難的難堪；不是怕被陷害，而是怕教會分裂，「因此左又不說，右又不說，什麼都不說，只是依書直說，講聖經。」教會愈趨保守，愈發內向，只為保住自己的機構，「平平安安過日子，開纒會就算，對社會沒甚影響，自己圍威喂」，「對任何不公義的事，你知道，都不敢發聲。」

發聲的，便要受千夫所指。天主教退休樞機陳日君勇於介入社會，力數不公義之事，卻令許多信徒心有不滿，在教會內廣受批評。雖然門派不同，李牧亦遙遙相挺﹕「我好鍾意他呀！個個都不說話，世界怎麼會好？最重要對得住良心。不是故意攻擊，而是真切的這樣想。」坦言跟他「手也未握過」，但牧者間有種同源共生的執著，「敢言，不是故意去敢言，而是真切的覺得，那種真，是很可貴的。做人做得不真，你不要做人了，是傀儡來的！我們不是求人喜愛，我們不需要討好人，討好自己的良心就行了。做人，最重要是真。」

「政治是人人的事」

教裏教外，亦有論者批評，宗教不要干預政治，李牧立即應道：「這是錯的。政治是人人的事，我們不關心人人的事嗎？怎可以不關心？政治就是關心人的事，我們不可以閉上眼、側覑耳，不理它的。我們不是搞政治，我們是認識政治。」涉足政治，源於對人的惻隱與關顧，不願旁觀他人之痛。

「最失敗的，是教會的宗教教育，從頭到尾都沒有教信徒往這一方面去想，神的公義，神的正直，神的真理，沒向這些方面想，只是圍威喂，happy hour一樣，（禮儀結束後）就這樣『平平安安的去吧！』」教會，漸漸只剩下甜蜜的團契，信徒就在這個粉色世界中安逸過生活，不理真正的天父世界上，那無涯的苦難，「你是神的子女，必須行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不是唱唱歌這般簡單，神是要公義的。我們所相信的神，是公平、公正、公義的，但我們的行為、做法、活動，有多少是跟公平公義有關係的？」

真正的生命：為公義而行

年過八十的她，一樣關注時事，對李旺陽、劉曉波、劉霞的遭遇，深切憤慨，「好離譜，是我們中國、偉大的祖國才做得出這種事。」在悖逆的世道下，默默無語的人多，挺身奔走的人少，李牧笑言，「多幾個黃之鋒，香港就有希望！起碼他肯思考，不一定句句都正確，但是他肯站出來，有勇氣」。

「有些人說，不知道如何選擇，其實不然。善與惡，不會不懂。你不是不知道，你只是裝作不知。你問心吧，一定知道的。」知而不為，實是因為恐懼，怕受迫害，「事實上很多好人都痛苦一生，一樣要掙扎，一樣被拉去坐牢，一樣被處決，上帝不是這樣保護我們。」李牧說話毫不留情，直白坦言，為公義而行的人未必得到上天眷顧，「不一定快樂，不一定平安，但是他/她活覑的，是一個真正的生命，一個很有意思的生命。當你看到這一點，你就很快樂。」

李清詞牧師--曾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劉焌陶攝）

 

周日話題﹕李老闆，外判工人給你賺錢，當然也是你的責任﹗

文 安娜

 

看到新聞中國際貨櫃碼頭老頂嚴磊輝口口聲聲說與罷工工人無直接僱用關係、自己只是用家、工人待遇只是承判商責任云云，我就想，嘿，什麼年代了，還想藉詞外判來推卻責任？和黃這個集團在賺錢方面的全球化速度是超前得很，在全球五十二個國家有業務，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問題上卻是選擇性地嚴重脫節，這是典型的商人如意算盤。不過，李超人、嚴先生，這算盤在這個人類已上月球幾十年了的年代已不再打得響的了，再打，只愈顯得和黃和國際貨櫃碼頭是多麼落伍可笑而已。

毫無疑問，和黃需要一場關於社會企業責任和服務供應鏈工人權益的再教育。

也只怪香港的國際化美名一直以來其實只是資本的國際化，基本上是完全蔑視道德權益和企業責任的國際化，便利了香港企業，甚及是香港政府本身不斷外判服務，以瘦身減省成本、為股東謀福利的美名而用更低價得到相同或更多的服務，同時卻不顧當中工人權益，被責難時還一臉無辜。明明是因覑工人的血汗而賺了大錢的，又有什麼無辜的呢？

工人運動堅持 企業最終必負責

國際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工人堅持，這些倚靠基層工人血汗而賺取利潤的企業，最後都不敢再說什麼自己與外判工人無關係的謬論，而且還得堂堂正正的發表自己如何負責任去監察外判商工人權益的社會責任報告。香港人最熟知的可能是生產蘋果手機的大陸工廠富士康，蘋果又可有富士康工廠的一分一毫股份，在社會大眾責難富士康如何軍事化管理和剝削生產蘋果手機的工人時，蘋果又何曾敢推說自己只是服務用家、和工人沒直接關係、找富士康不要找我等等犯眾憎的推過言詞？蘋果還不是得聘專人去調查狀、和關注團體開會、責成和監督富士康的改過計劃？不單是蘋果，幾乎所有龍頭跨國企業都已不會再否認自己的利潤和外判工人權益狀的關係。無他，很多跨國企業十多二十多年前已開始受過類似和黃今天狀的洗禮，對於自己利用外判服務而賺錢時的責任有過慘痛的認識，早已過了今天國際貨櫃碼頭公司那個跺腳呼冤的什麼「冤有頭債有主」的幼稚園階段，現在大家都明白了，其實跨國企業就是最大的債主。

國際社會對於跨國企業對其服務供應鏈中工人權益的責任承擔的理解，也早已不再要求停留於監察，早已更進一步地到了對其工資狀需要最終包底負責的要求。兩年前，Nike就因為在洪都拉斯的兩家外判工廠執笠而要為沒有直接僱用的一千八百名外判工人支付超過一百五十萬美金的遣散費，還得為工人提供再就業的培訓。這當然都是不是跨國企業主動請纓的豪氣承擔，都是工人運動堅持得來的，而這也定會漸漸成為國際上慣例。如今碼頭工人的抗議標語上說「養起李嘉誠、養不起家庭」、「還錢呀李老闆」，正一語道破了跨國企業利潤和外判服務基層工人困境的荒謬關係。

外判逃避責任 無知還是無恥？

3月初，福布斯公布2013年世界億萬富豪排行榜，李超人可是名列全球第八位，家財幾千億，普通人八百輩子都花不完。據報貨櫃碼頭去年收入57億，比前年增加了24%。有時我還真的不明白，這些富豪巨賈，對社會責任的理解為何就這麼狹窄，以為成立了慈善基金、捐助地震海嘯、助學扶貧等等就算是良心企業了，還美滋滋地以為可以慈善家自居，可是恰恰對於為了自己服務的工人、以勞力為自己企業賺錢的工人卻總是機關算盡，以外判非直接僱用、自己無法律責任等等不合時宜的非道德借口而逃避責任。這是無知還是無恥？

不論是無知還是無恥，這自然是與香港政府的無能有莫大關係。早於2006年，英國修訂的公司法就要求上市公司除了公布財務報告外，也要公布社會責任狀、對其服務供應商的規管等，去年出台的反貪法，英國也把貪污行為的可追索範圍延至其企業的海外商業行為，美國也有不同州份出台法例要求企業監管其外判商有沒有牽涉販賣人口和使用奴隸工的狀，歐美都有政府部門和大學發出規管外判用工行為的道德採購政策。反觀香港政府在這方面在這問題上，一直以來都是不聞不問的。

政府對企業責任不聞不問

兩星期前，我和香港一所大學的校務處開會，討論如何制定道德責任採購的政策指引，校務處坦言，這是為了回應學生會多年來一直關注大學外判承辦商僱用的清潔工人、飯堂工人和保安員等等的權益待遇，也是因為校方也明白社會責任是大勢所趨，實在是要開始積極思量如何確保服務校園的工友的待遇。可幸香港還有大學有這自覺，明白要訂明政策，起碼承擔最基本的外判規管責任。

根據嚴磊輝對傳媒所言，國際貨櫃碼頭公司有40多名外判商，那國際貨櫃碼頭有沒有對這些承辦商進行道德規管、在合約中加入尊重勞工權益的條款呢？與其在公開網頁上吹噓如何關懷社區，還不如對為你們賺錢的基層工人認真承擔責任，對於這些公然歧視工會、拒絕與工會談判的承辦商，取消其服務合同，永不再用。

李老闆，別躲了，光明正大走出來，管好你的外判商，和你的外判工人直接對話吧。

星期日現場﹕封閉的國度

文 林茵

 

葵涌貨櫃碼頭的名字，有點誤導，九個碼頭共24個泊位，其實由青衣到葵涌、荔景、美孚，一直伸延至荔枝角和昂船洲，參與聲援的大學生Willis說，這是個黑暗而封閉的國度；而我在地圖上，只見「白色恐怖」，無論怎樣將電子地圖放大、拖曳，都是一片空白。長久以來，它謝絕記者採訪，勞工事故可以封鎖消息，警察、消防、救護車都只能在碼頭公司要求協助時才能駛進。

因着一場工潮，在群眾集體的力量下，我首次越過高架繞道、公路、鐵絲網、更亭、關閘，踏入這片堪比整個油尖旺區面積的空白地帶。進去，只覺一切都好闊好大，道路望不見盡頭，車龍也是，貨櫃疊得老高，而排列規整，七八層樓高的塔機，各種說不出名堂的機械和構建物，人在這裏，很小。

小得坐在冷氣辦公樓裏的，忘記了工地上有人。他們只看見船期、進度、業績、盈利，他們告訴公眾，香港有幾千萬個集裝箱的吞吐量和世界排名。我們為此曾經自豪、常懷焦慮，但從未正視驅動這種繁榮背後的人。

薪酬以外 還有尊嚴

由橋邊理貨及船上裝卸員率先發起、再由機手接力的罷工，昨延續至第三日，工友輪流休息、學生和市民聲援，各時段都持續有百多至400人留守。餐風露宿，時而狂風暴雨，但有過反國教公民廣場的經驗，物資不絕送來，生果乾糧飲品基本不缺，然而乍暖還寒，墊褥被枕卻見緊絀。工友對於年輕人的加入，七分不解，「你哋係咪來做project呀？」，但十二分歡迎，「梗係開心啦，當你坐監有人嚟探你話開唔開心？」、「我哋仲衰過坐監喎，坐監都有得食飯、放風打籃球呀！」學生市民對於這片長久以來被封閉的地域和工友的故事極度好奇，工友也是積鬱已久，你一言我一語的搶着說，眾人打成一片。

近日見諸媒體的加薪訴求，簡略言之，是碼頭工友經過千禧年前後金融風暴、SARS、08金融海嘯等多次減薪，目前薪酬比1997年不升反跌，飯鐘錢和津貼亦被削去，同期工作量不斷增加、工時增長，收入卻完全與社會上的高通脹脫節。然而薪酬以外，工友們花更多時間訴說的，是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即是睡覺、吃飯、伸展手腳、在適當的處所大小便的權利，是陪伴家人的時間，和生命安全受保障的工作環境。

待遇之連年倒退和不人道，與1990年代各工種的外判潮密切相關。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HIT）壓縮成本，加上判頭從中取利，橋邊理貨及船上裝卸員的團隊，由90年代每組7至8人，減至目前的4人；半空操作的機手，由90年代3人操作兩部機，可以輪流休息，每天工作8至10小時，變為目前1人1部機，連續無休工作12小時。

喝狗咁喝 當我哋係咩？

人手縮減的後果，是工友必須不停工作。部分工種有15分鐘用膳時間，已算幸運，困在半空吊機上工作的機手連吃飯、上廁所的時間都被剝削掉。「無得落去架，飯盒用繩吊上來，中途跌咗就無得食；兩隻手獱機，工作唔停咁嚟，扒兩啖又要擺低。所以好多工人好似我咁，係『無飯員工』來的，我十幾年來都無食飯，只帶幾個包食，因為一拎起盒飯，控制塔就係咁催你，咁樣食法有咩意思呢？放低盒飯，你上去就知道，好多烏蠅架，點食？」機手其哥提起控制塔，工友更群情洶湧，「控制塔的是HIT直屬員工，佢哋對我哋講嘅語氣係非常之差，喝狗咁喝的！」機手波仔說。工友無時間落機上廁所，唯有在吊機上處理大小便，輝仔說環境衛生惡劣，但也別無選擇，「自己帶濕紙巾抹手囉，公司從來無人清潔吊機」。

「我屙個尿，控制塔就即刻態度好差咁嗌你，『喂師傅，做咩呀？壞機呀？』我哋唔係機器，係人嚟架，為咗生活，有時係要低頭，但人有尊嚴，我唔食飯，都係唔想同烏蠅爭食，你咁樣呼呼喝喝，當我哋係咩呢？之前仲想在駕駛室入面裝CCTV，好侵犯私隱！鬧得犀利先無裝咋。」工友雞頭說﹕「幾年前有外判經理同直屬公司（HIT）嘅控制台員工講，『你唔使對啲外判獱機咁客氣，喝佢哋得啦。』以前未外判時，做機手係高級過佢哋，我考個牌都叫專業呀，你只不過係一個文職。你同我都係打工鎹，但直屬員工就覺得你係二奶仔，『我係管理你哋外判工嘅』。」

碼頭公司的各種不成文規定亦突顯階級分明，外判工在中午繁忙時間不能進入飯堂，惠顧只有九折，直屬員工的價錢則約七折；新機留給少數直屬公司的機手，分給外判工的吊機都是殘舊的，「張苐左邊高右邊低，或者成個椅背甩出來，咁嘅設備令人好易受傷」。入行20年，剛弄傷腰仍參與罷工的翁生說﹕「日日俯前，連續十幾個鐘維持同一姿勢，腰頸都變晒形，軟骨蝕晒，郁一郁就整親喇。機手十個有九個條腰都有問題，後生仔都一樣。」

工時長隨時 on call斷六親

機手通常持續開工12至16小時，工作節奏極度緊張；橋邊理貨及船上裝卸員、紮結員的苦處則是日曬雨淋，有開工無收工，正常是連續開工24小時，然後休息24小時，再返24小時，但人手經常短缺，每星期都有一兩次要連返48小時，有時更直踩72至96小時，中間要自己偷一兩小時短睡，沒有正式休息時段，也沒有休息室，「有些公司開個貨櫃畀你，都鋪張蓆鰠地上就瞓架喇」。無論機手、橋邊還是船上工人，上班時間都極不穩定，往往原定放工前數小時才通知要加班、或前一晚才知明日要不要開工，「你話唔想加班咩？佢就之後成個星期都唔派工作畀你，等你手停口停，其實就係威迫你做。」理貨員輝哥說。

工時長，又隨時on call，令工友失去享受家庭生活和交友機會，機手阿陳和黃生同聲說﹕「有得同家人見面、打個招呼都算好彩架喇，有些同事陪唔到屋企人，兩公婆之間有爭執、離婚都大把。入行一年之後，好多以前嘅朋友都失去聯絡，工作時間唔就，公眾假期、農曆年，因為直屬公司工人放晒假，我哋仲特別辛苦銏，一定無假放，咁人哋約你，你推得幾次就唔再約架啦。有師兄入行成十年，拖都無時間拍，我哋結到婚都係以前識落咋。」失去親戚連繫和朋友網絡，漸與外界脫節，碼頭工友們想轉行特別艱難。

工作外判 打散工人防結集

外判制對總公司來說可以鎖定成本，卻把工人置於極不穩定的景，從工作、生活的各方面將工人切割成孤獨的個體，無法組織反抗力量。「以前碼頭內運車係HIT直屬嘅運輸部，因為年年搞罷工，佢就解散運輸部外判出去，判得愈多公司就互相制衡，一間罷工，隔籬公司做埋佢鰟份。」機手輝仔說，獱機外判後，由三人兩機輪休，變成一人一機，大家每日只能獨自在吊機內默默工作，同事間難有連繫，「至多收工幾個人一齊食餐飯，我入行7年，年年都有人嘈幾時加人工，都搞唔成事，因為公司一收到風有人諗住罷工，就將帶頭幾個炒咗，製造白色恐怖，其他人再唔敢出聲。鶽家科技發達就話可以facebook群組聯絡，大家知道大家做緊咩，容易聚集人手。以前靠打電話，打得幾多個人？」

fb專頁打破困局

輝仔說的是近日熱傳的「碼頭的辛酸」facebook專頁，不止工友，大部分聲援的學生市民亦從這網頁得知第一手、且是工友自發報道的碼頭消息。有份發起這個專頁的機手翁生說﹕「機手以前從未罷過工，我哋係好聽話，每日準時上機，總係盡力做好我哋應該做嘅事。但呢一兩年，HIT不停咁逼我哋做，一分鐘都唔畀我哋停，好多工友受傷，我哋忍無可忍，上年底就開了這個網頁。碼頭方面知道我哋習慣獨立做，唔似橋邊工人咁齊心，覺得我哋唔夠膽落嚟。但有了網頁，消息散得好快，大家怨氣谷到爆，全部人一齊掉低部機行出來，我做咗廿年，咁樣環境係只此一次，好難再出現架喇，點解要行出來？因為你HIT無當過我哋係人，唔到我哋唔出手。」

消息封鎖 意外頻生無人知

「碼頭的辛酸」專頁雖是去年底開設，但不時有更早期拍下的照片資料上載，揭示碼頭內部黑幕。記者訪問期間，工友亦常拿出手機內存的照片以說明碼頭裏不足為外人道的情，最常見的是塌貨櫃場面，既然常見，應該「見怪不怪」，為何人人都拍下一大堆？「覺得好想畀外面人知道碼頭發生咩事囉。」輝仔說﹕「以前影了，無咩消息渠道可以傳出去，記者、所有人都唔入得，基本上就係一個封閉的世界，好似集中營咁，死了都無人知。好多橋邊工人都係搵命博，我哋放貨櫃上船，個櫃嘅底座有時會脫落，砸親工人個頭，拳頭咁大實心嘅鐵喎，我一隻手都未必拎得起。8號碼頭那邊咪試過，機手有死角位睇唔到，落個貨櫃壓死一個清潔阿姐，無人知，第二日家屬打電話去公司問，睇返錄影鏡頭先知佢入咗去，逐棟翻起貨櫃，搵到都血肉模糊，無晒人形。又有一次個機手唔知咩事跌落嚟死咗，家屬想入來拜祭都唔得。我親眼見就係浮屍囉，唔知邊度海面畄過來，出面都唔會知，其他塌箱呀、機撞車頭呀，成日都有意外架啦，封鎖晒啲消息，只有行內人知。」

除了意外工傷，慢性傷害例如貨船噴出的黑煙和不明氣體、灰塵微粒等，污染嚴重，「一部黑色電話擺低，15分鐘就變成灰色」。日積月累無處可避，不少工人患上肺癌，但僱主自然不會承認跟工作環境有關。

「如果真係有總公司講到待遇咁好，我哋點解唔返屋企瞓覺？如果工人搵到食，何苦同你抓爛塊臉？佢（HIT董事總經理嚴磊輝）話『唔關我事，畀咗錢外判喇喎』。你監管佢、你搵嘅外判商，點會唔關你事？隻船上少兩個箱、開慢咗，關唔關你事？」顯而易見，在公司心目中，貨永遠比人重要。每次八號風球，工友要冒風雨紮緊貨櫃，箱不能塌，人卻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無論「李氏力場」是否存在，碼頭不能停，經濟巨輪24小時運轉。

到底誰沒有誰不行？

曾經無數次夜深，筆者乘巴士駛經三號幹線，碼頭近在咫尺，燈火通明，卻沒法窺見裏面的人影。它的浩大遮蔽了成千上萬的勞動者，當它長年累月運作順暢時，企業便遺忘了工人和工具的差別；而只是短暫的罷工堵路，某些人已忙不迭送上「影響香港國際航運樞紐聲譽」的罪名。我只能說，如果香港的繁榮是建基於這樣的勞動，而我們默許，才是這城市的恥辱。環境再差，工友言談間甚少使用「辛苦」這詞彙，他們說的是「要奪回自己的尊嚴」；或許罷工是最徹底的方法，證明到底誰沒有誰不行。提到秋後算帳的憂慮，曾參加96年罷工的老工友顯得淡定，「那年搞唔成，HIT炒晒4個判頭，但我轉個頭咪又返去新判頭度做，呢行根本無幾多人肯做，亦唔係人人識做，多人罷工就針對唔到咁多個」。也有些工友想得豁達，「大家都豁出去的了，自己享受唔到，都希望日後接住做嘅有好啲環境。反正行到呢一步，已經無得返轉頭」。

王慧麟﹕關於政改我想說的是……

其實，劇本早已寫好了，只是我們沒有做足準備。

我不想常翻舊帳。我在一月中曾經在他報提過，北京領導層正在向民主黨拋橄欖枝，希望溫和民主派「迷途知返」，並估計北京好快會提出2017年普選特首的方案，當時有即時評論「花生友」，在拙文文末之回應版面冷嘲熱諷……

當然，賣文終歸為稿費，倒不會介懷。

可惜的是，香港人多熱中於即時發泄，不願意花點時間、花點心機去了解對手究竟在想什麼，做什麼和準備搞什麼。結果當北京出招，自己則方寸大亂，給打得七零八落，最後只能夠在「臉書」玩精神勝利法，在虛擬的空間裏大罵對手如何無恥。自己在現實社會中落後於人，而不能在對手出招之前，先下手為強，輸咗，與人無尤。

讀張曉明的《豐富一國兩制實踐》

我沒有水晶球，又沒有中間人，更沒有見過所謂傳話人。自去年十一月開始，要了解北京領導層怎樣看香港及日後對港決策，我一直讀這一篇文章﹕現為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寫的《豐富一國兩制實踐》。這篇文章是一份政策性文件，擘劃了未來至少五年的北京治港方針，但是，本地傳媒多數當它是「黨八股」，寧花精力去討論特首的施政報告，而卻冷待這篇八股，真的非常奇怪。

每當北京領導層就港事發言，我就會把此文拿出來再細讀一次，坦白說，比讀毛選更花精神。自十八大開始，北京對港政策，已經有重大調整。此文重新演繹（或曰活化、或曰修正，隨你喜歡便是）了「一國兩制」，將過往不少香港政客常說的「一國」與「兩制」並存之傳統思維，轉變為一國先於兩制，一國派生（香港一般稱為「衍生」）兩制，兩制從屬一國。

換言之，在現時北京領導層眼中﹕一國與兩制有高低、從屬及派生之關係，而不再是三十多年前討論基本法時，無論是左中右之香港政界人士，對「一國兩制」之傳統理解及共識。所以，現在一些民主派前輩，一再挖三十年前對「一國兩制」之理論，還要與現時北京領導層爭論什麼才是「一國兩制」之「真義」，氣也！

一國兩制已被重新定義

此文花了大量篇幅，重新定義「一國」與「兩制」，之後才是戲肉。戲肉是什麼？就是北京未來五年，想在香港做什麼具體工作。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要搞好港澳特首之普選工作。所以，假如讀者願意冷靜地想一想的話，北京於2013年啟動特首普選方案之討論，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只牽涉到本地立法的時間表。更重要的是，五年後，北京領導層亦可能要再做一次音樂椅，愈早做好有關工作，就不會讓這件事成為中共領導層之間的政治議題，重蹈去年年初特首選舉覆轍，成為中共領導鬥爭的議題。

好了，既然要搞普選，下一步北京主事官員自然會想到，萬一政改方案通過了，那麼，就不能百分百保證未來特首一定是聽話的「應聲蟲」。人在其位，自有其權，權在他手，終歸不是好事。而且，萬一，真的只是萬一，特首寶座給一個「李登輝」式的人物贏出，選前對北京恭恭敬敬，坐正特首寶座之後忽然來個「本土化」，可真的是嚇死人。像現在的「限奶令」，港人資源優先的口號，在北京眼中，不就是「本土化」傾向麼？但是，提出這些口號及政策的，居然是自己人梁振英……

中央設防火牆防脫軌

於是，這篇文章裏面就提出，北京要設立幾道防火牆，慎防他日普選之後，有人會脫軌演出，賣中不賣港。這些具體措施有﹕

1. 北京將特首述職及報告制度化。過往十五年，特首述職予人感覺是儀式化，每年聖誕循例北上見一見領導層，講幾句挺港之言論。但什麼是制度化呢？文章內沒有詳述。定期述職？每三個月一次？向哪個部門述？要述些什麼？

2. 北京要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落實好。還記得去年七月一日新政府上場之後，個個局長輪流排隊上京與北京主事官員見面。無人知道，究竟這些司長及局長上去談些什麼，報告一些什麼，立法會又沒有力跟進。但何為任命權？是否包括考核司長及局長表現？任命權是否包括司長、局長需定期向北京匯報？是否包括需要直接聽命於北京的指示？有任命權，是否包括有撤換權？

3.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立法的監督權落實好。即是說，立法會日後通過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將用什麼方法行使監督權？監督權是否包括設立一套新的制度，讓人大常委重新審查及行使否決的權力？

我傾向將這三個措施與2017特首普選方案，扣連在一起，當作是普選方案的2.0。假如2017年普選方案通過，這些措施自然會一併在北京（注意﹕這些措施毋須經過本地立法）處理好，然後公告天下，香港人會不會被諮詢，天曉得。即使2017年普選方案不通過，這些措施的時間表可能會遲一點，這就要視乎本屆政府的表現，以及本屆政府有沒有做錯事，讓北京主事官員有可乘之機，即是說，有沒有一個突破口，讓北京借機推動上述政策。

舉一個極端例子，香港的限奶令弄得某些人不高興，引起了所謂的港中矛盾。如果北京有官員（報章也好）提議，全國人大常委會要對香港之立法行使監督權，否決立法會通過之限奶令，那麼香港政府該如何處理？這個講法，香港人不高興，但十三億人民拍手叫好，你估北京會站在港人，還是國人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呢？

不認識對手 怎與對手談判？

老人家，愛說舊事。二十多年前，民主派前輩往往能搶在時機之先，在北京推出對港的種種關卡及古靈精怪政策之前，先做好研究、對策及論述，然後再在社會中率先引爆，把北京殺個措手不及，讓對手跟民主派的論述而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民主派前輩可能征戰太久，疲憊之極，已經變成「被動王」，往往墮在時機之後，不斷地跟北京思路走，變成真正的「路徑依賴」，失去了向前衝的力氣。跑不動了，於是北京按照劇本做什麼，民主派被迫跟劇本走。今次2017普選特首方案之討論，就是好例子。

對手變，泛民不變。現在民主派面對的對手，已不再是魯平時代的「一國兩制」，已經進化至王光亞時代的「一國兩制」。我們，根本不認識對手，又怎麼能與對手談判？還有籌碼嗎？

李柱銘: 「普選」＝揀蟀

首先，中共只會「篩走」民主派候選人，接着，便會「篩走」獨立人士，然後，就會「篩走」愛國人士，最後，不合心水的中共黨員都會被「篩走」。*

日前，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就一七年普選特首，表明了三個中央「堅定不移」的立場，其中包括特首候選人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至於何謂「愛國愛港」呢？他稱：堅持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是條底線。喬曉陽雖未有明確言明「與中央對抗」的定義，但他則表示自己留意到何俊仁在報章撰文，表明會以共產黨為對手、有推翻中共政權之意，他稱之為抗中表現。另外，他又說留意到余若薇曾撰文談國慶，內容有貶低之意。

筆者並不認同喬曉陽對何俊仁和余若薇文章的詮釋是正確的。況且，眾所周知，喬曉陽口中的「愛國愛港」，其實就是愛黨。因此，但凡曾經撰文批評中共的，都會被視為「與中央對抗」人士，故而理所當然要剝奪他們參選特首的資格，換言之，港人將來只能透過一人一票選出中共指定的人為特首。

雖則喬曉陽暗示民主派，如有人能放棄逢中必反，不做損害國家和香港利益的事，當選特首的大門還是會打開的。如有民主派相信其言的話，那就真的是太天真了！

記得八九年六四屠城當日下午，筆者跟司徒華在跑馬地馬場舉辦的黑色聲討大會上，表明一日「鄧、李、楊」不下台，我們都不會參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工作。八九年年尾，草委會重開，各方朋友紛紛表示希望我們不要放棄草委的工作，要為港人把最後一關，故筆者決定重回草委會，但華叔則堅決不回。人大常委會就「我們」重返草委會一事進行討論，會後公布了兩個條件，其一就是不可以繼續對中央有敵對的立場。其實，筆者在草委會所做的一切，都是致力在《聯合聲明》的框架內，為港人爭取最高的自治權，所以此條件就是要我回草委會後，不能再批評中央，故我不會亦不能接受。於是，華叔與我都決定不再參與草委會的工作。

雖然喬曉陽在一○年六月時，曾表示普選是指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而特區政府亦曾承諾一七年、二○雙普選，是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但如今卻食言，打算推行高門檻的特首假普選，反映出中共對自己沒有信心、對港人沒有信心，對保皇黨就更加沒有信心──根本不相信在一個公平、公正的特首普選中，親共的候選人可以勝出。

何況，一旦中共能以「愛國愛港」為由，成功設立篩選機制，往後，中共便不僅可以「篩走」何俊仁、余若薇以至所有民主派與獨立人士，甚至那些「回頭是岸」的前民主派人士，和自以為百分百的愛國愛港愛黨的保皇黨，如范徐麗泰、曾鈺成及葉劉淑儀等，中共也可以透過由他們控制的提名委員會，輕易把他們從候選名單上刪除。這樣，中共就可以確保只有他們所揀的兩、三個人，才可成為特首候選人。如非他們屬意的人選，其高民望只會被視作對中共的威脅。

再說，按現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容許等額選舉。所以將來中共如認為有需要，便可指示由他們控制的提名委員會，只提名一個候選人，而港人將只能就該單一候選人投信任票，若他/她取得過半數的信任票便可當選。

在此重要的時刻，每一位支持民主的港人都必須捫心自問，我可以接受假普選嗎？如果不可接受的話，大家就要立定主意，決心為下一代，以至國家的福祉走出來，對假普選說「不」！

*改自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 Martin Niemoller）所著的《 First They Came》。

陶傑: 看底牌

二○一七年特首普選，中國明言，一定要先篩選，不順眼的人，一概以「不愛國愛港」為理由不准入局。香港的泛民譁然，聲稱抗爭。

有此宣佈，對於了解中國的人，全不奇怪。不懂中國的人，才大驚小怪。更可以補充一句，所謂只准「愛國愛港」的人參選，意思其實是在「普選」期間，中國只准內定十足能控制、那時覺得「維穩」滿意的兩三個人「參選」。

譬如去年三月，唐梁對陣，一度出了問題，「愛國愛港」的曾鈺成也有意出線。但中國不許，予以「勸退」，梁振英還聲稱知道曾主席的「黑材料」。這就證明：「愛國愛港」，即使一貫愛得爆燈也沒有用。在中國認定的時刻，不聽話，或不「顧全大局」，硬要參選，你哪來這麼大膽子？真正愛國愛港，絕不敢這樣的。於是中國就懷疑你後面是不是有港英餘孽、財團、西方勢力在推捧你出山。

一旦懷疑了，下面的小報告自然會跟着如雪花飄至，人事檔案裏幾十年來一切不太順眼的小事，挖地三尺，通通有人篩檢出來，懷疑就會變成事實，以前的「愛國愛港」紀錄，隨時一筆勾銷。

即使只兩名經過品質審查的「候選人」入閘，中國也心驚肉跳，因為這兩人畢竟是香港人，香港人不論再「愛國愛港」，因為地域南北的理由，也絕對不會得到中國完全的信任。他還怕你進場前後不知何時會亂蹦失控。

譬如唐英年，兩代愛國愛港，質檢全無問題，但在辯論時忽然洩密：梁振英在行會說過會用催淚彈水炮對付示威者。在這個時刻，唐英年表露了對和平示威者的同情，對暴力鎮壓的反感，其「愛國愛港」指數即時暴跌，所以必須流產出局。

梁振英也好不到哪裏。上台之後，「港人港地」、「港人優先」，這等隱性港獨口號，中國已經厭惡。還推出什麼「限奶令」，大陸官方的環球時報終於忍不住拍桌子。梁特首的「雙愛指數」，經此一役，中方另有看法了，所以普選方式，中方為防止梁班子再另搞小動作，索性自己跳出來，赤膊直接講了。

若是「愛國愛港」方有參選資格，那麼去年為什麼硬不准曾鈺成主席報名呢？一千二百名選委的小局，你都不能信任曾主席，認為此君無法控制，那麼四年後三百多萬人投票，不理你是不是自己人，中方怎會不重重上鎖呢？

所以到頭來：唐英年、梁振英、曾鈺成，都「愛國愛港」嗎？「香港人心裏有桿秤」，不如中方手裏有一副銬鐐，加一張刀。

 

陶傑: 敵基督

教宗方濟登場，全球矚目。比起皇室添丁、明星結婚、富豪娶新抱，金光閃閃之鑽戒和一身名牌，至少一名老頭子在梵蒂岡登位，引起舉世關注，事情的本身為世界帶來一點希望。

因為今天崇尚物質皮相的人氾濫，看電影電視、廣告、資訊，迷信俊男美女。最近去香港會展中心的電影招商會，看見華語片的海報，嚇了一跳：全部是男女主角的大頭，有時不只一對，由於今日華語片觀眾以所謂年輕人為主，他們只捧明星偶像，決定他們是否肯買票入場，不靠電影故事情節人物，只靠幾個熟悉的男女明星。

二十多年前的「英雄本色」，首度用了張國榮、狄龍、周潤發三人的側面像，然後是徐克的「刀馬旦」。這些港產片都以人物為主，那時的大頭海報，製作得有深度，不像今日，好似尖沙咀廣東道的金鋪名牌一樣，只是銷金的象徵，內裡蒼白，全無生氣。

這是一個膚淺的時代，人類逐漸混淆了是非，連教宗的權威也出現裂痕。天主教的神父孌童醜聞不斷，本篤十六世身心俱疲，他本來很想重整人類的道德基礎，但時不我與。六百年來，從來沒有教宗自動退位，本篤十六世至少知道年壽苦短，而天命永恒。

比起許多極權國家，屁股賴在權力寶座上，老得眼睛翻白、嘴角流唾沫、一對穿着黑皮鞋的腫腳、粗黑如豬蹄，還要摸着女護士的手不放，戀棧權力到嚥氣的一天，還計劃將一個國家全交給自己的老婆。本篤十六世實在太偉大了。

新任的教宗方濟在一片疑惑中即位。教宗的權威已不比往日。一九七三年，教宗若望第一次訪問香港，那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在世界上有地位，教宗在跑馬地佈道，我當年是中學生，與幾個同學跑在樂活道的山頭，一座戰時的廢堡，透過婆娑樹影，遠看快活谷中央頭帶白冠的教宗手持權杖，向世界講話。

很是奇妙的感覺：人類的精神領袖，本遠在天邊，近在一個山頭之外，港督麥理浩伉儷侍奉在側，蘇格蘭儀仗隊開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教宗的講話，語帶平和，締造了美好的磁場。

今日的香港，人人都說充滿戾氣。戾氣從何處來，根源一目了然。西方的下一代迷失在網絡的魔幻世界，魂魄愈飄愈遠，天國即使再降一位教宗，恐怕也叫不回來了。

更為可怖的，是這個世界漸正邪難分。聖經的啟示錄：本來預言「敵基督將會崛起，這個人必有一天在世間出現」。一千多年以來，誰是敵基督，有種種傳聞。美國有言論自由，前總統布殊一度被知識分子指為「他就是敵基督」，很激進的標籤，但總統並無反應，換了在另一個大國，封報紙、關電視台、抓人，不在話下。憑此一點，我相信，敵基督即使已現身，絕對不會在美國。

二十世紀確實有三四個敵基督相繼出現，希特拉是第一個，史太林是第二個，第三個是誰，不必明言。希特拉的出現，動搖了西方文明信仰的根本：一九三九年，希特拉發動歐戰，閃電佔領波蘭，繼而揮軍法國。一海之隔的英國還以為希特拉只是另一個拿破崙，只想收復梵爾塞條約屈辱失去的國土。

但希特拉的野心，絕不止於拿破崙。拿破崙只有個人自大和雄才偉略，拿破崙橫掃歐洲，並無釋放仇佷。相反，拿破崙尊重文明，即使稱帝，也編輯了一套「拿破崙大典」，與大英百科全書爭雄。但是希特拉一九四○年轟炸倫敦，然後開始以法律的方式逐步清洗猶太人。希特拉釋放的是撒旦般的仇恨，將一個種族，不論老幼，只因為其血裔出生，定性為消滅的對象，認定他們沒有資格在地球生存。

敵基督之降，「啟示錄」裡第十三章第五節，講得有點模糊，只是說是一個猛獸。「牠」有一張嘴巴，發出高傲之言，褻瀆神明之詞，而且行使統治世界的權力長達四十二個月。牠誹謗上帝之名，以及天堂裡的聖者。敵基督獲得授權，對聖人宣戰，而且征服聖人。然後牠對所有部族握有權柄，統治所有的國家和人。從此，地上所有的人，將會崇拜這隻猛獸，在牠的名冊上，沒有的名字，一概當做羔羊，即隨意可殺戮，排斥在造物主之外。

「啟示錄」的敵基督形象，雖然曖晦不明，但敵基督的性格行為，卻非常清楚。首先，善惡的標準逆倒，正邪的兩極易位，許多以前認為理所當然的真理，在敵基督統治之下，先受到懷疑，繼而變為謬論。相反，本來荒謬而髒劣的，忽然變成「常規」。總之，醜的變成美，美受到踐踏，環視四周，你還會懷疑敵基督的陰影正在籠罩大地了嗎？

人類是否在此十字路口遲疑而沉淪呢？英國十七世紀宗教作家賓仁（ 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是我在英國讀高中時喜愛的一本書。書裡的孤獨主角「基督徒」（ Christian），有一天在荒野中醒來，忽然覺得要自救。他一人披荊斬棘在傳道者和天使的指引下上路。他首先殺死了一隻象徵傲慢叫阿波里恩（ Apollyon）的巨獸，繼而又跨越「沮喪泥沼」（ Slough of Despondency），最後他穿越「死亡陰影幽谷」（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the Death），找到了善美和得救之路。

去年我回英國，開車到倫敦北部的貝德福（ Bedford），那是當年賓仁被囚禁的古鎮，我想找賓仁住過的監獄，但早已拆卸。賓仁的銅像，立在公園的一角，我走了二十分鐘路，在賓仁的雕像前默默憑弔：二十多年前，我看了你的作品，當時似懂非懂，考試壓力在前，今天這一切惶惑都已散去，面對這位引導我走出蒙昧的智者，我在心頭向他獻上一束鮮花。

羊獅虎: 開放政制與經濟繁榮：《Why Nations Fail》的啟示

李約瑟之謎：為甚麼工業革命不是在中國發生？十五世紀的中國，文化、科技都比歐陸進步。但隨後數百年，此消彼長，今天的中國人還要因為過去幾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而自以為是強國。實情是，縱使中國的經濟規模位於列世界第二，中國的人均收入還是排名很低。世界銀行二零一一年的數據顯示，中國的本地生產總值世界排行第二，僅次美國、超越日本。同年數據亦顯示，若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中國排八十六，與牙買加、土庫曼斯坦相若；美國排十五、日本排十八、香港排廿七。中國富起來了，但中國人仍然很窮[1]。

新權威主義？

少年時代，知識界有這爭論：民主政制與經濟繁榮有甚麼關係[2]？八十年代中期，國內有「新權威主義」之爭論，一方認為經濟改革必需伴以開放政治體制方能竟全功，另一方則認為只有中央集權政府才能延續改革，莫衷一是。時至今日，中國因經濟制度變得比以前開放，經歷連年高速經濟增長，但政制仍然封閉，《Why Nations Fail》[3]稱之為「極權統治下的增長」[4]。兩位作者認為，這種增長模式不能持續。

作者認為，政治制度有「包容式」、「壓榨式」；經濟制度也有「包容式」、「壓榨式」[5]。不同政治、經濟制度的組合、兩者的相互作用，決定制度演變的方向，從而影響一國之長期經濟表現。制度有惰性，壓榨制度傾向更壓榨、包容制度傾向更包容，但會因歷史突變而轉向。作者綜合他們過去十多年的研究，疏理數百年間多國歷史，主要結論是，在經濟表現，壓榨制度國家最終衰落、包容制度國家最終壯大。這看似政治宣傳結論，其實是建基於兩位作者過去十多年的量化歷史研究（相當澀悶），以數量模型、統計工具，顯示制度差異與長遠經濟表現差關係密切。

歷史的命定與偶然

開放社會、保障私產，有利「創造性破壞」[6]、有利創新，大利經濟表現。而壓榨制度下，產權保障不足，不利創新，結果長遠經濟表現漸漸變得不濟。兩類制度的經濟誘因不同，逐漸形成不同國家長期經濟表現的差異。兩位作者常常以南、北韓的差異為例，說明制度差異有多重要。這張夜間拍攝的衛星圖片勝過千言萬語：

 

顯然，一九五三年以三八線分治之前，南、北韓晚上的燈光分佈不會如此。數十年間形成夜燈鴻溝，幾乎全是制度差異使然。

作者述說西班牙帝國衰落、大英帝國興起的故事，源於發現新大陸後發展出來跨大西洋美洲貿易。大英皇室不及西班牙，無法壟斷美洲貿易。於是漸漸形成一個因貿 易至富、不是來自固有精英階層（貴族、地主）的商人階層，且日漸壯大，既得利益階層阻止不來。作者稱美洲貿易的出現為「歷史關鍵時刻」^[7] 。大英帝國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往後數百年發展到現今的開放制度，中間不無波折，但趨勢是政治權力逐漸分散，私產得到保障，包容不同利益群體的制度逐漸形 成。反觀西班牙，因皇室壟斷美洲貿易，固有精英階層的財富、權力更加鞏固。分散的政治權力、不同利益階層之競爭，改變既有遊戲規則，令制度變得開放、包容。

中國啟示錄

唐德剛教授的巨著《晚清七十年》，以輕舟過長江三峽比喻晚清以還中國走向現代化之歷程。唐教授認為，縱然波濤起伏，中國最終必會邁向開放、民主制度。依 《Why Nations Fail》作者的推論，唐教授顯然太樂觀。政治權力高度集中，中國不單政治制度不會變得開放，連開放經濟制度的努力似乎也在走回頭路。《Why Nations Fail》以江蘇鐵本戴國芳的故事為例，說明中國的壓榨制度對私營部門的擠壓^[8]。其實，在這邊的世界，我們知道類似戴國芳的故事又何其多？

有說中國政治制度走向開放的契機，是共產黨內部分裂。兩位作者在書中提及羅馬帝國、威尼斯城邦的故事，可能意味這並不可行。羅馬帝國、威尼斯城邦的衰敗， 都經歷內部鬥爭，結果是政治制度變得更封閉，而不是變得開放，結果經濟表現漸走下坡。這可能關乎作者提出之制度惰性：內鬥的勝者只有誘因延續既有的壓榨體 制，不會使之變得開放。亦有說中國中產階級興起，亦會使政治制度變得開放。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富裕階層，多是壓榨制度的受惠者。這階層有多大誘因 推動政治制度改革，實非常可疑。

香港在回頭路上

六七暴動以還，香港的政治制度慢慢開放，但回歸後卻走回頭路。沒能執政的議會、只有既得利益階層份兒的特首選舉、雙普選一拖再拖、傳媒監察漸弱、打壓群眾 運動漸強、維穩「愛」字頭團體冒起、港人厭惡政治，俱與邁向開放、包容政治制度背道而馳，大有可能使經濟制度也走向壓榨式。香港人會不會出來佔領中環？反 抗能否改變制度劣質化趨勢？無人知道，也許大家都在等待歷史關鍵時刻。歐美國家能有今天的開放制度，絕非必然。隨了歷史的偶然，不同時代的人都付出很多。

為甚麼工業革命不是在中國發生？不是因為資源、人種等分別，而是因為制度、因為機緣、因為人的抉擇。

後記

寫好正文後，TC 告訴我 Bill Gates 為《Why Nations Fail》寫了個相當不客氣的短評^[9]。兩位作者直指 Gates 沒有細讀、完全不明白書的內容。但因為是 Bill Gates，所以不得不回應^[10]。這小型筆戰，我覺下面幾點較有意思。

Gates 批評《Why Nations Fail》分析空泛、太簡單，沒清楚界定主要概念。他不同意書中對威尼斯衰落的分析，認為真正原因是失掉了香料貿易。他還認為，馬雅文明衰落是因為氣候轉 變引致農業失收，而非制度使然。他更指《Why Nations Fail》無視公元八百年至一千四百年的中國，是當時世上最有活力、最多創新的經濟體，這與制度有多「包容」無關。而亞洲四小龍過去五十年俱經歷高速增 長，當時他們的政治制度亦不見得有多「包容」。四小龍的經濟成功正正是強人政治的產物，而包容政治制度會緊隨經濟成長後出現。

兩位作者回應道，所有主要概念書中都有界定，Gates 可能錯過了，亦沒有注意書後列出的參考資料。關於威尼斯，兩位作者直指 Gates 的是「很錯的歷史」(bad history)，並引述他人研究指，若是因丟失香料貿易，則威尼斯的衰落應在十五世紀末才出現；但其實早在十四世紀中威尼斯敗象已呈^[11]。關於馬雅文明衰落，兩位作者指大部份研究馬雅歷史的學者皆指是因馬雅城市之間的頻繁戰事，非關天氣。書中其實有專章討論明代中國的衰落，主要轉折是鄭和七次下西洋後實施鎖國政策。至於亞洲四小龍，根據兩位作者及其他人的量化研究，經濟成長引至政治開放一說不能成立^[12][13]。以南韓為例，包容政治制度之所以出現，是工人與學生長期對抗軍政府的結果。

Gates 說兩位作者對他的評價正面，但對世界首富、墨西哥電訊大亨 Carlos Slim 的批評則「不公平」。兩位作者先指書中沒有對 Gates 作正面評價，再指 Gates 根本不明白該書的主要命題：問題不是 Slim 的為人如何、不是他在墨西哥做了甚麼壞事，而是像 Slim、Gates 的人，在包容制度內，對社會的貢獻會更大。

少年時代沉迷過制度與經濟的關係，略讀 Douglas North 作品後，曾想過寫歷史研究論文，以為不會有老師指導而作罷。不多久，North 獲諾貝爾獎，這時傳出有老師放風叫研究生寫明清史，而我已定下論文方向，回不了頭。《Why Nations Fail》論證基於大量量化研究，加強了我們對人類社會組織、以至工業文明起源的了解。對比多年前讀過的，是知識上很大的進步。

話說這篇讀後感其實半年前就開筆，其間還找來兩位作者的論文。有次跟一位老友（是位科學家）談起這書的研究，被他批評得落花流水，一下子動搖了：是不是我 讀書不通？我只是讀者，那來本事仔細回應該老友的疑問？於是擱筆，轉而閱讀相關論文，不過至今還未讀完。讀過 Gates 的書評、兩位作者的回應，我覺得我的閱讀遠較 Gates 準確。

忽然急於完成這讀後感，是有感於香港在政治、經濟制度上，皆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中央政府在未來特首選舉要搞假普選的意圖，昭然若揭，也只是云云險象之 一。這書的主要命題，俱以事實為基礎，指出制度有多重要，側映香港步向劣質制度的危機。這樣的知識能不能救港？我不知道。也許像是魯迅先生說的密室：多喚 醒一個人，也許更有可能把密室推倒。

附註：

[1] 「本地生產總值」 (GDP) 可粗淺理解為一國之內一年間的總產量，而「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 是把 GDP 除以人口，即是平均每個國民能分得多少總產量。世界銀行的 GDP 數據：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GDP-ranking-table ， GDP per capita 數據
[2] 記憶所及， Milton Friedman 八十年代末在香港一次演講中也是含糊其辭。
[3]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不知有沒有中文譯本。
[4] 原文為 “authoritarian growth” 。
[5] 「包容式」、「壓榨式」制度原文分別為 "inclusive institution” 及 "extractive institution” 。這裡的「包容」意為包含不同階層的利益，和現時被玩爛、政府用以缷責任、城邦派鬧左膠的「包容」不同，後者有「忍讓」之意，英語為 "tolerant” 。
[6] 原文為 "creative destruction” 。
[7] 原文為 “critical juncture” 。
[8] 關於鐵本鋼鐵事件及戴國芳其人，可見二零零九年《南方週末》的訪問

[9] Bill Gates 的書評按此。
[10] Acemoglu and Robinson 的回應按此。
[11] Puga, Diego and Daniel Trefler (201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Medieval Venice's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diegopuga.org Hyperlink
[12]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and Pierre Yared (2008) "Income and Demo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3 808-842. Hyperlink
[13]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and Pierre Yared (2009) "Reevaluating the moderniz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6 1043-1058. Hyperlink

陶傑: 看臉色

香港的特首，只能是傀儡，這是「和尚頭上的大蒼蠅」──明擺着的事。

中國對於梁振英先生已經不耐煩。梁特首最初提出什麼「港人港地」、「港人優先」，我已經指出，一定會得罪中方，認為是「隱性港獨」的口號。共產黨對於文字之敏感，有千年文字獄的「國情遺傳」，他只跟你講感覺和情緒，不跟你講邏輯和道理。梁特首然後推出「限奶令」，大陸官方的「環球時報」即刻批判，這就是給你臉色看了。

本來，「限奶令」就是「港人優先」的「梁振英施政思想」，正如以額外印花稅限制大陸人來香港買樓，就是「港人港地」的「政策落實」。中方要求梁振英施政要拚民望，於是他就聽話，拚民望了，但不行，你特首在爭取民望的同時，原來這也禁忌，那也敏感，稍動一動，就得罪了主人而不自知。

殖民地時代的港督，才是真正的「高度自治」。港督的權力是很大的，土皇帝一樣。港督在香港做事，先斬後奏，倫敦的外交部和殖民地都信任他，既然已經委任你了，好，你來幹。

鄧小平收回香港主權，憑的是痰哽咽喉，一定要吐的意氣，而不是邏輯。收回香港是基於「英國人做到的，中國也能做到」的情緒化──這句話，充滿孩子氣，但是鄧小平這種「老革命家」是這種脾氣。英國人做得到的，你就一定能做到？那麼英國人的港督，同時是香港三軍司令，穿軍服就職，可以調動駐港八千英軍──梁振英能穿軍裝嗎？

所以現在，中方乾脆將梁振英撂在一邊：什麼普選還可以慢慢諮詢，現在我替你拿主意：不諮詢了，愛國愛港，就是門檻。臉色端出來，梁振英沒得作聲，靠邊站了。

了解中國歷史，一點也不奇怪。中國從來沒有變，牠是這樣子，是你自己天真，包括梁班子。臉色一再端出來，看懂了嗎梁班子？

古德明: Assist的用法

問：讀報見到以下一句：We suggest the（mainland）authorities assist dairy farmers to improve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hygiene in order to regain that confidence（我們建議大陸當局協助乳酪農人改善生產科技及衞生，挽回公眾信心）。句中to improve兩字，是不是應改為in improving？

答：第四版《朗文當代英文詞典》help條有以下附注：「不要說assist someone to do something，可說assist someone with something或assist someone in doing something。」根據這說法，assist dairy farmers to improve production technology宜改為assist dairy farmers in improving production technology或assist dairy farmer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不過，to assist someone to do something這說法，一般其實不視為錯誤。第七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assist條下，就有以下例子：a course to assist adults to return to the labour market（協助成人重返勞工市場的課程）。麥美倫出版社的介系詞詞典English Prepositional Idioms assist條下也有assist a person to do something這說法。據韋氏英文用法詞典Webster's Dictionary of English Usage說，assist someone in doing something這句式最為常用，assist someone to do something這句式則少用一點，但都是標準用法：The most commonly met construction is "assist + object + in + gerund". Standard but somewhat less common is "assist + object + to + infinitive"。

無待堂: 如果這還是人

李嘉誠在業績發佈會內被問及政治問題，他說：「我自己嚟講，我日日都問自己呀，我對唔對得住香港人？」兩天之後，葵青貨櫃碼頭即爆發罷工。和黃集團旗下的工人控訴被資方剝削，包括十多年來工資不升反趺、在繁忙時間要連續工作三天三夜不獲補水、不發放雙糧等等；又有工人投訴被資方警告不要參加工會活動等等。

香港經濟絕不是靠自由行。香港少有的實業，就是物流業。碼頭外面的世界是繁華的，還有餘力炒樓炒股；碼頭內卻是個勞動地獄。勞動是人的一部份，但當它佔據一個人一整天的所有時間，這是雖生猶死。日本叫這做「過勞死」，先是人完全成了工具，然後是這件工具的徹底報銷。當然，大公司的衣袖是乾淨的；就像我們外面的世界也是沒有血跡的，因為他們早已將東西「外判」出去。外判，就不關我事了。這個做法一方面可以極大程度壓縮生意成本，又可以撇清關係。一句「承判商僱用」，恐怕任何人都可以睡得安樂、三省吾身之後還可以說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曾經做過一些體力勞動工作。跟碼頭工人的，當然無法相比，但現在都記得那種「自己不再屬於自己」的勞動處境。那個工作是要搬運以及分好一疊一疊的中小學教科書。一兩本書不重，但十幾疊就要用拖車拖的。做一天，骨都散掉、手指發麻、指頭割損；又做過派傳單的，是另一種神奇：要被機械式地拒絕和站一天。勞動工作本來就已經辛苦，薪金再經層層剝削，不知道怎麼活。

但沒辦法。你在大學教書，就不會感受到工人的處境。做碼頭工的，也就沒有空也沒有方法去發聲。大眾關注幾個黃毛大學生的無心之失，總是比那些真正、直接、存心的剝削更加多。

最近要讀一些納粹集中營的歷史，發現集中營之外其實是一個更大的集中營。猶太人會被全家送入集中營，婦孺會被送去毒氣室殺掉：健康、可以工作的男人會被選出來，為帝國生產物資。這些男人的所有隨身物品都會被沒收、頭髮會被剃掉、名字也會被剝奪、身上會被紋上一個方便管理的號碼。每個人的意義就只有工作。到沒有工作能力，就送去毒氣室。那個時候，帝國不為人而存在，是人為帝國而存在。究竟香港的經濟發展是為了香港人，還是香港人的存在僅為發展經濟、為了返工，已不言而喻。

每到打颱風，就會出現嘉誠哥的玉照，上面有對白一句：「記得聽朝返工喇﹗」

最近讀的那本納粹生還者回憶錄，叫《If This Is a Man》，如果這還是人，如果這還是人的生活。

明報社評: 薪酬與貨櫃業趨勢相關 管理人性化可減少糾紛

葵涌國際貨櫃碼頭爆發工潮，工人為爭取加薪，已經連續兩日罷工堵路，由於工潮規模不大，對整體貨櫃業未構成太大影響。若工潮延宕下去，罷工工人或許疲不能興，行動瓦解，不過，也有可能觸動更多工人加入，使事態惡化。為免損害貨櫃業，勞資必須及早談判，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這次工潮，反映工人因為行業生態轉變，對收入停滯不前本已不滿，加上管理上有不當之處，增加了工潮誘因，所以，若做到管理人性化，經濟轉型期間有助減少爆發工潮。

整體貨櫃業在收縮  薪酬反映現實因素

今次罷工工人表示2003年SARS期間，他們與資方共渡時艱，願意減薪，但是10年來，資方在營運情好轉之後，工人薪酬未獲相應調升，他們要求資方加薪20%，以補回10年來的薪酬缺口。就實際數字而言，工人的說法基本上符合事實，在通脹升溫、百物騰貴之際，碼頭工人的不滿可以理解。不過，若放在整體貨櫃業變遷而言，工人薪酬停滯有客觀基礎。

香港貨櫃碼頭業過去一枝獨秀，在內地經濟起飛初期，貨運基建不足，許多貨物都經由香港出口，這個時候，不單貨櫃業投資者賺大錢，工人也因為水漲船高而得益。隨着內地相關基建日趨完善，香港貨櫃碼頭的優勢不再，在內地，深圳、上海以至寧波，都搶去不少生意，新加坡也是另一個強勁競爭對手。在競爭對手突飛猛進的時候，本港貨櫃碼頭設施並無新投入，此消彼長，本港貨櫃業生意不如前，從業員收入也難望增加。

據統計處的數字，1999年，本港貨櫃碼頭有就業人員3782人，僱員薪酬約12.8億元，業務收益及其他收入約共104億元；2011年，就業人員減至3498人，即減少了284人，薪酬開支約12.6億元，業務收益及其他收入減至約98億元。這兩組數字顯示，貨櫃碼頭業務在收縮，整體收入減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就業人員減少了7.5%，薪酬開支則基本不變，只是減少約2000萬元。即是說，貨櫃業務雖然縮減，工人的收入基本上沒有減少，反而有少許增加。

貨櫃碼頭業務趨勢和具體營運數字，行業收入在收縮，已經毋庸置疑，從業員主觀上可以認為怎樣分配才合理，但是實際情和數字，反映業界生態轉變了，若爭取加薪以全盛時期薪酬為唯一參考準則，是否符合客觀現實，值得從業員思考。

這次工潮，有一些情值得注意。貨櫃碼頭就業員約3400人，參與罷工者約200人，若他們所說薪酬待遇和工作環境真確無誤，其他工人為何未見響應？此其一；另外，參與罷工的工人，據知都來自兩個外判商，其餘的大多數外判商僱請的工人未見參與，則導致工潮的問題是否與個別外判商有關？此其二。

據罷工工人透露，他們上班時，每日要連續工作24小時，無固定食飯和休息時間，甚至要在工作崗位小解，遇上旺季及風暴來襲，有理貨工人曾經通宵工作4日。這樣情若屬實，工作條件和環境可謂十分惡劣，加上工人對薪酬有既定認知，爆發工潮可以理解。所以，我們認為若實施人性化管理，會減少勞資糾紛以至工潮的潛伏因素。

國際貨櫃碼頭公司以工人為外判商所僱請為由，表示對工潮不宜介入。從直接僱傭關係上，碼頭公司或許無身分與工人直接談判薪酬糾紛，不過，若說公司可以完全置身事外，也不盡然，因為營運公司最終要負起確保貨櫃碼頭正常、有效率營運的責任。所以，碼頭公司應該督促和要求外判商盡快解決工潮，使碼頭營運復常。另外，許多時候，工作條件和環境是引發工潮的導火線，公司手執外判合約審批權，應該嚴格要求外判商實施人性化管理，若有不妥、不善之處，要及時介入匡正，以消除工人不滿情緒於萌芽狀態。

開拓高增值航運業  也應強化碼頭營運

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到會在現有的貨櫃碼頭業務基礎上，發展國際航運服務業，他表示將參考顧問研究的建議，強化香港航運服務業的群組作用，向高增值的航運業進發。以香港的金融、法律體制和擁有專業人才等優勢條件，船舶管理、航務代理、船舶融資、航運保險、船舶註冊、法律服務等，確實應該大力推展，不過，貨櫃碼頭營運的下游服務，政府也不宜忽略，應該以具體政策措施，鞏固和提升海運中心的地位，形成一個上中下游兼備的立體航運服務業。因此，政府應該研究把碼頭工人納入技能訓練規劃，提升他們的質素與職能，強化香港在貨櫃業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