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文化包容」呀

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被梁班子的審計官踢爆任內花錢豪奢飲食宴請，湯顯明落湯，明顯是現在的特府清算上一任的特府班底，也就是愛國的梁班子，配合愛國元老的號角，追剿「港英餘孽」。

但是弔詭之處，是愛國的現班子扯出了湯專員跟中方的機構多次酬酢──此等交往，在中國的眼中，是「十分正常」，但是，梁班子為了給湯顯明定性論罪，必須在輿論上，將這位姓湯的搞臭，連同一起飲食的中聯辦，湯君如果犯罪，受誰的誘惑，破壞香港廉署獨立的，一起黃掉，變成了中國。

連新任的廉政專員也即刻割席澄清：上任後從沒宴請過中聯辦。與中方交往，好像做賊一樣，不認識中方官員，清白得很貞烈。

梁班子清算「港英餘孽」，看來決心很大，看你往哪裏躲，躲進「西環」，也把你跟「西環」拉扯出來示眾。梁特首的政治智慧，段數甚高，可以贏得民望。

話又說回來，誰都知道，廉政公署是英國人留下的堡壘。「廉署保密，密密實實」，英國人留下的東西，越是看不透，中國越是不放心，將廉署這座堡壘拿下來，拆英國人的地雷，問問中國的愛國網民，天公地道。

飲食交流，是中國的文化，對了，既是文化，就應該「包容」，中國文字的「應酬」，有很特別的意思：「酬」不是單向的，正確的說，叫做「酬酢」──什麼叫「酬酢」呢？主人向客人敬酒，叫「酬」，客人向主人回敬一杯，叫做「酢」，所以只有「應酬」，沒有「應酢」，「酬酢」沒有英文翻譯，當然，也勉強可以叫Exchange toasts，但這個詞，沒有中國人的主客之序。

既然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三千年燦爛，這就奇怪了，中方時時與廉政專員飲宴，有什麼問題呢？你是中國人嗎？

是中國人，就不要以為英國的那套總是對的，中國人講人情，一口乾杯，就交心有了交情。英國人訓練上來的「餘孽」，在回歸中國文化之後，變成茅台精，很好。比較令人困惑的是：梁班子要揭露這個假英國人的行為中國化，才可以證明這個人是個王八蛋──那麼中國的文化，包括飲食交情，有王八蛋的邪惡成份嗎？我不懂，你呢？

古德明: 較少汽車、轉述句

問：以下一句，哪個選擇正確？──There were many fewer / much fewer cars here last year（去年，這裏的汽車遠遠沒有這麼多）。

答：Car是可數名詞（countable noun），而可數名詞所說事物的多少，用many或few來說；不可數名詞所說事物的多少，則用much或little來說。所以，讀者示下那一句，應用many fewer。同樣道理，英文可說There were many more cars here last year（去年，這裏的汽車比現在多得多）。

不過，由於many fewer二字意思似乎相悖，而且說起來不大自然，英語國家的人不少都會說much fewer cars等等。但這和much more cars一樣，文法並不正確。既正確而又自然的說法，是far fewer cars或a lot fewer cars。

問：從前老師教轉述句（reported speech）寫法，說動詞時式必須一致。但以下兩句，所說的目前還是事實，應不應仍用過去式？──（1）He said Leung Chun-ying wa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and he was not an honest man（他說梁振英是香港行政長官，為人並不誠實）。（2）He said he would love me forever（他說會永遠愛我）。

答：這兩句文法都沒有問題。當然，第一句由於「他說」的事，至今未變，said之後的兩個was可以改為is；至於第二句，假如不是即時轉述，則最好還是用would，不用will，因為愛情往往轉眼變化。

明報社評: 白韞六要挽救廉署 必須開誠布公問責

環繞前任廉政專員湯顯明的不當酬酢和送禮一事，使廉署形象千年道行一朝喪，現任專員白韞六聲言以大公無私原則處理事件，本來使人寄予厚望，但是連日事態發展，特別是廉署一度硬拗「送食品並非送禮」，文過飾非，使人對白韞六是否有決心和魄力整頓廉署，掃除腐敗，頓生疑問。香港陷於廉政危機，湯顯明留下的「廉政門」，至少暴露3個問題（財務安排有問題、有隱瞞送禮資料之嫌、有人操控不當超支事態），白韞六必須以具體行動展示開誠布公，不護短、不包庇地清理門戶。若白韞六再有任何差池，令人對廉署自己人查自己人失信心，則必須由具公信力的人士介入調查，才能使廉署挽回聲譽，重建市民對它的信任和信心。

不剷除異化腐化土壤   廉署難翻身

在本報獨家揭露湯顯明一些不當行徑之後，白韞六主動約見傳媒，表示會以開誠布公原則處理，同時介紹他即時堵塞漏洞的做法，此舉顯示態度開放，獲得肯定；但是具體應對，廉署仍然囿於文過飾非窠臼，強辯「送食品並非送禮物」就是一例。這個說法，輿論嘩然，超乎一般人的認知和經驗，因為按《防止賄賂條例》，饋贈（Gift）的定義很清楚，包括金錢和物品；有前廉署中人說到廉署工作，受訓期間就已經被灌輸饋贈的概念，宛如ABC那麼簡單，因此對廉署的「禮物」新定義，表示無法理解。

其實，決定以「送食品並非送禮」應對質疑的人，有沒有想過若這個定義成為廉署執法準則，對廉署人員的調查和肅貪工作，會帶來什麼影響。所以，從常識到專業，廉署這個說法都錯誤。

當日，湯顯明的送禮開支，抽出數十萬元開支另行申報，是誰的主意、動機目的還未清楚，而從廉署就「食品並非禮品」認錯並致歉，可以理解為廉署承認當日的決定就是一個錯誤；傳媒揭露後，廉署以為憑一個低智說法就可以化解，這是企圖以一個錯誤掩飾另一個錯誤，最終必然是機關算盡枉聰明，自暴其短。

從事態發展，「送食品並非送禮」的說法，白韞六起碼容許這種錯誤出現，使人對他能否重建廉署的形象和聲譽，畫上問號。「廉政門」由湯顯明留下來，性質嚴重，白韞六只要秉公辦理，按是非對錯、不偏不倚地處理，釐清事態真相，向公泷交代，不但減輕對廉署的損害，還可以重建其聲譽。可惜白韞六仍然在「狀外」，並未正確處理事情。

從已披露的資料看來，湯顯明酬酢送禮不當，而整件事並非湯顯明一人可以為之，廉署內部有人配合，使他的意志得以貫徹落實。審計署揭露兩次飲宴超支，廉署有人以「分拆落單」和「撥入項目宣傳費用」，貴價名酒另報開支等，都是蓄意繞過規管，明顯違規。另外，抽出送食品開支，不向立法會披露，究竟是誰的主意？為什麼要「隱瞞」數十萬元送禮開支？諸如此類問題釐清了，事態真相就會呈現出來。

簡言之，問責就是白韞六現在要做的事。因為「廉政門」的性質是異化和腐化，配合湯顯明行事的人，起碼是腐敗的幫兇，若這種人不作處理，則今次「廉政門」的根本原因，就仍然留在廉署之內，會繼續腐蝕其肌體，廉署難望翻身。

除了問責，白韞六有責任向特首梁振英建議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使廉署的管理與時俱進。例如，湯顯明超支不當，皆因專員的權力不受監管，只要專員同意，飲宴和送禮可以超支，情與前任特首曾蔭權「自己批准自己」接受富豪款待一樣，最後走上絕對權力導致腐敗的規律。即使白韞六嚴以律己，但是不從制度建設覑手，誰可以保證其他人任專員也廉潔奉公，所以，從「廉政門」事態看來，廉署的行政管理和財務監督存在結構性問題，白韞六在其位，應該以切身經歷，向特首建議如何從制度覑手改善。

另外，「廉政門」在市民之間引起巨大迴響，作為廉政專員直屬上司的特首梁振英昨日才開腔談及此事，他以傳媒報道為由，不評論事件。傳媒披露的情甚為具體，廉署基本上證實有其事，市民因而對廉署失去信心，擔心廉潔的核心價值不保，事態對香港的重要，不言而喻，梁振英雖然自詡廉潔奉公，簡約執政，躬親力行秉承此一原則，不過，即使如此，仍然未能減輕市民的擔憂，因為事態一些情節太過離譜，以梁振英的說法，顯示他連了解事態也不會做，這樣的消極做法，無助恢復市民對廉署信心。

「廉政門」 暴露問題  廉署應該做全面體檢

廉署成立39年，它在政府體制地位獨特，權力超然，雖然幹出了成績，使肅貪倡廉植根香港，不過，廉署畢竟是一家老店，香港政治、社會幾經變遷，廉署原來的皇曆是否仍然符合現實情勢和需要，我們認為是時候作一次檢討，特別是「廉政門」暴露出來的問題，更顯得對廉署來一次體檢的重要和必要性。

廉署昨日就「送食品並非送禮」承認錯誤、向公泷道歉，這是廉署成立以來，首次就處事不當向公泷道歉，這是里程碑式的變化，顯示廉署中人也因應情勢，調整身段。期望這個道歉，是白韞六真正面對問題，顯示決心和魄力整頓廉署的開始；須知道自己人查自己人本已較難取信於公眾，若白韞六未能把握機會自行清理門戶，勢將要由外力介入，因為我們有一個願望，就是廉署可以重新站起來，市民也毋須擔心廉潔社會不再。

世紀．太平與盛世﹕維穩危機？

文．笑蜀

編按：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於本周二（23 日）發表文章，形容香港部分人對中環海濱解放軍碼頭所表達的意見，是「為防止解放軍可能在『佔中』演變成動亂時介入」，網上隨即引發一輪「維穩」討論，更有人擔心解放軍會不會成為香港維穩分子。至於內地維穩發展如何，本文作者笑蜀，認為維穩體制在新領導人上場後，將進入另一階段；近 20多年民間積累的怨氣，現有的體制能遏止嗎？他的看法值得香港人參考。

習近平上任伊始，即反覆承諾他的施政重點一在法治即實施憲法以憲治國，一在鐵腕反腐即蒼蠅老虎一起打。但是全國兩會落幕一個月之後，即習全面掌權一個月之後，傳出的卻是相反的信號：因呼籲官員財為公示，律師丁家喜，維權人士趙常青、李蔚等9人於近日相繼被抓。

當然，警方斷不會承認丁家喜等公民因主張財為公示被抓，堂而皇之的罪名是所謂涉嫌非法集會。所謂非法集會指的是上月31日侯欣等4名公民在北京西單的反腐演講，據說這違反了所謂集會遊行示威法。且不談該法發布於1989年10 月（即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久），延續的本來就是政治恐怖，目的就在於消滅民間一切集會遊行示威因而嚴重違憲，其準確名稱不妨叫做「不准集會遊行示威法」；就事實而言，丁家喜律師等也並不是所謂西單民主牆事件的主事者，丁本人甚至連事前的討論都未參與。以此理由抓人，說白了就是欲加之罪。

公民行動的力量

背後的真實原因，是隨胡溫時代終結勃然而興的獨立的公民行動，超出了維穩體制的承受極限，對維穩體制構成了巨大挑戰。所有公民行動，如許志永、王功權等主張的新公民運動，及丁家喜、趙常青等發起的呼籲官員財為公示聯署、王成律師等發起的呼籲廢除勞教聯署、2月26日動的呼籲批准人權公約聯署，都屬於完全和平合法的、理性和建設性的公民行動，並非敵意與對抗。但問題在於維穩體制害怕一切獨立的公民行動，哪怕理性和建設性的公民行動，因為維穩體制的代言人周本順早已經宣布：公民社會是陷阱，而從獨立的公民行動中必然成長出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強勁成長會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但卻不符合維穩體制的利益。維穩體制的這種反應，因而是其政治本能，毫不足怪。

這即是說，對公民行動和公民社會的扼殺，實際上是對公共利益的扼殺；與公民行動和公民社會為敵，實際上是與公共利益為敵。維穩體制之為天下公敵，至此還有什麼疑問麼？而這裏的天下，當然也包括執政集團在內，這即是說，維穩體制甚至與執政集團為敵。維穩體制本質上不過是權貴階層的看家狗，為了權貴階層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犧牲執政集團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是維穩體制向來的運行邏輯。這就跟明末權貴面臨生死存亡仍不能跟崇禎同心同德，只忠誠於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毫無對整個王朝的政治忠誠，以致崇禎雖「旰食宵衣」仍不能挽狂瀾於既倒，最終不得不吊死於煤山完全一個道理。

如何推動中國和平轉型

對於當下中國的執政集團來說，什麼是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那就是其能否如蔣經國和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那樣通過自身的現代轉型，來推動整個中國的和平轉型，進而求得全民諒解，讓自己軟陸。任何與此背道而馳的選擇，都是與其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相違背的，最終都會導向自取滅亡。對公民行動和公民社會的開放，則是其自身的現代轉型的關鍵環節。

在這個意義上說，許志永和王功權、丁家喜和趙常青等現代公民，不僅是公民社會的推動者，也不僅是公共利益的保衛者，他們的公民行動對於執政集團來說，也是其朝向現代轉型的重大推力。事實上，習近平上任之初反覆承諾的以憲治國和鐵腕反腐，其最大阻力恰恰只會來自權貴階層尤其是其代表維穩體制，沒有強勁的公民行動和從公民行動中成長起來的公民社會的巨大壓力的倒逼，權貴階層及其代表維穩體制是沒有可能退讓半分的。習近平的政治承諾就都會淪為笑話。

對丁家喜、趙常青等公民的迫害，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對習近平政治承諾的狙擊，進而可以說是對執政集團朝向現代轉型的狙擊。這種狙擊曾經是成功的，那就是過去十年維穩體制對公民行動的一系列重大打擊，因為這種打擊，權貴階層不僅遏制了公民社會的成長，更成功地馴服和捕獲了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胡溫，以至胡溫只能對權貴階層俯首聽命唯恐越雷池半步，最終把胡溫時代變成了當代歷史上的最大笑話。無妨把維穩體制對丁家喜趙常青等公民的無情打擊也視作權貴階層馴服習近平的第一步。這馴服能否再度大獲全勝，且拭目以待。但無論結局如何，有一個預見是大致不差的，那就是當代歷史上只會有一個胡溫時代，畢竟胡溫時代尚有改革紅利可吃，尚有緩衝空間。而這一切當下都不具備，當下關鍵時刻，誰敢把自己再定位為胡溫，再被權貴階層馴服和捕獲，顯然不可能再像胡溫那麼幸運了。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打擊公民行動，就是打擊和平轉型」

作者簡介：原名陳敏，出生於四川省南充市儀隴縣，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知名作家、公共知識分子，是《中國改革》編輯，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健吾﹕物色之動 心亦搖焉

劉勰的《文心雕龍》的〈物色〉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

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物色相召，人誰穫安？這陣子天氣時熱時冷，煙霞暴雨陰霾處處。物色相召，人誰穫安？有誰看面書，看新聞，可以心安理得？

鄰近大國地震後，看官方信息，他們總說物資不缺，拒絕外國援手，但救援隊的隊員等了兩天仍在等飛機入災場，新聞車堵路，周杰倫捐100萬人民幣被嗆聲說他捐得少。中國的群眾都在刷微博，希望在茫茫網海認知多一點資訊。微博的群眾說理解香港人不捐助的心情。捐助就像錯愛一個男人：被騙一次，是我蠢，被同一個人騙兩次，是犯賤。誰授權梁振英把張震遠口中那「濕濕碎」的一億拿到四川？一億可以是一棟公屋，可以是很多個資助大學學位，還可以為香港人做更多事。梁先生憑什麼慷150萬納稅人，包括我，之慨？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底下，憑什麼去「監察」四川政府？香港人的錢在四川做了什麼，起了什麼學校，學校的地皮為什麼又變成了商場，這些事情，香港人又記得嗎？

為什麼香港人要那麼犯賤？

這邊廂憤怒未完，那邊廂又看到電視上林鄭月娥說香港要正能量。她識中文方塊字的嗎？她讀《明報》嗎？她不看書嗎？不要緊，也看看這爿卑微的專欄吧？2012年11月，我在這兒祝願，借用美國《時代》雜誌的專欄作家、細胞生物學博士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失控的正向思考》，談及美國從政府到民間，都有一種對「樂觀」偏執的狀。希望香港人不要以「正能量」去麻醉自己，不要放大小恩小惠而忽視社會運作制度的肌理中出現的問題。話音未落，見到林鄭月娥跑出來說，希望「家是香港」運動能在凝聚到非常之「家」的感覺，希望香港的700萬人都是一家，大家都能夠發揮「正能量」。

當她以為「努力相信一切會好」，想想智能手機中孩子和丈夫的照片，她絕對可以說得好聽。只是，現在的香港仍是我們愛的香港嗎？以前，聽前輩說80年代的人經歷經濟增長期，他們有很多值得他們「自傲」的事。那時候，80年代，香港人自覺雖然想事情表面，簡單，但做出來的東西得到亞洲甚至歐美世界認同。輕工業的光輝不用多說，就說說電影吧？我小時候就看過一套叫《最佳拍檔之女皇密令》的電影，說英女王不見了皇冠而要求當時的麥嘉和許冠傑這對最佳拍檔幫忙尋失物。不知道，在金像獎頒獎禮上，叫我們香港年輕人不要怨政府的吳思遠先生，如果聽到有80後，想用王祖藍和周國賢，開拍某國領導人丟失名表而出動僱傭兵去解決問題的「冒險故事」，誰會出資呢？吳先生那一代人，經歷經濟起飛，享受創作自由，得到豐碩的果實。現在，他們就抽空時代，抽空社會環境，以為自己的「成功」是光靠是他們努力得來，從而向我們這一代說三道四。這些以為自己靠「獅子山下」精神成功的鴕鳥們，願意正面地面對這個世界的真實狀嗎？

對不起，我不應該認真。偶爾火起，不過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天氣好轉，也許我會曬曬太陽，游點水，看看書。這些人和事，我都可以置身道外了。反正，我不會生孩子。以後，什麼官二代富二代來香港為非作歹，要姦要搶要殺，傷的死的，都只是香港的下一代和他們的港爸港媽。他們一不關心廉署宴請中聯辦，二口口聲聲討厭政治，三不愛聽真話，四愛犬儒地說「咁我地呢Ｄ小市民可以做Ｄ咩丫？」，那我乾替他們操心，不傻嗎？

關焯照﹕外判工序不代表外判企業社會責任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HIT）的工潮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揭露了大企業輕視社會責任的真相。

由工潮爆發初期，HIT董事總經理嚴磊輝對傳媒自稱公司也是「受害者」，意圖淡化HIT與外判工人的關係，此舉已注定整個勞資談判過程會變得相當漫長。當部分罷工工人將罷工大本營由葵涌六號碼頭移師至中環長江中心，顯示罷工工人對HIT和其大股東和記黃埔的憤怒已接近頂點。加上和記黃埔董事總經理霍建寧最近的護主言論，批評工會採用「文革式手法」批鬥集團主席李嘉誠。現在整個碼頭罷工行動已惡化到勞資雙方接近水火不容的階段，究竟這工潮會否進一步惡化和演變為一次歷史性工運？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現在整個罷工行動的最重要問題，是罷工工人對幾家外判商的指控是否真實無誤。為了解真相，筆者在上星期二曾到訪葵涌碼頭，了解外判工人的狀，並和一位罷工「機手」談到薪酬待遇和工作環境等問題。經過一輪溝通，筆者了解到罷工工人的苦，實在值得同情。但最近數天，HIT在各大報章刊登碼頭工人工作的情，內容與罷工「機手」所言有很大出入，雙方各執一詞。筆者認為在這階段最好的辦法是公開對質，讓市民作出一個明智的判決。

另一個市民關心的問題是，HIT與和記黃埔堅持現在罷工的外判工人與他們沒有僱主和僱員的關係。在法律上，這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但從企業社會責任角度（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來分析，HIT與和記黃埔的表現則絕對不合格。

不少管理和商業道德文獻均有記載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而觸及的層面則相當廣泛。為令讀者更容易明白這學術術語，筆者從兩個官方機構下載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

1. 「私人市場的廣泛商業利益要求它來管理其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這是需要建立一個適當的對話或一個與利益相關者的合作關係（利益相關者包括員工、客戶、投資者、供應者或社區）。企業社會責任超越法定義務，涉及自願及私人市場主導式的參與，這反映企業、市場和地區因素的優先次序和特性。」（英國政府，2001）

2. 「企業要對所有利益相關者受到影響負上責任。它的持續承諾是在業務上保持公平和負責任的表現，並同時要改善員工、其家庭以及社區和整個社會的生活質量。」（歐洲共同體委員會，2003）

根據以上兩個定義，企業社會責任超越狹義的僱主和僱員關係。即使HIT與和記黃埔與工人沒有正式的合約關係，並不代表他們可袖手旁觀，任由工潮惡化。既然罷工工人聲稱待遇惡劣，HIT便有責任要求外判商改善工人待遇。歸根究柢，HIT外判工序才是始作俑者，公司為了減低成本，以追求盈利最大化，本來是無可厚非，但外判商以「低價」爭取外判合約便可能變為禍根。為了賺取盈利，外判商壓低外判工人的待遇便成為減省成本的做法。

希望勞資雙方保持克制

最近外判商高寶對外宣稱因為沒有能力滿足罷工工人的加薪要求，選擇提早在4月底結業。如果外判商以「低價」獲得合約，一旦工人要求加薪，而加薪的幅度是較大，高寶結業的情便會出現。大家可以細想，這是外判制度的潛在問題，還是工人開天索價，答案顯而易見。

最後，筆者希望勞資雙方保持克制，尤其是資方，如果HIT與和記黃埔不搬出「過火言論」，例如霍建寧形容工會採用「文革式手法」批鬥集團主席李嘉誠、李卓人「帶埋一班人做世界」等惹火批評，企圖將整個罷工行動妖魔化。作為「商界奇才」，霍建寧的言論只是煽風點火，於事無補。但筆者更擔心基層市民對仇富的心態會愈演愈烈，對整個社會的穩定性有負面影響。

作者是獨立經濟學者

李國能﹕法治的發展和強化

編按：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昨日獲清華大學頒授榮譽學位，本文是李國能在典禮上的致辭節錄。大小標題由編者所加。

對於清華大學頒予我這項崇高榮譽，以及對我盛情的嘉許，我謹致以最衷心的感謝。能夠成為這所卓越學府的榮譽畢業生，我實在感到無比的自豪。

過往我曾有幸接受香港和海外幾家大學頒授的榮譽學位，而今年6月我亦會在牛津大學接受同樣的榮譽。但於我而言，清華大學頒予我的學位，絕對是與別不同。清華是祖國頂尖的大學，超過一個世紀以來，清華的畢業生在眾多專業範疇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為祖國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我以謙恭的心情，接受清華大學頒予的殊榮，而且永遠珍而重之。

時光飛逝，我們已經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當今天的清華法學生到達我花甲之年，將是2060年代，亦即這世紀的下半葉。未來的日子變幻不定，誰人也沒有水晶球可以確切預測。

未來挑戰令人振奮又艱巨

然而，有若干事情我們大可掌握：第一，人類在各個領域的嘗試和努力會急劇發展，這是過去數十年持續的趨勢，但是變遷的步伐相信會更加迅速。尤其是在資訊科技的範疇，在引發翻天覆地改變之後，會繼續為我們未來的生活帶來深遠的影響。

第二，隨社會日益富裕，世界各地的公民對包括大學、專業服務及政府等為他們服務的機構，會寄予更高的期望，這些更高的期望不僅是針對能力水平而發，亦包括對機構的透明度、回應訴求及責任承擔方面的要求。

第三，這是全球一體化的年代，世界已經全球化而且步伐有增無減，說我們生活在「地球村」絕對不是空話。在談論全球一體化時，我們一般都是環繞貿易和服務方面的課題，但全球一體化更重要的意義，其實在於全球市場上思想的匯聚，它容讓思想可以自由地交流和引發激烈的討論；它沒有疆界，而且會不斷蓬勃發展。

如何協助學生裝備自己

未來的挑戰既令人振奮又非常艱巨。清華法學院應如何協助學生裝備自己，來迎接種種的挑戰呢？容許我就這問題提出一些想法。

第一，同學們必須配備足以應付世界瞬息萬變的知識和專業才能。這包括思考能力、具批判性的分析能力和高邏輯性的論證能力。良好的溝通技巧是必須的，而理解科技的運用也不可或缺。這些才能將為畢業同學奠下良好的基礎，於他們日後在政府、法律專業和商界等不同領域作出貢獻時，受用非常。

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在各面持守終身學習的原則。學校和大學所教授的只是求取學問的門徑，而學問本身是浩瀚無邊的，相信終身學習而且身體力行，至為重要。他們必須繼續努力爭取和提升個人的知識和技能，透過踴躍的渴求，在人生大學裏不斷汲取經驗。

第二，必須教導同學領會倫理道德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各項專業操守，他們必須時時刻刻持守最嚴謹的道德行為。我們活在崇尚物質的世界中，但是過度沉迷於物質財富的追求對於任何社會都是有害無益。

第三，創造力和革新精神是人類進步的關鍵。同學們必須開拓最遼闊的視野和擁有最寬廣的審視角度，應該以尋根究柢的精神和豁達開放的態度去面對所有事物，必須常常問「為什麼」，探索新答案和解決方法。他們必須靈活變通，隨時準備嘗試嶄新的思維。

第四，學生應該對社會和對人類進步有強烈的承擔。我們要緊記以下這金石良言：我們以自己所收取的為幹活之本，但以自己所付出的為鑄造生命之基。我們都要關心社會面對的各種問題，盡上本分，為社會的福祉投身服務，作出貢獻。

最後，亦是最重要的，培養堅強的性格，發揮蘊藏內心的鬥志去克服逆境。世界充滿劇烈的競爭，而人生的旅途是漫長的，過程中總會有順有逆。時而晴空萬里，時而風高浪急，時而一帆風順，時而舉步維艱。最要緊是能夠勇往直前，以無比的意志披荊斬棘，以驕陽般的幹勁和勇氣面對和克服人生的種種挑戰。

對法治的追求

能夠有清華法學院的卓越教育在身，同學們基本上應該是準備就緒，向人生路邁進。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法治的發展和強化對祖國的未來發展可說是重中之重，這不單是持續經濟發展中必不可少的，對社會穩定和繁榮更是不可或缺。清華法學院畢業生肩負國家對法治的追求和抱負，任重道遠，理應當仁不讓，為法治的強化領銜重要的角色。

陳智傑﹕擇善固執方為禮

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近日被揭發「自己批准自己」兩次「超支」設宴、多次「超支」送禮予內地高官。事件曝光後，針對廉署和湯顯明本人的揶揄接踵而來：湯顯明出任政協、廉署對前特首的調查石沉大海，以至是網絡上的一則玩笑——以後到廉署協助調查，大可不要咖啡要茅台。事已至此，如果仍相信事件對廉政公署多年建立的公信力以至是香港的廉潔形象沒有影響，無疑是掩耳盜鈴。

在一片嘩然和追究聲中，我留意到一個較少人討論的角度。那是我於港台節目《自由風自由PHONE》「開咪」時所接到的一個電話。該名聽眾是一名退休公僕。得悉湯顯明事件後，他感慨地予以同情，並娓娓道來一則小故事。

有一回，他有份負責接待一班來自內地的官員。在挑選禮品時，他和同事選了一式三款的領帶——領帶雖然不是名貴貨，成本價約30元一條，但卻是印有香港徽號的紀念價值。即使是當區的區議員，也要每人限取一條。不過，為了一盡有朋自遠方來的地主之誼，他們特意把三款顏色的領帶都一併送予每一位來賓。結果，在交流活動結束後，他和同事赫然發覺，他們這份特意為內地官員預備的禮品，出現於垃圾箱內……

禮品出現於垃圾箱內

物輕情意重的禮儀之道，在如今的祖國，只能是記載於成語故事的典故。在內地，尤其是官場，送禮、設宴，如果不夠體面的話，看來必然會落得罵名。無怪即使中央三申五令、矢言要限制「三公開銷」（公費用車、公費外訪、公費接待），亦不過徒具虛名。在湯顯明被發現曾動用公帑宴請中聯辦超過20多次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回應是雙方會面很正常。看來，隨覑中港融合、兩地官員加強交往，內地「吃三公」的官場文化，正「北風南漸」地吹到香港官場。不過，香港人大概做夢也想不到，連我們向來引以為傲的廉政公署，也逃不過「吃三公」的中國官場陋規。

「三公開銷」，源自禮賓的需要。歸根究柢，何謂禮？我無意班門弄斧地考據，但我相信，擇善固執方為禮。禮賓，貴乎坦誠、真摰的熱誠和謝意；矯揉造作、損民財以全體面，是沐猴而冠的無禮之舉。據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要求廉署日後交流時，設法與相關單位「互不送禮」。依我看，這大可不必：只要香港官府能堅守正道，嚴按清廉的指引公事公辦，又何必理會內地官場的無禮之風？如果兩地官府談合作的條件，是香港要先融入內地官場的陋規，那香港亦會失去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

梁文道: 南丁美美

二十一世紀之前，一說到紅十字會，中國人或許會想起南丁格爾；二十一世紀之後，一提起紅十字會，中國人大概就只記得郭美美了。套句大陸慣用的濫調，這可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紅十字會的一次「華麗轉身」。

大陸紅十字會的威風，其實我們早就見識過了。2008年華南雪災，中國人就預演了一回稍後在汶川地震大派用場的公民精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當時絕大多數的援助物資都得透過紅十字會發放，大家也沒覺得不妥。結果一年之後的夏天，正當平均氣溫高達三十四度的時候，湖南有些地方的百姓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堆防止皮膚乾燥的雪花膏，原來這是一年前外省送給災民的救援禮品。

這種鬧劇還算小事，頂多說明了中國紅十字會這類退休官員收容所的官僚作風，效率不濟。但兩年前爆發的「郭美美事件」可就沒這麼簡單了，這位曾經自稱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女孩，平常喜歡在微博炫耀自己的LV、別墅和瑪莎拉蒂，一下子便引爆出紅十字會的腐敗疑雲。儘管經過當局的否認再否認、澄清再澄清，中間卻還是疑團處處。與此同時，據說接受過調查的郭美美，仍可好整以暇地和一個富二代在網上比拼誰更有錢，參加名錶Franck Muller的派對晚宴（邀請如此「名人」，Franck Muller的公關也真算是眼光獨到）。終於這回雅安地震，到了大家在街上看到紅十字會募捐箱就得繞路迴避的地步，中國紅十字會才「保證」五月下旬要重新調查「郭美美事件」。

紅十字會不獲信任，就和大陸人信不過內地奶粉一樣，並非單純的孤立事件。它還讓我想起前年一樁舊聞。話說北京一名11歲的小學生自己做了一個食品安全測試，發現市面14種鮮蘑菇只有1種未經漂白處理。然後北京市食品安全辦公室回應，聲稱97%的市售蘑菇都驗不出漂白劑，叫大家放心地吃。「別有用心」的媒體便趁機民調，一千一百多個受訪者大多相信那個11歲的小學生，只有8個人相信政府「權威部門」的調查。

（信任權威之一）

李純恩: 這個貪官太丟臉

江蘇泰州一個小官用公款聚眾大吃大喝被老百姓發現，老百姓聚眾包圍餐廳，要一幫大吃大喝的官員交代，後來帶頭那個小官嚇得跪在桌子上討饒，磕響頭三個，說只要大家放他走，做兒子做孫子都可以。

現場視頻在網上在電視新聞上播出來之後，這個傢伙的醜態立即成了狗官的經典。這種傢伙，是甚麼東西都要，就是不要臉，這麼不要臉的傢伙還居然是個官，你說中國官員的形象災難何時可了？他也太沒有出息，簡直是給中國貪官丟臉，所以很快就被免職了。

這次包圍大吃大喝官員的群眾據說達一千人，聲勢浩大。這麼多人是如何組織的？他們又是怎麼知道有這麼一個貪官聚會？中國的有趣事情實在太多，就是寫進小說裏都顯得荒誕離奇，但中國人就活在這荒誕離奇的環境裏。

泰州是胡錦濤老家，這地方本來不怎麼出名，但因為出了個胡主席，據說起一個火車站也要起得特別大，以示特異。但是，胡主席這頭剛退位，泰州市就揚了這麼個孫子狗官出來，不由得令人覺得胡主席這杯茶開始涼了，還涼得特別快。胡主席在台上的時候，全國一年公款吃喝吃掉九千億人民幣也沒人管，如今泰州一個芝麻綠豆官吃了一頓幾千塊錢的刀魚河豚宴，就居然有上千刁民聚眾包圍鬧事，這是有心給習主席抬轎子，還是為胡前主席拆台？反正挺好玩的。

 

李平: 剪斷血緣政治的臍帶

香港市民和大部份立會直選議員對雅安地震捐款的反應，與過去對大陸同類災難的反應有天淵之別，很可能使這次事件，成為香港人擺脫血緣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誌。

提出及支持撥款救災的林鄭月娥和建制派，重複講的是「血濃於水」，意思是骨肉同胞的情誼勝於非我族類的其他地球人。這句話並非中國成語，它最早見於中世紀德國的動物史詩，1859年美國海軍准將Josiah Tattnall在遠東，違反美國的中立原則，指揮美國艦隊協助在大沽口與中國作戰的英國艦隊時，說了一句「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使這句話成為名言。這句話帶有種族主義色彩，而且在歷史上有「帝國主義侵華」的記憶，中共政權和親共人士本不該取用，但因為這句話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血緣政治投合，所以不但取用而且幾乎成了口頭禪。

先秦莊子提出「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甜酒）。」它的意思是指朋友之間要在利益關係和情分上看得很淡，堅持自己的主張，不盲從，不隨便附和，處事要擺脫親情、人情的糾葛。「血濃於水」則強調血脈相連的關係重要，認為親情之間應相互關照。

秦以後中國奉行專制主義，它的特點據已故儒學大師徐復觀教授1981年接受筆者訪問時所說，就是「以血緣為決定權力的因素，所以有宦官外戚，誰接近皇帝誰就有權。權力最基本的結構是血緣。」1997年筆者訪問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他認為中國政治的最大問題是講關係，講人情，同一個職位可以有不同的權力，比如大家都是團長，因為此團長與師長或更高職位者是親戚、同鄉或舊誼，他的權力就比其他團長大。黃仁宇認為，現代政治文明嚴格規範權責分明的關係，縱講人情也放在次要地位，放在前面的總是權利與義務。

已故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而非契約社會，它以血緣關係維繫，「人和人的權利和義務根據親屬關係來決定」。人與人通過血緣與熟人構成一張張關係網。血緣政治使中國歷代的官員選拔無一例外地滋生弊端和腐敗。

用血緣政治去觀察中國政治和香港回歸後的畸變，所有的禍根就非常清楚了。為甚麼湯顯明要與中共官員有這麼多的宴請，因為要建立人情關係，彼此方便通融行事；為甚麼在《基本法》定下的特首職權範圍之上要僭建「愛國愛港」，是因為要裝一個血緣政治的金箍罩，讓中央有需要時可以念念緊箍咒；為甚麼親共人士和喉舌把香港爭取真普選的人或團體，指為港英遺孽或英美勢力，因為他們憑藉的就是血緣政治中的排外意識，而不是着眼於香港人應有的政治權利。

對於連「天譴」都不相信的無法無天的專制政權來說，天災絕對是賞賜。除了給予「樹大滿枯枝」的貪官斂財機會，更可藉此表示：1、百姓的災難不是人為的，而是自然界造成的，比如因大躍進而導致餓死數千萬人，中共當時也賴在三年自然災害上；2、可藉救災來表現掌權者如何關懷人民；3、可喚起「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意識，並藉此愚弄人民，把民族主義置於契約精神、權利義務關係等法制基礎之上。是的，他們貪污濫權，他們不守法，但他們「愛國」呀。

數十年來，特別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共一直在玩弄這種災難民族主義的政治文化，而香港人也長期被「血濃於水」的血緣政治糊弄，而慢慢丟棄了港英時代權責分明的法制契約精神，連許多民主派人士也紛紛表示自己「愛國愛港」了。

很多人說反對捐款是因為大陸的貪污，但筆者認為反捐款是意味着市民已開始不認同「血濃於水」這種意識形態，要剪斷血緣政治的臍帶，成為獨立個體。假如你說爭取真普選背後是英美勢力，那麼基於非「血濃於水」的觀念，我們會說，如果英美勢力支持香港人享有《基本法》規定的政治權利，我們為何拒絕？爭取民主，就是要剪斷臍帶爭取本土的民主。

剪斷血緣政治的臍帶，不是要剪斷與大陸人民的聯繫，而是作出榜樣，期待大陸人民也剪斷這臍帶，人人成為不須依賴關係而存活的自由人。

THOMAS FULLER: 越共面臨體制危機

越南胡志明市——他的書架放滿了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及胡志明(Ho Chi Minh)的著作，這是忠誠跟隨共產黨的他留下的印記。然而，77歲的阮福祥(Nguyen Phuoc Tuong)說，他已不再信奉共產主義。阮福祥曾是兩位總理顧問，而現在他像許多越南人一樣，嚴厲批評政府。

他在胡志明市郊區的家中接受採訪時說，“現在，我們是一黨治國的極權統治體制，我出生自它，我了解它所有的缺點、弊病及腐敗。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它就會滅亡。”

1975年，越南共產黨戰勝了美國支持的南越軍政府。現在則由於經濟衰退，越共正面對日益上升的民怨。而且，越共本身也出現分裂，黨內兩派針鋒相對，一派是傳統勢力，希望延續越南以社會主義為藍本和擁有絕對權力，而另一派則倡議體制多元化，並完全接受資本主義。

最重要是在越共竭力維持的這個社會中，網絡的新聞及觀點可繞過了國家控制的媒體傳播，人民得以了解到更多的訉息，而更勇於批評。

自從三十八年年前越南統一以來，越共經歷連串考驗，既有與中國和柬埔寨的衝突，又有金融危機及內部分裂。卡萊爾·A· (Carlyle A. Thayer)說，現在的情況是對領導層的批評“已經廣泛彌漫整個社會”。塞耶是研究越南問題的著名外國專家。

塞耶說，越南在其他方面都很極權，但黨內的分歧實際上有助於鼓勵言論自由，原因是各個派系都急於抹黑其他派系。

他說，“在越南存有這種矛盾，異見越見活躍，與此同時，壓制也是如此。”

在越南九千二百萬國民中的不同聲音越來越多，政府企圖鎮壓。法庭將無數博客、記者和活躍人士監禁，但是在網絡上的批評聲音郤是有增無減。政府屏蔽了一些網站，但是許多越南人會使用軟件或某些網站來設法繞過審查。

作家張輝產(Truong Huy San)說，“勇於表達自己觀點、批評政府的人越來越多，言辭也更加嚴厲。”張輝產是記者及知名博客。

張輝產現在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訪問學人。他著有《勝方》(The Winning Side)一書，這本書是自1975年以來，越南國內人士撰寫的第一部具批判性的的越南歷史。這本以筆名輝德(Huy Duc)寫成的著作分上﹑下冊，不經政府許可而付梓，在越南廣為傳閱。書中敘述了清洗不忠黨員和沒收南越企業主資產等事跡。

一般造訪越南的人會覺得它表面上經濟進步，使人很難理解為何許多越南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悲觀。數百萬人在十年前只有單車，現在卻能駕着摩托車在工廠和辦公大廈旁的道路上馳騁。

改革催生了在越共嚴密監控之下的怪異市場經濟，隨後，越南經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蓬勃發展。即使現時越南經濟預計仍會以每年4%到5%增長，部分原因在於越南大量出口大米 、咖啡及其他農產品。

然而房地產市場由於供過於求而陷於癱瘓，銀行壞賬負擔沉重，報紙上滿是關於失業率上升的文章，越南也被全球貪腐觀察機構“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列為貪腐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176個國家中，越南名列123，排名越靠前，腐敗程度越低。）

越南共產黨認為自己可以充當資本主義企業的領導者，而越南的商人則抱怨，越共實行的政府監管讓他們不勝負荷。

儘管這裡有難以抑制的奮發向上之情，人口也很年輕但許多人都認為越南已迷失方向。

“我在越南二十一年，從來沒有見過知識分子和企業家對現行體制如斯不滿，”越南一家印支半島投資公司(Indochina Capital)的首席執行官彼得·R·萊德(Peter R. Ryder)表示。“在商界和黨，都開始了很有意義的討論，這些人對國家未來的路向非常關心。”

在越南國會經濟委員四月初舉行的春季經濟論壇(Spring Economic Forum)上，與會者紛紛爭著發言，參加論壇的著名經濟學家黎登營(Le Dang Doanh)形容論壇“爭論激烈”。

他說許多人都批評經濟結構需要深入調整，但沒有執行。

黎登營說，“這是信任危機。每年都向公眾保證情況會變得更好，老百姓卻看不到。”

處於政治風暴中心的是2006年上任的越南總理阮晉勇(Nguyen Tan Dung)。阮晉勇行事急躁，採取了野心勃勃的計劃來推動經濟。這有別黨內官僚刻板的形象，最初為他贏得支持。

但由於他解散了一個顧問委員會，因而與很多黨人心存芥蒂。該委員會一直是推動改革進程的一股領導力量。委員會成員包括馬克思學說學者阮福祥，以及其他許多老黨員。

更重要的是，阮晉勇推出的主要政策為仿效韓國的私營企業集團，大力推動國企建造業，產生了負面後果。

經濟學家表示，這些企業高層管理與共產黨官員關係密切，一經擴充，許多這些企業變成了自己沒有能力管理的業務，更加上在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上進行投機，兩家最大的國有企業曾瀕臨倒閉，現仍在資不抵債的窘境。

馬克思學說學者阮福祥表示，共產黨內的緊張局面因經濟惡化而加劇。

二月，他參加撰寫了一份致越共總書記的公開信，敦促改革國家憲法，“確保真正的權力歸於人民”。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回覆。

阮福祥說，他擔任武文傑總理(Vo Van Kiet)顧問時，就很想推動變革。武文傑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越南經濟改革有貢獻。

然而現時他感到時間緊絀。他罹患癌症，不過病情似乎好轉。他説疾病帶來了某種精神解脫，教他講真心話。

“簡單說，馬克思是個偉大的思想家，”他說。“但沒有馬克思會更好。”

摘自紐約時報

陶傑 ：正說「包容」

「包容」這個詞，近年在香港，時時受到歪曲和誤解。

「包容」不是縱容陋習、助長罪惡之風的意思。「邪惡之所以勝利，在於善良的人一事無為」──路見不平，不予干預，以「包容」的一知半解來自慰阿Q的懦弱，是很可鄙的。

什麼是「包容」（Tolerance）呢？一九八六年六月，倫敦一群作家，在市中心海德公園附近定期聚會，痛論時政。他們尤其不滿首相戴卓爾夫人的管治，商量有什麼辦法，可以用自己的寫作影響力，令戴卓爾夫人倒台。

他們成立了一個鬆散的同盟，自稱「六月二十日小組」，因為正是在一九八六年的六月二十日，決定同氣連枝，以結束戴卓爾夫人管治為目標，他們認為這將是歷史的一天──其中的典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貴族出身的德國將領史托芬堡密謀刺殺希特拉的壯舉。

他們將戴卓爾夫人視同希特拉再世，更自戀地以義士自居，承諾定期開會，共襄大計，不達目的不散，直到戴卓爾夫人派警察撞破門來將他們一網成擒為止。

這伙作家的其中一人，名叫盧殊迪。三年之後，他的小說「魔鬼詩篇」出版，因涉及嘲笑回教先知穆罕默德，伊朗教長高美尼發出追殺令呼籲全球回教徒將這個人格殺勿論。

這時，戴卓爾夫人卻下令政府全力保護這位作家，外相賀維也責令全球的英國大使館和情報部門提高警戒。保守黨政府譴責高美尼的恐嚇，重申言論和創作自由，必不容侵犯。

但是盧殊迪明明是戴卓爾夫人的政敵。然而，戴卓爾夫人並不介懷，反而保護他的安危。這才是真正的「包容」，廣大的胸襟，堅定的原則，不計前嫌的氣魄。在此之後，「六月二十日小組」無疾而終，戴卓爾夫人逝世了，而作家盧殊迪，今日尚健在。

古德明: 雞口牛後、餐館告示

問：有報紙專欄談到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小池塘的大魚）一語，說「這表示某人是『雞口』而非『牛後』，甚至有尊崇之意」，這話對嗎？查字典，不見有「尊崇」的意思。

答：這成語在美國變做a big frog in a small pond（小池塘的大青蛙），意思頗似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 the one-eyed man is king（盲人國裏，獨眼稱王）。中文的同義成語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這些成語，很難說有無褒貶含義，但用作貶語似乎較多，也可以不貶不褒。以下例句，錄自Collins COBUILD Dictionary of Idioms和NTC's American Idioms Dictionary，當可說明這一點：（1）Being a big fish in a tiny, stagnant pool clearly gives controversial columnists ideas way above their station（毀譽不一的專欄作家，在小得可憐的天地裏出人頭地，就夜郎自大）。（2）I'd rather be a big frog in a small pond than the opposite（我寧為雞口，不作牛後）。

問：一家日式餐館有壽司迴旋傳送，並有告示說，如果其中沒有想要的食物，可向店員要：Please order from staff。這句英文正確嗎？可不可改為Please place an order with our staff？

答：Please place an order with our staff當然沒有錯，但告示為求簡潔，說Please order from staff就可以。那位讀者說，查字典，不見order（food）from someone的說法，因此懷疑有誤，但字典不可能所有句式都列出，餐館那說法是沒有問題的。

明報社評: 若讓程序醬缸掩飾腐敗 廉署公信力將一沉不起

前任廉政專員湯顯明超支酬酢與送禮，愈揭愈多，據《明報》記者偵查所得，湯顯明的不當情事，並非僅他一人而已，還涉及其他人，而且情況顯示事態被引導往「按規定、按程序辦事」的方向操作，意圖製造無人犯錯、無人需要負責的結論。據已知情況顯示，湯顯明的意志得以實現，乃得到廉署內部有人配合的結果，政府和現任專員白韞六應該看到這一點，要真正大公無私、正本清源地處理問題。只有這樣，廉署才可以走出危機，重拾市民的信心和信任。

大量曲奇餅月餅  送內地接待人員

據記者排查資料，得知日前廉署公布湯顯明任內送禮價值22萬元，只是他送出禮物總值的其中一小部分，實際數額是22萬元的數倍，包括一筆購買曲奇餅、月餅等的費用4.8萬元。據知，湯顯明出訪前，多要求下屬購備曲奇餅等，其中30多次購買金額超過500元，外訪時將之送給接待人員。除了曲奇餅和月餅，其他數以十萬元計公帑買了什麼禮物，仍未知道。前日，白韞六會晤傳媒答覆查詢時，曾經表示就禮物部分，廉署已全部披露，所以，相信他也不知道這筆數以十萬元計的禮物開支。

這筆「被隱藏」的禮物開支，帶來兩個問題。

首先，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在財務委員會，要求廉署列出湯顯明任內以公帑支付的禮物清單，另一議員何秀蘭則要求廉署提供湯顯明以公帑支付價值超過500元的禮物資料。郭榮鏗和何秀蘭的要求，單就30多筆曲奇餅和月餅款額，應該符合提供範圍，但是廉署並未提供。廉署報細數，是否符合履行對立法會問責的責任，值得研究。因為若政府部門向立法會失實陳述，相關政府人員可能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能否論罪，視乎是否故意說謊及失實情況是否嚴重而定。

據知，這筆「被隱藏」的禮物開支，廉署有人認為購買曲奇餅與月餅的金額，並非禮物開支，不計入要公布的「送禮開支」。究竟是誰決定什麼才算禮物、怎樣才算送禮和送禮開支，十分重要，因為關乎是否有人刻意隱瞞。廉署答覆查詢時表示絕對沒有故意隱瞞，只是「廉署人員在檢視有關資料時，理解送贈禮物並不包括食品，因此未有把餅食包括在內」。送食品不等於送禮？相信與一般人的認知有落差，設若廉署的說法成立，則送鮑魚、血燕、人參、冬蟲夏草等貴價「食品」、藥品，也可以不算送禮了。這樣的話，送禮價值上限還有什麼意義，行賄受賄豈非就此可以合理化、合法化？

送曲奇餅、月餅是否送禮，應該放在湯顯明整個外訪行程來檢視。事實上，這些「食品」是湯顯明在行程中，要送出禮物的一部分，只是他給領導官員送貴價禮物，向接待人員則送曲奇餅和月餅而已。現在廉署的說法不僅混淆視聽，更有挑戰文明社會價值準則之嫌。

另一個問題是，這筆「被隱藏」的開支，除了購買曲奇餅和月餅等4.8萬元之外，其他數以十萬元計開支，還涉及什麼禮物或「項目」，是待解之謎。而最值得關注者，是被劃入「非禮物」項目的食品，在廉署內部由哪一個部門的經費支付？由誰來確認簽署報銷？總之，這筆巨款開支的報銷，是湯顯明或什麼人的主意，若搞清楚了，整體事態也可以較為明朗。

廉潔香港處於轉捩點  白韞六要有足夠警覺

湯顯明外訪送曲奇餅和月餅等開支，未顯示在廉署的送禮清單上，事態實際反映湯顯明的不當行為，在廉署內部得到具體配合，這些人箇中擔當了什麼角色、起了什麼作用，值得查究。所以，湯顯明的不當行為，個人因素是主要的，不過，也涉及廉署內部財務安排和組織結構的一面，要從這樣的認知才可以找出事件真相，也才可以對症下藥，重建廉署的形象。

白韞六雖然表示以大公無私的原則處理此事，但是他現在就認定「同事按規定辦事，沒有不誠實」的結論，可能下得太早了。因為單就「食品」並非禮物等詭辯，不能算是誠實交代。事實上，就審計署揭露的兩宗超支飲宴，廉署以「分開拆單」和「納入項目宣傳費用開支」來化解，這兩個做法，白韞六已經明令匡正，他定性為有灰色地帶所致。其實，湯顯明任專員之前，廉署是否有過類似做法，才是關鍵，若過去並無其事，則今次的做法則是巧立名目，而決定和參與這樣做的人，實際上起碼是腐敗的幫兇。

我們指出這一點，目的在提醒白韞六專員，要看清楚事態真相，切勿參與掩飾、包庇的操作，因為「廉政門」反映廉署禮崩樂壞的情況十分嚴重，腐敗力量會竭盡所能，鑽程序、規定的空子以求自保。若這些人的詭計得逞，則腐敗因子就會內置在廉署的體質，侵蝕其肌體，廉署原來的精神面貌不可能恢復舊觀。這是香港廉政、廉潔處於轉捩點的關鍵時刻，期望白韞六提高警覺，不要淹死在廉署的醬缸裏，要竭盡所能，為守護香港的廉潔核心價值開創一番新局面。

李平: 真普選諮詢必須及早破局

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重申，她成立的「香港2020」在未來幾個月，會就 2017年特首選舉和2020年立法會選舉問題收集各界意見，也會透過互聯網和社交網站收集青年人意見。「香港2020」開始運作，為普選諮詢打破僵局創造了一個契機，但在多重分裂的政治格局之下，要跨黨派、跨越政界商界學界收集意見，並擬出具共識的方案殊為不易。

香港行政長官、立法會「雙普選」的諮詢遲遲未能展開，一來是北京緊抓不放。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上月召集香港立法會親北京議員到深圳訓話時，更為政改諮詢設立兩個前提，包括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他還恐嚇說，如果這兩個前提不確立，「是不適宜開展政改諮詢的，就是勉強進行諮詢，也不會有好的結果」。連諮詢都是設定前提的假諮詢，何來真普選方案？

二來是梁振英政府無心無力，既不敢有違北京的旨意，又不敢公然與香港民意及國際輿論作對，因此採取拖字訣，以「會在適當時候啟動政改諮詢工作」作為敷衍各界的藉口。

三來是香港政治格局處於多重分裂狀態。梁振英政府與民意的對立，泛民與建制派支持者的對立，泛民在爭取民主道路上出現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裂，親北京人士為重新瓜分利益而大打出手，在中共高層權鬥的延伸影響下更加錯綜複雜。泛民政團早前成立的真普選聯盟，即使能整合出泛民版普選方案，但要爭取商界、中間選民支持，談何容易？而親北京人士要麼緊跟中央路線，大唱愛國愛港高調、大發「普及而平等不包括被選舉權」的謬論，要麼擔心槍打出頭鳥，寧做縮頭鵪鶉。

北京為普選諮詢設限、梁振英政府拖延普選諮詢、建制派對普選諮詢左搖右擺，只會刺激香港社會的普選焦慮症。佔領中環由一家之說，到紙上談兵，再到越來越深入民心，就是明證。但是，佔領中環畢竟是迫不得已的爭取真普選的行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實現真普選，不可能跳過民意諮詢、草擬合乎多數民意的政改方案的環節，既然梁振英政府無心無力開展這項工作，民間就必須有所作為。

陳方安生成立的「香港2020」，可謂應運而生，引發北京的疑慮及親共報章的攻訐也不意外。親共報章昨日指摘「英美勢力將一個原本無人問津的民間策發會起死回生，成立『香港2020』，發揮一種可堪佔領所謂道德高地的溝通、決定平台」，又語帶挑撥說，反對派目前對特首普選正多路出擊，「陳方安生的『香港2020』組織正是擔當了指揮協調的重任」。

有趣的是，不管這些言論的意圖是甚麼，但總算承認了一些事實：無意競逐特首的陳方安生的確佔據了道德高地，在收集真普選意見時，更易跨越黨派界限；而「香港2020」成員中的李鵬飛是自由黨創黨主席、前全國人大代表，在商界、在北京都有廣泛人脈，可以起到溝通橋樑作用。這不正是「香港2020」值得寄予希望嗎？這不正是政界、工商界、學界應給予支持的理由嗎？這不正是打破普選諮詢僵局、及早啟動諮詢的機會嗎？

王婷：澳洲碼頭工遇上香港碼頭工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持續，前不久，澳洲海事工會（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MUA）數十人專程來港聲援，筆者訪問了幾位代表。據《明報》採訪報道，和黃集團將在澳洲布里斯本及悉尼開設碼頭，為第3間駐紮當地的碼頭公司，初步打算聘請1,200人，給出的薪酬條件是：全部直接僱用，年薪8萬澳幣（約64萬港元），即月薪約5.3萬港元，每周工時38小時、每日以8至12小時輪更工作。

在澳洲，做碼頭工人是一份不錯的選擇，工人全部直接僱用，薪金幾乎等同於大學研究員，每日工作時間也謹守8小時。對比下香港，碼頭工人大部份是外判，少數才是公司直屬工，外判工常連續工作12至24小時，每周工作時間達70至80小時，受苦受累，年薪僅約20萬；與澳洲工人對比，則香港碼頭工人工時長近3倍，而工資不到他人的三分之一，可算上天壤之別。

為何兩地同樣都是碼頭工，同樣都為和黃集團投資，而工人的勞動條件卻相差如此之大呢？據我們訪問兩地工人和工會之後，發現這其中的差別，最大原因首推工會。

澳洲的工會為單一工會，而涵蓋工人範圍廣闊；相比之下，香港工會數目雖多，涵蓋工人卻不多。澳洲碼頭工人全部屬於一個工會：澳洲海事工會MUA，該會共有14,000名會員。據來自悉尼分會的工會幹事Joe Deakin介紹，在悉尼，海事工會約有2,500名會員，其中三分之一是碼頭工，而所有碼頭工人全部都加入了MUA。相比之下，香港葵涌貨櫃碼頭約有2,500人，就有四個工會，分屬職工盟、工聯會、勞聯。其中最大的勞聯屬會「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職工總會」亦只有逾500名會員而已。工會既繁多，又無力覆蓋到所有工人，導致了單一工會勢力單薄，而工人的聲音也無法整體傳出來。香港今次事件中，職工盟要求加薪幅度20%至23%時，工聯會卻只要求加薪12%；而在勞聯工會會員同意接受資方提出的加班工資增長方案後，勞聯也宣佈結束按章工作，不再聲援罷工工人。

另一方面，澳洲工會作為集體談判的組織方，合法地領導工人與企業開展勞資談判，其間工人可開展罷工等工業行動，人身絕對安全；而香港的工會並不得到公司的承認，公司還會千方百計阻止工會入場談判，並對罷工的工人予以懲戒，威逼利誘工人妥協。澳洲工會平均三年與企業談判一次，達成勞資協議EBA──Enterprise Bargaining Agreement。談判時間視情形而定，通常持續4至5個月，如果達不成協議會再拖延。談判期間，工人可以發動罷工而豁免法律責任。據MUA工會幹事介紹，和黃集團和MUA已達成集體協定，其所僱用的澳洲碼頭工人工資以後將每年增長5%；而這邊廂，香港碼頭公司可以十多年未加薪，而工人不得不忍氣吞聲，原因之一就在於工人勢單力薄，而工會的地位不被承認，無法代表工人邀約公司集體談判。即便在工人發起罷工行動，以此來邀請公司談判之後，公司起初仍堅持拒絕工會，只願與工人談──直到勞工處安排工會與公司談，公司方仍不死心，不停推卸責任到外判商，外判商代表又一次以各種理由離開談判席，並死咬「5+2」加薪方案。而面對此情此景，工會卻始終無可奈何──因為談判的主動權一開始就掌握在資方手中，且工潮開始之後，HIT第一時間就申請法庭禁制令，並獲得批准，阻止了工人在碼頭罷工，也令工人行動時必須處處小心，時刻擔心要收到律師信，惹上打不起的官司。

除此之外，澳洲的工會還獲得了澳洲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首腦很理解工會的概念，允許工會的活動，並認可工會開展集體談判時的行為合法；而在香港，這些年工潮已很少見，集體談判權、罷工權的確立更是遙遙無期，令工會的工業行動無不如履薄冰。這樣積弱的工會狀況之下，勞工處只一味強調要中立，卻連勞動者的基本權利都未保護到。勞資力量高度不平衡，令工人無法可想，只能以罷工作最後一搏──而所有後果都得由自己買單。

兩地的勞動條件與工會狀況懸殊，令我們清楚地理解：工會強則勞動條件好，工會弱則勞動條件差；但即便如此，我們仍想知道，為何這同一個集團──和黃集團，在澳洲這樣一個工會強的地方就可以適應工會文化，認真和工會開展集體談判，尊重工會和工人權益；而在本土香港，只因工會薄弱，就肆無忌憚剝削工人，打壓工會，令工人勞動尊嚴蕩然無存呢？

世 紀 ． 雅 安 日 記 ﹕ 災 民 缺 的 不 是 錢 ！

編 按 ： 四川雅安「 4．20」7級地震發生後，本版記者許驥親赴災區採訪。昨天，他分享了抵後的所見所聞；今天，他採訪天全縣幾個村落的居民，看看物資派發的情如何。

在驅車前往雅安市天全縣老場鄉的路上，廣播裏傳來一則消息，有記者在天全縣新華鄉發來現場報道。這是地震發生後第四天，首次有媒體前往採訪。村民告訴記者，當地始終沒有收到政府派發的任何物資，並且村裏飲用水急缺，而那裏又是血吸蟲病的高發地帶，沒有乾淨飲用水，很可能爆發疫情。當這些消息傳來之後，車上的無國界社工成員，每個都流露出欣慰的神色。因為就在一天前，他們曾經探訪那裏，給村民送去了物資。「無國界社工」，是首個到訪的機構。

賑災盲點：天全縣

今天要去的老場鄉，和新華鄉一樣，都和備受矚目的蘆山縣接壤，受災嚴重，鄉裏九成以上的房屋受損，全部成為危房，無法住人。但是由於在行政上，老場鄉和新華鄉屬於天全縣，而只有蘆山縣被列為重災區，所以他們淪為賑災盲點。

天全縣居民告訴我，地震發生後，曾經有記者到訪過這裏。但是，由於記者走馬觀花，看見縣內大部分樓房表面還算完整，便妄下論斷說，天全縣基本沒有受到地震影響。於是，官方便認為天全縣受災不嚴重。所以，發放的物資很少。用當地居民的話說：「四天了，連一瓶礦泉水都沒有。」當然，我認為這肯定不是那位記者能夠左右的，上頭肯定有自己的政策，先救蘆山再救其他，因為蘆山畢竟是死了很多人的。可實際上，表面無礙的天全縣，九成以上的樓房都已經成為危樓，內部均出現了裂痕，根本無法住人。無國界社工的成員蔡利，用五個字形容道，這裏是「立的廢墟」，頗為貼切。

電視裏，報紙上，廣播中，一遍遍地播放蘆山的消息。幾乎所有的記者，都聚集在蘆山。彷彿所有的災難，都發生在蘆山。真實的情？當然不是這樣。

在與蘆山縣接壤的新華鄉，受災程度與蘆山無異，房屋全部倒塌。誰也沒想到，首先來到這個災區的，竟然是一個香港慈善團體。這些村民，未必知道香港在哪裏。但他們知道，就好像一名村民告訴我：這麼多天了，終於有人來看我們，說明還沒有忘記我們。這是一種莫大的安慰和鼓勵。

香港人在四川

無國界社工成員、來自香港的江紫告訴我，無國界社工成立於二○○四年印尼地震之後。當時香港一群社工，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組織，將香港社工服務推廣到全世界，便成立了這個組織。二○○八年汶川地震後，他們在北川成立了一個駐點。江紫，正是這個駐點近兩年來的香港特派員。

香港人在四川，仍舊發揚我們的專業精神。雅安地震發生後，江紫等人第一時間趕到蘆山。然而很快發現，蘆山早已人滿為患，各種物資齊備。於是，他們馬上決定趕往或許更加需要幫助的地方，便來到了天全縣。

這天一大早，我跟隨江紫等人首先來到天全縣政府。頭一天，江紫已經大致跟我介紹了他們需要做的工作。她說，最重要的便是傾聽。因為身為社工組織，他們不可能像政府那樣出動軍隊、醫療等專業人員搶險救災，能做的更多是幫助收集災民資料、安撫情緒等工作。而她已經提醒我，災民會有很多話想要說。

果不出其然，當我現身災民人群中時，所有人都圍了上來。他們別無所求，只是希望我抽出時間，去看看他們的家，告訴我他們的家的受災情，證明給我看他們家是危樓不能居住。希望透過我這一渺茫的機會，讓政府知道他們的困難。

為什麼災民有如此急迫？有人告訴我說，因為自從雅安地震發生之後，鄉領導就「失蹤」了。也有人說，因為縣領導自己是蘆山人，所以地震發生之後，縣領導自己回家賑災去了。當村民們熱烈傾訴的時候，縣領導突然現身縣政府，有激動的村民怒不可遏，對縣領導大打出手，場面一度混亂。

災情道不盡

我只能挨家挨戶地去看災民的家。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無能為力：任何承諾也不能給他們，只能告訴他們，情我會報道，政府很快就會來幫助他們。而可笑的是，政府在哪裏，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當你身在災區的時候，「關心」，早已並非抽象的兩個字。它不是一禎照片，不是一個畫面，不是一句話。例如，在官方提供的物資中，幾乎全部都是飲用水和方便麵。在很多人的眼中，「災民」也是一個抽象的詞彙。一般人難以想到，災民中是有嬰兒和女人的，對他們來說，僅僅的溫飽是不夠的。實際上，在賑災物資中，最缺乏的不是食物和水（有些地方甚至已經過剩），缺少的，往往是嬰兒吃的奶粉和女性衛生用品。這些，都是不易被視為「生活必需品」的。

在一兩個小時的拜訪後，我們離開縣城，驅車一個多小時前往老場鄉。當地團委負責賑災，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受災最嚴重的，是當地的禾林村。與新華鄉一樣，禾林村也毗連蘆山縣，受災嚴重，全村幾乎找不到一座完整的住房，但是卻不被認為是重災區。同樣的，無國界社工亦是首個到訪的組織。

在禾林村，我們花了整整一個下午時間，走遍了村裏的每個角落。由於這村落不受重視，村內分發到的帳篷非常少，僅夠數戶使用。大多數居民都在自家的院子裏，靠自己雙手搭建了弱不經風的帳篷。村民帶我們走進他們的家，看牆上的每條裂縫──那樣的房子，確實不能再住人了。同樣的，他們對記者也有滿腹牢騷。因為兩天前有記者到訪，隨意看了看房屋的外觀，便得出了「還可以住」的結論並報道了。村民認為，又是記者「害」了他們。

「官」字比天大

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個禾林人。第一個是雙腿癱瘓的八十多歲老婆婆（左圖），她坐在兒子為她搭建的帳篷裏。她告訴我，地震時她的兒媳婦背起她往外跑。她覺得自己是家中的累贅，萬一地震再來，她都無力逃跑。說，便大哭起來。第二個，是個革命後代。他家門口的對聯寫「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橫批是「為國爭光」。可是，當他的家遭遇災難時，卻沒有人管他。第三個，是個七八歲大的小男孩，地震發生時，他一個人在家寫作業，僥倖逃過一劫。社工問他現在還害怕嗎？他說不害怕了。那臉上的笑容，是真實的。

我在走訪的過程中，確實為災民感動。他們的善良，是在遭遇如此災難，家園盡之後，面對我們，仍滿口的「謝謝」、「麻煩你們了」，不失禮節。而我亦能深深感受到，在中國人的心中，一個「官」字，竟是如此嚴重。在走訪中，我數次聽到災民說：「這麼多天了，沒有一個官來看過我們。」中國的百姓，真是全世界最簡單的百姓，他們唯一的要求，只是「父母官」出現，給他們一個口頭承諾而已，無論這官多大多小。可是即便這點要求，也是很難獲得滿足的。

結束了一天行程，身體疲憊不堪。韓寒說的是對的，志願者在災區，能做真的很少。韓寒說的也是對的，志願者給災區帶來的幫助，遠遠多於造成的麻煩。做志願者，根本沒有想像的那麼偉大。身為志願者，幾乎不可能見到死屍和傷員，那些都是身在最前線的解放軍和醫務人員的工作。身為志願者，唯一能做的，只是你在那裏，讓災民感覺到，他們沒有被遺忘，如此而已。

這一天，下起雨來，對災區來說，無疑加重了災情。禾林村村民自製的帳篷，根本抵禦不了雨水和風寒。他們中有的，只好鋌而走險搬到危房裏住。入夜了，我很擔心他們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