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論者認為，2014年是所謂「中國世紀元年」。理據是中國的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在2014年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由於中國對全球經濟有左右大局的影響力，世界的主軸會慢慢轉移。在未來的日子，
中國將會以領導者的姿態參與制訂世界的新秩序，21世紀將會是中國人的世紀。
居安思危 美文化優越證據
中國世紀論的潛文本是美國衰退論，這不是新話題。2012年，在國際 特別是東歐享譽甚隆的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教授蒂莫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訪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教授設宴款待。席上討論最激烈的題目是中美兩個大國在經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的此消彼長。我當時的觀點
是，當美國的科技公司（tech companies）正在如此戲劇性地改變世界的時候談論美國衰退，不是言之過早，而是罔顧事實。
當然， 居安思危是英美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也是美國強大了一個世紀的重要原因。美國的開國元勛傑弗遜說過，常備不懈是自由的代價（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其實「eternal vigilance」又何嘗不是超級大國為保其超級大國地位要付出的代價？美國的知識界和評論界有責任要美國政府、美國商界和社會大眾保持警覺。比方說，
美國如何在教育國民方面被某些國家遠遠拋離（out-educated），一直是美國社會的廣泛論題。最近一期的《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則提醒美國人，美國的新企業在2011年佔全國企業的8%，較1978年的15%大幅下跌，敲響了美國企業自我更新能力不足的警鐘。
美 國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質疑，是美國社會強大和美國文化優越的證據，不是它衰落的迹象。中國世紀論者只看見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節節上升，顯然忽略了文化對國
家的創造力、生產力和競爭力可以產生的影響。在跨文化傳播與溝通的研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文化差異維度（dimension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從文化差異維度的角度看，中國文化屬於高權力差距型和高不確定性規避型。
高權力差距型文化 （high
power distance）指人與人之間由於出身、經歷、職位和收入等各方面的差異而形成主僕、尊卑和上下的縱向關係。高權力差距型社會的成員非常重視地位的差
別，更不會質疑自己在上下級系中所處的地位，或者挑戰上級擁有的權力。中國社會君臣父子夫婦的儒家思想，是這種文化發展到極致的產物。
所謂高不確定性規避型文化（high
uncertainty avoidance），指社會成員對不確定性的接受和容忍程度較低。屬於這種類型的社會重視的價值是清晰度和安全感，最抗拒甚至恐懼的是模稜兩可和含混不清。
改變生活發明 不會中國出現
高 權力差距型文化和高不確定性規避型文化通常是雙生兒。當成員內化了這套價值觀之後，一個由順從者組成，隨波逐流、循規蹈矩的社會（conformist
society）就會生根。此類社會的特色是善於模仿而拙於創新，並且對於改變現狀的新事物和新思維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敵意。
這解釋了為什麼 谷歌、面書和YouTube這些改變世界、改變現代人生活的產品和發明不會在中國出現。試想像一下，有什麼會比YouTube提供的網民自主內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或者谷歌搜尋器提供的用戶經驗，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一個對不確定性接受和容忍程度低的社會，不要說創造和發明，甚至連想像
YouTube和谷歌這類新事物都有困難。面書更「不中國」，因為它完全超越和顛覆了尊卑分明的階級意識和社會關係，它只能夠是一個主張平等
（equalitarian）的社會的產物。谷歌的前首席執行官與產品研究部前主管合著的《谷歌之道》（How Google Works）最近面世，書中提到這家市值超過3000億美元的公司成功，因為它自創辦以來，就一直吸引到像忍者一樣有異乎尋常技能的所謂「smart
creatives」投身，甚至獻身。這一點，跟谷歌是一家「一開始的時候連組織架構圖的概念也沒有的扁平公司」（a
flat organization that began with no concept of an org chart）大有關係。21世紀會是中國世紀嗎？我想未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