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長曾俊華一時口快，說了一句自己也是中產，卻竟然觸動社會的神經，惹來強烈反應，這應該是日後香港社會史研究中一個有趣的課題。有趣的地方不在於曾先生本人是否中產，更不是什麼咖啡與電影，而是社會上不同回應所聚焦（更準確的說，應是迴避）的問題。今次群情洶湧，就好像一面鏡子，照出時下香港社會的集體情緒。
就好像一面鏡子
曾先生作為高級官員而竟然脫離社會，對民間情緒如此無知，不知道那句話（對市民大眾而言）不單只毫無幽默感可言，而且在今天的社會環境裏會傷害人民感情（市民的看法是高官在講風涼話，態度乞人憎），這實屬不幸。但社會上很多聲音（當然是通過媒體而放大）也竟然以為跟他糾纏於中產階級的定義，暴露出他對階級缺乏了解，或跟他劃清界線，奚落一番，人心大快，便可為升斗市民吐一口烏氣，那恐怕是阿Q多於實際上面對現時社會上的問題。而批判與嘲笑曾先生的過程也實在太過癮了，以至大部分論者與讀者、聽眾樂在其中，但笑聲過後，其實沒有好好檢視最基本的問題：如果今天我們仍值得用上時間與精力去關注中產（暫且不談定義），那個議程應該包括些什麼問題？
我一直是從僱傭身分（即屬僱主、自僱、還是僱員）和職業來界定中產：所謂中產階級（或一些人所講新中產階級，以區分傳統上以自僱身分而成為小布爾喬亞的在職人士），主要指擔當專業、行政管理及經理職位的僱員。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產階級，旨不在於反映他們的收入（即是說這種分析本身已假設中產階級內部存在收入上的差異），也不會直接解釋其身分與生活方式（所以與咖啡及電影沒有直接關係），而是認為那些在勞動市場裏處於中產位置的人，擁有一些共同特徵：
1. 他們都是通過相似的渠道——而教育與學歷是重要的一環——而晉身中產；
2. 他們扮演專業或行政管理人員的角色，也因此而較一般打工仔取得更好的待遇（不止於薪酬，還包括福利、津貼）。同時，他們的勞動市場位置給中產人士提供了事業發展的空間與路徑，以至他們的職業生涯亦有別於其他打工仔；
3. 基於他們踏上中產路徑的共同經驗及其職業生涯的一些特徵（例如對事業發展作出規劃的可能性），中產人士傾向於抱要求社會改進，但又抗拒大變的社會、政治態度。
長期以來，他們比上不足，但比下有餘。過去在提升個人資歷方面投入不少時間與精力，他們期望未來可以有合理的回報和穩定及相對地富裕的生活。
刺到痛處
曾俊華先生的一句我也是中產之所以令很多人反感，引起社會反彈，其實是刺痛了在過去15年裏，不少剛進入中產位置和希望可以晉身成為中產的社會人士的痛處。他們之所以覺得好痛，是因為：
1. 發生亞洲金融風暴以後，中產的薪酬待遇逐漸有所調整。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工作的穩定出現動搖；二是福利津貼有所減少或已刪除；三是在中產人士之中，待遇的差距擴大（這就是中產內部的差異，成為了新的關注點）；
2. 在這個調整薪酬待遇的過程之中，晚近15年入職的年輕中產經常遇上相同工種但不同待遇的情況。入職的年份（而不是個人資歷、工作內容或職位本身）往往成為了決定工作條件與待遇的重要因素。而這是在待遇差距逐步擴大的過程之中發生，它令部分中產人士在心理上產生一種相對的貧乏感；
3.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少年輕中產開始提問：今天成為了中產，那又如何呢？以往年輕中產踏入30歲前後是進入穩定期（職場的位置開始鞏固，對未來的發展大概有所掌握，粗略地可預算未來的生活條件，而在某些行業裏開始可以享用一些福利津貼，令生活有顯著改善），但現在則於整個人生與職業生涯的生命歷程（即我們的人生年曆圖），向後延了大概5年。這也就是說，在年輕中產眼中，自己距離「上岸」（意思是初步踏入穩定期，而不是指豐衣足食或成為高層）之年，遙遙無期。
不進入問題 是這個社會的特色
只要我們多了解年輕中產的處境，便不難明白為何曾先生隨意一句，會在社會上引起巨大迴響。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喧嘩過後，對曾先生的批評卻未有進一步演變為年輕中產的處境的討論。不進入問題，是這個社會公共討論的特色。本地媒體還是很老套地忙於挖苦曾俊華，不然就簡單地將青年中產的問題約化為買樓上車的困難。看來沒有人留意到年輕一代人的生命歷程已經有所調校，跟上一兩代顯著不同。他們遲婚（或索性不婚）、到了30歲還跟父母同住、大學畢業幾年還要忙於提升個人資歷，其意義並不可憑上一兩代人的生命歷程來解讀。這些大家——似乎包括年輕編輯和記者——都不太想認真面對的現實，愈看便感覺愈灰。難怪全城都滿足於討論一下咖啡和法國電影，在枝節上做文章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