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聯繫技術提升個體互動質量，以及參與社會事務能力，長遠必產生重大政治後果。
全球用戶超過四億的手機即時通訊應用程式「WhatsApp」早前公布向Android智能手機系統用戶收取每年約港幣八元（約一美元）費用，網上隨即狠批和痛罵WhatsApp，社交網絡罷用WhatsApp群組更無日無之。
在群眾壓力下，WhatsApp不動聲息將用戶的免費使用期限延長三個月至一年。多份香港報章用「跪低」（跪下）來形容WhatsApp的政策轉向，有的更認為事件就像一年前捲入禁攝風波的名牌D&G要向它「冒犯」的香港市民「衷心致歉」一樣，是人民力量的勝利、市民團結抗爭的成果。
這令我想到當年大學畢業，一個哲學教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的一句話：「Be thankful for all your small victories, they may
be all that you have」（每次小勝都要心存感激，因為小小的勝利可能就是你最大的成就）。
小小的勝利，足以讓人歡天喜地，志得意滿，因為即使只是贏一點點，都會予人一種錯覺，以為擁有可以改變現狀的權力(a false sense of power and
control)。從心理學的角度，人既有天生的防衛機能，自會因應生活的種種難題制定各式各樣的應對策略。在形勢比人強的環境下，大多數人無力改變他們的生活與環境，只得逆來順受。於是，如何在一個沒有勝望的處境(no-win
situation)中攫取外人看來無關宏旨、不影響大局的「小勝」，成為大都市小人物一種自保和自我麻醉的生存方式。
這些用來救贖平淡生活的小勝利，可以是在繁忙時間成為最後一個擠進地鐵車廂的乘客，可以是以半價吃自助餐，也可以是在網上的討論區慷慨陳詞；各適其適，最重要的是「自我感覺良好」。在這樣的標準下，令WhatsApp「跪低」無疑是小勝利之中的大勝利。
對建制來說，偶爾發生WhatsApp「跪低」一類事件，給市民積壓的不滿通通氣，讓他們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熱情得到宣洩，只會有百利而無一害。在現行制度下，大多數人被少數的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剝削、操縱和勞役。這種制度的最大功能，是對現狀進行永無休止的鞏固和複製；並且製造一種錯覺，叫人相信現狀是無法——也不應該——一下子改變。任何改變必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否則整個社會——不只是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馬克思認為，沉默的大多數接受或至少默許這套論述，因為提出這套論述的政府擁有管治和使用武力的合法性；而他們的思想經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無所不用其極的操縱，也會產生一種「維持現狀符合社會最大利益」的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其實這也是人性使然：人天生有一種抗拒改變的「惰性思維」(intellectual inertia)，變是需要理由的，不變卻不需要理由。這使得他們成為對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非常有用的傻子(useful
idiots)——他們以任勞任怨和逆來順受去維護一個把他們剝削到極致的制度。
WhatsApp讓步，社交網站的動員能力功不可沒。越來越多人相信，社交網站是推翻獨裁和反抗暴政的犀利武器：它打破時空的限制，將人與人，以及思想與行動，更緊密地聯繫起來；不管是用來政治動員、互通消息，還是拆穿政府的謊言，皆無往而不利。
也有人覺得這是一種對新科技和新發明的盲目樂觀主義。暢銷書《網絡妄想》(The Net Delusion)的作者Evgeny
Morozov將那些對網絡通訊的解放潛力深信不疑的人，稱之為網絡烏托邦(cyber-utopianism)的信徒。他指出，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所有通訊技術可以用來行善，亦可以用來作惡，本身並無反強權和反暴政的親民本質。
無論如何，作為一種通訊技術，互聯網遠較電報、電台廣播、電視、傳真機、固網和流動電話優勝，因為它以多人對多人(many-to-many)，而非一人對多人(one-to-many)的幾何結構運作。至於由互聯網衍生出來的面書和推特一類社交網站，所使用的更是一種嶄新的聯繫技術(connecting
technology)，大大提升個人與群體互動的質量，以及他們參與和影響社會事務的能力。如此大規模、跨階層，以及每日都在進行的「給力運動」(empowerment
movement)，必然會產生深遠的政治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