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日的佔領運動對中港關係的衝擊，遠大於對香港本地的衝擊。佔領運動雖然曾激化警民矛盾、激化佔領與反佔領市 民的矛盾，但由於香港社會固有的包容性、法治和人權理念，在佔領運動和平落幕後，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人再刻意抹黑佔領運動、再挑起衝突，香港社會不致於進 一步分化。反而，佔領運動既是中港互信被破壞的結果，是中港兩地不同價值觀衝突的結果，又成為影響兩地互信、加劇兩地衝突的因素。要修復、重建中港互信， 絕不能靠宣揚黨文化、以「一國」凌駕「兩制」，不能有權就任性、有錢就任性，而要面對價值觀歧異的現實，重新尋找「兩制」的平衡點。
包容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社會運作模式、不同的民眾生活模式，相信是「一國兩制」構想的基礎，而「一國兩制」的實施，不只需要中港兩地的互信，也需要兩地 各自的社會互信。中共元老鄧小平對港人治港取態寬鬆，與其政治地位穩固所形成的自信有莫大關係。而中港過往攜手開闢歐美市場的共同利益，也有助中共對港政 策取態寬鬆。但是，隨着中共高層權鬥的激化，中共高層的互信、自信受破壞，並直接影響對港政策、影響中港互信。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香港的經濟貢獻趨 微，甚至越來越依賴中國市場，原本的經濟同盟已經生變，進而影響香港的政治地位，「一國兩制」的天秤開始傾斜。
一方面，中共高層近年權鬥的激烈直逼1970年代末。任期由2007年至2012年的中共十七屆政治局委員中，迄今已有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中央軍委副 主席徐才厚、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清算、被踢出黨。當局已公開的他們的貪腐醜聞，堪稱驚心動魄。這不只影響中共高層的互信，也影響港人對中央的信任。港人 不反對愛國，但怎麼去愛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所代表的黨所領導的國？
另一方面，梁振英與唐英年在競選特首時爆發的泥漿戰，是中共高層權鬥在香港的延伸，也把香港親共力量的內鬥推向高潮。梁振英贏了這場中共權貴家族香港代理 人的鬥爭，但輸了香港人的信任。中共貪腐的領導人信不過，香港行騙長官信不過，市民自然更需要真普選，希望選出能反映港人心聲、代表港人利益的行政長官， 而這種訴求與中共價值觀、政制、利益的衝突，最終反應在佔領運動。
中港的價值觀衝突在所難免，但並非沒有迴旋餘地、沒有妥協空間。若論價值觀的衝突，甚至戰略利益的衝突，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堪稱最為突出。遺憾的是，中國面 對美國可以因利益需要而選擇合作、擱置價值觀的衝突，但面對與香港的價值觀衝突時，一方面只有中央政府領導地方政府的高高在上的心態，另一方面又有香港經 濟完全受制於中國的優越感，因此罔顧港人觀感和信任與否、接受與否。從「一國兩制」白皮書的發表，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落閘決定的頒佈，再到否認《中英聯合聲 明》的延續性，中共我行我素，不只封殺價值觀衝突的緩衝空間，更封殺中港互信受益於國際監督的空間。
中港兩地要展開良性互動、重建互信，減緩價值觀的衝突，需要兩個前提：一是中共高層的互信、自信，不再把權貴家族衝突的硝煙燃燒到香港；二是港人的互信， 達成對真普選的共識，對行使《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所承諾、所賦予港人的民主權利的共識。這兩個前提的實現，必然是路漫漫其修遠兮，但有夢想總好過 絕望，有夢想才會有方向、有行動。
包容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社會運作模式、不同的民眾生活模式，相信是「一國兩制」構想的基礎，而「一國兩制」的實施，不只需要中港兩地的互信，也需要兩地 各自的社會互信。中共元老鄧小平對港人治港取態寬鬆，與其政治地位穩固所形成的自信有莫大關係。而中港過往攜手開闢歐美市場的共同利益，也有助中共對港政 策取態寬鬆。但是，隨着中共高層權鬥的激化，中共高層的互信、自信受破壞，並直接影響對港政策、影響中港互信。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香港的經濟貢獻趨 微，甚至越來越依賴中國市場，原本的經濟同盟已經生變，進而影響香港的政治地位，「一國兩制」的天秤開始傾斜。
一方面，中共高層近年權鬥的激烈直逼1970年代末。任期由2007年至2012年的中共十七屆政治局委員中，迄今已有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中央軍委副 主席徐才厚、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清算、被踢出黨。當局已公開的他們的貪腐醜聞，堪稱驚心動魄。這不只影響中共高層的互信，也影響港人對中央的信任。港人 不反對愛國，但怎麼去愛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所代表的黨所領導的國？
另一方面，梁振英與唐英年在競選特首時爆發的泥漿戰，是中共高層權鬥在香港的延伸，也把香港親共力量的內鬥推向高潮。梁振英贏了這場中共權貴家族香港代理 人的鬥爭，但輸了香港人的信任。中共貪腐的領導人信不過，香港行騙長官信不過，市民自然更需要真普選，希望選出能反映港人心聲、代表港人利益的行政長官， 而這種訴求與中共價值觀、政制、利益的衝突，最終反應在佔領運動。
中港的價值觀衝突在所難免，但並非沒有迴旋餘地、沒有妥協空間。若論價值觀的衝突，甚至戰略利益的衝突，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堪稱最為突出。遺憾的是，中國面 對美國可以因利益需要而選擇合作、擱置價值觀的衝突，但面對與香港的價值觀衝突時，一方面只有中央政府領導地方政府的高高在上的心態，另一方面又有香港經 濟完全受制於中國的優越感，因此罔顧港人觀感和信任與否、接受與否。從「一國兩制」白皮書的發表，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落閘決定的頒佈，再到否認《中英聯合聲 明》的延續性，中共我行我素，不只封殺價值觀衝突的緩衝空間，更封殺中港互信受益於國際監督的空間。
中港兩地要展開良性互動、重建互信，減緩價值觀的衝突，需要兩個前提：一是中共高層的互信、自信，不再把權貴家族衝突的硝煙燃燒到香港；二是港人的互信， 達成對真普選的共識，對行使《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所承諾、所賦予港人的民主權利的共識。這兩個前提的實現，必然是路漫漫其修遠兮，但有夢想總好過 絕望，有夢想才會有方向、有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