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己而後正人】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這是中國政治思想重點所在，也是孔子所說名言──「政者正也」的引伸。主要是要求於領導人的。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中有一句「《春秋》責備賢者」的慣用語。這是說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宗旨，是為了時代的衰頹，社會風氣的敗壞，盡他對於歷史的責任。他並不苛責一般人，因一般人大都是盲從的，聽命的；他責備的是領導者，當權者，或者有道德學問而負這種責任的賢者。倘使這些人搞錯了方向，會導致歷史的重大罪過，因此《春秋》以中正責備賢者。《論語》中這裡的觀念也是如此，解釋為政的道理在於先求自正，後來曾子《大學》的正心誠意等一系列思想，也是孔子這一觀念的引伸、演繹。到了唐代，真德秀著《大學衍義》、《心經》（儒家的心經）、《政經》等書，就是強調這個重心給帝王和領導者看的，所以唐代以後，用《大學》、《中庸》的正心誠意思想，作為領導人必然的修養，也是根據孔子這裡的思想。
這裡在文字上的解釋很簡單，政就是正，「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這句話譯成現在的白話文就是：假如本身公正，去從政，不必講，當然是好的。「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政者正也，要正己才能正人。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樣，那怎麼可以輔正別人呢？
下面跟著這一政治原理，描述一則冉有的故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這一段記載很妙，也是孔子的幽默處。孔子學生冉有，當時在魯國的權臣季家做事，職位很重要。在魯國的歷史上，季家當時很糟糕，想爭奪政權，不臣的跡象都顯露出來了。在上論《八佾篇》中就曾記載，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曾找冉有，問他能不能想辦法救季家，糾正他的思想。冉有說不能，可是冉有還在季家做事，有一天冉有退朝後，見到了孔子。（中國古代都在朝上處理公文，也等於是現代每天的朝會，討論政治，處理公事。）
說到這裡，我們有許多感慨。現在大家都覺得每天的會議太多，頭大得很，這是中西文化合璧的過渡時期的現象。時代不同，社會結構、人事變化古今大不相同。古代官制人事比現在少得多。就清代而言，康熙年間，全國上下二十餘省，從中央到地方的正式朝廷官員，只有二萬五千多人。就此人數，辦理約四萬萬人的政治事務。當然，我們看到清末的政治非常腐敗，但是在腐敗中間，也有一點值得注意，就說那時腐敗衙門的師爺們，每天上班，大多已在下午兩三點鐘，吃過午飯，睡好午覺，鴉片煙抽足以後才上班。可是他們今日事今日了，難得有拖到好多天才辦的。難道說這是制度問題？實在難以下一評斷！
再看古代，皇帝都是早朝，非常辛苦。就以清朝的皇帝而論，承繼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正面，專權到了極點，事無鉅細都要過問，以致皇帝從來不能睡得舒服。凌晨四五點鐘就要起床，如果貪睡起不來，就有一個老太監跪下來叫；如果叫不起來，就由另一太監，打一銅盆熱水，絞一條熱熱的面巾，覆到仍在睡夢中的皇帝臉上，替他擦一把臉，硬把他拖起來，替他穿上龍袍，拉著去主持早朝。吃飯也沒有人陪，孤家寡人一個人吃。清代先祖的法制：不能由皇后陪，最多下命令找一個喜歡的妃子陪他吃。人到了這個地步，權力固然可愛，可是有許多事情，就沒有味道了。我們順便講到這些，是要注意早朝制度。
【閒話一句】
幾千年來，一切國家大事，都決定在早上，乃至個人的處理政事，也是如此。如曾國藩當年理政，就不大開會，而是找部屬們一起吃早飯。有一個人不到齊，他就不動筷子，利用吃早飯的時間，討論了事情。所以對於過去的早朝和現在的會議，我們可以好好對比研究一下，對於自己國家將來制度的問題，也是值得考慮的一點。
這裡是說，一天冉有退朝回來，孔子問他為什麼今天回來這麼遲？冉有告訴孔子，因為有政務須要商量。孔子說，我清楚得很，看起來好像是國家的大事，雖然我沒有參加，不過就好像親自聽見一樣。孔子這個話非常幽默，想來，他說此話時，一定作了一個幽默的微笑，等於打冉有一棒。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魯定公一天問孔子，他說一般人都說，不要隨便說話，尤其是從政的人，在上面領導的人，只要一句話，就可以「興邦」，有這個道理嗎？孔子說，話並不是那樣說法。「一言而可以興邦」，這句話是一個原則，譬如說有一句一般人都知道的話「為君難，為臣不易。」這不就是一句話嗎！做領導人困難，做幹部也不容易。
這也就是孔子的機會教育，他對自己的國君，不好意思直接教訓。可是趁這個機會，舉出這句話來作例子，無形中教育了他。魯定公本人就是領導人，所以他說假使一個人懂了「為君難，為臣不易」這句話，就可以興邦了，事業前途無量了。這段文字很簡單，如以歷史的事實來講，一言可以興邦的史實很多，試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唐太宗時代的名論：「創業難，守成也不易。」就是這個道理，不但國家天下事如此，個人也是如此。一個人由貧窮而變成富有，是創業難，至於子孫的守成，又是一個大問題。究竟哪一個難？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上，素來認為兩皆不易。另一個例子，宋高宗曾說過，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其實這句話，春秋戰國時，衛國的蘧伯玉也這樣講過，人由於年齡的增加，經驗的累積，回過頭一看，才發現過去的錯誤。這些都是「一言興邦」的實例。
引伸到下面的「一言喪邦」，一句話而亡國的，又可以舉很多例子了。歷史上楚漢之爭，劉邦的長處，是聽從別人的話，他的所以成功，是對於別人的好意見馬上接受。如果我們研究歷史上一些成功和失敗人物的性格，會發現很有趣的對比。有些人的性格，喜歡接受別人更好的意見；不過，能立刻改變，馬上收回自己的意見，改用別人更好意見的人太少。劉邦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而項羽對於自己的主意就絕對不會改變，絕對不接受別人的意見。對於這一點，在個人修養上是要注意的，尤其作為一個單位主管，往往容易犯一種心理上的毛病，明明知道別人的意見更對，更高明，可是為了「面子」，為了「下不了台」而不接受。這種心理，大而言之是修養不夠，小而言之是個性問題，自己轉不過彎來。現在，我們看看項羽在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決定：當項羽打到咸陽的時候，有人（據《楚漢春秋》的記載是蔡生，而《漢書》的記載是韓生。）對他說：「關中險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勸他定都咸陽，天下就可大定。
關於這一點，我們中國歷史上曾有很多研究，國都應該定在哪裡？歷代都有討論。宋元以前，首都多半在陝西的長安，宋代因為國勢非常弱，定都汴梁。當時也曾有人認為洛陽是四戰之地，不宜為首都。往下元、明、清八百多年來，首都則在北京；民國成立以後，對於定都的爭議，當時也有許多主張。一派主張定都北京；一派主張定都南京；還有人主張定都到咸陽；又有人主張定都北京或南京都可以，但是應該在長安、武漢等地設四個陪都。這一派人看到了將來國家的大勢，要與國際的局勢相配合的。一個國家究竟定都在哪裡，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各方面的配合都很重要，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現在為了配合將來時代，預為國家的大計研究，這些歷史，乃至於近代史、國際現勢，都要研究。這是題外閒話了。
【風頭主義的英雄】
我們再回來講，項羽對這個定都的建議不採用。他有一句答話很有趣，也是他的名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就憑了這句話，他和漢高祖兩人之間器度的差別，就完全表現出來了。項羽的胸襟，只在富貴以後，給江東故鄉的人們看看他的威風，否則等於穿了漂亮的衣服，在晚上走路，給誰看？他這樣的思想，豈不完蛋！所以項羽注定了要失敗的。而同樣的事發生在劉邦的身上又是怎樣呢？
劉邦大定天下以後，他自己的意思要定都在洛陽。但齊人婁敬去看他，問他定都洛陽，是不是想和周朝媲美。漢高祖說是呀！婁敬說，洛陽是天下的中心，有德者，在這裡定都易於王；無德則易被攻擊。周朝自后稷封邰，到文王、武王，中間經過了十幾世積德累善，所以可在這裡定都。現在你的天下是用武力打出來的，戰後余災，瘡夷滿目，情形完全兩樣，怎麼可與周朝相比？不如定都關中。當然有一番理由，張良也同意，劉邦立即收回自己的意見，採納婁敬的建議，並賞給五百斤黃金，封他的官，賜姓劉。
以這一件強烈對比的史實，清代嘉道年間，有個與龔定盦齊名的文人王曇，寫了四首悼項羽的名詩，其中有一首還說道：「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頭顱贈馬童。天意何曾袒劉季，大王失計戀江東。早摧函谷稱西帝，何必鴻門殺沛公？徒縱咸陽三月火，讓他婁敬說關中。」這是王曇悼項羽有名的四首詩之一。「秦人天下楚人弓」，典故出在春秋戰國時，楚王的一張寶弓遺失了的時候，人家向他報告，這位皇帝說：「楚人失之，楚人得之。」意思是說皇家保存與百姓拿到，都是一樣，不要太追究。王曇引用這個典故，說秦始皇死了以後，中國人的天下，凡是中國人都可以出來統治。「枉把頭顱贈馬童」，指項羽在垓下最後一仗，被漢軍將領四面圍困的時候，他回頭看見追殺他的，正是他一個投降了劉邦的老部下，名叫馬童。馬童見他回頭，側過臉去。項羽說，你不要怕，你不是我的故人馬童嗎？聽說劉邦下令，凡得我頭顱的可賞千金、封萬戶侯。你既是我的故人，就把這顆頭送給你。於是項羽自刎了，這也就是項羽的氣魄。「天意何曾袒劉季？」劉季是劉邦的名字，這是說項羽「非戰之罪，天亡項羽」那句話的錯誤，而項羽的錯在哪裡呢？「大王失計戀江東。早摧函谷稱西帝，何必鴻門殺沛公？徒縱咸陽三月火，讓他婁敬說關中。」這就是項羽失敗的關鍵。
這裡再插一段閒話。說到歷史很妙，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燒書，對中國文化來說，是一個大罪行。但是他的罪過，也只能負責一半。因為秦始皇不准民間有書看，把全國的書籍集中起來了，放在咸陽宮，後來項羽放一把火燒咸陽宮，這把火連續不斷地燒了三個月，有多少書籍、多少國家的財富，由他這把火燒掉了。所以嚴格說來，中國文化根基的中斷，這位項老兄負有很大的責任。但後世卻把這一責任，全往前面秦始皇的身上推了。至於項羽的責任，由於對失敗英雄的同情，就少提了。
我們由「一言而可以興邦」的思想見解，所以又牽引出許多閒話。現在我們的國家，東方的國家，全世界的國家，都受了美國一句話的害，也就是一個政策的害。美國的什麼政策？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所謂「不准打勝利的仗，打有限度的仗。」我們這一代的歷史，大家對這句話，並沒有什麼很顯著的感覺，正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都在這個時代中，就沒有感覺到，假使我們退後一百年，或超前一百年來看這段歷史，看看美國人這一政策的結果，害死了多少人？破壞了多少國家？這個想作世界盟主的決策有多麼滑稽！多麼悲慘！「一言喪邦，一言興邦。」就是這個道理。我們由歷史上的故事，比類引伸體會，必定更為親切。同時，我們身為現代人，再由現代醜陋的一面去看看，更可瞭解這道理。
下面也是一樣，魯定公問，有人說一句話就可以亡國，有沒有這種事？孔子說，這個也一樣的，不是如此隨便解釋就可以的。接著下面孔子講的這句話就很妙了，他說有人說，我並不樂意作君主，只是為了言出法隨，誰都不能違背，可以完全依照我的意思，達到我的理想，這樣才過癮。孔子為什麼對魯定公說這個話呢？其實這情形也不止是魯定公一人犯的錯誤，一般人都有他同樣的毛病。試想為什麼人總喜歡抓權呢？因為有權力的人才能夠隨心所欲，才能夠控制別人聽自己的命令。所以歸納起來，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以這種心理來從政，那就錯了。下面的人不反對，並不見得你個人的意見就是對的。問題在思想的本身，在於領導人的意見本身對與不對。如果意見是對的，應該絕對信仰，不能違抗；如果領導人的思想不對，而要人們一定都服從他，這就要喪邦了。「一言興邦」與「一言喪邦」，連起來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大概地舉了過去的歷史，以及我們自己在這個時代的風暴中，所親身體會的經驗，希望大家對這一節能有更深的體會。
【畫龍點睛】
下面另外提到一個人葉公，他也是春秋時代的一個諸侯，用我們的口頭語講起來是一個小皇帝。歷史上有名的故事「葉公好龍」，就是有關於他的典故。前面曾經提到過，此人在宮廷中牆上、樑上、柱上，到處畫的、雕的都是龍。因之感動了真龍來，他卻又嚇死了。後人對於好講道德，而真要他行德時又不幹了；又如好交朋友，而朋友有困難時又不幫助了，這一類事故，便引用葉公的故事，說此人講德道、好交友，如「葉公之好龍」。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春秋時，人口少，土地遼闊，很需要老百姓，所以孔子說，能夠做到近者悅，遠者來，就是最大的成功了。在領導人來說，跟隨的人，不願離開；在外面的人都想回來；別處的人都想來投效，這就成功了。相反的，在你身邊的人想離開，在外面的人沒有向心力，這就有問題。孔子這兩句話，後世更引伸到外交上，能夠與鄰近的國家，相處得敦睦；而距離遠的國家，也願意來交往，這就做得很成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首長，他來見孔子問政，孔子告訴他做地方官的為政大原則。這就是前面提到過，要有遠大的眼光，百年大計。做一個地方首長，行政、建設等一切制度，要顧全到後果，為百年的大計，不要急功好利，不要想很快的就拿成果來表現。也不要為一些小利益花費太多心力，要顧全到整體大局。
接著，「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兩句名言，大家都懂得，不須多說了。
下面舉的一個例子，是法治思想與法理的重點，同時也與社會的道德觀念有關。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葉公告訴孔子說，我們這個社會裡，老百姓的思想、性格都很直爽，不狡詐。一個父親偷了別人的羊，他的兒子會挺身而出，作證人。我們這個社會風氣有多好！葉公這個話，我們要注意。無論是研究法律的，研究社會制度的，研究政治的，盡管只看到這麼幾句話，要領會出，對於社會心理、政治心理、法律的最高法理、犯罪心理，都有關係。
孔子聽了他這幾句話，答覆說，我們那邊社會的情形，與你們這裡就這不同了。如果兒子做錯事，當然父親為了親情，會為兒子隱瞞一點；父親做錯了事，兒子也當然替父親隱瞞一番，這是人情之常。也許你看來這樣不夠誠實，不夠直爽，可是所謂直的道理也就自然在其中了。這就是中國後世所謂法律不外乎人情的意思。假如講法治的道理，父親偷了東西，兒子告密，並沒有錯，在法律的觀點上看，是合理的行為。從人情上看，作心理研究，這一對父子之間，早就有問題存在了。人與人之間，不要說是父子，即使朋友之間，也不免有這一點感情。如果人沒有這點感情，而認為一定要這樣做才是對的，這個問題很大。所以這一段，作深入的研究，就有很多道理可以貫串了。
接著轉了一個氣勢，上面是談為政有關的問題，下面則談學問修養方面。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講到這裡我們要注意：孔子的整體思想都在談仁，究竟對「仁」下的定義是什麼？千餘年來，對於孔子的仁，敢下一個定義的很少。《里仁》全篇講仁，那都是講仁的用，仁的行為，《顏淵》這一篇，孔子講到仁，他下一個定義「克己復禮」為仁，這是仁的體。顏淵再問方法，孔子告訴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修養到仁的方法。
現在《論語》已講了一半，如果明辨一下，孔子的「仁」究竟是什麼？我的感想，只可引佛學上一句話：「眾盲摸角，各執一端。」從《論語》上所看到的孔子思想，都是講仁的用。如勉強抓住其中那一點，就認為是仁的全體，就等於「眾盲摸象，各執一端。」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代表了很多，從形而上的本體，到形而下萬事萬物的用，都歸到仁。
現在樊遲問仁，孔子講的是對個人修養的仁，他說自己平常的言行，恭敬而誠懇，做事盡心負責任，對長官、朋友、部下，對任何人無有不盡心的。恭、敬、忠，這三個要點具備了的人，即使到了毫無文化的野蠻地區，也是了不起的。這是仁的用，他希望學生們在內聖外王的修養，都能做到這個重點。
【是不是──士】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軟軟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上面曾經講過「士」的觀念，從一般的習慣，認為古代所講的「士」就是知識分子，這個話實際上很籠統。古代的士，必須內在的道德，外在的學識，兩方面都很好，才能稱作士。子貢這裡請教孔子，怎麼樣才叫士。
孔子說，第一是「行己有恥」。「有恥」包括了很多意義，最基本的是自己的人格道德沒有污點，這是對於自己的要求。我們每人幾十年交來了許多朋友，其中的確有些人非常有恥，怕做錯了事，怕難為情，自己沒面子，不好意思。
真正愛好面子這一點心思，培養起來，就是最高的道德。
然後「使於四方」。「使於四方」，也可作社會關係來解釋。強調一點來說，這裡可以認為是偏重於外交。孔子有許多國民外交的工作，乃至代表政府的外交工作，都是子貢去做。所以狹義來說，做外交要「行己有恥」，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外交官以外的人，一樣用得到。如果「行己有恥」，當外交官到外國去，對於職責、任務都能勝任愉快，這就叫士。孔子為什麼作偏重外交的答覆？我們要瞭解，孔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非常混亂，並不統一，各國諸侯，各自為政，處處用得到外交，和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一樣。我常說，讀《春秋左傳》，就可以瞭解現在這個時代，現在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放大。
講到這一點，又涉及歷史哲學了，曾有人說歷史是重演的，也有人持反對的意見，認為歷史絕對不會重演的。這就成了歷史哲學上的爭論。而事實上歷史會不會重演呢？我們可先讀唐代竇鞏的一首詩「傷心莫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台。」這首詩全部都是哲學思想。東流的江水是一去不回的，但江水永遠在東流，歷史的原則是不會變，所以也可以說歷史是反覆的。因此認為要瞭解今日的國際大勢，要讀歷史，尤其要讀《春秋左傳》，大原則不會錯的，不過要自己去領悟。
因此我們讀了這段書，知道孔子在春秋戰國那個時代，認為「士」，有才能的人，在外交上能達成任務，辦得成功，是了不起的。子貢又問，這太高了，士也有各種各樣的，其次又該怎樣？孔子說，在宗族之間都稱他為孝子，在鄰里之中，地方人士都說他友愛，這也可稱為士了。
子貢又問，再次一點該如何才是士？孔子說，到處要講信用，要守信。我們研究儒家思想，這一點要搞清楚，中國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有些人要打倒它，實在不曉得活用。我們過去讀書，總是問這個孩子讀書讀通了沒有？不會問拿到文憑沒有；學問要讀「通」，要曉得活用的。孔子這裡說的，一個人「言必信」，講了的話一定要兌現。「行必果」，做事一定有結果，有始有終。這種人該不錯吧！可是孔子說「小人哉！」這樣是不錯，可以用在自己作人方面，但並不一定可以處理國家大事，這也可以叫作「士」。這是三種人才的分類。
子貢於是再問，現在一般從政的人，老師以為他們怎樣？孔子說，那些都是為了領幾斗米，拿點薪水的人，不必談了。「斗筲之人」，這句話兩個觀念：一是只為了找個工作吃飯的人，哪裡把國家天下事擺在心上，這種人算不了什麼。一是可以解釋為車載斗量的普通人物，太多了，不必談。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猖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上面講了人才的分類，人格的看法，下面就引用孔子的評語，中行的人，就是行中庸之道的人，自己有中心的思想，而能調和、中和矛盾的思想或感情。孔子認為這種人才還是太少，不易得到。
其次孔子欣賞兩種人，就是狂、狷之士，這種人往往是中流砥柱的人。就對交朋友而言，平常無所謂，到了真有困難時，能來幫忙的朋友，不是狂之士，就是狷之士。如何是狂？如何是狷？以前解說過，不必再重複了。
【有恆為成功之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
這一路下來，都是討論人的問題，以現代來說，包括了人才的分類、人格的類別、人性的研究，這些都與為政有關係，到這裡孔子引用南方人的話。春秋戰國時的南方，像楚國，在長江以南，道家的思想比較發達。事實上現在也是如此，如湖南、貴州、四川一直到西藏，現代所謂的神秘學都比較發達。印度也是這樣，在南方神秘學比較發達，任何國家都是南方神秘學比較發達。北方的人個性堅強，行動果斷；南方人比較優柔，也比較聰明。不但中國如此，外國也一樣。這是什麼道理？擴大問題來研究，是因地質影響人的個性，前面提過，顧祖禹著的《讀史方輿紀要》這本書，各地人的性格，都有其地方性的特點。
古代把醫和巫放在一起的巫術，包括了符咒，這些都是神秘學，涉及精神力量的問題。說到這裡，問題又大了，這裡巫醫，是古代巫與醫並稱。古代的記載，巫為巫祝，後來醫學有一科名「祝由科」，可也真靈。這些證明了人的精神可以控制物質，轉變物質的，物質的根本在精神。如湖南辰洲派的符籙，怪事很多。
古代認為巫事雖是很淺薄的事，可是沒有恆心，就學不會。孔子在這裡引用南方人這個觀念來說「善夫！」認為這話非常對，是真理。為什麼？任何人做事沒有決心，沒有恆心，都做不成。常聽人說中國功夫，什麼是功夫？我說，方法加上時間，加上實驗，就等於功夫。有方法沒有用時間練習，怎麼會有功夫？任何一種功夫都要有恆。下面孔子引用的兩句話，「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是《易經》上恆卦九三爻辭，卜卦用的。意思是說做事情，修德行，如沒有恆心，做做停停，終歸沒有結果，很難為情。這雖然是卜卦用的話，但真正懂了有恆的道理，用來處事，就不必去求神問卜，只有「自求多福」了。這和後來荀子解說的：「善於易者不卜。」是同一意義。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這兩句話用來解說前面所提到的「中行」的意義，是最恰當不過了。
和而不同，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夠調和左右矛盾的意見，而自己的中心思想還是獨立而不移。小人就不一樣了，容易受別人的影響，別人縱然影響了他，然而人各有志，到了利害關頭，意見衝突，相處就不會融洽，自然而然變成同而不和了。
【鄉愿之見】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問孔子，假如有人，鄉黨社會中的人都說他好，都歡喜他，像這樣的人，怎麼樣？孔子說，不可以絕對認可。子貢又說，假如大家都說他壞，又怎麼樣？孔子說，也不可以如此隨便附和。不如鄉黨中的好人喜歡他，鄉黨中的壞人討厭他，才能斷定他的好壞。
孔子這個道理，說明了一件事，就是我們現代說的「群眾心理是盲目的」。所以一個人對於善惡之間，很難判斷。辦地方選舉或在司法上判案子，就要注意，有時候群眾認為不對的，不一定真的不對；群眾認為好的，也不一定是好的。由此可見為政之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孔子說，君子之人，與他共事，容易得很。因為君子人多半愛人，多半平易近人，比任何人好相處；但是要想做些什麼事討好他，就很難了。從歷史上看，許多好的大臣、好的領袖，都是這樣，向一個好的主管提供一個意見，只要差不多，他就會接納，准予酌情照辦；但要想使他真的心裡很高興，就很難做到了。至於說不以光明正當的途徑，而想討好他，那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君子人對於部下，信任、體諒、因才起用。因此，作為一個主管的，對部下的建議，認為可行就採納，不必問這人本身的學識夠與不夠。倘希望自己得到百分之百的滿意，對部下的品德、才能、知識各方面都要求第一流，則不易得。當主管的不必什麼事都要自己計劃，要量才而用，捨掉部下的缺點，用他的長處，下面一定能達成任務，這就是「使人也，器之。」
至於小人就很難共事。但是摸到他的心理，稍稍迎合一下，他就高興了；乃至其他一下，他都高興。可是小人用人的時候，要求完備，樣樣要好，這做部下的就很難了。
孔子這些話，都是從政的經驗，這就是聖人。把人情世故，透徹到極點。因此我們知道做領導人的，用人不要過分要求，世上沒有樣樣都好的人，愛打牌的勸他少打一點，愛喝酒的勸他少喝一點。辦好了事，讓他去，不要求備。希望每一個部下都是孔子，道德又好，才能又好，太不可能了。如果孔子來做自己的部下，自己又是一個什麼「子」，才能承當呢？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這又是君子與小人的對比。君子之人很舒泰，這個泰字，包括了很多意義：度量寬宏，胸襟開闊，光明爽朗，這就是泰。君子雖然很舒泰，態度絕不驕傲。小人既驕傲，又自卑，心裡像貓爪一樣，到處都是毛病，心境就不泰然了。
《子曰：剛顏木訥，近仁。》
這一句話，包括一個人的三種個性。剛，很剛強，換句話說有脾氣，而且是很明顯的有脾氣，不對就是不對，絕不願放在肚子裡不響，教他做不合理的事情，他絕不幹。毅，是果敢，有決斷。木訥，是看起來好像笨笨的，但很厚道、樸實。如這三個因素具備的人就太好了，再不然有其中的一點，也都是近於仁道的人物。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也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這裡也來問，怎樣才算一個士，孔子這裡和回答子貢的，有所不同了。孔子拿四個字來形容，他說一個人「切切偲偲，怡怡如也」總是對人笑咪咪，不是假笑，是內心愉快，這就是士。對朋友切切偲偲，很親切，有感情，當然這個感情並並不是每天請吃牛肉麵，而是在朋友有困難時，伸出援手。在兄弟之間，非常愉快，不是冤家，真如骨肉，這樣就是士。這幾句話看起來好像教條，反省起來，我們每天對朋友、對同事、對兄弟都能愉快相處，和藹相親，就不易辦到，尤其對子路的個性正好下一鍼砭。
【國防第一】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到這裡，這一篇快作結論了，這篇開頭說：「世而後仁」，又說「善人為邦百年」才可以建立一個國家文化的基礎。我們知道周公、孔子，都在身死百年之後才慢慢弘揚出他的文化思想，然後影響了後世幾千年。
至於軍備武功，一個有學問有道德的善人來領導，只要七年之間，就可以保家衛國了。「即戎」，把軍事上的國防建設做好，可以用兵應敵。但要有上面的重點──善人。善人並不只是做做好事，拿點衣服去送送人，做做冬令救濟的善人。這個善的意義很大，是包括了道德、學問、才能。這樣的人領導人民七年，就可以富國強兵了。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這是本篇的最後一段。我們翻開這篇第一段，是子路問政。現在把孔子這句話放在《子路》這篇的最後作結論更妙。因為子路的個性比較衝動，喜歡用武力解決問題。孔子罵過子路，「暴虎馮河」，只曉得用武力、用軍事，偏向於武功，而不懂得為政之道。可是在這裡的結論，卻主張一個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忘記國防，不能忘記軍事。如果不教人民軍事的知識和技能，不鞏固自己國防上的戰備，等於自己要把國家丟掉，是不可以的。孔子在許多地方，表面上看起來，不大贊成用武力解決問題，但對於國防的戰備，他認為非常重要。個人的修養也是如此，隨時要準備戰鬥的精神，但不輕易用兵。中國武功的道理也是一樣，練拳、練刀、練劍的人，要練到最高的武功，可不是為了輕易殺害別人，而主要在於求得和平的自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