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嘉文
這一年的港大傳媒春茗，好像格外熱鬧。府邸外，校長在草地上被人簇擁著，用廣東話說起「新年快樂」四字，有人打趣問他，懂不懂說「港人治港」？旁邊的人立刻提醒，小心墮進陷阱。
踏進二○一五，港大像踏進了風眼，尤其法律學院，先有左報批評研究差，再傳出前院長陳文敏被阻撓做副校長。社會對此的反彈不小，大概是因為那觸碰到的，自由被干預、法治變人治，是香港人一直視之為命根的價值。
在 草地的另一端，我遇上有份站出來反擊左報批鬥的法律學系副院長溫文灝博士，他沒對近來的事評價什麼，不過跟我說起電影來， 「要理解香港法治，不能單從法律，文化其實息息相關，什麼是香港，什麼人才叫香港人」。他教我從幾套港產片看香港人一直以來的憂慮，「社會問緊的問題，法 律界關注的問題，電影也在尋找答案，是互相呼應的。」例如九七前，香港人憂慮回歸後司法不再獨立，周星馳的《審死官》正是談官官相衛。而在本來說好了會有 普選的二○一二年，《寒戰》裏飾演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的楊采妮，在銀幕上也替香港人向更高權力呼喊﹕你這是人治，不是法治！
電影可成討論聚焦點
這年來，我們問得最多的問題，大概是我們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要公義？要和諧？那麼，怎樣才叫公義？怎樣才是和諧？這些問題，並不止困擾我們這一代的香 港人，自古以來，其實一直被人類討論、詰問。「曾幾何時，像在古希臘時代，人們討論怎樣才是一個公正的社會，反思的聚焦點，在於哲學，人們會看哲學經典、 看柏拉圖，尋找答案。今時今日，除了我的學生被迫看這些巨著，一般人其實不會看。但這不代表人們不思考這問題，只是途徑改變了。有學者認為，電影就是廿一 世紀的討論聚焦點。」
八九至九七 多電影談法律
法律學系副院長兼英文系名譽副教授溫文灝Marco，八年前從英國回香港，研 究香港電影與法律。他第一份研究，範疇是八四年至九七年的香港電影，帶着的問題是﹕「在這個歷史時刻、過渡時期，為什麼出現這麼多關於法律的電影，而且這 麼多人喜歡看？《法外情》啦、《審死官》啦、《算死草》啦、《古惑大律師》啦，票房全部都很好的」。記者翻看資料，八五年的《法外情》，票房有一千一百 萬，在當年華語電影之中排第十二；九○年的《古惑大律師》，票房九百六十萬；至九二年，《審死官》票房近五千萬，是當年之冠；九七年的《算死草》，也有二 千七百萬，排第五。
Marco說，當時的社會環境是重要的。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簽了之後，人們開始諗回歸，而聯合聲明裏也提 到司法制度，所以人們也有討論。例如是保持原有司法制度，抑或引入內地的法律概念？一國兩制，是其中一個因素，當然還有其他。後來，八九年發生天安門事 件，香港人對人權的憂慮更劇烈。翌年，香港開始制訂《人權法案條例》，同時加快《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將近九七時，人們在討論終審法院的組成、幾多個法 官、從哪裏聘請、誰人做終審庭首席法官。這個就是當時的社會環境」。
探問何謂法律程序
為此，Marco仔細檢閱那時期的香港 電影，覺得電影裏嘗試提出的討論、問題，大多不是源於單一事件，而是反映當時社會的狀况。像周星馳的《審死官》，電影講述山西布政司的親戚下毒殺死人，然 後用白銀五千両賄賂負責審理案件的知縣，周星馳飾演的狀師宋世傑，為伸張正義狀告至八府巡撫。電影最後高潮的部分，鏡頭落在一把紙扇，紙扇上大剌剌寫着 「官官相衛」，正是整部電影的核心問題——這不是因為寫劇本的那個時候有什麼官官相衛的事發生，「當時香港人討論這個問題，怕回歸之後，法制是否會有問 題、貪污會否成為風氣、司法是否繼續獨立，抑或法院的法官，其實與政府的高官是一伙的？」他舉例，譬如電影裏所比喻的情景，換作現實情景的話，周星馳的角 色是作為一個律師，他面對的，是在法院面前，官也是信不過的，「司法制度，是否還信得過呢？如何才可以保住我們信得過的司法制度？」
回應香港回歸處境
九 七年，同是周星馳的電影《算死草》，提出的問題改變了，但其實同出一轍，同樣在回應香港回歸的處境。在與《審死官》同一個朝代清朝，地點換成了中西混雜的 香港，故事講述周星馳所飾演的陳夢吉是有名的狀師，為救被陷害的徒弟而到香港打官司，不過陪審團早已被收買，而也因為陳夢吉不認識香港法律，以致即使他找 到了真相和證據，都被一一推翻。Marco認為，《算死草》詰問的，其實都是香港司法制度的前路，但這裏並不是提出對內地制度、文化的憂慮，而是反思英式 的法律制度，「周星馳找到證據證明兇手另有其人，但因為他沒有依足法律程序，所以他找到的，不可以成為呈堂證供；又例如他的證人，因為給證供前，沒有把手 放在聖經上宣誓，於是供詞說了的當沒說過。當然這是誇張，但從誇張的手法、幽默的方法，我們看到這電影在探問，法律程序是什麼？怎樣才為之公正的法律程 序？」
法律文學電影一家
從電影之中，Marco嘗試梳理出香港人對法律的觀念、社會對法律的期望，這種研究，在其他普通法的 國家如美國、英國、澳洲等，都相對成熟。他說，這些國家有關於法律的跨學科研究，大概是源於這些國家的法律教育制度，「像美國，要讀法律的話，先要有一個 學士學位，所以讀法律的人，之前已有了其他學科的思維訓練」。至於Marco，他先在耶魯大學讀文學，然後才到劍橋讀法律，再到哈佛讀法律碩士。「讀
law的時候，發現好多法律裏面問的問題、處理的議題，與文學其實好相似。像十九世紀講女權運動，當時的女人結婚後，不可以自己簽約，不可以自己開戶口、 工作，法律應該她與丈夫的身分已融合，由丈夫代表她就可以。那時候，愈來愈多人覺得這樣對女性不公，小說中可以看到女性是怎樣被描述，她們如何困擾、不快 樂，反映這樣的制度，其實好多問題。或者二十世紀的美國，六十年代，說的是民族權利，這在很多美籍黑人所寫的小說，也讀到他們生活遇到的問題、不公，這些 甚至與當時法院正在處理的案件、法律問題，也是相輔相成。」愈讀下去，Marco愈認為，法律和文學、電影，其實在同一框架之內，都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問得愈來愈批判
直 至在取得博士學位前一年，才回到香港，「因為我是香港人，始終都要回來」。香港，在他回來之時，尚未有人有系統地為香港電影做這方面的研究，但他認為這很 值得花時間，不論對於香港本土，抑或放於國際學術討論的層面。「香港有它獨特的文化背景，由英國殖民地變回中國一部分，這帶出很獨特的法律議題，其他地方 不會有。」
英國是否一定好？
從八○年代起，香港電影一直走來的脈絡，Marco看到的，是香港人對法律的理解愈來愈深，問的 問題也愈來愈批判。法律電影開始引起人們的興趣，《法外情》功不可沒，裏頭的劉德華，正義又靚仔，故事感人，我的確聽說有律師因為劉德華而立志讀法律，而 即使過了三十年光景的現在，「為什麼有人說不如找劉德華做特首？我覺得某程度上大家都記得劉德華成名時，形象是個很公正的人」。不過當時的形象，比較膚 淺，因為香港人對法律認識不深，「就因為劇本裏寫他是一個從英國畢業回來的律師。那時的人覺得，在英國讀法律嗎？一定很好，這在戲裏放得很重」。但到了九 七年的《算死草》，香港人已不再簡單認為英國一定好，「裏面描述英式法制的方法很不同，電影在問，英式制度是否一個好制度呢？」
憂慮與答案……
另 一個變遷，大概是回歸之後，香港人所憂慮的，不再是往時對未知將來而不知所措、探索方向，而是問的問題更實在更眼前。就像《寒戰》，提出法治與人治的問 題，「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當時是二○一二年」，整個社會就是在關注這個問題。他記起，當時身邊的朋友，都在討論戲中的情節，認為那種制度不能忍受，「可 能是斷斷續續的討論，講下又食下飯，這種討論，未必學術，但討論是存在的」。另一個例子，是去年由郭富城演檢察官的《全民目擊》，嘗試帶出的討論更實在﹕ 法律如何發掘一個真相？「套戲講有一個人死了，殺人兇手是誰呢？」電影不像一般的懸疑片或法庭片，它嘗試採用多角度敘事，透過大眾群體、律師、檢察官、富 豪四個視角講述同一事情，展現不同角度下看到的「真相」。「起初以為是真相的，未必是真相，我們總是有些事看不到。那麼，在一個法庭裏，什麼可以作為呈堂 證供呢？什麼是一個可信的觀點呢？怎樣發掘一個真相？」
我說，這問題，其實問得很合時。在這個愈來愈紛亂的社會，在常識被扭曲、真相被蒙蔽 的年頭，怎樣的「真相」才是可信呢？若果歷史可以啟示未來的話，那麼Marco在電影之中，又是否看到我們的未來？又抑或，至少從報章新聞以外，是否對現 在的狀况掌握更多，例如香港的法治是否正在沉淪？「現在還是太早去說。在電影裏，我看到一個道理，事情是會不斷變遷的。是否走下坡，我現在答不到你。你五 年後再問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