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沒想到六月四日拙文提及蔣介石在日本受訓，引起不少議論。剛好正在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野島剛著蘆荻譯台北聯經社出版；下稱《白 團》），主題是寫敗走台灣後蔣介石如何利用日本退伍軍人協助重整台灣軍隊的往事，雖然事關重要，香港讀者多半不會有興趣；不過，值此北京自稱中共為抗日戰 爭的「中流砥柱」、「領導敵後戰場」、「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力量」，因此九月要大事慶祝抗日勝利七十周年之際，說說這位過去被稱蔣光頭而不名的抗日英 雄，正合時宜。首先應說說什麼是「白團」？簡單來說，「白團」是二戰結束後不久即五十年代開始（不少人在台工作至六十年代末）、由二戰時期的日本軍人 （「日本帝國最後的軍人」）「軍事支援」台灣的組織，由於其領導人日本前陸軍少將富田直亮的中文名為「白鴻亮」，因而得名（「白團」所有成員都有道地的中 文名，以收魚目混珠蒙混避人耳目之效）。這本書主要是寫蔣介石如何利用日本軍人為台灣重建軍力「出謀獻策」，內情甚有可觀，惟與文旨更與香港無關，點過不 談。《白團》涉及不少蔣介石的「政治秘辛」，頗可一讀。
據本書第一章〈蔣介石是什麼樣的人〉，蔣志清（蔣的原名）於一九○六年（明治三十九年）四月十九歲時第一次赴日，由於不明入學資格，未獲滿清軍部推薦信， 進不了軍校，只能報讀東京「清華語言學校」（前身為梁啟超於一八九八年創辦的「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在這所「不能純粹算是語言學校」的僑校習日文。如是 蔣志清在日本逗留八個月、未學成便回國，進「北洋陸軍部陸軍速成學堂」（後之「保定軍校」）就學，一九○八年該校選派六十二名學生留學日本，蔣是其一。這 一趟，他於日本就讀日本軍部專為清朝學生而設（清朝因此捐助二萬圓資金）的「東京振武學校」。
「振武學校」三年制，期間學生「必修科」是「軍事課程」（主要是典禮教範及體操），其他科目包括日語、歷史、地理、數學、物理、科學、博學及繪畫，與一般 中學無異。有趣的是，這所名為「振武」的學校更似「日語專門學校」，資料顯示，在三年一共四千三百六十五小時的授課時數中，日語教學佔一千七百三十四小時 或總上課時數百分之四十強！
蔣志清前後讀了三年八個月的日語，理應成為「日語通」，事實不然，據日本作家保阪正康那本風評甚佳的《蔣介石》（文春新書）︰「蔣介石在聽方面沒有任何問 題，但要使用日語交談，顯得相當困難。」日本前相、時任國會議員的森喜朗七十年代初訪台拜會蔣介石，便說他們的對談要即時傳譯，蔣只能用日語「表達問候之 意」，可知蔣氏雖前後在日本「留學」近四年，但日語仍不能達意。蔣介石從政後曾訪日，東京報章說他「能以流暢日語對談」，但野島剛認為日人對外人能用「稍 微通順的日語進行日常對話，就會覺得相當敬佩。」等於說這是日本傳媒客氣過甚的形容。事實上，蔣的日語僅止於「哈囉」、「唔該」和「拜拜」而已。
二、
蔣志清「胸懷大志」，有「光我神州完我責」之思，卻不是個好學生（文武都不行！），他學了這麼多年日語仍不能對談，在「振武學校」的成績亦差強人意。蔣於 一九一○年（明治四十三年）畢業後，「清國留學生隊」共有十五人被派駐紮於新潟縣上越市高田的陸軍第十三師團野戰炮兵第十九隊第二大隊第五中隊服役，蔣當 普通士兵，一九一一年六月升任上等兵，八月擢為伍長，看似「扶搖直上」，卻是同輩中升遷最慢的一人，因為其他人都升至軍曹。蔣的學業成績和軍中表現，不是 倒數第一便是第二！蔣志清年輕時有過一段生活糜爛好賭好色與無賴流氓為伍的歲月，他的學業成績不佳，應為意料中事。
如今高田的「鄉土紀念館」設有「蔣介石專區」，展出當年蔣的相片和日記，牆上貼着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蔣介石發表以《以德報怨》為題演說的「中日對照全 文」；眾所周知，蔣介石遵照古訓「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這類「我民族傳統至貴的德性」，因此「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遂 對蹂躪我國濫殺無辜國人的日本，行「以德報怨」之「德政」，對戰敗的日本，不僅「並不要企圖報復」，甚至連要日本作出戰爭賠償也免了！蔣稱此為「仁義之 師」所應為，但難免蒙上姑息養奸之惡名，以至有人會說留有餘地以便必要時利用日本人如「白團」的陰謀。無論如何，日本人對《以德報怨》陳述的觀點，照單全 收，因而把附譯文的全文懸之壁上。此外，壁上還有一幅蔣介石送給他的老長官——當年的師團長岡外史——的墨寶「不負師教」。據考證，此「墨寶」於一九八四 至八七年間送達，時蔣已謝世多年，字極可能出自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書法家秦孝儀手筆。看蔣志清的學業成績，這四個可圈可點的字反諷味道真的很強烈。
三、
一九一五年蔣介石二十八歲時開始寫日記，直至一九七二年他八十五歲時才停止；他於一九七五年離世，在停寫日記的三年內，他的健康極差，無法提筆寫作。從一 九一五年至一九七二年的日記，只有當中四年因戰亂丟失，那意味存世的日記共五十三年，冊數達六十三本。讀過蔣介石日記的學者認為「橫跨如此長時間、包含如 此豐富內容的日記，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事實果真如此，但「絕無僅有」不等同有歷史價值。
不擅長舞文弄墨的蔣介石何以寫日記，據日記所記，是受清朝封疆大吏曾國藩的影響，曾氏有《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傳世。蔣氏對曾氏非常崇敬，曾勤讀他的著作，他仿曾氏寫日記，可能性很大。
《白團》在〈蔣介石成為「日記魔」的理由〉一節，說他「從小接受嚴格儒教訓練，在修身養性方面有相當強烈的自我要求……。同時日記也有對子女進行家教的作 用。蔣介石在生前，就經常要求兒子蔣經國閱讀自己的日記」。這似與寫日記的原則相違背，因為日記是以「不被他人所察覺」為前提，換句話說，日記所記，應有 許多不願人知的「內心剖白」，但蔣氏要兒子讀他的日記，傳達了蔣介石寫日記有「不願人知」以外的目的，因此可能非常造作矯情，這也許是日記內容的真確性， 至今仍有相當多爭議的底因。
筆者對蔣介石的認識甚淺，即使去年五月底曾寫成被內地改為〈假如蔣介石投降了日本〉的「被漠視的二戰英雄蔣介石」系列，對他的為人事功並無深入了解。惟從 他於二十八歲便寫日記，且起始幾年常有因為不務正業與三教九流交往而寫下如「真想死」或「真討厭」的字句，可知他為隔天（蔣氏習慣於清晨記昨天的日記）所 作所為頗為後悔（這便是他「從小接受嚴格儒教訓練」之功）……。從其日記所見，蔣氏是在國民黨內地位迅速爬升後才「開始以嚴格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 己……。」五六十年代本港左報對蔣光頭極盡全力的抹黑中傷，看來並非純屬向壁虛構。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七十周年，近月有不少記述評論日本和抗日戰爭的書籍出版，除了《白團》，中文大學出版社剛出版的《二百年日本史——德川以來的近代化進程》（戈登著李朝津譯），對理解日本人的「奮進」大有幫助；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東方歷史評論》（第六期，「理解日本」專輯），蒐集多篇學者專家的文章及訪談，內容詳盡觀察開闊，均值得有意了解日本的「前世今生」者細讀。
